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理与治理之间：20世纪初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

  有关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一度处于表象化和外部驱动的状态，亟待超越对人物、事件和理论等的一般梳理，深掘其知识生产、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的缺失或模糊会导致对中国心理学之“本来”的外在性理解，进而难以有效指导其“未来”。因此，不能只关注心理学客观知识的积累与转变，而要通过知识考古与解码，阐明塑造中国心理学的真实力量、文化基因和内在矛盾，追问“知识何以如此生成”的核心问题：这些知识在中国大地上是如何被选择、接受、改造，甚至扭曲的？其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是什么？理解这些深层动力，就是理解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逻辑，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运动，揭示其发展并非“纯粹理性”的线性积累，而是特定语境中复调博弈的结果。前述问题的关键，最终指向中国心理学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中的主体性问题：是做西方知识的“消费者”和“模仿者”，还是做基于自身底层逻辑的“创造者”和“贡献者”？只有看清既往知识生成的真实逻辑，才能确立自身在世界心理学版图中的独特坐标，更自觉地根据本土需求和社会现实开展知识创造，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心理学实现从“在中国的心理学”（psychology in China）到“中国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China）再到“为世界贡献的中国心理学”（Chinese psychology for the world）历史性跨越的必由之路。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交织的历史语境中，心理学作为一门西方学科引入中国，同时被寄予厚望。如潘菽就把心理学看作“了解人类，了解社会必先研究的学科”，它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确实可靠的唯一基础，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展身手”。①从西方心理学著作的译介，到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再到学科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自主研究成果的涌现，客观知识被不断生产和积累并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表征了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的学理逻辑。另一方面，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中，中国心理学并不是仅仅表现为纯粹的知识建构，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价值承诺和导向，即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从谭嗣同呼吁“心力最大”“以心挽劫”③，到孙中山倚重“心理建设”④，再到李大钊强调“吾人心造”⑤，在很长时期内，激发“虽天地不能比拟”的“心之力”都被视为医心救国的根本途径，专精心理与行为规律研究的心理学天然引起了时人超越学科的广泛兴趣。它被属望不但要“增进与保持强健之脑筋”“养成良好之习惯”“普及文字之工具”“提倡生产之劳作”“训练科学思想”，更要能够“发挥民族之精神”。⑥心理学研究的旨归转为培育“新民”、“收拾人心”的治理逻辑，心理学由此被当作说明、计算、规训和征用“心之力”的科学工具。尽管该逻辑发挥现实因果效力的程度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深度卷入了重新形塑和规治（nomos）国民自身可感经验秩序的议程，并引起心理学家的积极响应。这种主体化的可感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展现了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的治理逻辑。

  学理逻辑若是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的表层结构，那么治理逻辑就是其深层结构。前者属于冰山呈现于海面之上的显性部分，后者则是其下更为庞大和根本的隐性支配力量。治理逻辑奠定学理新知识型（épistémè）的底层逻辑，塑造学理逻辑的每一个具体侧面，而学理逻辑则表现为一定治理逻辑内部的同一性再生产。这里有必要澄清治理逻辑与心理学应用的区别：心理学的应用直接从属于学理逻辑，进而从属于治理逻辑，并根据其深层结构，技术性地再生产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本文首先分别阐述实际上一体两面的学理逻辑和治理逻辑，然后将其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特征进行比较，以展现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中内蕴于学理与治理之间的独特辩证法，并揭示其对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中国心理学的学理逻辑

  遵循西方自然科学探寻实体本质与规律的传统，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的学理逻辑强调学科建制内部的规范与发展，主要追求“有系统之真知识”，以及“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⑦何为心理的本质、发展与作用机制，使用怎样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基础研究），以及如何将其成果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应用研究），这既是脱胎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心理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作为舶来品的早期中国心理学关切的核心问题。其“影响的焦虑”同时激发中国学者走上探索本土心理学的道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把握方式，中国心理学的学理逻辑主要呈现为三个方面。

  （一）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主导地位

  20世纪初的西方心理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诸多流派和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处于主导地位的实证传统与作为其反拨的解释传统。前者将心理现象视为客观地根据其内部固有规律运转的自然之物。它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模型，借助实验的和定量的方法精确操控研究对象，“其中心理学的对象或事件被分解成定义明确、细致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⑧，从而生产出因果说明的律则性（nomological）知识。而后者将心理现象视为内在体验（erlebnis）的表达及主体间理解的时间性意义，并主张采用诸如现象学和解释学等严格方法，领会主体独特性（idiographic）体验视域融合的整体历史效果。中国心理学界也注意到这两种研究路向的差异，如郭一岑曾专门厘定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的本质区别。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区分，并且包括精神分析等在内的解释传统的心理学也很快被介绍到国内，但“真正具有实验性质的生理心理学当然是基本出发点”⑨。

