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形成的文化机制与国际比较*

一、引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信任是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的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习近平，2022）。新近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不仅有助于人类个体的客观经济行动，例如企业合作和民间借贷等（Gu et al.， 2022；Maung， 2024），而且有利于人们的主观生活福祉，例如提升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等（Elgar， 2010；张经纬等，2021）。正因如此，培育信任土壤、提升信任水平成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和社会秩序维系的重要基础。

  聚焦当下，世界各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这些差异正不断扩大（Bjørnskov， 2007）。既往研究从经济财富和政治效能视角对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提出了理论解释。经济效益论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信任培育，而经济分化会削弱信任基础 （Delhey & Newton， 2005）。政治效能论认为，稳定的政治制度可以提高信任水平，政治制度的急剧变革则会导致信任水平降低（Delhey & Newton， 2003）。以上研究表明，国家层面的宏观结构力量会对个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广泛影响，这对解释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然而，既往研究较少关注各国文化差异对社会信任形成的潜在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无一不是文明在广泛意义上的构成要素和载体（杨立华，2025）。不同文明的价值体系、历史经验和社会规范深刻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交往行动和社会关系等，由此成为形塑社会信任的根本性力量（Dyer & Chu， 2000）。但是，各国的文化积淀千差万别，如何在科学研究中测量文化并非易事。当前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对文化的测量相对简化，如采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二分框架（van Hoorn， 2015），或仅凭地缘和典型国家进行划分（Oyserman et al.， 2002），缺乏系统化的文化指标来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尝试从文化视角讨论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和理论机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存在国际差异？第二，如何从文化维度解释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本文将在理论分析中引入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的六个指标：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成就动机（motivation towards achievement and success）、风险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和自我释放（indulgence）。文化维度理论提供了各国在六个指标上的平均得分，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家层面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形成，并提出核心理论观点：个体主义、长期取向、自我释放等文化价值观有助于增加个体交往互动的机会，提升社会信任；相反，在权力距离、风险回避、成就动机等取向较明显的文化中，人际信任的社会基础会被侵蚀，从而对社会信任造成结构性约束。实证分析中，我们将基于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对全球29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展开比较，并检验各个文化指标对社会信任水平的潜在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信任的理论取向

  社会信任可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Uslaner， 2002）。特殊信任根植于个体间特定的情感纽带，比如血缘、地缘等，是一种基于个人情感色彩的信赖模式（Luo， 2005）。普遍信任则是对一般陌生人的信任，它不以信任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为前提，而是间接地建立在广泛认可的社会规范或法律框架之上（韦伯，1999：289）。相较于特殊信任聚焦于身边“具体个体”的信赖模式，普遍信任的对象扩展至社会范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个体”（王连生、王茂福，2021）。作为一种指向陌生人或一般公众的信任，普遍信任能够有效捕捉个体对自身社交网络与内群体之外的他者所持有的积极预期（Uslaner， 2002），由此成为社会治理和秩序维系的基础。

  鉴于以上背景，本文聚焦普遍信任的国际比较。在全球化浪潮与数智社会转型中，各国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社会观念与文化习俗日趋多元，高度异质化的环境使得个体难以依据自身经验推及陌生人，因而呼唤一种更为抽象与广泛的信任形态（敖丹等，2013；王珏，2018）。普遍信任能够有效满足这一需求，它作为嵌入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Putnam， 1993），有助于个体之间的互助和合作（Lin， 1999），是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涉及国际比较，研究普遍信任比特殊信任更具优势：第一，普遍信任更适合开展跨国和跨文化比较，其测量不依赖具体情境和信任对象，可通过问卷实施简洁有效的测量；第二，现代化进程中人际交往逐渐越出熟人圈层，社会信任模式正经历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变，因此，后者更有助于捕捉当前世界各国社会信任的总体特征。

  （二）社会信任的国际比较

  如何开展社会信任的国际比较？理论上讲，社会信任的形成是多重宏观因素共同形塑的复杂结果，深受经济发展（池上新，2024）、数字技术（缪晓雷，2023）、文化传统（翟学伟，2014）、区域差异（敖丹等，2013）等宏观结构因素的交织影响，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呈现出动态变化（边燕杰、高雅仪，2023）。沿着既往实证研究的脉络，社会信任国际差异的产生机制可被简要归纳为三个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

