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砂的隐喻：武陵走廊的世界与地方*

一、 华夏、边地与走廊 

  《尚书·尧典》载，帝尧称自己的儿子丹朱“嚣讼可乎”，这为舜的继位埋下伏笔。文献多称在唐虞的权力斗争中，丹朱被流放到丹水流域。《山海经》郭璞注引《竹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①《太平御览》引《尚书》逸篇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②传统观点认为，丹朱一事是五帝时代禅让制度的证明。但葛兰言（Marcel Granet）相信，这标志着“创世纪”的开始，因为不安定因素被流放至边疆，才为秩序留下空间。③近来一些考古学家则指出，这与距今4100年前后北方人群南下，晋南陶寺文化人群迁至江汉流域有关。④无论如何，丹朱故事表达了文明中心与边地之间的冲突和流动，而这次带有创世纪性质的流放，即以“丹朱”为名，而这正是朱砂的一个别称。

  朱砂，亦名丹朱、丹砂、辰砂，即硫化汞（HgS），呈大红色，金刚光泽至金属光泽，仰韶文化早期即已用于礼仪活动。到陶寺文化时期，以朱砂铺设墓地、制作葬器已成为制度性的礼仪，并一直延续至二里头文化。⑤朱砂产于南方巴越之地，⑥尤其集中于武陵山区和秦岭山区。⑦由南至北运输，丹水（今丹江）是重要通道。⑧丹水附近也出产朱砂，⑨而朱砂从文明之初就与南方、边地乃至叛乱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通道从很早就带有朱砂印迹，以朱砂为视角，有助于理解这一血脉如何来自边缘，又经由物的流动，形成华夏世界。

  以物为中心，理解不同空间与文化如何整合为相对稳定的结构与价值，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关键。这不仅因为当前进行遗产评估与审查时，物质性存在常被置于首位，更因为遗产研究需要摆脱所有权认证和身份政治的单一视角，⑩离开以人为中心的固有模式，跟随物的流动去串联不同时空及族群，以呈现和鼓励不同文化的多样共存。这也是线性文化遗产（linear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线性遗产”）概念兴起的重要原因。11

  在世界范围内，类似朱砂这样对文明有重大意义的石头很多，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它们往往与绝对权力、世界中心、超时间性以及生殖力有关。12石头也常作为文化景观、建筑材料或矿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2012年被列入其中的“水银遗产：阿尔马登和伊德里亚”同样以硫化汞矿为物质形式，包含西班牙的阿尔马登与斯洛文尼亚的伊德里亚两个矿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这一遗产的价值在于它开启并见证了欧美两大洲之间数百年交流的水银国际贸易，以汞为中心形成了经济、金融与专业技术的世界网络，尤其在美国金银矿开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3就矿石在宗教中的地位而言，青金石与朱砂更为相似。朱砂因红而具有神性，青金石之蓝则早在6500年前的苏美尔人中就象征天空及沟通天地的神圣，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与阿富汗之间至少存在三条被称为“青金石之路”的贸易路线，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欧亚文明的交流网络。14然而，无论是欧洲的硫化汞还是阿富汗的青金石都与朱砂不同。在欧洲，硫化汞单纯用于提炼水银，只是国际贸易网络中的矿石商品。青金石虽然是神性象征，但其意义始终只与天空、大气和超越性有关，当它串联不同族群与文化时，矿区本地也仅作为资源提供者而存在，最终造成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诅咒。15与之相比，朱砂的意义多样而复杂，朱砂流动所造就的空间网络也绝非商品交易所能概括。尤为重要的是，虽然都历经数千年持续不断的开采，朱砂的主要原产地武陵山区成为中国内部多民族的结合部与文化走廊，16这与青金石的主要矿区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长期以来经济凋敝与纷争不断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17总之，理解中国朱砂之路所形成的“地方”与“世界”，或可为人类重新思考矿业遗产价值，走向更好的未来提供新的思路与工具。

  本文聚焦中国最大的朱砂产地武陵山区，透过朱砂的流动，在华夏世界的大背景中理解这片区域作为“走廊”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义。限定在华夏世界内部，并不意味着朱砂的流动只在中国范围内。在19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贵州开设汞矿并将中国朱砂拖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前，亚欧大陆的东部早已存在朱砂的跨国流动网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18本文仅讨论华夏世界，不仅是篇幅笔力所限，更因为文章开头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朱砂作为隐喻，象征对立于华夏中心的边地。如果说出产朱砂的武陵山区直至沈从文笔下仍被称为“边城”，那么它以何种方式被纳入华夏世界，又与“中心”发生着怎样的关系？为理解这一问题，本文立足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的田野调查，沿着朱砂出山的两条主要通道，讨论这一边地如何在被整合入中国的同时又保持了地方文化特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虽然讨论朱砂的流动，但并非研究贸易路线、市场交易等社会经济史话题，而是更关注物品流动背后的文化机制与意义动力，即山外的人基于何种文化图示求取朱砂，而山里的人又赋予了朱砂以怎样的价值意义。本文希望表明：朱砂流动不等于商品贸易，贡赋制度与阴阳五行才是朱砂出山的内在动力，九州天下与洞天福地是朱砂流动背后两种互补的世界图景。不同文化图示形塑砂矿的同时，当地也形成了既对抗又合作的力量。这种多样文化交织，彼此和而不同，世界沉淀于地方的景象，正是“走廊”所具有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朱砂之路并非“线性遗产”所描绘的在多点之间连接、运送和流动的运河，而更类似于山中的矿脉：不同矿层相互挤压、重叠、渗透，沉淀为无数璀璨晶洞，晶洞之间贯通串联而形成地底脉络。

