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霸权”衰亡史：一场科学的文化竞争*

一、“量子霸权”：科学术语与政治话语

  在当代科技史的叙事中，鲜有物理学术语能像“量子霸权”（quantum supremacy）这样，在极短的时间跨度内经历从学术神坛至伦理审判席的剧烈震荡。这一术语的生命周期，折射出西方科学界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语境下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和话语焦虑。若要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就必须回到该术语诞生的原初语境，考察其如何从一个纯粹的认识论概念，逐步被卷入地缘政治的话语场域，最终因触碰文化禁忌而走向衰落。将这一术语变迁置于科学政治学的视野下，借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①与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话语分析框架②加以审视，可以发现，科学术语的兴衰是政治文化无意识的显现。核心术语从“量子霸权”到“量子优势”（quantum advantage）的更替，折射出全球科技话语的深层逻辑正从基于征服与统治的强制模式，向基于实用与共识的“阵地战”模式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对关键术语界定权的争夺来完成。

  （一）术语的兴衰与政治无意识

  “量子霸权”这一概念，诞生于理论物理学家对计算边界的严肃探索活动。2012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普瑞斯基尔（John Preskill）在分析量子系统与经典系统算力差异时，首次在学术论文中正式提出了“量子霸权”的概念。③彼时，量子计算尚处于实验物理的蛮荒时期，普瑞斯基尔使用这一极具张力的词汇，旨在描述一个理论上的临界点，即量子计算机发展到在执行特定任务时，能够展现出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合理时间内无法企及的计算能力的时刻。在普瑞斯基尔的构想中，这标志着人类终于跨越了所谓“纠缠疆界”（entanglement frontier），对自然界的操控能力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该术语主要在以arXiv网站（预印本平台）和物理学专业会议为代表的学术圈层内部流传，其语意指向相对单一，聚焦于计算复杂性理论中的多项式时间与指数时间之辨。④此时的“量子霸权”概念尚处于一种科学英雄主义的浪漫光晕之中，被视为人类理性的胜利，尚未被复杂的政治联想所裹挟。诸多学者在随后的综述中也沿用了这一术语，将其视为衡量该领域技术成熟度的标准标尺。⑤

  随着技术从理论模型走向工程实体，该术语潜藏的政治动能被迅速激活。2019年10月，这一概念迎来了其历史性的巅峰时刻，同时也埋下了随后崩塌的伏笔。谷歌团队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宣告了胜利，其研制的“悬铃木”处理器在200秒内完成了一项超级计算机需要一万年才能完成的随机线路采样任务。⑥随后，这一事件在企业公关与媒体传播的共同作用下，演变为一次带有浓厚话语展演色彩的公共事件。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随后的博客文章中，将这一时刻高调比作人类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⑦这种修辞策略的意义在于，客观上将“量子霸权”渲染为美国科技企业在计算领域确立领先地位的标志性时刻。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将这一科学突破直接置于中美科技冷战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强调这代表了美国在国家安全关键领域维持了相对于战略竞争对手的至上地位。⑧在这一阶段，“霸权”（supremacy）一词体现了浓厚的美国例外论色彩，它超越了算力的物理定义，被异化为一种地缘政治自信的宣示。这种将技术突破包装为压倒性胜利的传播方式，在客观上呈现出一种侧重于力量展示的话语模式，在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下，可被解读为偏重强制而轻视同意的领导权构建逻辑。

  很快，这种基于征服叙事的话语体系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伦理反噬。2019年年底至2020年，随着西方社会内部关于种族正义、反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前夕的社会张力积聚，“霸权”一词开始发生语义上的脱节。科学界内部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思浪潮，批评者指出，在英语语境中，“霸权”一词无法剥离其社会历史维度的含义，它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人们对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这一充满暴力与压迫的历史创伤的联想。2019年12月，卡门·帕拉西奥斯-贝拉奎罗（Carmen Palacios-Berraquero）等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科学家联名致信《自然》杂志，信件标题为《用“量子优势”取代“量子霸权”一词》。⑨信中尖锐地指出，科学共同体不能对术语的社会影响视而不见，继续使用一个带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的词汇来描述科学成就，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也违背了科学应当具有的包容性原则。这一事件标志着“量子霸权”作为一个“能指”（signifier），其内部的科学性与政治性发生了断裂，该术语在试图构建技术权威的同时，却破坏了其社会道德基础。

  随后，争议迅速从学术伦理扩展至公共传播领域。著名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在评论中质疑该词过度的营销色彩和军事隐喻，认为它扭曲了公众对量子计算实际价值的理解，将科学探索异化为一场零和博弈的角斗。⑩鲍尔的批评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这种基于对抗和征服的命名方式，实际上掩盖了量子计算尚处于初级阶段，且需要全球合作的现实。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术语的使用反映了科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长期由白人男性主导的文化惯性，他们对于词汇中隐含的权力关系缺乏敏感度。11即便普瑞斯基尔本人后来试图辩解，称该词是为了强调这一技术节点的独特性和颠覆性，他也承认该术语确实引发了意料之外的负面联想，并在后续的讨论中表现出对替代性术语的开放态度。12与此同时，产业界的另一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也借此机会在话语层面与谷歌进行切割，表示IBM更倾向于使用“量子优势”或“量子实用性”（quantum utility），以强调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而非单纯的统治地位展示。13