  第一，经济增长的快慢及分化，深刻影响社会信任的水平。一方面，经济财富和信任之间存在正向关联（Delhey & Newton， 2005），尤其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抗风险能力，改善生活信心，并为信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分化可能会导致阶层固化，强化阶层间的交往壁垒，阻碍社会信任的培育。例如，收入分配不均会引发负面情绪，甚至影响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李培林，2001）。

  第二，社会发展的均衡与否，直接关乎社会信任的整体表现。一般来讲，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倾向于与地位相近的人建立联系（Mcpherson et al.， 2001）。社会均衡发展有助于弥合阶层间的交往鸿沟，培育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进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Delhey & Newton， 2005）。反之，若社会成员在阶层、文化惯习等方面出现显著分化，则会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最终阻碍普遍信任的形成（Leigh， 2006）。

  第三，政府治理的稳定与否，长期形塑着社会信任的建立与维系。稳定的政府治理通过减少不确定性，保障规则的连续性来增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Ishiyama & Pechenina， 2016）。当政治主体能够遵循既定规则进行互动时，社会交往也会延续已有的稳定框架，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形成（Ishiyama & Pechenina ，2016）。反之，剧烈的制度变革可能破坏既有行为规范与心理预期，进而侵蚀基于社会规范或惯习而形成的社会信任（Delhey & Newton， 2003）。

  综合来看，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政治及社会等维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而缺乏文化维度的解释。从现实来看，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信任由文化决定，它是一个社会伦理习惯和道德规范的产物（Fukuyama， 1995）。文化通过塑造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进而影响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Dyer & Chu， 2000）。例如，相比于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集体主义社会，在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个体的信任半径更大，更容易产生对陌生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van Hoorn， 2015）。

  然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测量指标。现有研究在划分各国文化属性时存在过度简化的局限，仅凭地缘和典型国家来区分不同文化背景，比如将国家分为集体主义国家和个体主义国家（Oyserman et al.， 2002；van Hoorn， 2015）。鲜有研究采用更为细致、准确的文化指标来探究信任差异的原因，也缺乏对于世界多国社会信任差异的广泛讨论。因此，本文将采用更为全面的文化指标来剖析不同的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 

三、理论分析

  （一）全球文化比较及理论流派

  当前，从文化视角理解不同国家的信任模式，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维系全球秩序的基础性工作，但全球文化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又颇具挑战性，尽管人们能够直观感知各国文化习俗的差异，如何制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量却并非易事。近三十年来，学者们重点从文化地缘观、文化价值观、文化距离观、文化维度观等视角开展比较分析。

  文化地缘观从文明类型和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全球文化差异和世界秩序格局，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他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八大文明类型，认为冷战后国际冲突主要源于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Huntington， 1996：22）。文明作为高层次的文化实体，主要通过其共有的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以及最核心的认同感加以界定。尽管文化地缘观为理解世界秩序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对文明类型的划分主要依赖经验判断，缺乏量化指标，且分析框架较为宏观，难以凸显文明内部国家之间的异质性。

  文化价值观从传统与世俗等价值取向及代际变迁视角比较不同国家的文化，以英格哈特（R. Inglehart）和韦尔兹（C. Welzel）为代表。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社会价值观会经历从传统到世俗、从生存到自我表达的价值转变，经济发展、代际更替与文化传统共同塑造了这一变迁（Inglehart， 1997：5）。文化价值观为理解各国文化差异提供了历时性视角，并依托全球调查数据形成了可量化的指标，但它高估了代际更替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Beugelsdijk & Welzel， 2018），且将全球文化简化为两个维度，难以揭示文化影响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

  文化距离观从社会融入视角分析各国文化差异及其后果，以卢顿堡（P. Lundborg）为代表。该理论以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将文化距离界定为移民来源国与接收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通常借助以语言、宗教等为基础的聚合国家文化得分进行衡量。研究表明，文化距离越大，移民在适应新社会时面临的挑战越严峻（Lundborg， 2013）。文化距离观侧重群体间的文化差异，难以从国家整体层面讨论文化特征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