  根据这一出发点，当时学界基本认同中国心理学有两条“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动物生态学的方法或实验方法去详细记载人或其他动物自受胎起至老死止之行为的发展……二是利用生理学的智识和方法去做行为之实验的分析……这两种工作都不是玄想空论，而是用实验观察去求可以实验证明的智识”。⑩就此，陈大齐把心理学作为探索精神作用“结构之状况、活动之功用、发达之程序”11的科学；郭任远主张将其完全纳入自然科学的行列，视之为生物科学的分支；潘菽申明心理学应坚持客观化原则，他相信“心理学的方法也和别的科学完全没有两样”12；卢于道指出，它作为精神科学的组成部分，同物理学一样能成为科学；基于对西方心理学演进的梳理，高觉敷将心理学界定为一门自然的和实验的科学。总之，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西方学者开辟的“动物心理与生理心理”13等领域模仿其方法展开基础研究，如：陈大齐运用实验法考察白鼠的感知觉特征；汪敬熙借助麦修斯示波器记录猫在视野运动时外膝体内产生的诱发电位；萧孝嵘和郑沛疁详细报告了手指与手臂动作准确性的相关数据和实验结果；中山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以英文发表了对皮肤电反射与情绪关联的分析。二是改造西方的研究方法或积极创造新的方法以探讨中国问题，从而逐渐“走入国人自己研究的时代”14：郭任远发明“郭窗”（Kuo window）技术动态描绘鸟类胚胎的行为发展；陈大齐论证眼球横向运动的效率优势，为中文书籍从竖排向横排的版式变革提供科学依据；艾伟的汉字心理学成果在提高汉字学习效能、汉字简化改革以及横排推广上的实践等，这些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15

  （二）心理学应用取向的早期进展

  中国心理学家不仅注重实证主义的基础研究，也努力将其成果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因为心理学“若是没有实用，科学的价值也就减少了”16。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乃至军界的诸多人士都看重心理学，并冀望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发挥作用。

  首先是心理学在政治层面的应用。陆志韦批评儒家与法家政治心理学的流弊，即一面先抽象讨论本能，一面又根据抽象的结论造出种种惊人的政治学说与教育系统，倡言对政治的心理学探索应下沉到个体间经由暗示、同情、模仿等交替刺激作用形成的具体社会互动过程，进而通过这一具体的应用科学而非基于抽象人性的旧礼法积极改造社会物质条件，为新道德开辟道路（可与当今的“儒家社会科学化”对勘）。17卫西琴借助精神分析抨击依性别差异而区分的教育目标，贯彻提升女权与推动男女平等的政治意图。他还认为中国政治机械模仿国外样本，根源在于对“国心”缺乏理解，呼吁深入探讨本土政治心理结构。18吴泽霖分析强者与弱者的心理变异形态，据之揭示帝国主义侵华的心理学机制。陈西滢声称个体冲动乃政治之基础，因此预测心理学“不久会在政治上发生影响”。19陈剑翛倡导使用科学方法探究社会政治态度，深化心理学在选举实践和法律实务方面的运用。恽代英强调不能将革命的可能性寄托于理想，而要科学调用群众心理的内在规律，“顺群众心理发展之自……在尽力范围内扶助之”。20

  其次是心理学在经济层面的应用。恰逢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所谓“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工业心理学吸引了大量目光。陈立明确提出：“工业心理学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谋增加工人自身的幸福，另一方面又谋生产的效率”，21后来更是身体力行，深入机械厂、纺纱厂调研工人培训和工作环境改良的问题。萧孝嵘鼓吹发展工业心理学：“人类因素研究之广大的运动正在开始时期。心理学现在学校、诊断室、广告公司、工厂和职业机关中之地位逐渐增高。”22孙科试图借助心理学推动广告业发展，以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壮大。23解士弘倡议将广告心理学用于振兴民族工业，从而增强国力。24谢菊会从银行家与大众两方面分析金融风潮形成和演变的心理机制，认为洞彻这两类心理有助于银行业风险治理。25张德琇则追溯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普遍濒于破产的心理学根源。26

  最后，是心理学在教育方面的应用，以及心理测验运动和心理卫生运动的大发展。陆志韦将教育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主要工作，关心“如何把写读的技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最经济的费用和时间，传授给四万万同胞”。27就心理测验而言，陈鹤琴、艾伟、陆志韦与萧孝嵘等人积极修订国外量表，编造时局亟需的标准测验。这些测验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改革、人员选拔乃至军事作训等领域，形成蔚为壮观的心理测验运动。与桑代克（E. Thorndike）齐名的心理与教育测量家麦柯尔（W. McCall）曾感叹：“我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关于心理测验运动，已开始进行……我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心理测量，当推中国为首屈一指”。281930年秋，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识到测验对干部选拔的重要作用，遂动员心理学家发起组织测验学会。心理测验“除在教育上的应用外，还伸展到实业界和当时国民党的党政部门，并重视品性测验的应用”。29周先庚、萧孝嵘与戴秉衡等积极推进军事心理测量与实践，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比尔斯（C. Beers）发起的心理卫生运动也波及中国，而且早在1930年，就有中国代表远赴华盛顿参加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当时的教育部也将“心理卫生及其方法”纳入师范生课程标准。吴南轩、章颐年、程玉麟与丁瓒等通过著书立说、开设课程、建立医院以及成立学会等方式，掀起了中国版的心理卫生运动，产生了深远社会影响。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初步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西方心理学的引入不仅带来现代的知识和方法，也创造了以他者为镜鉴反观传统的契机。这激发了当时的学者以西方为方法，以中国为问题，寻求汲取和转化传统文化以建构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可能性，如：梁启超将佛“法”阐释为深层意识理论，促成佛教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内在融通；30景昌极认为墨家与名家的论辩结构与认知方法具有独特的心理学价值；31汪震按现代心理学范畴分类统计《传习录》，建构兼具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古典心理学阐释体系；32梁漱溟区分基于事实描述的心理学与基于价值判断的伦理学，倡言凡是伦理学都有其心理学基础，故而“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33这一思想旨趣与里德（Thomas Reid）所引领并被海文（Joseph Haven）继承的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官能心理学殊途同归，他们都试图把道德哲学建立在心灵哲学之上。恰巧，1889年出版的海文《心灵学》（中译本）往往被追溯为中国心理学的源头。

