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想象建设*

一、绪论

  在英文文献中，国家（state）通常指的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体系的总和，是共同体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和行使者。这个“国家”其实是“政治国家”，即国家的政治机关与政权机器。①此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的含义大致相同，也接近当代中国话语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②同时，国家（nation）也指一种独立之民族或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③相应的，“国家建设”在英文文献中有政治国家的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共同体的建设（nation-building）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国家政治制度、政府机关的建设，以建设完善的机构体系、提高机构的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与国家治理能力（state capacity）为目标；后者则指在国家的人口中构建国族的一体性和国家认同。④与此同时，英文文献中也用国家（nation，country）代表人口、政府、领土等构成的政治共同体。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专著《国家为何失败》的“国家”（nation）即为此意。他们使用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指标。⑤在这个意义上使用“nation”的概念，接近于近现代以来将“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并立使用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

  因此，国家建设应首先区分为制度（state）的建设和国家综合力量与发展水平（nation）的建设。⑥一般容易忽略的是，在这二者之外，国家建设还包括丰富的想象建设。想象建设是一种国家理念的投射及社会集体感知的生成过程。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历史、领土、山川、人口、物质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等，国家要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以及美术和文学作品、电影、歌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对其进行再现与传播。与此同时，国家要时时构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前景，并通过新闻、文学、艺术等方式将这些对前景的想象传播给民众，使全国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想象与向往。

  因此，简单而言，国家建设应该包括三个方向上的任务：一是国家机器的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与富强，亦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建设；三是使人民充分认同共同体，对共同体充满信心与信念的建设。其中，第一个是制度建设，第二个可以称为物质建设，第三个则是想象建设（主要是思想、认知、情感领域的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⑦即体现了国家建设的多重性和想象建设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国家的力量——无论是国家治理能力还是国家的总体实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要有效地转变成社会成员心目中、脑海中的想象与认识。这样的想象与认识促使人民对国家充满信心与信念，民族就有了希望。

  事实上，国家的制度建设、物质建设、想象建设三大方向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国家建设的全面要求。首先，想象的建设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和国家物质建设的重要基础。全体国民对国家的构成和未来充满想象，是人民热情认同和拥抱共同体及代表共同体的政权与政府的重要条件。而人民对共同体及其政权、政府的认同与拥抱则是国家推动制度建设和物质建设的前提条件。其次，制度体系和制度能力的建设也包括对生产大众政治想象的机关、体系、能力的建设。也就是说，负责想象建设的国家机关和体系——如国家政治传播机器——必须有效有力，才能实现想象的建设。第三，物质建设是想象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客观依托——想象建设需要依托于物质建设上的成就而进行。

  本文首先对国家想象建设进行定义，并辨析物质建设、制度建设、想象建设三个方向的关系。我们也将讨论一些与想象建设相关的概念。随后，我们就国家想象建设提出一个存在论的框架，包括国家想象的内容、国家想象建设的实施机制、国家想象建设的效果三个部分。依据这个存在论框架，我们构建一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想象建设的具体案例。随后本文进入收尾部分，对因想象建设与物质建设造成的国家间差异进行分类。最后以简短的总述结束全文。

二、现代国家建设：制度、物质与想象

  在英文政治学文献中，“国家建设”主要指国家制度体系与制度能力的建设，关注国家汲取、治理和暴力垄断等能力的生成与扩展。而在中文语境下，“国家建设”常被理解为经济、社会、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过程。这两个视角中，国家建设的对象均为物质性的，往往包含财政汲取能力、军事力量、行政能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⑧然而，这两种视角都忽略了国家建设中同样重要的想象维度，即国家在社会成员中构建关于国家起源、历史、疆域、制度与未来的集体认知和情感认同的活动。

  事实上，国家想象的建设与物质建设彼此交织，相互支撑，构成了国家正当性与有效性的重要来源。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物质建设提供可见的现实基础，而想象建设则使国家的客观构成和物质成就获得意义，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与内化，从而转化为政治认同与支持。例如，一位从未去过边疆的少年，能够通过语文教材中关于“天山”“昆仑山”“葡萄沟”等地方的描绘，构建起对祖国广阔疆域和多元文化的真实想象。同样，许多未曾离开故乡的人，也可以通过传媒和艺术作品，对祖国的名山大川和首都、重要城市或标志性工程（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等）形成鲜明的认知。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是经由国家的传播与文化空间持续建构的国家认同机制。