  综合来看，以上理论观点虽对国际文化比较具有重要启发，但在解释国际信任的差异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相比之下，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文化影响社会信任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更为系统和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文化维度观将文化视为特定环境中人们共享的心理程序和价值规范，并通过权力距离、个体主义、成就动机、风险规避、长期取向和自我释放六个维度刻画各国文化差异（Hofstede， 2011）。

  本研究选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主要基于其三大优势。一是指标体系的系统性，能够从社会结构、个体行为、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全面概括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二是跨文化比较的可操作性。相比于宏大、主观的宗教习俗与文化变迁，霍夫斯泰德的指标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收集和量化分析，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提供实证工具。三是理论兼具历史延续性与现实解释力。例如，权力距离维度在反映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同时也能用以解释现代组织结构中的人际关系。下文将分析不同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二）文化维度理论与社会信任形成

  1.“等级抑信”：权力距离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权力距离嵌在等级制度和社会观念之中。权力距离强调社会承认的权力在机构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Hofstede， 2011）。在权力距离明显的文化中，民众普遍接纳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权力的非均衡状态，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界限为理所当然，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在权力距离不太明显的文化中，社会成员对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则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更加强调平等原则与协商机制，秉持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

  权力距离可能通过塑造社会边界而抑制社会信任。尽管在权力距离明显的社会中，权力等级有助于行政协调和秩序维系，但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秩序关系难以扩展至整个社会，从而不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Ueno & Sekaran， 1992）。相反，在权力距离不太明显的国家，平等原则与协商机制可以促进跨阶层合作，有利于社会信任在各阶层间均衡分布，从而更容易构建起广泛且紧密的社会信任网络（Doney et al.， 1998）。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权力距离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低。

  2.“自主促信”：个体主义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个体主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动模式。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反映了特定社会中个体在社会群体的委身程度（Hofstede， 2011）。在个体主义文化较浓厚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联系较为松散，人们强调独立自主，更重视个人发展，倾向于个人决策和自我实现。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较浓厚的社会，人们则更加重视自身所属群体的利益和人际关系，强调群体内部成员的相互依存和集体决策，倾向于追求共同目标和集体荣誉（Hofstede， 1980：45）。

  个体主义可能通过强调独立自主，促进边界跨越来提升社会信任。尽管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成员倾向于信任群体内部成员，有助于建立特殊信任与强关系网络，但对群体外部成员的信任度较低，导致普遍信任难以扩展至整个社会（van Hoorn， 2015）。在强调个人责任、能力与信誉的文化取向中，信任判断不再依赖于群体归属，因此更有利于向陌生人扩展，从而增大信任半径（Fukuyama， 1995：65；van Hoorn， 2015）。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个体主义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3.“逐利减信”：成就动机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成就动机深刻形塑着人们对成功的追求方式及强烈程度。成就动机通常指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系列价值观，涵盖成就追求、自信心、竞争精神、英雄主义以及对物质成功的重视（Hofstede， 2011）。在成就动机强烈的社会中，人们强调个人在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方面的成就。相反，在成就动机较弱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生活的平衡与和谐，强调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内心的满足，而非通过激烈的竞争来获取物质回报或社会地位。

  成就动机可能通过强调利益导向、增加机会主义而抑制社会信任。尽管强烈的成就动机可以激励个体基于经济目标主动建构信任，但当成就动机过度强调经济理性时，反而会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础。研究表明，在成就动机较高的社会中，个体在追逐利益时倾向于对他人持怀疑态度（Hofstede， 1984：176），并可能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谋取私利，阻碍信任的建立与扩展（Vitell & Festervand， 1987）。相反，成就动机较弱的社会更加重视合作、谦虚与关心他人（Hofstede et al.， 2010：135），从而提升对他人的信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成就动机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低。

  4.“风险损信”：风险规避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风险规避指数反映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的容忍态度。风险规避强调行动者对不确定性与未知状况的容忍程度和应对行动（Hofstede， 2011）。在风险规避意识较弱的社会中，社会成员更加适应变化和创新，对未知和不确定的事物持开放态度。而在风险规避意识较强的文化中，人们难以容忍潜在的风险和威胁，倾向于制定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降低不确定性。

