无米之炊：天津蜂窝煤推广初期的资源困境与政治运作（1957—1966）

一、引言 

  对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成就及其经验，学者们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中肯地分析了该体制在运作中存在的高增长、 低效益等特性。①但聚焦实践层面，该体制如何影响新中国各项事务的运作，则需要从更微观的视域开展考察和分析。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该领域，并从特定角度出发加以讨论，关注点涉及地方城市工业体制改革、地下经济运行、家庭小手工业生产等，为我们理解计划经济体制同组织地方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持。②此外，也有学者聚焦“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深入计划经济更深层的运作逻辑，提出计划经济在带来工业经济产能过剩的同时，也依托特殊的自主调节方式实现产能转移。③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还作用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民众的衣食住行都与国家对资源的集中调配有关。本文以天津市蜂窝煤的推广为例，力图为理解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逻辑提供案例支撑。

  蜂窝煤，是一种以粉煤或煤末掺杂石灰、黏土加工压制成的短圆柱状，纵向有若干贯穿孔的民用型煤。④相较于近代以来民间家庭取暖、做饭常用的另一种型煤——煤球，其多孔状结构可以增加煤与氧气的接触面积，提高燃烧的热效率。据统计，用普通炉具烧煤球的热效率约为20％，烧蜂窝煤为25％—30％；若在家庭层面推广，可以有效降低生活用煤的消耗。⑤

  蜂窝煤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的大规模推广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但就其试点工作而言，5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率先开展并积累起十几万的蜂窝煤用户数量。⑥1957年至1966年间，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效仿北京开展蜂窝煤推广工作，但都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以天津为例，其一年内推广十几万蜂窝煤用户的愿景遭遇了将近十年的实践阻滞——蜂窝煤用户长期停留在2400余户，市场扩张缓慢。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天津的蜂窝煤推广工作成为一场收效有限的民用燃料革新实践。

  这一由政府规划并主导的蜂窝煤推广工作为何会在实践中遭遇困境？天津市又为何、如何在极低的实际用户数面前维持蜂窝煤推广态势？本文意在以天津蜂窝煤推广受限问题为切入口，参照同期北京的蜂窝煤推广情况，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供应和分配制度影响地方工作的具体过程。以此为基础，窥析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短缺困境”的内在逻辑及调适可能。

二、推广愿景与现实落差

  推广任务之所以会形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首先应考虑目标本身是否可行。本节从目标制定层面切入，探究天津市政府（当时称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在提出推广规划时的逻辑与初衷，分析其对后续推广工作的影响。

  1955年，《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在十六万户居民中推行蜂窝煤”为例，号召全国百姓节约日常用煤，支援国家工业建设。⑦据北京的推广经验介绍，一般家庭烧蜂窝煤较烧煤球节省纯煤20％，5口至6口之家每月可以节约100斤煤。⑧1957年天津市煤建公司也专程赴京学习蜂窝煤制作技术，并提出于次年在本市推广蜂窝煤。⑨1960年2月，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制定了颇为完备的蜂窝煤推广方案，提出全年分期分批推广17万户的目标，占同期城区户数的30％。⑩可以看出，天津市政府在接触到蜂窝煤后表现出非常明确的推广意愿，希望以高目标推动民用煤领域的更新置换工作。

  但理想愿景的实现并不顺遂。天津市政府出台推广蜂窝煤规划后数年，蜂窝煤普及率一直低迷不前。1956年年底，天津仅有两个门市部制售蜂窝煤，供应1300余户，11仅占同期城区人口的0.13％。12在1957年天津市政府提出发展蜂窝煤构想后，直到1960年5月，全市蜂窝煤用户数量才达到6037户，且在1961年初又快速落回至2340户。13这一数字直到1965年基本不变。14除此之外，天津在这十年间还经历了推广目标的变动：1960年，市政府将推广户数由17万户下调至5万户，又在1965年微增至5.7万户，但始终无法带来蜂窝煤用户数量的增长。可见，天津蜂窝煤推广的实际成效有限，远未达到预期。

  难道天津的蜂窝煤推广目标存在问题吗？1960年2月，天津市第一商业局推广烧蜂窝煤的报告算了这样一笔“节约账”：  

  津市居民烧煤按淡旺季平均计算，每户每月烧煤球270斤（全年3240斤），烧柴18斤，如改烧蜂窝煤每月用225斤（90块，每块2.5斤），用柴7斤，每户每月可节煤45斤，节柴11斤。按现在公共食堂还没有普遍建立的情况，根据分期分批推广到年底达到市区居民30％（17万户）计算，一年节煤29700吨，节柴1452万斤……煤、柴折价共135.2万元，居民减少消费开支70万元。减少煤、土、垃圾运量63558万吨。15   

