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作为话语，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①，不但将国际传播的相关内容从“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部分剥离出来②，作为重要内容单列，同时还沿用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③的提法，将文明传播作为国际传播工作的核心命题。这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与实践逐渐从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建构，升级为文明国家的全球秩序范式建构。本文旨在揭示这一转换的底层逻辑，以及以文明作为话语对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作用。

一、以文明为密码解锁新时代党的国际传播理论变迁的基本逻辑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篇摘录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他谈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时，认为“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④这段话与习近平主席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可谓遥相呼应，他说：“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起就是一个始终保持着高度文明自觉的政党，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中来定位。这源自中华文明基因中所具有的天下眼光：以“中国”为出发点看“天下”，同时在“天下”之中理解和定位“中国”，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的互动系统。⑥

  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决定了中国的国际传播学科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仅仅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基础上，试图说服他人和“推广”自己，而是应当建立在文明视野的基础上，从中华文明主体性出发，在构建新型全球文明秩序中知己知彼、推己及人。文明意识是理解新时代党的国际传播理论发展变迁的关键所在。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国际传播理论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重要节点是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举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这也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就国际传播问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⑦这一讲话第一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整体框架与路线图，重点布局解决中国在国际上的“挨骂”问题，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际传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等重要目标与要求。⑧报告从中华文化主体性出发，以我为主，第一次明确将“国际传播”拓展到“文明传播”的范畴，并将文明交流互鉴纳入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这就将问题的重点从试图讲清楚“我不是谁”和“我没有做什么”的自我辩护的被动局面回到自身，聚焦到“我是谁”和“我要做什么”的话语建构上来。

  第三个重要节点是2023年10月8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被正式提出。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的重要指示，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更加明确地将国际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贯通。也就是说，中国不但要说清楚“我是谁”，更要说清楚“我和你应当如何相处”，并且提供了对于理想世界秩序的蓝图与愿景。⑨此后，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⑩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1，为下一个五年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指明了实践的方向与路径。

  从这条清晰的脉络中可以看出，党的国际传播理论经历了从国际传播到文明传播，从传播中华文明到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不断拓展与深化的过程，表明了我们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断认识和调整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体现了文化主体性与文明自觉不断被唤醒和清晰的过程。

  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升级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标志着我国战略传播体系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国际传播”拓展为世界历史中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传播”。这一转变意味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中的主体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拓展为连绵五千多年，具有丰富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文明体。国际传播工作的视野也随之从处理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延展为如何在长时段历史中理解和处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间多层级主体的交往互动关系，在古今一贯中打通中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证成就成为国际传播的优先目标，从而超越了在他者面前自证清白的被动辩护阶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2以中华文明作为传播主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使新时代中国战略传播体系完成从被动“他塑”到主动“自塑”，从防御型与回应型传播到破立结合的建构型与引导型传播体系的蜕变。

  从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深化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文明观，则是从讲清楚中华文明自身的形态与特质出发，进而讲清楚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建设丰富多彩的全球文明百花园，倡导构建全球文明新秩序。

  只有从国际传播战略跃升到文明传播层面，以文明作为话语和叙事框架，才能在战略上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狭隘视域，为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形成提供思想与价值支撑。

二、世界历史视野中中西文明的四次相遇及其启示

  长久以来，中国面临“挨骂”困境的根源在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从其自身主体性出发，对中国产生误解、排斥，甚至打压。当全球话语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为基础，以全球媒介网络、文化工业体系、全球教育和知识生产体系为传播渠道的西方国家手中时，这一文明主体性困境就会首先体现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困境，尤其是媒介传播效能的困境。破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首先需要回到世界历史中，来回溯中西文明相遇与碰撞的过程。

  尽管根据考古发现，中西文明之间的最早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13，并始终未曾中断，但两者间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碰撞大体只出现过四次。

