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下乡：乡村建设的一种实践图景*

一、引言 

  作为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乡村建设是贯穿中国现代化探索进程的重要实践。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回应“乡土重建”的乡村建设多重起源，到当代乡村振兴“回嵌乡土”的在地化多元实践，乡村建设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相连。①自乡村建设肇始以来，主体性缺失与农民有限参与一直是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困境。近百年来，不同形态的力量以各种目的和名义从“三农”提取资源，导致“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以多种形式外流。②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等历程中都曾出现。扭转“城进乡衰”，促进乡村复兴，可以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那么，“城进”是否必然“乡衰”？伴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加快，虽然农村劳动力外流引致的村庄空心化趋势正在加剧，但城市化进程的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人口从城市向农村回流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如学者观察到的，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不仅出现了“从乡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趋势，还涌现了“从城入乡”——市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新现象。③

  本文关注到福建省屏南县龙潭村和四川省蒲江县铁牛村的市民下乡实践。2020年11月，笔者首次进入龙潭村，之后四年陆续对以林正碌④为代表的下乡市民以及该村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这一群体活跃在乡村文创发展、古民居翻修、民宿经营等乡村建设新领域，让整个村庄“活”起来了，并描摹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诗意田园愿景。2023年1月底，笔者到铁牛村进行田野调查。以建筑师施国平为代表，铁牛村吸引了八十余位涵盖规划研究、金融投资、文化创意、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市民。他们共同打造了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为愿景的麦昆塔社区——一个麦子、昆虫和灯塔共存的社区，象征着新村民的理想国。这两个个案展现了一幅当代市民自发的“上山下乡”的乡建图景：下乡市民为乡村带来了现代生活的气息，又主动融入乡村生活，出现了繁荣的“村中城”这一新的社会形态。⑤那么，下乡市民能否成为乡村建设的新主体？市民下乡这一新现象是否能够延续百年乡建的脉络？本文将以龙潭村、铁牛村为例，阐述下乡市民如何成为乡村建设的新主体，以及他们主动参与乡村建设这一新现象背后的实践逻辑与经验启示。

二、作为乡村建设新现象的市民下乡

  乡村建设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任重而道远。⑥狭义的乡村建设着重于在物质层面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本文所指的乡村建设，是指延续百年乡建的脉络，促进“三要素”向乡村回流，利于农民自我组织，有助于乡村形成稳态治理的广义乡村建设。⑦

  （一）乡村建设的主体构成与时代流变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⑧，乡村建设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的自救与救济，⑨到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建设，⑩再到当代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振兴多个阶段。11乡村建设的主体变迁蕴含着反映时代流变特征的深层逻辑关联。城乡中国时期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对应乡土中国时期的“熟人社会”，吴重庆阐释了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推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从熟人社会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转变逻辑，12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空心化现象及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启发：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市民下乡参与乡村建设的新现象所带来的“多主体半熟人社会”，是否是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现象的一种回应？

  鉴往知来，对当代乡村建设主体问题的深刻认知，离不开对百年乡村建设主体的梳理。21世纪之前，乡村建设主体包括知识分子、乡村士绅、知青、工农兵等。13进入21世纪，乡村建设主体更加多元化，政治精英、经济能人和艺术人才等参与其中，出现了干部下乡、能人下乡、艺术下乡等现象。