  显然，与北京一样，“以节约为中心”的经济账也是推动天津做出推广蜂窝煤决策的关键所在。在1961年天津蜂窝煤推广计划中，这一意图体现得更为明确，即“促进节煤、节柴工作的开展”。16实际上，“一五”计划实行期间，我国煤炭工业就开始面临工业总产值增速快于煤炭产量增速、民用煤挤占工业用煤的问题。1957年前后，国家工业总产值计划年均实增17.4％，但煤炭产量平均增速仅为13.6％，形成890万吨供需缺口。17在“一五”计划总结中，煤炭工业部提出，由于国家安排给煤炭的投资过少，已经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如果按照此时的工业发展速度，“二五”计划实行期间煤炭生产量定然跟不上，这会加剧供需错位。18而1953年至1957年间，我国民用煤炭占比始终保持在40％以上，1956年一度达到46％，和工业用煤比重几乎持平。19

  为了保障国家工业发展，国务院发文要求全国城乡居民秉持勤俭持家原则，采取各种措施节约煤炭，尤其强调在烧火技术和设备产品上努力进行改良，尽可能降低用煤成本。20而随着全国煤炭资源调配愈发紧张，地方民用煤炭供应也出现现实层面的短缺。1957年，国家分配给天津煤炭165万吨，离全市预期用煤量还差25万吨，但当年前四个月民用煤还较去年增销13.7％，21地方政府如不积极采取节煤措施，民众将面临无煤可用的局面。

  在政治层面节约要求和现实层面供煤不足的双重压力下，1957年天津市政府组建了节煤办公室，指导全市居民、团体等开展节煤工作。22但作为全国重要城市，其节煤任务的完成不能仅以满足国家基本要求为预期，而是要尽己所能超越原定计划，达到更高节煤成绩。以1960年为例，天津原定市场节煤目标为13.2％，最终全市节约31万吨煤炭，以13.7％的数据超额完成任务。23而当年国家提出的市场用煤节约目标一般在5％左右24，天津的节约表现远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各省市节煤工作中足以发挥表率作用。

  除了节煤，天津市第一商业局在计算中提到的“烧蜂窝煤在劈柴方面可以节约61％”，更意在为国家节约木材，提高资源利用率。1958年正值我国木材综合利用工作的起步阶段，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及各地林业科研机构相继开展人造板材研产工作。25劈柴作为制造合成纤维板、人造板的原料，从民用助燃物变为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1959年年末，天津市委也开展了综合利用劈柴生产纤维板的实践工作，并将市区木材加工工业的劈柴作为来源。这直接影响到了1960年民用柴的正常供给。天津市第一商业局为此特别请示市委，提出如果继续进行劈柴综合利用工作，全市木材储备即将告罄，并希望能将推广蜂窝煤作为下一年的主要工作，缓和木材供应问题。26

  由此观之，计划经济下资源调配紧张所引发的煤、柴节约要求，才是天津市政府制定蜂窝煤推广目标如此之高、之快的基本原因。1960年6月，政府将蜂窝煤推广目标从17万户改至5万户，全市拟推广用户从30％降低至约10％，天津市政府在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过程。直到1965年，市政府才在一份报告中提出推广5.7万户的可行性。27比照之前的数据，17万、5万的推广数量分别是1960年2月、6月先后提出的，在1965年天津市政府算这笔“蜂窝煤账”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当1958年年初推广方案出台时，有关部门更可能是根据节煤、节柴诉求而非实际计算做出决策，并未考虑方案的可行性，实际上是“政治任务优先”逻辑的产物。进一步思考，天津市政府在推广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数据反复调整的现象，是因为最初并未对全市蜂窝煤可推广潜力进行充分调查研究。拟定推广用户数量反复变化的背后，体现出蜂窝煤推广目标在制订过程中，从为响应政治化的节煤诉求所作的理想化计算，到逐渐契合实际情况进行调节的渐进过程。

  可以说，1957年后天津开展的蜂窝煤推广工作是对国家工业化初期物资节约需求的回应，旨在通过民用节煤工作缓解工矿业高速发展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结合燃烧学理论分析，这一做法确实具有在热力学层面的合理性，28但考虑到特定历史背景和最终推广结果，这种目标与实践的背离更多源于天津市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的“优先响应政治要求，而非计划落实可行度”这一决策逻辑。这种逻辑特质也预示了其在后续实践中大概率会遇到推广实效和原定计划之间的落差。

三、市场与产能的纠葛

  蜂窝煤推广计划与实效之间出现落差，拟定目标的理想化只具备部分解释力，但不能作为唯一解释。市场占有率增长迟滞、用户数量增速缓慢局面的出现，还与蜂窝煤及煤炉在生产、运输、消费中经历的诸多环节有关。