  我们调查的铜仁市万山区就是走廊矿脉上一处璀璨的晶洞。若不是因为华夏世界对朱砂的需求，这处晶洞本不会受到重视。要理解晶洞，还得从矿脉说起。以下，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万山地区的朱砂开发史，这既是国家力量深入武陵山区的历史，也是推动人群流动与合作共生的历史。其次，本文将说明朱砂出山的两种主要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流动路线与方式。我们将看到，华夏文明自身的多重性是造成这种复杂流动的根本原因，而山中的走廊正是多重世界的交汇地。接下来，本文将描述走廊中的矿区如何理解自己的物产，这种理解与外部世界有何异同，又如何叠加与协调。在我看来，朱砂不完全是商品，且武陵山区也未陷入阿富汗式的资源诅咒，这种多重文化叠加而形成的地方性功不可没。

二、 铜仁万山的朱砂开发简史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最早的朱砂产地是涪陵丹穴，位于武陵山脉北侧，今重庆市涪陵区、彭水县一带。东汉尤其唐代以后，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洵阳（今陕西省镇安县、旬阳县一带）、阶凤两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陕西省凤县一带）等地亦有采砂，但主要产地始终在湖南、贵州和重庆毗邻地区，尤其集中于贵州的铜仁、万山、务川三县（区），湖南的凤凰、新晃、保靖三县和重庆的酉阳区、秀山砂矿，19正与武陵山区高度重合。这一区域内有明确记载的矿区，隋以前仅分布于1州，唐宋增至7州，元明清更增为8州，产量规模始终在不断扩大。20其中，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南侧的万山汞矿21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朱砂（汞）矿，万山被称为“中国汞都”，也是本文重点进行田野调查的区域。

  万山地区汞矿开采至少可以追溯至隋唐年间（属辰、锦两州）。《元和郡县志》载：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县一带）开元贡犀角、水银；元和贡光明砂、药砂。锦州（今湖南省麻阳县及怀化市北部一带）开元贡光明砂、水银。22宋代时，万山朱砂已被公认为最上名品。《溪蛮丛笑》记：“辰砂：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为最，犵狫以火攻取。”23元代万山朱砂开采蔚为规模，是当地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明史》记载：太祖时（1368年—1398年），“惟贵州大万山司有水银朱砂场局”。24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争夺朱砂矿，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宣慰使田仁厚子琛与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等人兵戎相见、仇杀不已，永乐帝发兵五万讨伐，擒二人，执之京师，随后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是则贵州编户齐民乃自朱砂之争始。《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二年三月初二日（1414年3月22日），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四长官司并鳌寨苏葛棒坑朱砂场局、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属铜仁府。”25

  明初官办砂场并未开办太久。宣德八年（1433年），王恕任铜仁知府，停办省溪、万山二司朱砂、水银矿场。26康熙《贵州通志》记载，当时铜仁府“朱砂，大万山出，今填塞”，水银“砂场久废”，但这并不意味着万山朱砂再无开采。万历时期，万山司额贡“朱砂五斤八两，价银一十六两四钱二分，水脚银六两，洞民砂户平出”。27虽然贡赋朱砂不一定表明此地仍产朱砂（详见下文），但贡赋由洞民和砂户平均承担，表明当地除官方认定的砂民户籍以外，还有以朱砂为生却没有户籍身份的洞民。直到清宣统时期，铜仁府大万山产朱砂，月可得万斤。28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道员陈明远奏准承办青溪铁厂，引入英法商人资本。1899年，陈明远促使云南矿务局同意英法隆兴公司享有铜仁、镇远、思南等地的铁、汞、煤等开采权，并合资成立英法水银公司（Anglo-Frances Quicksilver Mercury Co.）。29此后，万山朱砂矿则主要用于提炼水银，销往国外，从而更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1906年，清廷收回万山矿权，英法水银公司退出，私营矿硐发展起来，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逐渐实行国有垄断开发。1950年新政权正式接管万山汞矿区，随后成立贵州汞矿，万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汞都”，直至2002年5月因资源枯竭，实施政策性关闭。

