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体论命题与政治学的“认知革命”*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①，“如果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将是一门历史科学”②。“历史转向”的口号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人们往往都是在认识论或者方法论层面理解“历史”，诸如历史很重要，历史地看问题等“日用而不觉”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历史思维方式，以及西方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不同于上述研究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研究方法”之一的历史政治学③，则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历史是一种本体性范畴，其本身更是一种类属存在——都在说“找回历史”，但找回的内容却完全不同。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围绕“历史延续性”相关讨论中被延续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认知模式的转换意味着研究者不仅可以用历史的方法探究理论与现实问题，历史本身即历史属性也值得深入研究。历史的类属价值，使历史政治学在探究政治发展规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在阐述这些价值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历史为什么能够作为本体性的类属存在，以及这一主张提出的学术史基础。

一、作为方法的历史及局限 

  以历史和本体为要件组成的学术范畴展现出历史本体论的核心旨趣：它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非历史性研究”，另一方面则介入到围绕历史的不同理解之中并提供原创性见解。不问历史属性的各种冠以“历史”的方法，其基于历史的发现似乎具有普遍性价值，比如以竞争性选举、党争和代议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这种基于某种历史的所谓“历史规律”，如果用来解释、回答另一种不同属性历史的现实问题，规律就会失灵。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作为方法的历史这里。历史转向并不是什么新的学术浪潮，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历史依然是方法论、认识论层面的。

  当下美国社会科学至少存在两种“找回历史”的研究策略。④其中，主流的做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处理杂乱无章的历史材料并将其纳入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议程，当然这里讲的科学主要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就是一种“把历史的比较研究和理性选择模型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其本身虽一直饱受争议，但也进一步拓展了理性选择主义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范围。时至今日，“因果推理革命”使历史政治经济学（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成为推动历史转向的重要力量。在2024年出版的《牛津历史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作者明确地将该流派的首要特征定位于方法性上：一切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都必须尝试建立一个可证伪的论点，即能够被检验并被证明为假（或在逻辑上被反驳）的论点。⑤虽然他们宣称“研究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经验的；可以是实验的，也可以是观察的”，但“将统计分析运用于因果推断和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以理解过去”的具体主张已经表明其鲜明的方法论偏好。⑥历史政治经济学囊括了国家兴衰、政体类型、历史遗产、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等诸多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该流派乃是因方法聚合在一起。尤其是对历史持续性（historical persistence）的关注，更是让横断面／时间序列分析、自然实验以及断点回归、双重差分、工具变量等基于研究设计的因果推断策略有了用武之地。⑦

  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学科上的交叉性使历史政治经济学收获了一干青年受众，“找回历史”通过延长物理层面的时间跨度而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者的资料库，从而可以借助新的研究方法探寻或检验客观规律。但从知识生产的总体脉络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尝试，类似的“科学冲动”既是美国政治研究转变为独立的科学的起点，也曾在美国政治学发展史上周期性上演。⑧在这些研究中，历史不过是为科学主义披上了一件用以装饰的外衣，历史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可有可无的经验材料。这样的学术作品并不会去质疑既有知识体系的合理性，它们更多地成为常规科学时期的理论注脚，因此注定无法为巨变时代的知识革命提供动力。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甚至认为，“不清醒的思想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技术愈发精进的同时，我们身后的未知领域却越来越多”。⑨在本文的第五节笔者将进一步表明，此进路下的中国政治分析往往充斥着理论的颠倒与史实的脆弱。

  相较而言，在那个被称为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或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阵营中，历史被视作以时间性为核心的分析工具。该阵营肇始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与各种“去历史化”“去情景化”研究展开的知识交锋——从各类充斥着目的论史观的一般性理论，到定量研究和理性选择主义，再到实验法和大数据方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对“时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时机”“时序”“关键节点”“路径依赖”等分析工具已然实现了研究者念兹在兹的“方法论自觉”。⑩在与主流研究方法论战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上游知识”的作用。例如，阿伯特（Andrew Abbott）强调“广义线性实在”与“过程论方法取径”的核心区别正是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层面：前者假设“社会世界是由属性变化的固定实体组成且特定属性的因果意义不依赖于背景情境”，而后者则“假定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都处于不断地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及其他事物）的过程中”。11近些年来，包括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科学建构论（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和阐释（interpretation）学派在内，很多定性研究者都在本体论的层面为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寻找更为坚实的科学哲学基础。