  （一）蜂窝煤供销的成本考量

  从市场角度出发，某种产品的普及，与市场需求空间、产品成本及供销方式都有关联。结合天津蜂窝煤推广的具体情形与同期天津市计委对轻工业品的管理思路，对上述要素进行逐一考察，即可厘清蜂窝煤在市场层面所面临的挑战。

  1957年，天津市煤建公司派人去北京学习蜂窝煤经验，其后一年多并没有采取实际推广措施，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当时天津市场蜂窝煤产、销大体平衡。具体而言，1956年前后，天津蜂窝煤用户规模有限，约有1300户，大多数为文化水平较高、人口构成简单的家庭，所用蜂窝煤由新华区义忠门市部和南开区瑞源门市部进行配售。根据煤建公司调查，这两家门市部共计职工7人，主要靠手工打制蜂窝煤。1957年前4个月，两门市部共生产蜂窝煤157299块（日均约1528块），一共销售142498块（日均约1240块）。义忠门市部在销售上略有积压，瑞源门市部则有产不抵销的情况，总体来讲产销基本平衡。29

  这一结果并不能说明蜂窝煤在天津缺乏可供推广的市场空间。以1957年前后天津一户2口至4口人的城镇家庭为例，假设其用煤全为蜂窝煤，最节省的一昼夜用蜂窝煤约1.6块，最多的用约3块。30以此时全市蜂窝煤用户1300户、售出142498块蜂窝煤计算，每户每天只有约1块蜂窝煤可以使用，连最节省的家户都无法满足。考虑到3月份之后是蜂窝煤使用淡季，将实际使用时长压缩至3个月，户均蜂窝煤用量也很紧张。可以推测，义忠门市部蜂窝煤销售的积压并不代表蜂窝煤不适合天津民众，而恰恰在于天津居民的市场需求没有被满足。由于蜂窝煤供应能力有限，各家各户仍需要以煤球作为辅助甚至主力煤，所谓供需平衡也只是一种“表面平衡”，其实还有很大的推广空间。

  市场空间充足，蜂窝煤发展的问题出在煤店供销方式层面。其中，不同煤店的供货方式也是影响蜂窝煤推广的变量之一。1960年，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的职工家属看到《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市推广使用蜂窝煤”的新闻后，也在《天津日报》集体发文提及他们多从北京迁来，习惯使用蜂窝煤。天津煤店划区供应后，因为自己所在区煤店供应短缺，只能改烧煤球，呼吁市政府改善供煤方式，提高蜂窝煤供给效益。31

  这种“划片供煤”，指的是每个售煤门市部负责固定片区，将生产出来的蜂窝煤进行售卖。然而，1957年前，天津经营蜂窝煤的两个门市部之间就存在配售方式上的差异。其中，义忠门市部先收款，登记卡片后送煤；瑞源门市部则是货到钱回，不登记卡片。32从结果上来看，瑞源门市部卖得更好，义忠门市部则因流程相对复杂，使得居民购买意愿下降，销售量低。但是对于天津市政府而言，若采取瑞源门市部的供货方式，并不利于其对物资进行计划性统计和管理，因此，为了平衡因供货方式不同带来的用户意见，天津市煤建公司最终选择将义忠门市部的供货方式固定为主要形式。这一方式也贯穿了天津市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供煤过程。33可见，划片供煤的供货方式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率，但却因符合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要求而被长期延续。不过，这并不能成为蜂窝煤推广阶段性受阻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比分析同期天津、北京推广蜂窝煤时的供销成本，我们发现，蜂窝煤及蜂窝煤炉的低产能、高售价或许才是市场难以打开的最重要原因。低产能，首先在于煤店、煤炉工厂等生产方不愿意生产。50年代末，蜂窝煤主要采取手工形式打制。然而，在同样使用手工生产蜂窝煤模具的条件下，北京的蜂窝煤生产能力远超天津。1957年，北京退休干部孝炎若发明了一种蜂窝煤机，每分钟可生产煤砖82块，其连续工作8小时的产量相当于82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生产总量。34据此可知，北京的门市部每名工人8小时生产480块左右，但天津蜂窝煤门市部中的生产工人平均每天只能生产260至300块，大约是北京工人产量的六成。35二者差异如此显著，一定程度是受到工资制度的影响。彼时北京的门市部采取计件工资制度，而天津的门市部采取月薪制度。36后者的生产积极性低于前者，降低了蜂窝煤产量。