  风险规避可能通过激发保守观念、增强制度依赖而抑制社会信任。一般而言，当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信任水平存在下降风险（马得勇，2008）。在风险规避意识较强的社会中，个体倾向于追求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获得安全感。然而，对正式制度的过度依赖可能使个体对陌生人保持警惕态度并回避异质性交往，从而削弱普遍信任。相反，风险规避意识较弱的社会成员更容易信任陌生人，更接纳跨群体交往，从而促进更广泛的人际信任（Ueno & Sekaran， 1992）。据此我们提出假设4：风险规避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低。

  5.“合作促信”：长期取向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长期取向表现为个体在面对短期与长期利益权衡时的倾向。在长期取向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未来规划、延迟满足、坚持努力以实现长期目标，并重视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相反，在短期取向的社会中，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享乐，更加注重当前需求和满足（Hofstede， 2011）。

  长期取向可能通过强调广泛合作和长期利益而促进社会信任。在长期取向的社会中，维护长期关系需要更普遍的信任作为支撑，因而社会信任水平较高（Wang et al.， 2008）。尽管短期取向可以促成以即时利益为基础的短期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依赖深厚的信任基础，从而限制了普遍信任的扩展（Thanetsunthorn & Wuthisatian， 2019）。同时，短期取向之下的信任更具工具性特征，缺乏情感性支撑，难以形成稳固而持久的信任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5：长期取向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6.“减约增信”：自我释放与社会信任

  国家层面的自我释放受到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的较大约束。自我释放反映社会成员对享受生活、情感表达和个性追求的宽容态度（Hofstede， 2011）。在自我释放程度高的社会中，个体可以相对自由地享受生活和乐趣。相反，自我约束强调对欲望的控制，对社会规范的遵守与延迟满足。在自我约束程度高的社会中，人们通过严格的社会规范来控制需求的满足，更加注重自律和对传统规则的遵守。

  自我释放可以通过减少约束和自我控制来促进普遍信任。在自我释放程度高的社会中，个体注重主观福祉，愿意通过多样化活动来保持积极情绪（Hofstede， 2011），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和社会信任（Guo et al.， 2018）。相反，尽管高度自我约束的社会可能通过强调秩序为信任提供制度保障，但也可能强化人们对正式制度的依赖，从而削弱个体建立普遍信任的内在动机（湛礼珠，202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6：自我释放指数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综合以上分析，不同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各异，我们将潜在机制和影响归纳为表1。权力距离的扩大造成了等级隔阂，削弱了社会信任；个体主义的增强促进了个体间的自主互信，从而强化了社会信任；成就动机高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对社会信任构成负面影响；风险规避文化中的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信任水平；长期取向的文化观念可以促进合作，进而提升了社会信任；自我释放的文化通过弱化约束，表现出对社会信任的积极影响。这些理论命题揭示了不同文化维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下文将开展实证检验。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实证数据来自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ISSP是启动于1984年的持续性跨国合作调查项目，其中2017年的调查主题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该调查采用随机概率抽样，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公民，调查内容覆盖人口学特征、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等议题，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的分析需求。ISSP 2017有效样本量为44493，排除社会信任等核心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个案之后，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量为39534，覆盖全球29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瑞士、中国、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克罗地亚、匈牙利、以色列、印度、冰岛、日本、立陶宛、墨西哥、新西兰、菲律宾、俄罗斯、瑞典、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苏里南、泰国、美国和南非）。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信任，基于ISSP调查中的两道普遍信任题项构建。一是“总的来说，您觉得人们总是可信的，还是在和人们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二是“您认为，如果有机会人们就会占您便宜，还是会尽量做到公平？”，两题均为4点量表。为便于解释，本研究对第一题进行反向编码，取值越高代表社会信任水平更高，同时将 “无法选择”的样本作为缺失值处理。随后将两题得分加总，得到社会信任变量。表2显示，社会信任均值为5.3，标准差为1.3，表明社会信任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取向，即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六个指标。为与ISSP2017数据匹配，并保证“因在果前”的时间顺序，本文使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2015年版本的数据，并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取值范围为0到10的连续变量。图1为六个文化维度指标的国际分布，不同国家在各个文化维度的得分呈现高度异质性。其中，中国的文化维度指标分布呈现出权力距离、成就动机、长期取向的指数较高，而个体主义、风险规避、自我释放的指数较低，总体符合人们的日常感知和生活逻辑。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特征等。其中，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家庭人口规模、教育程度与城乡居住情况，工作特征变量包括就业状态、工作部门和职业类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2。