  粗略回顾万山朱砂的开采简史，不仅是为了介绍本文的调查地点，更重要的是说明朱砂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万山砂场的开采明显可分为两个时期：在被卷入世界市场之前，万山以其高品质晶体朱砂而闻名，水银只是副产品。华夏文明及其辐射区域对朱砂的需求主要是文化性的，这是万山朱砂成为流通之物的首要原因。19世纪晚期，随着欧洲水银需求的暴增，华夏文明的衰弱，万山才作为水银之都被世人所认识。英法商人最初并不知道朱砂的价值，所有矿石一律用于炼制水银。后来发现将晶体朱砂提出，单独售卖能获利倍增，方才意识到中国国内对朱砂的特殊需求。30朱砂与水银虽然来自同种矿石，但在文化意义上截然不同，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朱砂，未论及水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砂只有放在华夏文明中才能看到其价值，也意味着，绝不能脱离华夏文明的整体去理解朱砂的意义，这就是接下来首先要说明“华夏世界中的武陵朱砂”的原因。

三、 华夏世界中的武陵朱砂  

  除了以“丹朱”之名隐喻朱砂产地，朱砂正式出现在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土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砺砥砮丹”。疏曰：“丹，巴越之赤石也”，即丹砂。31在九州确定之初，朱砂就纳入了王朝贡赋体系，成为国家“任土作贡”32，“赋入贡棐，懋迁有无”33的贡品。正如刘志伟所说，这种贡赋供应不仅构成了国家空间的抽象模型，实际上也拉动了商品的长距离贸易与大规模流动，并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市场体系。34但在贡赋体制之外，朱砂流动还有其特殊性。东汉以后，由于滨海地区天师道与上清派的兴起，朱砂成为炼丹不可或缺的材料，这不仅推动了长江流域朱砂之路的兴盛，也直接影响到铜仁本地的开发。九州与洞天，华夏世界两种不同的空间图示，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朱砂流通路线，也为万山当地带来互补性的外部力量。

  （一）九州的土贡

  如前所述，朱砂早在《尚书·禹贡》的记载中就是荆州土贡，唐代铜仁一带贡砂已有定额。杜甫在《覆舟二首》中提及武陵朱砂经长江贡入长安之事：“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唐以前朱砂流通需经涪陵中转，《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载：武陵、西川之朱砂皆由涪陵集散，故涪陵虽已无采，但朱砂仍称为“巴砂”。35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朱砂出黔的主要通道之一，是经乌江至涪陵入长江，再由长江逆流而上，经四川进入陕西。因此，乌江流域的朱砂矿相较锦江流域开采更早，遗址也更多。正如刘志伟所说，贡赋体制伴随王朝的扩张过程而形成，国家权力又通过贡赋体系形成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这一方面将乡村的小生产者拉入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使得京师成为最重要的中心市场。36国家性的贡赋制度不仅直接拉动朱砂的流动，更使地域和商品之间产生了复杂联系，从而形成稳定的流通体系。例如，即使在京师迁离陕西之后，乌江-长江-川江一线的朱砂之路也并未衰落，反而在明清两代，铜仁府思南县的朱砂水银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陕西人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明宣慰使均视己为流寓者，以陕西为祖籍，他们是当地土司巨族，历代掌握朱砂开采权。37更直接的原因在于，陕西人主导了四川五洞桥盐井入黔的盐路贸易。贵州不产食盐，盐主要自涪陵经乌江，两次易舟后到达思南，然后再以思南为中转站分售石阡、铜仁、镇远等地。38万山汞矿脚下，高楼坪乡鸡公田村的吴斗南，清末时以盐业发家，其商路也是沿乌江贸易再转运至万山。39从四川至思南的食盐运输逆乌江而上，回程时商船载满贵州土产桐油、桕油、山漆，及朱砂、水银，当然是顺水行舟的事情。

  贡赋制度打通了最初的朱砂之路，但这条路不完全等同于商品流通路线，因为贡赋的核心在于形成“九州”。《礼记·曲礼下》有云：“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40，财富的核心是土地山泽处于帝王控制之下，其基本逻辑不是商品或收税，而是领土和物产。在这种逻辑下，朱砂不仅仅因其使用价值而成为贡品，更因为它代表了一方山泽土地。从文献来看，明代以前武陵山区进贡朱砂的记录往往与平乱、归顺与诏封有关。宋代入贡记录主要见于北宋前期，伴随其开疆拓土的过程。开宝九年（976年），奖州（今湖南省新晃县、芷江县及贵州省玉屏县一带）刺史田处达以丹砂石英来贡。淳化三年（992年），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来贡，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瑶贡马与朱砂。两年后，奖州、叙州（今湖南省怀化市南部、黔东南州东部一带）、锦州与费州（今贵州省德江县、思南县一带）等州均来贡。咸平元年（998年），古州（今贵州省玉屏县）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来献。41朱砂贡赋大多会转成定期“岁贡”，元代万山汞矿所在的思州就每两年进贡丹砂与雄黄。42但到底定额几何并无记载，很可能因为丹砂作为贡赋只是象征性的。例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二月甲子，金竹酋长来贡，命进所产朱砂、雄黄之善精者，无则止。43即有产则贡，无砂则罢。说到底，贡赋是为了形成“九州”。葛兰言指出，在九州式的天下观中，空间的生命力依赖于圣人（帝王）统治所形成的秩序，边地的生命力也必须通过定期与中心交流才能得到更新。在作为社会整体的圣地（都城），只有所有不同身份的人与物汇聚在一起，不同群体才能意识到彼此的差异、等级与复杂。秩序与统一只有在这种汇聚中才能产生。44不仅是武陵人带着武陵砂来到都城，九州其他所有地方的人与物皆齐聚于此。当都城展现出整体世界的差异与复杂，万物才能持续地彼此共生。《汉书·食货志》开头即称，财之本质乃帝王“聚人守位、养成群生”，更引《易》强调“天地之大德为生”，恐怕用意亦在于此。