  比较而言，北京的蜂窝煤制售利润更高，甚至超过了煤球。1957年，北京因改用质量较低的阳泉煤末制作蜂窝煤，所以将售价下调，即使如此，平均利润率依然有7％，每吨可赚2.24元。而北京市政府为了推广蜂窝煤，还将蜂窝煤砖每坯售价降低1厘（0.001元），并回收因居民改烧蜂窝煤而折旧的炉子。37与此同时，北京煤球的产销却经常赔钱。烧煤球大量消耗劈柴，因增产节约运动使得人们无法收购各单位的下脚料，从外地（广西、哈尔滨等地）进货又增加成本，导致年度亏损达95万元。381958年前后，因全国统一定价，北京市煤建公司的煤球销售出现赔本的情况，售一吨煤球要赔3—5元，而售一吨蜂窝煤却能赚2—4元。39在利润驱使下，北京的煤店自然更倾向于生产蜂窝煤而非煤球，愿意尽力开拓市场，以增加收入。

  对于天津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在推广蜂窝煤初期，天津蜂窝煤配方中有90％以上是质量较高的京西甲末。40即使1960年后调整配比，甲末占比也在60％左右。41而同期当地煤球原料中的甲末占比只有约20％，其余为价格相对较低的京西乙末和阳泉砟末。1958年后，京西煤矿供应紧张，矿价提高，短途运输费用也同步增长，天津市煤建公司所调运的京西甲末出现进价高于销价的情况，使得后续生产亏本严重。42据天津市第二商业局报告，直到1963年，天津市内煤炭供应价格都没有调整，这直接影响了此时期蜂窝煤的原料供应和生产，而煤球则因为成本相对较低，勉强可以保本。43

  据天津煤场退休干部回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煤店的蜂窝煤制作和配售工作并不挣钱，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生产、人力成本制造蜂窝煤，造成吃力不讨好的结果。44蜂窝煤的加工程序复杂，场地少，搬运麻烦，生产、销售的劳动强度大，而所得的利润却不一定比经营煤球高。煤建公司和煤店制售积极性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蜂窝煤本身，生产合适的炉具也是推广蜂窝煤的重要前提。然而，相关工厂因性价比低也存在生产意愿低的情况。50年代末，天津市民使用的主要炉具——铁制煤球炉与陶土炉均不具备烧蜂窝煤的条件，需要进行炉具替换或改装，这又遇到了生产成本问题。五六十年代，天津市轻工业局生产能力有限，只能由其下属的市五金交电公司委托市机械局、市冶金局工厂进行蜂窝煤炉具的生产。但对于天津的重工业企业来说，1958年前后正值工业生产“大跃进”时期，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大型器件的生产。这些器件被称为“高、精、大”产品，产值高，生产线固定。煤炉是日用轻工业品，因零部件多而生产工序复杂，产值也显著低于大型器件，即使市计委向工业部门下达煤炉生产任务，工厂也大多推诿，不愿意生产。45

  例如，1959年天津炼铁厂在被委派铸炉任务后，就曾向上级反映称，生产机器铸件的产值比炉子高出一倍多，改铸炉子导致季度总产值下降25％，整个铸炉期间产值降低30万元，无法完成上级交代的生产任务和本厂计划。46在现实成本考量的压力下，天津一些工厂甚至出现不与五金公司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后因承接其他任务反悔而中止生产的情况。47不仅五金公司始终面临目标任务完不成的问题，市商业局也因为炉具市场售价低于成本价而屡遭亏损。1956年至1962年间，天津市生铁及其他生产原料批发价格始终高于商业牌价。为了保障市场物价稳定，商业部门经营炉子的进销倒差一度达到20％—30％，赔本严重。直到1963年左右生铁定价下调后，才勉强抹平进销差。48

  正因为生产成本高，天津蜂窝煤和煤炉售价过高的问题始终存在，更成为影响民众购买意愿的重要原因。就煤球和蜂窝煤的价格来看，1954年后，天津市煤建公司开始生产机制煤球，每吨价格为28元，直到1973年前后依然保持不变。而蜂窝煤因原料成本高，售价最初为36元／吨，1962年后降为34元／吨，是煤球的1.2倍。49对于民众来说，即使知道长期烧蜂窝煤可以省煤20％左右，但因为蜂窝煤炉价格较高，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同期北京能烧用蜂窝煤的炉具售价6元左右50，一度允许赊销两用炉以推广蜂窝煤。51但天津煤炉价格始终居高不下——两用炉11.5元、跃进炉15元，修改一个旧炉子4.5元。52此时天津城区居民每月可支配收入约为19元53，如为一个蜂窝煤炉花费11元至15元，就会占据普通民众月可支配收入的近四分之三。