  这种从巅峰到危机的急剧转折，揭示了拉克劳所言的“霸权的脆弱性”。当谷歌试图用“霸权”来固定其技术胜利的意义时，它没有预料到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浮动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极易被外部的政治话语，如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所捕获。一旦“量子霸权”在公共传播中被联想为与白人至上主义或殖民历史相关的修辞，它便在社会层面失去了凝聚广泛认同的能力。对于渴望维持全球领导权的西方科学建制派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若科学术语异化为政治负资产，科学本身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于是，一场关于术语更替的“阵地战”悄然打响，主流期刊、企业以及后来的中国科学家群体纷纷开始转向更具包容性、更强调实用价值的“量子优势”。这一转变超出了措辞温和化的范畴，它折射出科学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正在经历的深层调整——从侧重技术震慑的单向宣示，向兼顾社会共识的多元表达转变。

  （二）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在审视量子计算术语变迁这一现象时，首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超越表层的技术修辞，深入其背后的政治动力学结构。现有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以及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对量子技术给予了密切关注，但其分析视阈往往局限于技术社会学或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难以穿透语言的表象以考察文化领导权争夺的微观机理。考察当前的学术版图，关于量子计算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汇聚于两条鲜有交集的脉络之中，一条脉络倾向于将量子计算视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技术期望或炒作周期；14另一条脉络则聚焦于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将量子计算视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将技术视为一种可量化的国家硬实力（hard power）。15这类化约论倾向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对技术意义的定义权本身即构成了权力的重要维度。

  鉴于上述研究路径的局限，本文引入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以建立科学与政治之间更为有机的联结。葛兰西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强调文化领导权在维持统治中的关键作用：霸权的稳固有赖于“强制”与“同意”的辩证统一，而后者主要通过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渗透来实现。在这一分析框架下，顶尖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承担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功能，在从事技术研发的同时，其术语选择与公共言说在客观上也参与着特定科学价值观的再生产。16

  拉克劳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语言学化，认为政治斗争的核心是争夺对关键能指定义权的竞争。在此框架下，量子计算并非一个意义固定的物理实体，而是一个“空能指”（empty signifier），不同的政治力量竞相以特殊的意义内容去填充它，以实现对普遍性的代表。拉克劳提出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解释了霸权话语如何通过建立“等同链”（chain of equivalence）来运作；而其“脱节”（dislocation）概念则为理解“量子霸权”的衰落提供了关键的解释力。当能指遭遇外部冲击，原有的意义缝合被破坏时，恰为新话语的介入提供了历史契机。17

  将葛兰西的宏观战略视角与拉克劳的微观话语机制相结合，可以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科学术语的变迁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现象，显现为一场由有机知识分子主导的，旨在重构全球科技共识的深刻政治实践。由此可以窥见中美两国如何在强制与同意之间寻找平衡，以及如何通过对量子这一”空能指“的争夺，重塑全球科学文化的未来版图。

二、“量子霸权”的西方困境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西方近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便始终与民族国家的扩张、殖民征服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缠绕。科学术语往往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还承载了特定的历史价值观与政治想象。在STS的视野下，这种现象被称为“隐喻的暴政”，即通过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汇引入科学领域，使得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看起来像自然法则一样客观与无可置疑。18要理解“量子霸权”一词的诞生与流行，我们必须首先将其置于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将政治隐喻植入技术术语的传统之中进行审视。

  （一）命名政治

  在“量子霸权”概念出现之前，西方科技界已存在一个庞大的、充满攻击性与排他性的术语谱系。这些术语往往借用了战争、等级制度等领域的隐喻，在无意中折射出一种侧重征服与控制的技术想象。如表1所示，这些术语在表面上描述技术架构或功能，但在深层结构中隐含了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权力结构想象以及地缘政治博弈。

  由表1可以看出，这种命名策略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结构，“量子霸权”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它植根于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以征服与开拓为核心隐喻的话语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倾向于将科学探索描绘成一场场针对自然或假想敌的战争，科学家则是这场战争中的指挥官。这种语言习惯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男性气概的科学”，其核心在于支配而非共生。19当这种语言习惯延续至21世纪的量子计算领域时，它便与当下的地缘政治焦虑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最终导致了话语的崩塌。

  追溯“量子霸权”一词的具体谱系，我们发现其诞生的土壤深植于一种排他性的军事征服叙事之中。2012年，普瑞斯基尔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他面临着为这一新兴技术确立历史坐标的任务。普瑞斯基尔在后来的多次访谈与回顾中坦承，他之所以选择“霸权”而非其他更温和的词汇，是因为他渴望找到一个能够激起人们肾上腺素，唤起某种宏大历史记忆的能指。20

