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早期传播、论争及影响（1919—1927）*

  近代以降，如何认识和反抗帝国主义一直是中国人民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正是帝国主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诸多灾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叫谢缵泰的香港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瓜分、共同侵略中国的悲惨境地，改绘或翻译了一幅西方列强联合宰制中国的《时局图》，①图中以盘踞中国版图的多种代表物，既形象又悲情地反映出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和国人反帝救国的朴素愿望。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王季同等创办的《俄事警闻》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就刊登了这幅《时局图》以警醒国人：“因为这一张瓜分图，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虽然不少，还有一大半是不知道的，所以特地登在第一天警闻上头，请我们四万万的中国人，都开着眼看看，扪着心想想，恐怕不知不觉要赶紧去想法子了。”②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帝国主义有关问题的追问：何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怪物、势力、“鬼子”，③还是坚船利炮、殖民主义，抑或是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时代？如何体认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强国、爱国主义，还是军事主义、霸权主义？怎样反抗帝国主义？是反对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还是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反对帝国主义，抑或只是反对侵犯他国的帝国主义？对此及相关一系列问题，不少国人都有过不同角度和层次的思考，并化之以不同层面的实际行动，或者热衷迷信之、欢迎以至于利用之，或者悲愤、自大以至于决然排斥甚至以较为原始落后的方式驱赶斗争之，或者自认器不良、技不熟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分析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以夷制夷”，其中曲折、挫折乃至失败一并展现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多是感性意义上的“爱恨交织”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⑤而之所以能进入理性认识阶段，与当时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之一却仍在巴黎和会上继续遭受西方列强欺凌这一时代现实，以及当时不少国民的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等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有关。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较为科学和理性的认识，明显受到了列宁学说特别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运用发展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深刻影响。从现有史料来看，国人对列宁及其思想主张的关注主要是受到俄国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强烈刺激。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成功之道，为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真理而又屡遭挫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道路抉择，列宁的著作与学说也因此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⑥兼之，苏俄从1919年到1923年先后发表三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土地，放弃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特权等，使“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⑦此外，还激烈抨击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中俄亲善”。⑧这三次对华宣言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大大加深了苏俄、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积极印象，为中国人民接受包括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内的列宁主义提供了现实的思想条件。

  列宁帝国主义论集中体现于列宁在1916年撰写、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和1920年6月由列宁起草并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等文献中。有论者较有新意地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⑨来概括列宁的相关思想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聚焦于世界历史的帝国主义时代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被压迫民族、落后地区应该如何采取一系列革命战略策略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等主题。

  历史地看，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对俄国十月革命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其后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进行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研究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在华传播，其所引起的相关争论及影响，对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社会思想潮流，特别是中共的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接下来侧重考察1919年—1927年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早期传播情况，尤其聚焦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的批判这一历史事件。学界已有的研究，或是普遍关注中共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⑩或是关切国民革命时期围绕列宁帝国主义论所发生的种种纷争，11其共同点是采取整体性分析路径，这些研究为本文进一步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为分析切入点，并从微观层面探究中共对反共理论的批判进路提供了有益镜鉴。

一 

  《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动列宁学说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这一组织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多样化的传播形式，“除了书籍、报刊等通常形式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与先进知识分子座谈、演讲、书信，以及共产国际会议、文件、学校培训等形式”。12一些历史事实表明，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共产国际就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9年春天，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来到中国天津，他与中国的激进民主派学生以及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当时经常有一些学生去布尔特曼那里，听他介绍列宁的学说及无产阶级的作用。13另外，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布尔特曼当时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同时也介绍了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141919年9月，俄共（布）哈尔滨委员会代表缪勒尔到天津与布尔特曼取得联系，两人共同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缪勒尔后来回忆道：“在学习和讨论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我与中国学生逐渐熟悉了，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15至于作为介绍对象的中国学生对《帝国主义论》作何反应，接受和运用的程度如何，我们暂不得知。但这些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表明，《帝国主义论》成为早期俄共（布）的代表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激进革命者进行联系、沟通和交流，甚至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理论文本。1920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半公开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16创刊号刊登了《列宁著作一览表》，其中就列出了《帝国主义论》（当时译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171924年5月12日—3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载了由李春蕃（后改名为柯柏年）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第1—6节，18当时使用的标题为《帝国主义》。1925年2月，李春蕃的译文又以《帝国主义浅说》为书名发行单行本，这便是最早的中译本。虽然当时未注明出版单位，但极有可能是在上海出版的。19《帝国主义浅说》的出版发行掀开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传播的重要一页。

