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治理与“内嵌中间”的生产*

一、软任务做实：社区办活动的兴起与困境

  长期以来，社区活动并不是基层治理或社区研究的焦点，它属于文体口的日常工作，是边缘的软任务，常常通过“选择性应付”①或“可见性营造”②来象征性完成。但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及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这几条线索的综合发力，社区办活动出现了常态化的新现象。不同于传统做法，当前活动频次高、形式新、综合性强、居民触及面广且媒体可见度大，有将软工作做实的趋势。同时，不同于其他事务性工作，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其成效有赖于持续高频举办，因此需要大量人力及一定物力投入。那么，基层如何实现从应付式地办社区活动到做实社区活动？尤其是在居委会普遍行政负担过重、“居钱街管”而缺少定向经费以及社区公共空间不足的背景下，如何能常态化地办活动？

  本文发现，新型活动与传统文体工作的本质区别在于，由社区办活动的资源困境（体现在经费、人员、场地三方面）引发的资源动员过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和治理系统之间的对接转化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居委会尝试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对接转化中寻找增量，使权力运作空间和社会参与空间同时生产。在经年积累下，这一对接转化机制以流动的形态留存，社区办活动从提供公共服务的即刻“目的”变成营造治理共同体的长期“手段”，在国家-社会交界面上生成“内嵌中间”。正是在此意义上，看似无足轻重的社区办活动有了成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可能。“活动治理”关注基层治理在服务型政府转向中的新老机制对接，隐含了中国式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线索，探索了如何以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国家-社会之间正在生成的多样化的连接协商机制。

二、文献：把“办活动”带入分析视野

  （一）活动治理：对接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的尝试

  转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③社会治理方式也相应变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共治，国家不断探索将多元社会力量吸纳进治理的路径及柔化方式，使基层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和延展性。本文着眼的新型社区活动即为这一进程中的新兴现象，体现出不同以往的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的对接：一方面是形态和内容上的“接地气”，体现为更具吸引力的频率常态化和内容综合化；另一方面是考评和支持来源上的“接天气”，体现为政府引导的强化（增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考评机制，由社区居委会参与组织）和资源的多元化（街道、民政部门、社区基金会等）。这一对接使新型活动以一种独特的流动形态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上，既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的群众工作，又不同于城市化早期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呈现出治理与生活交融的中间形态，这在现有文献中尚未有专门的讨论。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出现生活转向，家园、情感等生活意义上的价值在治理中被重新发现，构成本文讨论的社区办活动的宏大背景。学者们以 “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日常生活化”④“生活治理”加以概括，并指出生活治理处于正式制度与民俗民情的互动之中，是国家建构和社会变迁双向运动的结果，以“动员-参与”为主要特征，基层组织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系统之间发挥转换器的功能⑤。但是，这些分析没有进入具体的互动过程，不足以展现这一双向运动的微观实践机制，即自上而下的动员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是如何互动协商的，基层组织又是如何在其中对接转换的，而这正是本文聚焦社区办活动的实践过程尝试揭示的。此外，较之组织制度等硬性层面，柔性、动态的活动很少被视为专门的治理模式，而仅被看作社会动员的诸多策略之一，前人研究或是沿国家视角，认为社区公共活动是国家力量的柔性渗透，体现了一种“新颖的群众工作方式”⑥；或是沿社会视角，从早期自发的业主活动到中期社会建设下的“社区营造”，将办活动视为建构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社区自组织的主要手段⑦。近年来，伴随着治理的生活转向，办活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量的体现而成为潮流，国家-社会边界日益模糊，最新研究尝试以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如“本土公共性生成”来揭示居民议事会、跳蚤市场和各种文化项目等“集体欢腾仪式”背后的意义⑧，但仍未进入办活动的具体过程，揭示对接转化何以达成，以及对于治理又有何深意。

  公共服务是国家借以进入生活领域并进行治理的重要载体，牵连出当前治理的生活转向中新老机制之间的张力。在顶层设计上，中央的政策理想分两方面：一方面，从人民福祉的高度定义公共服务，将其去商品化，在国家的主导下重新嵌入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面对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强供给侧改革，吸纳社会力量，培育社工和志愿者，以政府购买服务和鼓励居民自我服务来扩大供给。⑨这一设计尝试将公共服务变为生活与治理交汇、行政与社会融合的领域，以“社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⑩的逻辑，辅以项目制运作的专项基金，达成既提供服务又撬动社会参与的双重目标。但这一理想落到基层，存在资源上的两个困境：一是现有资源的缺口，在基层延续的制度安排中，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较之行政性更强的中心工作仍是软任务，在日常资源分配中处于边缘；二是资源动员中的逻辑脱节，尽管顶层设计为上述困境提供了潜在的政策话语和专项基金支持，但以项目制运作的专项基金仍是一种行政手段，具有时效明确、目标清晰等特点，与公共服务所需要对接的模糊、绵延的日常生活存在张力。换言之，面对这个转向，基层实践中的资源困境背后，是基层组织所承载的向上的行政面向和向下的社会面向之间的脱节。