  因此，想象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对于国家优秀的历史文化、美丽的山川地貌，以及物质建设、科技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等等，国家要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摄影、美术、电影、歌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对其进行再现与传播，使全国人民对它们产生想象、热爱和向往。另一方面，国家要时时构建国家发展的前景，同样通过新闻、文学、艺术等方式将这些对共同体的想象传播给民众，使全国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憧憬。20世纪70年代末，在“文革”结束，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际，国家大力进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传播，推动全国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形成美好的想象。⑨同一时期，以中国女排勇夺世界冠军，童非、李宁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夺冠——国家体育实力亦为物质建设的成就——为契机，全社会掀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呼声与热情，激发了全国人民对未来的想象。⑩这两者体现了国家建设中物质建设与想象建设的构成及二者的关系：物质建设为想象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感知依据，想象建设则为物质建设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社会认同支持。

  （一）想象建设的定义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将国家的想象建设定义为国家在社会成员中塑造关于国家起源、历史、疆域、身份、价值、当代发展与未来图景的认知与情感共鸣的过程。这里，我们把“想象”操作化为关于国家的构成与未来图景的一种认知和情感的结合。一方面，想象是人的一种认知状态：对自己并未亲自触及和经历的现象、事件形成的一种认识；另一方面，想象带有强烈的向往、荣耀、激动、怀念等情感。

  想象的建设能够通过塑造集体认知和情感，使得国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具体来说，国家通过构建共同的想象，可以塑造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三重认同。首先，通过历史叙事、文化传统与地理象征形成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国家的想象带来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这种认同导致的效果是，个体将自己视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愿意为这一抽象共同体贡献资源、承担义务、付出努力。11其二，国家的想象会带来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即社会成员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的信任与接受。这种制度性信任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也增强了政策执行的效率和公众参与的意愿。12其三，国家的想象带来对国家发展理想的认同，即公众对国家未来图景的情感投资与价值共鸣。这种愿景性认同为国家的长期规划与制度演进提供了持续动能，并构成政策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心理基础。这三重认同彼此支撑，相互强化，共同构成国家建设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稳定性的来源。

  同时，人民对国家的想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国家叙事和文化生产来维持和更新。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国家需要不断调整想象建设的内容和目标，以确保其与社会现实和公众期待相适应。因此，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实现物质建设和想象建设的协调与平衡。

  （二）物质、制度与想象

  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想象建设的物质基础常常表现为社会公众可感知的事实性、物理性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关于民族的考古发现、历史记录，以及壮丽的山川、广阔的海洋等。就现代化和国家发展而言，物质要素则体现为大型工业或交通运输业、建筑工程、城市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成就等。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物质性设施的城市规划视为国家的具象化表现，借此生成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知识网络和权力关系。13在历史上，奥匈帝国大力发展气象科学，通过展示帝国内不同地区间的气候相互依存关系——如奥地利山区为匈牙利平原带来雨水，高山雪水滋润多瑙河流域——构建了基于科学认知的国家想象。14

  因此，想象的建设不仅与物质建设相辅相成，更是将国家机构、制度建设和物质成就转化为民众心中的共同认知和情感纽带。这样的想象建设进而激发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形成一个“物质建设-想象建设-制度建设”的循环（见图1）。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构建国家的机构体系；二是形成制度能力——如财政汲取、治安维护、国防建设等方面的能力；三是建设承载这些机构的物理载体——如我国的人民大会堂、中央银行的大楼，西方国家的议会大厦，以及军舰、导弹、战斗机等国防科技产品，这些可统称为制度的物理基础设施。由于制度也需要这些物理的和人力的载体，因此，制度建设也是物质性的。同时，想象的建设也包括对制度的想象，例如让民众将人民大会堂与国家权力、人民的主权联系起来。尽管制度建设同样具有物质性特征，想象建设也包含对制度的想象内容，但制度建设仍可与物质建设（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等）和想象建设（对国家起源、构成要素、未来愿景等的想象建构）区别开来。因此，我们将国家建设区分为制度、物质、想象三个维度。