  实际上，早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译本出现以前，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列宁帝国主义论在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逐渐传播开来，共产党人接受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并将其运用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20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在当时，不仅中共以列宁帝国主义论武装自己，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以后发展为青年党）等也受到这一理论的重大影响，并以之为指导开展各自的“革命斗争”。21当然，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国民党等有关政治力量进行多向互动的结果。1920年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于列宁初稿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是“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2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抉择、战略策略的制定和执行都有着直接的指导和影响。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相关精神经由1922年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直接影响到中共和国民党，列宁在会议期间约见了前来参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列宁在会谈中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两党代表分别做出了肯定的表示。23张国焘曾回忆道，“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24张国焘回国后参加了是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由陈独秀执笔，张国焘和蔡和森提出修改意见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25的惨境，并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第一部分“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明确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26这些思想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而来，“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27等论点相一致。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有关议决或宣言更是直接引述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观点，指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28这些史料可表明，列宁帝国主义论被共产国际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中共以之作为制定一系列革命实践战略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换言之，列宁帝国主义论已成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列宁帝国主义论也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孙中山尽管在早期对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存在幻想，但在其晚年接受了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指导，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纲领。一如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劳苦大众“反抗帝国主义之意……至为强烈”，29借此可以决胜国民革命。孙中山的得力干将蒋介石曾于1923年8月率团赴俄考察，9月17日，他在莫斯科参观士兵大会时发表演讲，盛赞苏俄士兵战胜其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自我强调作为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捐躯”。30但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有矛盾之处，比如1924年3月14日他在给廖仲恺的信函中评价苏俄，“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31在这里，他把支持中国革命的苏俄归入帝国主义之列，潜在地预示了他后来的反共行为。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也成为国共两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和黄埔军校的重要授课内容。根据学员王云生的回忆，第五届农讲所由苏联顾问马马也夫讲《帝国主义》（由黄平翻译），32黎诚回忆当时所学课程中有《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简史》等科目。33根据学员王首道的回忆，第六届农讲所由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三课，34毛泽东和萧楚女还组织分发了《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帝国主义浅说》等书并与学员一起学习研讨。35围绕这些课程或书籍的学习研讨，无疑促进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广大学员尤其是农民阶级中的传播。此外，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也高度重视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学习和讲授，这对提高军人理论素养、加深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很有助益。其时，由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印行的政治讲义丛刊第三种是王懋廷编撰的《帝国主义》讲义，该讲义包括了“帝国主义之内容”“帝国主义之历史的发展”“帝国主义之崩溃”等三章内容。36恽代英在《计划1927年的工作》中推荐了由张若名、任弼时合编的《帝国主义浅说》一书，该书的部分内容曾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创刊号和第2号以及《中国青年》第46、47期连载，这对传播列宁帝国主义论起到了推动作用。37

  从上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早期传播得到了多种革命力量的推动，并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因为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并非亲密无间，国民党内部阶级成分也十分复杂，对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也存在着差别，因此两党围绕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国民革命时期发生了重要争论，直接影响了革命的走向。

二

  1925年，正当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分歧逐渐凸现，国民党右派对时势发展特别是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表现出不满和恐慌，他们对中共进行了各种可能的责难和攻击。尤其是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对中共的进攻更加激烈。1925年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38戴季陶在这年的六七月间，发表了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两部著作，“戴季陶的几本小册子出版后，国内翻印者数种，出版数目约十余万册，并有数国文字译本”。39其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在社会上广泛散播，一时间，国民党内激进反对“容共”政策的年轻党员和右派的谢持等老党员都把戴季陶的文章拿来作为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理论依据。事实上，戴季陶的小册子已充分暴露其国民党右派理论家的形象，形成了以反共为核心内容的戴季陶主义。40其中，戴季陶所提出的帝国主义观直接与列宁帝国主义论针锋相对。