  贡赋逻辑在明代以后遇到很大挑战。武陵山区彻底改土归流，不再需要土物以象征领土归属。同时辰州、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麻阳等原产地已再无砂矿，但在“任土作贡”的逻辑下仍以朱砂为贡赋。明清两代地方志中，关于朱砂贡赋的抱怨屡见不鲜。乾隆《沅州府志》：“第芷江尚有丹砂贡项，载在赋役全书，以从前未经请豁故相沿至今也。有贡名而非上物，则撰志者亦何必猎虚声而为此邦增重耶？”45道光《晃州厅志》：“（朱砂贡赋）允行至今，仍无征输之处，官斯土者仍有捐陪之累。”46同治《芷江县志》：“……其非芷邑土物明矣，乃尚有丹砂之贡，载在赋役全书，年年折色，何哉？”47等等，不一而足。在盛产朱砂的万山，明代户籍制度亦与贡赋有扞格。万历《铜仁府志》载万山司赋税为：“朱砂五斤八两，价银一十六两四钱二分，水脚银六两，洞民砂户平出。水银二十九斤八两，砂户出。”48洞民与砂户并列，表明前者不在官方砂场户籍之内，也不是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而是有权采砂的当地人。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否定朱砂乃武陵“山泽之所出”，贡赋始终以朱砂为名，一方面强化了朱砂作为武陵的象征，也保持了边地与都城的交流；另一方面当地洞民享有朱砂开采权，国家以贡赋形式承认了其合法性。朱砂生产也因此成为高度地方性的经济活动，被嵌入九州的版图。

  （二）洞天的丹药

  朱砂能成为武陵标志、山泽至宝，主要因为它被认为具有安神、驱邪，乃至令人长生成仙的功效。这种观念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高等级墓葬中大量使用朱砂就是佐证。炼丹术的兴起将朱砂的价值推向高峰，它不仅使朱砂具有神圣性，生产出大量关于朱砂与水银的知识，也使得武陵山区随着朱砂向长江下游地区的流动而被拉入“洞天福地”的世界。

  关于炼丹术兴起的历史已有大量研究。49简单来说，汉武帝时方士炼朱砂以制黄金饮食器，随着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全面确立，朱砂的功用也从制作鎏金器物变为可供服食的丹药。炼丹必须以朱砂为原料，这是因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50，以朱砂炼汞，再以汞制还丹，就是在模仿天地宇宙自然生成再复归自然的过程。炼丹的核心在于变化：固态的红色朱砂可以化为液态的白色水银，水银再与硫磺等发生化合反应，又复为朱砂，这种“还丹”因其纯度更高而颜色更鲜艳，晶体更纯净。如此，阴阳相生、五行转化、大道归一的道理全都蕴含其中，炉鼎即宇宙，炼丹即自然。最重要的是，炼丹和书法、绘画，与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式的劳动一样，本质上都是经由身体的体验和行动，让个体“投入”（engage）世界，从而与世界融为一体。葛洪说：“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51“炼丹”不仅是为了得到“仙丹”本身，也是通过入山、访砂、采药、静心、炼制等行为，引导人们进入一种既在日常之中，又超出世俗之外的精神生活。因此，炼丹必须由道士亲自进行，必须经历极为复杂且长期的投入过程，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择侣、选地、造物、置器、备料等无数准备工作。这种观念基础，使得炼丹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活动。

  西汉时已有饵丹砂者，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炼丹成为时尚，不仅皇帝们热衷于此，许多著名道士都以寻找朱砂炼丹为终生事业。既是东晋都城，又是上清派兴起之地的南京由此形成对朱砂的巨大需求。葛洪为寻朱砂南下岭南，听闻交趾（今越南北部）出产丹砂而主动请任勾漏令，最终隐居罗浮山。“山中宰相”陶弘景得梁武帝赞助，在茅山（今江苏省句容市）炼丹，为寻砂炼丹而趋永康、下霍山，但最终还是回到茅山创立了朱阳馆。问题在于，这些得到皇帝全力支持的道士为何要亲自寻找朱砂？他们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朱砂吗？