  然而即便关注本体论，研究者最终目的依旧是为了捍卫自身独特的因果模式——或言之，本体论阐述是为方法论本身的意义和正当性服务的，这一点在有关“政治科学哲学”的各类研究手册中颇为明显。12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单一研究方法一统学界的局面的确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当研究事业局限于因果解释，注定割裂经验知识与规范理论之间的联系，“在分析工具上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纠缠，在分析层次上民族国家与所谓‘次国家’的辨异，在案例数量上跨案例比较或案例内比较的纠结，在分析重心上比较性与时间性的摇摆，在学科分际上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划界”，最终脱离了对问题复杂性的追问。13方法论自觉下的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不再像前辈那样熟悉和同情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在关注各项中层问题的同时反而以“折中主义”为名忽视乃至拒斥各种“元理论”。但搁置元理论并不能摆脱元理论的束缚，因为因果解释成立的前提乃是基础性概念本身的适用性。当两种取径下找回历史的差异仅体现在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知识生产逻辑反而是出人意料地殊途同归。

  当然，方法论研究往往是对经验研究极大简化后的产物。在具体分析中，研究者对历史的运用远不止时间性分析工具这么简单。正如比较历史科学化路径奠基者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指出的那样，比较历史分析绝不能替代理论，仅靠方法本身“无法界定加以研究的对象，不能选择合适的分析单位或者说应该研究哪些历史案例，也不能提供要加以检测的因果假设”——而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来自宏观社会学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必须要由当代的理论争论来激活，而且，还必须要对一系列历史案例的证据模式保持敏感性”。14很显然，斯考切波本人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作为方法的历史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限，作者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三章的一处注释中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那就是关注“自起因的进程后来的汇合并逐渐展开的相互作用”，而这种取径注定“以历史为基础”。15以此精神为指导，斯考切波引用了斯廷奇库姆（Arthur L. Stinchcombe）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比较历史研究者应该像木匠那样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尺度，而非像建筑师那样先绘图后建造。16

  斯考切波暗示历史想象力如何帮助研究者塑造主体性地位：他们不再是科学主义洪流下特定理论的检验者抑或规范流程的操作者，而是身处理论与现实交汇地带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的知识创造者。当研究者察觉既有理论给出的结论与切身经验出现张力时，他们便开始意识到那些已存在却尚未被察觉的客观知识如何产生认知偏见，继而在历史中克服偏见并寻找替代性解释。在这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本身，它能够克服各类“固有前提”造成的“理论不适”并激发新的知识生产，“要想克服这种偏见，就需要不断反观自身的研究过程，揭示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伦理、价值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产生”。17例如对于摩尔（Barington Moore）而言，议会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条现代化道路的事实完全不同于经典现代化理论单一道路的假设；而奥唐奈（Guillermo O’ Donnell）发现，“经济增长导致民主”并不适用于拉美，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官僚威权主义”。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既有的历史方法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居然不能被纳入西方比较政治学，中国被视为“例外”。理论不适推动研究者自觉地回到历史以探寻更为恰当的理论形态，此时历史已然不是无差别的抽象概念，而是能够产生新知识的源泉。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美国政治学界，强调自身方法的科学性是研究者从事具体分析的前提，因此才会出现单纯从事方法论研究的群体。但在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意味着政治学研究必然以解释、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因此完全不必通过方法本身以论述自身研究的合理性。当历史不再被单纯地视作时间性分析工具或既有理论的检验材料，它势必引导研究者重新理解历史并赋予新的学术定位：历史不仅仅是观念，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就是本体论性质的历史政治学。18历史政治学的诞生，使中国不再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例外”，而是一种可比较的中心性质的参照物。