  因此，如何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重新对接行政与社会，实现顶层的政策理想，成为基层面对治理的生活转向需要探索创新的重要问题。其中，新型活动作为公共服务中实践性最强、与居民互动最频繁的一端，在这一探索中具有前沿性。不同于以往的单向动员，新型活动中的资源动员发挥了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之间对接转化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办活动为目的，资源动员在治理和生活的对接中弥合了基层所面对的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张力，激活了潜在资源，使活动得以举办；二是以办活动为手段，在常态化活动经年积累下，这一对接转化机制以流动的形态留存，使生活和治理的交融在动态循环中扩大，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在生成的新型接合机制。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活动治理尽管以生活治理作为背景，但与生活治理——以国家治理目标从发展向生活的价值转向为切入点，侧重展现国家对群众新生活方式的塑造——不同；活动治理侧重实践与行动的视角，将办活动视为一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双向连接的行动，揭示基层组织在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之间进行对接转化的实践逻辑，体现出鲜明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因此，活动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以活动为治”的深层意涵，办活动既是公共服务意义上的目的，又是治理共同体建设意义上的手段。

  （二）转型中的居委会：从应付到连接的主体性变迁

  居委会位于国家与社会交界处，这一特殊结构位置使其始终交织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力量，长期存在向上（行政）和向下（自治／社会）的两个面向。在社会转型和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居委会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如何在这双重面向之间拉扯，长期备受关注。

  作为基层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组织制度视角是居委会研究的主要进路。早期的研究以行政／自治为二分框架，聚焦对其组织-功能的判定，着眼于对政府内部上下级互动进行分析。面对被建构的“自治属性”11，研究者指出，居委会的发展演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同频共振”，本质上是国家政权不断在基层社区的渗透与植入。12单位制解体后，国家为弥补对城市社区控制和渗透能力的下降，居委会被再次行政化，成为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以自治为名的居委会实则“被动行政化”13，成为“类行政组织”14，存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现实的背离15。“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象地道明了居委会在行政化时期的困境：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组织内部极度短缺的人力、财力、权力、时间等资源之间的不对称。在此情境下，居委会如何为自己寻找行动空间，成为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选择性应付”16“应对”17“共谋”18等种种策略，体现了居委会的一种较为消极的主体性19，这在组织视角下亦被理解为制度运行时的“非正式行为”。

  伴随着国家关于加强居委会建设20、社区减负21以及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22的相关意见的出台，居委会转型进入去行政化时期，政策鼓励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尝试通过去行政化为自治让渡空间。在此背景下，循沿组织制度视角，研究从居委会向上的“街-居”互动延伸到居委会在社区场域中“下向”互动—— 居委会与社区自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以及社区居民的关系实践。一种更积极作为的主体性浮现，体现为居委会主动对于社区周边各方资源的协调利用，包括对社区自组织进行服务吸纳和与辖区单位、企业进行跨边界互动的资源汲取。但引人深思的是，这一积极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自治的生成，反而体现了居委会在权责不对等和资源匮乏情况下的“主动行政化”。这一现象被概括为“去行政化悖论”，即旨在祛除居委会行政化的改革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导向了居委会“再行政化”以及行政性再生产，其背后是“科层为体、自治为用”的居委会运作机制及“国家中的社会”的逻辑，居委会仍是国家统合原子化、碎片化基层社会的工具。23这也使行政／自治二分范式下从“去行政化”走向“自治”的期待陷入僵局，需要有新的想象。

  党的十九大后，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出，基层治理体系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进，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激励政策都进一步加强24，居委会转型进入共同体网络建设阶段。服务性以公共利益价值引领跳出行政／自治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尝试破解居委会行政化之困。发展服务性而非单纯强调去行政化，或可发展自治性，或可培育公共性或社会性，从而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前者如金桥指出，居委会改革的服务性转向是摆脱“去行政化悖论”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其服务性功能的强调与凸显，使其行政性走向边缘，同时培育社会团体，从而逐渐接近自治性的一端。25后者如肖林通过对城市社区服务专项资金政策的分析指出，城市社区财政本质上是基层社会公共性重构的一部分，也是撬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走向自治的重点不在于去行政化与否，而在于如何培育公共性，必须把由国家垄断的传统公共性转化为国家与社会共同建设的现代公共性，这也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要求。26

  可见，这一转向体现出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在行政和自治之间探索了第三条道路：通过公共服务的引入，将原本狭义的行政延伸到更宽泛的社会福祉，将原本关注诉求表达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自治扩展为更宽泛的社会生活，从而将形形色色的社区服务囊括在内，为两者寻找交集提供可能。由此，居委会在行政／自治之间拉扯的两难困境，转变为其如何借服务性转向来建构向上的治理面向与向下的生活面向之间的对接和转化的问题，这在已有研究中表述为行政性与社会性兼容的问题。现有研究循沿组织制度视角发现，居委会或是以专项基金调动居民参与“共同生产”27，或是通过派生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获得“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的“双重赋能”28，从而推动多主体协同合作。可见，在当前阶段，居委会作为平台的组织功能被进一步激发。但与主动行政化的居委会在社区中的向下连接不同，作为平台的连接更鲜明地体现在国家-社会的交界面上的上下穿梭和对接转化，也因此更适用于实践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由此，本文尝试以社区办活动为例，观察这个以居委会为主体来动员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是如何在居委会的行政性和社会性之间建构交集，在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系统之间对接转化，从而柔性地编织国家-社会的交界面。