  建康的市场上当然可以买到来自武陵的朱砂，在《真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巴陵侯姜叔茂在句曲山下种五果与五辛菜，并把五辛菜拿到市场上换成丹砂。52阳城学道者赵广信，七八十年间扮作卖药人出入人间，常到都城中买丹砂以制九华丹。53事实上，成书于两汉之时的《黄帝九鼎神丹经》54，很可能已经记录了朱砂自武陵山区运往江苏的路线。经文开头说：“父在神山母在河。本在南越亦在巴。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道士将我游五华。”此处将朱砂拟人化，说它以神山为父，大河为母，原本出自巴、越之地。有学者认为，“出于武陵”说的是朱砂，“会长沙”“豫章家”则讲炼丹需用土釜。因长沙、豫章正是产土釜之处，故以之隐喻。55但如果考虑到朱砂从武陵至江苏必走长江水路，经洞庭湖（长沙郡）、鄱阳湖（豫章郡）而入南京，那么所谓“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道士将我游五华”之句，亦可理解为朱砂进入“五华”之路。到今天，万山朱砂出山仍要“出于武陵会长沙”。万山、铜仁、凤凰等地出产的朱砂主要经辰水（上游称锦江）、沅水（包括其支流㵲水）运送出山，二水在辰溪大酉山下交汇，大酉山也就成为天下第二十六小洞天。明王世隆著《大酉洞记》中说，其山中之“土物莫灵于丹砂”，“居民耕作往往斸地多得灵砂”，56盖亦为江水冲出者。至今当地居民还说早年间常能于河中捡到朱砂。57辰溪往东，沅水经过常德后注入洞庭湖，最终与长江在岳阳处合流。

  既然武陵至南京的水路畅通，为何葛洪等人还需亲访朱砂？虽然如前文所说，炼丹为模仿宇宙之变化，以身体投入山川自然乃必不可少，但炼丹者已在山中，为何仍需千里迢迢去到产砂之山呢？对此《真诰》也给出了答案。根据《稽神枢》篇的叙述，茅山之灵气来自仙真所埋之金玉，其中就包含中茅山司命君所埋之丹砂。这些金玉丹砂乃山水之真精，“洞虚之膏腴”，泉水从中涌出，“皆金玉之津气”。而只有在这种“金玉津液”处方可“立静舍合丹”，因为灵气溢出之处贯通洞天内外，如桃花源外小溪般，能引领修道者得窥天地大道。58总之，丹砂既是天生矿物，亦为仙真所遗、灵气所聚，炼丹不仅需要朱砂本身为原料，更需要洞中朱砂所产生的山水灵气。为此，远离产砂之山无助修道，将朱砂尽数掘出更不可取。司命君在中茅山埋下丹砂六千斤，而左慈就司命乞丹砂却仅得十二斤。何以不多取？深知洞天仙境与炼丹秘法的许长史对此已有解释：“今之孜孜志慕于道，无心金玉，尊灵所置，唯助令弥密耳，岂有掘犯理耶？”59朱砂乃灵气之渊薮、仙真之馈赠，当为万世修道者共享，岂可一朝掘尽？

  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不少寻砂炼丹者进入武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山区的开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元代道号紫霄上阳子的道士陈致虚，他曾跟随真人赵友钦（字缘督）学习金丹妙道，云游到了思唐（今铜仁市思南县），与宣慰使田祐恭之弟田琦（道号致阳子）在山中炼丹。60事应在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以前，这也是思南县最早关于采砂炼丹的明确记录。他们所用之朱砂肯定来自当地务川，此处朱砂至今仍有储量。类似陈致虚这样寻砂入山的道士可能还有很多，毕竟在今天的武陵山区中，到处可见道士炼丹的遗迹与传说。前述大酉山洞传说为尹喜尹真人所治，山上丹池乃是张果老炼丹处，北宋道士陈崇政亦在大酉观中修道几十年。万山汞矿不远的石莲峰传说是张三丰修炼处，“药炉丹灶遗迹仿佛可辨”，张真人据说也是铜仁市玉屏县城的奠基者和设计者。61

  如果说在《尚书·禹贡》的九州天下中，朱砂作为贡赋从边地流向京城，那么在《真诰》的洞天福地里，反而是道士被朱砂所吸引，从京城来到边地。两种不同的世界图示都造成了朱砂的流动，也都认为朱砂与地方山水本为一体，但前者需要朱砂带着山川印迹汇聚中心，以证明王朝帝力无远弗届，而后者则强调只有深入山川才能觅得朱砂灵气，人类应主动入山受其滋养，再将这种灵气带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两种关于宇宙的不同想象，最终形成朱砂进入华夏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

  当作为外部世界的华夏不断召唤朱砂时，作为内部世界的武陵山区一边源源不断地贡献山中宝藏，同时又产生出相反的力量——抗拒流动的朱砂。

四、 武陵山中的朱砂

  武陵山中人怎样理解朱砂？高山深处与余脉丘陵的居民不尽相同，采砂矿工与巨商大贾更相去甚远，理解种种细微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否认在盛产朱砂的山间的确存在共享性的知识与观念，它们跨越文本-口头、话语-行动、身份-阶级而广泛存在，所谓“地方”就基于这些共享而产生。本文要讨论的是“地方”，而不是族群或个人，重点就在于理解不同人群共同表达的共享观念。经过在万山汞矿前后三次的田野调查，并综合比较来自观察、访谈、文献等各种来源的资料后，我们发现：虽然矿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普遍认为朱砂具有安神驱邪、益寿长生的奇效，但对当地人而言，这些特质来自大山本身的生命力，朱砂也只有在山中才具有效力。