  这一命名方式在客观上暗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隐喻结构：量子象征着突破与超越，经典则被置于被超越者的位置。在这一隐喻框架中，科学进步的叙事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竞争与替代的意味。此外，普瑞斯基尔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纠缠疆界”，同样带有浓厚的美国边疆史神话色彩。21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边疆往往意味着扩张、占领与文明的推进。将量子计算描述为跨越“纠缠疆界”的行动，在文化联想的层面上，呼应了美国“边疆神话”中开拓与探索的意象。尽管命名者未必有此自觉意图，但这种隐喻在公共传播中可能激活关于征服与占领的文化记忆。这种话语结构在物理学界内部或许旨在激发探索热情，但当其溢出至公共领域时，便容易被解读为带有技术扩张色彩的宣示。

  2019年谷歌团队对“量子霸权”这一术语的演绎，则将其推向了有意识的政治展演高峰。当谷歌宣布其“悬铃木”处理器实现“量子霸权”时，这一科学事件被迅速包装为一场地缘政治的凯旋。在谷歌官方发布的博客文章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媒体通稿中，充满了冷战修辞的复兴。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将此时刻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22这一比喻极其耐人寻味，它唤起的是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的集体记忆，将量子计算的突破直接等同于大国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生死较量。这种修辞策略将量子计算从一个科学问题转化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暗示着美国必须维持其在技术领域的单极霸权，以防止被战略竞争对手超越。

  通过这种修辞，谷歌在展示技术参数领先性的同时，其传播效果在客观上带有某种力量宣示的意味。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审视，这种传播方式更侧重于展示力量而非寻求共识，在话语效果上呈现出偏重强制而非同意的特征。正如《纽约时报》在相关报道中所言，这代表了美国在量子军备竞赛中对中国的关键一击。23在这一叙事框架下，科学的普遍性被剥离，取而代之的是特定的国家意志与资本权力。

  这种过度依赖强制色彩的命名策略，最终导致了西方科学界在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全球受众时陷入了失语的困境。当“霸权”一词被毫无保留地使用时，它预设了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接受群体，即那些共享西方扩张主义历史记忆的人群。然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西方内部的少数族裔而言，“霸权”唤起的是被奴役、被殖民的痛苦记忆，而非科技进步的欢愉。这种语言上的傲慢，不仅未能巩固西方的科学领导地位，反而为其话语体系的内部瓦解与外部被超越埋下了伏笔。

  （二）科学社区的争论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分裂

  在葛兰西关于现代君主的政治构想中，一个稳固的历史集团若要维持长久的霸权，必须拥有一个意志高度统一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不仅负责在技术层面生产知识，更需要在社会层面维系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确保强制与同意的机制顺畅运行。242019年爆发的关于“量子霸权”术语的争议，揭示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内部围绕科学话语与社会责任关系的深层分歧。这一分歧大致呈现为两种立场：一方是出于公共传播与社会责任考量，倾向于接受术语调整的机构与学者；另一方是坚守术语的技术精确性，对社会因素介入科学命名持保留态度的一线科研人员。这种内部分歧削弱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在术语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的能力，为外部替代性话语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在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后，西方科学界原本试图构建的技术凯旋叙事迅速遭遇了来自社会文化场域的阻击。以拉克劳的话语理论审视，这正是“脱节”的典型时刻，25当“霸权”这一能指走出封闭的物理学实验室进入公共舆论空间，其原本被科学定义锁定的所指发生了剧烈的滑动。2019年年末的西方社会正处于高度敏感的文化焦虑之中，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与去殖民化的讨论已积聚了巨大的能量。对于深受白人至上主义历史创伤影响的群体而言，即便加上了“量子”的前缀，“霸权”一词依然携带着无法剥离的暴力回响。当该词在社会大众的认知图谱中与“三K党”“种族隔离”等概念紧密相邻时，物理学家试图赋予它的纯粹数学含义便显得苍白无力。26这种意义的溢出导致了话语接收层面的认知失调：科学家在谈论未来的计算，公众却听到了过去压迫的回声。

  这种潜伏的文化冲突最终在2019年12月爆发为一场公开的学术抗议。卡门·帕拉西奥斯-贝拉奎罗等人向《自然》杂志提交的抵制“量子霸权”概念的联名信构成了科学界内部有机知识分子对自身语言体系的一次伦理反思。《自然》杂志刊登此信后，争议迅速溢出学术圈层，在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激烈的交锋，这种公开化的争论进一步加剧了术语的“脱节”效应。在社交媒体的讨论场域中，原本由科学精英垄断的定义权被大众话语解构。支持改名的活动家与学者通过转发、评论与置顶话题标签，将“量子霸权”与更广泛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领域中的种族不平等议题进行了“接合”。在这种新的话语链接中，坚持使用“霸权”一词被解读为对少数族裔科研人员的隐性攻击，甚至被视为一种维护旧有特权的文化固守。