  对于百姓来说，面对家中的一项大额投资，计算前期投入和回本周期是必然的。天津市第一商业局在制定蜂窝煤推广规划时提到，若推广全市17万户居民改烧蜂窝煤，全年可以节省居民消费开支70万元（含煤炭、劈柴节约量），那么每户居民每天节省的消费开支仅为0.01元。54也就是说，天津市民每购买一个15元的跃进炉，则至少要1500天，接近4年才能回本。可见，除了城市中生活水平较高，并且烧蜂窝煤已经形成习惯的职工，大部分普通市民买蜂窝煤炉是不合算的。而按同期北京市的价格来算，北京市民购买一个蜂窝煤炉前期成本为6元，改烧蜂窝煤后每月可以减少家庭开支0.66元，全年省钱约8元，不到1年就可以回本。55尽管天津在后期正式推广工作中，不同炉具的造价有所降低，但是整体炉子的制造、改制工料成本仍然较高，总体来讲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更何况此时市场出售的煤炉中，也存在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的问题。56在蜂窝煤本身供应范围、供应能力、供应质量都有限的情况下，天津群众的购买意愿自然会比北京更低。“家里的煤球炉凑合也能用”，一位50年代出生的天津市民如是说。57在炉具供应有限的情况下，民众只好修补旧炉具继续烧煤球，蜂窝煤也失去了可供持续推广的土壤。

  （二）铁资源的分配与调拨

  综合上文讨论，蜂窝煤产能不足的问题已经跃然纸上，但成本问题背后，还有资源不足的限制。本节从蜂窝煤机和煤炉两个角度切入，论述蜂窝煤推广不开的根源不在于煤资源不足，而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资源总量及分配限制带来的市场供需不匹配问题。

  50年代中后期，蜂窝煤生产有手工、机械两种形式，后者能够实现蜂窝煤大规模供给。天津的蜂窝煤机制造技术基本上是从北京学习而来的，但即使是北京，此时期的蜂窝煤机制造工作也屡屡遇到生产上的困难，成品机型更出现质量不佳的情况。1958年，北京市煤建公司在发明蜂窝煤机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第一台完整机器，随后开始在全市各区推广。581960年，北京全市在城区、近郊区生产了122台电动砸蜂窝煤机和256台脚蹬砸蜂窝煤机以代替手抡大锤，效率提高65％左右。59但直到1965年前后，北京城区蜂窝煤生产主要还是采用半自动化机器，代表有弹簧锤和电动锤，全自动化机器占比较少，远郊型煤加工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可见机器工艺尚不成熟，无法实现真正的量产和应用。60

  天津在引入北京蜂窝煤机后，问题同样存在，甚至因钢铁供应不足更为严重。1960年，天津市煤建公司向市计委申请拨给制造蜂窝煤半自动化机器的各项原料，报告中提到“现有人工机器21台，计划增加184台，第一季度60台，需用钢材30吨，生铁15吨，轴承240套，传动带780米，2.8马力电动机60台”。61但实际上，市计委并没有完成生产蜂窝煤机所需资源的调拨，原定由其分配60台半电动化蜂窝煤机器的原材料截至5月初制成了42台，但只投产23台。62而在1965年的报告中，天津市现有蜂窝煤机器的数量又变为17台，且都是土机器。63蜂窝煤机生产原料中，占比最大的就是钢铁。1959年，全国工业生产的突出问题是原材料（钢材、煤炭等）供应不到位。64随着“大跃进”对钢材的需求愈发加大，此类资源的分配重点更加倾向于工业生产，而非民用机械领域。这些机器投产后，可能没使用多久就被闲置，出现产能短暂提升又回落的情况。

  产能的回落与蜂窝煤炉的生产关系密切。除了上文所说的成本问题，蜂窝煤炉的生产同样因钢铁资源不足、民用铁供给有限在天津面临无法生产的危机。五六十年代天津所供应煤炉中，能烧蜂窝煤的炉具为两用炉、跃进炉，前者46斤，后者55斤，65生铁供应压力极大。按规定，生产炉子用的燃料及铁、钢均由天津市计委统筹调拨，而民用铁资源的整体性不足，使得市计委只能优先供应民众最迫切的铁具需求，难以保障煤炉供给充足。1957年后，国家计委对民用铁资源的调拨逐渐收紧，天津的煤炉生产开始出现原料短缺现象，煤炉生产工厂在后续几年间多次停工待料，甚至因无料而要求注销合同。661958年，炉子供应成为更大的问题，负责全市铁资源分配的天津市计委最后仅调拨废锅铁525吨，和同年蜂窝煤炉生产预计需要的生铁3590吨相差悬殊。且因天津民众普遍使用煤球炉，市政府只能把大量钢铁投入旧煤炉生产，尽管如此，也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四分之一。67