  中西文明第一次大碰撞发生在16世纪—18世纪。中国经典与思想随着在华传教士的书信与译介传到欧洲，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与“理性”思想给处于文艺复兴尾声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资源，使当时欧洲的思想偏离了神学传统，呈现倚重“理性”和提升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倾向。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书》等著作中都充满着中西文明碰撞与交流的火花。14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后来在狄德罗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次，中国哲学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催化剂，并促成欧洲哲学的转向。马克思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共同点”：“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5马克思进一步将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主客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第一次把辩证法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此外，中国思想还通过法国重农派思想家、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魁奈（François Quesnay）影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均受到中国哲学的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是16世纪以来发生在欧洲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结果。16这一果实反过来又在19世纪对中国革命与道路产生深刻影响，由此看来，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绝非偶然。

  第二次大碰撞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西方思想依托强势文明给中国带来深刻影响，西学东渐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中国从天下形态的文明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进行转型的道路，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在高度的文明自觉之下，从西方诸思潮中进行比较、选择与中国化的理性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主动吸收西方文明进行自我更新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暂时困境与低谷状态使文明的评价标准发生颠倒，西方文明第一次成为优秀的标准与模仿的对象，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全球影响力的上升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17

  第三次大碰撞发生在20世纪40—60年代。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西方文明陷入危机，一批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自身产生怀疑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他们再次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作为理想的文明形态，将其视为拯救西方文明危机，乃至人类命运的希望与良方，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李约瑟（Joseph Needham）、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都是这一时期活跃的学者，西方的文明史研究也由此兴起。此时，处于文明危机中的西方产生了向东方寻求解决方案的强烈冲动，从而主动且严肃地试图理解和研究中国。

  此时此刻，中西文明正在进行第四次激烈的大碰撞。进入21世纪，当复兴中的中华文明第四次与西方文明相遇，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西方文明乃至全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才刚刚开始。进入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其首要特征是它的当代载体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它又处于连绵五千年未曾中断过的历史传统之中。这一次文明碰撞将取得何种成果，取决于如何理解经由“两个结合”，依托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开辟和发展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过回答“何为中国”“何以中国”等问题，中国回到自身长时段文明传统中去阐释和回应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问题，从而使中国成为“一种包容多种差异性（包括古今、左右、城乡、东西部等）的新共同体形象。而描述这一新共同体的理论性范畴，则是‘（中国）文明’”。“‘文明’作为一个同时涵纳古典、现代与当代的阐述范畴，由此而成为阐释21世纪中国问题的主要框架。”18

  由世界历史上中西文明的四次碰撞可以看到，文明位势的转换多次发生，某一文明暂时的领先并不代表其永远都有优势，更不能以此作为文明等级与偏见的依据。同时，历史上前三次碰撞与交流本身也是三次重要的文明转向，且每次都是当某种文明自身陷入危机时，才会产生从其他文明中获取思想资源进行文明自我更新的强烈冲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与借鉴本身就是文明体自我更新与发展、走出历史困境的重要动力，是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9，“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

三、中国战略传播体系的双重使命与文明交流互鉴的辩证法

  然而，当前被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与意识形态裹挟之下的西方社会，严重缺乏客观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意愿与动力，这已经成为第四次中西文明交流的最大障碍。中国如何在强烈的敌意与围堵中从容实践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与理念？这一处境使得中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不得不同时面临破立结合的双重使命。

  中国，一方面需要“破”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化历史上所建构起来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另一方面需要“立”的则是从中华文明立场出发，重建文明叙事，讲清楚中国道路背后的“道”，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只有掌握话语的主导权，才能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

  西方精心建构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包括从16世纪—18世纪赤裸裸的种族至上论，到二战之后以学术包装面目出现的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再到冷战之后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虽然其话语叙事与具体内容不停变化，但是其种族优越论的核心精神一以贯之，认为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只有参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才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并有资格进入所谓的“文明世界”，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美国主导的“文明世界”的挑战。21

  这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是几百年来西方刻意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神话，其本质是将西方现代化这一特殊的地方性实践抽象化和普遍化，并将其创制为唯一的文明标准。这一神话如同悬在非西方文明国家头顶上的巨大魔咒，使它们不相信，也没有机会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必须回到文明层面，打破和超越这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有破除这一底层话语逻辑，破除西方国家通过教育、文化、传媒等体系长期在全球民众心中建构起来的文明偏见，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才有可能。

  以文明为叙事框架来重述中国，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全球新型国际关系与文明秩序的使命必须同时展开。一方面，要通过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项目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脉络，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研究，重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并以此推动“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22同时，理解历史中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通过“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23，最终目标还是为了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更好的、新的全球文明秩序何以可能。