  图1显示，如果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则它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繁荣富强（即客观上的繁荣与富强），另一方面是民众对国家繁荣富强的感知与想象。物质建设的成就为国家想象的建设提供客观依据和物质支持，而制度建设既推动物质建设的发展，又推动国家更有效地塑造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想象。有效的想象建设一方面为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和投入物质建设提供发展信心，另一方面形成政治支持与政治认同，为制度建设奠定民意基础。物质建设、制度建设、想象建设三者形成了相互交织、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关系。

  想象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对物质要素的想象可以塑造民众的偏好、思维及信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与体验，形成国家认同、政治支持、民族的希望，等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简单的一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即将物质建设——楼房和电力——与对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和社会发展理想（共产主义实现后的生活模式）的想象连接在一起。15又如，苏联时期著名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也同样塑造了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想象。16因此，苏维埃（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电气化（经济与技术发展的象征）被想象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两大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人民也将“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物质建设领域——与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想的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即是说，想象的建设以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基础，而又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努力追求物质建设的思想与情感基础。

  （三）国家想象与国家认同、象征、文化符号等的区别

  国家想象与“国家认同”“象征形式”“文化符号”等概念均有关联，但也有明确的区别。首先，国家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情感投入，强调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家想象是存在于社会成员的脑海中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共鸣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个体首先需要认同国家，才能进一步认同国家投射的政治理念；可以说，国家认同是国家想象得以“树立”的前提。同时，国家通过塑造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想象，进而加深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国家想象能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总的来说，国家认同和国家想象是相互作用的。

  第二，现代国家建构的象征系统，为国家想象的编织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因为电力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象征，国家大力投资建设电力工程就能充分激发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想象。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力（以及水利）工程的成功——如分别建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安江水电站、三门峡水电站和世纪之交的三峡水利枢纽——为国家想象建设提供了许多象征元素。这些工程都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及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发挥聪明才智、热情建设国家的象征。这种工程建设与国家想象的互构关系，不仅体现在当时的宣传动员中，也深深嵌入了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的认知和理解之中。

  第三，文化符号指的是在特定语境中被赋予特定政治与文化意义的语言、人物、形象、物品或行为形式等等。文化符号是国家想象建构的重要媒介，它不仅承载国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与内涵，也通过感性化的表达方式，将抽象的国家意象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社会意义体系。例如，“铁人”王进喜作为新中国工业化国家想象中的核心模范人物，象征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等精神，他的形象通过文艺作品、宣传教育等形式不断被复制与传播，成为国家想象建设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小说《红岩》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了革命烈士忠诚不屈的精神。再如，长城代表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天安门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政权的神圣性，也承载着全国人民的许多集体记忆；武汉长江大桥体现了新中国工业能力的快速提升；“两弹一星”则象征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现科技的突破和综合国力的跃升，等等。因此，文化符号是承载和传播国家想象建设内容的重要媒介。

  第四，国家想象与国家“蓝图”的区别。对国家未来的想象与国家为未来绘制的蓝图、发展规划及设想的愿景有何区别呢？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未来的愿景、规划或蓝图常被用来描绘国家发展的方向、目标与理想形态，是国家层面为引领社会、统筹发展所制定的顶层设计。这些设计往往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五年计划”（后改称“五年规划”）、纲领性讲话与宏大政策叙述中，呈现出一种制度化、理性化的未来图景。可以说，蓝图、规划、愿景等，以文字等形式表述出来，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而对国家未来的想象，则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提出的发展蓝图所形成的认知与情感向往，是人民大众在脑海中对国家未来构图的再建构过程。因此，蓝图与规划等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想象是认知性和情感性的存在。

三、国家想象建设：一个存在论框架

  存在论——也称为本体论——的核心关切在于探究事物的存在本质、基本构成范畴以及不同存在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简言之，存在论试图回答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由哪些关键部分构成”，“这些部分如何共同支撑其存在与意义”等根本问题。与此相对，认识论则关注人类如何认识、理解和解释这些对象，即探讨知识的来源、方式与有效性。换言之，存在论揭示的是对象的内在结构与存在逻辑，而认识论反映的则是主体对这一结构的感知与理解方式。17本部分尝试在存在论的层次构建一个国家想象建设的构成框架，试图展示国家想象建设的基本构成成分。

