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春秋战国历史分期的机器学习新证*

一、引言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春秋与战国的历史分界，其更深刻、更具解释力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这一看似纯粹的史学考据问题，实则触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转型——“周秦之变”——的根本逻辑。长久以来，学界对这一分期的界定，多依赖于如孔子获麟绝笔（公元前481年）、司马迁所定的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或司马光力主的“三家分晋”获天子承认（公元前403年）等标志性的文化、政治事件（杨伯峻， 1981）。然而，这些基于事件的静态划分标准，日益暴露出其史观上的局限性：它们成功地标记了历史转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转型本身的过程与机制（Capoccia & Kelemen， 2007）。战争形态的改变、社会阶层的流动，乃至旧有政治法统的崩溃，都是历史巨变的症状，而非病因。若我们的历史分期始终停留在对症状的标记上，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洞察文明机体内部那场导致历史转型的、根本性的病理演变。

  因此，本研究的旨趣，正在于从结果转向过程，从对历史的静态标记，转向对历史动态机制的深层探索。纵览世界各大文明的演进，无论是从古希腊城邦世界到罗马帝国的整合，还是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系到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的诞生，所有根本性的历史转型，其内核都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或疆域扩张，而是一整套关于权力与秩序的底层游戏规则的深刻嬗变（Osiander， 2001；Mattern & Zarakol， 2016；Abramson， 2017）。历史的真正分野，并非发生在旧的建筑被推倒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建筑师们的设计蓝图和思想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那一刻。这意味着，一个文明的体系特征并非某种恒定的文化基因，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结果。关键的问题，并非一个文明是什么，而是它如何以及为何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由此推论，理解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其关键不应再执着于寻找某个具体的事件，而在于识别出那场驱动了国家建构底层逻辑的范式转型，并找到这一过程的临界点（Soifer， 2012）。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开创性地将对古典史料的深度解读与前沿的机器学习方法相结合。通过构建原创历史数据集《祀与戎》，本文将《左传》等史料中近三十万字的叙事文本，系统性地转译为涵盖军事、外交、内政与话语模式的量化指标，得以将传统叙事中模糊、抽象的时代精神演变，转化为可供追踪和测量的动态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一种偏重归纳的机器学习方法，让隐藏在数据深处的历史模式自行浮现（Grimmer & Stewart， 2013；Gentzkow， Kelly， & Taddy， 2019）。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历史的底层逻辑确实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其核心正是从一个以“规范性权威”（normative authority）为主导的世界，转向一个以“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为核心的新世界（Hurd， 1999）。在精准地定位了这场相变之后，我们发现其发生的时间窗口，恰好紧随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会盟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才将这一时间点，视为划分春秋与战国的一个全新的、更具解释力的“临界点” 。

  重新探索和认识春秋与战国的历史分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赋予我们一种审视当下的深刻洞察力。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有过一次著名的顿悟：当1914年的世界大战降临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亲身经历着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记录的那场毁灭了城邦世界的危机——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一刻，汤因比感叹道：“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把我的世界称为‘现代’，把修昔底德的世界称为‘古代’，做这样一种年代注释并无意义。” （汤因比，2016：7-8）汤因比的顿悟，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访春秋战国之交的意义所在：历史并非一堆冰冷的过去，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反复重现的、普遍的人类困境与选择。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旧有的全球秩序与共享信念正在被侵蚀，一种更注重现实利益和国家实力的逻辑正在回归。当我们看到春秋中后期，那些曾经维系天下秩序的“游戏规则”是如何在一次次的策略性滥用中被耗损，最终导致整个体系信用破产时，我们看到的便不再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史；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关于规范如何衰退、权力如何兴起的永恒语法。因此，重新勘探那段历史，就不仅仅是为了厘清一段古代史的脉络。它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考古，旨在从我们自身文明演进的基因中，发掘出一套能够破译当下全球变局的概念工具，从而理解我们自身正身处何种历史的洪流之中。

  本文接下来的论证将遵循一条从问题、方法到发现与结论的路径展开：首先，我们将系统地回顾既有对春秋战国进行分期的范式的思想史脉络，深入分析其各自的贡献，并最终揭示它们在解释历史游戏规则为何会发生改变时所共同面临的理论盲点。其次，我们将详细阐述本文独特的研究设计。这一部分将重点介绍如何通过构建原创历史数据集《祀与戎》，将《左传》等古典史籍中的海量叙事文本，转化为可供分析的结构化数据，并说明我们采用一种偏重归纳的机器学习方法的目的并非验证一个预设的理论，而是让根植于历史数据自身的复杂模式得以浮现。再次，我们将呈现机器学习分析的核心发现过程。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将数据揭示的宏观趋势，与具体的历史叙事相结合，动态地追踪规范性权威与强制性权力这两大历史逻辑的相对重要性是如何随时间而消长的，并最终从数据中锁定历史发生范式转型的精确临界点。最后，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正式提出以公元前546年为核心的新分期方案，并深入探讨其在理论史观、现实关怀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层面的深远意义。

二、文献综述：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划分的四种范式及其局限

  回顾学界关于春秋战国分期的既有答案，可以发现一部从静态事件史观，逐步走向动态过程史观的思想演进史。然而，本文将论证，既有的研究尽管在朝向动态史观的方向上不断深化，却共享着一个根本性的盲点：它们描述了历史转型的结果或过程，却未能充分证明和解释驱动历史底层的游戏规则本身为何发生改变。厘清这一盲点，将为后文采用新研究方法、提出新观点做出铺垫。

  （一）精英主义的道德-政治史观

  思想史光谱最静态的一端，是传统的政治-礼制范式。这种范式将历史视为由关键时刻和标志性事件构成的链条，其核心史观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政治史观。它认为历史的走向由上层建筑的政治秩序与道德规范所驱动，因此，历史的重大转折必然表现为具有法律或道德宣示意义的时刻（何休等，2014）。

  这种史观最早的源头之一，可追溯至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例如，以公元前481年为界，其依据在于相传由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记事止于此年。在吕祖谦等后世儒家学者看来，《春秋》的终结不仅是一部史书的完成，更是一个道德世界的象征性终结（吕祖谦，1985）。它标志着那个尚能用周代礼法框架进行道德评判的时代已然逝去，此后天下进入一个圣人之笔不再适用的崭新而混乱的时代。

  更为后世广泛采纳的，则是史学家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精准定位。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不朽巨著《史记》中，选择将《六国年表》的开端定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尽管司马迁本人未作解释，但一些现代学者，如杨宽（Yang， 1981）等认为，这一时期前后发生的战争，其性质已从春秋时期带有仪式化色彩、以确立霸权为目的的争霸战争，决定性地转变为战国时代以吞并土地、消灭国家为目标的兼并战争（杨宽，1998；Lewis， 1990；Pines， 2009）。如果说司马迁的视角聚焦于实力政治的残酷现实，那么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更关注其背后的法统崩溃。他在其巨著《资治通鉴》中将叙事的起点定于公元前403年，即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并册封其为诸侯的那一年。在司马光看来，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册封，而是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亲手摧毁了维系天下秩序的礼与名分体系，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的时刻。