  清末，“皇权不下县”，乡村建设主体多“生于斯、长于斯”，以乡村士绅为主。随着传统乡村士绅政治的逐步瓦解，乡村治理与建设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兼具文化权威、社会协调与资源整合等多重功能的乡绅群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日趋专门化的乡村能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话语与政策导向催生了一批以“劳动模范”“种田能手”等为代表的典型人物，他们往往在乡村发展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或集体动员等特定领域表现突出，具有明显的单一功能偏向。这种从“综合性治理”到“专业性贡献”的转变，标志着乡村精英类型的结构性分化。随着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与社会流动加速，乡村精英持续外流，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人才结构的单一化与治理资源的碎片化。14知识分子是近代乡建的另一行动主体，清末以来，张謇1894年在江苏南通推行“村落主义”地域综合发展实践，黄炎培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晏阳初1926年在河北定县主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1931年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这些由知识分子引领的在地化乡村建设实践，其目的在于“文化教育”“乡村自救”“社会建设”。15依据郑大华所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六百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一千多处。16这一阶段，建设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和知识分子。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深刻重塑了中国的工农关系与城乡格局，推动二者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17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乡村干部，无论在角色定位、职能属性还是权威来源上，都与传统乡绅大相径庭。1820世纪50年代，为更好地支援农业生产、工矿交通企业和大型水库等建设工地，中央要求在农村建立起一支“亦工、亦农、亦兵”的劳动大军，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困境。随后，中央两次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口增加与城市就业压力较大，为缓解这一压力，加之当时的农村亟待建设，中央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据记载，到1957年年末共7.9万城市知识青年被动员前往农村。19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被赋予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内涵，具有就业安置与思想改造的双重目标，国家先后三次（分别在1960年、1968年、1975年）号召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知青“上山下乡”是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次重大尝试，对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后来乡镇企业的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1这段历程也间接影响到80年代，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几乎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和知识分子投身农村改革调查的实践。2280年代后，乡村人口不断外流，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开始出现变化——部分来自村庄选举、政府下派等机制所产生的人员。总之，乡村建设的主体新增了外部嵌入主体。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农村从“汲取”到“给予”，23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并开展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地乡村建设实践如火如荼，参与主体也更加多元化。一是干部下乡。国家通过体制吸纳等方式推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政治精英下乡参与乡村建设。例如，2001年安徽省开创性地推行干部驻村制度，从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派优秀的年轻干部赴贫困村和后进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第一书记来推动农村发展，24驻村第一书记在发掘村庄资源潜力，提高村民组织程度，带动村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二是能人下乡。经济能人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村庄资源高效配置，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比如，“乡村CEO”“电商经营者”“下乡企业家”等。“乡村CEO”通常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或控股公司中，承担起集体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关键职能。25三是艺术下乡。这一方面延续了“送戏下乡”“文化宣传”等传播新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推动了乡村文化复兴与社区重建，例如，当代艺术家渠岩在山西许村开展的艺术乡建实践。26以上人才共同构成了服务与建设乡村的重要力量。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下乡市民，特指那些拥有城市生活经历，投身乡村建设的行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变动始终处于整个时代的流变之中，体现为从知识分子局部实验到全局性革命，27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发展。在时代变迁中，乡村建设发生了主体变化与规则调试的重大转向。28在乡村建设的主体变化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建设被视作社会改良运动的探索，而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农村的全局性革命。早期的乡村建设往往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城市被视为现代化的中心，乡村则被视为改造的对象。在该观念下，乡村建设的目标往往是单向的，即推动农村现代化以追赶城市的发展步伐。然而，随着对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城乡之间应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乡村建设的目标逐渐转变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之间的平等地位和相互支持。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的规则调试产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从限制农民进城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957年年底，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为标志，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流动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强调要防范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逐渐认识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宽落户限制，帮助他们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这一转变向城市大量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是从规范工商资本下乡到鼓励市民下乡。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帮助农民富裕，政府早期主要是通过规范工商资本下乡，引导企业与项目进村，29以集中资源、规模化发展的方式促进乡村经济提升，如“万企帮万村”，民营企业与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30随着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和城乡土地资格权益的松动，出现了下乡市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现象。

  乡村建设从乡土中国时期的“乡土重建”社会试验转变为城乡中国时期“回嵌乡土”的多元实践，与之相对应的，发生了从城市要素单向流动到城乡要素双向互动的转变。除了传统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市民、艺术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开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由此，市民主动下乡，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建设的新现象。

  （二）市民何以下乡

  市民下乡是工农城乡关系变迁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返乡、下乡浪潮，乡村建设的战略需求，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市民下乡参与乡村建设的新趋势。

  研究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时，会出现人口由大城市、特大城市向小城市甚至农村回流的现象。312024年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67%，32逆城市化势头也逐渐上升。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城市资源与产业外溢的规模也越大，33这一过程中释放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和资源，为乡村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34与此同时，乡村长期面临“三要素”大量外流的困境（尤其作为引领性要素——人才的流失），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大批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据统计，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9亿人，35乡村呈现“空心化”。另一方面，即便中国城镇化率提升至70%，农村地区仍将承载约4亿人口的生活与发展需求。36乡村建设的任务重要且艰巨，需要大量人、财、物的投入作为支撑，而按照传统的土地财政转移支付又是难以为继的。37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市民下乡或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支点之一。作为建设主体之一，下乡市民在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携带资本、技术、文化等要素，通过发动市场力量，有可能实现“自下而上”低成本的乡村建设。