  在存在论意义上，国家想象建设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国家想象的内容构成，或者说国家建设者建构了什么样的国家想象并试图传播给人们。国家想象的内容包括关于一个国家的来历和历史性，以及这个国家当下的组成要素——疆域、人口等，和未来的发展目标、走向等等。第二，是国家想象建设的实施机制，或者说国家如何组织社会资源把上述国家想象通过各种媒介体裁和活动呈现出来，使之成为社会认知与情感。第三，是国家想象建设的社会效果，即国家想象在公众认知、态度与行为中的反映和作用——社会成员是否形成了对国家的想象，这样的国家想象是否有效作用于公众对国家和政权、政府的认同，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支持，等等。本节详细展现国家建设的这三个组成部分。

  （一）国家想象的内容

  国家想象建设的核心，是国家建设者们对“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幅图景的设计与制造。这种构图既包含了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形象，也包含其理想形象。它既有诸如工业发达、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之类的国家成就表征，也有政权稳固、“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开明这样的国家建制表述，更有诸如百姓幸福美满、普及教育、天下为公等一些民众生活与精神风貌方面的描述。这一图景还应包括诸如走向现代化、民族崛起乃至复兴的未来图像想象。这些内容不仅是国家意志的具象表达，也构成了国家对社会成员施加认同、凝聚共识、动员资源的精神依据。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国家想象的内容组成分为四层。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构成层面，主要是指关于国家、文明、历史成就、广阔山川等方面的想象叙事。就中国而言，人民对共同体的想象包括如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想象和“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的地理想象。二是现实成就层面。这一层指的是对国家现状中物质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结果的综合性展示与阐释，比如重大工程建设进展、18“两弹一星”之类的科技创新成就、民生领域突出成果等等。这一层想象增加了民众关于当前国家力量的认识和对国家建设的自豪感。三是价值理念层面，即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乃至精神品格的培育、构建及传播，如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和改革创新等各种价值想象。四是未来愿景层面。这一层面主要包括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想象，如现代化强国、民族复兴伟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典型的未来国家愿景想象。

  （二）国家想象建设的实施机制

  国家想象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也是一项需要国家机关、文化机构、传媒系统和社会参与者共同参与完成的“想象机制”。这个机制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承担的机构体系，二是想象内容的承载体裁，三是想象内容的传递渠道。

  就承担机构体系而言，由一套包括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制度性系统来负责想象建设工作。其核心是将想象的内容进行统一安排，并分层展开，在社会中予以广泛推广。长期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国家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同时，诸如中央文明办、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则在文明建设、网络监管、教育引导、文化供给、媒体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成立相关专项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如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以及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等机制性平台。此系统与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协同联动，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到执行的层级运作体系。19

  这一体制与各色类型内容的生产者——学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报社、出版社、影视制作单位、高校与党校、博物馆与纪念馆等文化教育机构，是制造内容产品、实施传播活动和社会动员的各种专业载体和机构。可以说，这种制度性的体现是国家想象不断建构和持续传播的重要基础。

  从承载体裁（carriers or forms）来看，国家想象建设的内容借助于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化、艺术体裁进行具象化、符号化。图像类的体裁，比如绘画、雕塑、摄影、海报等，它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刺激传达国家形象与价值观念；叙事类的体裁，比如报告文学、电影、新闻报道、宣传册等，它们通过故事化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音乐类的体裁，比如歌曲、交响乐、大合唱等，它们通过旋律、节奏、歌词等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仪式类的体裁，比如国庆阅兵、策展陈列、典礼等，它们通过庄严的仪式感以强化国家的想象建设。20