  （一）以血为名

  与炼丹文献视朱砂为“万灵之主，造化之根”62不同，无论在地方志、民间故事还是访谈中，最常见的是把朱砂比作甚至直接视为鲜血。凡见过朱砂原石的人会立刻明白这一说法的贴切：万山朱砂总与白云石和铁矿石伴生，大面积的黑色岩石中长出白色石床，而朱砂如一抹鲜血般闪着光流淌在这白底上，这种“血砂”而不是块状晶体才是最常见的朱砂矿石。63民间故事中说朱砂是孙悟空把自己的血到处乱抹后所化，64也解释了朱砂矿石的颜色与形态。不过，将朱砂称为血砂并不仅仅因其矿物特征，更因为开采朱砂极度危险，以血浸染的石头因此也是权力的象征。

  朱砂是石床上的“血”，开采朱砂需先找石床。《本草图经》中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65矿区人描述过去寻找朱砂的办法：在黑色石壁上露出一丛白石，这就是“苗头”，它意味着山体内可能有朱砂床。顺着苗头这一线矿脉开凿，在岩石之内蜿蜒爬行，时时注意敲击石壁传出的声音，凡有空洞声处就意味着可能有“蛤蟆洞”，即朱砂晶体生长的晶洞。这个过程可能花费数年之久，且常以失败告终。66即使找到了砂矿也无法大规模开采，因为朱砂矿层很薄，一处矿床很快会被采光，采砂人只能继续向大山深处凿洞前行。直到清代晚期，矿硐最多只能深入山体十余丈，再深则会因缺氧而“灯入无光”67，只能放弃。再加上当地多为花岗石岩体，开凿极为不易。如今作为矿业遗产保留的古代矿硐，大多开口在绝壁上，山下无路可攀，只能从山顶悬索将人挂在半空中作业。未经近现代时期扩凿的矿硐往往直径不足两米，只容单人跪行，进洞的采砂人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身后同伴的手里。《黔书》中说采砂人“追一线之蚓蛇，探重泉之幽……晓夕之莫知，置死生于非意”，68实乃真实写照。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有旨征丹砂，贵州按察使陈尧抗征不报。他如此回答使者：“夜郎丹砂赤如血，佳哉！此百姓血也，安得不赤？”69砂如血，因为百姓以血采砂，陈尧用民间盛行的“血砂”说法反对征赋，表达的是爱民之意。不过，采砂人自己也有各种“以血采砂”的说法、传说与仪式，往往表达的是绝不容侵犯的权利。

  万山最古老、产量最大，也是最有名的矿硐是黑硐子。硐口高悬峭壁，仅有一道岩壁间开凿的狭窄石梯可以登上。这道石梯名叫“云南梯”，传说是云南人开成。围绕这些开山的云南人，当地流传着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流传较广，我们数次听到的传说中讲：最初云南人来到这里探矿，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朱砂。后来他们在硐口杀掉了一个病重的同伴祭硐，表示此硐永为云南人所有，随后便离开了这里。哪知云南人刚走，还在硐里的矿工就找到了朱砂。然而，这些在硐里红亮耀人的朱砂，只要一拿出硐口就变成别的东西。万山人没办法，只好从别的地方重新打洞，这就是黑硐子的来历。70作为口头故事，这一传说反映的观念相当清楚：矿产由死亡所产生，外来者也是这片土地上最初的流血者。因为有了人血的印迹，万山这片矿场便永远无法排斥外来者的参与。这不由让我们想起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如何以死亡仪式强化“土生土长的”城邦公民的权力，外来者又为何必须通过屠杀与血洗才能确认忒拜城的建立。正如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所说，“土地与死者”“血与土”有超越历史的内在联系，以血为名的本质是以最强大的方式奠定核心权力。71

  在朱砂矿场中，以血为名不仅是话语形式，也是行为仪式。离黑硐子不远有处悬崖叫“马脑壳”，当地人常说“马脑壳讲道理”，意思是矿山中如果出现了纠纷无法调解时，双方就必须上这里来“讲道理”。如果一方口拙讲不过，他就从悬崖上跳下去，虽然通常会当场摔死，但也会得到众人的尊重与原谅。如果侥幸没死，那就是上天证明他受了委屈，从此必须得到他所要求的权利。比起更常见的油锅捞钱、赤脚踩火等方式，这显然更直接，也更血腥。