  整体来看，众多学者试图经由“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并“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从而将西方心理学这一舶来学科融入中国文化语境，以使心理学的“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34当然，也有学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审视西方心理学的局限，如：余家菊质疑西方单纯针对普遍群体的实验法存在缺陷，并据此阐发荀子和朱子的心理学思想作为补救；35熊十力则基于“体用不二”的洞见，一针见血地批评西方“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反映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无从明了也”。36这一论断几乎与赖尔（G. Ryle）所揭示的把心理学概念误用为物理学概念的“范畴错误”异曲同工。正是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思想家才得以超脱西方心理学先行设定的单向度学理逻辑之窠臼。

  随着学理逻辑在上述三方面的推进，中国心理学学者共同体及学术范式日渐成型。中华心理学会（1921年）、中国测验学会（1931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年）、中国心理学会（1937年）等专业组织先后成立。《心理》（中华心理学会会刊，1922年）、《测验》（中国测验学会会刊，1932年）、《心理半年刊》（1934年）、《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年）、《心理与教育》（1935年）、《心理季刊》（1936年）、《心理教育研究》（1936年）、《中国心理学报》（1937年）、《教育心理研究》（1940年）等学术期刊次第创办。20世纪20年代国内诸多科研机构，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央研究院等也纷纷建立心理学系（所）。至此，笔者勾勒了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中学理逻辑的大致轮廓。它围绕何为心理的本质，如何研究心理现象，以及如何将其成果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这样的知识论问题，探讨心理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呈现出以实证主义传统为主导，应用心理学与中国本土心理学多元取向齐头并进的特征。

二、中国心理学的治理逻辑  

  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时人逐渐意识到“收拾人心”对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许多人有一种信仰，以为想改革中国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如想改造社会必须经过一番澈底的研究；心理学就是这种研究必须的工具之一”。37西方心理学作为探究国民心理机制的现代工具，很快进入社会改造家的视野。就此，孙中山积极呼吁国民人格的改造与建设，“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38以新的人格理想作为现代国家富强的心理基础。这意味着“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39，因为“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40。同样，在严复看来，发展“民德、民智、民力”的宗旨，即培育国民之德，并聚合国民之智与力为整体力量与外敌竞争。41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宗明义，“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但是“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所以“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2到1918年毛泽东等人发起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新民学会之时，也取“新民”为名，且最初提出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风俗”。43借助塑造新民以改造中国，将臣民转化为新民，进而建成“积民而成”的现代国家，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新民之“人心”的改造内在要求一种能够对“心之力”进行说明、计算、规训和征用的现代科学装置，这一致力于开发新民“心之力”的心理-政治经济学展现了中国心理学独特的治理逻辑。

  （一）心理学治理逻辑的理论基础

  治理不仅仅指狭义的政治安排或国家管理，“更准确地说，它指定了个人或群体行为可能被指导的方式——对儿童、灵魂、社区和病人的治理。它不仅涉及政治或经济隶属的合法组成形式，而且或多或少地涉及被考量和计算的行为方式（modes of action），即定然会对其他人的行动可能性采取行动的权力。在此意义上，治理就是控制他者行为的可能领域”。44简言之，治理意味着“对行动的行动／指导”（the conduct of conduct）45，罗斯（N. Rose）将之拓展为“远距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也就是一种“微妙的事务或利用微观权力领域来扩展跨越时空的控制”。46实际上，这种微观权力对行为的远距指导，表征了治理形式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关键性历史演变，即从康德启蒙思想吁求摆脱的“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他人”，转向福柯的再启蒙所批判的“通过内化规范与成为自己而实行自我规训”。在吉尔·德勒兹（G. Deleuze）的意义上，这正是对人类心理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reterritorialization），它指向行动可能被引导的方式，从而将“个体行动可能性场域”重新结构化。47

  由此，这种现代性治理形式就可不再依靠以传统法权作后盾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或者由宗教授权的道德标准，而是经由构建自我治理的行动可能性场域实施统治。心理学科及其生产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新治理形式的运演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只客观描述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更在治理逻辑的这一维度上卷入作为学理逻辑深层结构的权力关系重塑之中。“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48心理学不仅在表层结构通过远距的微观权力提供指导行为的一整套巨细靡遗的知识体系及行动的可能性场域，即“传统习惯的消失和对心理学技术的信任，使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自己对幸福、实现和如何养育他们的孩子的直觉”49，而且在深层结构中建构使前述权力及其规训得以可能的新的可感分配秩序和相应的主体性。

  朗西埃（J. Rancière）在更宏远的意义上将治理扩展成更具奠基性的可感分配原则，即关于什么可见、可说与可做的分配秩序：政治与美学是同质的，因为它们都组织了一个由感官知觉到的不言而喻的事实构成的共同世界，并塑造人们与之相应的新的主体性。他揭示道：

  真正配得上政治这一名称的是塑造这个共同世界的一系列观念和实践。政治首先是一种在感官数据中构建特定经验领域的方式。它是可感知、可见和可说之物的区隔。这一区隔允许（或不允许）某些特定数据出现；允许或不允许某些特定主题命名并谈论它们。它是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的特定交织。50

