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漳州月港

  月港坐落于福建九龙江下游出海口，因地处江海交汇处，“外通海潮，内接淡水，其形如月”而得名。月港是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15世纪至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重要商港。

  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自古与海洋关系密切。明初官方海外贸易政策收紧，福建沿海对外贸易受到冲击。宣德以降，明廷逐渐退出海洋，为民间私人贸易兴起提供了契机。月港处漳泉之交，政府管控较弱，加之港汊纵横、岛屿众多，大量民间海商群体投身私人贸易。成化、弘治之际，月港发展壮大，有“小苏杭”之称。至嘉靖年间，据朱纨《甓余杂集》记载，月港“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朗、彭亨诸国”，成为“闽南一大都会”。

  月港的迅速发展离不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及早期全球化进程。16世纪以来，西欧商业殖民者进入东亚海洋世界，极大冲击了以中国为中心、以贡舶贸易为主导的海洋经济秩序。弘治、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东南亚与中国民间海商接触。屯门之战（1521年）后，在漳泉海商集团介入下，以双屿、月港为中心的东亚海上国际私人贸易活动兴盛。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廷对双屿港的填塞标志着葡萄牙海洋势力在中国东南沿海消退。此后，闽浙沿海私市转向日本。明廷摧毁港口、武力镇压的行动，导致海上私商活动逐渐转向武装走私，引发了嘉靖时期延蔓十数年的倭乱与海盗。这场动乱是他们与明朝官方在东南沿海展开的一次大规模较量。其结果促使明廷的海防与海禁政策发生重要转变，最显著的标志便是月港的开放。然而，在此之前，朝廷已开始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正是合法贸易的开端。

  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在月港设海澄县，同年开禁，“准贩东西二洋”，使其成为明代中后期唯一合法的出海贸易港口。明廷设督饷馆向来往船只征税。隆庆、万历年间，月港进入全盛阶段。初开禁时，月港舶税仅三千多两白银；至万历，年平均岁入逾两万两白银，有“天子之南库”之称。当时，每年进出月港的远洋商船最多达两百余艘，与月港存在直接贸易关系的地区多达四十多个。

  月港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出口货物主要包括丝织品、瓷器、砂糖、纸张等，尤以生丝、丝织品为主；进口商品包括香料、奇珍异宝、药材、军事用品、手工业原料等，多达一百余种。发达的对外贸易驱动着闽南地区商品经济和手工业飞速发展。伴随着大量墟市、码头、市镇兴起，月港地区正形成以外向型经济和流动性为显著特征的滨海口岸社会。

  16世纪70年代以来，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海洋势力介入东亚贸易网络。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占领吕宋并开放马尼拉港，依托月港至马尼拉的航路，形成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借由月港，中国被深刻卷入早期全球化市场体系。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由月港涌入中国，引起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生活、赋役制度、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开禁后四十余年，是以月港为中心、以漳泉海商为主导的东亚国际贸易网络的鼎盛时期。17世纪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新变化。明清易代战乱、明郑势力崛起、清初迁界、西班牙与荷兰在东南亚的竞争，加上清代平台后对外贸易政策调整，使月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走向衰落，其地位逐渐被厦门港取代。

  月港的历史意义远超一个港口的兴衰。它是明代官方海禁政策与东南沿海民间社会海洋贸易传统冲突与妥协的产物，是闽人主动参与近代早期全球化与东亚海洋世界竞争所创造的重要窗口，反映了民间社会面对海洋时的开放和坚韧。如今，在振兴“海上丝绸之路”的号角下，历史学者在月港地区发现大量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活动的民间文献与考古遗存，它们与官方文献、海外文献相互印证，不仅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海洋文明的多线谱系，也为理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海澄月港

九龙江河滩

月港中股码头

月港海丝馆

月港海丝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