  （三）内嵌的中间：社会嵌含于国家中的新型接合机制

  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型引发学界的长期关注。转型之初，面对单位制的解体和社会的付诸阙如，学者们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以国家-社会二分为预设讨论两者的互动，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成为争论的焦点。29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主导的社会建设的深化，国家-社会之间的互渗合一30被重新发现，国家和社会的双增强与共生31成为学界尝试建构的一条不同于西方理论和现实的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解释进路。不过，现有讨论仍侧重宏观的总体研判，对国家与社会交界处的具体互动过程着墨不多，还不能很好地呈现合一中仍存在的脱节、张力及日益灵活、精细、多样化的协商过程。因此，本文尝试在国家-社会的交界面上放置一把放大镜，将问题转变为两者之间更具包容性的动态的新型接合机制的建构，超越对二分／合一的简单二分，从实践机制上揭示共生与张力何以并存。而以此为着眼点重读前人研究有如下启发。

  组织视角为长期主导，从实体载体的角度呈现了这一接合机制的建构历程。早期研究提出社会组织存在“形同质异”的问题，折射出社会为国家所吸纳的状况32，尚不构成两者之间的连接。尔后，伴随着社会建设的开展，社会对国家的“反向渗透”33、国家与社会的“互相增能”34、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35等被关注，社会组织所承载的双向连接功能逐渐浮现。近年来，随着多元共治及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推进，国家-社会交界面上的行动者愈加多元，承载连接功能的组织从单体拓展为立体、多元的组织网络36，同时政党被作为超越性力量带回37，以解释上下何以在多元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仍能整合。

  文化视角近年来复兴，尝试从文化伦理和社会基础的角度，展现接合机制建构的底层逻辑。家被作为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独特连接机制带入讨论：在乡村振兴中，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提供了国家和农民对接的通道38；在社区治理中，家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的生长点，是对接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场域。39社区志愿者是一个新的切入点，通过对其的类型学分析，追溯积极社区行动者赖以产生的多重文化源流，展现社区如何经由志愿者成为从家庭到国家的中间结构。40

  行动者视角相对小众，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它聚焦接合机制建构中主体面对结构限制时的能动性，呈现国家-社会之间的复杂张力。一项较早的研究提出以“行动者取向”取代国家-社会二元分析，以行动者之间的共生、合作、冲突和妥协展现国家-社会的“粘连”关系。41“地方性实践知识”成为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用以应对居委会行政／自治之间名实不符的张力。42在新近研究中，“势”的概念被用来展现社区工作者在“静态的形势”和“动态的走势”的限制下，充满主体性的能动选择。因此，社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既不是简单的国家代理人，也不完全是居民自治的代表，而是在各种因素、力量交汇作用下因势利导的自主行动者，使城市社区在“吾国与吾民”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43这些研究以行动者的丰富策略，阐释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何以在复杂张力中保持连续统一。

  上述研究尽管并未直接从接合机制建构提问，但涉及其中的组织制度、文化基础和社会行动。本文进一步引入实践社会学的行动视角，通过对“再生产”逻辑的探析，正面展现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生成的动态创造性机制，揭示权力的流动性及实践中的“增量”。44在此视角下，国家-社会之间新型接合机制建构在本质上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权力运作空间的再生产。但不同于前人研究中有关收粮、经营、征地、拆迁等利益冲突尖锐的“硬任务”场景，在生活治理中，基层面对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软任务”，将其做实的关键在于如何扩大供给总量及社会动员范围，而又不能以直接、硬性的方式，这就需要与民众自发的需求结合起来。因此，这里涉及转型中的新旧要素关系和组合模式，即权力运作空间的生产与对社会参与空间的让渡如何同时完成。换言之，与村干部的“软硬兼施”45、“经营性动员”46或失地农民的“问题化”47、被拆迁市民的“机会空间的营造”48等在国家-社会二分视角下，对单向度的权力运作空间或行动者行动空间的生产的分析不同，以生活治理为背景讨论国家-社会之间新型接合机制建构是尝试延续这一分析路径，但超越原有的二分预设，以具“行政＋社会”复合属性的居委会为主要行动者，展现权力运作空间和社会参与空间如何双向同时生产。

  双向行动空间的生产，扩展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叠，生成“内嵌中间”。一方面，它继承了“中间”的概念——多元主体之间的一种连接协商、沟通转译机制，是转型引发的新旧机制碰撞所产生的张力在实践中的协商空间49。另一方面，与着眼于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所讨论的，为将外来新型主体吸纳进基层治理场域、在内外连接的横向扩展机制与上下连接的纵向维续机制的互动中建构“中间”不同，本文不涉及社区外、体制外的新型主体，因此，这一“中间”的建构回到更经典的、纵向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居委会为主要行动者，展现国家-社会内部的上下张力，是如何在为推进公共服务而开展的活动治理中得以协商转化的，这是内嵌性的第一重体现，即在横切面上不涉及国家-社会关系之“外”。同时，双向行动空间的生产，是国家与社会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但两者间的力量对比仍有强弱，社会仍嵌含于国家中50，这是内嵌性的第二重体现。

三、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的典型性：办活动的常态化与资源困境

  S社区位于北京市D区，属于常见的老旧小区，居民约1400户，常住人口约3000人，以工薪家庭为主，老龄人口比重较大，内辖国营工厂职工宿舍、楼房区与平房棚户区，房地产产权构成较为复杂，有原单位制的熟人网络。小区周边有运动场馆、公园及旅游景点和餐馆、医院，距离大型商场较远，儿童培训机构很少，是一片以日常生活为主的街区。2018年以来，S社区逐渐形成了常态化办活动的特色，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队伍多、活跃度高。经早期兴趣团队整编及后续志愿服务队培育，S社区现有队伍约25支，涵盖老中青三代人，涉及便民服务、运动休闲、青少年活动及寒暑假特色课程等。这些队伍日常活动频次高，在市区街道举办的各大比赛中已崭露头角，如太极队参加过全运会，舞蹈队和乒乓球队曾获市区奖项，而足球队则是北京市8人制社区杯足球赛的发起队。在2021年的社区社会组织星级评定中，数个队伍获评区四星级、五星级社区社会组织。