  首先，市民下乡本身是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市民对乡土生活认同与向往的产物。“大城市病”引发了城市人普遍的生存焦虑与意义焦虑。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促使他们有着寻找安全食品、生态环境，以及新生活、新消费和新投资场所的诉求。38同时，在强调物质、成功与效率的竞争氛围中，城市青年的焦虑情绪被进一步放大，39某种意义上，乡村为“没有故乡的现代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选择——自然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开阔的空间，以及文化的多样性。

  其次，从经济理性的维度上看，在城市资本相对饱和的背景下，40下乡市民出于提高生活品质，寻找宜居宜业之所的目的来乡村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相较城市而言，乡村的房屋、土地、公共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价格更低，且与村民协商谈判的成本也较低。正因为乡村要素价格低，村庄的发展程度越高，其乡村要素价值的增值空间也越大。国家在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期，为乡村投入了巨量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之早期到乡村的建筑师、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以低要素价格参与乡村建设，41这两项投入带来了部分乡村要素价值的增值。许多市民下乡以及青年返乡，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寻求这种增值扩散的收益。

  针对市民下乡参与乡村建设的新现象，各地政府和基层也主动做出突破和创新，予以鼓励和引导。在立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十八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并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和福利待遇。在基层实践中，四川省郫都区棋田村从2020年起公开招募新村民，明确提出来者可获得新村民的身份认定，享受子女就近入学及与本村村民同等的社会公共配套服务，并可入股村集体新组建的实体经济组织。

  综上，市民下乡作为人的流动，遵循着人口城乡流动中的推拉原则。42可以说，市民下乡是乡村可持续发展困境与市民破解自身焦虑的双向奔赴，即市民基于个人危机，来到乡村，并建设乡村，而乡村建设此时也正急需人才的流入。一言以蔽之，下乡市民在摆脱自我困境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助力了乡村建设，二者具有一体两面性。

  （三）何谓市民下乡

  市民下乡的主体是下乡市民，但下乡市民并不是乡村建设的主要主体，而是辅助性角色，乡村建设的主要主体理应是农民。43下乡市民的概念经历了“扶助乡村群体”，到“消费投资乡村群体”，再到“建设乡村群体”的转向。2008年，肖志铭较早论述市民下乡，认为下乡市民具有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意义，44换言之，下乡市民是下乡扶助农民、助力农业现代化的群体。不过，肖志铭并未给出正式定义。该定义后来由罗士轩给出：“市民下乡”是市民为提高生活品质和寻找新的就业、创业空间而下乡开展的消费和经营活动。45依此定义，下乡市民是下乡来消费和投资的群体。田雪青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市民下乡并非只是短暂在乡村停留和消费，而是通过“城-乡”场景替代性的转换方式平衡生存压力与理想生活的长时段、反身性行动。46在既往研究关注下乡市民之于乡村发展的意义基础上，田雪青打开了乡村之于下乡市民突破自身困境的意义视角。随着市民下乡活动不断深入，长期居住于乡村的市民成为区别于老村民的“新村民”，并以新村民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他们在主观上有着建设乡村的意识，也在客观上产生了建设乡村的效果。本文将下乡市民定义为有城市生活经历且在乡村生活半年以上的“建设乡村群体”。