  要同时开展破与立的双重使命就需要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辩证法”。应避免将文明交流互鉴与国际舆论和话语斗争看作相互割裂的两部分，要在充满斗争与冲突的国际环境中把握一切机会做好文明交流互鉴工作。团结好其他有意愿通过合作促进发展的国家，本身就是消弭冲突、破解文明冲突论的重要斗争策略。当前，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冲破西方打压围剿中国的重要方法与路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传播、话语等领域不断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斗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充分的文明交流互鉴奠定良好的基础，要边破边立、破立结合。

  破立结合的双重使命需要具备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正面临四个层次的挑战：第一个层次是媒体层面的舆论斗争，第二个层次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之间的斗争，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与话语层面的斗争，第四个层次是文明与道路的正当性之争。四个层次由表及里，将漫长的文明使命与紧迫的当下斗争折叠在同一个时空中，共同构成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整体系统与结构。在即将迈入“十五五”规划开端之际，首先要判断清楚当前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方位，并将之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四、当前的历史方位：中华文明的奇点时刻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自2024年以来，中国无论是科技与军事硬实力，还是国家形象等软实力都实现历史性、实质性突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快车道。如果借用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奇点”，即描述技术突破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所引发的质变时刻，来描述当下的历史方位，那么，当前不仅是中华文明迎来了奇点时刻，也是世界历史迎来了中国时刻。

  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却长期处于精神的停滞状态，因此他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24。显然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的展开始终以西方精神为核心，这也是冷战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内核。然而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闯入”了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更是开启了重新审视何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契机。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根本上讲既是文明位势的消长与盛衰，更是对文明定义权的转换与重构。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国力优势也逐渐从经贸、科技等领域传递和转化为国家形象优势。在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2025年2月20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中，中国的排名首次超过英国，在全球193个国家中位居第二。其中，提升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后疫情时代的开放免签政策等指标。这不仅是中国软实力持续增强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客观展现，更是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真实映照。25而英国《经济学人》2025年7月—9月与环球扫描民调公司（GlobeScan）合作，调查了全球32个国家的3.2万名受访者对于中美两国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全球首选“领导大国”的支持率与上一年相比大幅提升，而对美国的支持率下滑至46%，失去全球过半数优势，并且越年轻的受访者越欢迎中国发挥领导作用。26

  从这些西方国家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出，即使按照西方价值与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双方的攻防转换才刚刚开始：从西方角度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秩序开始松动，但其媒介平台与文化产业等优势带来的影响力仍然巨大；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从“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自带流量，全球注定会更加关注中国，这是中国硬实力加持之下的软实力提升。同时，中国由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稳定带来的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转向认可中国的发展模式，国际舆论格局的此消彼长，正在重塑中美的全球认知基础。然而，话语和叙事体系仍然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瓶颈，世界的定义权与话语的主导权仍然主要掌握在西方手中。

五、以文明作为话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以文明作为话语基石，由里及表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一）中国的国际传播学科要具备新时代文明观视角，既要讲身处世界中的中国，也要讲中国眼中的世界

  当前，特别是特朗普2.0 时期，美国的战略收缩与新孤立主义为中国带来新的战略与话语空间。27中国需要全面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新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要讲给全世界听。当中国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我们迫切需要向全世界讲清楚，那时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那时的世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方面，要讲好世界中的中国。一是要转变对国内事务的叙事视角，习惯于从全球舞台中央的地位出发，对世界眼中的中国进行自我定位和理解，内宣外宣一体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成就、政策与愿景等。自此，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全球关注和评价，中国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给全世界听，而不再有所谓纯国内视角的叙事。二是要建立打通内外的话语与叙事体系，重新激活党的国际主义话语传统，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叙事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全球南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文明观叙事打通，才能对冲当前全球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与逆全球化倾向对中国的影响，同时由此建立起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相统一、内外贯通的新文明叙事。