  不难看出，无论是圣人绝笔的文化象征，还是君王即位的政治分野，抑或是最高权威对篡位行为的最终追认，这些标准共同指向一种事件性史观。它如同为历史拍摄一张张精准的照片，清晰地捕捉了历史突变的结果，并试图从中找到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断裂点。然而，这种史观的局限性也正在于此：它记录了大厦坍塌的那一刻，却未能展现地基被侵蚀的动态过程；它指出了历史的症状，却未能深入诊断其病因。换言之，它告诉我们旧规则在何时被公开撕毁，却没有解释这些规则的约束力是如何在撕毁之前就已逐步失效的（Sewell， 1996）。

  （二）向动态的过渡：唯物史观与社会结构范式的长时段过程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化，历史学家的目光开始从聚焦于上层建筑的“点”，转向描绘社会深层结构的“线”。以唯物史观和社会结构范式为代表的两种理论，标志着史学视野的巨大进步。它们不再满足于寻找单一的事件作为界碑，而是尝试揭示驱动历史转型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意义上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过程（Braudel， 1958）。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春秋与战国的过渡，定义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历史的终极驱动力不再是社会精英的主观道德抉择，而是生产方式的客观演进规律。其核心论点是，铁制工具在农业领域的普及，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使得土地私有制和新的地主阶级得以兴起，并最终摧毁了旧有奴隶制贵族的经济根基（郭沫若，1954）。这一视角成功地将历史从精英的决策室，带到更广阔的田野之中，揭示了技术变革与经济形态演进这一漫长而深刻的历史过程。

  与此同时，以许倬云为代表的社会史学家则从另一个维度探索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变迁。他的研究指出，春秋向战国过渡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社会流动性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从一个由血缘决定的、相对封闭的世袭贵族社会，转变为一个凭才能与功绩获得地位的、开放流动的社会。通过对史料的量化分析，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旧有的世袭贵族（公子、大夫）如何逐渐从权力中心淡出，而由策士、官吏等组成的士阶层又是如何迅速崛起，填补了历史的舞台（Hsu， 1965）。这种范式将目光聚焦于社会阶层本身的此消彼长，揭示了历史转型在人的层面上的深刻演变，同样是一个跨越数代人的长时段过程。

  这两种范式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它们成功地将历史分期的讨论，从寻找一个静态的断裂点，推进到理解一个动态的结构性过程。然而，当我们对这两种范式进行更深入的审视时，会发现它们在理论的严密性和经验的解释力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

  在理论维度上，郭沫若和许倬云的论点都面临着“因果关系过于简化”的难题。郭沫若倾向于一种线性的技术决定论，即铁器技术的进步必然地、单向地导致了生产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解释忽视了历史的复杂互动性：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的应用与推广速度受到当时政治游戏规则的深刻影响。一个沉迷于旧有权威秩序的国家，与一个信奉残酷生存竞争的国家，在推广和应用新技术上的动机与效率必然天差地别。同样，许倬云虽然观察到士阶层的崛起，但未能充分解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士阶层的崛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国家，还是国家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其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从而主动打破阶层壁垒，为士阶层的崛起创造了巨大的人才市场？这两种范式都描绘了宏大的结构性变迁，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身处其中的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基于其对时代逻辑的认知，做出主动的战略选择。

  在经验维度上，它们的解释力也面临着时间错位与空间差异的挑战。无论是铁器的传播还是士阶层的壮大，在经验上都是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然而，春秋中后期政治逻辑的剧变、国家间兼并战争的急剧残酷化，以及制度创新的突然加速，都呈现一种与这种缓慢过程不匹配的突变特征。这种时间上的错位表明，缓慢的结构性变迁或许只是为历史剧变提供了必要的燃料，但我们仍需寻找点燃这场大火的那颗火星。此外，这两种范式也难以解释空间上的差异。在同一个时期，不同诸侯国接触到的技术水平和社会阶层变动是相似的，但它们在制度创新和国家建构上的表现天差地别。为何有的国家（如晋、秦）成为激进的改革先锋，而有的国家（如鲁、宋）却保守落后？这表明，除了底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外，必然存在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变量——国家本身的战略选择与行为逻辑——在塑造着历史的走向。

  因此，尽管唯物史观和社会结构范式为我们理解历史的深层动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但它们识别出的更多是历史转型的背景与条件，而非转型的扳机与开关。它们解释了历史的重大改变为何可能出现，却没有完美地解释它为何恰好在那个时期以那样的方式爆发。

  （三）光谱的动态一端：政治社会学范式的“压力-选择”机制

  在思想史光谱中，最接近“动态／过程性”一端的是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结合分析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这一范式将史学视野从国家内部的结构性演变，转向了国家间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试图从中找到驱动历史变革的终极动力（Tilly， 1992；Hui， 2005）。它不再是仅仅描述一个过程，而是试图揭示一个持续互动的“压力-选择”机制。

  该范式的立场是，不断升级的战争是驱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所有其他变革的根本引擎。其认为，春秋时期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战争，在战国时期让位于以生存和吞并为目的的歼灭战。在这种残酷的、高风险的军事竞争压力下，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非适应即灭亡”的巨大挑战（赵鼎新，2006）。这种外部压力如同一只无情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筛选出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权力集中、行政理性化，并从其人口中高效榨取资源（人力、粮食、税收）的国家形态。因此，旧有分权的封建贵族制衰落，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即儒法国家崛起，并非某个君主深思熟虑的设计，而是在残酷的生存竞赛中被选择出来的必然结果（Zhao， 2015）。

  那么，这一范式如何回应春秋战国分期这个问题呢？它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基于战争逻辑的分期标准：当战争的性质从春秋时期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战争，彻底转变为以生存和吞并为唯一目的的歼灭战时，战国时代便开始了。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一场残酷的制度达尔文主义竞赛，面临着非适应即灭亡的巨大挑战。这种外部压力如同一只无情之手，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筛选出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权力集中、行政理性化，并高效榨取资源的国家形态。

  这一范式无疑是富有解释力的，它成功地将其他几种范式所观察到的现象，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动力学模型之中：正是赢得战争的迫切需求，驱动各国采纳铁器等新技术（回应了唯物史观），并提拔有才干的平民以取代不可靠的贵族（回应了社会结构范式），最终导致旧有礼制秩序的彻底崩溃（回应了政治-礼制范式）。它将历史视为一个在外部压力下不断适应、选择和演化的动态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战国时代国家机器演化的内在逻辑。

  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其解释力的边界时，会发现它在阐明“转型本身”这一核心问题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困境。首先，该范式将残酷的“生存竞争”更多地视为一个给定的初始条件，而非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结果。它解释了一旦残酷的战争逻辑成为主导，国家机器将如何被锻造和重塑。但它未能充分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何这种残酷的战争逻辑恰恰是在那个历史节点之后，才被彻底激活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力量？ 在此之前，是什么因素在抑制着战争的无限升级？换言之，该范式解释了战争熔炉是如何锻造国家的，却没有解释这尊熔炉的火焰，为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之后，才被彻底点燃并熊熊燃烧起来。它描述了新游戏规则下的玩家行为，却没有解释这套新规则是如何取代旧规则的。