  （三）统计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来探索社会信任水平的国际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能够有效兼顾国家内部的同质性特征与国家之间的异质性特征（李晓光、郭小弦，2024）。具体而言，模型将个体设为第一层，国家设为第二层（共29个国家），其随机截距即代表各国社会信任平均水平的差异。为从文化视角解释这一国家层差异，我们在第二层引入文化维度变量作为随机截距的解释变量，并在第一层纳入个体的人口学与工作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前提下，检验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国际差异的解释作用。

  虽然多层次模型是国际比较研究的常见方法，但其主要关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效应，难以充分解释文化影响社会信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可能并非依赖单一的文化维度，而是通过不同文化维度的组合共同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引入QCA，该方法强调组态性与非对称性，将因果关系理解为多个条件以不同组合的形式共同作用于结果的过程，而非单一因素的线性影响。此外，QCA主张，促进条件与抑制条件往往遵循不同的因果逻辑，二者并不必然呈现简单的对称关系（Ragin， 2008；许琪，2024）。因此，本文使用QCA能够分别解释导向高社会信任水平和低社会信任水平的多种文化组合，为理解文化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更精细的分析视角。

五、实证结果  

  （一）基本模式分析：社会信任的国际分布

  世界各国的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图2展示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信任均值：丹麦、冰岛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高（均值高于6）；土耳其、南非和立陶宛等西亚、非洲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均值低于5）；中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信任均值在5至6之间。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社会信任水平的分布呈现梯度分化，这种分化会深刻影响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合作模式。

  如何理解社会信任国际差异背后的潜在原因？理论上讲，北欧等地区的高社会信任水平可能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因素为培育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西亚和非洲等地区的较低社会信任水平可能源于文化多样性、历史背景等复杂因素的制约。为此，下文分析将重点探讨各国的文化差异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二）多层次随机截距：社会信任的国际比较和文化解释

  我们首先使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文化因素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表3为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模型1仅纳入个体层面变量，并将国家设置为高层变量。人口学特征方面，女性、已婚者以及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高于男性、未婚者和城市居民，年龄与社会信任水平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教育方面，相比于小学及以下，高中和技校、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明显更高。工作特征显示，在职人员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私有部门从业者的社会信任水平低于公有部门；相比于初级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无职业或其他职业的个体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

  如何解释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本文重点聚焦于文化维度的解释。模型2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文化解释变量：权力距离指数、个体主义指数、成就动机指数、风险规避指数、长期取向指数、自我释放指数。引入文化维度的指标后，模型2中个体变量的分析结果与模型1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个体层面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国家层面解释变量的潜在作用。模型2中，国家层面的文化维度指标显示，个体主义、风险规避和长期取向对一国之社会信任水平发挥着显著影响。

  首先，个体主义和长期取向的文化观念对社会信任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主义指数每增长1个测量单位，社会信任水平会上升0.046个测量单位（假设2得到支持）。这是因为，在个体主义倾向较强的社会中，个体在重视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需求和意愿，具有较为宽泛的群体边界，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从而有助于培育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同时，长期取向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则社会信任水平会显著增长0.068个测量单位（假设5得到支持）。究其原因，长期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促使个体着眼于长期目标，有利于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提升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最终培育出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

  其次，风险规避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风险规避指数每增长一个单位，社会信任水平相应下降0.043个单位（假设4得到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高度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和规则等保守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然而，对风险的过度规避反而加重了社会压力，不利于社会成员的自由互动，从而可能削弱社会信任水平。

  最后，权力距离、成就动机和自我释放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权力距离和成就动机对社会信任水平可能存在负向影响，自我释放对社会信任可能存在正向影响。假设1、假设3和假设6在模型2中尚未得到验证，但不能完全说明这三个文化维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要素可能与其他要素存在关联，从而共同形塑个体层面的社会信任水平，对此我们将在定性比较分析中开展分析。

  （三）定性比较分析：文化影响社会信任的非对称性和组态性

  上述回归模型评估了单一文化维度影响社会信任的平均效应。然而，各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非孤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未必完全对称，很可能存在某种组态特征与非对称性特征。因此，本部分将使用模糊集QCA分别描绘较低和较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国家的文化特征，对多层次回归的结果进行拓展。本文参考拉金（Charles C. Ragin）将一致性分数超过0.8作为判定充分条件的标准（Ragin， 2008）。从表4和表5可知，无论是针对低值还是高值，组态的一致性、解的覆盖度和解的一致性均大于0.8，说明QCA分析的结果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1. 低社会信任水平的文化组态分析