  根据田野观察，作为建设乡村群体的下乡市民具有三个一般性特征。其一，“在乡”，他们长期居住在乡村，不仅生活在乡，且事业在乡、认同在乡。下乡市民与参与建设的乡村并无血缘、地缘关系，而是基于业缘、趣缘等关系，迅速融入乡村，甚至将所在乡村视为第二故乡，愿意为之奉献一己之力。其二，具有建设乡村的意识。下乡市民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其认同并具有一定的契约精神、市场理念、权利观念、自治意识等（异质于老村民），且对中国乡村问题有深切的社会知觉。47以上特质有助于乡村产业升级，推动乡村产品快速融入市场体系。同时，使其主动要求自我治理，并促进了村民自治，他们也会呼吁政府治理资源对所在村庄倾斜。其三，具备一定的建设乡村的资本。除了软性的建设意识，下乡市民往往还具备一定的资金、社会资本和专业技能等。其中，经济实力是下乡市民群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基础，并影响其能否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地方教育、文化发展等公益事业。实践中，下乡市民群体的资源能够有效弥补因集体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建设需求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市民下乡与资本下乡有着本质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工商企业要求下乡寻找投资空间，资本下乡的现象开始涌现。然而，市民下乡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其指向是人口与人才的流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资本下乡带来的“精英俘获”和交易成本过高的局面。48市民下乡更看重的是“三要素”中的劳动力要素，资本下乡则主要指资金要素，二者各有偏好。劳动力要素除了考虑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等也考虑在内，资本下乡则以经济利益优先。当然，资金要素从城市流向乡村是二者的共同点。此外，市民下乡与资本下乡在行动逻辑上有三点不同：其一，标的物不同。资本下乡其目的是资本化占有资源，产生资本化收益，以土地、水面、山场、林地等实体性资产为主。市民下乡往往对乡土社会中的潜在资源更感兴趣，比如干净的水、绿色食品、清新空气、山野风光、乡土文化、邻里亲情等文化产品、社会产品或精神产品，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稀缺性。49其二，面对不同客体的转化方式不同。工商资本下乡是资本化的转化，参照市场定价；市民下乡则是个性化的，带有很强的偏好。比如断垣残壁，破旧的草帽、蓑衣等，市场价值并不高，但在下乡市民的运作中都成了个性化产品，当体验文化变成体验经济的时候，原来未被定价的各种潜在价值会自然显现。其三，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动逻辑具有本质区别。一方面，资本下乡以工商资本为主体，其核心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村集体与资本下乡的合作往往基于市场化的契约关系，村集体更多扮演资源提供者或合作方的角色，其利益实现依赖于资本对资源的资本化开发及收益分配。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村集体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相对有限，容易导致“精英俘获”或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相比之下，市民下乡以个体或群体形式为主，其主体逻辑更倾向于非经济性目标，如文化消费、情感寄托或生活方式的追求。村集体与市民下乡的合作更接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双方在资源利用、利益分配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协商空间和灵活性。因此，村集体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动性，通过挖掘乡土文化、生态资源等潜在价值，实现与市民下乡的互利共赢。

  市民下乡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流，其本质是城市居民基于多元诉求向乡村空间的流动与嵌入。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下乡，市民下乡以人口和人才流动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行动逻辑和发展特征。理论层面上，市民下乡体现了城乡关系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的转变，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下乡”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实践层面上，市民下乡不仅是一种人口流动现象，更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实践创新。它通过人才、资本、文化的双向流动，重构城乡关系，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四）市民下乡的多元实践路径

  下乡市民基于自身诉求和乡村资源禀赋，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实践路径。按照下乡市民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可分为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和生态参与四种路径。

  第一种，经济参与，激活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下乡市民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能够活化乡村资源与培育乡村多元业态，增强村庄的经济主体性。有研究指出，下乡市民在乡村创业，所创项目超过85%属于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55%的项目运用了“互联网＋”等新模式，50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数字信息服务、农村电子商务以及传统手工艺等多元化业态，带动农村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重组，实现三产融合，进而延伸了农村产业链。在创业过程中，下乡市民往往需要与在地农民联合并形成利益共享机制。例如，龙潭村的农民与下乡市民联合经营红曲黄酒，农民负责传统酿造工艺，下乡市民负责产品包装与线上销售，形成了从生产到市场的完整链条。

  第二种，社会参与，共建乡村治理新秩序。下乡市民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以及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现代治理理念。51比如，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的新村民通过民居改造、花树种植、水系整治、生态菜园建设等，推动了社区多维度发展。52更进一步，下乡市民借助较强的自我治理能力和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例如，铁牛村新村民发起“铁牛夜话”和“塘坞例会”，通过议事协商机制激活村庄自治；龙潭村新村民更是通过选举成为村委会副主任，直接参与乡村治理，发挥了下乡市民的主体性作用。

  第三种，文化参与，推动乡土文化发展与重塑城乡文化认同。下乡市民致力于发现乡土文化价值，通过灵活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参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推动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例如，林正碌在龙潭村发起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油画公益教学项目，不仅催生了龙潭村的文创产业链，形成了文化赋能经济的良性循环，还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又如，龙潭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在当地已传承16代，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原本一千多人的龙潭村到2017年常住人口不足百余人，导致四平戏陷入没人看也没人学的困境。老村民陈彩云因家乡巨变，选择返乡创业，作为四平戏剧团最年轻的演员，自2020年开始登台表演，新村民亦受熏陶，开始学唱传统戏曲。下乡市民的涌入为龙潭村带来了人气与活力。