  其次，这种聚焦于外部筛选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国家行为体的内在认知与主动选择。它强调国家在结构性压力下的被动适应，仿佛国家的制度演变是一个自动化的、趋同的过程。然而，这无法完整揭示历史的复杂性：为何在相似的外部压力下，不同国家的改革步伐与路径依然存在巨大差异？为何有的国家能率先洞察到时代逻辑的变迁并引领潮流，而有的国家却固守旧制直至灭亡？这表明，除了外部的结构性压力，国家精英阶层对其所处时代游戏规则的主观认知与判断，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Dincecco & Wang， 2018）。该范式虽然解释了适者生存的结果，却未能充分打开国家决策的“黑箱”，探究其认知演化的内在过程。

  因此，政治社会学范式虽然在思想史的光谱上最接近动态的一端，但它更像一个对战国时代运行机制的精准描述，而非一个关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完美理论。它深刻地揭示了新一代国家机器演化的内在逻辑，却也正因如此，反向凸显了我们仍需一个独立的理论，来解释历史的齿轮是如何从春秋的旧轨道，切换到战国这条新轨道之上的。

  （四）共同的盲点：为何游戏规则本身发生了改变？

  从聚焦事件到描绘长时段过程，再到揭示互动机制，我们看到史学家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在不断深化。然而，即便是像政治社会学范式这样最富动态性的理论，也依然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未能完美解答。这个疑问，正是所有既有范式在回应“春秋战国如何分期”这一具体问题时，共同暴露的盲点。我们可以将这些范式理解为：静态的范式标记了旧规则被打破的最终结果，动态的过程性范式则精彩地描述了新规则下的玩家行为。然而，它们都未能完美地回答：那套旧的、相对温和的游戏规则（春秋的霸主政治与礼法约束）为何会失效？新的、残酷的游戏规则（战国的兼并战争）又是如何启动并成为共识的？

  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分期至关重要，因为它要求我们找到那个转型本身的时刻。而四种范式恰恰都在定位这个转型时刻时存在着结构性的困难。政治-礼制范式所选定的年份，无论是公元前475年还是公元前403年，都更像为一场早已发生的历史剧变出具的死亡证明，标记的是旧规则被官方宣布死亡的时刻，但这距离旧规则在现实中实质性死亡的时刻，已经有了巨大的时间滞后。用这样的事后追认来进行分期，无疑会让我们错过转型真正发生的核心阶段。唯物史观和社会结构范式所描述的，是为历史转型提供必要条件的背景音乐。技术的传播和社会阶层的演变，是一个极其缓慢、弥散的渐变过程，它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新时代在数个世纪的尺度上是可能的，却无法解释为何政治逻辑的突变恰好在某个更集中的时期内爆发。用如此模糊、漫长的过程来为两个时代划下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政治社会学范式则面临一个更精妙的困境。它完美地解释了战国时代这套新游戏规则的内在运行机制，但正因如此，它恰恰无法解释游戏规则本身是如何被替换的。它虽然描述了战国这台新发动机是如何运转的，却没有告诉我们这台发动机是在何时、因何被点燃，而春秋那台旧发动机又是在何时熄火的。

  因此，所有既有范式在分期这个问题上，都遇到一个共同的瓶颈：它们或者聚焦于转型之前的缓慢衰败，或者聚焦于转型之后的稳定运行，或者聚焦于转型完成很久之后的官方宣告，却都未能精准地定位转型本身那个最关键、最富决定性的时刻。这正是本文试图突破之处。一个真正有效的历史分期，必须能够识别出历史底层操作系统发生切换的那一刻。

三、研究设计：量化历史的机器学习——一种看见历史模式的新方法   

  经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似乎都走到一个共同的盲点：它们或者标记了历史的终局，或者描述了历史的过程，却都未能解释历史游戏规则本身为何发生改变。要突破这重迷雾，我们需要什么？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观察和理解历史。

  传统的史书阅读，是一种线性的、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跟随史家的笔触，穿行于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之中，如同在森林里沿着一条预设的小径漫步。这种方法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历史的细节与温度，看见一棵棵生机勃勃或轰然倒下的树木，却极难看清整片森林的宏观样貌。森林的边界在哪里？林木的疏密分布有何规律？气候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整片森林的生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飞上高空，将地面上所有可见的信息，都整合进一幅前所未有的、更精密的历史地图。本部分将详细介绍我们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去预设答案，而是创造一种能让历史模式自己浮现出来的方法。

  （一）将历史数字化：《祀与戎》数据集的构建

  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艰巨的一步，是将史书转译成数据。这并非简单的文本录入，而是一项浩大、烦琐且极富挑战的知识工程，其目标是将中国最伟大的编年史之一——《左传》，连同《战国策》《史记》《国语》等辅助文献，转化为一个可以被现代科学方法分析的巨大数据库。我们将其命名为《祀与戎》数据集。①要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不再是将《左传》视作一部文学或历史作品来阅读，而是将其视为一部记录了春秋时期近三百年风云变幻的航海日志。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本日志中所有模糊、散乱的叙事语言，都破译、整理，并填入一张巨大的、结构化的表格之中。

  这张巨大的表格，其每一行都代表一个具体的国家在具体的年份里的状态——例如“公元前650年的齐国”，而每一列，都代表一项我们关心的关键指标。这项工程的浩大之处，在于其覆盖维度的广博与指标挖掘的深入。我们如同最严谨的航海记录员，通读了数十万字的原文，并逐年、逐国记录了国家外部的军事行为，例如这一年发动了哪场战争，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御，出兵距离多远；同时也记录了其外交网络，例如与谁结盟，参加了何种等级的会盟。与此同时，我们深入国家的内部，细致地追踪其政治的稳定程度，例如是否有大臣因内斗而仓皇出逃，国君的继位是否发生了异常的暴力冲突。而在所有这些变量中，我们尤其关注一项核心的制度创新指标，即这一年国家有没有设立新的县，设立了几个，又在何处设立。

  然而，仅仅记录这些客观行为，还不足以捕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或许，这项工作最精妙也最具突破性的一点，在于我们甚至尝试对那个时代抽象的道德观念进行了量化。我们注意到，《左传》在描述一场战争时，其用词是极其考究的。代表正义征讨的“伐”、代表非正义入侵的“侵”、代表偷袭的“袭”……这些一字之褒贬的微言大义，正是当时精英阶层共享的一套价值评判体系的体现。我们将这些“话语模式”转换为数据，从而得以追踪那个时代的“正义”与“信义”是如何被言说，最终又是如何走向败坏的。

  经过数年的努力，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得以完成。我们将一部伟大的古典叙事作品，转译成一幅由数千行、数十列数据点构成的，可以进行计算和模式识别的历史星图。在这幅星图上，每一个数据点都如同一颗星星，闪烁着来自遥远过去的信息。至此，一项在传统史学中无法企及的任务——对一个时代的宏观、全局性模式进行客观、系统的审视——终于拥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再仅仅是历史的读者，更获得成为历史观星者的可能。而有了这幅星图，下一步，就是找到那台能看懂它的望远镜。

