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遥领先：从技术民族主义到平台民族主义*

一、研究缘起

  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晚清以来，中国民间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抵制外国商品的国货运动。历史学家葛凯（Karl Gerth）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中指出，影响近代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即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②“中国人要用中国货！”成为20世纪早期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③国货运动通过“买国货、拒洋货”将消费行为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抗争运动。每一次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都伴随着国内大规模的洋货抵制运动，消费国货成为抵抗列强压迫的象征性仪式，民族情感在集体动员中得以凝聚。一百年后，这种消费与民族情感联动的传统以全新的媒介形态和技术产品为载体再度显影。2023年9月25日，孟晚舟归国两周年纪念日，华为公司召开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被网友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科技春晚”。④华为公司在美国常态化制裁下，仍站在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前沿，推出全新手机产品，再次将“国货”激活为凝聚民族情感和强化集体认同的重要载体。与百年前的国货运动相似，讨论华为公司的创新技术与购买华为产品成为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民族认同、投射国家想象的民间“政治行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在兴起的消费文化界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消费成为普通中国人每日实践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⑤21世纪初，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更成为影响现代世界的核心力量。尤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变革性的技术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和关键，催生出一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论争。技术民族主义，作为宏观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最大化国家力量（maximizing national power）的广泛方法”。⑥相较于消费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既延续了通过消费国货来表达民族立场的情感逻辑，更在全球竞争和数字社会的背景下，显现出消费文化与国家战略和技术竞争深度绑缚的时代特征。

  过往对技术民族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大致沿着国际竞争和本土思潮两条路径展开：前者多聚焦宏观国家层面在国际竞争中推行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导向、发展目标、战略表现和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等，⑦后者则立足本土语境，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历史演变、现实表现和因应等。⑧既有研究为本文深入理解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多学科视野和经验基础，但仍存在三点缺憾：第一，过往研究多以理论思辨为主，对技术民族主义的阐述以国家主体为考察对象，强调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内涵在新历史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和技术竞争的日益激烈发生显著外延，但缺少实证案例的深度剖析和佐证，致使对该议题的观照停留于理论辨析和认知阐述层面。第二，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因此，需要立足纵深的历史视野将其放置于消费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中予以理解，同时也需要以动态、多元的视角对其在当下数字时代的延展和特质给予更为充分的研究。第三，以国家主体为考察对象将技术民族主义理解为宏观层面的技术保护或竞争策略，难免忽视了中观社群和微观个体的潜在力量。传播学视野的引入可以弥补既往研究中的单一主体视角，考察技术民族主义在公众日常实践层面的微观生成逻辑，进一步丰富对技术民族主义的理论观照和经验阐释。

  当前，中国的数字平台连接了国家、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平台化”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成为新的社会变革力量。⑨要透彻理解当下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生成逻辑、流变过程及作用机制，既需要把握国际竞争、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宏观背景，更需将技术民族主义置入历史文化的时间之流和理论思辨的思想之流，以辨析其“新”中之“旧”，“新”中之“异”。基于此，本文将以华为公司的技术发展史和被美国制裁后的三次新品发布会为例，立足传播学视野，从国家、企业、媒体与公众四个主体的平台实践出发，探讨技术民族主义的本土流变、传播机制和现实表征，并进一步揭示其与传统的消费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抵抗逻辑（“买国货、拒洋货”）之间的连续与发展。研究方向和学科视野的内在拓展，可以挖掘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新生因素，传播学视野下技术民族主义理论的再阐述、新对话和经验总结既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补充，也是“从记录社会变迁到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⑩

二、文献综述

  （一）从消费民族主义到技术民族主义：历史谱系与跨国比较

  民族主义研究既是跨学科的综合议题，也是与世界局势紧密结合的现实问题。1120世纪初兴起的国货运动构筑了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耦合逻辑。王敏在《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中指出：“国货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更是民族感情的寄托。消费国货成为保护中国权益、抵抗西方商业性掠夺的行为，更成为每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在此背景下，消费国货还是洋货，从不是问题到变成一个问题，甚至成为关系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重大问题。由此，“买国货、拒洋货”也从纯粹的市场行为转化为与民族立场、民族认同深度绑定的集体行动，成为国民表达爱国情感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方式。12在国货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社会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宣传、展览和教育活动，把“消费即爱国”的理念镶嵌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13需要言明的是，消费民族主义关涉的并非单纯的消费选择行为，而是涵盖民族符号建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情感凝聚等多重意涵，更指涉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政治动员形式。

  要全面理解“消费即爱国”这一情感逻辑的当代表征，需将其置于更宽广的跨国视野中，比较不同国家如何借助技术产品消费动员国民并塑造民族认同。具体看来，日本在战后重建与现代化进程中，其政府就借助广播、报纸等广告宣传将科学技术及家用电器消费与“作为日本人”（being Japanese）的国民身份紧密绑缚在一起，促成了一种技术进步与民族认同交融的消费文化氛围。14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则采取了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导策略，通过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策略来维系自身的技术霸权地位。15在韩国，从朴正熙时代起，科技就是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显现维度。苹果手机（iPhone）进入韩国市场之际，媒体和公众就一致将其视为挑战本土品牌“三星”（Samsung）的外来入侵者。围绕苹果手机产生的论争很快上升为保卫（defend）韩国科技的民族话语。16由此看来，“消费即爱国”的情感逻辑既具有历史延续性，也具有民族共通性。从中国最初的国货运动到近现代多国技术产品的民族保护政策，国家、技术和消费的耦合逻辑在东亚语境下表现出跨越时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也为本文理解全球竞争新格局下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当代表征和生成逻辑提供了历史参照和比较基准。