  与此同时，科学界内部也爆发了激烈的反弹。著名演化生物学家杰瑞·科恩（Jerry Coyne）在其博客上发布题为《致〈自然〉的信：谴责“量子霸权”一词为种族主义》27的檄文，将改名倡议斥为觉醒主义（woke culture）对科学领域的非理性入侵，引发了高达数百条评论的激烈讨论。类似的抵抗情绪在Reddit网站的量子计算社区等更具草根色彩的社区中同样蔓延，许多一线科研人员坚持认为“霸权”严格对应着计算复杂性理论中量子与经典算力的分界线，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技术描述，任何社会因素的介入都构成对科学客观性的污染。28这些科学家倾向于将术语的意义严格限定在技术范畴之内，对其在公共传播中可能产生的政治文化联想关注不足（见图1）。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来看，这种防御姿态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行会式的认知惯性，偏重技术硬实力而忽视社会同意机制的构建。正如凯利·摩尔（Kelly Moore）所指出的，当科学家群体感受到其权威受到挑战时，往往退回到去政治化的防御姿态，这种姿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隔阂。29

  科学社区的这种辩护，反映了西方科学共同体中相当一部分人依然坚守着客观性的堡垒，从而在身份政治的巨浪面前显得进退失据。因为辩论的核心已不再是词语的字典定义，而是词语在社会流通中产生的情感与政治后果。他们假定科学探索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占有和征服，而忽视了这种征服修辞对历史上被征服者的伤害。

  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拉克劳理论中的“空能指”被争夺的机制。在“脱节”发生之前，“量子霸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能指，其意义由普瑞斯基尔等技术权威填充，但在“脱节”发生之后，这个词变成了一个战场，反种族主义者试图将其定义为压迫的象征，而技术保守派试图将其维持为进步的标志。联名信事件迫使科学界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他们引以为傲的征服自然的科学语言传统，在后殖民与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恰恰构成了阻碍科学普及与国际合作的障碍，正如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所说，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当社会秩序要求种族正义时，与之相悖的科学话语必然遭遇合法性危机。30

  当科学术语被证实带有特定的种族与历史偏见时，其宣称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2019年年末爆发的“量子霸权”术语争议，集中暴露了西方科学话语体系内部围绕术语政治性的长期张力。它标志着单纯依靠技术硬实力的“强制”定义权已无法掩盖语言文化层面的裂痕。在身份政治的介入下，“量子霸权”这一能指与其原本意图表达的技术荣耀彻底剥离，转而成为各种政治焦虑与社会不满的附着点。这种“脱节”迫使西方科学界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能够重新缝合技术进步与社会伦理的替代性术语。这种内部分歧在客观上为包括中国科学界在内的其他科学共同体所倡导的替代性术语提供了接纳空间。

三、“量子优势”的中国路径

  相较于西方科学界围绕术语问题的内部争论，中国科学界在这一话语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中国科学共同体在量子计算术语的选择上并未简单沿用西方的命名逻辑，而是基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表述方式。在葛兰西的分析框架下，中国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承担了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他们在术语翻译层面选择回避“量子霸权”而采用“量子优越性”或“量子优势”，虽然未必出于自觉的话语策略，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具有文化特色的替代性表述，并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国际传播效果。在这一话语实践中，量子计算在中国语境下与实用、服务及和平发展等概念形成了新的意义关联，这种表述方式在国际科学界逐渐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同意。

  （一）术语翻译的去霸权化与制造同意

  在跨文化交流的政治经济学中，翻译从未等同于两种语言之间的透明转换，它始终充当着意识形态的过滤器与重塑器。对于置身于中美科技博弈风口浪尖的中国科学家而言，如何将自身的技术突破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科学语言，同时又兼顾国内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政治任务。在处理“量子霸权”这一术语时，中国科学界展现出一种成熟的政治审慎，他们通过去霸权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化解了潜在的地缘政治张力，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科学共识。

  最能体现这种话语自觉的案例，发生在中国量子计算迈向世界巅峰的关键时刻。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光量子计算机“九章”的研究论文。31从技术指标来看，“九章”量子计算机在高达76个光子的维度上实现了高斯玻色取样，其计算速度比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快一百万亿倍。这一成就严格符合甚至超越了普瑞斯基尔关于“量子霸权”的技术定义。然而，在论文标题的选取上，中国团队做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选择：他们将标题定为《使用光子的量子计算优势》，没有使用“量子霸权”一词。这一命名代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在彼时的国际舆论场中，谷歌在2019年精心策划的量子霸权事件，已引发了关于技术垄断与地缘威胁的广泛焦虑。倘若中国团队沿用“霸权”一词，势必会激活西方鹰派关于“中国寻求全球量子霸权”的深层恐惧，从而将这一科学成就瞬间异化为“中国威胁论”的新注脚。通过使用“量子优势”这一术语，中国科学家在形式上保持了谦逊的姿态，却在实质上通过无可辩驳的数据展示了力量，这种策略无疑符合拉克劳关于霸权构建的观察，真正的霸权往往通过某种缺失来运作，即通过隐藏显性的强制力（coercion）来获得更广泛的接纳。32中国团队的这一标题选择，在客观上引导了后续讨论的术语框架。当西方同行引用和讨论这一成果时，自然倾向于使用论文自身设定的“优势”（advantage）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霸权”一词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联想。

