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与使命”说：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理论范式的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式。从洛克、康德的“有限国家”，到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的国家，再到马克思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以及韦伯的“民族国家”，最后到对当代具体事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辨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蝶变，但直至今日仍然十分模糊。宽泛的理论边界，使其既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也始终伴随不同维度的反思，特别是在运用这一范式解释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时，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张力。尽管许多学者在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符合本土特征的解释框架，例如，“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分法，①或者是“党国体制”与社会的二分法，②但这些理论始终无法回答究竟是“党在国家中”，还是“党在社会中”，③以及作为独立变量的党如何统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最具不确定性的人被抽象为原子，隐藏于“国家”与“社会”概念之中，造成西方政治理论的缺陷。从本质来看，造成政党理论研究困境的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范式产生自西方文明以及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尽管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的现代特征时具有解释力，却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独有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土壤，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因而也需要在历史渊源中探寻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范式，以“两个结合”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为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寻找更为贴切的理论范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扎根于中国社会成长起来的政党，如何跳出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以“第二个结合”回溯和赓续传统政治理论，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及认识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任务。本文拟通过对比和梳理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德治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创造性实践，进而形成“初心与使命”的政党理论范式。

一、“国家与社会”说：西方政党理论的演进脉络及其困境

  “国家与社会”说是分析现代政治的基本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希腊，城邦被认为是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公民共同分享着城邦的责任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就是城邦共同体，国家与社会没有本质区别。④然而，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逐步被想象为两个不同的实体或系统。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国家作为政治实体从社会中产生又日益脱离社会，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与社会”说成为理解政治现代化演进的重要脉络，也成为分析当代西方政党的理论基石。

  （一）“国家与社会”说和西方政党理论的延展脉络

  启蒙时期诞生的理性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亦使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为两个不同的实体。近代启蒙思想家以预设的“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演绎推导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政治制度。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论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国家是因为人民追求和平而形成的“利维坦”；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是政治国家产生之前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自由而平等，并且孤立无联系，而社会是依靠人的天赋权利组织起来并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的共同体。⑤“国家与社会”实体性想象的逻辑结果是二者成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在力量上此消彼长的二元关系。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现代政治制度的构建，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与分配，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致专制风险，从而为自由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制约提供理论辩护，进而建构起“有限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理论范式。例如，美国《独立宣言》中“不可剥夺的权利”条款正是该思想的制度性转化。权力制衡在西方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政体所普遍遵循的基本框架、组织原则和运行机制，也是对“国家-社会”框架的进一步发展。

  在权力制衡框架下，政党成为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主体。著名政党理论家萨托利指出，“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作为“部分的政党”，⑥政党代表了社会中的特定利益。因此，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当中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它始终围绕着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而开展行动。在马克思阶级批判理论兴起后，人们认识到，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与包含不同阶级的社会存在根本冲突，促使西方现代宪政体制引入多党制、新闻自由等制度，试图在体制内疏解矛盾。西方政党理论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要件，与权力制衡机制的互动构成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政党不仅是选举工具，更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权力分配、利益聚合和监督制约中扮演多重角色。

  （二）“二元对立”与西方政党理论的现实主义悖论

  基于现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具有复杂性的人被抽象为原子个体，其主体性也被掩埋在作为实体的社会之中。这使得西方政治以及政党理论逐步背离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想要求，成为纯粹的阶级或利益群体代表，导致政治法理与伦理的分离。在西方古典政治学中，人的德性被视为政治的核心关切。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奠基于人性的“正义”。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治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公民实现“德性”和“幸福”，主张通过良好的法律和制度来引导公民过有德性的生活。然而，到了16世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打破了传统政治哲学对于道德的关切，强调为统治者提供实际的政治建议，帮助他们获得并保持权力。伯纳德·曼德维尔甚至提出“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认为个人的私恶（如贪婪、奢侈、嫉妒等）可以推动社会的公共利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推动了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发展，“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深刻影响了自由主义思潮和人们对政府职能的思考，从而使洛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并使美国参照孟德斯鸠分权理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成为全球政治制度的“灯塔”。