  综上，“旧”的消费民族主义为“新”的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情感动员和消费实践的历史脚本，而新时期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渗透于全球竞争、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等更广泛的领域。然而，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与消费文化的联动传统仅呈现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宏观框架，要进一步洞察技术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内在生成逻辑和多元动员力量，还需转向民族主义研究的微观向度，挖掘公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情景化演绎这一宏大叙事。

  （二）民族分析的微观取向：日常民族主义

  数字时代，人们对宏观世界的具象理解和对国际格局的主观认知等，都在媒介可供性和可见性的加持下变得直接、深刻，公众情感的传播及实践呈现了若干新特征。民族主义也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征，“数字民族主义”（digital nationalism）研究成为显学。17在此脉络中，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趋势受到学者关注，他们一致认为在数字空间中民族主义的表达并不总是正式的或剧烈的，而是平庸化的、日常化的。18

  瑞典人类学家勒夫格伦（Orvar  Löfgren）最早展开日常生活和民族认同的关系研究，他指出民族认同只有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才会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19传统意义上对民族主义的阐述更多关注血腥和暴力，那些日常化的、温和的、例行的一面则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英国学者比利格（Michael Billig）由此提出“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概念，在他看来，日常民族主义具有下述特征：“它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和激情下被有意识地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20比利格以降，日常民族主义被用以指称那些常规的、被忽视的但又普遍存在的民族思想、惯习和实践等，它们同样可以推动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演变，成为维系和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日常民族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分支，其核心聚焦于日常生活。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并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零碎之物。21换言之，日常生活的本质是“人们经常从事的、琐碎的、平凡的、具有个人性特征的活动”。22延伸到日常民族主义，其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和个体活动如何形塑民族认同和培养民族情感，是民族分析的微观取向，是对聚焦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民族分析的补充和对话，也是“消解宏观民族分析中内在冲突性的积极尝试”。23探讨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化的旨趣不单在于强调其在社会舆论场中的显现频率特征，24更关键的是，由此阐明技术民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逻辑、表现和影响方面的特殊性质。

  （三）平台“族内互动场”：微观基础、宏观架构和动力系统

  对日常民族主义视角的强调并非要完全脱离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另起灶炉在微观层面考察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技术民族主义的静态、即时研究。恰恰相反，本文希望通过这一概念来缝合宏观技术民族主义和微观技术民族主义之间的裂隙，因为必须要承认，宏观民族主义的认知和框架早已渗入日常生活的机制。为寻求两者之间的联结机制，本文将理论视角落脚于“平台”（platform）这一中介结构，并视其为缝合宏观国家叙事与微观个体实践之间的关键“针脚”。

  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及同事提出当下社会为“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社会形态日益被平台化，平台机制正渗透到社会依存的（线下的、传统的）制度和实践中，并与之融合。政府、大小型企业、个体创业者、非政府组织、消费者和公民都参与塑造了平台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实践。数据化、商业化和选择这三种机制是平台生态系统背后的主要驱动力。25易前良则意识到中国在平台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独特的社会-文化逻辑：从国家-平台的关系视角切入，会发现国家在平台的崛起中扮演主导角色；从公众-平台的关系视角切入可以探寻到数字平台渗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以及个人／社群媒介实践的鲜明特征。26

  立足平台社会，本文引入政治学者高奇琦提出的“族内互动场”理论，27进一步阐明技术民族主义如何渗入平台构筑的日常生活。族内互动场，是用来描述民族内部大众个体与意见领袖互动过程的一个分析性概念。“互动”这一术语援引自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论，用以阐释个体间的互动向中观社会层面弥散，直至建构宏观社会结构的过程；“场”的概念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表征作为背景存在于个体互动仪式和关系实践中的社会空间。族内互动场包含微观基础、宏观架构和动力系统三部分内容。简言之，大众和意见领袖的日常民族生活（everyday nationhood）及两者之间基于平台展开的关于民族内容的互动和叙事构成微观基础；大众自下而上持续联合，回应和融入国家、企业和媒介等在平台上建构的民族体系实现了宏观架构的接合；最终，在平台族内互动场中，技术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由民族符号、情感能量和民族想象三个因素驱动。28

  综上，本文首先立足宏观民族分析，剖析国家和企业的联动如何表征中国式技术民族主义；其次，转向民族分析的微观向度，聚焦族内互动场的多主体实践，考察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公众如何与国家、企业、媒体协同再现并推进国家战略、技术竞争与消费文化的传统联动，进一步阐明技术民族主义在平台社会中的生成逻辑。据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在国家主导的舆论体系中，华为公司被建构为何种媒介形象？在平台社会中，公众如何参与技术民族主义相关的日常实践，其与国家、企业、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何以生成？第二，在族内互动场中，驱动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实践的动力系统如何运转？民族符号如何被生产和传播，民族想象如何被激活和更新，情感能量如何循环和凝聚？第三，当下国家、技术与消费的联动是延续着国货运动时期以“买国货、拒洋货”为特征的抵抗逻辑，还是呈现出新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动员逻辑？第四，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如何被平台机制形塑，平台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接合背后显现出何种社会-文化逻辑，何种新力量，又呈现出何种新样态？