  国家想象的传播途径和方式，类似塔罗（Sidney Tarrow）和蒂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社会运动时所提出的“剧目”（repertoire）概念的含义。21大体上，这些“剧目”可分成两大类，即单向的接受式和双向、多向的参与式或互动式。接受式的传播方式包括听广播，阅读报纸、小说和报告文学，看电影，参观展览等；参与式或互动式的传播包括汇报学习体会、写发言提纲之类，开大会，参加小组会议学习，或是参加一些知识竞赛和歌咏比赛之类的宣传活动。22在不同的“剧目”中，不同体裁的内容对社会成员的认知与情感世界形成影响，而互动式的剧目显然有更强烈的作用。例如，参与《黄河大合唱》的合唱表演或歌咏比赛活动，不仅传播了歌曲的内容，而且以集体性的参与仪式，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又如，参加“山河锦绣”山水国画展，既是一种载体创作（对国家形象的组织和再生产），也是一种传播机制（以参观、讲解、反馈等方式动员社会公众的参与认知）。观众在参观之后进行互动交流，再次分享，成为想象内容向更多人群扩散的重要渠道。

  （三）国家想象建设的效果

  国家想象建设的效果虽不容易用定量的方法完整地测量，却有着显著的社会感受性。从社会心理层面上讲，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于国家的总体态度——涵盖政治认同、政策赞同、社会满意度等。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众对于国家行为的支持上，更表现为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国家优越性的认知。从行为动员层面上讲，国家想象引导着人们的行动预期和参与意愿，促使民众愿意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响应国家的行动号召，使其成为国家意志和社会行动间的黏合剂。

  不仅如此，国家想象还有助于实现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相关发展方向优先性的指引。如果某一种国家想象获得较大范围的认同，那么国家想象力就会引导社会的相关资源向相应领域集中，助推政策的出台以及执行等。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想象建设的效果就影响了国家发展的实际走向。由于国家想象通过改变人们的期待和社会评价标准进而反过来影响国家治理绩效评判和社会政策调整取向，因此便形成了一种想象与现实之间互相建构的关系。这种互构意味着国家想象从来不是被动概念的反映，而常常是一个主动的构造现实的过程。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想象的“现实构成性”（constitutive effect）并不只是在民众面前“再现”国家的现实状况，还积极地“造就”国家发展的结构性现实。这意味着，国家想象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愿景，同时“生产”出国家想象所指向的政治共同体状态：当社会普遍憧憬创新时，国家想象将鼓励人们对创新的关注和投入；当人们期待文明的进步时，国家想象也会促使社会朝进步方向发生变化。正是这种现实构成性让国家想象不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变为一种具有实践品格的社会存在，深度参与国家发展进程的现实构建。

  综上所述，从存在论的视角来看，国家想象不是一套附着在制度或物质建设之上的“叙述外壳”，而是一个嵌套于国家建构实践之内的“文化内核”和“文化力量”。它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物质性建制融合并行。可以说，国家的强大与成功不仅在于其是否拥有强大的物质条件等，更在于能否有效地形成和发展一种自洽的、打动人心并且具有一定动员能力的国家想象。没有有效想象支撑的国家是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身“国家建设”的，因为想象建设赋予这样的愿景：国家有力量意味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而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则实现了国家的力量——所以这三重国家建设的目标缺一不可，相互交织，共同促进。

四、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建设

  依据上一节展示的国家想象建设的存在论框架，我们在本节构建一个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想象建设的案例。这一阶段的国家想象建设，专注于塑造民众对“新中国”的想象。这种想象包括许多内容，如和平、团结、欣欣向荣的社会，人民拥护的新政权、新政府、新制度，等等。其中，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是国家想象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想象在公众心目中塑造出一种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区别，从而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政权认同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公民身份的双重叠加。对于公众而言，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设不仅是国家物质能力的提升，还是新中国人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可与想象，即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的社会理想。限于篇幅，本文仅以简要的内容从机构体系、实施机制、社会效果三个方面展示这一以“社会主义中国”为主题的想象建设工程。