  （二）寻找历史的“语法”：用机器学习揭示历史模式

  在上一步中，我们将浩如烟海的史书，转译成一幅巨大的、逐年记载的“历史星图”。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如何读懂这幅星图？这幅星图包含了成千上万个数据点，记录着数百个变量在近三百年时间里的复杂互动。如果我们只凭肉眼去观察，或者依赖传统史学家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很可能只会看到一片杂乱无章的繁星。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偏爱，而将几颗毫不相干的星星，想象成一个星座，即我们预设的历史规律，也可能会因为视野的局限，而错过那些真正由数百颗星星共同构成的，宏伟壮丽的星系，即真实的历史模式。换言之，在如此海量和复杂的数据面前，人脑的算力和客观性都已达到极限。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望远镜，它没有偏见，不知疲倦，能以一种超越人类直觉的方式，客观地告诉我们，在这片星空中，哪些星星的关联最为紧密，哪些星座的结构最为稳定。这个强大的望远镜，就是机器学习。

  那么，机器学习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机器学习就是我们教会计算机一种学习能力。然而，它和人类的学习方式不同。我们不是直接告诉它答案或规律，而是给它海量的数据（我们的历史星图），并让它自己悟出其中的规律。我们运用的具体方法，即“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方法，其工作原理尤其像聘请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智能历史学家。它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我们不给这位“历史学家”任何预设的理论或偏见，只是向它提出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请你告诉我，在这数百年的历史中，到底是什么因素，最能解释一个国家的核心行为（例如我们选择的‘置县’活动）？”

  这位“历史学家”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它有一个由成千上万个分身组成的庞大团队。每一个分身都会被随机分配到一部分历史资料（例如只看某一百年），并且被限制只能关注随机的几个因素（例如一个分身只看战争与外交，另一个只看内政与经济）。每一个分身因为视野受限，都会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但是，当我们将这成千上万份片面的报告收集起来进行统计时，一个惊人的共识就会浮现：那个被最多分身，在各种随机组合下都反复提及的关键因素，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真正重要、压倒一切的关键密码。

  那么，这种方法与我们通常听说的定量回归分析，究竟有何不同？为何我们不采用更传统的方法？至此，一个深刻的洞见浮现了：传统定量回归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和我们此前讨论的三种主流分期范式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局限，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洞见。传统回归分析与前三种历史范式，都更像一位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侦探。 它们都始于一种“演绎式”（deductive）或“自上而下”（top-down）的探索逻辑。无论是“政治-礼制”范式坚信礼法秩序是核心，还是“唯物史观”范式认定“经济基础”是关键，抑或是传统定量回归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根据理论提出一个具体的假设（例如“我认为A是导致B的原因”）。它们都是先有了一个宏大而明确的理论预设，然后再进入具体的历史细节或数据中，去寻找能够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如果真正的罪犯其实是C，或者更复杂的，是A、C、D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位侦探可能因为一开始锁定错了嫌疑人，而与真相失之交臂。

  我们所采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则像是一位不预设立场，让证据说话的侦探。 我们不告诉它谁是嫌疑人，而是把所有的证据（我们数据库里的所有变量）都交给它，并委托它进行地毯式排查。它通过成千上万次不受偏见干扰的模拟，自己去发现谁的嫌疑最大，谁与谁的组合嫌疑最大。它执行的是一种归纳（induction）的逻辑，其核心任务不是去验证我们预设的某个理论，而是让隐藏在数据深处的历史模式自己浮现出来。

  这种归纳特质，在处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历史的演变并非简单的“A导致B”，而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充满非线性的、出人意料的关联。传统回归方法很难捕捉这种复杂性，而机器学习恰恰为此而生。它不是要取代传统方法，而是在我们这场历史侦探工作中，扮演了更适合初步勘察和发现线索的角色。它帮助我们客观地识别出最重要的嫌疑人，为我们接下来的历史探索，提供一张客观、可靠的导航图。

四、定量历史分析：机器学习方法下宏观历史模式的浮现

  现在，让我们将鲜活的历史叙事和冰冷的数据机器学习并置，看看它们能否共同讲述一个更深刻的故事。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以明确我们这次历史侦探工作的基本准则。首先，我们的案发现场为何设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时期？如果我们预设这段时间就是春秋时期，那么再去寻找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便会陷入用结论证明结论的循环论证。因此，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范围，并非因为它叫“春秋”，而是因为这段横跨近三百年的历史，是学术界公认的、完整包含了从西周的旧世界秩序走向战国新世界逻辑的整个转型孕育期。它如同一段完整的录像带，记录了一场健康身体（西周封建体系）如何出现病症、病毒如何滋生（霸主政治的异化），并最终发展到重症阶段之前的全部过程。我们的目的，正是在这段完整的病历记录中，找到病情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时点，即历史逻辑发生根本转变的临界点。

  其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我们为何要聚焦于“县的出现”这一具体的指标？这是因为，在寻找历史的体温时，我们需要一个极其敏感且能精准反映整个系统状态的温度计。置县这一行为，正是我们找到的那个最佳的温度计。在当时，置县的对立面是分封，前者代表着国君对领土的直接官僚控制，后者代表着对贵族的间接封建统治。县的出现，标志着一种从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贵族统治，向中央委派官员进行地方治理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制度创新，其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它正是后来塑造了中国两千年政治骨架的秦汉郡县制国家的雏形与基石。在这些新设立的县中，官员不再是世袭的封建领主，而是由中央根据其才能进行选拔和任命，并随时可以调动、罢免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核心任务不再是维系与国君之间的宗法关系，而是为中央高效地汲取资源，并贯彻中央的政令。因此，一个国家是选择分封还是置县，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决策，而是其核心国家战略的一次公开投票：它所信奉的，究竟是依赖人情与名分的旧权威体系，还是只相信效率与实力的新权力体系？ 通过追踪置县这一清晰、可量化的行为，我们得以窥见其背后那个更宏大、更抽象的游戏规则的转变。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两个明确的准则，开始勘察。

  （一）追踪历史的脉搏——时代精神的动态演变

  在寻找具体的转折时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掌握整个历史时段的背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社会共享的规范和信念——究竟是如何变化的？是风和日丽，还是山雨欲来？只有先把握了宏观的气候变化，我们才能理解在某个具体的时刻，为何会爆发那场决定性的风暴。为了量化并追踪这种抽象的时代精神气候，我们独创了一个分析指标——规范秩序指数（normative order index， NOI），可以将之称为“历史的晴雨表”。这个指数每年都会有一个读数，如同一个灵敏的传感器，能捕捉到那个时代通行的游戏规则是被普遍遵守，还是正在走向败坏。这个晴雨表的构建，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我们《祀与戎》数据集中最核心的几项史实。我们将那些能够反映秩序与信义的正面指标相加，再减去那些代表混乱与失序的负面指标，从而得出一个综合读数。其中，正面指标代表着那个时代“晴朗”的一面，主要包含国家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通行的道义规范（“规划性权威”），以及国家间的盟约关系是否稳固（“结盟的稳定性”）。负面指标则代表着那个时代“阴霾”的一面，主要包含高层贵族因内斗而被迫流亡的频率（“精英出逃的频率”），国君是否通过弑君或政变等非正常手段上位（“君位继承的异常”），以及整个世界的冲突烈度（“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的数量）。