  故而，如果说学理逻辑是认识论层面的对某种律则式知识的追寻，那么可感分配则提示我们，由于其设定主体存在、行为与言说方式的可能性条件，治理逻辑在本体论层面决定学理逻辑的前提与界限。现代性的可感分配秩序致力于通过个体自主范式赋予心理以特权，这意味着现代性话语体系一方面将个体的抽象主体性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另一方面却把“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51，由此导致其心理特征被视为纯粹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具有内在固有属性的“类”本质，即现代心理学热切追寻的“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2而该特权恰恰是反对思辨的现代心理学的思辨效应，它不知道自身实质上反映了与其对立的支配心理帝国的可感分配秩序所建构的拜物教幻象，并维护着可感分配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

  生产方式确立了可感事物的既定分配并决定了心理出场的可能性框架和心理研究的可信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主体化的可感分配便是从不透明的生产方式背景中提取出显明的自我图形的过程。人们对生活的意识与生活的本质并不直接同一，作为生活本质所规定的生产方式不会直接向人们的意识呈现其本质属性。列斐伏尔（H. Lefebvre）有过精辟的论断：

  人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通过意识形态的论题和伦理价值，看待自己的生活和过自己的生活……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正是他们的生活，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正是他们的生活意识。53

  孙中山在曲折的革命经历中亦深有体会，并将其总结为“知难行易”“能知必能行”的“心理建设”认识论，以“破心理迷障之大敌”：

  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54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55

  “革命必先革心”，为了最大限度激发国民革命的能动性，并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势下尽可能降低对外物的依赖，心理学作为“最简易而最急切的方法”56，被孙中山擢拔为一切物质建设之基点。他致力于用资产阶级可感分配秩序的“普照之光”，将不透明的生产方式总体成像于国民的心理“视网膜”，使之成为其感知自我和社会的可信结构。此即出于“知难行易”的认识论逻辑，借助心理学的方法论，把不可感的生产方式变革从背景中提取出来，使其变成可感的主体意识图形，从而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注”到国民的自我认同与日常实践中。中国心理学的治理逻辑则内嵌于这种外显可信结构的历史转换中，把不透明的生产方式转译成个人能“感受”并践履的透明的现代体验，在科学的外衣下内隐地分配国民的“可感之物”，控制其行为的可能领域，积极培养“自觉、自强、自动、自治”之心理57，实现主体自觉的被治理。

  （二）心理学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

  治理逻辑的本质是主体化的可感分配，它决定从个体感官数据中构建特定经验的方式。在修齐治平的伦理本位传统中，个人和国家之间是无中介的直接的连接关系，“近则身家，远则天下”，58国家治理成为家庭生活的投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后者往往成为权力凝视的对象。这一特殊的治理结构导致中国存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双重可感分配，也就是在“家国连续统”中，既存在自上而下的对个体经验的直接治理，又存在对该治理方式自下而上的回应。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交织聚合，实现主体化的可感分配，这恰恰是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中面临的独特治理情势，并因此区别于西方那种市民社会个体通过心理学达成的微观自我规治。

  1. 宏观层面的可感分配

  宏观权力有意图地运用心理学的方式培育其属望的国民性，进而推动现代国家的构筑，形成自上而下的宏观层面可感分配。这体现在心理建设、新生活运动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等一脉相承的诸多方面。

  一是宏观层面的可感分配在心理建设方面的表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将人心超擢为立国之本，其遗教包括“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而心理建设被他置于首位。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59

  蒋介石亲手创办的励志社即以“革命革心”为宗旨。他认为孙中山哲学“可名为‘精神建设’”，更将“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军人精神教育’”，以及“对于党员对于国民有关人格修养的遗训，融会而贯通之”，“以为心理与精神的坚固基础，俾能振作人心而推进革命”。60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申明“励志社的工作也就是要谋求心理的建设”，并提出包括“牺牲”“勤奋”等十条信条，以修养身心，“养成最完善人格”，“造出建国的人才”。61心理建设作为“人的有机的建设……必须从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类型上去根本的解剖和彻底的分析，而后才能得到一种可教的、可型的类型来作心理建设的路线和磐石”。62“可教的、可型的类型”恰好指向对行动的“元”行动与指导，这使它升格成作为“建设的建设”的“元”建设。“心理建设”要求现代科学的普及和教育，其动力是“行”，内容是“道”，方法是“教”，围绕“新道德系统之建立”与“国民精神之改造”，将人心作为弘扬新道德之“道”的机器，“实践新道德，改造劣根性”。63一言以蔽之，“心理建设”强调挽救国家命运的关键不只是学习西方外显的器物制度，更在于国民内隐心理组织的认识论转化，即运用现代心理学的可信结构重新分配和组织国民的个体经验，以“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64

  二是宏观层面的可感分配在持续十五年（1934年—1949年）的新生活运动方面的表现。其缘起于蒋介石将列强入侵的原因心理学化为国民精神素质的劣势，“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精神，统统不如外国人，人家的精神和力量既强过我们，便随时可以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65故而，新生活运动着力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潜移默化的全域精神教育，将改造心理作为改造生活、正教图强之根本途径 ，通过心理治理的生命政治实践，重构民众的生存保障、生计发展与生命繁衍逻辑，旨在将个体意识整体纳入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与艺术化的国家治理轨道。当时的心理学家积极响应，力证“心理是本，生活是末，本末兼治，即是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也就是心理建设的基础”。66它“希望国民自动而不欲有所强制推行……是劝导的，不是制裁的……与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设’‘革命先革心’的遗教一致”，67是“无分时间，无分空间，无分人事的心理建设运动”，旨在以“最简易而最急切的方法去洗涤我们不合时代不适环境的习惯，使趋向于适合现代生存的生活”。68其核心内容为“改善国民生活习性，建立国民心理准备……以礼、义、廉、耻的修养，表现于食、衣、住、行——以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对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律己”。69质言之，新生活运动致力于通过“精神（理性）管理、控制身体（欲望），思考、寻求整体环境的秩序和卫生”，“提倡每个人不断地用精神力量来管理、控制自己的身体，换言之，即把身体看作被动的客体，把精神看作主动的主体，并由精神经常对身体进行保护、规范。故此，这种管理、控制、保护、规范的标准不是自己身体内部自然产生出来的欲求，而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并由精神来规定的人为秩序，即身体美学”。70这正符合上述朗西埃对“政治即美学”的根本指认：国民主动将自身的主体性相对化，从而服从于权力之眼对自身感性经验的分配秩序。