  二是活动类型丰富、品牌建设意识较强。除常见的兴趣团体活动之外，S社区还常态化地组织居民议事会、综合性便民市集以及寒暑假儿童托管班，并有意识地进行品牌建设，如“六点半流动议事厅”聚焦楼院治理、环境治理、公共空间打造和老年人服务等问题，“风信子旧物大集”招募社区家庭，以孩子为中心进行二手物品交换，辅以修改裤边、理发等便民服务。亲子活动是S社区重点打造的特色，在2021年、2022年两年公益创投项目资助下，S社区创建了共享家长志愿服务队，为青少年开设暑期班，包括朗诵、书法、水粉画、手工编织、舞蹈、吉他弹唱、跆拳道等课程，随后又组建了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策划“‘社区小公民’成长计划”，将青少年活动与社区工作关联起来。以2022年为例，S社区举办活动17场，涉及冰雪体验、环保改造、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暑期少先队成长营、厨余堆肥、旧物大集、科普种植等方面。这些活动被街道微信公众号及区级媒体平台采访报道，也吸引了音乐家及其团队来社区开展儿童公益项目，使S社区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三是有意识地积累场地资源，为活动常态化提供基础。新型活动需要更大、更多元的空间，除常设的社区服务站外，S社区有意识地积累不同类型的活动场地资源，如自主改造的“共享家”“共享绿园”，按需借用的足球场、社区广场和街道小剧场，还有与相邻社区共建的西湖公园等。

  上面勾勒出了活动治理的一个典型样貌，但一个相悖的现实是，这种常态化的办活动没有太多的专门资源支持，体现在经费、人员、场地三方面。首先，社区没有定向的活动经费，需要向街道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申请，且随每年财政状况波动大，不确定性大。其次，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普遍不足：一是社区服务站普遍较小且多按阅览室设计，使用灵活度不够；二是内部道路或空地常被挪作停车位，日常空间被挤占；三是老旧小区中有一些单位制下遗留的存量空间，但往往因产权关系复杂而难以活化。最后，最棘手的是人力困境：一方面，新型活动覆盖人群广，内容庞杂，需要更多人力投入，而社区争取专项资金将存量空间改造为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考评压力，使空间切实运转也需要人力投入；另一方面，当前基层普遍存在行政负担过重、人员不足的问题，源于社区的组织架构中存在的数套岗位间重复任职，及因离职、借调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缺编。在编人员都在超负荷运转，社区没有多余的人力来实现办活动的升级，那么社区如何能把软任务做实？活动常态化和资源困境之间的张力该如何化解？

  （二）“行政性＋社会性”的再生产：实践视角下的居委会办活动

  S社区的党委书记Z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培养的第一批专业社工，因希望实践自己的专业理想于2015年调入社区工作。她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带领社区参与街道、民政局、社区基金会等下发的各类自治项目试点，训练社区工作人员写项目申请。同年调入的L曾在保险公司担任讲师，有主持文艺活动的经验，进入社区后负责文体口工作。在Z的带领下，L积极学习项目书写作及社会组织孵化，并有报考专业社工的计划。Z和L的组合是S社区较为特殊的地方，在居委会内部形成了一个“行政＋社会”的复合起点，以居委会干部身份发挥专业社工功能，不仅有专业性和在地性紧密结合的优势，还有社会组织不具备的政府平台。居委会如何在破解资源困境中建构“行政＋社会”的复合属性，并在办活动的常态化实践中扩展这一交织，使之成为国家-社会之间的新型接合机制，便是本文以实践社会学视角尝试回答的问题。

  不同于组织制度分析，实践社会学视角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致力于从中揭示动态的创造性机制。S社区中常态化地办活动即为本文尝试着眼的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其中隐含的资源和活动的再生产逻辑便是本文尝试从这一动态的“过程-事件”中捕捉的“增量”——活动治理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之间的对接转化机制——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居委会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同时生产，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内嵌中间”的扩大。活动治理的实践逻辑揭示出当前服务型政府转向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点：通过在供给过程中鼓励社会参与，公共服务实现了将其自身作为（增进人民福祉意义上的）目的和（培育治理共同体意义上的）手段的合二为一。

  本文以社区居委会为分析层次，从经费、人员、场地三方面的资源动员过程展开。在资料收集上，笔者于2022年暑期经街道介绍进入社区，自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第二作者作为实习生担任L的助手，每周跟进协办社区活动，参与了“‘社区小公民’成长计划”、“风信子旧物大集”、邻里节活动等六次大型活动，并协助居委会完成日常工作。此外，访谈包括Z和L在内的居委会干部、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等共计三十余人，收集官方文件及相关的报道等材料。

四、活动治理：治理与生活的三重对接机制

  转型中的社区居委会，在常态化办活动上面临着顶层大力推动和基层资源不足之间的脱节，要将这一软任务做实，必须进行机制创新。为此，社区居委会尝试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对接转化中寻找增量，从经费、人员、场地三个层面，建构日常生活与治理系统之间的交集，激活、扩展资源。