  当我们将这六项核心史实综合起来，绘制成一张横跨近三百年的时代精神气候变化图时，第一条关键线索便清晰地浮现了（图1）。这张图向我们揭示的，并非一次简单的线性下滑，而是一场反复、挣扎，并最终走向崩塌的复杂过程。

  在图1中，春秋最初的数十年间，规范秩序指数维持在高位，甚至在公元前725年左右达到顶峰。这表明，在西周的政治遗产之上，新兴的诸侯国仍在努力维系和巩固一个共享的规范体系。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诸侯间冲突的加剧，规范秩序指数此后进入第一个显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下滑通道，显示出旧有秩序的约束力正在被迅速削弱。

  然而，历史并未就此一路向下。图1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是在约公元前68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指数的下滑趋势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一段时期的反弹与高位震荡。这一数据对应的时期，恰恰与历史上霸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相吻合。正是在这一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等强大霸主以“尊王攘夷”为旗帜，通过会盟等方式，代行周天子之责，试图匡扶和重塑正在瓦解的等级秩序。他们的努力，在数据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仿佛一次对时代高烧的强力退热，延缓了体系的崩溃。

  然而，这种依靠霸主个人权威和军事实力维系的稳定终究是脆弱的。当霸主们开始“假道义之名，行兼并之实”，当旧规范日益频繁地被策略性滥用，其内在的公信力便被不断透支。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600年之后，规范秩序指数再次进入不可逆的、更为剧烈的下滑通道。最终，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张气候变化图迎来最惊人的一幕：指数发生急剧的、断崖式的崩坏，并在公元前546年跌至历史的低谷。那个曾经维系着天下秩序的共享信念体系，在经历最后的挣扎之后，于此时遭遇结构性的、雪崩式的坍塌。这条线索，将我们的调查范围，精准地锁定在一个更集中的时间段内。然而，这个风暴具体是如何改变游戏规则的？它又是如何影响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国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二）两条历史主线的交叉时刻

  上一节的定量分析绘制了一张时代的气象图，它告诉我们，一场巨大的认知风暴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席卷了华夏大地，但我们仍不清楚，这场风暴具体是如何改变局势的。现在，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随着时代精神气候的不断恶化，那个世界里的生存法则是否也随之改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精确地定义并测量当时国家赖以生存的两种根本性策略：权威与权力。本文中，权威被操作化为“规范性权威”，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通行的道义规范。我们通过分析《左传》等史书描述战争的动词来量化它：一场被记为正义征讨的“伐”会获得正分，一次非正义的“侵”则会获得负分，这一分数还会根据出兵距离进行加权，因为远征讨伐更能彰显对天下秩序的责任感。而“权力”被操作化为“强制性权力”，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投射其军事力量的纯粹物质能力。我们通过计算一个国家每年主动发动的战争所跨越的总距离，并将其与当年所有国家发动战争所跨越距离的总和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相对的实力指数，这反映了该国在当时天下格局中真实的军事影响力。

  当我们向“智能历史学家”（机器学习模型）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请你告诉我们，随着历史晴雨表的读数不断变化，规范性权威和强制性权力这两个因素，在解释国家成功与否时的相对重要性，是如何动态演变的？” 模型在经过复杂的计算后，给出了一张令人震撼的动态演化图（见图2）。

  在解读这张图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它的构造。图2的横轴，正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历史晴雨表，数值越低，代表共享的规范体系越趋向瓦解。正如图1中揭示的，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个指数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因此，要理解图2中两条曲线代表的游戏规则在历史中相对重要性的动态演变次序，必须从右向左来阅读这张图：图的右端（NOI值高）代表了规范秩序尚存的春秋前期，左端（NOI值低）则代表了规范秩序不断崩坏的春秋中后期。

  在这张图中，有两条命运交错的曲线，清晰地描绘了一场时代规则的交接，它们分别是代表规范性权威重要性的曲线，与代表强制性权力重要性的曲线。然而，要真正读懂图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不能只看最终的交叉点，更要关注两条曲线趋势发生质变的那个关键区间。图中两条虚线为我们标定了该区间的起点与终点，分别对应公元前546年与公元前529年这两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让我们先看左边那条虚线所对应的公元前529年。在图2中，这似乎是更重要的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代表强制性权力的曲线最终在数值上超越了代表规范性权威的曲线，完成了交叉。这一年，历史上发生了平丘之会：霸主晋国为趁楚国内乱之机重申霸业，召集了十余国会盟。在会上，晋国以四千乘战车的武力威压，以不敬为由，公然扣押了同为姬姓大宗的鲁国国君代表。这场骇人听闻的暴力表演，以一种极具冲击性的方式，向全天下宣告：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即便最根本的宗法伦理（规范性权威的最后基石），在赤裸裸的强制性权力面前也已一文不值。而我们的数据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历史后果：正是在平丘之会后，代表规范性权威的蓝色曲线迎来了第二轮的急剧下跌，其重要性被彻底压制在强制性权力曲线之下。

  然而，尽管公元前529年看似决定性的交叉点，但它只是结果，并非根源。要找到真正的临界点，我们必须回溯到右边那条虚线对应的公元前546年。请看代表强制性权力的曲线，在公元前546年这个历史节点的左侧，即在这次弭兵会盟之后，这条曲线一改之前相对平缓的上升趋势，其上升的斜率突然变得异常陡峭，进入整个历史时段中最为关键的拉升阶段。

  这一年，正是第二次弭兵会盟召开之年。这次会盟的盟约，彻底撕下了旧有温情脉脉的礼法面纱，其核心条款规定，除齐、秦两大国外，所有中原诸侯都必须同时向晋、楚两国缴纳贡赋，尊两者为共主。这种双重贡赋制度，将赤裸裸的实力逻辑转化为一种压在所有中小国家身上的、不可承受的制度化负担。正如楚国令尹子木在会前所坦言的：“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这次会盟，如同为一场全新的竞赛扣响了发令枪。它向所有国家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个以维系名分为核心的旧游戏已经走向终结，一场围绕以强制性权力（国家汲取资源与军事投射的能力）为先的竞赛正式开始。

  因此，公元前529年交叉点的因，早在公元前546年便已种下。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会盟，如同一次宣告旧秩序死亡的认知地震，开启了权力逻辑的狂飙突进，而17年后，这场地震所引发的海啸，才最终以平丘之会这片骇人听闻的浪花的形式，抵达岸边。第二次弭兵之盟作为一个改变历史底层构造的结构性转折点，其历史转折的意义，远比作为新构造结果的标志性事件更为根本和深远。我们的调查，由此找到最关键的案发时刻。

