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驱动下的“科学之力”*

一、前言  

  2024年10月，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提议修改《以色列古物法》，由以色列政府负责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考古活动，此举被认为其目的不在考古研究，而是推进政治议程。①早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的领土勘界与考古研究已深度服务于西方地缘政治议程。若将以色列视为西方在巴勒斯坦地区殖民扩张的结果，那么内塔尼亚胡政府借科学之名来服务其政治目标不足为奇。这种非暴力的智识上的殖民主义行径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它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世界对人类文明的认知范围。殖民主义国家对异域文明进行物理层面上的空间掠夺，其根本在于通过占取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若以该视角出发，地球空间在近代欧洲地图上表现为三种形态：“已知”空间、“未知领土”（terra incognita）、海洋。②巴勒斯坦地区显然属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中的“已知”空间，特别是依照圣经传统，这种“已知”性在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在天主教、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③中更为根深蒂固。

  19世纪前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式微，西方国家对其所属领地的觊觎在所难免。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发起了饱受争议的埃及远征。此时，“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scientific power of Christian-European rationality）④正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帷幕后酝酿。随之带来的是，制图学、考古学等现代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科学之名，对未至之境进行考察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在殖民扩张的推动下，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科学研究俨然成为一种霸凌，对它的空间重构甚至“创造”也成了必然。  

  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⑤   

  拿破仑的征服直接导致第一幅现代巴勒斯坦地图的诞生，也开启了近东研究的新篇章。与这场失败的军事征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十字军东征中取得了优势。1872年，英国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⑥在圣地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地理勘测，所析出的地图既反映当时的地貌，又富含历史与宗教知识。按照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所绘制的地图不仅服务于军事行动，且积极有效地促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空间重塑。同时，这种地图测绘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并为今后的圣经考古学提供物质层面的活动场域。作为一种智识优势，它将持续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合法性。

  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城陷落。今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所建立的以色列仍在大行其道。本文旨在探讨，西方国家如何利用地图测绘推进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主义进程；作为一种殖民主义行径，它如何在道义上获得合法性；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圣经考古学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又如何为犹太复国主义背书等议题。

二、殖民主义与宗教传统驱动下的圣地地图测绘  

  在探讨西方殖民主义如何塑造巴勒斯坦地区的空间景象和领土政治之前，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地图测绘、圣经考古学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圣地传统进行溯源。西方世界对巴勒斯坦的制图研究至少始于中世纪末期，而且它自始至终都掺杂着宗教情结。“这片土地不仅吸引着历代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的目光，更是当时西欧虔诚基督徒们的精神圣地。”⑦16世纪，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绘的《寰宇全图》（Typus Orbis Terrarum）便大获成功。他采用以圣经文本而非实地勘测为依据的测绘方法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该地图重点描绘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及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圣地的分布情况。这种视角助长了日后被称为“复原主义”（Restorationism，又称基督教原始主义）的神学思想，即犹太人应复兴其王国，通过征服巴勒斯坦并皈依基督教，来加速弥赛亚的降临。⑧

  1798年，拿破仑号召所有犹太人聚集于麾下，“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远征埃及。⑨这场征战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远征军包含了一支由175名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科考团。⑩作为其中一员，皮埃尔·雅科坦（Pierre Jacotin）基于三角测量法绘制的巴勒斯坦地图，被认为是第一幅现代巴勒斯坦地图。11不论拿破仑是为了真正贯彻启蒙运动崇尚科学之原则，还是为了巧妙掩盖真实的征服目的，他的确推动了古代近东研究，刺激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圣地保护权的争夺。其中，古代近东研究又以埃及学、圣经考古学以及亚述学为代表。一定程度上而言，三者的共同之处是对《圣经》的验证。

  尽管雅科坦的地图集存在山地缺乏细节、死海沿岸极不准确等瑕疵，但它仍然引发了欧美社会对该地区更为浓厚的兴趣。12此后，一大批巴勒斯坦地图陆续出现，且有些在标题上就使用了“圣地”的字样，显然是为了迎合基督教世界的兴趣。13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人范·德·费尔德（Charles William Meredith van de Velde）绘制的地图，尽管相当专业，但仍被冠以“圣地地图”之名。14而最大化激发这种兴趣的当数美国圣经学者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151838年，在传教士伊莱·史密斯（Eli Smith）的陪同下，他首次完成了对众多圣经遗迹的确认，诸如西罗亚隧道（Siloam Tunnel）、罗宾逊拱门（Robinson’s Arch）16等。他据此出版的《巴勒斯坦、西奈山与阿拉伯佩特拉的圣经研究》17被誉为“19世纪巴勒斯坦勘测的基石”。18需要指出的是，罗宾逊作为圣地考古研究的奠基人，并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其工作多停留在地理考察与宗教地名的辨认。