  戴季陶主义其来有自。从其与中共的渊源上看，戴季陶曾经赞成、宣传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者之一，并参与《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起草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因为孙中山对他的批评和他对孙中山的忠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确立根本的信仰。41戴季陶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最后经孙中山劝导而勉强同意。及至1925年5月18日至25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他向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42随后他便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43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曲解三民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宣传反共理论。“此书（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引者注）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44应当看到，尽管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提出的帝国主义观自认为是“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但我们更倾向于用“戴季陶帝国主义观”来指称，因为戴季陶事实上歪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如果顺之而称“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就可能产生认识的错谬，即把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当作孙中山帝国主义观，从而忽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别毫无疑问内嵌于更大范围的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区别之中。

  在戴季陶看来，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界说或者两种关于帝国主义为什么产生的见地：一种是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即列宁帝国主义论，这一理论主张“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至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单是资本主义的势力之一形式，除了资本主义而外，再没有第二个帝国主义成立的原因”。45戴季陶指认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内生动力，帝国主义是资本家对外掠夺的最高阶段，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的这一概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实际上，他忽视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另一种是帝国主义者的见地，戴季陶将其概括为“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所以在国民能力充实的国家，便不能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46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些国家因为人多地少所以向外扩张的结果。

  上述两种见地，对戴季陶而言都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两种理论都赞同。根据其具体论述来看，他不仅一般地批评了帝国主义者的见解，更主要是批评了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列宁帝国主义论。戴季陶批评言论的立足点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具有食欲和性欲两大基本欲望。马克思、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只看见由食欲推衍而来的经济生活问题，而没有看见由性欲推衍出来的血统竞争同时也是人类基本欲望的表现，“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打算世界平和问题的上面，把为民族竞争基本的人口问题，完全忽略了。他们常常以为解决了经济问题，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一个打算，我们要晓得完全是错误的”。47戴季陶这一论说错误地把社会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化为对经济问题的解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他还进一步曲解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泛化为消灭社会上一切差异的主张，包括消灭雌雄竞争、男女间美丑观念、性格差别观点、民族差别、民族之间的竞争等等，从而获得永久和平。48基于前述这些理由，戴季陶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主张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

  紧接着，戴季陶又指出，三民主义不仅是用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是可用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民生哲学，其关键点就是将民族的生存问题看作民生问题当中一个“最原始”“最广大”“最深刻”“最永久”的重大问题。49就这一论点本身而言，它实际上只是突出了民族问题，却直接割裂了在其时革命条件下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相关度，抹杀了社会已然存在且愈演愈烈的阶级差别与阶级斗争，从而也就忽略了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等民众中的民生问题和解放问题。戴季陶进一步强调：“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50在这里，戴季陶把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看成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对抗，否认了革命背后所蕴藏着的阶级利益对立的本质，也否认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阶级对立这一常态现象，反而将其归结到了道德评价或主观认识上，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正是基于对阶级差别和对立的抹杀，戴季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但是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51戴季陶通过否定唯物史观对国民革命的指导意义，进而否定了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必要性。

  戴季陶上述帝国主义观实际上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向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甚至可以说，这已不简单是彻底不彻底的程度问题，更主要是对帝国主义要采取反抗还是妥协的性质问题。这种帝国主义观对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他在1927年《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还直白地谈道：“我们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唤起世界民众的同情和中国国民的觉悟和组织，不是马上要制造国际战争。但是照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的作法，两三年内，就可以造出国际战争来。无智识、无组织、无训练、无交通制造设备的中国国民，岂不是悲惨到了极点了么？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平等，为民众求解放的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决不应该如此的。”52戴季陶认为要通过和平而不是暴力手段来反抗帝国主义，这一论点脱离或者无视帝国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暴力侵略、剥削中国人民的直观现实。不惟如此，他还幻想着，“在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里，中国民族的‘血统’，才可以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53进一步说，戴季陶提出的要以和平手段反抗帝国主义的观点，类似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批判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54他看不到或者不愿意反思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及人民的严重侵害，还贬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互相支持关系，这一思想完全背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存在严重阶级分裂的社会现实，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联合侵略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从而也暴露出戴季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政治立场。