  三是宏观层面的可感分配在国民精神总动员方面的表现。蒋介石基于抗战救国的现实需要发起精神动员，他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检讨抗战以来的奋斗经验，“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万居首要……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者，为集中其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之。它不仅为排除暴敌之侵略，尤在于努力抗敌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71国民精神总动员包括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三大共同目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72作为心理学界的响应，萧孝嵘确证“精神总动员之科学基础当然首推心理学，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即在研究精神如何发生、如何发展、又如何改变。由此可见，推进此种工作有应用心理学之必要”。73甚至，催眠学界也顺应精神总动员风潮，“向国民党人推销作为军警教育的‘精神训练’”。74萧孝嵘将精神界定为情操、信念和行为倾向性的综合，指出：从心理科学视角看，精神总动员的第一目标是养成对国家和民族之“情操”，即对其最尊崇的、最爱护的和最信仰的情绪态度；第二目标是培养对军事和胜利的“信仰”，即必须使人深信军事工作的超越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第三目标是养成人格“倾向”，此种倾向使人不得不集中意志与力量于国家和民族的工作上。例言之，针对“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目标，萧孝嵘展开细致的军事心理学研究，主张军事教育之核心因素即为“自我教育”，它意味着调动“自我力”与“精神力”整合各种人格倾向，以系统优化其结构。“自我力”指狭义的个体自我调节的意志力，“精神力”则指在自我教育中所具有的克服自我意志力之可能，即观念和价值能够支配意志力的强度。75“精神力”对“自我力”的这种支配地位，实际上正体现了国家观念和价值对个人意志力的重新征用与分配。

  2. 微观层面的可感分配

  20世纪初的中国心理学已经为人们提供了指导行为的较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及行动的可能性场域，它体现在学理逻辑中讨论的心理学的知识积累及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方面。这些原本在学理逻辑中秉持价值中立的基础或应用研究，当其作为对宏观可感分配秩序的积极响应，被运用于重构时人的日常经验秩序之时，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微观层面的可感分配。

  首先，在政治方面，心理学家试图将亟待解决的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心理学化为国民可感的、落在其责任范围之内的诸如修身、爱国等“人事心理”。出于这一目的，萧孝嵘明确指出：“古今中外治国修身之道莫不以心理建设为本”，而“在现代环境中，吾人必须借助于心理学始能促进心理建设，旧社会趋于现代化，则心理建设中所包括之问题亦会趋于特殊化，而所用以解决此等问题之知识与技术自亦趋于专门化……是故现代心理建设工作需要心理学之专门知识与技术，始能产生最迅速，最深刻及最普遍之效果”。76有鉴于此，心理学家们从“中央神经系和自主神经系的活动”开始，“以各种科学常识来说明革命哲学”77，以实现政治经济问题的心理学化。比如，萧孝嵘认为孙中山“积民成国”的“积”就是冯特（W. Wundt）所谓“创造性综合”（schöpferische synthese），或克吕格（F. Krueger）所谓“整体”（ganz），或厄伦费尔（C. von Ehrenfels）所谓“格式塔质”（gestaltqualitäten），或柯勒（W. Köhler）所谓“格式塔”（gestalt），它们都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突现性质，故而“国不是人机械相加之‘和’而是倍增放大之‘积’，人民必须变成‘积’的现象，才能产生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都有国家的意识，而后国家乃能存在”。78国事既然是“人群心理之现象”，那么治国就在于如何调动和放大国民的“人事心理”，因此，军事、政治、教育、实业、医学等方面的举措都应以“人事心理”原理为依据，并由此展开具体工作。

  其次，在教育方面，教育内容、方法与目的之选择反映了可感分配秩序，它通过分配角色、界定能力、规范行为等形式构建受教育者的感知框架。教育救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思潮，其旨归正如杜威早就提醒的，中国人要想改造自身，最重要的便是心理的改造。79正是由于重视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回应重塑国民精神的现实关切，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才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心理学的问题，凡教育上所遇到的困难，无论是关于方法的，教材的及儿童身心的，都非从心理学中间寻求解决方法不可。80