  （一）立项与落地：专项基金的规范化与在地化

  资源不足首先体现在经费上，社区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办活动，但可以主动向上级申请相关经费。S社区纵向活动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街道的党群服务经费，每个社区40万元，但是需要抽出大部分资金进行硬件维护更新；二是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的社区公益金项目经费，额度为8万元，街道统筹后剩下约五六万元可供社区全年办活动；三是区民政局支持社会组织培育的公益创投项目经费，每个项目大约1万元。此外，根据社区特色和实际需求，或许还能争取到街道各相关科室的临时经费支持。S社区因其多年的志愿服务队培育基础，也偶有机会通过社区基金会获得企业的横向经费支持。上述渠道中，除党群活动经费外，其余都需要居委会向街道、民政局、基金会主动申请，提交项目书，立项后以报销的形式最终获得经费。这使项目制的逻辑被带入活动治理中，如何既能向上“立项”，又能向下“落地”，成为居委会建构治理与生活对接的第一重逻辑。

  1. 立项：做实规范与制造亮点

  作为一种治理工具，项目书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活动自上而下的引导。首先，申报方向限定，以北京市的公益创投项目书为例，申报方向有如下几类：为老服务、公益二代人、自治自管、邻里互助、低碳环保和胡同园丁，与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向及社区居委会日常工作结合紧密。其次，尽管不同渠道的项目书各有侧重，但整体结构类似，都包含项目的背景和目标、具体活动内容及受益人群、已有基础和潜在风险，以及活动预算等几个板块，体现了技术治理下的隐秘把控。对于社区的一线工作者，这些板块填答起来并不简单，为了提高写项目书的能力，街道会不时安排社工机构为居委会工作人员开项目撰写及财务预算督导会，特别强调预算规范，尤其是“人要对、事要正、财要清”。因此，一份好的项目书要内化上述要求，在主题上与上级精神一致，并展现出预算的规范性和活动的可行性。

  项目申请还意味着社区之间的横向竞争，做实规范是底线，此外申请者还需制造亮点。S社区结合老旧小区特点，以长期开展的亲子、老幼互助活动作为根基，采取系列化和品牌化策略，并在内容设计上结合居委会其他日常工作，从而使项目书有亮点。如2023年的“公益二代人”项目以青少年志愿者培育为主题，先开展青少年韭菜种植活动，收获后包饺子以“尊老敬老”，同时完成厨余堆肥，最后以“社区报征稿”形式总结这一系列活动；而“风信子旧物大集”则是社区推出的邻里节品牌活动，在各类项目书中都有提及。

  2. 落地：“短线变长”“散钱凑整”与“软成果硬化”

  尽管专项基金致力于将生活服务纳入公共福祉，但以项目制运作的专项基金仍是一种行政手段，具有时效明确、目标清晰等特点，与模糊、绵延的日常生活存在张力，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钱和人的关系，项目资助的不确定性与人气凝聚所需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矛盾。以公益创投项目为例，每年申请都要满足发展新队伍的目标，但新队伍的建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情感投入和经济投入，但出于项目制本身的不确定性，加之软性的文化建设易受中心任务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这种持续性难以实现。二是钱和事的关系，项目管理的清晰要求与日常生活的模糊性之间存在矛盾。专项基金旨在撬动社会参与，对经费使用有严格要求，且有少花钱、多办事的预期，在对接日常生活时并不好花。因此，在落地环节，居委会需要努力在实践中弥合行政性和社会性，在不确定的资助中建构确定性，在规范使用经费的同时留出灵活性，在实际操作中有“短钱变长”“散钱凑整”和“软成果硬化”三大策略。

  志愿者培育是活动治理的抓手，也是专项经费的重点支持内容。组织方维护核心成员，分批拓展志愿者队伍，使“短钱变长”。舞蹈队和缝纫队是L在社区早年培养的兴趣爱好团队，构成了后续发展志愿服务队的核心。因应公益创投项目每年必须发展新队伍的要求，L先在缝纫队、舞蹈队的基础上，吸纳一些有理发、维修等手艺的居民，成立新能源志愿服务队；次年，以核心成员为基础，吸纳家长成立共享家长志愿服务队，开展社区暑托班；第三年，将暑托班扩展到青少年，成立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尽管每次申请都以不同的主题和特色活动吸收新成员，更换队名和队长，但都有老队员作为基础。如此持续资助核心成员，有助于激励其在后续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办活动是活动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队伍培育的载体。公益创投的资助金额通常不到一万元，要办十多场活动，每场平均几百元（含材料费和志愿者劳务费），组织方必须精打细算。S社区2023年暑期甚至办了36场活动。“散钱凑整”是内容策划上的重要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横向打通。针对某个队伍的项目策划要给其他群体留出参与的环节，以便在社区层面整合资金、扩大参与面。如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公益二代人”活动有意识地关联了家长、核心成员（“阿姨们”）和社区老人，既在主题上呼应了社区工作中的垃圾分类、国庆活动和重阳慰老服务，又在经费上涵盖了社区公益金（不能买食品）和公益创投项目经费（可以买食品）两笔使用要求不同的经费，扩充总量、互补使用。

  二是纵向打包，通过设计系列活动提高物资（如为邻里节采购的野餐垫、折叠桌以及棉花糖机和爆米花机）的重复利用率，营造稳定的受众群体。社区活动的参与全凭自愿，为了能动员到持续参与者，活动还辅以积分换奖、集章打卡等激励方式。