  （一）社会主义国家想象建设的机构体系

  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着力构建一个全面涵盖思想、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制度、机构和人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文化、新闻出版、教育工作的行政管理体系，更是国家想象建设的重要制度性基础设施。为了实现文化、教育、思想战线的制度化整合，新政权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政务院的文化部（及其下属的电影局）、教育部、出版总署等，构成了设计和执行国家思想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机构体系。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即是由这一机构体系进行设计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设的。在这些党和政府的机构之外，自然是生产和传播有关国家想象内容的机构与组织，包括出版社、报社、广播电台、通讯社、文化机构、展览馆、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等等，此处无须详细列出。单论新闻传播的机构和媒介，在中央层次就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24就报纸而言，在《人民日报》之外，在中共中央宣传系统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群体，陆续创办或整合了《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25同时，除文字型的报纸、广播外，图像类刊物（画报）也被广泛创办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主要包括《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及各地出版的“工人画报”等。这些画报以照片和简明的文字相结合来传播国家形象、先进典型与政策内容，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极大丰富了国家想象的“图像体裁”。这些报纸、电台、画报等传播体系，在地方各级也全面设立。全国的广播电台系统（直到基层的广播站）可以把有关内容传送到最边远的地区，而邮政系统可以把中央和省市级别的报纸、刊物送到各地的单位和居民手中。电台里每天定时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穿着橄榄绿制服、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都是国家想象制造机制的一个环节。26

  在人员队伍方面，除了大批量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教师、新闻记者等之外，对于文化战线的人员，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将文艺工作者整合在国家体系中，全面推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文艺、文化工作者成为国家想象建设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27比如，许多作家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原则，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类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很多美术家投身于表现国家形象方面的宣传画和主题性绘画事业；摄影记者记录下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为塑造新的国家形象贡献素材，等等。一些旧式的文艺形态也被组织起来，纳入体制之内。例如，相声艺人从旧社会的师徒制散户改为加入曲艺团体，经过政治训练，开展新题材创作，以全新的面貌投入社会主义宣传需要之中；28原本依靠票房来维系生存、实行师徒制的私人戏曲班子，也转制为国家主管、主办的院团。著名的京剧艺术家马连良、裘盛戎等人，在党和国家号召推动之下，纷纷加入国家组建的院团，如中国京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京剧团等。这些演员皆成为有编制的“国家干部”，有固定的工资，成了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29

  国家的这些政策与管理体系、内容生产与传播体系、从事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人员体系的整合、改造、建设，标志着国家不仅掌握了文化生产的主导权，也完成了对文化资源的制度性重构，为新中国国家想象的统一性、正当性和广泛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社会主义国家想象建设的内容与体裁

  1958年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祖国颂》，是新中国想象建设的重要代表性作品。这部作品包含了中国的疆域、山岳、河流、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等元素，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想象的完美概括。其主要元素摘抄如下：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

  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

  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铁水汹涌红似火，高炉耸立一排排

  克拉玛依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滚滚流成海

  长江大桥破天险，康藏高原把路开

  万里山川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这部作品生动地表明，新中国国家想象的内容是通过课文、新闻报道、小说、纪实文学、歌曲、舞蹈、电影、戏剧、曲艺等各种体裁的诸多作品承载和传播的。30一批儿歌、校园歌曲等也传播了丰富的对新中国工业建设、城市建设的想象。如1955年创作，1957年成为电影《护士日记》主题曲的儿歌《小燕子》中唱道：“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1953年创作的少儿歌曲《我们的田野》也唱道：“伐木的工人，请出一棵棵大树，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等等。在美术界，为表述和再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事业，画家们在继承传统山水花鸟画风格的基础上，开创了工业题材国画的美术创作。山水画如《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1959年）和《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李可染，1962年）成为社会主义美术的代表。311966年陆俨少的国画作品《新安江上》与1959年寿崇德的国画作品《新安江水电站卷》，描绘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即1953—1962年“十年建设”时期）新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以古典山水画的艺术表现方式反映了国家工业建设的新气象。著名山水画家吴湖帆根据新闻报道里的图片创作了描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情形的国画。32在报告文学战线上也诞生了一系列描述工业建设的人物故事。例如，1959年李若冰出版的著作《柴达木手记》，反映了建设者们在西部大漠上建设柴达木的豪迈气魄；1958年杜鹏程发表的短篇小说《夜走灵官峡》，将一个铁路建设者家庭为修建宝成铁路所迸发出的忘我劳动、舍身奉献的时代精神凝于笔端；而1964年新华社记者袁木、范荣康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 大庆人》，刻画了石油工人在冰天雪地的大庆展开石油会战的壮阔画卷。