三、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文本选取

  首先，本文纳入官方媒体有关华为企业的新闻报道文本。《人民日报》执舆论之牛耳，其对华为公司历来报道的态度及立场可映射出国家对“华为”舆论形象的建构。选取《人民日报》作为观察华为公司不同历史时期舆论建构和演变的样本，可以精确捕捉技术民族主义在国家话语层面的官方表达和历史流变。本文借助《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以“华为”为标题检索关键词，经人工筛选后获得213篇相关新闻报道、评论或副刊文章（数据截至2025年3月）。

  其次，在平台社会中，公众已不满足于新闻内容的单向接收，取而代之的是更视觉化的感官冲击、更简单化的互动交流和更多元的主体传播方式。抖音作为当前中国用户基数巨大的移动短视频平台之一，兼具内容聚合力、情绪感染力与舆情扩散力，已深度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无名者生活展演、态度表达和情感释放的重要通道。抖音这一平台因此成为本文考察技术民族主义如何渗透公众日常生活，建构当代民族符号，凝聚集体民族情感的理想观察点。

  本文有关微观民族分析的经验材料采集自抖音上与“华为Mate系列手机”和“华为新品发布会”相关的视频和用户评论文本。从2019年被制裁至2024年年初，华为公司总共发布了三代Mate系列产品，包括华为Mate 40系列（2020年）、华为Mate 50系列（2022年）和华为Mate 60系列（2023年）。以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同时勾选“最多点赞”作为筛选条件，最终纳入18条与华为Mate系列手机和新品发布会强关联的短视频（2020年、2022年和2023年各6条）。其账号类型总体分为三类：一是具有官方话语引导力的媒体账号（如“中国日报”）和华为企业账号（如“华为终端”）；二是垂直领域内具有平台影响力的KOL（key opinion leader，指在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信息优势，并能对群体购买行为产生核心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账号，如科技达人“钟文泽”；三是个人用户的自媒体账号，此类账号无明显标签，但发布的华为公司相关视频被大量点赞和评论，如“逢吉丁辰”。这些账号累计获得超过22万条评论，产生约219万字的文本材料。

  （二）分析方法

  首先，以Python语言为脚本语言，抓取18条短视频下方的评论文本，对文本进行预处理和清洗。其次，对《人民日报》有关华为公司的新闻报道、抖音短视频内容和每条视频下靠前的评论展开文本细读。最后，借助Python语言分别对《人民日报》的新闻文本（标题和摘要）和短视频评论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利用Gephi可视化工具绘制词汇共现网络，生成可视化图像。使用语义网络分析可以提炼和归纳官方媒体有关华为公司报道的核心主题以及不同主题间的关联和内在倾向，也有助于把握公众围绕华为技术产品展开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实践的话语特征和心理情感倾向。

四、技术民族主义的宏观变迁：“华为”作为国家名片与基础设施

  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涌现出大批学者借助后现代视角和方法，对主流宏观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其中，民族分析针对日常的微观取向成为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分支。研究视野的变动为本文把握华为企业形象变迁和国民知名度渗透提供了动态的差异视角。

  具体来看，本文以2014年为分界点，将《人民日报》的报道文本分为两部分，以此来呈现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分期出于以下考量：首先，华为公司于2014年在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上正式发布Ascend Mate 7手机，随后在全球多个市场陆续销售，成为华为公司第一款爆品。此后，华为公司持续创新和突破，发布多代Mate系列产品，其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科技产品与民族情感开始逐步绑缚。其次，这一时期正值中国互联网勃兴与网络社会逐步成型的伊始阶段，国产智能手机迅猛崛起，新媒体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主阵地，民族情感的媒介可见性凸显，技术产品消费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情感耦合再现端倪。对《人民日报》不同时期相关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到技术民族主义如何从宏观国家层面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中国名片”：建构国家形象的科技品牌代表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曼丽指出“国家形象是一种主体意识，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29华为公司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国家技术战略布局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协同推进，由此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市场化成功的典范。既有研究指出，华为公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市场行为主体，其初期借由国家政策扶持，逐步从基础通信设施供应商发展为面向全球的科技企业。30华为公司出海的成长历程孵化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它也成为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代表性符号。

  自1987年成立以来，华为公司初期聚焦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市场，1994年推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开启自主创新道路。从第一张语义网络图（2014年前）可以看出，“中国”“公司”“全球”“设备”“通信”等核心共现词表明官方媒体报道始终围绕华为公司领先的业务产品和国际化进程展开。进入21世纪，华为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凭借领先的自主技术和卓越的产品质量成为全球通信设备的领导者，成长为一家享誉海内外的跨国科技企业。事实上，华为公司的崛起并非“去国家化”的市场奇迹，而恰恰是在国家主导的发展型体制中逐步嵌入国家战略目标的结果。31此时，国家力量既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也是“华为”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国名片”的重要推手。

  2005年《人民日报》以《华为——一个国际化品牌的成长故事》为题报道华为公司的故事：

  华为的海外战略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自主品牌出口。华为模式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看法。32

  十年后，《人民日报》将华为品牌的成功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2015年在《华为的中国梦》一文中，“华为”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载体：

  世界对中国品牌的认识，就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的认识。世界500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让每一个对中国品牌有所关注的人都赞叹不已。33