  此外，需要关注的还有生铁的质量问题。高质量生铁需优先供应工业生产，1958年后，煤炉生产改用小高炉铁，这种铁质量次，生产损耗是原用铁的3倍至4倍。681960年，天津市第一商业局再次遇到生铁不足，不够材料加工暖气片、炉子的问题，69五金公司只能调用白渣铁或者再生铁供应工厂生产。因为生铁质量低于同期北京煤炉所用的灰渣铁，成品合格率没有保障，70即使企业生产出来也不受市场欢迎。如1961年、1962年天津市机械局协助生产的次品煤炉就遭遇民众不乐意用、产品积压问题。71在1963年市机械局铸件厂铸件车间生产的4000套炉具中，也有90％以上存在不合格情况。72铁资源的不足和低质，成为阻碍煤炉生产的重要因素。

  居民若想通过修炉子改烧蜂窝煤，也因钢铁供应紧张而难以实现。1961年，天津的修配服务行业承担了全市大部分民用工具的修配工作，但其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废品以及社会上零星的分散物品和边角料。即使是认识到此时“修活成倍增长，靠废品和边角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天津市政府提出的改进意见也是“贯彻‘以旧补旧、加工改制、自力更生、节约代用’，通过大改小，老改新等方法，充分利用居民自己的材料带料修理，更要千方百计节约原材料使用”。73这一说法并未涉及调拨钢铁等实质性内容，从侧面反映出受工业用铁量限制，市计委能分配到民用的钢铁量实际少之又少，即使看到问题存在，也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民用铁资源的供应问题成为市场难以形成“生产-消费”正向循环的根源，即蜂窝煤机生产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无法打开市场需求，蜂窝煤炉的供应受阻影响市场烧蜂窝煤意愿，反向压制蜂窝煤机产能的进一步提升。如此循环，蜂窝煤自然难以实现普及。

四、推广工作的逆境运作与调适

  蜂窝煤在天津推广过程中遇到市场和生产层面的诸多问题，且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从理性上讲，发展蜂窝煤不应作为此时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作为资源调拨者和执行者，天津市政府一定深知这一道理。但是蜂窝煤作为代替家用煤球的新型节能型煤，可以回应国家节约煤柴号召，也有实际推广的长远价值。此时天津市政府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蜂窝煤推广工作的理想愿景与现实局限之间寻求一种务实之道，在维持蜂窝煤推广态势的同时，完成必要的节煤任务。

  （一）大浪潮下的宣传推广

  在不考虑最终成效的情况下，从节约角度制定的蜂窝煤推广规划中，政府进行的宣传造势、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他们节约资源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1958年后，全国节煤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强调以节煤改灶等方式节约城市用煤，支援工业建设。74在只有两千余户蜂窝煤用户的现实面前，天津市政府只能优先选择快速推广的手段，借助增产节约的运动浪潮，以宣传和阶段式推广满足节煤工作要求。

  正因为“政治任务优先”的逻辑笼罩着当时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蜂窝煤的推广工作也需要服从于更高一级的节煤需求。1958年天津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蜂窝煤的时刻，恰逢节煤省柴支援工业浪潮最盛之时。又因为生产供应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此时期的蜂窝煤推广工作只能集中于宣传方面，当然，天津市政府也希望尽力取得阶段性成果。

  1957年至1965年间，天津市政府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推广体系：在市一级组建专门的领导小组，并抽调干部组成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再由市委、市政府推动成立街道工作组，发动群众和各单位职工开展换用蜂窝煤工作。市煤建公司下辖煤店、门市部也派遣业务员参与工作，配合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宣传。这一策略的基本思想为“依靠群众、全面推广、重点发动、大力普及、分期分批、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也鼓励通过树立典型标杆总结经验，依靠推广人员和有烧用经验的居民现身说法，帮助新用户学习。75

  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的宣传本身就是推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天津日报》所刊登报道管窥，这一时期上至天津市政府呼吁在居民中推广使用蜂窝煤，76下到各区煤店各出办法推广，都在不断提升着民众对蜂窝煤的认知。在此过程中，各区煤店及社区所采取的组织居民参观、举办展览或现场会宣传、改造煤炉等措施，也达到了短期内增加蜂窝煤用户的目的。

  例如，1960年天津市红桥区在推广蜂窝煤的过程中，河北大街中心煤店自行研究出了把普通煤炉改制成蜂窝煤炉的方法，并由店员负责帮居民把花盆炉子、煤球炉子进行改装，试烧蜂窝煤。他们改装蜂窝煤炉的经验是“把花盆炉的炉篦子撤下来，把炉盖上的第二层圈放在炉篦子处，用泥套一下，把烟囱口堵死，炉下边的通风处，作个活门。煤球炉子也可以改装，把炉条拿下来，找个铁圈放在炉条处，就可以用来烧蜂窝煤了”。77这种改装简单方便，不需要新的材料，因此推广速度很快，短短几个月该门市部所负责供应范围内的蜂窝煤用户就达到了2500户。同期，华顺煤店开展了爱惜煤炭和推动社会节煤活动，将蜂窝煤的宣传工作作为节煤工作的重要环节加以介绍。1960年1月，他们将燃烧蜂窝煤、炉灰回烧等节煤经验写成大字报，画成图片，出动宣传车，广泛向居民进行宣传，还召开了院会、炕头会、现场会等三十多次。78尽管从天津市推广蜂窝煤的实际效果来看，1960年全市蜂窝煤用户占比仍然极低，但通过类似的宣传，蜂窝煤推广成为节煤工作成绩的亮点。