二、作为类属存在的本体性历史

  都是在研究历史，比如研究英美史和法德史得出的理论体系为什么大相径庭？历史的非均质性长期以来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沃格林（Eric Voegelin）发现，“在近东和地中海区域，人类的戏剧是由一个包含众多社会的社会来上演的；在中国，由于它在地理上的隔绝，这种戏剧是在一个单一社会的范围内上演的。在西方，通过各个社会之间的权力冲突，通过帝国的兴衰，可以清晰辨识出那些重大断面；在远东，它们则融化成中国历史内部的各个分期”。19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是以“大一统”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西方则是以“多统”即多中心秩序模式的城邦身份进入历史，由此形成的差异化组织形态可谓与生俱来，继而又决定性地影响着后来政治实践的具体走向。

  那么这种与生俱来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文明起点的差异性为何能够延续上千年？对于这个问题，以历史为方法的研究者们既不关心，当然更无法回答。尤其是在一元论的普遍主义想象中，不同地区的历史似乎仅仅是同一现代性谱系中的先后问题，它们的重点都是自由主义民主。20相反，在那些从事文明比较的研究者看来，文明之间的差别是清晰可见的，“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21类似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分析特定的国家、政体、政党等概念时也会对它们进行类型学划分，如国家形态上的帝国、城邦国家、民族国家，政体类型中的代议制政体或民主集中制政体，等等。因蕴含着迥异的底层逻辑，不同的类型或曰类属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本质差异。在历史政治学看来，最具一般性特征的历史概念其实也是基于差异性的类属存在。类属存在集中体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尤其是人类生存的结构与关系。至于历史连续性，则是特定历史本身的延续，这种延续性使“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2

  文明、制度、观念等要素构成了历史这一总体性、一般性的类属存在，不同历史属性中的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演绎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论，如中国的大一统、天下观、民本主义、仁爱，当代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宪政工程学、历史终结论等。历史政治学是对这一常识的发掘，一方面表明几乎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性的，政治理论更严谨的称法是“历史政治理论”，这是由政治理论的知识论原理决定的23；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转向学术路径都可以形成理论——对于以认识论或方法论理解历史的学者而言，他们只是在研究基于类属存在的政治理论本身。这就是历史本体论命题的根本意义，类属存在会催生政治理论，因为类属存在本身需要得到解释，政治理论是回答类属存在的历史政治理论。这就为构建新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之所以被视作类属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行为起点上的差异性。借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我们划分了社会史和政治史这两种理想类型。其划分依据，主要是基于权力的来源及运行模式：社会史体现为权力的多元性、分散性和冲突性，政治史则体现为权力的一元性、集中性和整合性。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集中化趋势——换言之，中西方都经历了从社会史进入政治史的历史转变。然而就现代国家形成的时间而言，东西方的差距确有如此之大，不同地区和国家就有了流淌在血液中的秉性——社会史或政治史（国家史）。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24欧洲是以“多统”身份进入历史的，16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压力虽然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但社会史的历史属性并没有消解，反而是以代议制的方式实现了制度化整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反而使得战争状态常态化。相较而言，“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25，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在西周时期初步呈现，虽然有春秋战国的七八百年的“多统”社会史，但诸侯列国还是按照西周形成的国家形态去思维和行动，因此才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大一统追求，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态水到渠成。因此，虽然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多统”格局，但分治下的有政治抱负的王者无不追求大一统。中国历史流淌的血液属性就是大一统，中国史堪称“国家史”或“政治史”，中华文明是政治文明或国家文明，故而钱穆认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26