  表4展示了导致较低社会信任水平的6个文化组态。综合这些组态呈现出的复杂机制，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重要规律。第一，以权力距离指数高为特征的低社会信任水平，以菲律宾、斯洛伐克为代表。组态1（权力距离指数高、个体主义指数低）和组态2（权力距离指数高、成就动机指数高）的共同特征为权力距离指数高。在组态1中，高指数的权力距离与低指数的个体主义结合，强化了集体优先与等级秩序，压缩了个体表达和追求个人目标的空间，使其需求和意见更易被忽视或边缘化，从而削弱普遍信任的社会基础。组态2则揭示出另一情境，即当一个国家的成就动机和权力等级观念都较强时，成就机会和资源可能集中于少数权力精英，而加剧普通社会成员的排斥感，同样会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因此，无论是强调集体优先还是追求成就，只要在权力距离指数高的框架下运作，都会对社会信任产生抑制效应。

  第二，以长期取向指数低为特征的低社会信任水平，以印度、南非为代表。组态3（成就动机指数低、风险规避指数高、长期取向指数低、自我释放指数低）和组态4（个体主义指数低、长期取向指数低）的共同点，即长期取向指数低。如果一个国家对未来缺乏长远规划，且同时出现以下任一种情况——缺乏强烈的成就动机来推动目标的实现，过度畏惧风险，自我约束，或忽视个体平等与独立发展的重要性，都可能导致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以短期取向为核心的文化环境强化了人们对短期利益的关注，削弱了对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进而侵蚀社会信任基础。

  第三，高指数的权力距离和低指数的长期取向共同驱动下的低社会信任水平，以墨西哥、土耳其为代表。组态5（权力距离指数高、长期取向指数低、自我释放指数低）和组态6（权力距离指数高、风险规避指数高、长期取向指数低）的共同特征是权力距离指数高与长期取向指数低。在此类社会环境中，高指数的权力距离放大了个体对自身发展局限的感知，限制了他们对制度和社会的信任与投入，而缺乏长远规划使得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则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信任的基础。此外，在权力距离指数高和长期取向指数低并存的情境中，自我释放指数低和风险规避指数高表现出替代效应，其中任一因素均可抑制社会信任水平。自我释放指数低意味着通过自我约束，延迟满足，风险规避指数高则反映出对不确定性和变革的抵触，二者均对普遍信任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综合以上组态分析，权力距离指数高与长期取向指数低是导致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权力距离通过强化阶层边界和边缘化个体表达，削弱跨群体互动的信任基础，缺乏长期取向则削弱制度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不利于信任关系的维系。此外，低指数的个体主义和高指数的成就动机在制约社会信任的过程中互为替代，进一步凸显了低社会信任形成机制的复杂性。这表明，社会信任的缺失并非源于单一的文化维度，而是在多重文化维度的特定组合下形成的。因此，在全球治理中理解和预防低社会信任水平的形成，需要尤其关注这些文化因素在特定组合中的抑制效应和机制。

  2. 高社会信任水平的文化组态分析

  表5呈现的是达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六个文化组态。综合分析这些文化组态呈现出的复杂机制，我们也可以得到三个发现。

  第一， 高指数的个体主义和低指数的成就动机共同驱动下的高社会信任水平，以冰岛、丹麦为代表。组态1（个体主义指数高、成就动机指数低、风险规避指数低、自我释放指数高）和组态2（个体主义指数高、成就动机指数低、长期取向指数高）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该特征揭示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倡导个体间的平等，同时不过分强调结果导向的成就价值时，更有利于形成合作取向的互动模式，从而夯实普遍信任的微观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国家层面的文化取向进一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较低的风险规避意识，自我释放程度高，倾向于长期取向，那么人们的普遍社会信任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二，高指数的个体主义和低指数的权力距离共同驱动下的高社会信任水平，以瑞典、新西兰为代表。组态3（权力距离指数低、个体主义指数高、风险规避指数低）、组态4（权力距离指数低、个体主义指数高、自我释放指数高）和组态5（权力距离指数低、个体主义指数高、成就动机指数高）均以权力距离指数低和个体主义指数高相结合为特征。该特征可通过促进个体平等、减少等级隔阂，有效增强社会信任水平。同时，低指数的风险规避、高指数的自我释放和成就动机之间呈现出一种替代效应：在一个权力体系趋于平等且高度重视个体主义的国家中，仅需上述三者中的任一特质，就能对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文化环境通过赋予个人更多自主性和尊重，夯实了普遍信任的社会基础。