  此外，拍照、录像记录活动都是将“软成果硬化”的重要环节。每次活动现场都会打出多个条幅，以便后续拆分，打包进不同的项目向上报送，这体现出社区同项目制与日常生活的再一次对接。以2022年的国庆活动为例，主体是儿童汇报演出，中间加入居民朗诵和太极表演，观众为儿童家长及社区老人，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吃了饺子、面条。屏幕上滚动的标题有“童心迎国庆 雷锋志愿向未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S社区国庆专场演出”，条幅则是“喜迎党的二十大 重阳欢聚S社区”等。

  综上所述，专项基金激发了社区办活动的主动性，但也因此引入项目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通过上述策略，居委会既内化了制度要求，用足本地特色申请到经费，又在落地中有策略地使用经费，使活动与本地社会生活更好地融合。其中的行动逻辑超出了以往项目落到本地生活时“控制／反控制”的博弈51，体现为一种双向建构：既为权力运作扩展了方式和范围，也为社会参与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体现了治理与生活的对接转化。

  （二）“服务对象就是队伍”：人的动员与再组织

  项目制旨在以小额经费引导并撬动其他资源，需要社区自行配套人力，而较之基层其他硬性考核指标，文化建设的考评仍是软性的，这使办活动在正式的考评体系里是“看不见”的工作，难以调动同事支持。与此同时，新型活动为了加大吸引力，增加了大量后台劳动，如场地布置、人员组织、各方协调及结束后的打扫复原等，使得人力困境更为突出。如何争取到居民的支持以扩充人力资源，成为能否办成活动的关键。为此，Z要求每个社区工作者都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并提出“你的服务对象就是你的队伍”的建设策略，更直接地体现了治理和生活的对接。那么，这一将服务对象转化为队伍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1. 建构交换：瞄准需求、激活人力

  传统治理模式下的居委会以应对上级任务为主，与社区中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接触较多，对中青年触及较少。伴随转型，居委会要主动寻找不同群体的需求与社区工作的结合点，扩大参与动员范围。S社区足球队聚集了七八十位中青年男性，活跃度较高。足球队的组建缘于2017年社区开展老旧小区外墙整治，居委会没有人力清理楼道里的堆物堆料，Z书记尝试利用社区的两个笼式足球场，以成立社区足球队的方式调动居民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她招募足球队成员，尔后通过申请的社会组织培育经费来租赁足球场，而足球队则利用每次活动前的热身来帮助社区搬运堆料、清理楼道垃圾。足球队用对社区的公益服务记录时长换取足球场相应的使用时长，由此形成“以服务时长换使用时长”的规则。

  此后，这一交换逻辑应用到更多场景。2020年，由旧锅炉房改造的“共享家”落成，扩展了社区公共空间，而空间维护工作同样适用“以服务（清洁维护）换（各社团）使用”的规则。2021年，针对寒暑假社区儿童无人看管的问题，社区组建了共享家长志愿服务队，进一步扩展适用场景。“以（为社区）服务换（团队）使用”的背后，是社区内部资源的打通与盘活。在专项基金撬动下，居委会尝试通过建构交换来推动居民的自我服务，使行政性和社会性得以交融——居民受益的同时需提供志愿服务，而居委会则从传统的服务提供者变为新型的资源链接者。

  2. 搭建平台：引入外部资源，提升社区认同

  除活化社区内部资源外，Z还会带领L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链接外部资源，为本地队伍赋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专业社会组织的功能。如Z长期培育社区亲子足球队，向街道、民政相关部门申请经费，聘请北京队专业球员执教，发起社区足球邀请赛暨足球嘉年华活动，并邀请市级相关部门领导、著名足球解说员、青训教练参与，活动获《中国体育报》报道。L则长期培育舞蹈队，请区健美操舞协会专业老师指导，带队参加区冬奥舞蹈比赛、广场舞大赛，舞蹈队获评2022年度市二星级全民健身队伍，舞蹈队队长获得2023年度市五星级志愿者称号等。对于外部资源较少的亲子队伍，S社区还在内部搭建舞台，L会在每次系列活动后策划汇报演出，并联系街道或区、市级媒体拍摄，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机会。

  除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外，居委会积极链接政府内部资源，整合社区活动与居委会日常工作。社区与“志愿北京”平台合作，将垃圾分类、养老助残等工作纳入志愿服务体系，以累积志愿服务时长激励居民参与。对青少年的动员，活动策划更注重代际互动，如开展亲子运动会，组织孩子们在缝纫队阿姨的带领下制做爱心助老包，并上门赠送给社区老人等。综上可见，搭建平台的本质在于为社区引入外部资源，提升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见度，从而建构参与者的价值感和社区认同。“居委会＋专业社会组织”的双重身份使S社区可以同时调动官方和社会资源，增加了对队伍赋能的灵活度；同时，创意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志愿服务的定义，增加了行政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包容度。

  3. 深化情感：以深度投入夯实大后方

  活动治理背后都有大量繁重的隐藏劳动，如物料准备、设备运送、现场制作、场地复原等等，以社区工作者一己之力无法完成，需要得到阿姨们的支持。以2022年“‘社区小公民’成长计划”中的种韭菜活动为例，L需提前一周网购韭菜根，提前半天请人把几箱韭菜根拉去共享家，并联系十多位阿姨洗去韭菜根浮泥、修剪根系、泡水处理，再清理洗手池和地面。活动时，孩子们面前已摆上洗好泡好的韭菜根、小型园艺工具、一袋土壤和一小袋肥料，他们只需要按照老师的指导把韭菜埋进土里，倒上肥料，铲铲土。再如，节日包饺子、吃面条时，需要阿姨们和面、擀皮、包饺子，孩子们只是象征性地包几个。由于场地有限，阿姨们甚至在家里煮好面条再端到活动现场。面对活动背后大量不被看见的工作，L又是如何让阿姨们心甘情愿默默付出的呢？