  在此背景下，西方古典政治理论所强调的道德伦理在政党现实主义进程中褪去光芒，西方政党逐步背离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性要求，成为纯粹的阶级或利益群体代表。唐斯指出，“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⑦为在竞争性选举中争取更多选票，政党逐渐放弃道德说教而转向利益聚合。实质民主也演变为程序民主，陷入效率低下、黑金政治和党政纷争的泥潭。职业政客的崛起和资本逻辑对政治的殖民，使政党成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政治掮客”。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虽然初步解决了公共权力有效制约、公民权利有效维护的问题，但是离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仍然相去甚远，甚至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⑧尽管现代西方政党已经深嵌于国家与社会之中，不仅扮演“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更是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但基于国家权力分配与制衡逻辑而形成的政党，“日益蜕化为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格局下的以由选举实现职位分配、由资本调和党派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矛盾为主要诉求的竞争性功能组织”，⑨构成了西方政党理论的现实主义悖论。

  （三）“二元合一”与西方政党道德伦理的复归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在实践中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造成政党利益与道德伦理的分离。但在西方政治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对现实主义发展趋向的批判和反思，并试图推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例如，卢梭把国家想象为承载社会“公意”的道德共同体，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具有普遍的感性特征，可以发展社会美德并且形成作为普遍的“公意”。这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类型，国家不仅是人民权利的积极让渡，也是人民的公意，而政党则是“公意实现的工具”。黑格尔的国家社会观延续了卢梭的观点，他一反“自然状态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观点，认为“国家高于或优于市民社会”。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⑩只有国家这个外在的、追求普遍利益并且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才能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他寄希望于“绝对理念”的国家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现实、历史和道德的统一以及国家的道德性复归。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国家社会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研究方法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与社会”说。马克思既不从抽象的自然状态和虚幻的“社会契约”出发，也不以“绝对理念”为基础，而是运用社会实证和历史实证的方法，推动启蒙理想主义和规范伦理向科学实践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不仅赋予政治伦理以阶级性和物质性内涵，更通过科学实践观重塑现代政治的主体性与行动逻辑，最终催生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以“社会（人民）决定的国家”推动了国家与社会、政治法理与政治伦理的整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现出对英美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政治伦理的复归，这种整合逻辑构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视角。

  马克思主义强调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统一，以无产阶级专政引领人类解放的崇高使命。萨托利以政党在国家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为标准，将共产党划归为代表“整体”而不是代表“部分”的政党，作为整体的党意味着“把自己视为以神圣的或历史的真理为一方和以根本错误为另一方的剧烈斗争中的斗士”。11奥斯汀·兰尼则以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明确区分为使命型政党和经纪型政党。12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代表着一种理想形态，其主要目标是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依者，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近年来，使命型政党的理论也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李海青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13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又要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人类解放的道德追求，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发展趋向。

二、“两个结合”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

  西方政治哲学与政党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与抉择中，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走出历史泥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与旗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否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虽然以“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论，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西方政治哲学二元框架的影响，造成了政党理论的内在张力，因而，在实践中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说更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讨论而忽视了现实的人。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将人简化为利益机器或原子，强调国家与社会的道德性，但现实社会中个体的私欲既不会因为国家的理想信念而彻底消灭，也不可能创造一个消灭私欲的“真空”环境，这导致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现实当中存在名实分离的困境。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国能够形成新型政党制度的关键，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赜。

  （一）第一个结合：无产阶级政党纲领与民族复兴使命的统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程，正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点，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即“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新型的政党”等概念，认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15并建立了职业化的革命家队伍。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6其目的是通过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上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文明的起源不同，社会情境亦有不同，“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7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是推动政党使命与国家使命相结合。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树立了“求中华民族澈底的解放和独立”的崇高使命。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9这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使命。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力深入农村基层社会，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和政治革命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成为首要使命。20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现代化成为新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在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了无产阶级政党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结合，从而超越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22成为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以历史使命为内在驱动力的使命型政党。