  第四种，生态参与，助力可持续发展。生态参与路径体现了下乡市民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践行与推广。通过引入生态理念与技术，参与或支持生态农业事业，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下乡市民所具备的食品安全意识与生态价值认知，使其通过消费与生产行为践行生态理念。例如，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珠海的“绿手指”有机农园以及上海的“城市微田园”等生态种植实践，均展现了下乡市民在生态农业领域的探索。其中，“小毛驴”市民农园作为中国首个实践“社区支持农业”理念的生态农业体验园，通过自然农业技术与社区参与模式的结合，不仅为市民提供了农业体验与蔬菜配送服务，还构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信任关系，体现了城乡互助的新型发展理念。53

  事实上，在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存在路径混合的现象。为更好地呈现这一实践多样性，本文选取了具有下乡市民数量较多、实践路径多元且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等特征的龙潭村和铁牛村，作为展现下乡市民参与建设乡村实践图景的案例。

三、下乡市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图景

  以文创产业复兴古村为特征的龙潭村和以生态农业撬动生态社区营造为特征的铁牛村，其下乡市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路径虽然不同（前者侧重文化参与和经济参与，后者侧重社会参与和生态参与），但都呈现出“新主体”“新生活”“新业态”的特征。

  2017年，福建省屏南县开展“文创赋能＋艺术乡建”的探索，54吸引了全国各地艺术工作者和下乡市民前来屏南县生活、创业与创作，并以新村民的身份参与乡村建设。其中，位于熙岭乡的龙潭村，据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介绍，随着市民下乡和老村民返乡，截至2024年7月该村常住人口达821人。下乡市民的到来给古村落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2015年，艺术家林正碌带着公益教学梦想来到屏南县，面对的第一个质疑是——村民黄余清问：“画油画有饭吃吗？”此后，林正碌通过给村民免费提供画材，并利用互联网平台帮助村民销售画作，使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在此推动下，村民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最初的质疑转变为“今晚我要去画室跟林大师画画”。同年10月，林正碌主持的屏南双溪安泰艺术城公益艺术教育中心落成，人气火爆，吸引了本地村民和相当数量的城市学员在此研习绘画。部分来自城市的学员出于对田园生活的憧憬，2017年开始跟随林正碌自双溪镇迁居至龙潭村，成为龙潭村的首批新村民，为这个小村庄带来了活力。

  铁牛村，面积9.59平方公里，目前共有1073户、3634位村民以及八十余位新村民。552016年前后，施国平受村党支部书记徐帮淼的邀请来开展乡村生活创业实验，成为该村的第一位新村民。后来，施国平又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来组建麦昆塔社区，并推动当地柑橘的生态化种植转型，打造了“丑美阿柑”生态品牌。

  （一）新理念驱动多元主体互动融合

  下乡市民是城乡融合与社会转型中的新主体，以外部力量的引入，激活了乡村内部的主体性与内生动力。民国时期的乡建试验表明，乡村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更是社会改良与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通过理念的导入，乡村得以重建伦理关系与社会组织网络，从而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56龙潭村和铁牛村亦是以理念为先导，将内外多元主体相融合，最终达到“外发促内生”的效果。

  作为传统古村落，龙潭村曾是闽东北驿道交通要道上的“大村”，20世纪80年代户籍人口为1407人。57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子逐渐沦为交通闭塞的“空壳村”。当时，龙潭村只有一条四十多公里的泥土公路与县城相连，村民外出极为不便。纵使村庄的古建筑和自然资源丰富，但从未得到有效利用，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的村庄处于“无主体”状态，乡村建设无从谈起。2017年5月，屏南县意图借鉴此前在漈下村和双溪镇的文创试点经验，在龙潭村启动文创旅游减贫项目，助力乡村建设。其中，关键的一招是聘任林正碌为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总策划，引入策划专家团队，探索以下乡市民为突破口，以文创项目为牵引的多重要素回流乡村的艺术乡建实践。58

  在文创项目的发起中，林正碌提出他的艺术理念，“‘人人都是艺术家’给予绘画者积极的心理引导，表达出内心情感，把艺术潜能张扬出来。”59龙潭村村民沈明辉的代表作品《生命树》，曾亮相第七届法国里昂界外艺术双年展，他表示：“过去的生活平淡乏味，直到跟随林老师学习油画创作，才在艺术的世界里真切体会到众生平等的真谛。”60这一艺术理念实现了约瑟夫·博伊斯艺术想象的现实转化，61将绘画实践与人的主体性建构深度联结，使艺术创作成为个体价值追寻的具象化过程。一方面，“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项目使被工业化进程边缘化的留守村民重获主体认同与生命自信；另一方面，间接促使画者重新发现并诠释乡村的多元价值，彰显了公众艺术参与对乡村建设的深远意义。