  总结起来，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十余年间，国家想象建设以美术、音乐与戏曲、曲艺、文学与新闻报道等体裁，生产了大量面向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关于国家想象的文化符号包括领土边疆、民族团结、劳动人民、政治生活、工农业生产建设、交通发展、国防力量等等。这些内容塑造了一个强大、团结、奋发有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有力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想象。

  表1选取的文艺作品主要集中在1953年至1966年间，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年建设”的关键历史阶段。作品类型包括歌曲、小说、散文、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讴歌和赞颂，聚焦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特别是蓬勃展开的工业化建设。33同时，这些作品指向的地域也十分广阔，从东边的海滨到西部的边陲，从北疆的雪国到南方的大地，既体现了新中国建业伊始举国上下搞文艺的盛况，也凸显了全国广袤的土地、欣欣向荣的人民，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想象。总之，多样性的文艺样式和统一的创作主题，共同构建起了不同于“旧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想象。

  （三）社会主义中国想象建设的效果

  以上只是展示了一些带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想象建设内容的作品。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将那一时期国家想象建设实施机制的其他部分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来，比如国家是怎样通过组织群众看电影、参观展览会、开展学习和竞赛活动、开展小组讨论、写思想汇报等等来进行想象建设的。简单地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制度化安排，发动了一场关于国家想象的建设运动，利用各种方式，如宣传教育、文艺作品创作宣传、新闻报道、仪式组织等，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形象、发展蓝图和社会理想形塑为全民性的知识，迅速达到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的效果。

  首先，这一国家想象建设极大地强化了人民对新中国政权政治正当性的认同。在国家想象建设中，落后的、苦难的旧中国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形成对照叙述，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仅被视为现实的选择也被视为历史的必然，并且通过国家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理想化塑造，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以及劳动者身份的认知框架。

  其次，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也是对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和向往。国家以各种体裁的文艺和教育作品来创造工厂、机器、铁路、田野丰收景象等各种社会主义符号，并由此形成关于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整体想象。作品中呈现的高炉、纺织车间、电站、油田、公路、大桥、粮仓这些意象，象征着国家力量与希望，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具象，也极大增加了他们对于国家前途方向的信心和共识。

  第三，国家想象的建设有效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与劳动热情。在国家所倡导的叙事结构中，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则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是国家工业化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4通过文艺作品与群众宣传，劳动人民不仅被肯定为“最可爱的人”，35也成为新中国形象的塑造者和国家建设的推动者，从而实现了从被统治者到国家主人翁的角色转换。

  最后，国家还不断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各地的建设成就来塑造人们的国家想象，增强人们对于祖国疆域完整、空间统一、民族团结的认知。从东北石油会战到西北水利工程，再到江南水田、高原铁轨，东南西北、边疆与腹地共同书写建设新篇章，这一地理上的“全景式叙事”建构起人们对于祖国广阔性、统一性的深刻认同。

五、余论：国家建设的理想类型和时空差异

  本文讨论了国家想象建设在整个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物质建设、制度建设和想象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依据内容-实施机制-效果三要素的国家建设理论体系，本文构建了社会主义中国初创时期国家想象建设的案例。

  本文认为，理想的现代国家建设应当能够实现物质建设和想象建设的协调与同步。我们就二者的协调与同步方面的时空差异，提出一个“2×2”的类型学框架，作为观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想象建设的一个视角。也就是说，依照物质要素和想象要素的强弱区分，国家建设中的物质与想象维度可以组合为以下四类：弱物质积累-弱想象建构、强物质积累-弱想象建构、弱物质积累-强想象建构、强物质积累-强想象建构。

  第一类，弱物质积累与弱想象建构的国家建设类型。在现当代，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国家能力脆弱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36这一类型的国家大都分布在全球南方地区，普遍曾经是殖民地。在物质积累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对合法暴力的垄断能力（强制能力）不足，财政能力不足，行政与治理能力亦不足。就想象建构而言，这类国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之处。现今大量的失败国家正在受到西方大国的直接干预——其介入方式包括结束冲突与资源充足的人道主义干预。37这种舶来的国家想象使社会个体产生更多对大国的依赖意识和国家认同，助长了后现代帝国主义（postmodern imperialism）或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延续，使得失败国家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继续或重新实施帝国主义统治。38