  在国内传播层面，通过对新华社、《人民日报》及中国科学院官方通稿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中文语境下几乎统一弃用了“量子霸权”，而采用“量子计算优越性”或“量子计算优势”作为标准译法。33这种翻译选择反映了中国政治话语中对“霸权”一词的固有敏感性。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霸权”长期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与强权政治的代名词，“永不称霸”构成中国外交的核心基石之一。34因此，使用“优越性”而非“霸权”，不仅规避了国内政治话语的禁区，更有效地将公众注意力从对外征服的联想引导至科技强国的务实自豪感，使技术成就被自然地嵌入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之中。35在国际传播层面，这种去霸权化的术语策略同样发挥了重要功能。36当美国科学界还在为“霸权”的种族主义隐喻而陷入内耗时，中国已通过“优势”的概念在科学伦理层面呈现出更具包容性的面貌。37通过坚决剔除“霸权”这一带有强制色彩的旧能指，并系统性地推广“优势／优越性”这一新能指，中国科学界为自身的技术进步争取到了重要的话语空间。

  （二）技术实力与科学话语权

  在葛兰西的理论逻辑中，文化领导权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能动性，但任何持久的同意机制最终必须建立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之上。对于试图在全球科学话语中争取更大影响力的中国科学界而言，仅凭翻译策略上的去政治化尚不足以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撕开实质性的缺口，即话语的合法性必须拥有技术实力的对应物。因此，中国科学界在推进术语革新的同时，始终坚持一条更为冷峻也更为艰难的现实主义路线，利用无可辩驳的技术突破，推动西方科学共同体在描述客观事实时逐渐采纳了与中国团队一致的术语表达。

  2021年，这一“技术／话语”的辩证运动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当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物理学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关于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的研究成果。38这一成果的发布，彻底打破了此前由谷歌“悬铃木”所垄断的算力天花板。“祖冲之二号”构建了66个量子比特的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系统，在处理随机线路采样任务时，其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千万倍，其计算复杂度比谷歌的“悬铃木”高出一百万倍。这一技术指标在物理层面展示了超越美国同类产品的计算能力，在话语层面则动摇了量子计算突破为美国所独占的叙事。

  “祖冲之二号”的问世，是典型的拉克劳话语理论中的介入性事件，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和学界在讨论中国量子技术进展时，往往带着一种俯视的怀疑论调，或者将其框架化为对美国技术的模仿。然而，面对计算复杂度比“悬铃木”高出一百万倍这一冰冷而坚硬的事实，西方观察家们陷入了话语表述的困境。若他们继续坚持使用“量子霸权”一词来描述中国的成就，那么按照该词所蕴含的绝对的统治与超越的逻辑，他们必须承认中国在这一战略领域已经确立了霸权地位。这对于习惯了美国例外论的西方主流媒体而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极难接受的，因为这相当于变相承认了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取代。

  这种两难困境迫使西方话语体系发生了一次微妙而深刻的位移。通过对当时西方主流媒体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话语权易手的轨迹。在报道“祖冲之二号”的突破时，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以及《科学美国人》在内的权威机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术语调整。例如《科学美国人》在描述中国量子计算研究的具体成就时，直接引用了中国团队自己的术语，称其实现了“量子优势”。39《纽约时报》的科技专栏则采取了更为曲折的策略，他们在提及“霸权”时开始频繁使用引号，或者将其表述为“所谓的霸权”，并转而强调中国科学家更倾向于使用“计算优势”这一说法。40这种修辞上的退却与调整，反映了物质力量对话语形态的规训作用。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的进展，客观上促使西方媒体在报道时更加审慎地选择术语。他们无法在否认中国成就的同时保持科学报道的客观性，也无法在承认中国成就的同时继续维持美国霸权叙事的完满性。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媒体开始采用“量子优势”这一更为中性的表述。这一趋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西方内部的术语反思，也包括中国科学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这印证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关于权力与声望的论述：声望是权力的光环，当权力发生转移时，声望的符号体系必然随之重构。41

  在这一话语转型过程中，中国科学家选择了一条以技术突破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路径。他们并未直接介入西方科学界围绕“霸权”一词的伦理争论，而是通过“九章”与“祖冲之号”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条技术路线上的突破，创造了无可辩驳的算力事实。这种物质性的超越直接作用于科学评价体系的核心标准，使得中国团队在倡导“量子优势”这一术语时，其主张获得了坚实的技术信誉支撑。

  （三）科学家作为国家发展的有机知识分子

  在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学架构中，“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占据着枢纽地位。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仅从事学术生产或象牙塔式沉思的学者的范畴，特指那些能够代表新兴历史集团利益，在经济、文化与政治领域通过组织、教育与说服工作，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社会普遍意识形态共识的关键行动者。42中国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潘建伟、陆朝阳等人，正是这一角色的典型体现。不同于西方科学界常常陷入的“为科学而科学”的孤立主义，或者被动卷入种族争议的防御姿态，中国科学家群体展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政治能动性。他们通过特定的媒体形象塑造与修辞策略，成功地将量子技术从冷冰冰的算力竞赛转化为对国计民生与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从而在社会机理深处为“量子优势”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通过对潘建伟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面对面》等主流媒体访谈节目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这种话语特征。在面对镜头时，这位科学家极少使用诸如“击败美国”“占领制高点”等具有零和博弈色彩的对抗性语言，也鲜少流露出技术精英常有的傲慢。43相反，他倾向于使用“保护”“服务”“解决难题”等功能性词汇来界定量子技术的价值。例如，在谈及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时，潘建伟避开了晦涩的密码学原理，将其首要用途界定为“为国家的信息安全铸造盾牌”等领域。44这种话语选择避开激进的民族主义锋芒，将技术的合法性基础从“对他者的征服”转移到自我完善以及对民众的守护。