  使命型政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核，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独有特征和运作逻辑。《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规定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公意实现的使命特征。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家整体利益与阶级利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民族复兴使命与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目标，从而打破了“国家与社会”框架下政党形态的窠臼。第一，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法理与政治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把“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视为自身价值观，将人民、国家与政党利益相统一，从而使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展现了使命型政党的道义伦理。第二，从政党代表性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更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不代表任何权势团体、不代表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的庄严宣示，解决了“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政党的功能限定和分权制衡的逻辑，使其区别于西方“政党的使命在于党派利益至上，并为争夺保障党派利益的执政权而斗争，其所建构的政党政治是一种分权导向型竞争-党派政治形态”。23第三，从组织形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24围绕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第四，从政党参与政治的形式来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从而区别于西方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国家权力、利益与政策之间的制衡关系。这些特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使命型政党和新型政党制度。

  （二）第二个结合：德治传统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形成

  经典马克思主义将阶级作为分析主体，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决定作用，这导致其在微观分析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可能对个体或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关注不足，另一方面对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传递、利益交换等互动过程分析不足。尽管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提出“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历史唯物主义在微观层面的缺憾仍会导致实践性不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中，以阶级分析代替对人的讨论，以先锋队理论代替对具体党员的关注，缺乏对人心复杂性的理解。这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化解“双面人”的困境。列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强调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来凝聚人心，保证革命家队伍的纯洁性。然而，这一理念对于革命时期的小规模组织具有可行性，但对于革命后形成的庞大政党组织就显得无力。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列宁党建思想的同时，通过强调政党初心将个人党性修养与组织纯洁性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解决了名实不副、知行分离的难题，也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创造了新的理论范式。

  在遭遇西方政治文明冲击之前，传统中国有着自成体系的德治传统和理论范式。与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化进程不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直保持整体性和实践性的特征，特别关注人心和道德，其内核可以概括为“识人心-明本心-顺民心”的动态演绎过程。“识人心”体现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方法论。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人性是建构政治制度与人伦秩序的基础。各行动主体以自己为社会之中心，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构成社会的基本伦理，形成了区别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动态且整体的“行动视角”。25“明本心”则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将义利之辨的系统性思考内化为行动准则。尽管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义利观略有差异，但“先义后利”的核心精神具有一致性。“先义后利”强调政治权力应该追求义而非利，符合民众所需的利才是真正的义，反之，若只是为了少数执政者的利，则为不义。传统儒家基于义利之辨形成了贯通个人生命意义、社会准则与国家理想的德治传统，强调知识精英应追求德性修养的“内圣”，方能参与政治，施以“王道”。“顺民心”是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的合法性。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传统政治将民心、民意作为执政的根基，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把民心向背作为王朝的“天命”。

  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相去甚远，但儒家实际具备了政党的一些基本特征，既有精神领袖和成熟的意识形态，也有参与政治的组织体系和实现机制，更有大量的儒家知识分子成为其“党员”。儒家通过“内圣外王”的思想建立起系统性的“仁政”理论体系。儒家知识分子强调的“明本心”是传统“心学”的重要内容，构成了理解儒家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道德准则。义利之辨具有多重义涵，不仅涉及道德和利益的问题，而且包含政治领域的权力和正义的问题。义利之辨的政治学义涵源自执政者的私利与民众的公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表达的是对制度、君主行为之私利化、专利化趋势的否定。26作为确立道义与利益关系的原则，它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使治国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伦理准则，抓住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治国的根本问题。义利之辨非常巧妙地解答了小人与君子、个人与家国、公与私、君与民、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对立难题，并且形成了“贤者治国”的政治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讲，义利之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公私之辨，是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普通群众利益与精英群体利益之辨，它与现代政治关注同样的主题，却给出了迥异于西方诉诸外在权力制衡的政治传统和思维范式。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延续了心学的政治哲学传统。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27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全新理论。第一，将政治纲领上升到理想信念高度，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心、信念之心、理想之心。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宗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观。第三，从工作方法上强调群众路线，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将人心、民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第四，从党性修养上要求所有党员时时叩问初心，明确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初心”问题，2015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谈到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时曾强调，“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28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29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德治传统中“内圣外王”的政治传统有机结合，形成了自我反省、自我革新，以党员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组织的自我革命，进而引领社会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30初心之辨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的义利之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国家与社会”说到“初心与使命”说：中国政党理论的范式转换