  如此报道意味着“华为”在国家形象体系中已超越经济指标，成为通向全球的文化符号和面向国民的情感中介。

  放眼全球，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培育着承载民族精神的代表性品牌，如日本的“松下”、韩国的“三星”，这些民族品牌在各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均被赋予了超越商业意义的文化意涵，成为国家技术实力与民族身份的象征。一项关注中国品牌如何建构国家形象的研究在采访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多个国家的消费者后发现，“华为”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品牌，受访者对中国品牌的感知多集中在“华为”这一典型科技品牌上。34“华为”，作为被国家赋权的符号性企业，已然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映射出中国在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理念下走出了一条技术创新和技术自强的发展道路。通过《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的持续报道与价值赋予，“华为”在全球视野中完成了从“基础通信商”向“民族科技象征”的语义跃迁，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日常沉淀与媒介传播培育了舆论土壤。

  （二）“基础设施”：产品和技术进入寻常百姓家

  拉金（Brian Larkin）在《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中指出，人类学正在经历一场“基础设施转向”。基础设施构成流通的建筑，提供现代社会的基础，创造日常生活的环境。35“透过作为实体的基础设施理解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设施”，36有助于阐明“华为”国民知名度如此之高的内在机理。在数字时代的中国舆论场，“华为”这一名称首先联结到智能手机等面向普通公众的电子消费品。不止于此，华为公司同时深度参与面向运营商的通信设备业务与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移动智能终端业务。这两类产品共同构成数字社会中的两大关键基础设施，前者是国家层面通信网络的技术骨架，后者是普通民众接入平台社会的感官终端与交互入口。

  从2014年华为公司推出Ascend Mate 7手机成为爆品“出圈”至今，恰逢中国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勃兴的黄金十年。中国迈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方向。从图2（2014年之后的新闻文本）可以看出，在“中国”“企业”“全球”“公司”等原有核心词外，新增了“发展”“智慧城市”“数字化”“5G”“智能”等共现词。2022年《人民日报》在题为《华为城市智能体助力城市生命体更聪明、更智慧》的报道中提及华为公司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华为城市智能体“一网统管”将城市运行“全场景”信息连成一体，可“全天候”积累流程中每一个信息。37

  华为公司依靠着自身大数据、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持续提供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作为基础设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既往研究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既是一种“关系物品”（relational property），具有关系性和社会性，也是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具有象征性和情感性。38华为手机和5G技术构成为日常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系统，可以整合手机用户社群，“召唤”具有使用偏好的公众，更兼具塑造公众惯习和情感的无形力量。在互联网的宣传推广，国家5G基站和网络建设的规划以及5G智能手机普及的共同推动下，5G技术加速进入大众生活。在华为公司提供的一系列产品解决方案中，智能手机作为重要的“中介物”和“流转物”，构成日常生活中无法离手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由此，华为公司的产品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提供纯粹的技术功能之外，也成为象征性符号，承载着国民的情感和想象，更深地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这种从宏观国家话语到微观生活实践的嵌入路径，正是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在媒介社会中生成、流变与传播的关键机制。

五、族内互动场：微观技术民族主义中的互动与联结

  技术民族主义的下沉过程绝非单向度的国家灌输，也不止于企业品牌的主动建构，而是多元主体协同操演的结果。本文力求将微观分析置于宏观框架内，重点对场内核心行动者的平台实践进行剖析，借助族内互动场这一分析性概念来阐明技术民族主义如何在平台的族内互动场中实现宏观和微观的接合。

  （一）国家引导和企业主导：始终“置身事内”的华为公司

  日常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微观向度的理论，常被宏观民族主义学者质疑其理论阐释力不足。高奇琦在提出族内互动场时认为，日常民族主义过于强调个体，很容易走向一种个体的无政府主义。39本文为避免落入这一窠臼，首先从国家-企业的维度出发，解析政府与华为公司如何协同建构宏观技术民族主义。

  过去二十年，中国持续加大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制定本土标准并推动其成为国际标准的力度（如WAPI、TD-SCDMA、5G）。从3G时代中国标准首次进入国际领域，到5G应用标准制定时中国积极参与并处于领先地位，走出了一条“跟随-并行-领跑”的逆袭之路。中国的国际标准化战略方针体现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的三个典型特征，即国家赋权（state empowerment）、增长导向（growth orientation）和全球连接（global connection）。40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积极推动参与5G国际标准制定，政府鼓励华为公司等科技企业加大5G研发的投入，以确保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得益于此，华为公司在全球的5G标准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打破原有标准格局，后来者居上。随后，5G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通过转让和销售成为企业经营的收入来源，实现了经济增长，最终促成5G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应用。这一战略方针使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争取到了更多的话语权与战略回旋空间。

  政府引导和企业主导是中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国际标准制定领域占据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成功实践，也是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在宏观层面的策略表征。尽管华为公司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尽量规避与政治相关的议题，维护其作为民营企业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试图“置身事外”，但华为公司在现实语境中始终“置身事内”。正如已有研究在剖析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在面对美国制裁时如何围绕企业合法性危机展开传播实践时指出：华为公司被制裁事件是中国这一崛起大国和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之间博弈的缩影，企业和国家互为支撑，国家权力在组织合法性建构中发挥重要影响。41从技术民族主义视角理解这一事实不难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选择制裁中国企业显然是在维护本国利益和科技霸权，抹黑他国科技发展成就，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是典型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42转而，他们又扣以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谴责中国技术发展创新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走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加持的技术发展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华为公司于中国而言是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实践的先锋，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贡献了独有的力量。

  （二）平台和意见领袖的中介：技术民族主义的下沉

  在华为公司2023年新品发布会之际，多家主流媒体在各大平台公开表态支持。相关话题在平台上迅速发酵，呈现出政府机构、华为公司、平台意见领袖和普通公众共同进入族内互动场的新样态。