  同样的逻辑贯穿于潘建伟对量子计算的阐述中。2016年3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播出对他的访谈，在面对青年学子的提问时，他规避了单纯的算力炫耀，转而描绘其在“加速新药研发以治愈癌症”“精准气象预报以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具体应用场景。2025年10月19日，陆朝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同样沿用了这一逻辑，他将量子计算机比作帮助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箱，旨在解决经典计算机无法触及的复杂科学难题，而非大国争霸的杀手锏，尤其强调使用“量子优越性”这一术语取代“量子霸权”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热爱和平的因素。这种侧重实用价值的话语方式，在客观效果上将量子技术与国家安全、民生福祉、人类健康等公共关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拉克劳理论所描述的“等同链”。这有助于弥合前沿技术与公众认知之间的距离，为科研投入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同样深层且精彩的文化“接合”，体现在中国科学家如何处理现代前沿科技与传统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上。在这一维度，潘建伟团队展现了卓越的文化领导权构建能力，他们成功地将源自西方的科学体系与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进行了无缝对接。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命名为“墨子号”（Micius）。这一命名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将现代科技成就与本土文化传统进行对接的自觉意识。在《自然》杂志的采访及各类科普演讲中，潘建伟反复提及，墨子不仅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最早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沿直线传播的规律，更是一位主张“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家。45通过调用“墨子”这一文化能指，中国科学家实现了话语运作的双重目标，为现代量子力学在中国的发展寻找到了一脉相承的本土文化根基。这种叙事暗示着，科学精神并非西方的专利，而是中华文明内在基因的复苏，大大增强了科技自信与文化主体性。通过强调墨子“非攻”的防御性军事思想，这一命名还向国际社会含蓄地传达了中国发展量子技术的防御性质与和平意图。46这与美国科学界习惯使用的带有强烈军事动员或征服色彩的隐喻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美国的叙事中，科技往往被描绘为开拓边疆与征服自然的武器；而在中国的墨子叙事中，科技被重塑为一种内省的、防御性的，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智慧。这种基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使得中国在争夺科学话语权时，能够跳出西方为中国设定的所谓“技术威权主义”框架，转而站在了古老文明复兴与和平科技的道德高地之上。

  技术精英与国家目标的深度嵌合，构成了中国科技体制独特的竞争优势，47潘建伟等人的形象，契合儒家传统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同时又具备现代科学家的专业素养。他们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公众认知的桥梁，有效地将“量子优势”这一技术目标转化为社会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成为民族复兴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科学界不仅在物质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追赶，也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构建了一个自洽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科学共同体。潘建伟等科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作用远远超出了技术研发的范畴。通过科学术语命名的话语实践证明，真正的科学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最终取决于谁能讲述一个更具感召力的故事，一个关于技术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而非技术如何让帝国更强大的故事。

四、科学文化的领导权竞争 

  在厘清了西方“强制性的量子霸权”的内在困境与中国“实力导向型的量子优势”的崛起路径之后，或许应当将分析视野从单一的术语之争上升至全球科学文化领导权的宏观博弈层面。发生在中美量子计算领域的话语碰撞，溢出了简单的地缘政治零和游戏的范畴，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领导权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对决，这种对决关系到对“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一核心价值命题的重新定义。随着中国模式在物质与话语双重层面的推进，西方早期的那种带有冷战色彩与种族主义潜意识的科学叙事正在逐渐退潮，一种更强调效用、合作与普遍性的新科学伦理取而代之。这一过程通过一种拉克劳式的“话语同化”机制完成，即中国所倡导的“优势／实用”路径正在逐步渗透并重塑西方主流科学界的认知框架，使其在竞争中不得不采纳中国设定的规则与语言。

  （一）两种领导权形态的博弈

  当前全球科学治理体系正处于一种过渡图景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两种相互竞争的领导权形态的激烈碰撞，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它侧重于震慑与征服，试图通过宣告“终结历史”般的胜利来确立等级秩序；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模式，它侧重于渐进与实用，致力于通过强调技术的“有用性”和“比较优势”，构建一种非零和的竞争叙事。美国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绝对性”与“时刻”的迷恋，这种迷恋深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天定命运”意识形态之中。谷歌的量子霸权事件堪称美式单边主义在科技领域的典型展演，48通过将“一万年”的经典计算时间与“200秒”的量子计算时间进行戏剧性的对比，谷歌试图制造出一种令人绝望的技术鸿沟。这种策略复刻了冷战时期的“核威慑”逻辑：通过展示一种压倒性的、毁灭性的力量，迫使所有潜在的竞争者承认其在全球科技金字塔尖的孤独统治地位。在此叙事中，科学被异化为一种展示肌肉的表演，技术指标的意义在于确立“主／从”关系，在于划分“拥有者”与“匮乏者”的界限。然而，这种基于冷战思维的震慑逻辑在当今高度互联与多元的世界中日益显得格格不入。它引发了外部竞争者的强烈反弹，在内部也遭遇了伦理合法性的危机，因为“征服”的话语天然排斥了合作的可能，将科学探索变成了一场孤独的零和游戏。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则展现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后霸权智慧。中国科学家通过“量子优势”这一能指，将竞争的焦点从“谁是老大”巧妙地转移到了“谁更有用”。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量子计算机不是用来羞辱经典计算机的武器，而是与经典计算机协同工作、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中国的科学话语在伦理层面的争议更少，将自身的技术进步描述为对人类通用知识库的贡献，而非对特定国家安全边界的威胁。这种实用主义的话语构建，有效地将中国技术力量嵌入全球发展的脉络中，从而消解了“中国威胁论”的部分杀伤力。