  也就是在此时，圣经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逐渐继承且超越传统的古物研究（antiquarianism）19。后者偏向非专业人士对古物的收集、保存和描述，通常侧重于物品本身的美学特征和经济价值，而非学术价值。随着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发展，考古学与其分道扬镳。20今天，对学者和普通公众而言，考古学可以有多种定义，一个简单的定义是“通过物质遗迹来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21更具延展性的定义则强调它通过重建人类生活方式，来恢复文化进程中人类活动所发挥的作用。正如英国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所认为的，考古学的目标不仅是描述过去，更是解释过去。22前者与客观现实直接关联，但后者这种人为的诠释过程，就为日后考古学被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创造了条件。23

  有必要指出的是，倡导理性、科学的启蒙运动勃然兴起并不意味着基督教世界传统圣地情愫的丧失。具体而言，自君士坦丁大帝、海伦娜等人重塑圣城耶路撒冷后，朝圣传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谓根深蒂固。宗教改革期间，即使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ohn Calvin）等新教领袖都没有提及与基督教复原主义密切关联的末世论（eschatology）24观点，25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作为新教的重要传统，任何人都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加之《圣经》在欧洲各地的本土化发展，促使许多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读。26在这种背景下，新教徒中逐渐浮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希伯来化”倾向。这种倾向在17世纪的清教徒群体中已初见端倪，他们通常背负着末世论，支持犹太人重返圣地。随着19世纪新教福音派兴起，这种神学主张进一步强化，并与犹太复国主义结合，促使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形成。27在几个世纪的嬗变过程中，它以神学思想上的可行性为出发点，逐渐以政治行动来呈现，最终，一个切实可行的、难以否认的犹太人建国方案开始浮现。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基督教世界对于犹太人重返圣地正当性的确认，这种确认已经在神学思想中被反复验证。接下来，它将彻底与殖民主义结合，佐证它的将是地图测绘与圣经考古学。

三、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 

  随着基督教复原主义向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演化，它开始利用现代实证科学作为一种证明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工具。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宇宙的物理现象具有内在且不可改变的特性……因此无论科学家自身的视角或倾向如何，都能发现其中的真谛”。28在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看来，对现实之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当然，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还被一种特定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框架所催化。

  19世纪下半叶，鉴于奥斯曼帝国坐实“欧洲病夫”的名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即将开通的苏伊士运河，使得巴勒斯坦对英国的战略价值上升。由于英国正深陷中东的国际博弈之中，对整个地区进行测绘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29巧合的是，“英国皇家工程兵团（Royal Engineer）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的测绘和勘察，后来却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30受东方主义（Orientalism）31影响，西方普遍认为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荒凉落后，故而怀揣“圣地”理想，希冀“恢复”圣地的真正历史，“拯救”这片土地的文明遗产。  

  一幅地图并不是按照某物创造的模型，而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32   

  按照这样的逻辑，在考古活动具体展开之前，他们首先需要对近东地区进行地形勘探和地图绘制。在科学研究和圣地传统的协作下，圣地巴勒斯坦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历史真实性。

  1865年5月12日，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在伦敦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和自然历史”33，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当选为首任主席。但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条宗旨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政治目的和宗教倾向，即使这种倾向在初创会议中被刻意避免：“我们不应是一个宗教协会”。34在这样的愿景下，基金会启动了对巴勒斯坦的“侦查勘测”（reconnaissance survey），以绘制初步地图，这成为“对该地区科学探测的前奏”。35项目完成后，基金会认为需要进行更完整、精确的勘测，并表示：“只要巴勒斯坦还有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未被勘测，还有一处废墟未被发掘，尤其是圣经历史所记载的地方，科学研究的使命以及全基督教世界的极大好奇心，就仍未得到满足”。36