  既是血所化，又以血为名，朱砂在万山当地人眼中恐怕不完全是灵气与仙丹的化身。的确，朱砂具有抵抗邪气的功效，但必须与茶叶、大米配合使用。将三种物品秘密封入小布袋，随身携带，可以保护孩子不受邪气侵扰。当地道公师向我们解释：茶是素斋，可吸引观音的保护；米是粮食，可吸引“好人”（祖先）的保护；朱砂是血，可以吸引那些“有力量的”保佑。其中，朱砂为主，茶米为配，辅助它，也中和它。72这就像当地的土地庙必须有两座，或者祭土地必须双份一样：素斋与血祭缺一不可，文与武、正与邪、善与恶、阴与阳，必须相配才能保护人类。73而朱砂显然属于其中比较“武”的那边。要理解这种观念，我们必须从当地山、水与洞的关系说起。

  （二）山水、山洞与山中之砂

  朱砂与某种强大且不可控的力量有关，这不完全是民间观念，而是在当地有悠久的文献记载。道光《铜仁府志》中记：最珍稀的朱砂如鱼、如马、如鸡，是地灵所生，“厂之人以为砂精，见之不宜”。74嘉庆年间《黔书》有说，上等朱砂长得像狻猊、象王、老虎或凤凰，次等的像杯子、勺子、竹筐、竹篓、发簪、耳环等。最大的朱砂晶体称为“砂宝”，会把自己隐藏在土里，发出母鸡孵蛋的叫声。采砂人听到这种叫声千万不要惊动它，否则它会遁地而跑。75光绪《铜仁府志》载：朱砂在晶洞里会自己移动，动起来会发出松风一样的声音。76“物老则为怪”77，巨大的朱砂会自通灵性，变成精怪，这在中国传统中不是令人惊讶的说法，但问题是它为何会“见之不宜”？天地造化灵气所聚的朱砂为何与邪祟有关？要理解这些观念，需把朱砂放回当地的山水和信仰整体中。

  万山当地的民间信仰寺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聚落保护神的土地庙，通常立于水口或路口处，是寨子（村落）和院子（寨子的下级聚落，通常是家族性聚居区）的保护神。如果水源地（水井或泉眼）不在自然水口处，有时也会单独立庙，并和土地庙一样成为全聚落年度性集体祭祀的圣地。总的来说，土地庙与井泉庙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性质相同，都可以视为“社”的变形。第二类是作为个体保护神的观音庙，通常位于山顶。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与九月观音会期间，附近信众都以个体身份朝圣，没有组织成香会的情况。观音庙常以一块石头为标志，甚至不需要寺庙建筑，石头本身就被称为观音。土地庙与观音石这两类不同的圣地，直观地反映出当地人山水宇宙观的分类：水养人——可供人类居住的土地因水而存在，水口与水源标记出人类世界的边界；石生神——石头聚集而成山，山以观音的名义护养群生，是万物生命力的来源。朱砂有时也被认为是石头女神的馈赠。万山老矿区有仙女石、三角岩等多处石头都被视为仙女或观音化身，常年有人挂红、烧香、祭拜，以及认石头作干娘。民间传说认为，朱砂就是这些女神从天庭带来的财宝埋在山中所化。

  在这样的山水世界中，山洞被认为是不可名状又充满危险的存在，即使傩师之祖也死于山中的无名力量。铜仁当地的宗教专家主要分为文教（道公）和武教（傩师）两种，傩师将罗公罗母奉为主神，关于二人的当地神话就是伏羲女娲的异文。黄道乡的罗氏家族认为罗公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而是他们的祖先“罗君老坛”，他创造了傩仪，是傩师们的祖师。罗公曾与骠骑大将军刘贵78结拜兄弟，平定苗乱后定居于黄道乡仓前村。村边山脚有一个洞会吃人，路过的人常常死于非命。罗公与之斗法时不幸落败，需要静养七七四十九天。不幸的是，在第四十八天时罗母忍不住偷看了他，最终导致罗公的死亡。为何连傩师之祖都死于山洞中的未知力量？当地人对此的解释是：所有的洞都很可怕，尤其是靠近水的洞。山上有观音菩萨的庇护，还能有破解的办法。水边的洞最凶险，常常有洞吃人的事情发生，就连傩师也没办法。洞里的邪气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在人类到达之前它们已经存在于此，是先在于人类的力量。它们要吃人，就像人会生病一样，不可能消灭掉。79

  朱砂矿硐就是这样异常凶险的“水边的洞”。开采朱砂必须掘开山体，这无异于在伤害观音的身体。矿硐比绝大多数自然山洞更深，积水是常见现象，人们挖出的矿石也需要就近引水淘洗，去掉杂质以获得朱砂。朱砂生于山水相交的洞中，这里有某种原始、未知且强大的力量，它亘古如天地，亦以万物为刍狗，人类无法与之抗衡。由此我们能理解，为何当地人一再强调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愿意去开洞采砂。若不得已而为之，进洞前必须先拜山神与洞神。然而即使如此，当地经营砂坑的家族还是常常面临人丁不旺的窘境，因为开采朱砂就意味着扰动洞中的超越性力量。