  这种博弈的演进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同化趋势，即西方科学界开始被迫向中国模式靠拢。这一趋势最显著、最具决定性的证据，莫过于IBM在术语策略上的重大转向。2023年6月，IBM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展示了其拥有127个量子比特的“鹰”处理器在模拟复杂物理系统方面的能力。4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旨在展示技术肌肉的顶级论文中，IBM彻底摒弃了“霸权”这一概念，转而使用“量子实用性”这一新术语。

  IBM的量子科学家杰伊·甘贝塔（Jay Gambetta）在解释这一转向时指出，真正的里程碑在于让量子计算机在有用的任务上展现出超越经典方法的潜力，而非在某个晦涩的数学问题上击败经典计算机。这一表述与中国科学家潘建伟、陆朝阳等人长期以来倡导的优势与应用理念惊人地一致。作为美国建制派的IBM的这一选择显示出全球量子计算产业界正在向强调实用价值的话语方向调整，这一趋势与中国科学界此前的术语实践形成了客观上的呼应。深入分析IBM的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焦虑与战略妥协。作为一家深植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跨国巨头，IBM对市场情绪与社会共识的感知极为敏锐。当“霸权”一词因种族主义联想而变得不合时宜时，坚持使用该词不仅会疏远全球南方市场，更会使其在与宣扬和平科技的中国对手竞争时处于道德劣势。这一趋势表明，实用性正逐渐取代征服性成为全球量子计算领域话语的主旋律。在这一转变中，中国科学界早先的术语选择在客观上走在了这一趋势的前列。

  从葛兰西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革命或曰“霸权的调适”。当美国科学界这一统治集团发现其旧有的意识形态工具——霸权话语失效，且面临新兴的中国科学界的强力挑战时，它不得不吸纳挑战者的部分话语特征，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领导地位。IBM采纳“实用性”叙事，实际上是承认了“征服”叙事的破产。正如安妮·萨松（Anne S. Sassoon）在对葛兰西理论的解读中所言，霸权的维持往往依赖于霸权者是否有能力牺牲其部分直接利益，如话语上的傲慢，以换取更广泛的领导权基础。50这种由硬实力驱动的话语权转移，验证了拉克劳关于“霸权缝合”的理论：当旧的能指“霸权”因外部冲击而脱节时，新的能指“优势”51便会乘虚而入，重新缝合意义的链条。52

  在这场博弈中，中国模式展现出强大的同化能力。它没有通过激烈的对抗去推翻西方的话语体系，而是通过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替代方案，诱导西方科学界主动向其靠拢。当IBM、QuEra等美国新兴量子企业纷纷抛弃“量子霸权”概念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静悄悄的胜利：中国倡导的务实、普惠、非排他的科学价值观，正在成为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通用语，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的，最好的宣传不是宣传，而是制定别人自愿遵循的标准。53这标志着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正从单一的西方中心，向着一种由东方智慧参与重塑的多元共治格局演变。真正的霸权不是宣称“我统治了你”，而是让所有人自然而然地同意“我的发展路径是唯一合理的路径”，作为“量子霸权”的始作俑者，普瑞斯基尔本人在2023年的综述中也承认，学界的共识已然改变，实用性成了新的北极星。54

  （二）谁来定义“好的科学”

  拉克劳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曾论述，真正的政治领导权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对普遍性定义权的争夺。55任何一个特殊的历史集团若想确立其霸权地位，必须成功地将其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本国的技术发展路径，描绘成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并将其所奉行的价值标准确立为共同体无可置疑的伦理规范。长期以来，西方科学界通过发现、开拓、征服等隐喻，定义了“好的科学”即是那种能够拓展人类疆域，以雷霆万钧之势驯服自然力量的英雄主义事业。然而，随着“量子霸权”一词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潜意识被揭露，这种英雄主义叙事的阴暗面，即其内在的排他性、暴力性与等级制，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聚光灯下暴露无遗。此时，中国科学界通过“量子优势”的话语实践，适时地填补了这一意义真空，暗示了一种新的科学伦理——好的科学文化应当剥离引起种族创伤或地缘恐惧的征服色彩，转而拥抱温和的、服务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具有包容性的实用主义精神。