  比如，章益在安徽全省教育局长会议（1929年）上就倡议推广心理测验以促进教育的科学与规范，即精密认定个体身份的分类标签，校准其理解自我和世界的认知滤镜，优化人力、时间与金钱的高效分配。81心理学更被认为有助于达成“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82这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教育目标。程时煃直接采取心理学路径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他测量南满中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揭露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冲击与扭曲。83萧孝嵘等广泛借助量表工具澄清国民心理能力发展水平，强调“这两种民族（中国和美国）在智力测验的分数上没有可靠的差别”84，通过科学心理学证据提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最后，在心理卫生方面，它不仅分配界定心理状态正常与否的经验秩序，而且将国民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到关乎民族兴亡的高度。“世之病中国者，皆有指为麻木不仁之病……则今日之医中国……而当首医其脑。”85华人不能护脑，通国皆成病夫，瞄准这一焦虑的社会心态，商人黄楚九开发了现象级的“艾罗补脑汁”。他将20世纪理解为“脑力竞争之时代……今我中国……欲求争存于二十世纪之内，独立于列强之中，飞跃于大陆之上，凡具有头颅而不负祖国数千载文明之名誉者，岂得不以优胜劣败数字印于脑纲之内也哉？……但有所虑者，我同胞……脑力虚弱，处此竞争剧烈之场， 若不急图补救，前途何堪设想？……此艾罗补脑汁输入中国之原因也。药既到，乃我四万万人无穷之幸福合得数”，宣称“而今后吾中国饮此汁者：在政府，或可以义利明而取舍贞，在将士，或可以成败明而勇力果；在维新者，或可以处事明，而作为有益；在游学生，或可以见事明而学术猛进”。86黄楚九将宏观的种族优劣问题转化为微观的智力高低问题，询唤国民个体把“强种救国”的宏大叙事转化为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必须“强身补脑”的感性经验，由此“将商品及商品消费赋予承担种族、国家兴亡的意义”87，从而取得道义与经济的巨大成功。

  更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盛况空前的心理卫生运动。其倡导者之一吴南轩热切呼吁：“我国今日正当国难严重之际……我们如果诚欲实现心理建设，以复兴民族，解舒国难，则必提倡研究心理卫生。”88民众心理卫生状况不仅会影响个体幸福及社会服务能力，而且与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民族道德都密切相关。89吴南轩尤其重视学术团体、慈善组织、宗教机构等在心理卫生运动中的作用，无形中推动了微观权力自下而上参与治理逻辑的布展。在西方心理学中往往被个体化、技术性地处理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超擢到关乎民族存亡与形塑新民的高度。只有立足这一语境，才能理解萧孝嵘为何“反常识”地将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界定为心理学在现代人格修养方面的应用。90章颐年更是倡言要从娃娃抓起，借助心理卫生知识规治儿童的经验秩序，造就其健全的国民人格。91

  借由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双向交织聚合，（国民）主体的心理生活被征用为可以计算和开发的心理资本。由心理学重新定义的国民道德、民族精神、爱国情操或是合群素质等伦理属性，成为御辱复兴和社会建设的关键要素。 

  将主体置入国家社会整体考量的理性逻辑。不仅是体力与智力，也包括了伦理性的心力与德力，都分别被定义为价值体系中的元素，而被纳入利益功效计算与生产模式之中。个体的全部生命面向——包括主体最根本的伦理位置——也因此成为被国家所计算与管理的可见性材料。92

  当时的心理学家不再满足于做知识的搬运工，而成为嵌入特定历史条件与权力结构中的能动者：他们主动地将时代精神赋予心理学，使其不再停留于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而是转变成用于形塑作为新民的中国人现代主体性的精神装置，试图以之促成救亡图存的社会经济革命。这正表征了中国心理学现代形成中的心理-政治经济学逻辑。

三、学理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撞

  需要注意的是，学理逻辑与治理逻辑这两大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以固定的模式投射到中国与西方心理学各自的发展脉络中。如果说西方心理学的治理逻辑先于学理逻辑诞生，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了新的个体本位的学理秩序，并赋予民众在空间上变得可见可感的个体化规治形式，而且这一规治由于学理逻辑对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变成个体主动的被规治，那么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则同步于个体与共同体脱嵌的过程，其治理逻辑与学理逻辑之间显现出共时性表里关系的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一特征的有意运用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心理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心理学的比较优势。

  （一）西方心理学治理逻辑与学理逻辑的历时性互动

  西方心理学的治理逻辑与学理逻辑突出地表现为历时性的先后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原来依附于封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臣民逐渐“脱嵌”成现代的市民主体（citizen-subject）。1776年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将封建制人身依附关系语境中的“subject”（臣民）涂改成资产阶级自由政体语境中的“citizen”（公民），就是这一过程的显著标志。黑格尔把摆脱人身依附性的脱嵌过程解释为“劳动所包含的解放的环节”：作为所有权“占有来源”的“个人的劳动”是市民社会的第一个环节，“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93“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其劳动获得的财产“来证明他在本行业中所达到的成就，借使自己得到承认”，94进而获得自身人格的实现。这就是黑格尔的“劳动-财产权-人格的实现”三部曲。它超越康德式作为先验统觉同一性和先验自由的人格的纯粹主观性，生成了基于私人财产权的经验性人格类型，从而为心理学以实证方式把握人格铺平道路。随着市场交换的抽象机制开始凌驾于共同体之上，充任其现实表现的只剩下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即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的个体化人格，作为资本荒漠中的孤独沙粒，就像一个脱离母胎的婴儿，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暴露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的沙暴面前。故而在现代心理学的学科建制诞生之前，其赖以存身的个体主义治理逻辑便已在西方观念与现实中先行奠基。这套逻辑率先在市民社会土壤中培育出一种符合其规治需求的新的人格类型——一个被预设为独立、自省且能自我剥削的治理化主体。这一“理想类型”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却成为日后心理学喜于凝视、操纵与“治愈”的“模式动物”。因此，心理学看似中立的学理逻辑，实则将由社会生活先行塑造的人格经验转置为内在的、自然的“人性规律”，并通过其知识生产与临床实践，促使个体主动适应并服务于整个治理体系的再生产，从而内隐地不断确证与巩固这一特定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更宏大的权力结构形成深层共谋。