  朱砂在山水相交的洞中孕育，它也应该属于山中。几乎所有我们遇到的当地人都说，朱砂要想发挥驱邪效果，必须从未见过阳光，就像从未离开过山中一样。尤其是小孩佩戴的护身符、建房上梁的辟邪压胜、修坟立墓的铺底打基，必须用没见过光的朱砂。至于道士画的符咒、点神主用的朱砂，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暴露在阳光之下，故而要求不那么严格。没见过光的朱砂要在隐秘的状态下被层层包裹，缝在小孩子的贴身衣物内侧，或置于房屋、坟墓的最深处。以建房为例：选定房址后，四角处先埋入朱砂，其上安置石质柱础，柱础上再立柱。上大梁后，也要在大梁正中打一个小窝，先放入朱砂，压一枚铜钱，最上面再压一本通书。家宅的四极与心脏处都深藏朱砂，朱砂似乎又回到山中，而房屋也将如山一样获得勃勃生机。

  朱砂虽多，没见过光的朱砂却难得，这使得真正有效力的朱砂只可能存在于矿山周围的极小范围内，且完全依赖亲属网络流动。当外部世界拉动万山朱砂向外流动时，万山本地的朱砂却倾向于“反流动”，这直接区别于九州天下对边地的期待，也不同于洞天福地的灵气假设，却是这两种世界图示共同作用的结果。经由朱砂，我们也许能更细致地勾勒出武陵走廊中世界与地方的图景。

五、 结论：华夏世界的走廊

  在九州天下的图示中，世界被想象为一个周期性聚集于中心以获得秩序更新的空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存在的进香、朝圣、分香等祭祀活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空间图示：平日里分散于大地上的“社”，周期性地聚集在圣地中心以成“会”，“社会”由此而来。80然而，在万山，“社”是强有力的地域单元，“会”却不见集体朝圣进香的情况。有“社”而无“会”，强调在地性，排斥流动性，与当地对朱砂的信仰有着相同的结构。事实上，这一结构不仅存在于寺庙祭祀、朱砂信仰中，也同时存在于经济活动与社会权力中。例如，即使明初已经改土归流，但自元代开始就曾任宣慰使的杨姓、刘姓等家族在当地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力，至少从清代起就经营矿硐的华家到今天也还是万山朱砂工艺的非遗传承人。前文已提及明万历年间朱砂赋税由“洞民砂户平出”，这些国家户籍之外的洞民牢牢扎根于本土，历经各种政治变迁而始终存在，在长时段历史中反复出现。

  在洞天福地的图示中，朱砂还丹与宇宙变化同构，为“造化之所铸”81，可令山川洞天因之而生灵气。万山本地毫无疑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以朱砂辟邪、压胜、镇墓、点主、写符等行为亦是中国道士们普遍传承的知识仪式。然而“山中何所有”？当陶弘景这类上清派道士相信道炁可以净化宇宙，在山中看到“白云去悠悠”时，以血换砂的山里人却更倾向于世界的不可知与不可控——邪祟无处不在，桃花源只不过是外人的想象。这反而使他们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更有理性主义的色彩：朱砂能炼丹治病吗？没人能保证它没见过光！

  华夏世界的不同观念以不同方式对武陵山区产生巨大影响，就如同各类矿物元素交汇沉淀于当地并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后，全新的晶洞从中诞生。万山是一处小晶洞，而横跨贵州、四川、湖南的武陵山区则是涵纳晶洞的矿脉——一处既有自身边界，又与外部连通的小世界。在唐代，武陵朱砂向北流通的乌江-长江一线，与向东流通的长江水路都已臻于繁华，此时从贵州到巫溪三峡一带形成了一个以朱砂、水银为货币的区域性市场。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记录，当时各地的货币材料不同，岭南、巴地之外各有货币，而“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籍彩、巾帽以相市”。82这一区域性市场至少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嘉靖《思南府志》中记载，铜仁务川一带以采砂为业，“居人指为生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83朱砂、水银继续充当地方性货币，这表明区域性市场仍在延续，武陵山区的地方社会仍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力图透过朱砂看到武陵山区作为华夏文明走廊的内在机制，重点关注了丹砂在贡赋制度与炼丹文化中的双重流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理学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是一个极为简略的模型，更复杂细微的结构已非本文力所能及。就本文关注的世界-地方关系而言，是九州天下与洞天福地两种图示共同塑造了边地与中心的关系：流动方式虽异，但它们都将“山泽之所出”与地方山水紧密绑定，物、地、人三位一体，这是华夏理解并建构世界的核心逻辑。与青金石被剥离产地而纯粹作为商品不同，朱砂始终被视为山水灵气的结晶。无论是《尚书·禹贡》将丹砂与荆州水土并置，还是《真诰》强调炼丹必入丹砂之山，都在制度与信仰层面维系了物与地的联结。这种联结使边地资源开发嵌入地方本身，有利于形成地方内部的社会网络。在地性与流动性之间始终保持张力，最终地方与世界“和而不同”。正是由于这一逻辑，在描述朱砂之路时，“走廊”比“线性”更具解释力：“线性”强调物质流动的空间轨迹，“走廊”则更注重多重文化网络的交织共生。由“走廊”所形成并概括的世界与地方的关系，可以为矿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

  *本文是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国朱砂历史应用与文化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4GZZD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