  确立了历史是什么即历史本体论问题，历史的方法便有了新的意涵。如上一节所言，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或者将历史视作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把历史抽象为时间性分析工具，历史是无差别的一般性概念。但是，历史本体论命题会质疑我们，历史的方法是什么性质的历史方法？不清楚历史是一种类属存在这一知识前提，所谓找回历史很可能是将一种历史中的结论套用到另一种历史身上，以一种历史去诠释另一种历史，把一种历史演绎出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视为“普世价值”，在学术学科上也可能不加甄别地盲目移植。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欧美风生水起的历史社会学为何在中国学界并未引起巨大波澜？以历史本体论观之，历史社会学的知识根基乃是以西方社会史为基础的学理化总结，但中国的历史属性是政治史。将社会学衍生出的理论套用于政治史头上，终究是张冠李戴。需要注意的是，这无关具体理论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而是不同历史属性之间类属差异性。例如，“战争制造国家”是历史社会学的经典主题之一，研究者关注战争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塑造民族国家。27从某种程度上说，该话题在探讨社会史转向国家史的问题。这一进程自16世纪以来持续了两三百年，但对于中国来说，该问题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早在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已经开始通过官僚体系对民众进行直接统治，这直接颠覆了长期以来封邦建国的治理策略；更为重要的是，秦国在消灭其他竞争者的同时在其可知疆域内就已建立起基于官僚制的直接治理体系，并一直延续下来。这意味着历史属性不一样，问题意识自然不一样：在西方，学者关注战争制造国家是对其自身历史的真实写照；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国家形成领域最重要的无疑是大一统问题，大一统是我们从中国政治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支点。研究者需要明确的是，“战争”这一要素的提炼以及财政-军事模型的提出仅仅是基于社会史的地方性知识。28以三百年的故事剧本去诠释三千年的中国史，实在是历史的错位；或者说用三千年前中国的历史剧本去验证欧洲三百年国家形成史而得出的理论，是历史的不幸。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于在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使用历史，而不问历史本身是什么，更没有进一步思考差异化的本体性历史如何演绎出了不同的类属关系。

  历史本体论命题为我们讨论或发现新的政治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找到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三、历史本体论与政治发展规律

  人类的政治发展有规律可循吗？这里首先需要确立一个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即现代国家的形成。在西方比较政治学那里，现代国家的诞生就是现代化的象征；在国家诞生之前，欧洲长期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政体之中，这个千年历史也被称为传统，有了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在韦伯（Max Weber）那里就有了“现代性”，有了“传统-现代”的区分。确立了国家形成之于政治发展的关系，研究者便可以找到政治发展的规律，而这个规律根植于历史本体论命题。

  既然有文字以来的人类起点上的差异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类属存在就是我们认识政治发展的确定性、起点性的制度结构，起点性制度结构的变迁轨迹是如此显著，堪称“规律”。

  一是社会史的结构性起点。从古希腊的上百个城邦国家到古罗马帝国的事实性分封自治，再到中世纪封建制乃至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欧洲几千年来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自治、多元主义与战争，正如基佐（Francois Guizot）所言：“构成古代欧洲社会的因素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它们的多样性、分隔和独立。封建贵族、教士和自治市镇各有其不同地位、法律和习俗。它们是三种社会，都受其本身的规则和权力所统治。它们之间有关系，有接触，可是没有真正的联合。它们组成不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政权统一的国家。”29在如此狭小且资源有限的空间里，资源分配的方式必然是竞争式、对抗式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况”，正是对欧洲历史的真实写照。即便是战争塑造了民族国家，国家内部依旧充斥着各类冲突，这种多元主义的权力格局最终不得不以代议制作为一种充满张力的制度安排去分配资源。严格说来，西方现代性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和代议制的同步性。唐宁（Brian Downing）认为中世纪欧洲的三个条件——王室与贵族的大致平衡、分权的军事系统、农民的财产权利以及与地主的互惠关系——为近代西方的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因素也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这三者的结合以及各自的强度则是西欧所独有的”。30

  在政治变迁的过程中，欧洲通过竞争性、对抗性乃至频繁的战争方式促成现代国家和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国家和制度因此都有与生俱来的竞争性、对抗性。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是其政治发展的一般形式，代议制是社会史的必然结果。基于历史本体论，我们就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非西方国家也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在西方到来之前，“殖民地”基本上是部落制或世袭封建制，国家尚未形成，处于社会史的多中心主义状态。这种社会结构恰好被“分而治之”的殖民者所用，建立起代议制和多党制。结果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甚至出现了政治衰败——因为代议制民主反而强化了固有的原生态性的社会结构，事实性封建制得以巩固，这种情况在当下发展中国家颇为普遍。31