三

  戴季陶主义特别是其帝国主义观甫一抛出，就受到中共的严重关切。当时，中共内部对戴季陶的阶级实质，以及他是否为国民党右派代表，曾有过不同看法，但经内部讨论后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并决定驳斥包括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在内的戴季陶主义。55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和施存统等人56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讲驳斥戴季陶主义，其中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环节，因为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清并反对帝国主义。

  陈独秀和戴季陶两人相识已久，在戴季陶主义提出后，陈独秀还特地与戴季陶面谈争辩。陈独秀敏锐地发现，“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抛出的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际上与国民党右派没有差别。陈独秀还清晰地看到，戴季陶之书“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57但是对他的批判，必须通观其根本理论，施之以整体批判，进而批判其思想各部分。自1925年8月30日开始，陈独秀相继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等一系列文章，对包括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在内的戴季陶主义的谬论予以严正驳斥，同时也较为集中地阐明了陈独秀运用和发展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论点。

  陈独秀首先就戴季陶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作如下双重批判。其一，在理论方面，戴季陶等人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58犯这种错误的人，在后果上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而且使民族解放斗争也遭受极大损失。实际上，无论是就逻辑还是现实而言，这两种斗争都是存在且不能被忽视的。从形式逻辑上看，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并行是个矛盾的现象，但从事实逻辑来说，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59陈独秀通过列举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五卅运动，以及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行动等事实，说明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的道理。这是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帝国主义紧紧把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国内军阀又进行各种破坏，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起来，这就注定资产阶级革命也很难实现彻底的胜利。“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60所以，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其二，在态度方面，戴季陶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61实际上，共产党不可能随便在国民党中扩张，因为共产党的发展需要以有阶级觉悟并能实际参加阶级斗争的分子为基础，所以，在事实上反而是共产党促进了国民党的发展，中共各级党组织从来不曾和国民党发生经济上的关系，也不会破坏革命势力以自损。

  不难发现，尽管此时陈独秀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重点没有放在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上，但是，戴季陶帝国主义观恰恰是内嵌于或者攀附于其在理论方面看不到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的天然联系，在态度方面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合作方式的各种指摘和非难之中。因此可以说，陈独秀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是放在对戴季陶主义的整体大批判之中，并且这一批判过程在不断深化。

  1925年9月11日，陈独秀署名“实”，在《向导》周报第129期上发表《寸铁》一文，特别提到戴季陶与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乃是一丘之貉。同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特别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关联在一起。根据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陈独秀肯定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62紧接着，陈独秀在1925年12月3日发表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1925年12月20日发表的《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等文章中继续批判戴季陶。陈独秀认为，戴季陶派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的最后完成，是国民党新右派，他与国民党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右派不一样，“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63这就直接点破了戴季陶作为国民党新右派的反革命实质。陈独秀从理想和策略两个层面进一步批判道，在理想上，与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反对军阀、主张联合苏俄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不一样，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而之所以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64另一方面，在策略上，国民党右派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65他们挂着革命党的牌子，却不做革命工作，宣扬所谓“真正三民主义”，实际上，他们极力排斥共产党、工人、农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无法实行民族主义，轻视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无法实行民权主义，反对阶级争斗而无法实行民生主义。综合理想与策略两个角度来判断，“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66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右派还是新右派，共产党人都必须坚决反对之。

  在1926年3月17日发表的《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陈独秀还通过论述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的意义来进一步批判戴季陶帝国主义观。陈独秀分析认为，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即国内军阀的扰乱，因此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必须反对并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针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打倒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不是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一看法，陈独秀指出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国际关系而闭关自守；从事实上看，像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虽然打倒了帝国主义在其国内的势力，却仍然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颠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无忧的”。67从这个理论和事实相结合乃至相分开的角度来看，戴季陶帝国主义观所主张的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而不管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反帝国主义运动在民族自由运动中是最有意义的。