  这种价值范式的转移在实践中有着坚实的经验证据支撑，通过对近年来量子计算领域的“顶会”量子信息处理会议（Conference on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QIP）的田野观察与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这种风向的转变。回溯2019年的量子信息处理会议，“霸权”一词尚处于其荣耀的顶峰，频繁出现于各类主旨演讲的标题之中，被演讲者用来标榜研究的前沿性与革命性，56然而，进入2021年及其后的量子信息处理会议，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会议议程与论文摘要中，直接使用“霸权”一词的频率呈现出断崖式下跌，取而代之的是“优势”“效用”以及更为平实的“超越经典”（outperforming classical）等表述。57而在同时期的量子计算领域的科学论文中，“量子霸权”的使用也迅速被“量子优势”超越并取代（见图2）。

  这种无声的术语更替，是科学家群体在潜移默化中达成的一种新契约，在这份隐性契约中，那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傲慢修辞被视为不体面甚至具有职业风险的表达，而强调合作与效用的谦逊措辞则被视为专业精神的体现。例如，在2023年的量子信息处理会议会场上，即便是来自美国的研究团队，在展示其超越经典计算机的算法成果时，也倾向于使用“实用优势”（practical advantage）来界定其贡献，而不再提及“量子霸权”。这种现象验证了希拉·贾萨诺夫关于“公民认识论”的洞见，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其技术正确性，亦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公共理性标准。58当公共理性开始排斥种族主义与暴力隐喻时，科学共同体必须通过自我审查与话语调整来重新获得社会的“同意”。

  中国科学界在这一普遍性重构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催化剂角色。通过将量子技术链接至医药健康、气候变化、新材料设计等全球公共议题，中国科学家成功地将自身的特殊技术路径提升为一种普遍的科学价值。当潘建伟团队反复强调量子计算是为了解决“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有益问题”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基于“效用”的普遍性叙事。59更进一步看，这种新伦理的确立，使“量子优势”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新标尺。当西方科学家（包括IBM等巨头）也开始使用“量子实用性”来标榜自己的研究价值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参与设定的新游戏规则。这标志着，关于“好的科学”的定义权，正从单一的西方中心向多元中心转移。这种转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科技治理具有深远意义，即便在最硬核的技术领域，软实力的竞争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然，术语的更替并不能完全消除科学背后的权力意志。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曾指出，技术制品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无论其被冠以何种温和的名称。60量子计算的双重用途本质上并未因改称实用性而消失。然而，就话语政治而言，从征服修辞向效用修辞的转变本身即具有意义，它表明赤裸裸的暴力叙事已不再被科学共同体视为荣耀，权力必须经过伦理的包装才能获得广泛接纳。正如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的“交易区”（trading zone）概念所揭示的，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建立通用语言来实现合作。61如今，“量子优势／实用性”正逐渐成为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通用表述，无论研究者来自北京还是纽约，他们都越来越倾向于用这套强调效用的语言体系来交换思想与成果。这一演变趋势标志着科学话语正朝着更加务实与包容的方向调整，而中国科学家通过自身的术语实践，在这一进程中留下了值得关注的印记。

五、结论  

  从“量子霸权”到“量子优势”的术语更替，揭示了隐藏在技术参数与物理模型背后的深层权力逻辑，科学术语的命名与变迁，构成了大国在地缘政治与文明价值观层面进行“阵地战”的关键前线。美国科学界早期试图通过“量子霸权”确立技术地位，但其逻辑过度依赖基于冷战思维的震慑话语，忽视了征服性修辞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合法性危机。当“霸权”这一能指进入公共舆论场域后，迅速被身份政治与后殖民思潮所捕获，与种族压迫、殖民征服等负面意义链条发生了不可逆的“接合”。这种语义脱节导致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严重分裂，建制派试图通过消极革命进行修补，一线技术社区则陷入传统知识分子行会式的固守，使得美国在拥有技术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反而面临科学话语合法性的侵蚀。62

  中国科学界在术语选择上呈现出侧重于建构共识而非宣示统治的话语特征，但这种特征的形成更多源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政治话语惯性，而非自觉的国际话语竞争策略。在实践层面，中国科学家通过“九章”与“祖冲之号”的技术突破确立了物质基础，通过去政治化的翻译策略与实用主义的应用叙事，将“量子优势”这一能指与人类福祉、公共服务及和平发展建立了新的“等同链”。这种实践在客观上将技术的强制力转化为社会的同意，促使全球科学界逐步向更强调效用与包容的术语方向调整。这一过程表明，科学文化的领导权争夺，本质上关涉谁能定义“好的科学”的伦理竞逐。IBM等西方科技巨头转向使用“量子实用性”概念，标志着从征服性到效用性的术语转型已成为全球科学界的共识趋势。63“量子霸权”的衰亡折射出全球科学话语正在经历从强调竞争与震慑，向强调共识与效用的多元方向调整。在这场话语演变中，科学领导权的较量不仅发生在实验室的算力竞赛中，也发生在每一个术语的命名、每一次翻译的抉择以及每一篇论文标题的取舍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数字法律史研究”（项目编号：25&ZD07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