  在社会史中，政治的动力来自以社会为基础的各种势力，制度变迁和政策制定的推动力来自社会，因此政治制度是因变量，经济社会是自变量，即政治制度是经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一点在英国代议制形成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进行了学理化总结：“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2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史衍生出来的国家类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乃是现代化过程中权力整合的问题。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内权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相关联：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以及其他权力中心必须摧毁，权力要集中于全国性的政治机构。”33在那些未经社会革命的国家，代议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主义政治的现代性载体，政治家族以政党的方式合法地垄断政治议程。34结果是现代性政治并未能催生现代化，形式上的现代性政治与传统性社会结构之间形成巨大张力，政治衰败因此而产生。即使在那些被战争抹平的社会结构里，比如韩国，如果政治制度不是行政主导型而是议会主权型，指向现代化的政治发展最终都可能是政治衰败。政治发展并非直线型，很多国家出现了逆发展。

  二是国家史的结构性起点。中华文明是政治文明或国家文明，大一统贯穿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35在中国，治乱兴替都内嵌于大一统国家史的历史逻辑之中，这决定了中国人更关心政治的确定性而非冲突性。大一统意味着得天下，而得天下首先得民心，为此必须实现“正名”（良序社会）和“致治”（有效治理）。自西周以来，以民心为内在追求的国家治理，就是政治变迁的一般形式和政治规律。与此同时，支配政治变迁的不是社会力量，而是政治本身即国家。这样，政治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或者自变量，经济发展或社会变迁是因变量。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宗教属性，比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政治文明或国家文明。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类属的历史属性，演绎出了不同的发展规律，这也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放眼全球，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有12个（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其中只有中国的国家形态是由政治史孕育而来，推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他11个国家都是社会史的产物，基本上实行的是代议制政体。虽然代议制依旧是主流政体理论，但比较研究不能以数量的多寡衡量真理的普遍性或特殊性。立足国家治理有效程度，其他11个国家与中国的差距一目了然。那么这种治理效能是如何实现的呢？历史政治学研究发现，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而活力则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家形态上，大一统国家经由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演化为由公共型政治领导力量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得到有效维护”。36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从社会史向政治史的转型，国家建设贯穿中国历史实践。但上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实践则晚很多，直到20世纪中叶民族独立之后才陆续开启国家建设。历史的类属性决定了社会史的国家很难发展成政治史的国家，因为历史是几千年的存在；相反，政治史的国家则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史属性的状态，如国家分裂。

  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37西方政界学界都喜欢拿党争民主衡量中国的政权合法性，这就是以社会史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标准衡量政治史基础上的国家治理实践，甚至可以说是用“落后”评判“先进”，完全颠倒是非——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38历史本体论赋予研究者将主流理论颠倒过来的勇气和能力，因为西方世界在晚后阶段才进入有国家的政治史，而中国几乎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史属性的大型文明体。

四、历史本体论与现代政治理论

  现代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写照，而现代化道路又源自人类结构性起点上的差异性即不同性质的历史，作为历史存在的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必将呈现出政治理论的历史属性。基于历史本体论命题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历史的类属存在决定了政治发展道路，也隐含着政治发展规律。理论家努力发现这些规律，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理论。概言之，历史本体论决定着政治变迁方式，政治变迁方式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样式，而政治理论就是对相应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集成式表述。历史的类属存在意味着政治理论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