  主流媒体首先在平台上引导话题走向。华为公司新品发布活动成为国内外的舆论焦点，引发政府外交议题，形成了族内互动场的第一个话语网络。华为公司在没有预告的前提下开售Mate 60系列引发热议，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回应国外记者的提问：“制裁、遏制、打压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43《人民日报》的抖音账号随即发布该视频，获得超60万点赞和近3万条评论。华为公司新品开售当日正值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一时间，雷蒙多“免费”为华为新品代言成为全网谈资。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也做出回应：“选择何时推出新款手机，是企业自己的决定。”44与此同时，关于新品手机搭载的到底是不是5G芯片引发外界猜测，构成族内互动场的另一话语网络。“央视新闻”的抖音账号发布短视频《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传递出积极信息：“官方认证搭载的麒麟9000S芯片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麒麟芯片成为了真正的中国‘芯’”。45中国“芯”隐喻“华为”这一品牌拥有一颗强大不屈的民族心，暗含华为手机的民族性色彩。

  同时，华为公司也在主动引导公众话语和情感走向。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作为华为公司的官方发言人，在2020年华为新品发布会上提出“遥遥领先”一词。2023年的新品发布会上，余承东更将“遥遥领先”的情感倾向发挥到极致，助推“遥遥领先”强势出圈，成为与“华为”深度勾连的话语词。随后，围绕5G技术和麒麟芯片展开的测评类短视频更是以“遥遥领先”来强化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功能创新，如科技达人“钟文泽”在抖音发布的测评视频中详细介绍了华为Mate 60 Pro手机的外观、屏幕、摄像、性能等基础功能，且着重展示了华为手机独有的卫星电话、隔空操作、智感扫码等“遥遥领先”的功能。海量的测评视频将复杂技术完全拆解，转译为通俗易懂的话语普及技术“小白”群体。技术不再是被少数人掌握的有门槛的工具，而成为普通人都可以玩转的日常实践。

  这些作为意见领袖的科技达人和产品测评师不仅将技术详尽解剖呈现给普通用户，更将日常技术民族主义暗含的民族情感传递给普通用户，在平台实践中再造公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如抖音号“钟文泽”在视频旁白中所融入的情感叙事：

  Mate 60系列毫无疑问会大卖，这是过去三年累积的购买力的爆发。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真正实现全面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只会更崎岖，只会更艰难，也只会更勇敢。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放松心情，尽情地歌唱，享受此时此刻的快乐。然后再收拾起行囊踏上新的征程。毕竟，明天，太阳又会照常升起。46

  该视频以《太阳照常升起》为标题，表征华为5G手机回归的阶段性胜利。由此可见，这些有影响力的抖音博主在平台族内互动场中发挥着中介和连接作用，成为技术民族主义下沉和日常化的重要推手。

  （三）公众的平台化实践：日常技术民族主义的神话叙事与平凡书写

  技术民族主义从宏观国家层面经由平台的中介、调节和连接作用，下沉和渗透到普通用户。在族内互动场中，各类主体基于其内容偏向和话语影响力成为差异化的互动角色。例如，在抖音上，“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账号和“华为终端”等企业账号是具有较强舆论引导力的专业传播者。除此之外，在更广泛的平台实践主体中，普通用户才是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实践的微观政治主体，他们为族内互动场贡献了支持性话语和民族情感资源，构成了日常技术民族主义的微观行动基础。

  首先，部分个人内容创作者采用夸张的“神话叙事”47完成了日常技术民族主义的平台媒介展演。如抖音号“张国伟_国家伟大”发布短视频《盲砸钉子第一人，没办法就是这么强大，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同时用锤子和华为手机来锤钉子，以此表现华为手机后壳坚硬的特点。48该视频采用夺人眼球的内容创作手法形成一种典型的“神话叙事”，赋予华为手机以神话色彩。此外，抖音号“逢吉丁辰”发布短视频《华为Mate 60，支持华为》，采用日常化叙事策略，展示新手机的外观，通过自拍的方式展示在便利店购物时的智感支付和在面馆吃面时的智感扫码等新功能，将何为“遥遥领先”具象化，获得超120万赞和22万条评论。49这些短视频着重强调华为手机“遥遥领先”的功能，快速吸引公众眼球，让偶遇神话叙事的普通用户对华为产品和技术产生即时的自豪情绪和积极的态度反馈。

  其次，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普通人是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实践的微观政治主体。他们在平台族内互动场中参与讨论、书写观点、表达情感，完成技术民族主义下沉的闭环。无论是可见的华为手机，还是不可见的5G技术，均为用户服务，被用户体验。因而，它们既是事物之所在，也是故事之所在。华为新品发布会构成典型的具有仪式感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人们观看直播，抢购新品，在平台上贡献“自来水”，既是华为公司突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也是平凡的参与者和“华为”故事的记录者。正如潘祥辉指出，“短视频的崛起，无数‘看不见’的无名者不再是被历史排斥或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变身为能够记录自己和他人的能动传播者”。50他们不仅共同见证中国企业勇于“亮剑”的高光时刻，更在平台上协同书写技术民族主义变迁的话语，积淀为一种“直接的史料”和“民间的记载”，更具平民性和真实性。这些屏幕背后看不见的无名者的“连接性见证和书写”折射出了普通用户最为真实的技术体验和民族情感。51至此，来自普通人的日常技术民族主义与来自政府机构的国家技术民族主义实现接合，在平台族内互动场中完成了日常民族生活的全新演绎。