  第二类，强物质积累与弱想象建构的国家建设类型。这一类国家建设类型通常出现于近代国家和初步现代化的国家之中。该类国家凭借资本和强力实现了官僚体系的理性化和成熟化，形成了“国家汲取-资源集聚-战争胜利”的逻辑，并在物力上远远超过中古国家形态，完成了从王朝正统向民族主义观念的意识形态的转型，凭借印刷媒介等新的宣传手段使族群记忆变成以知识阶层话语为轴心的民族话语。它不同于爱尔兰种植园、凡尔赛宫或行政宫殿那样深入渗透社会的物质性文化场域构建，国家想象与物质建设之间并未形成有效接续。与其说是国家想象，这种意识形态更多地依赖语言同质性、志愿组织密度和族裔政治包容性，形成的是一种基于领土和民族的政治认同而不是对政府治理效果、制度绩效的经验感知。它的象征符号也是相对廉价的成本类国家建构产品，比如旗帜、地图、报纸等。因此，个体对于国家的认识更多指向民族特性，而不是对政府治理和制度绩效的感受。39

  第三类，弱物质积累与强想象建构的国家建设类型。这一类国家建设类型通常出现于建立之初的现代国家（所谓“建国时刻”）和第三世界后发国家之中。在政权成立之初，物质积累不足且超出资源分配范围的情况下，国家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展演行为进行国家想象建构。例如，在并不具备良好物质积累基础的美国联邦政府初建之时，国家建设依靠的是通过展演行为（谈判、强制与适时宣传的巧妙结合）向社会个体施加的国家想象，以弥补物质基础不足的困境。40许多第三世界后发国家也存在大量“物质不足，想象来凑”的现象。当代印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自1974年首次核试验以来，印度政府将核能力、太空探索（如“月船”项目及火星探测项目）、信息技术外包产业等领域的发展高度符号化，制造国民对国家的现代性与全球竞争力的想象。尤其在农村与边缘地区，这些成就尽管未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改善，却激发了民众对国家未来的想象性信心。41

  第四类，强物质积累与强想象建构的国家建设类型。这是物质建设和想象建设都取得较好效果的国家。历史上，这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兴起的工业化强国以及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以19世纪末期的德国为例，德意志民族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正在追赶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上述物质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国家想象，即德意志帝国不是机械地照搬英法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兼具高度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保留着前现代制度权力结构与文化传统特点的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42“特殊道路”的国家想象将重工业化、官僚国家体制、普鲁士服务精神、高雅哲学与音乐文化和社会福利主义等要素组合成一体，共同构建起一个理想的国家形象。美国、西欧等当代发达经济体普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科技力量，能够为其物质基础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其建立在教育系统、大众媒体等基础上的现代化建构传播能力，能够有效地对民众进行国家价值观和国家想象的塑造与强化。43但是，近年来，以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为标志，美国社会呈现出对国家历史、身份、价值与未来方向等根本性问题的想象断裂。美国传统的国家想象中所强调的“团结的共和国”“民主灯塔”“中产阶级繁荣”等图式，正被碎片化的叙事所取代。对美国的国家想象正成为分裂认同的战场，国家想象建设因此面临挑战。44

六、结语 

  本文的讨论表明，国家想象的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想象不仅有助于凝聚共同体认同，激发社会成员的参与热情，也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就要求人民对国家的历史、现状、未来充满想象。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想象既具有稳定持久的核心内容，又必须与时代变迁相适应，持续进行调整与重构。45

  国家应当积极主导国家愿景的建构，并将社会成员的想象与国家的愿景融合起来。但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社会成员认知和心理世界的塑造，不同的理论视角一定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而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环境深刻改变人们信息接收与认知方式的今天，国家想象建设必须在开放、多元的公共空间中实现有效的传播，这显然是国家想象建设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因此，如何在国家想象、制度建设与物质发展三者之间把握好张力与平衡，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和媒介格局下有效地进行国家想象建设，应该是现代国家建设理论必须持续思考与回应的问题。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4CZZ04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CCNU24XJ049）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