  于是，更大规模的“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Ordnance Survey of Western Palestine）于1872年展开。它综合运用了测绘学、地理学、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等多种实践方法，是当时对巴勒斯坦最为全面成熟的测绘。主要负责人包括克劳德·康德尔（Claude R. Conder）、赫伯特·基奇纳（Horatio H. Kitchener）、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 Wilson）37以及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等，均隶属于皇家工程兵团。勘测结束后所记录的信息按每英里1英寸的比例尺绘制，近乎完整地呈现了当时的巴勒斯坦，并尽可能标出了废墟、土丘及古代遗址，且所有遗址均由勘测人员亲自勘查。另外，对巴勒斯坦东部的勘测在1881年进行，继续由康德尔带领的团队完成。必须承认的是，本文在对圣地地图背后的宗教政治动机进行解构的同时，无意否定该地图的科学进步意义。一项对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地图的测试表明，相较于二战期间巴勒斯坦测绘局（Survey of Palestine）比例尺为1∶100000的地图38，前者仅存在19秒的西移和平均1.1秒的北移误差。39要知道，雅科坦的地图在经度上足足有20分的偏差。

  除出版详尽的地图集之外，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还发行了三卷本《巴勒斯坦西部调查报告》40，完整记录了负责人康德尔与基奇纳的勘测成果。该报告基于科学测绘，对巴勒斯坦全境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整合了《圣经》、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犹太战争》、拉比文献、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博物志》、斯特拉波《地理学》、尤西比乌斯《圣经地名录》以及早期基督教朝圣者、十字军与阿拉伯史家的相关记述。   

  地图学档案在航海和国际法论辩两方面都极具意义，一份科学的地图测绘，宣示了对一块未知领土的真正法权。41  

  一方面，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与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和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紧密合作，从最初的“侦查勘测”到现在的“军用测绘”，项目本身均由英国陆军部借调的军官领导执行。英国陆军上校罗伯特·霍姆（Robert Home）曾致信军中首席文官：   

  若俄国占领土耳其亚美尼亚，她将掌控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流域。即使不占领塞德鲁姆湾，她也将控制这片区域。在此情形下，叙利亚，尤其是约旦河谷，作为进军苏伊士运河最便捷的通道，其战略价值将急剧提升。因而，获取该地区的精确地图实为当务之急。42   

  由此可以肯定，基金会的勘测活动恰恰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将其视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并非没有依据，它建立初期所秉持的科学理想与纯粹似乎难以维系。如当时主管勘测的威尔逊所言：“它作为一张军事地图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若‘近东问题’（Eastern Question）爆发，巴勒斯坦成为战场，它将发挥关键作用。”43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的殖民野心与圣经考古研究在基金会的活动紧密交织。“似乎没有哪个探险家或制图师能在绘制‘圣地’地图时完全不带圣经或古典的兴趣。”44康德尔的勘测报告一经出版，便因其对圣经研究的帮助而广受赞誉。正如基金会所述：   

  自圣经被译成通俗语言以来，从未有过任何一项成就能像这一伟大工作一样，有助于阐释与理解《旧约》与《新约》的历史内容。只要有人仍在阅读并研究这本神圣之书，那么，与地图和备忘录密切相关的军官就将名垂青史。45   

  特别是对基金会本身而言，这次勘测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揭示该地区的圣经历史。46实际上，该勘测是19世纪欧洲宗教研究科学化更广泛框架下的一项行动。通过科学实践和经验证据的积累，基金会试图证明《圣经》的历史真实性。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这片土地视为“圣经之地”（land of the Bible）。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将有效“复原”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叙事，使其历史清晰可见。作为基金会重要成员，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在那里（巴勒斯坦——引者注）拥有一片富饶而古老的土地，然而，那却是一片没有居民的土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看呐！在世界各地还四散流离着没有国家的民族。”47不言而喻，其所指的便是犹太人。

  此处需要强调本文所使用的“复原”一词。基金会的“探索”活动原本旨在扩展对未知区域的认知，而“复原”旨在重新揭示已知但已失落的事实。48因此，本文使用“复原”的目的就在于强调基金会的行动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宗教政治想象。首先，应当将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置于全球地图绘制与殖民扩张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如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所指出的：  

  帝国主义与地图绘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交汇。二者本质上都涉及领土与知识。49

  这种领土知识是理解基金会在巴勒斯坦活动的关键，它不仅适用于19世纪中后期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也适用于西方列强在海外的其他殖民统治。50自1750年后，系统化的领土测绘在欧洲日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中大量涌现，它们对行政管理至关重要，同时也塑造着“领土性”和“民族性”的自我认同。51

  其次，地理测绘活动在殖民主义的政治裹挟下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一种地理认知的提升，更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东方的一种自然和政治知识体系的构建。表面上，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的活动的确丰富了人类文明对巴勒斯坦的认知体系。然而，受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朝圣传统的熏陶，特别是英国亲犹主义（philosemitism）52思想的影响，对基金会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而言，巴勒斯坦并不是一片未知陌生的土地，在整个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它历久而弥新。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规模空前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重塑了它的现代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是以圣地传统为底色的。恰如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所言：  