  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实现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政党理论研究范式。徐复观指出，“在中国过去，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对立。对立程度表现的大小，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衰”。31牟宗三将德治传统的困境比喻为“良知坎陷”问题。这些特征使得以心性为主导的儒学难以进入当代的政治哲学，因为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现代政治是以权利和法治为本位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初心与使命”的新理论范式，不仅打通了中国治理传统的现代化之路，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不足。

  （一）“初心与使命”说的形成

  “初心与使命”说迥异于“国家与社会”说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如表1所示）。从理论的逻辑起点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建基于对微观个人的分析，但更加强调以抽象的个体或者权利为基础形成名义上的社会。而“初心与使命”说则从具体的人以及人心的复杂性和可塑性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和动态关系，更加契合现实情境。两种分析范式的演绎路径也大相径庭且不在同一层面，前者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中展开分析，后者则形成了从个人本心到组织的“初心与使命”，再到国家愿景的连续统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政党的组织机制方面，前者强调通过民主选举构成政党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后者虽然也认同现代政治中的代表机制，但更强调包含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以及国家意志的使命引领，形成了涵盖委托代理的使命引领机制。这套组织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独有的先锋队制度和群众路线“法宝”，形成了与西方政党以权力分配制衡来组织国家政治的根本区别。因此，在政党功能层面，前者作为利益群体的代表，构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政党分权而治的国家形态；而在“初心与使命”逻辑下，政党是崇高使命的代表，政党的使命来自人民，是民心民意的体现，因而人民、国家与政党是统一的整体，形成了独特的党治国家形态。在政治结果方面，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西方政治哲学始终面临现实主义的悖论，面临政党的庸俗化趋势和难题；而“初心与使命”说实现了政党法理与伦理的统一。基于以上两种不同逻辑理路形成的政党理论面临各自的困境，前者的现实主义倾向使得现代政治走向分权制衡的党派政治，一旦社会矛盾积累过多，就可能造成社会的撕裂；而后者作为使命型政党也面临党员干部初心之辨的独有难题，对“双面人”现象的治理成为党的建设的关键议题。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政党建设体系，不仅无法保证使命引领，更可能导致民心背离，从而损害党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初心与使命”说中的理论困境。一方面，通过构建“初心”政治伦理，超越西方政党理论的现实主义困境，实现中华优秀德治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为提升党性修养和完善党的建设提供全新路径；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系统化的使命型政治体系，明确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党组织建设提供外部制约，从而形成系统化的政党理论范式。

  （二）以“初心”为基础的党建实践体系

  习近平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3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33标志着“初心和使命”成为一项明确的政治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治议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形成了以“初心”为基础的党建实践体系。立基于“初心”的党建实践体系围绕着现实的人淬炼意志、磨炼党性，体现出对中华优秀德治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超越西方政党理论的现实主义困境，为提升党性修养提供了全新路径。

  第一，明确“为人民谋幸福”的新义利观。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基本理念。“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坚守的初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义利观。不同于西方将政党视为利益代表的集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人民群众出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让人民群众既能得到实际利益，又能够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同于传统心学以自我良知为本心的唯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和民心为对象，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新义利观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服务人民为主要功能的服务型政党，而非利益代表的中介组织。正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通过体悟民心来辨明初心，构成了每一名共产党员的良知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第二，建立叩问“初心”的制度体系。不同于传统心学主张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叩问“初心”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34使党员干部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常态化开展不同形式的主题教育和民主生活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叩问本心，回望初心。党的每一次主题教育都涉及“初心”问题，确保全体党员初心不改、价值不变。习近平强调，“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常新”。3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首次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成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三，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36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自由”，而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极自由”。37《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也强调“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38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明确要求，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在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的基础上规范政党行为，开创了政党建设的全新境界，也为初心政治扎牢了制度的篱笆。

  （三）以“使命”为引领的政党组织体系

  以“使命”为引领的政党组织体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为“初心”的磨炼提供外在参照，实现了政党理论从个体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贯通。不同于西方政党以利益为导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代理制关系已经演化为从人民中产生的党员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与政府之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委托-信心制关系。39通过明确政党的使命，形成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建立庞大组织的内部驱动机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