  阿姨们是志愿者队伍中的核心成员（舞蹈队、缝纫队成员），也是活动治理中需要长期维护的后援团。对她们的动员，不仅要在经费上“短钱变长”给予稳定支持，还需要社区工作者真诚的情感投入。L直言要“把自己投入进去”，首先要对居民深入了解，“找准人”（家庭负担较小、有借社区实现自身价值的意愿等），将其培育成核心成员；其次需要高频的情感投入，经常打电话聊天联络感情，关注阿姨们的需求，活动留影作为志愿活动凭证，诸如此类；最后，要适时赠送小礼品表达感谢，或是借电视台采访，给予阿姨们露脸机会，作为精神回馈。

  综上所述，专项经费带来外部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社区办活动的人力资源缺口。通过交换、赋能、用情等策略，社区工作将对人的动员层层深入到社会日常人情交往的底层逻辑，扩展了队伍，并强化了核心成员的认同，体现出行政性和社会性在人的再组织中的交融。同时，作为队伍成员的居民也在参与中获得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生活意义上的受益者（活动得到项目经费直接支持），又是治理意义上的志愿者（社区多样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有赖于他们的付出）。这一双重身份，是在办活动中生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连接在他们身上的直接体现。

  （三）上下连接的公共生活：参与式空间和活动的生产

  当前老旧小区普遍活动空间不足，而活动治理以组织高频、综合、多样化的活动为特征，需要新型公共空间作为保障。本节即以S社区两个不同类型的参与式空间生产为例，展现居委会如何在行政与社会的对接中，盘活潜在空间资源，营造上下连接的公共生活。

  1. 共享家：实体性参与式空间的生产

  共享家是S社区标志性的活动空间，多方共治、协商共建，行政与社会的互动贯穿建设过程始终。其前身是集中供暖后闲置的锅炉房，在国企改制中经非经营资产移交后，产权属某国有房地产集团，但使用权因曾签署的协议未到期而属热力公司，情况十分复杂。将锅炉房改造为活动空间的提议源于一次居民议事会。随后，Z先与产权单位协商，因集团下属物业公司与社区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而进展顺利，但在动工时受到法定使用权人热力集团的阻挠，Z遂又通过街道及上级与热力集团协商，以共建的形式获得活动空间的实际使用权，同时动员社区居民积极交纳供暖费。在装修资金筹集上，Z申请了街道的党群建设经费、民政局“五力领航”的项目试点经费完成硬装，又通过发动社区居民众筹软装（窗帘、中国结、电饭锅、缝纫机等）。

  这一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对接同样体现在空间内部的设计与布置上。较之功能单一的传统社区活动室，共享家的空间设计更注重功能的复合和灵活性。共享家利用锅炉房的层高优势，将空间隔为两层，一楼较为宽敞，靠墙有置物柜、显示屏，中间是折叠桌椅和轻便沙发，里侧安装了水龙头、水池和台面，并配以电饭锅、电磁炉等厨具，便于准备活动物料及简单烹饪。靠墙有一个窄窄的楼梯通向二楼。二楼面积稍小，是带镜子的木地板舞蹈房，下方设有安全网。这个空间既可以容纳舞蹈队、太极队的日常训练和孩子们的社区夏令营，又可以举办小型的讲座，组织邻里协商议事、节庆聚餐（吃饺子、面条）和演出。从符号展现上看，共享家带有鲜明的治理特征。进门墙面醒目处贴着“党群空间”“共享家”的字样，其下是共享家社区组织风采展示，旁边是《共享家空间管理办法》和共享自治管理小组告示牌，地上支着的白板上有一周活动安排，每日三场，共计21场。在显示屏正上方挂有“D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红色统一标识，最新志愿服务活动的展板靠墙而立。整个空间呈现出既正式又日常的氛围。

  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对接还体现在空间的使用管理和活动安排上。《共享家空间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共享家是本小区对辖区内全体居民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是社区及居民组织协商议事、举办公益活动的场地”。自治小组为该空间的管理者，其成员由居民议事会选出，主要职责为在开放时间内安排成员值班，处理团体及个人对空间的预约使用申请，并遵循“服务时长换使用时长”的原则进行管理。在活动安排上分自发活动和社区组织的活动：前者主要是缝纫、编织、旧物改造、太极等社团的日常活动，后者除L组织共享家长志愿服务队常规开展寒暑期托管外，还有综合性的节庆活动。以2023年的国庆重阳活动为例，暑期班儿童、太极拳社团和朗诵爱好者为社区老人表演节目，阿姨们和共建餐馆的厨师制作饺子、面条供众人分享，共享家中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将近百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区参与的代表性，呈现出治理与生活的交融。

  2. “邻里节大集”：流动性参与式空间的生产

  如果说共享家是需要切实投入的实体空间，那么社区节日则体现了更为柔性、轻灵的流动空间生产，同样在参与式空间的建构中体现了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对接。

  “邻里节大集”是S社区着力打造的综合便民服务品牌活动，每1—2个月一次，逢周末于足球场或健身乐园开展。大集当日，足球场入口设签到处，球场前半部分为亲子二手市集，设棉花糖机、爆米花机和套圈游戏以吸引孩子；球场后半部分则摆放缝纫机、熨烫机和理发座椅，为居民免费提供缝纫和理发服务；球场铁丝网上挂着醒目的“S社区邻里节”横幅以及当月的活动主题。大集通常持续半日，参与的居民不下数百人。