  西方心理学的治理逻辑早于学理逻辑达成，这使得前者隐而不彰，并进一步没影（vanishing）在西方心理学对价值中立的普遍知识的推崇中。西方科学脱胎于西方追逐内涵最小、外延最大的实体的形而上学传统，其目的“是为了认识而追求科学，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95。韦伯明确指出，科学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将终结对事实的充分理解，“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96在价值中立传统的影响下，现代心理学主要关注知识论层面的学理逻辑，而轻视对社会历史的价值承诺。铁钦纳（E. Titchener）就旗帜鲜明地声辩：“科学寻求纯粹的知识，而心理学是一门科学。”97揆诸主流心理学的历史沿革，自机械论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等流派，到有机论的机能主义、认知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等取向，无不展现出方法和技术所驱动的对纯粹普遍知识的追寻。

  学理逻辑价值中立的科学斗篷长期遮蔽着治理逻辑的根本规治效应，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批判心理学和激进心理学运动的兴起，治理逻辑才再次显豁地呈现在西方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中。批判心理学不满传统心理学专务学理逻辑的技术相关性（technical relevance），也就是将心理学研究的效度（validity）限制在诸如实验设计、假设检验或者方差分析这样的纯粹技术领域。它专题性地从治理逻辑出发，直指心理学借助临床诊断、测验技术、自助书籍等对主体性的生产、计算和重塑，揭露规治市民的一整套精巧赋权技术，诸如自尊、自治、自我实现等，转而试图为其筹划既具科学基础，又有价值承诺的解放相关性（emancipating relevance），以在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层面重新考量心理学研究的合法性与新的可能性。智识批判和政治实践兼备的激进心理学运动则指认传统知识生产在认同与维持现状方面扮演的内隐角色，并通过强调科学与（精神）医学中的“外行”视角、科学研究中的公共参与、另类的“心理问题”照护以及公民-科学同盟，来挑战常规心理科学，从而促进学术研究（scholarship, 属于学理逻辑）与社会行动（activism, 属于治理逻辑）之间的有力共存关系。98

  （二）中国心理学治理逻辑与学理逻辑的共时性纠缠

  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表现为建基于主客-心物二元论、追逐普遍知识的认识论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则表现为超越知性的性命论传统。99“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传》）展示道家性命之学的基本内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彰显儒家关于性命之学的经典阐释。两者都将具体而有生命的伦理秩序提升到“性命之学”的高度，这意味着求知之旨归乃是修身，它要求通过身体力行将各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实现为具体的生命体验，以生命关怀、境界超越与理想人格为终极价值目标。由此，中国传统知识类型的本质展开为人格主义的具体普遍性：“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100这种知识类型并不缺乏西方知识类型所要求的普遍性，但其普遍性始终是与具体的人的行动和关系相结合的。在伦理本位的差序格局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01志在具体普遍性践履的人格主义知识类型，从根本上异于西方“格致之学”所追求的与主体对立的、关于客体的抽象普遍性知识。通过把知识转化为行动事件，普遍性的命题知识得以将自身的合法性奠基在感性实践的“动词”之上，从而取回主体与事物的本质联系，开启人们真正活动于其中的意义世界。102

  “性命之学”的知识论传统近代以来遭受极大挑战，“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盛行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103他们试图借助西方新式理念，创造现代化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性命之学”与西方现代性典范“格致之学”之间的重要交锋。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传统派将中国文化视为优越于西方“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指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104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指斥其人生观学说为“玄学”。他们站在激进科学主义立场，试图运用“实验的”和“科学的”心理学方法重新整理和改造传统的人生观问题。“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这一种……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105有基于此，“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106心理现象的因果律，固然比物质现象的因果律更为复杂，但是仍然服从因果律的决定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因的。这句话的可信程度，同‘一切物质现象都是有因的’那句话的可信程度相等。”107总之，科学派认为，在坚实的物理主义基础上，就能充分运用心理学的先进实验手段，科学认识心理因果律，解决为玄学所束缚而流于主观和抽象的人生观难题，进而通过人生观的科学心理学革新，促使整个民族摆脱心智的愚昧状态和外来的奴役危局，实现社会与心理的现代转型。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心理学家并不满足于像西方同行那样仅在知识论层面将心理学界定为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而是致力于把“性命之学”融通为“格致致用”之学，投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研习实验心理学的傅斯年主张以深层“心理改换”取代表层的启蒙现代性，因为“思想之外，还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108，重新定向情动刺激与肉身践履，才能促成人格与文化的整体变革。张耀翔在赴美求学时立誓“此身原许疗民瘼，誓把心书仔细研”，并曾开展国人迷信思想的经验研究，探究旧社会之心理特征，为社会改良提供学理依据。109陶德怡借鉴词汇学范式，系统分析《康熙字典》有关善恶的汉语语料，以期找到改善中国人道德的心理学路径。110中国心理学家之所以具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家国情怀，是因为在中国知识论传统中，关于自然的知识生产和积累若不能切实应用于提升个人修养（修齐）和推进社会教化（治平），则其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就处于等而下之的地位。在儒家入世哲学与科举制度的深刻形塑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负学理性与治理性的双重使命：不仅需要对文化进行阐释与传播（传道、授业、解惑的学理角色），还要经由官僚体系或乡里教化实践其社会理想（修齐治平的治理角色）。恰在这一点上，韦伯申明西方知识分子与之迥异乃至对立的学理立场：以学术为志业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纯粹专业化过程，它甚至会要求研究与传授违背自己信念的不利事实。学理角色与治理角色之间也横亘着严格的边界：  