  （三）旧世界与新世界：临界点前后的“历史肖像”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连续的“监控录像”（动态演化图）锁定了“案发时刻”——公元前546年。为了让证据链更加牢固，任何一位严谨的侦探都会对这个时刻前后的现场进行静态的、高精度的对比，以寻找决定性的差异。这如同我们在观看了一段记录巨大变化的影片之后，再分别截取变化前后的两张快照进行对比，从而让转变的剧烈程度，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呈现在眼前。

  我们的第一张快照，是对公元前546年之前的时代精神进行的一次精准扫描。在此，我们需要详细解释一下这位“智能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读懂它给出的报告。我们运用的，是一种被称为“有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的机器学习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在训练一位能洞察历史规律的学生。我们首先将公元前546年以前的所有历史数据（我们的航海日志）作为教科书交给它。这本教科书包含数百个我们已经知道标准答案的案例——在某一年，某个国家最终设立了多少个县。同时，教科书里也列出所有可能影响这个答案的已知条件，比如这一年的战争情况、外交活动、国内政局等。这位学生的任务，就是通过反复阅读这些案例，自己去学习和总结，到底哪些已知条件的组合，能够最准确地推导出标准答案。在这项研究中，这位学生采用的具体学习方法，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随机森林”。它通过组建一个由成千上万个分身构成的庞大团队，进行集思广益式的学习。

  在完成了对春秋前期历史的学习之后，这位“智能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交了第一份清晰的报告，也就是图3。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这张图呢？读者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时代驱动力排行榜。图上的每一个长条，都代表着一个我们在史料中追踪的历史因素，比如规范性权威（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或强制性权力（军事实力）。长条的长度，代表这个因素在解释那个时代国家成功与否时的重要性或解释力。一个长条越长，就意味着这位“智能历史学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这个因素是解开历史谜题的、更关键的一块拼图。现在，让我们来看报告的结果。如图3所示，在这一阶段，以压倒性优势高居榜首、远远长于其他所有长条的，正是我们的规范性权威指标。而代表纯粹实力的强制性权力指标，虽然也重要，但明确屈居次席。这冰冷的数据，雄辩地印证了历史叙事中的洞察：在春秋前期那个以规范和声望为核心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发展，其行为是否符合当时通行的道义和礼法准则，比其军事实力本身更为重要。权威确实比权力更具决定性。

  第二张快照，则聚焦于公元前546年之后的世界。我们运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让那位已经学完前一阶段历史的“智能历史学家”，再去学习后一阶段的新教科书。在它完成学习后，提交的第二份时代驱动力排行榜（图4）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在图3中高居榜首的规范性权威，其长条急剧缩短，重要性大幅滑落，而强制性权力的长条则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新的王者。这表明，在公元前546年这个临界点之后，历史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写。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代表规范性权威的旧规则，其重要性虽然被强制性权力决定性地超越，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退居第二，依然在排行榜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该如何解释呢？这恰恰揭示了历史转型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旧的游戏规则并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删除，而是常常被降级和改造，并被新的、更强大的规则收编。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公元前546年之后，国家的存亡首先取决于其实力（强制性权力），这成为不可动摇的第一性原则。然而，在实力相近的玩家之间进行博弈时，谁能为自己的实力和野心披上一件更华丽、更符合传统道义的合法性外衣，谁就能获得额外的优势。此时的权威，不再是那个能独立决定胜负的王者，而沦为服务于权力这个新君主的宰相或谋士。

  本质上，这是一种“语义重组”（semantic recombination）的过程。旧时代的道义、名分和声望，其内在的神圣性已经空洞化，但其话语和仪式，作为一种被普遍理解的文化符号，依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一个国家发动兼并战争，可能不再真心相信自己是为了“尊王攘夷”，但喊着这个口号，总比赤裸裸地宣称“我就是为了利益”要更容易动员国内、分化敌人。这是一种口是心非的“假装合规”（as-if compliance）。

  因此，图4的真实含义是：历史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主次更迭。权力成为桌上的主菜，而权威从主菜降级为不可或缺，但终究起辅助作用的调味品。这两张对比强烈的快照，如同两幅揭示时代灵魂的数据肖像，不仅证明了公元前546年是一场历史底层逻辑的根本性断裂，更以一种精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旧时代的幽灵是如何在新时代中继续徘徊的。

五、定性历史分析：从机器学习到历史叙事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通过一种全新的方法，让冰冷的数据自己浮现出历史的深层模式：我们追踪了时代精神气候的崩坏，并识别出权威与权力两条历史主线发生死亡交叉的关键时刻。然而，这些图表和数据终究是抽象的。本部分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抽象的模式，重新翻译成一段有血有肉的叙事。我们将讲述，那个曾经以规范和声望为核心的世界，是如何一步步地、不可逆转地滑向一个以实力为唯一准则的新时代。

  （一）旧世界的游戏规则：权威的竞赛

  我们的故事，始于一个秩序正在瓦解，但余温尚存的时代。西周王朝建立的“命的金字塔”（小南一郎，2024：251）已经动摇，周天子“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资治通鉴·周纪》），无力再充当天下纷争的仲裁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立即陷入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相反，一种替代性的秩序——霸主政治——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角，是齐桓公、晋文公等光彩夺目的霸主。他们开创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其核心游戏规则，正是规范性权威。

  霸主们深知，在那个时代，单纯的武力征服并不能带来真正的领导地位。他们的行动，必须被包裹在一个宏大的道德叙事之中，那便是“尊王攘夷”。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精密的战略。霸主以“勤而抚之，以役王命”（《左传·成公二年》）为行动纲领，通过召集会盟来确立程序的合法性，并通过象征性地尊重周天子，来彰显自身对旧有权威体系的维系，从而为自己的征伐和扩张，赋予崇高的道义内涵。齐桓公的成功堪称典范：他对内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使得诸侯“皆信齐而欲附焉”；对外则讨伐楚国，以维护周王室的尊严，最终赢得诸侯归心，铸就霸业（《史记·齐太公世家》）。同样，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胜楚军后，也要将战俘献于周王室，并最终由周天子“命晋侯为伯”，其霸主地位才获得无可争议的合法性。

  在这个时代，国家的行动逻辑，深受这套权威竞赛的制约。即便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霸主们也常常为了维系其尊重礼法的外部形象，而压抑攫取直接利益的冲动。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郑国大败许国，已然完全控制其疆域。然而，郑庄公并未顺势将其吞并，反而将胜利归因于“天祸许国”，并出于对许国宗庙神灵的敬畏，最终选择保全许君，允许其在别处延续祭祀（《左传·隐公十一年》）。这一行为，正是权威逻辑内在成本的体现：为了维系君子的人设，不得不放弃唾手可得的土地。这雄辩地证明了，在春秋前期，权威是一种比土地更宝贵的战略资产。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数据显示的——在这一时期，“象征合法性”是解释国家成功的首要因素。旧世界的稳定，正是建立在这套权威的游戏规则之上。