  热热闹闹的大集将社会和生活推至前台，而背后需要社区工作者做大量的工作。一是寻求硬件支持。L需先和球场管理员协商，为社区争取免费公益使用时间，并准备好棉花糖机、爆米花机及地垫等设施。二是招募摊主。免费提供缝纫和理发服务是固定模块，由S社区近年来培育的志愿者队伍支持；二手市场经营则以家庭为单位从志愿服务队中招募，由孩子出摊，物品以玩具、文具为主。每次大集还有流动板块，L需不断拓展周边潜在合作者，如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展游园会，与医院合作开展义诊等。三是组织志愿者。L需要动员近十位核心成员完成大集的后台工作，如签到、布置摊位、搬运物料，以及活动结束后复原场地等。四是准备场地标识及拍照留档。除“社区邻里节”“旧物大集”等标志外，孩子们需要佩戴青少年志愿服务队袖章，这些都要提前准备，而活动本身也需拍照留档。可以说，热热闹闹的大集是对社区节日的创造，将闲置的足球场临时变成流动、开放的参与式空间，既灵活扩展了活动治理的空间资源，又营造了介于官方和民间的公共生活。

  综上所述，不同于传统社区空间，活动治理中的参与式空间有着更强的连接平台的意涵，需要具备灵活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促进关系的生发。这类新型参与式空间在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对接中生产出来，而常态化活动的开展正在形塑一种上下连接的公共生活，将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公共服务的内容结合起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外延，加大了生活与治理的交叠，在国家-社会之间生产出互渗交织的“中间”地带。在此意义上，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变化同样折射出治理的转型。

五、“内嵌中间”的生产：寻找国家-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本文旨在以社区办活动为着眼点，探索如何以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打破国家-社会二分的范式，呈现国家-社会之间正在生成的新型接合机制。这一机制在现象层面体现为社区为常态化开展活动进行的经费、人员、场地三方面的资源动员，在微观实践逻辑上体现为居委会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对接转化，在宏观结构变迁上体现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中“内嵌中间”的生产。具体来说，通过专项基金使用的规范化与在地化、人的动员与再组织，以及参与式空间和活动的生产，居委会在办活动的资源动员过程中，使目标清晰、时效明确的治理和模糊、绵延的日常生活对接起来，形成介于官民之间的社区空间与公共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从以往单向度的权力末梢转变为当前多向度的组织平台，居民的角色日益复合，而国家与社会交界面越来越复杂化和立体化，这需要以流动、生成的视角理解。

  着眼于双向交汇、对接转化的新型国家-社会接合机制建构，恰能揭示这种流动性和生成性。这一视角继承和发展了转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旨在展现中国国家-社会的互动是如何变得日益复杂的。转型初期，“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解释了压力型体制下，基层面对硬任务，如何将日常生活逻辑和民间观念引入权力行使过程，使权力运作空间向下生产52；转型中期，“制度硬化”展现了在政府内部规范性加强和社会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基层面对同样的硬任务，如何转而以“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使权力运作空间以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向上生产53。当前进入新发展阶段，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社会力量在国家的主导下生长，活动治理解释了基层在面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软任务时，如何通过办活动及其引发的资源动员过程，在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对接中，灵活地穿梭于制度与民情之间，将自身打造为扩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界面的柔性连接平台，使权力运作空间在制造向上（治理）和向下（生活）的对接转化中得以生产，且这一生产与对社会参与空间一定程度上的让渡同时发生，由此形成流动的“内嵌中间”。

  这种对接转化的实践逻辑或可表达为寻找国家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其反思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要看见这个寻找的过程，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叠是如何在实践中被建构、在行动中被扩展的。就本文而言，在项目经费落地、志愿者队伍建设、活动空间营造和内容生产等具体环节上，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基层的现实状况之间有诸多脱节，活动治理是通过居委会工作人员与各方沟通协商，在行政与社会之间穿梭对接而实现的，是一个生产增量的创造性过程。其次，以文化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领域，因其不涉及重大利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比较容易找到公约数的软任务领域，而活动又是公共文化中最为居民喜闻乐见的部分，这使两者之间的对接转化机制在揭示增量的实践逻辑上具有典型性，但并非普遍性意义上的代表性。此外，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基层不存在硬任务，当如维稳、疫情防控等硬任务出现时，活动治理机制或被压缩，或转为群众动员的新型手段，与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并行或者补充的关系，而非取代。因此，要从丰富基层治理工具箱、柔化治理方式的角度理解活动治理的意义。最后，本文所代表的这类以“文化活动＋志愿服务”为载体发展自治的案例，其特别之处在于将作为目的的社会和作为手段的社会合二为一，从而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约数可能取到最大，但这也意味着公约数之外的部分被忽略。换言之，国家对社会参与空间的让渡是有条件和边界的，体现在内容上为公共服务相关的生活议题，形式上为志愿服务，组织上由居委会介入孵化，空间上为居委会和自治小组共同管理的参与式空间等。这就像国家在与社会相遇的舞台上打下一道光，界定了社会可以生长的前提、范围和形态，而没有光的地方则被隐去，自治于居委会组织之下开展，社会嵌含于国家之中生长。在行政性与社会性对接中生长出来的自治实践和上下连接的公共生活，对中国式公共性的生产有什么启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抚育焦虑研究”（项目批准号：25BSH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