  另一方面，也要讲好中国眼中的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并不等于仅仅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还包括讲好中国眼中的全球故事，以此来掌握中国对于全球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定义权与叙事权。对美国人讲好美国的故事、对全球南方讲好全球南方的故事、对世界各国讲好全世界的故事，应当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应仅仅成为新闻事件的地点与主角，更要贡献一种理解世界的视角与价值尺度。

  应当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出发，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倡议为价值基准，将其细化与下沉，进一步梳理出中国在全球主要地区与主要问题上的价值立场，推演其可能走向，建立中国的全球立场价值口径库。同时，以此为基石，重构中国对全球文明秩序的话语与叙事体系，以随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准确及时地阐明国家利益与道义立场。

  （二）话语建构中三个层面的分层发展与齐头并进

  当前全球使用的话语概念不可避免地仍然主要来自西方。在这一现实情况下，中国特色话语与叙事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人有我新”，即有些概念原本由西方提出，并被西方占据着定义权与解释权，而中国为其赋予自身独特的内涵，将这些概念从狭隘的西方语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涵义。比如，“人权”“民主”“现代化”等概念，中国通过优先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发展权等中国实践来阐释和概括中国的人权观，用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中国的民主观，用中国道路的历史与实践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等都属于此类。

  第二个层次是“人无我有”，即向世界准确、全面地阐述中国独有的价值主张与概念体系。其中有些是新时代以来提出的新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有些则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岁月中凝结的独特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如讲信修睦、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它们都为解决全人类当前共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

  第三个层次是“人我相通”，即人类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但这些价值在不同文明中拥有不同的形态与特色。正如习近平提出的，我们要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8同时，我们要提倡在平等、多元、包容的价值框架下，尊重不同文明对这些共同价值的不同理解与选择的不同历史道路，寻求相互理解与对话交流。

  这三个层次并非线性地分阶段依次进行，而是要齐头并进、主动作为、破立结合。

  然而，中国对全球秩序的话语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处理多元文明的特殊性与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霸权在于将自身道路的特殊性作为普遍性标准与范式强加给其他文明，那么复兴后的中华文明对新的文明秩序的理想愿景是什么样的？中国承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同时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所有文明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否定了无论是G1（Group 1，全球唯一的强权国家）还是G2（Group 2，两国集团）的霸权格局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陷入平行世界的多元主义，因为这种多元主义之下隐含着否认一切价值判断标准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深渊。那么，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一个全球共同呼唤的普遍性秩序该如何建构？中国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三）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历史契机与新的普遍历史的可能性

  雅斯贝尔斯曾将轴心时代作为理解世界历史轴心的新的结构，以此来定义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西方、印度与中国三大文明同时出现的精神突破。他认为轴心时代的意义在于为所有民族提供一种并无特定信仰内涵的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29 由此，世界历史获得一种既不同于一元中心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多元的，新的普遍性结构。雅斯贝尔斯真正的关切在于，这种在人类遥远的过去曾经出现过的精神突破在今天是否可能再次出现，使人类足以解决和应对现代性危机，为此他提出“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命题。

  他认为人类在历史上仿佛一共进行了两次“呼吸”：第一次是从史前经由古代文明起源抵达轴心时代；第二次是从现代科技时代经由新的文明形态抵达第二次轴心时代，才能够完成人的价值生成的全部过程。30全球当前正处于第二次呼吸的间隙之中，这两次“呼吸”的区别在于：第一次是由人类相互平行的三大文明在并不知道彼此存在的前提下分别完成的，因此“分裂成了几个并列的呼吸”，而第二次“呼吸”只能由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是人类整体的呼吸”。31这也是今天我们讲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隐喻所在。在第一次“呼吸”中，即使最为庞大的帝国形态对于整体世界历史而言也是地方性的，而非具有决定性的全局意义，从而使西方文明及其现代崛起具有特殊品格；而从现在开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二次“呼吸”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

  两次“呼吸”的对比形成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悖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轴心时代的三个区域的文明体在地理上彼此隔绝，却基于共同的精神价值建构出共同的历史；而16世纪以来，全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早已实现法律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一体化，但精神层面的一体化还远未达成。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出现了新的契机与变量，那就是中华文明作为一支理性、包容、开放、和平的文明力量的复兴，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进入第二次轴心时代敞开了新的可能。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24年重点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4MZD00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文明比较视野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023ZX20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