  第三，高指数的长期取向与低指数的权力距离结合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以日本、英国为代表。组态6（权力距离指数低、长期取向指数高）表明，即使较为缺乏个体主义这一通常被认为是提升社会信任的关键因素，低指数的权力距离和高指数的长期取向仍能共同促进社会信任。这一组态表明，在权力结构较为平等的环境中，社会对长期规划的重视能够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共同承诺与责任感，从而提高整体信任水平。这与多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进一步揭示出长期取向在塑造社会信任中的重要性。

  综合以上分析，个体主义是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但个体主义对社会信任的提升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相比之下，在权力距离指数低或成就动机指数低的文化环境中更容易得到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体主义较弱时，权力距离指数低与长期取向指数高的结合亦可以开辟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路径。这些发现共同揭示出国家层面文化维度的多种组态在形塑普遍社会信任水平中的多重复杂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的对比正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社会信任的国际比较有助于国际合作共赢，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世界各国的信任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国家层面的文化取向如何影响社会信任？通过引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本文从权力距离、个体主义、成就动机、风险规避、长期取向和自我释放六个维度来解释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并基于2017年ISSP数据，对全球29个国家或地区展开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三点。

  第一，各国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实证分析表明，丹麦、冰岛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而土耳其、立陶宛、南非等西亚、非洲国家相对较低，中国、美国等东亚、北美国家则处于中等水平。这一格局不仅印证了社会信任水平存在国际差异的基本事实，更揭示出各国文化背景、制度环境与地域因素可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第二，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差异是社会信任水平分化的重要原因。个体主义和长期取向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风险规避则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这表明，当一个国家更加重视个人发展，且具有长期发展规划时，其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水平往往更高；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过分规避不确定性因素，则可能不利于社会信任的拓展和提升。这些发现部分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为深入理解社会信任水平分化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国家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性与组态性特征。非对称性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信任与低水平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并非彼此对立：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情境中，高指数的权力距离和低指数的长期取向是瓦解普遍信任基础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情境中，高指数的个体主义则是夯实普遍信任社会基础的关键因素。组态性体现在，社会信任并非由单一文化维度决定，而是由多种因素的不同组合协同作用。例如，低指数的权力距离与高指数的个体主义结合更有利于高水平社会信任的形成，且各文化维度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这种非对称性和组态性特征弥补了线性回归分析在解释复杂文化效应方面的不足，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文化影响社会信任的多重路径。

  较之以往研究，本文具有两个潜在的边际贡献。第一，本文引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从多维文化视角系统分析了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突破了以往研究对文化取向过度简化的局限，为理解全球文化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本文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比较方法，挖掘文化对社会信任影响的组态性与非对称性，表明文化作用并非沿单一线性路径展开，而是通过多种要素的组合在不同情境中发挥差异化作用，从而丰富了社会信任国际差异的文化解释。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之处。首先，本文主要关注普遍信任的国际差异，未对信任类型进行细分。未来研究有必要拓展对制度信任、组织信任等其他信任类型的考察。其次，本文主要从文化维度解释社会信任的空间差异，未将社会发展和经济分化等因素纳入综合考量。未来研究可突破单一文化视角，将文化与经济、社会等因素相结合，进一步考察它们在形塑社会信任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最后，文化价值具有不同的层次和边界，是复杂的价值体系（杨立华，2025）。本文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尝试突破对文化作用进行线性估计的局限，未来研究可基于更丰富的跨国数据，挖掘文化因素在社会信任形成中的复杂作用及边界，从而为全球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3BSH022）的资助。初稿曾在社会分层与流动冬季论坛（2024年）和第三届“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与支持”研讨会（2024年）等学术活动上报告，感谢陈伟、程诚、郭小弦、李峰等师友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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