  从“多统”社会史出发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着竞争和对抗乃至战争，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充满张力的代议制，西方政治理论就是对这种道路和制度的肯定，政治理论因而也是基于代议制的多元主义权力斗争的线索。包括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等“元概念”以及现代化道路等一般性政治理论，都是对政治变迁方式和政治制度的一种理论化总结，比如对西方政治学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韦伯的关于政治就是权力分配的定义，其背后就是欧洲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所制造的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治制度，但是没有涉及为什么是战争式分配资源的变迁方式，为什么是对抗性的政治制度。39历史本体论命题为我们重现了这样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常识：不同性质的历史具有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演绎出不同的政治制度，诞生了相应的历史政治理论。

  历史本体论命题意味着书写新的政治学原理恰逢其时，毕竟市面上很多相关教材本质上仅反映了西方政治理论的有限知识，然而研究者却通过原理性知识的构建将这些地方经验普遍化。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政治科学系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自欧洲到美国的转移，美式政治学内部也经历了自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再到“第二次科学革命”等历次范式更迭，但19世纪形成的知识体系一直延续了下来。在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看来，它是“中庸的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主导性地缘文化后在学术领域的自然延伸，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既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又为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被统治阶层提供服务”。40中国政治学者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学习和阐释那些产生于社会史的理论，并以此为范本对照作为政治史的中国，这也难怪英文期刊中有关中国的论文发表几乎都对中国冠以“威权主义”。

  巨变时代总会涌现出新政治学，民国时期曾出现过一些以“新政治学”冠名的研究，即区别于先前资本主义政治学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体系，也有西方政治学的原理体系，唯独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学原理体系缺位。中华文明蕴含着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由此演绎出的观念与制度早已化为行动者的“文明基因”，因此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只能从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寻找资源和方法。历史本体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从对西方政治学的取经与亦步亦趋，逐渐走向对中国的内在思考，建立起以中国为坐标的政治学知识体系”。41历史属性不一样，人们的认知模式也不一样，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必然大相径庭：相较于“多统”的社会史及其衍生的对抗性政治逻辑，从大一统政治史出发的政治发展道路追求的是“正名”、民心、致治，政治理论必然内嵌着“和合”文化。近年来历史政治学围绕概念重述而提出的一些对话性概念，如针对“民族国家”提出的“文教国家”，针对“政体论”提出的“治体论”，针对“官僚制”提出的“干部制”，针对“自由主义民主”提出的“民本主义民主”，都是基于历史本体论甚至基于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践而得出的。42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可以说没有哪种文明像中国文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性特质，因此中国反而最有资格把“中国文明”论述为“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43

  以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不仅具有学术属性，同样具有功能或实践属性。44基于社会史的政治理论运用于政治史的国家，比如以是否有代议制为标准来衡量政治合法性，必然是以社会史的变迁方式和政治制度去否定国家史的变迁方式和政治制度，必然否定大一统国家形态和民主集中制政体，这种否定显然是荒谬的。而关乎政治合法性的大一统国家理论和民主集中制政体理论正是国家史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比如党的领导）的写照。中国人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显然具有历史合法性。其实，罗尔斯（John B. Rawls）正是在事实性的历史本体论意义上区分了两种政治合法性标准，西方政治合法性源自宪政民主，而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标准则是热爱和平、遵守法律和政治协商，罗尔斯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其实就是不同的类属存在。在当今中国，最大的时代命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生成性联系中，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源以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的各种理论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第二个结合”量身定制的学术传统。

  基于历史本体论，历史政治学得以兼具三大功能：识别理论、发现理论、解释重大现实问题。这样，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历史社会学或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功能，本身就具备了政治理论内在必需的本体性而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原创理论，历史政治学不仅可以与主流学界展开丰富对话，同样可以在知识交锋中实现超越乃至范式更替。

五、结语  

  政治学首先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这意味着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产生地方性知识，还应该产生基于地方经验的政治学方法论。45因此，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更要将知识生产的基础转移到本国资源。通过将历史视作一种类属存在，历史本体论无论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还是对于探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推动现代政治理论研究，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相较于社会史形成的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完全可以以政治史为基础构建新的概念、理论和原理体系。历史本体论不仅能够推出具有范式意义的新知识，其功能属性意味着人们对于政治合法性判断的标准也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西方民主模式的治理效能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2CZZ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