六、族内互动场的动力系统

  高奇琦指出民族符号作为动力介质，民族想象作为动力过程，情感能量作为动力来源共同构成族内互动场的动力系统。52本文对2020年、2022年和2023年抖音上的相关评论文本进行提取与语义网络分析，绘制出三张语义网络图，辅助说明公众如何建构和消费民族符号，如何完成民族想象的演绎，以及平台上凝聚着何种情感能量。

  （一）“华为”与“苹果”：民族符号的建构、对峙与消费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中，消费品的意义已不再主要来源于其物质属性或使用功能，而是来自其所携带并被社会不断赋予的象征性价值。53在华为手机这样的技术物消费过程中，吸引用户的除物品使用价值外，还有被合力制造出来的符号意义。

  符号是表达内容和意义的必经之路，它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对比三个时期的语义网络图不难发现，“苹果”始终是高频核心词。诸如“用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国，用华为手机就是爱国”等论争甚嚣尘上。有趣的是，出于商业竞争、品牌影响力和消费需求等多因素考量，苹果公司和华为公司每年秋季新品发布会的时间相隔甚短。新闻报道则进一步渲染了两大企业交锋的竞争氛围，并引来网友戏谑的评论：“华为和苹果都很好，没必要捧一踩一。华为我推荐Mate 60，苹果推荐阿克苏冰糖芯”。54从“三星”与“苹果”的对峙，到“华为”与“苹果”的对峙，看似是技术产品的商业竞争与使用价值之争，实则是技术产品被赋予民族情感后的象征博弈。手机不只是简单的通信工具，它作为物质符号，更承载着国家的对外形象、技术创新与民族情感。手机品牌竞争被转译为国家科技实力之争，“哪一部手机更强”暗含着“哪一个国家更强”的文化隐喻。被赋予了自强意义和内涵的“华为”，成为爱国的象征。

  鲍德里亚认为，社会从“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上升为特征的时代”转变到“一个由符号、符码和模型控制的后现代性的消费社会”的过程中，消费品的“符号或产品的象征意义”会逐渐取代其“功能性的意义”。55日常技术民族主义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消费民族”（consuming the nation）。消费经济学关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多聚焦于消费产品态度和市场选择偏好，56较少涉及数字平台时代中消费者如何在技术产品的使用、评价、传播中协同参与民族主义叙事。在平台族内互动场中，“华为”是集成品牌叙事、社群交往和情感共鸣的民族符号。由此，买华为手机成为新时期中国老百姓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日常民族主义实践。

  具体来看，普通用户在平台上展开的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高奇琦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谈论技术民族（talking the techno-nation），普通用户对华为产品的关注和讨论已跃出其使用价值，华为产品的功能性意义衰减，话语中更多显现出民族隐喻；其次，表现技术民族（performing the techno-nation），主流媒体、华为公司和媒介平台围绕“华为手机”和“5G”两个强意涵符号共同建构民族认同叙事，将新品发布会打造成具有仪式象征的社会事件，同时，普通用户在参与这一叙事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华为”这一承载民族想象的符号的情感认同；最后，完成选择和消费技术民族（choosing and consuming the techno-nation），“只有团结一心支持华为，支持国货，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强大！”57等话语传递出用户对华为产品的消费偏好和情感寄托，买华为产品成为一种具有爱国情怀的消费行为，华为产品的价值因此脱离消费品的物质性层次，进入了民族符号的意义性层次。“华为”这样一个民族符号所承载的民族情感认同和民族国家意涵在日常使用和平台传播中被不断强化，技术民族主义也完成了从国家话语向民间感知，从政治表达向平台实践的传导。

  （二）“集体欢腾”与“神话意象”：民族想象的依托和演绎

  何谓“民族想象”？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58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从最初的文字阅读，到如今社交媒体上丰富的文本、图片、音乐和视频等，均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资源。用户在平台上展开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实践的过程，具象来说是一个不断编织和填补相关文本和话语，衍生“华为”民族意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成员共享符号资源和意义内涵，完成民族想象的集体演绎。

  华为公司新品发布会作为一件令人欣喜若狂（ecstatic）的媒介事件，为中国人提供了民族想象的契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描写了澳大利亚瓦加拉人在火庆仪式时群体集聚和欢腾的情境，指出宗教的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的社会环境，诞生于欢腾本身。59“集体欢腾”这一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强调在群体中集体兴奋的重要性，这种群体氛围可以提供归属感并将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

  那么，用户在平台上如何展开民族想象？华为公司历年的新品发布会为其提供了一个数字化集聚空间。周期性的群体集聚强化了他们对“华为”的期待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正契合涂尔干主义的观念，强调定期聚集的重要性：社区和群体成员应该定期聚在一起，欣喜若狂地确认彼此之间特殊的团结纽带。2023年新品发布会看似与历年内容和流程相似，但意义已经远超产品的发布和推介。如同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这些可以瞬间点燃公众激情的大型事件，它们既表征国家形象，又重塑和强化国家形象。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坚定决心和面对制裁时的不屈在此刻具象化。观看者进入一个集体欢腾的具象场景中，参与仪式并唤醒自身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平台助推用户在仪式参与中无障碍即时互动，这种互动充满着活力和情感，也让技术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更加鲜活和生动。

  那么，这些用户围绕“华为”展开了哪些民族想象？民族想象是基于历史的想象，更需要将这种历史想象融入当下，此时历史变迁被整合进日常民族主义中。华为公司基于《山海经》的传统神话元素申请了超过六十个注册商标，除了被大众熟知的鲲鹏（服务器芯片）、麒麟（手机芯片），还包括鸿鹄、白虎、朱雀、腾蛇等元素。其官方叙事对中国历史传统中上古神兽和神话符号的挪用和再造意味深长，可谓是对民族想象的现代化演绎。有用户评论道：