  铁牛村从2006年开始广泛种植耙耙柑（即“春见”柑橘），因其果皮柔软、口感细腻、汁水充足，深受消费者喜爱，种植农户在早期能够取得可观的收入。不过，耙耙柑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如黄龙病、炭疽病等。为有效防控病虫害，果农大量施用农药。同时，为提升果实产量与外观品质，化肥也被过量投入田间。这种长期依赖化肥、农药的生产方式，已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然而，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主体责任意识早已趋于弱化，普遍持“事不关己”的态度。2017年，施国平团队以生态农业为突破口，与老村民成立了村企联合体，形成了“新村民企业（市场化运营）＋村企联合体（组织协调）＋专业技术机构（技术支撑）＋在地农户（生产主体）”的合作联结机制，将这四个部分凝聚为利益共同体，改变了以往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村民徐帮春表示：“从特别想要打除草剂，（到）尝到了生态农业的甜头后借了割草机试用，到最后自己买了一个割草机。”62在“多主体”的推动下，铁牛村实现了从单一传统农业向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转变。通过生态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和乡村旅游等多元化产业发展，柑橘被开发成多种衍生品，铁牛村的经济活力显著提升。

  在生态理念上，铁牛村作为蒲江县的首批近零碳社区试点，新村民倡导“越低碳、越健康；越低碳、越时尚”的低碳理念，与乡村原有的节俭传统和拒绝浪费、就地取材等理念十分契合，63得到了老村民的积极响应。铁牛村每年举办低碳生活节，突出“低碳饮食、低碳运动、低碳手作”三大主题，以低碳达人沙龙分享、低碳主题展览、“垃圾捡跑”沉浸式活动体验等形式，展现乡村低碳生活方式。新老村民身体力行地参与铁牛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且引导更多的人加入低碳生活的行列，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铁牛村党支部书记徐帮淼表示：“通过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村民们从最初被动接受的心态逐渐转化为主动参与的行动自觉，不仅养成了规范的分类习惯，还自发地参与到村庄环境维护中。”64

  “人人都是艺术家”与低碳生活方式的探索试验，分别在文化与生态领域展现了下乡市民引入外部理念的实践价值。这些理念不仅激活了当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推动村庄从“无主体”向“多主体”社会的转变，更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创共建，实现了乡村价值的全面提升与内生动力的激发。

  （二）新生活方式引领乡村治理创新

  乡村公共生活是农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育状况与组织程度是衡量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65新生活方式与乡村治理创新互促互进，下乡市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治理模式的变革，乡村治理创新又为新老村民生活方式的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共同推动了乡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传统乡村自治结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依赖宗族、乡绅等传统权威，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这种模式虽然在历史上维持了乡村的稳定，但也导致其信息闭塞、资源匮乏和发展滞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与市民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封闭的自治结构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迫切议题。在治理机制上，引入新主体后，外部力量无法长期替代农民的自主行动，亟需通过制度建设和规则设计引导乡村治理与建设，66为乡村公共生活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与明确指引，确保外来市民利益与本地村民利益相容，保障乡村发展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

  在铁牛村，乡村振兴工作议事机制“铁牛夜话”于2021年启动，主要以非正式会议的方式讨论铁牛村乡村振兴的相关工作，涉及发展规划，乡村振兴工作成效，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等内容，村两委的干部、合作社理事会成员、老村民代表、新村民代表、返乡创业村民等二十余人参加。更早出现的“塘坞例会”则是始于2020年3月铁牛村的郊野公园和社区营造项目，是为了顺利推进项目实施而设立的一个多元参与、信息通畅的工作推动机制，成员包括西来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铁牛村村两委干部和部分骨干村民。铁牛村通过“铁牛夜话”和“塘坞例会”的议事机制，鼓励多元参与和共创，有效提升了乡村建设工作的透明度和参与度，也让村民了解了铁牛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更愿意参与其中。西来镇镇长宋杰表示：“这些议事活动能够联系当地新老村民的关系，在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一方面让大家理念尽量相同，另一方面也可以边干边学。”67