  综上，陈独秀主要依据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有关观点，从阐明民族独立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批判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陈独秀结合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态势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半殖民地国情，结合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遵循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的批判进路，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与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存在紧密关联且互为支撑，彰显了共产党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

  与陈独秀刚开始以写信方式对戴季陶提出批评意见而带有一定劝导意味不同的是，瞿秋白直接撰文《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戴季陶主义。此文开篇直陈国民党中的“戴季陶主义”运动的要害所在：理论上是建立所谓的纯粹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其在思想上就是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就是削弱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瞿秋白进一步分析指出，包括帝国主义观在内的戴季陶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68这里，瞿秋白点出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戴季陶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实质，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最高原则；另一个是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后果，即愚弄广大老百姓，其最终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戴季陶着实刻画了以国家主义或者民族文化复归为核心的帝国主义观。

  瞿秋白从戴季陶对帝国主义历史成因的分析入手展开批判，他指出，戴季陶所谓的“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把帝国主义的产生归结为人口增加这个原因，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其时像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并不嫌多，事实上反而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如印度、中国的人口才算多。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并不是因为人口众多到其国土无法容受，“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69瞿秋白的这一研判遵循了帝国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观点，他又通过对比举例，十分明白地指出戴季陶帝国主义观所谓“人口侵略”的错谬之处。同时，瞿秋白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和人口问题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70这就是说，人口问题会随着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更容易得到解决，因为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消除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能够为各民族平等协商、通力合作解决人口问题提供重要且便利的条件。进而言之，推翻帝国主义也能够为解决世界上其他问题提供可能条件。

  瞿秋白初步总结道，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存在两个极其错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71戴季陶的结论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被推翻后，世界和平仍然无法实现，因为存在民族竞争，所以人口问题依然存在。很显然，这一结论无视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战争恰恰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身引起的，事实上，要想结束战争，只能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别无出路。另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72戴季陶错误地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幻想通过他所理解的三民主义和平解决世界问题，堕落到狭隘的国家主义境地。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不需要什么道统或者哲学思想作基础，因为它真切地反映出一般农工民众切身的政治经济要求，“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73可见，三民主义这些要求的本质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包括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外部斗争，也包括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即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戴季陶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力图用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与阶级斗争论不相容的，严重曲解了孙中山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绝不能正确引导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无法成就革命的政党。

  从上可知，与陈独秀从整体至部分的批判路径互为补充，瞿秋白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是侧重于从帝国主义基础理论本身去批判，然后进入对戴季陶主义思想实质的总体批判，即遵循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的批判进路。总的来说，陈独秀和瞿秋白互相呼应，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对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的整体批判。

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陈独秀和瞿秋白不遗余力地批判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不少共产党人也纷纷通过撰文、发表演讲等方式对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多维批判，形成了批判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的组合力量。如1925年8月8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87期上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文，1925年12月27日，他又发表《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一文，着力批判戴季陶主义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错误所在，指出戴季陶“借人口问题而为帝国主义的起点是违反民族平等道理的，所以亦就是不仁的”，74其必然结果是走向抵制革命而成反革命。恽代英对戴季陶的这一批判与前述瞿秋白对他的批判有相似之处，都看到了戴季陶对帝国主义成因分析的谬误所在。萧楚女在1925年10月20日发表了署名“抽玉”的文章《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文题上看，很显然是为了反驳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萧楚女在文中指出，戴季陶本人也曾分析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现实的中国正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争夺下的半殖民地，所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共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共产派在国民党中所努力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反抗掠夺世界大多数人类利益，阻碍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之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的工作”，75而这也正是孙中山的“遗教”和“最高原则”。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将戴季陶视为中产阶级的代表，认为这一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压迫条件下感到需要革命，就会“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迅猛发展条件下感到威胁，“又怀疑革命”，76由此深刻揭示了戴季陶主义的阶级立场。也正是在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指出国民党右派之分离分裂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77因为国民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如此有组织地、系统地、多角度地批判戴季陶主义尤其是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国民党右派及其反动立场的正确认识，这在近代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其一，中共对包括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在内的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取得显著成效，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积极巩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