  昆仑玻璃，玄武框架，麒麟芯片，盘古模型，鸿蒙系统，泰山架构，北斗导航，灵犀通信，星闪连接，方舟引擎，神州灵魂，华夏精神，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60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在漫长的文化传承中塑造了中国人对守护、突破与不屈精神的集体想象，是一代代中国人幼年时期的精神启蒙。华为公司借用这些民族符号，将自身的商业品牌和传统神话元素相结合，挖掘元素中本有的绚烂瑰丽的神话故事链和强大的精神内涵，将这些神话元素和经典符号组建成一只商业“神兽部队”，为国人在集体欢腾中完成民族想象的自我演绎提供了“历史脚本”。

  （三）“情怀”与“遥遥领先”：民族自信情感的凝聚

  情感能量是民族生活这一文化仪式中最重要的驱动力。61刘海龙在论述新媒体环境中粉丝民族主义缘何诞生时指出，网络技术与民族主义在个人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合二为一，他们投入情感，“自认为有责任让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成为最优秀的那个”。62

  用户对“华为”的支持亦饱含浓烈的情感。对比三个时期的语义网络图可以发现，“华为”与“国家”“民族”“国产”“国货”“支持”等词汇高度关联，用户对“华为”作为民族企业的支持和推崇一以贯之。2020年，华为公司在被制裁后仍推出Mate 40系列，部分机型搭载5G麒麟芯片，部分机型则回退到4G芯片。“情怀”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核心高频词，华为公司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在遭遇困境时选择向公众倾诉苦难，主动打感情牌。该策略虽受到部分用户的质疑，但得到了多数用户和网友的支持：“有哪个企业能在美国的打压下坚持3年？我们买的不是华为，是向死而生、坚忍不拔、突破桎梏的华为精神！”63华为公司在危机阴霾下亟需获取国人的情感能量，这种情感能量的补给既是出于挽留忠实用户的考量，更是通过危机管理和传播重构自己的组织合法性。64从华为公司被美国制裁后公众发出“麒麟绝唱”的惋惜，到2023年华为手机搭载麒麟5G芯片归来后他们发出“遥遥领先”的呐喊，这些自豪的情感话语在平台上持续涌动和扩散，情感浓度不减反增。“华为”的“发烧友”也因此成了具有共同的品味、判断标准、价值观，甚至社会与政治立场的同好。65

  平台上，“遥遥领先”的话语所传递出的自豪情感在新品发布会上达到高潮。此类情感是集中的，是对集体欢腾情境的一种即时反应，构成事件牵引的状态情感，状态情感的涌动、汇流最终编织成一张充满张力的“媒介化情感链”（mediatized emotional chain），勾连起华为公司被制裁时的愤恨和强势回归后的自豪，状态情感最终凝聚为对国家自强的内在认同，弥散在日常民族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作为基调的情感氛围。66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爱恨交织的“洋货想象”，洋货既代表着现代化和历史进步，又被国民视为文化殖民和民族屈辱的侵略工具。正是这种矛盾张力，使得国货消费成为民间表达爱国情怀的重要政治行动。67华为事件牵引的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实践被近代以来技术落后就要挨打的百年创伤及其建构的集体记忆形塑和强化。人们在网络上参与媒介实践的动机中饱含着浓烈的情绪，寻找着身份归属和情感共鸣。李红涛指出，“所有的媒介事件在展演过程中都会牵涉到历史叙事和记忆工作”。68华为公司的这场发布会一方面唤醒了国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因技术落后遭受西方打压的屈辱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通过掷地有声的回击强化了国民自信，完成了现实对历史的接合和反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华为雄起，中国雄起”69等振奋人心的情感能量在无名者们的心中滋长，“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技术自信、情感自信和民族自信油然而生。

七、结论：平台民族主义的诞生

  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的结语写道：“国货运动从来就没有结束。”70新时期的消费民族主义早已不是通过抵抗运动来塑造民族主义观念，新时期的技术民族主义也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和技术竞争的宏观层面。国家、技术与消费的联动传统在平台社会中被重新激活并深度嵌入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动员形态。这种动员正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新国货风潮”，它继承了20世纪初“消费即爱国”的情感逻辑，也在数字时代借由平台实现了日常化和全民化的生产。如此蔚为壮观的风潮以国家竞争和技术创新为情感触媒，借由媒介热点事件强势出圈，主流媒体、平台、公众共同展开连接性的媒介展演与神话叙事。多元主体在平台“共舞”，推动技术民族主义从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下沉为公众可感、可参与、可再生产的日常实践。这一以国家、技术、平台与消费新型联动为核心的新国货风潮成为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进入日常化、平台化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平台社会中，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并未消失，民族主义也在技术介入下获得新的认同形式与情感强度。71本文认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平台化趋势暗含“平台民族主义”（platform nationalism）的诞生，且成为日常民族生活的新样态和新力量；平台民族主义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平台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和演进变体；平台民族主义下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是想象出来的，更是用户在平台社会中所体验的、听到的、看到的、表现的、分享的和付诸行动的；平台民族主义借助多模态的平台化日常实践塑造和强化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形成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更具共享性的归属仪式；平台民族主义的诞生与社会文化思潮，与媒介技术勃兴密切缠绕，其间也蕴含着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逻辑。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进一步指出：