  第一，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定、承担与实现，贯穿执政党建设的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0中国共产党明确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政治使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视为阶段性目标，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1通过明确使命任务，实现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民族整体利益和群众局部利益的整合；通过设立阶段性规划，引领全社会达成共同目标并为之奋斗，是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独特运作机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第二，建立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确保历史使命的顺利实现。习近平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42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彰显了“组织起来”的行动特质和强大组织力。43从组织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支部建在界别上、支部建在网络上、支部建在科室上等途径，织密组织网络，运用党员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培训等方式，提升组织认同。上述举措保障了组织核心稳定和组织绩效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供不竭动力。从组织架构来看，中国共产党建立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在内的组织体系，以及“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制度设计，具有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比拟的优势。从组织效果来看，与西方政党利用喧嚣民意，打着民主旗号而掀起利益争夺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指引，坚持长期主义，铸牢共同体意识，最终赢得沉淀的民心。

  第三，形成独有的干部人事制度构建组织内部驱动机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建立以“德、能、勤、绩、廉”为标准的干部选用和考核制度，形成了以“科层为体”的法治基础建构和“德治为用”的权威治理协调机制，塑造出德治科层的本土类型。44以“德”为首要地位的党政科层体系不仅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服务和奉献精神，还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发挥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的引领作用。西方以“理性人”为假设，建立政务官和事务官二分的文官制度，而中国高度重视组织和价值的整体性，强调以“党性”为前提对党政领导干部高标准要求和监督。制度与党性（组织）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45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西方学者指出后发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通过“组织化的英雄主义”构成了一种“非个人化的卡里斯玛权威”。46正是在以上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全新的政党理论研究范式和新型政党制度。

四、结论与讨论：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党理论的超越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新形势下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着力点。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在掀起一波新型全球化浪潮。尽管近年来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经验已形成诸多本土化理论，比如，党中央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识性概念，在学术界形成“使命型政党”“党治国家”“治体论”“德治科层”等学理化概念，但与西方经典理论以及传统文化的对话仍然存在缺憾。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冲击影响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也阻碍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因此，只有回归到对近代西方的经典文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辨析中，才能明晰中国政治文明变迁的主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找到理论之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扎根中国社会成长起来的政党。本文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在梳理西方政党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式现代化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以“初心”为基础的党建实践体系和以“使命”为引领的政党组织体系。“初心与使命”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全新理论范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造性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政党制度与标识性特征。

  首先，“初心与使命”说实现了政治个体与政治整体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政党理论分析范式以现实的、具体的人为分析对象，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对具体个体及其关系动态复杂性关注不足的问题，也超越西方主流政党理论中抽象的原子个体，形成共产党员初心与政党组织使命之间的连接，实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儒学虽然认识到国家治理中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强调儒家知识分子需要时刻叩问“本心”，实现个人修身与国家治理的目标合一，但夸大了意识的机能和主观能动性，在现实中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制约，人心的修炼很难形成具体的参考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和使命型特征为传统儒学的本心修炼提供了参照，通过时刻对照初心、对标使命，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够在个人发展与民族复兴中找到正确的航向，也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打开了新空间。

  其次，“初心与使命”说实现了政党伦理与法理的统一。处理好政党伦理与法理的关系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超越西方政党现实主义发展趋势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立起政党伦理与政党法理有机统一的实践新范式。一方面，通过以“初心”为基础的党建实践体系，中国共产党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的道德自觉。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实践建立在以每一名党员为核心的“人格化”47行动中，实现了政党理论中人的回归。另一方面，通过以“使命”为引领的政党组织体系，推动政党治理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为初心和使命的实现提供刚性保障，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既通过严明的党内法规和政治纪律来确保党的伦理优势，又通过法治体系构建将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理念转化为现实，实现了价值引领与法理约束的辩证统一，形成了既有伦理温度又有法治力度的新型政党制度。

  最后，“初心与使命”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中国共产党肩负领导人民建立新型国家、改造传统社会、消灭阶级剥削、推动现代化建设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不变的底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始终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不动摇，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和手段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初心与使命”范式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从哪里来，身处何地，将欲何往的问题，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将每一名党员统一到增进人民幸福、社会福祉、公共利益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明确阶段性的使命担当和角色功能，持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日益凸显出先锋队政党的特质，形成了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标识性特征和新型政党制度。这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气，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政党理论桎梏、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参照，成为开创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实践与制度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治理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3BZZ07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