  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具备领袖的素质。无论如何，使人成为一个优秀学者或学业导师的那些素质，与使人成为领袖来指导人生或具体来说指导政治活动的那些素质很是不同。如果一个老师同时也具有后面一类品质，那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111

  早期中国心理学家所处的传统文化语境及面临的独特时代任务，使其比西方同行更早也更真切地体认到心理学的“治理”功能，并主动利用这一功能重新分配和组织国民的可感经验秩序，促使中国心理学的形成深度卷入中国人主体性的现代性转化，从而始终共时交织着学理与治理的双重逻辑。这样一批深受“学理心”与“治理心”双重浸染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风雨飘摇的国情之时，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将西方传统中被外在割裂的学理逻辑与治理逻辑重新内在统合。郑沛疁提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思想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心理学在改造社会上似乎没有给予我们以太大的帮忙”。112这导致“现在心理学不但不能引起人的注意；并且多数人对于心理学起了反感，以为心理学这门学问至少是现在我们所不需要的”。113据此足见，当时评价心理学的标准是与对其改造社会的价值期待紧密结合的。无论心理学的学理逻辑内部如何规范和科学，只要它未能满足时代精神的这种期待，其发展便会遭到诸多质疑。面对心理学发展相对放缓的趋势，很快就有人反思应该重视其学理与治理的双重效果。他们在强调学理逻辑的同时，更加主动地将治理逻辑纳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张耀翔分析，之前的心理学有过多“革命式”“取消式”“打倒式”的高调口号，114背离了“性命之学”的知识论传统。周先庚倡言，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生理心理学或动物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等“纯粹心理学”，而是大力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人事改造的“心理技术”，“所谓心理技术建设，即是介绍并试作欧美现代（特别是欧战之后）实验应用心理学，在国计民生日常生活各方面，关于人事之科学的研究与贡献，以谋国家各种事业之建设”。115潘菽指出，心理学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仅仅提倡科学而不考虑社会背景一定会劳而无功，所以务必要将心理学根植在社会的土壤中，才能让心理学真正应用于中国。116经此反思，中国心理学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愈加突出其对社会实践与治理的应用价值。兼顾学理逻辑的科学基础和治理逻辑的价值承诺的研究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

四、结论

  中国心理学治理逻辑与学理逻辑的张力实际上内蕴三重关系：西方理论霸权与本土智慧失语的表里关系，前者作为显性范式导致中国经验几成隐而不彰的暗流；知识积累表象与历史社会动力的本末关系，表现为重知识数据、轻社会脉络的倾向；学科工具化与主体性巩固的体用关系，当学理逻辑（用）变成独白的单体架构，其文化主体（体）便无从建立。破解这三重困局需要破表立本、溯本开新、明体达用，即以知识考古学击穿西方中心的普适幻象，透视知识生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革与权力关系演化，让学科根系深扎中国土壤，明确学科服务于谁（价值主体）以及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价值目标）的价值逻辑链。

  在学理逻辑的纯粹认知兴趣之外，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深度卷入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来自西方的冲撞使中国心理学学者遭受着从传统治理逻辑的道德实践者到学理逻辑的现代知识生产者的“去价值化”裂变。如果说西方启蒙心态“心灵积习”（mental habitus）催生的个人主义要求根据内在自我的价值原点，“向外去”追逐知识、改造世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推崇镶嵌在自然（天道）与族群（伦常）中的人“向内走”，修己安人，实现内在均衡和超越。西方心理学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个体从自然与群体中完全脱嵌之后才瓜熟蒂落的。而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不仅包括学理上的学科建制化，还同步于治理上的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过程，即个人在急迫的情势下近乎被迫地从自然和族群中剥离，并成为可被心理学的方式说明、计算、规训和征用的“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的过程。国内心理学往往对生成“心理人”的治理逻辑缺乏反思，单向度地被西方心理学的学理逻辑俘获，结果迷失在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

  方法论中心主义的学理逻辑心理学常标榜价值中立，却对自身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居统治地位的治理价值和规范无思。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对从众的研究内隐地警示人们从众的危险，对服从的研究本身即是对服从的批判。当对实验数据的解释将边缘化群体建构为劣等者，限制其机会，并就之提出对其不利的建议时，学理逻辑心理学就会犯下认识论暴力的错误。117另外，诸如“心理弹性”这样本来内嵌在西方独特的（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中的心理学概念，往往被作为单纯的学理术语剥离出来，无批判地直接挪用至中国语境。如果我们根据这种遮蔽在价值中立的学理斗篷下的概念塑造自我，并在日常生活中展演，那么它真的可能作为中国人身份的一部分变成一种“客观的”可以描述、预测与控制的社会现实。总之，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一种透明的作为“在手性”（vorhandenheit）的无声客体，不是直观的“自然物”（Ding）的某种量值，而是作为现实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思维抽象过程。118所以，传统心理学学者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 vertältnis），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119将治理变成学理，又将学理变成治理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循环戏法，不仅阻碍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健全发展，而且遮蔽了心理学在形塑中国人现代主体性中曾经和正在发挥的重要功能。如果不能全面把握学理与治理之间的独特辩证法，就无从勘破两者复杂的循环戏法，结果对中国心理学的理解和研究，既在学理逻辑中失去治理逻辑，又在治理逻辑中失去学理逻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当代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5AZX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