  龙潭村则建立起“议事协商联席会”机制，成员构成包括村两委的干部、德高望重的老村民代表，以及积极建言的新村民代表。该联席会议每月定期举行，主要职能是梳理村庄发展中的矛盾，并集体研究解决方案和实施路径。“铁牛夜话”“塘坞例会”“龙潭议事”，形成了讨论和决定如何利用资源、规划发展的空间，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常态化制度，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将国家政策与基层行动相互衔接，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基层政府面对活跃的下乡市民，也积极作出政策突破。表现在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上，龙潭村和铁牛村的村两委吸纳新村民代表，将新村民纳入乡村自治组织体系，达成其自治的诉求，新村民由“被管理”走向“自我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以下人员也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即，下乡市民参与选举与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并无户籍限制，只有居住时间的限制。不过，据笔者了解，过去鲜有下乡市民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实例，龙潭村却实现了这一突破。龙潭村设立了一个“新村民小组”，符合条件的新村民可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已在村定居4年的新村民曾伟经民主选举程序，成功当选为龙潭村委会副主任。据笔者调研所知，2018年屏南县公安部门还创新性地在龙潭村发放了10个新村民居住证，截至2022年该村共有31位，屏南县共二百余位新村民获得居住证。凭借新村民居住证，可以享受当地居民的医保、社保、子女义务教育、私家车办理本地牌照等待遇。如果说吸纳新村民进入村两委是在“用人”，新村民居住证则在客观上起到了“留人”的效果。

  按照党章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铁牛村引导在本地学习、工作、生活6个月以上且相对固定的新村民党员迁入党员组织关系，参与村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来自广州的“90后”女孩、新村民高晓欣于2021年当选为铁牛村党支部副书记，从组织身份上进一步融入该村。高晓欣表示：“当选村两委成员后，方便深入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状况，与村民一起吃饭、一起玩儿，逐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圈。”68新村民深度参与乡村基层治理的这一实践创新，拓宽了新村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渠道，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推动以“内外有别”为特征的传统的封闭式自治体系，向“多元协同”的现代开放式治理体系转型。

  无论是新老村民共同议事，还是将新村民纳入村两委，这些尝试都在推动正式规则与本土规则的相互融合，旨在探索一条“上下相容”的治理路径。下乡市民在客观上扮演了活跃乡村治理的角色，他们以新村民的身份，对村两委的自治工作形成了有益补充。新老村民协同治理，有望助推经济繁荣、生态宜居、文化传承、城乡融合、智能化的现代化乡村社区建设。

  （三）新业态促进乡村多元价值实现

  下乡市民凭借其与传统乡村社会异质的要素禀赋，能够创造新的就业与创业需求。传统乡村售卖农产品的路径依赖于二道贩子来地头收购进入第一产业批发市场，生产者只能获得溢价较低的初级农产品收益。下乡市民则通过注入城市的审美品味，赋予农产品以文化创意，同时，向生态种植转型，满足当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再通过网络平台的线上销售，进入城市零售市场，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进而提升农产品的溢价。

  龙潭村拥有四平戏和红曲黄酒酿造技艺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过去未被挖掘。2017年，新村民通过资源融合将黄酒与四平戏相结合，开发黄酒的四平戏小瓶包装，并运作起新村民自创品牌“醉梦家山”，原来每公斤2.5元的黄酒提价至每公斤50元，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在新村民的资源整合下得到显化和增值。在铁牛村，通过组建村企联合体的方式将新老村民组织起来在生态柑橘领域进行合作生产，用“两个替代”（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的生态种植法打造生态丑柑示范园，挖掘乡村生态价值，提升了初级农产品的第一产业品质。随后，又利用生态柑橘，研发阿柑米花糖、阿柑鲜榨米露、阿柑荷花茶等第二产业产品，在线上线下的销售平台都获得了广泛好评。此外，新村民还经常举办“阿柑周末”“阿柑百人坝坝宴”等乡野旅游活动，开发了“365元认养一棵柑橘果树”的消费业态，招募到了二千多名“柑爸柑妈”，提升了产品的第三产业附加值。此外，新村民还绘制了一系列“丑柑”主题的卡通形象及品牌标识系统，广泛应用于村道墙面装饰、公共空间美化以及线上宣传推广等，营造出“春天采茶、夏天栽秧、秋天挖藕、冬天卖橘”的场景，整体提升村庄的文旅价值。