  社区的展示和宣传能快速推动居民试用蜂窝煤，却不能保证用户持续使用蜂窝煤。从上述材料来看，蜂窝煤炉在改造中消耗的额外材料少，置换速度突出，但也意味着可以很快被改回传统煤球炉。突击式推广的结果大概率是骤增和骤降，不具备可持续性。笔者尚未找到1958年至1965年的材料例证，但以1971年南开区棉六煤店为例，该煤店在宣传蜂窝煤后，蜂窝煤用户数量从二十余户快速增长到九百余户，但不到一个月，这一数字很快回到百余户。79可以推测，蜂窝煤用户数量在宣传推广后回潮的情况应该是普遍存在的。

  借助各区所开展的运动式、突击性的蜂窝煤置换工作，天津市政府有效维持了市内蜂窝煤推广态势。同时，因为蜂窝煤推广工作的开展时间主要集中在1958年、1960年、1965年等几个节点，后续回查机制并不完善，所以天津市政府所组织的宣传工作及其带来的蜂窝煤用户数量短期上升已经可以满足节煤任务要求，不需要维持长期稳定的推广。

  （二）节煤实效与改良探索的平衡

  尽管1958年之后天津市所提出的几次蜂窝煤推广规划均阶段性推进了蜂窝煤在全市的普及，但他们采取的措施长期看来是难以为继的。考虑到当时发展蜂窝煤的现实困境，这一做法实际上最大化了市场节煤成效，而天津市政府在此期间不断进行的蜂窝煤改良实践，为蜂窝煤在70年代后的普及探索了可能路径。

  1963年，商业部下达了一系列市场用煤节约工作会议文件，会议总结稿中提到，各省节煤计划和实际销售工作存在矛盾，部分省市因为要满足煤炭的销售计划而搁置了节煤计划。80可以看出，中央层面最初出台要求各地制定节约市场用煤计划的政策缺乏约束力。与此类似，天津市制定的一系列蜂窝煤推广规划，也只是作为节煤工作的一环而出现，并不具备必须完成的硬性要求。

  对于天津来说，全市的节煤要求并不一定需要推广蜂窝煤才能完成。1965年，天津市内居民约60万户，全年消耗煤炭100多万吨，占年度市场用煤供应量的50％。81但是在全市320个煤炭门市部中，仅有30个门市部满足蜂窝煤机的安装条件，通过蜂窝煤推广工作计划全年节煤6240吨。82同年，天津市市长公布的市场节煤指标为60万吨83，蜂窝煤节煤量仅占节煤总指标的1.04％。

  在蜂窝煤推广过程中，蜂窝煤炉的铸造与修配工作不仅因成本问题难以实现，从执行层面来看，性价比也不高。以1960年天津市计划生产的13万个煤炉为例，抛开烟筒等附件的生产成本，单单炉具自身的生产成本就约为156万元，这一数字已经高于预计一年推广蜂窝煤所能节省的135.2万元经费。84因此，无论从经济利润的角度还是完成节煤计划的角度思考，此时推广蜂窝煤都是“不合算”的方案。

  为了完成市场节煤任务，天津市在50年代末期集中精力开展了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内的大修炉灶工作。这一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原有炉灶在烧火技术和设备等方面进行改良，可以快速实现市内民用煤炭的节约。在前期投资和成本上，修炉改灶也远低于蜂窝煤制售工作，得到节煤部门的青睐。851965年1月至10月，天津市改装的715台取暖锅炉效果良好，10个月间共节煤10万余吨，是蜂窝煤计划节煤量的16倍多。86两种措施的节煤差距如此之大，市政府优先选择开展修炉改灶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在蜂窝煤推广之初，天津市政府所提及的节柴价值，也因为全市劈柴资源在60年代尚能自足，暂时未构成严重短缺危机而被无形消解。在更有力的节煤措施面前，蜂窝煤无法成为实现国家节煤、节柴目标的最高效工作，导致其推广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常常为其他任务让路，难以落实。