  （二）致命的悖论：霸主政治的“自我毁灭”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旨在拯救旧秩序的权威竞赛，最终从内部瓦解了它。当各国都试图证明自己是“最遵循规则的玩家”时，其行为本身却在悄然改变着游戏规则。进入春秋中后期，历史的画风开始转变。我们的历史晴雨表显示，那个曾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气候，开始出现缓慢但不可逆的恶化。这一数据上的衰退期，在历史叙事中得到有力的印证：我们看到，霸主们开始“假道义之名，行兼并之实”，权威逐渐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以陈国内乱为由，打着“主持正义”的旗号出兵。然而，在平定内乱后，他却意图顺势将陈国吞并，直接“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尽管此事在申叔时“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左传·宣公十一年》）的劝谏下作罢，但它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正义和权威可以被当作发动战争、攫取利益的华丽外衣。当君子的面具可以被随时戴上和摘下时，面具下的真实面目——赤裸裸的利益——便开始主导一切。蹊田夺牛式的机会主义行为，已经揭示出旧有规范体系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侵蚀。

  如果说强国的机会主义是对旧规则的主动背叛，那么弱国在夹缝中的挣扎，则是被动背离。地处晋、楚两大霸权之间的郑国，其国运堪称一曲悲歌。为了生存，它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来回摇摆，不断背弃盟约。郑国人痛苦地感叹：“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当体系的维系者自身都“尚力不尚德”时，被支配者便只能以最功利、最现实的逻辑行事，整个体系的信任基础随之瓦解。

  这场旨在维系旧秩序的霸主政治，恰恰催生了它自身的毁灭。重建权威的愿望越强烈，争霸斗争越频繁，旧有规范的腐蚀就越快。而这，也正是数据显示的——在图2中，代表规范性权威重要性的曲线，开始缓慢而持续地下降，代表强制性权力重要性的曲线，则开始明显地抬头。两条历史的主线正在不断逼近，一场决定时代命运的风暴，已然在酝酿之中。

  （三）临界点：弭兵会盟与历史逻辑的相变

  春秋中后期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权威不断被滥用、信任持续被透支的氛围中，一步步走向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连年的征伐使诸侯国筋疲力尽，在息战养民的普遍呼声中，一场旨在终结战争的和平会议，于公元前546年在宋国都城召开。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弭兵会盟。然而，这场看似崇高的和平盛会，非但未能再现黄金时代的道义之光，反而成为旧秩序彻底破产的葬礼，撕下了霸主政治最后的伪装。

  这次会盟的本质，并非一次对旧有礼法秩序的回归，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交易。首先，会盟由宋国的大夫主持，这本身就是对等级秩序的终极颠覆。要知道，周代最根本的规范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前期，这一规范已然败坏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此时，天下大事竟由一国之大夫来操持，这标志着旧有的贵族等级金字塔已然从根基上发生塌陷。更重要的是，其核心条款“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左传·昭公四年》），更是将两大霸权分割天下的算计公之于众，以双头并立的格局，彻底取代了周天子作为唯一顶点的权威体系。所谓的和平也并未兑现，随之而来的是晋、楚两大国对中小诸侯更为系统性的压榨，名义上的止戈之盟，实为两大霸权合谋榨取小国的开端。楚国令尹子木在会前那句一针见血的坦白，如同为旧时代提前写好了墓志铭：“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这句话，正是那个时代游戏规则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最终供词。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历史叙事中的临界点，与我们数据中揭示的转折点，出现惊人的呼应。我们的动态演化图显示，代表权力的曲线强势崛起，最终与不断下滑的权威曲线完成交叉。而这个交叉点，其发生的时间恰好略晚于公元前546年（见图2）。

  这并非数据的偏差，反而恰恰印证了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弭兵会盟如同一次宣告旧秩序死亡的地震，而数据上的交叉点，则是这场地震引发的海啸真正抵达岸边的时刻。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其影响的传递需要时间。公元前546年的会议，是所有精英阶层目睹旧规则被公开撕毁的事件；然而在此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将这一新的认知转化为实际的，以实力为导向的内外政策，并最终体现在我们数据的变化上，这需要一个发酵和反应的过程。这个微小的时间差，生动地捕捉了从事件发生到共识转变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论证链条不再只是简单的相关，而是呈现清晰的因果关系，从而变得更加坚实。

  （四）新世界的诞生：被收编的权威与失控的权力

  公元前546年的那场认知风暴过后，一个全新的、更残酷也更具创造性的世界诞生了。旧的游戏规则既已破产，所有玩家都必须在新规则下重新学习如何生存。我们的数据显示，历史的主导逻辑在此刻已然切换：曾经至高无上的权威，其重要性被权力决定性地超越。这一转变，深刻地塑造了此后百年的历史走向。

  首先，纯粹的权力逻辑被彻底释放。一些从未真正融入周礼文化秩序的边缘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登上历史舞台。地处东南，素被视为蛮夷的吴国便是典型。它的崛起几乎完全依仗军事征伐，其行为则毫无礼法顾忌：攻破楚国郢都后，掘开楚平王之墓“鞭之三百”；称霸之后，更向宋、鲁等国索取十倍于礼法规定上限的贡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左传·哀公七年》）。吴国的粗暴行径，向所有诸侯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新的时代，抛弃规范、专事强权，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崛起之路。

  其次，外部规范的崩塌，引发国家内部的权力失控。当“君君臣臣”的旧有信条失去约束力后，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便从国际舞台蔓延至各国内部。这一趋势在霸主晋国表现得尤为惨烈。弭兵会盟解除了持续百年的外部军事压力，却让晋国内部六家卿大夫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最终酿成“三家分晋”的悲剧。同样，齐国的田氏篡政、鲁国的三桓专权，都雄辩地证明，当规范性权威的紧箍咒被摘除后，国内政治演化的根本动力，便只剩下实力倾轧。

  正是在这股实力政治的洪流中，一种为新时代量身定做的制度利器——县制——最终破茧而出。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国主政的魏献子在处理完内部倾轧后，做出划时代的决定——将旧贵族的封地重新规划，“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这一举措标志着县的设置，已从早期主要用于边疆防御的军事据点，转变为深入腹地、服务于中央集权的制度化行政区划。县大夫不再是世袭的封建领主，而是由中央委派、随时任免、对君主负责的官僚。这种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形态，正是各国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向内寻求突破，以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汲取资源、强化权力的必然结果。

  最后，也是最精妙的一点：旧的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降级和收编。它从决定胜负的王者，沦为服务于权力这个新君主的谋士。国家的行动逻辑变成：首先，你必须有实力；然后，如果你能为你的实力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可以获得额外加分。这正是我们的数据显示的——在临界点之后，强制性权力跃居第一，但规范性权威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第二位（见图4）。这种新格局，直接预示并导向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列国兼并、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

六、结论：公元前546年，一个对春秋战国断代的新划分

  现在，是时候正式揭晓谜底，并阐释这一发现将如何重塑我们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理解：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并非一次简单的政治事件，而是一场国家建构底层逻辑的范式转型，其核心是从以规范性权威为主导的世界，转向以强制性权力为核心的新世界。我们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这场深刻相变的临界点，并非传统史学所标记的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或公元前403年，而是更早的、发生在公元前546年的历史时刻。这一年，不仅有弭兵会盟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更临近我们数据模型中，权威与权力两条影响力曲线决定性的死亡交叉。它标志着旧时代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主次更迭，其主导地位宣告终结。