  戴季陶主义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理论呈现，也是资产阶级走向背叛革命的思想铺垫，“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反动思潮”，78也“为后来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权力的活动做了准备”。79西山会议、“整理党务案”及“中山舰事件”等亦与戴季陶主义有着相似或一致的思想关联。所以，“戴书刚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80当时就连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人也公开批评戴季陶主义。81192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限制党员擅发言论》议决，特别指出戴季陶及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影响殊为不良，应如何设法防止”。82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纭……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83正如戴季陶自己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这一本小册子（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引者注）在当时竟不能取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的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84可见，对戴季陶主义的综合批判，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其负面影响，这对统一革命思想与行动是很有必要的。

  值得反思的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贯彻中共四大制定的在国民党内外“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85的要求，同时也是贯彻共产国际有关对破坏民族统一战线行为“要特别加以批判”86的指示，中共在原则上开展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势在必行，而对之批判的时机和策略则明显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主张对戴季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根据这一指示，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谈判并达成协议。87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国际不顾国民党右派大搞反共分裂事实，一味强调维护统一战线，不惜妥协而做出的让步行为。88这导致戴季陶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其扩散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即便如此，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戴季陶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观进行全面和持续的批判，对直接推进国民革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其二，中共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直接触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这一重大问题，并为提升国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扩大了群众基础。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正确与否直接造成了近代中国各种社会阶级所持的革命或反革命立场的分野，同时也呈现出各革命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彻底或不彻底的态度之别。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较早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的军阀、买办，为此主张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主张依据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辨识，正如毛泽东后来在理论上高度概括的那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89根据这一科学认识，中共坚定地坚持以列宁帝国主义论来剖解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相应的革命战略策略。

  戴季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由于其阶级局限性，难以形成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的正确认知，其对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的种种曲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国民革命之对象——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片面认识，从而造成这场革命最终走向失败。不唯如此，如果放长远看，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资产阶级内部之所以发生不同派别势力的分化，也与其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的认识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结果或是革命，或是反动，或是中立，各种态度、言行都凸显了资产阶级是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复合体。这也说明，真正把握中国国情并认清革命对象至关紧要，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走上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道路的，唯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主体。

  其三，中共通过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全面批判，有力地推进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中国化进程。

  如前所述，列宁帝国主义论传入中国之初，当时有不少政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国共两党也以这一理论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作为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共同思想资源。但是，革命理论从来不是超阶级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其反对并超越资本主义的内在品格决定了这一理论不可能为资产阶级所完全接受，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列宁帝国主义论面前总是犹豫的、矛盾的、动摇的，甚至感到害怕和恐惧。而共产党人通过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不失时机地进一步阐发了以列宁帝国主义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适切性，捍卫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意义，是彻底的列宁主义者。

  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依据列宁帝国主义论中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论述，批驳并否定戴季陶帝国主义观中所谓人口增长引起帝国主义的错误归因，强调帝国主义形成的内在经济动因；批驳戴季陶有关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片面主张，重申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上互为呼应的内在关系；批判戴季陶等资产阶级右派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妥协立场，彰显中共对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所抱持的彻底态度与立场。整体来看，这一批判过程，其于内容方面，注重从中国的革命实际需要与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和态度出发，既是中共基于中国国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学习运用，又是根据世界革命态势和中国革命实际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促进和发展。其于形式方面，注重采取具有中国特质的语言风格和话语表达方式，较为直白同时也较为在地化地表达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初步形成中共的帝国主义学说的要旨，并通过诸种报刊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

  当然，历史地看，中共对戴季陶帝国主义观的批判过程及其内在曲折，透射出如何认识并有效反抗帝国主义仍是一个至关紧要但难以一时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国人在认识方面的转变与升华，而且关乎国人在具体实践方面的介入和提升，它毫无疑义也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运用和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BKS1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