  结合后续推广工作看，天津市政府的举动看似消极，但实际上是在资源有限现实下采用的蛰伏策略，具有相对积极性。从蜂窝煤推广最初遇挫开始，天津市煤建公司就在尝试调整蜂窝煤制配技艺和煤炉工艺，希望能降低其生产成本，适应市场需要，这些工作虽然没有立刻见效，但也为后续天津蜂窝煤的推广工作做出了有益探索。

  就制作技艺而言，天津市最初引入生产的蜂窝煤为下点火一体成型式，以直径5寸、单块2.5斤—3斤为基本规格。87在今天看来，这种蜂窝煤的制作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燃用时需要从底部用木材引火。在具体使用时，下点火蜂窝煤受到炉具质量的影响，其热效率还会降低，和煤球相比，竞争优势不大。88

  因此，1960年至1965年间，天津市煤建公司也不断尝试引入直径更小的4寸蜂窝煤和新式煤炉，同时优化蜂窝煤制作配方，降低京西甲末占比，以适应城市居民需要。与此同时，市煤建公司也对市区内煤店门市部场地情况展开调研，为日后安装蜂窝煤机确定好合适的门店。897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成功试制新型上点火蜂窝煤，这种蜂窝煤一般分为点火层、引火层和煤本体三层，可以实现无劈柴引燃，热效率达50％以上，成本也较之前大为降低，为蜂窝煤在技术层面的普及提供可能。90

  随着70年代以后煤、铁等资源供应的缓和及分配计划侧重点的调整，天津蜂窝煤生产工作得以加速。1973年至1975年，天津市获国家拨款支持，新建蜂窝煤生产厂房12处，大型蜂窝煤机也逐步增加到了十余台。911975年前后，商业部多次在燃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大中城市积极烧用蜂窝煤。921977年6月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市推广蜂窝煤生产自动化的现场会上，天津被确定为国家发展蜂窝煤的示范性城市。93在国家的资金支持和鼓励下，天津市工业生产的资源分配向蜂窝煤炉方向倾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也逐渐成熟。配合新式蜂窝煤技术及蜂窝煤炉的应用，天津城区蜂窝煤推广加速。1975年，天津蜂窝煤用户数量增至11万户。941979年天津市蜂窝煤市场普及率达到30％。95在一部分天津市居民的回忆中，正是在此时期，自己所住的社区煤场才有了蜂窝煤机，大家也逐渐接受了蜂窝煤。96

  可以说，天津市政府在蜂窝煤推广逆境中的“周回”策略并非退缩，而是在资源约束下的斡旋之举。一方面，其以阶段性妥协维系推广态势；另一方面，借蛰伏改良为后续技术的普及探索新可能。而这一切，则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工作自主性的生动注脚。

五、结论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蜂窝煤在天津推广时遭遇十多年的困境？在全国节煤、节柴运动推动下，天津市政府积极响应，但受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蜂窝煤与配套煤炉的高生产成本与民用铁资源调配不足，推广目标短期内难以落实。天津市政府退而求其次，选择更为务实的阶段性推广政策进行调适——通过修炉改灶工作完成节约任务，并在此期间改良蜂窝煤配方，引入新炉具生产技术和蜂窝煤机，为后续普及创造条件。

  蜂窝煤普及实践成为对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及特性的具象化写照。理想状态下，依托计划强制力统一调配资源的蜂窝煤，应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迅速普及。然而，至70年代，蜂窝煤仍与煤球长期并存，直到90年代才在全国推广开来。蜂窝煤因原料与产能不足，出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短缺，形成科尔内（János Kornai）所说的“短缺经济”97，即资源总量匮乏与分配偏向导致蜂窝煤及配套设备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具体工作受阻。这种短缺经济在实践层面被进一步强化，并显现出其对具体事务的破坏性——资源的单方面集中配置不仅未能化解生产矛盾，反而通过行政指令的自我强化加剧了生产、消费端的资源错配，进而带来计划对蜂窝煤发展机遇的“制度性剥夺”。98

  天津市政府在蜂窝煤推广中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推广指令的“象征性服从”与“实质性变通”中努力协调，在以修炉改灶方式满足节煤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宣传策略维持蜂窝煤的基本推广态势，同时逐步引入新的蜂窝煤及煤炉生产工艺，提高蜂窝煤的供销性价比。这种基于成本和资源考量所做出的调整并非“计划失灵”，而是“计划实在”状态下市场机制的回归。更准确地说，天津蜂窝煤推广工作实际上是在披着计划外壳的市场调节模式下运行，并通过技术优化等途径谋求进一步发展。

  归根结底，计划经济虽以优化资源分配为愿景，却受制于国家资源总量不足及其自身的“制造短缺”特性，造成蜂窝煤推广过程中“计划制造短缺，短缺瓦解计划”的局面。天津市政府在推广蜂窝煤时所做的“无米之炊”，实则是因地制宜的政策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