  下乡市民这一新主体，不仅会给村庄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业态，还能吸引政府的注意力，69撬动政府的项目资源投入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方面。龙潭村凭借文创移民打造的审美化生活方式，成为旅游发展的新亮点，并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称号。2015年，林正碌主动对接屏南县委宣传部，成功动员政府发起传统村落文创发展计划，70笔者在调研中得知，屏南县政府专项投入1000万元文创扶贫资金，系统推进乡村振兴工程，包括建设现代化污水处理设施，修缮传统酒粬作坊护亭，打造特色博物馆，以及实施建筑立面改造、管线地埋、巷道修复等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为龙潭村的艺术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铁牛村凭借新村民广泛参与乡村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不仅成功争取到蒲江县近零碳社区试点、智慧社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项重点项目，还入选了“成都公园城市”唯一的“未来乡村公园社区”，这意味着铁牛村不仅获得了县镇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在市级层面得到了关注。

  由此可见，下乡市民对乡村多元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延长产业链，助推三产融合发展，整合乡村内外部的资源，达到“内外相容”，融入高溢价的市场体系，向市场要“价值”；二是发挥自身优势，用新生活方式、新思想观念、新产业形态吸引政府注意力，争取政府乡村建设的项目资源，向政府争取“价值”。

  展望未来，随着市民下乡与村民返乡的双向流动，城乡关系正迎来新一轮历史性重构。一方面，城乡之间将从简单的供需关系转向更为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实现双向流动成为常态。另一方面，部分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或将逐步缓解，“去空心化”或可成为新趋势。市民下乡，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为追求更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而迁居乡村，将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劳动力回流也将进一步带动乡村经济振兴，塑造出以城乡融合、共同繁荣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细致勾勒了下乡市民作为新主体之一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揭示了以“新主体”“新生活”“新业态”为特征的市民下乡浪潮的乡村建设新现象。通过对龙潭村与铁牛村两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本文系统总结了下乡市民与当地村民互动融合的过程与机制，展现了新生活方式如何激发乡村治理创新的动力，以及新业态如何有效实现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价值的实践图景。

  市民下乡在乡村建设中具有多重意义：其一，下乡市民将现代性的知识、技能与经验带回乡村，推动了乡村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回流；其二，市民下乡体现了城乡深度互动的新型关系，不仅改变了乡村的传统面貌，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选择；其三，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下乡市民，其实践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单向流动定式，形成了“理念先导-要素回嵌-价值重构”的人力资本投资路径。

  延续百年乡建脉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民下乡在新时期需要关注三个阶段性命题：一是主体性重构的命题。市民下乡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新现象，如何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相结合，推动乡村建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市民下乡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如何在借鉴百年乡村建设历程的基础上，促进城乡双向互动，实现乡村社会从“无主体”到“多主体”的转变？二是制度创新的命题。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乡村建设从“无主体”转向“多主体”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权利开放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双向互动？特别是需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实施，探讨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利开放，实现城乡权利相对平等，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三是权益保障的命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71，那么未来如何更好地保护城市人才和下乡市民的权利？下乡市民作为乡村的“外来人口”，无法享有村民的诸多专有权利，但考虑到长期居住在乡村的下乡市民为乡村建设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其权责利仍需进一步明确。随着城乡双向开发，开放和保护下乡市民的权利，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为完善返乡、入乡群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公共治理问题作出有益探索。

  立足市民下乡这一实践图景，展望未来的城乡关系。一是城乡中国时代涌现出虚拟熟人社会的新熟人社会特征。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特征虽会逐渐褪去，但关系网络、社会规范和治理机制并不会在城乡社会现代化转型中消失，而是伴随着市民下乡形成具有城乡中国烙印的特征，如数字差序格局72、数实融合的空间秩序和生成式的即时性虚拟治理。二是市民下乡推动乡村建设从“无主体”到“多主体”的转变，一方面需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拓展下乡市民的权利权能，推动常住人口与公共服务挂钩，形成城乡平权的“人地钱”挂钩的权利体系。总之，下乡市民作为离城入乡的建设乡村的特殊主体，分析其如何援引规则、动员资源以及与多元主体互动实现自我价值和乡村建设价值的统一，对于理解中国乡村建设的当下与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多元化乡村治理的经验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BKS074）、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项目编号：SWUPilotPlan029）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5年重大课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编号：RSZD2025-4）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