  这一发现，促使我们提出一种全新的历史分期观。传统的事件分期，如同在一条河流的下游寻找几个醒目的界碑，标记出水流经过的某个地点。我们的方法，则是回溯到河流的上游，找到那个决定整条河流未来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的分水岭。在这个新框架下，我们知道的那些后续事件，其历史意义被彻底重构。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和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不再是战国的开端，而只是水流越过分水岭后，在新河道中必然会冲刷出的声势浩大的浪花。它们是新游戏规则下上演的必然续集，是新时代结出的果，而非种下的因。

  这一全新的分期观，并非要简单地否定前人的卓越贡献，而是试图提供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将其他四种范式观察到的历史现象，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因果链条更完整的解释体系之中。我们的范式转型理论，解释了历史演化的逻辑为何会发生改变，从而为其他范式的发现提供更深层的元叙事。对于政治-礼制范式而言，“礼崩乐坏”不再是历史转折的原因，而是我们所揭示的规范衰退过程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我们的框架解释了礼和名分是如何从有约束力的硬通货，一步步贬值为可被随意利用的空洞符号的。对于唯物史观范式而言，铁器技术和土地私有制为新时代的国家提供物质硬件，但我们的框架解释了驱动硬件升级的思想软件——规范衰退创造的残酷竞争环境，催生了对新型、高效、集权国家的强烈需求，从而加速了新技术与新制度的应用。对于社会结构范式而言，士阶层的崛起，正是新游戏规则下的理性选择；当强制性权力成为生存的关键时，任何一位理性的君主都必然会打破旧的贵族垄断，转向任人唯贤，以构建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最后，对于最富动态性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而言，战争创造国家精准描述了新范式下的运行逻辑，但我们的框架解释了这一逻辑得以被解锁和释放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旧有的规范性权威这层紧箍咒被彻底打破后，战争熔炉的火焰才能熊熊燃起，开启国家间残酷的制度演化竞赛。

  于是，我们的研究不仅通过一种全新的方法，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期提出一个新的、以公元前546年为临界点的划分方案，更重要的是，它也引发我们对两个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首先，为何重新思考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如此重要？这绝非一次学究式的、为划分而划分的考据。这一分期问题，触及的是周秦之变这一贯穿中国早期历史的宏大转型之核心。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以规范性权威为基础的世界，走向一个以强制性权力为核心的世界，这直接塑造了我们对后续两千年“大一统”国家形态形成的根本认知。当我们把目光从“三家分晋”这样的表层症状，深入公元前546年游戏规则发生根本转变的病因时，我们所做的，是从结果论转向过程论，从对历史的静态标记，转向对历史动态机制的深刻理解。

  而这一深刻理解，在今天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那个曾经由国际法、多边组织和共享信念构筑的全球规范体系，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侵蚀。当大国竞争回归，本国优先的现实主义逻辑挑战着开放合作的理想主义叙事，我们仿佛看到两千多年前那场规范衰退的影子在当今世界上演。春秋中后期霸主政治的异化——强者们开始策略性地滥用，甚至无视旧有规则，最终导致整个体系信用破产的过程，为我们理解今日全球秩序的变局，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因此，重访那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厘清一段古代史的脉络，更是为了从我们自身的文明演进中，寻找一把能够理解，乃至应对当前全球性范式转型的思想钥匙。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并非始于一声巨响，而是始于其底层信念与共享规范的悄然崩塌。理解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同样重要。

  其次，本文采用的偏重归纳的机器学习方法，其意义也远超技术层面。长久以来，大量的研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演绎式的思维定式，即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为圭臬，将丰富而独特的中国历史和当代经验，降格为用以检验或修正西方理论的案例或数据点。这种亦步亦趋的研究路径，固然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对话的资格，却也让我们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本文所倡导并实践的归纳-探索式路径，恰恰是对这一思维定式的有意背离。我们不预设任何来自外部的理论框架，而是通过现代科学方法，谦卑地、审慎地与我们自身的历史材料进行直接对话，让深藏于数据中的模式自己浮现出来。本文关于春秋战国分期的全新发现——公元前546年是历史底层逻辑从权威转向权力的临界点——本身就是这一研究路径效果的证明。它并非对任何既有西方理论的验证，而是一个从中国深厚的历史土壤中自然生发出的原创性洞见。

  这一洞见具有的普遍意义，指的当然不是公元前546年这个具体时点，而是其背后揭示的深刻的历史演化机制：在一个共享的规范体系中，当行为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试图去维系、操弄乃至利用这套规范时，其行为本身恰恰会悖论性地侵蚀规范的根基，导致整个体系的规范衰退，并最终让赤裸裸的实力逻辑上升为唯一准则，旧的规范则沦为装点门面的虚饰。

  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曾写下不朽的名句：“人往往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命运不期而遇。”（La Fontaine， 2007） 春秋时代的霸主们，便是在这条路上与他们的命运不期而遇。他们为逃避周代等级制彻底瓦解，天下陷入实力竞争的命运，而奋力进行着“尊王攘夷”的最后努力。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机会主义，不断滥用旧有规范的争霸行为本身，最终彻底侵蚀了规范的根基，加速了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新世界的到来。

  这种“为拯救旧世界，却开启了新世界”的历史吊诡，揭示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困境。它不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也同样回响在古希腊城邦的衰亡、近代欧洲国际秩序的更迭乃至我们今日面临的全球变局之中。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植根中国经验，不仅是为了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发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声音，更是为了能从中提炼出真正具有原创性与普适性的人类社会科学理论，为全球关于政治与秩序的学术讨论，贡献来自东方的智慧。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机器学习路径下中国东周时期‘国际’体系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4BZZ040）的资助。

参考文献：

郭沫若，1952，《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

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2014，《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吕祖谦，1985，《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北京：中华书局。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6，《文明经受考验》，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小南一郎，《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杨振红、尚宇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4年版。

杨伯峻（编著），1981，《春秋左传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

杨宽，1998，《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鼎新，2006，《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bramson, Scott. F., 2017,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1).

Braudel, Fernand,1958,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4).

Capoccia, Giovanni and R. Daniel Kelemen, 2007,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59(3).

Dincecco, Mark, & Yuhua Wang, 2018, “Violen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 Run: China Versus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Gentzkow, Matthew, Bryan Kelly, and Matt Taddy, 2019, “Text as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7(3).

Grimmer, Justin and Brandon M. Stewart, 2013, “Text as Data: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Political Texts,” Political Analysis, 21(3).

Hsu, Cho-Yun, 1965,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rd, Ian, 1999,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2).

La Fontaine, Jean de, The Complete Fables of Jean de La Fontaine, trans. by Norman R. Shapiro,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p. 248.

Lewis, Mark Edward, 1990,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attern, Janice Bially and Ayse Zarakol, 2016, “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3).

Osiander, Andreas, 2001,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2).

Pines, Yuri, 2009,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eed, Isaac Ariail, 2019, “Performativ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2).

Sewell, William H. Jr.,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6).

Soifer, H. D., 2012, “The Causal Logic of Critical Junctur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5(12).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

Zhao, Dingxin,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