  在日常意义中真实存在的现象，会因其在科学思想与实践中的渗透深浅的不同，而变得或真实或虚假。53   

  按照这样的逻辑，该基金会通过整合圣经传统，构建出一幅具体、连贯且历史脉络清晰可见的现代巴勒斯坦地图，堪称圣经研究领域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破。

  此外，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在20世纪初便面临了其他国家类似组织的挑战，但其开拓性工作的确为日后的圣经考古学，特别是犹太圣经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有英国军方背景的项目，不仅完成了对巴勒斯坦的系统性测绘，更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融合了对圣经的历史情愫与对犹太人“重返”故土的宗教论证——深度嵌入这场殖民主义的科学实践。由此，“一个持续性的学科建设与领土重塑的进程得以开启”。54

四、测绘与考古，依据圣地传统的科学研究   

  地理勘探和地图绘制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以此为基础，考古学家才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发掘，并尝试诠释历史进程。为时6年的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所绘制的26张地图成为1936年英国委任政府制作新地图之前所使用的主要地图。它一经发布就被用于军事领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泛使用，塑造了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巴勒斯坦地理空间的普遍认知。一战后，该地图被多次重印，成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巴勒斯坦边界谈判的重要参考，且在战后为英国统治该地区提供了便利。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看似严谨细致、锱铢必较的军事地图却体现了科学与传统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是理解圣经考古学起源的关键，并对日后以色列国家国族身份的塑造影响深远。首先，基金会的工作本以科学原则为基础，以确保“无论勘测的结果如何，都应像物理实验室中报告的新事实一样获得世界的认可，并且该工作应当以科学研究所秉持的同样无畏求真的精神来进行”。55显而易见，考古学、制图学以及地理学无不以科学自居，现代学科的紧密结合足以挑战（圣经）“传统的权威”。56但在地图绘制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寻求圣经文本的支持。1865年的侦查勘测明显体现了基金会对圣经传统的偏重。绘制工作始于贝鲁特，随后前往大马士革，再向南移至巴尼亚斯。   

  这些地方，或许可以说，更属于叙利亚而非巴勒斯坦，但它们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与那本书（即《圣经》——引者注）息息相关，而我们基金会的唯一目标便是阐明这本书。57   

  也就是说，在绘制工作开始之前，圣地巴勒斯坦已经被预先划定在特定的领土范围之内。那么，在此区域内的考古发掘都将被视为圣地考古学的一部分。   

  和枪炮及战舰一样，地图也是帝国主义的武器。地图被用来推动殖民，土地在纸面上先于实际中被宣称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地图的出现预示着（anticipate）帝国的扩张。58   

  相对于坚船利炮，地图殖民的道德优势在于，它意味着知识价值，意味着基督徒对圣地的虔诚。随后的巴勒斯坦西部军用测绘，更似一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展开的领土测绘。其东西边界起自约旦河，直至地中海沿岸；南北边界则分别以《圣经》中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南北边境城市——南部的别是巴（Tel Be’er Sheba）与北部的但城（Dan）为界。59“从但到别是巴”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固定表述，用以指代古代以色列的理想化全境。这一表述，既见于《士师记》中以色列各支派集结讨伐便雅悯支派的号令，也标志着《撒母耳记上》里撒母耳的权威为十二支派所公认，更宣示着《撒母耳记下》中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关键转折。60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源自圣经叙事的疆界想象，后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被重新激活，赋予现实政治意义。一战后，该疆界被以英国为首的敌占区管理局（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61再一次确认。621922年，国际联盟理事会批准该领土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Mandate for Palestine）。

  其次，科学与传统，二者在意识形态层面很大程度上相互排斥，却在基金会的测绘工作中实现了一种有机合作，最终产生了整套巴勒斯坦地图。该地图不仅应用于军事战略领域，还被缩小比例尺后重新发行，以便考古发掘工作的使用，最终又通过可见的物质文化证据来证实《圣经》叙述的历史真实性。该基金会一再强调，项目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圣经历史的真实性。“对这片承载我们信仰的土地进行准确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63这一点在勘测队伍最初的指示中已明确表达：“对整个国家进行彻底调查，记录所有现存遗址，并标记值得发掘的地点。”64