  其一，与以往的数字民族主义研究相比，平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旨在更精细地阐明平台机制如何系统性地重塑民族主义的传播逻辑与实践形态。正如何塞·范·迪克等人所言，“平台的技术和经济因素引导着用户互动，同时也塑造着社会规范”。72平台既非中立的传播工具，也非静态的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具有强大内在逻辑和实践活力的显性基础设施，塑造着社会整体的民族想象力并规范其传播方式和样貌。在数据化、商业化和选择性机制的助推下，平台重构了技术民族主义的表征和内涵，组织和规训了公众的日常民族主义实践。简言之，首先，平台使民族主义实践数据化。本是在意识层面存在于用户脑海里的自我认知和情感取向在平台上经由实践被数字化，用户围绕民族主义话题展开加好友、点赞、分享、打分和推荐等标准化数据行为。平台借助算法不仅精确地捕捉到这些行为数据，而且实时“衡量”用户的情感、思想和表现，这些行为数据在不断被聚合、演化的过程中叠加出平台民族主义的新样貌。其次，民族主义的表达也被商业化逻辑重塑。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平台可以知晓用户在特定时刻的兴趣、喜好和需求，因此，数据化机制强化了商业倾向，这意味着部分主体展开的平台民族主义日常实践也暗含商业化特质。最后，平台民族主义的新样貌更是平台“选择”的结果。平台会通过选择或管理相关的话题、术语、参与者、对象、要约、服务等，来引导用户互动。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极具情感张力和凝聚力的话题依托平台的算法机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爆发式传播，平台机制对媒介热点事件中用户情感导向的形塑与影响不容小觑，民族主义实践也从事件驱动走向“事件-平台”双驱动。

  其二，“国家在场”为平台民族主义提供了结构性约束与合法性框架，微观政治主体的崛起则通过日常化操演和连接性见证，呈现出新的力量。首先，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受国家监管和扶持，更由国家主导。从互联网基础设施来看，数字平台的发展受国家政策的扶持、赋权和管控。反过来，这些基础设施的平台化也强化了国家作为治理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定位。如果说互联网的勃兴最初曾弱化了国家对公众表达民族观念和情感的控制力，那么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台化趋势则使国家掌握了形塑民族想象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其他相关主体干预公众想象演绎的过程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73这些干预往往受多元主体的利益牵引，如从大国竞争出发的商业利益、从民族保护出发的政治利益等。其次，公众构成微观政治主体，成为平台民族主义实践的中坚力量。技术和平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动员提供了重要渠道，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在族内互动场中情感能量的传递、互补和聚集上起着连接、调节或重组微观政治主体的重要作用。74在平台化的日常生活中，用户以各种实践方式操演有关民族的想象及认知，完成了历史的连接性见证和史料书写。在平台化的微观互动中，个体情感汇集并沉淀为社会基调情感。本文特别提醒，在关注“国家-平台”宏观结构时，不应忽视平台民族主义的微观成分，尤其是微观政治主体的平台化日常实践。他们通过平台基础设施和日常实践建构出自我感知的民族世界，完成了民族归属和认同的仪式互动。因而，技术民族主义也超越主体国家的宏观层面，在平台民族主义的逻辑中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平民化、日常化和扁平化”的衍变。

  其三，新国货风潮有鲜明的时代转向：消费民族主义中“买国货、拒洋货”的抵抗逻辑根本性转向了技术民族主义中“轻洋货、赞国货”的自信逻辑。20世纪初，国货运动使民族主义融入了中国新生的消费文化，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构成了生活在“现代中国”的基础。75进入21世纪，新国货风潮以技术为核心，以平台为场域，既承袭了这一历史耦合，又显现出平台社会下的新形态。消费民族主义早已跳脱出以往单一的“买国货、拒洋货”抵抗逻辑，技术民族主义也跳脱出从上而下的国家主体在大国竞争、民族认同等层面的宏观布局，转为多元主体联动的平台日常实践。相应地，新国货风潮基于族内互动场创造出一条新的“情感自信”路径。平台强大的聚合能力将用户的微观行动汇聚成宏观舆论浪潮，构筑出一个可感可知的情感共振场域。由此，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情感耦合溢出零散事件驱动的临时性仪式表达，形成了一种渗入微观日常生活的情感能量系统。技术自信和情感自信的双重涌现也意味着平台民族主义蕴含着增强民族自信的强大能量。继而，在族内互动场中，国民也从抵抗的民族主义实践迈向了自信的民族主义实践。这种从抵抗到自信的转向为我们理解平台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新”中之“旧”、“新”中之“异”提供了新的社会事实，平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及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阐释框架。

  本文基于“华为”舆论传播话语中族内互动场实践的案例研究，并非旨在讲述一个“遥遥领先”的成功故事，而是力求“透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分析，挖掘解释性知识”，76“华为”案例的背后深刻映射了数字时代如何重构和再造中国当下语境的民族情感机制。探寻消费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情感连接、历史流变和当代表征，需要更为多元的学科视野的观照。对“华为”案例的深入挖掘旨在理解国家、企业、平台和公众等主体协同展开技术民族主义日常实践的特征及意义，也是本文意图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实现历史和现实接合的积极尝试。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的日常民族生活将进入一个由平台民族主义牵引的新时期，平台民族主义亦成为公众理解民族生活和民族国家的新框架。我们期待通过更丰富的案例研究深化对平台民族主义之概念及实践的阐释，为数字时代持续增益累进性社会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主流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4&WZD20）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主科研项目“平台社会中技术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传播机制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5XWZY0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