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降的泉州港

  泉州港坐落于福建晋江下游出海口，古称“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其海岸线曲折绵长，多天然良港，具备优越的船只停泊条件。始建于唐代的泉州城，倚山面海，源自安溪、永春的晋江流经城邑，于泉州湾注入东海，形成山海交汇之势。自宋元迄于明清，泉州港由盛入衰，深刻地反映了“海洋中国”的历史变迁。

  唐末五代时期，泉州港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跻身中国南方四大商港之列；至宋元更是盛极一时，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的枢纽。明清以降，受生态环境变迁与海外贸易政策双重因素的影响，泉州港的地位日渐式微。尽管如此，泉州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仍保持活跃，不断拓展东亚、东南亚各地的商业网络。2021年，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之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此确立了其在全球海洋贸易史上的卓越地位。

  北宋初期，朝廷于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相继设置市舶司，而泉州则未被纳入官方的海外贸易管理体制。直至熙宁年间，泉州商人出海仍须赴广州完税，在海外贸易中始终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诏令泉州增设市舶司，此举极大地促进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室南渡后，政治与经济重心南移，朝廷愈发仰赖市舶之利。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迁置泉州，大批宗室成员随之迁居，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加重。在此背景下，为纾财政而广开财源，南宋朝廷对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尤为重视，通过保护外商权益、设立蕃坊蕃学等措施招徕蕃商。至南宋中叶，泉州港地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越广州，跻身中国第一大港。

  元朝承袭宋代市舶制度，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发展。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复置泉州市舶司，并给予特殊政策扶持。阿拉伯裔蒲寿庚执掌市舶事务期间，凭借其海外人脉与商贸经验，推动泉州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使之跃升为世界性海洋商贸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泉州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游历泉州，誉之为“光明之城”。

  明初推行海禁，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泉州港日渐衰落。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之前，曾征调和雇佣泉州海船，“上九日山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西山杂志》），并得到泉州海商和水手的大力协助。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北移福州，民间海上贸易遂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嘉靖以后，海寇骚扰与欧人东来，使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日趋下降，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贸易中心则逐渐南移至九龙江畔的月港。泉州沿海的大小港湾，逐渐成为走私商人的聚集之地，尤以晋江安海与同安浯屿最为兴盛。

  清初为了对抗明郑集团，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令迁界，沿海地区沦为废墟。康熙收复台湾后，开放厦门为对外通商口岸，泉州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逐步恢复。清代中叶，朝廷限制出海民众在海外的居留时间，逾期未归即被视为“海外弃民”。因此，不少沿海民众迁居海外，泉州由此成为中国著名侨乡。与此同时，泉州沿海形成了一批从事国内转口贸易的港口，在对台贸易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自唐宋以来，泉州从世界大港演变为区域性贸易港口，这一转型过程与王朝制度及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泉州沿海居民频繁往来于海内外，塑造了“以海为生”的生存策略与地方文化传统。宋元时期，来自各地的商人汇聚泉州，带来了多元的宗教信仰如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宋元以后，尽管泉州港日渐没落，泉州人仍持续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各地，推动泉州成为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枢纽。这种扎根于民间社会的地方文化传统，为理解“海洋中国”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学术视角。

泉州湾美山码头（邓蕾 摄）

深沪湾（邓蕾 摄）

安平桥（邓蕾 摄）

洛阳桥历代碑刻（吴铭 摄）

镇风塔（吴铭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