  再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会造访每一处废墟或值得关注的遗址，并详细记录。勘探报告涵盖了七十余个特别测绘和规划项目，其中包括“犹太和罗马城镇、犹太会堂、墓葬、十字军城堡、水渠断面、人工洞穴以及基督教修道院等，这些遗址此前从未被系统地规划或探索过”。65这种细致入微的程度甚至连以色列当局的地图测绘都无法比拟，其所涵盖的历史遗迹信息要比日后以色列测绘局比例尺为1∶100000的地图还多出约20%。原因可能在于，“所有建造时间早于奥斯曼占领时期的建筑，都会根据其重要性被绘制成详尽不一的草图”。66即使大部分现存遗迹年代尚不够久远，未达古代犹太或罗马的年代标准，但测绘人员仍试图将其纳入勘探范围：   

  当我指着一处如今只剩几棵无花果树、一方岩凿水池、一圈破败围墙的土丘，断言“这里曾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时，许多人或许会嗤之以鼻。这些废墟虽然已经难以被常人辨识，却并非无迹可寻。67  

  通过绘制国家的精确地图，确定有争议的地理位置，将《圣经》中提及的古迹与现代定居者联系起来，我们将收获颇丰。68 

  换句话说，对这些地理特征的测绘将有助于复原圣经历史。对历史遗迹无所不包的勘察记录，纵向上构成了犹太人在圣地的编年史，横向上各种遗迹由点及面，确保了以色列对领土的伸张。

  最后，在通过现代村庄寻找古代城市的过程中，科学求助于本土知识，以及所谓的“地方传统”。现存的地名对发现古代遗址尤为重要。遗迹的位置主要是通过与现代地名的语言相似性来确定的。这一时期的理论认为，虽然朝代更迭，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语地名仍然保留着古代闪族名称的元素，即使拼写变化较大，但仍可以回溯到圣经时代，这一假说奠定了地图希伯来化的基础。69 

  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并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来命名此单元，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myth），这是地理学走入现代后一个显著的特征。70  

  遑论这种理论的可靠性。在收集语言信息时，欧洲测绘员无法仅仅依靠代表“现代”的西方科学技术，而不得不求助当地人。因此，科学研究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使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与本土语言文化交织在一起。这些欧洲学者本将大部分宗教传统视为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后来却又转向了巴勒斯坦最古老、最具本土性的群体，认为他们的传统承载着《圣经》记忆。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殖民主义科学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表现得尤为明显。殖民主义科学本身就削弱了那些先验地将科学与非科学、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同样，19世纪巴勒斯坦的圣经考古学实践也淡化了这种区分。圣经历史的复原工作本身就依赖于“地方知识”这一被认为“非科学”的知识体系。71

  此外，仅仅编纂巴勒斯坦地表现状的地理志、历史遗址名录及当代语言文化实践记录，远不足以实现复原过往历史、拯救圣经叙事的宏愿，“大量埋藏在地底下的信息亟需重见天日”。72正如基金会众多出版物所强调的，唯有考古发掘才能成为历史争议的终极仲裁者。在这种意志下，一系列考古机构在圣地建立：德国古代巴勒斯坦勘探协会（German Society for the Exploration of Ancient Palestine，1877年）、法国圣经考古学校（École Biblique，1890年）、美国东方研究所（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1890年）等。1920年，一位出生在美国福音派家庭的青年踌躇满志地初到耶路撒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具有高度准确性。这位学者长期领导美国东方研究所，培养出以自己为核心的圣经考古学派，更塑造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学界关于考古学、圣经与古代以色列历史关系的普遍共识。他就是被誉为“圣经考古学之父”的威廉·F·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73。通过完善地层学、类型学以及文本比对等一整套看似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奥尔布赖特将圣经叙事锚定于具体的考古遗存。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建国后，以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为代表的犹太考古学家几乎全盘承接了这种范式并奉为圭臬。在夏琐（Hazor）、马萨达（Masada）以及犹大旷野（Judaean Desert）等地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以该研究范式为基础，不仅强化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合法性，同时也形塑着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一言以蔽之，以色列建国后，考古学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被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科学之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结语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绘制的巴勒斯坦地图，不仅是殖民主义国家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殖民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延伸。不论是行动上走在第一梯队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受到基督教传统长期浸润的西方国家，按照其意识形态所绘制的地图是犹太复国主义背后殖民主义思想的预演。这种地图绘制，以及打着宗教虔诚和考古旗号的地理勘测，可以被认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十字军东征。没有硝烟意味着没有伤亡，意味着非暴力，但并不能抹除其殖民主义的本质。通过制图学和考古学为代表的“科学之力”所伸张的殖民主义是西方殖民野心的遮羞布。这种效用在犹太复国主义对殖民主义本质的消解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更严重的是，通过“科学之力”所塑造的犹太复国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前者不仅剥削当地人民，更会驱逐和取代原有的巴勒斯坦居民，建立一个由阿利亚（Aliyah）74移民组成的新社会。吊诡的是，这张推动殖民扩张的地图也成为当下探视阿利亚运动的佐证。若将这张地图所记录的19世纪70年代的人口定居情况与目前以色列地图对比的话，将会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发展轨迹。

  那么，“科学之力”本质上作为一种殖民主义行径，如何获得合法性？   

  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经由“发现”而来的掌控，通常连接着“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图测绘虽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和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75  

  若对该观点进行延伸的话，接下来的圣经考古活动，于传统殖民主义而言，是为了增进更为确凿的例证；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则是为了将圣经叙事转化为可触摸的地理现实，为犹太人被“应许”的建国主张背书。二者在巴勒斯坦的土壤上构成了独特的殖民智识生产体系，考古探铲与测绘仪器对圣地土壤的每一次触碰都将服务于以上动机，它所产生的确证令巴勒斯坦居民无法辩驳。西方殖民者以及接下来的犹太“移民”都将基于这片土地，通过地图测绘或圣经考古等途径，选择性地创制出一系列定义。借由这种方式，他们将占取的空间土地在法理上赋予合理性。一言以蔽之，“更有活力的种族总是战胜更被动的种族”。76

  最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的“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其中，“基督教”代表着以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核心的宗教政治集团；“欧洲理性”意味着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的近代科学革命；“力”即“权力”（power），它毫无疑问代表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扩张的野心与实力。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圣经考古学诞生了。考古学（archaeology）与诸多现代科学享有共同的英文词缀（“-logy”），这一词源内涵也给它带来了科学探究的光环。理想状态下，考古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甚至是冷静中立的过程。然而，人类在解释过去的过程中很少仅仅出于对物质遗迹的兴趣或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在对过去的探索中，考古学与当下紧密相关。77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会以多种形式影响着我们如何了解和诠释过去。考古学家在选择发掘遗址时，往往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对于遗迹的解读方式，也可能与其所在地或所归属的宗教和政治背景相关。不可忽视的是，最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民族叙事紧密相关，这一论点在圣地的考古历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智识上占尽优势的欧洲人可以将新世界直接“拿来”。至于亚洲和伊斯兰非洲等非基督教旧世界，则只能建立一些属国或者欧洲行使治外法权之地。78   

  作为三教共栖之地，巴勒斯坦究竟属于施米特笔下的哪种“世界”并不容易判定：它既不完全是新世界意义上的可被“拿来”的对象，也不完全是旧世界意义上的被动属地。然则结果是清晰的，与西方深度合作的犹太人不仅没有使未来的以色列成为欧洲的附庸，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承接，甚至主动利用了西方所带来的“科学之力”。对于这种承接和利用，需要将其置于基督教世界与犹太人对圣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张力中来理解。犹太人建国并非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终目标，而是后者末世论叙事中的一个阶段性环节。相反，对犹太人而言，“建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体性任务。一方面，在这种张力之下，犹太人能够运用“科学之力”实属不易；另一方面，测绘与考古以“科学实践”的形式，暂时遮蔽了二者的内在张力。1929年，《纽约时报》多次报道犹太人在贝特阿尔法（Beth Alpha）的考古发掘。该发掘由犹太考古学家埃利泽·苏肯尼克（Eliezer Lipa Sukenik）主持，他声称：“在艺术史上，我们在贝特阿尔法找到了从耶路撒冷通往罗马的联系纽带”。79这一表述不仅是对考古发现的描述，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将犹太民族的古代遗产置于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网络中，凸显了犹太文化与西方古典传统之间的延续性与融合性。以此为起点，犹太考古实践在伊休夫时期（Yishuv period）80逐渐摆脱零散化、个人化的探索状态，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制度化进程。这一过程包括发掘方法的专业化、学术机构的建立、国际学界的互动以及媒体的广泛传播。考古学在伊休夫时期，乃至以色列建国后，不仅是一种学术事业，更成为民族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通过对古代遗迹的揭示，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向外界证明犹太民族与这片土地的历史连续性，同时也在内部凝聚移民社会的集体想象。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23〕49号）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