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之历史形胜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位于玉门关以东，祁连山以北，合黎山、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将其命名为“河西走廊”，因在甘肃省境内，又有“甘肃走廊”之称。河西走廊地多砂碛、戈壁，又有绿洲断续相连，赖雪水、河水灌溉，水草丰美，不仅地势险要，且物产富饶，自古为形胜之地。

  说起河西走廊之历史形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其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今日中国与中亚、欧洲交往的战略意义。汉武帝经略西域，开始打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之路，并设置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镇，作为巩固西北边疆、控制河西的政治与军事据点，从此形成了贯通东西，连接西域以远的陆上丝绸之路，极大加强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间的联系。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最为辉煌，它自长安向西出发，经河西走廊后，从玉门分出南北两路及其他支线，不论路线怎样演变，河西走廊一线都是长安向西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通道。直至今日，河西走廊仍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枢纽，以及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贸易大动脉。

  然而，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来看，河西走廊还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着国家的安定与存续。

  纵观亚欧大陆之历史，因自然因素形成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长期并立，而河西走廊正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接之处。这两个世界既有和平交往，亦有暴力冲突。因此，河西走廊一定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交往与冲突长期并存的地带。自古代起，直到13世纪至14世纪，亚欧大陆上发生着可以总括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浪潮。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无论亚洲还是欧洲，均有数支游牧民族的武装势力向农耕地区入侵，表现在中国历史上，便是商族的南下及建国。不过，当时中原和关中地区尚未形成“大一统”王朝，且缺乏历史记载，河西走廊的作用还不明朗。到了第二次冲击浪潮，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便得以充分显现。此次冲击始于公元前1世纪，持续到公元7世纪，是三次大冲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先后为汉帝国抗击匈奴，五族南进致西晋灭亡，以及唐朝与突厥之战。其中无论哪一个阶段，河西走廊都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一历史时期内，汉与唐能够先后战胜匈奴和突厥，皆与其能掌控河西走廊密不可分，曹魏、诸凉和北魏等政权亦多以占据河西而取得战略优势。

  当北方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向南压迫汉、唐等统治区时，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诸部族便成为重要奥援，哪一方结好或控制西域，便能取得战略上的优势，而结好或控制西域的前提就是占据河西走廊。汉、唐均因此而取得优势。史载：“（汉）武帝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后汉因之”（《读史方舆纪要》）。唐代借鉴汉代经验，在武德二年（619年）击败占据河西的李轨等势力，进而控制西域。后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又北击突厥，西拒吐蕃，皆赖对河西走廊之掌控。

  河西走廊不仅地理位置险要，且物产丰富，据之，便可有充足的战马、粮食保障，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史料所述：“北魏主（拓跋）焘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藩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 （《读史方舆纪要》）；唐代之甘州等地“地广粟多”，“仓庾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餫”，“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新唐书》）。此后，西夏、元、明、清皆倚之为重。

  因特殊的战略地位，河西走廊形成了与关中和西域之间的依存关系。古云：“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唐以前北方诸王朝，或都长安，或都洛阳，虽是据险而建都，却亦赖于保有河西而使都城（尤其关中之长安）处于安全之地。反之，以长安、洛阳为都，也便于经略河西。唐之后的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皆建都“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继之。从此，长安、洛阳的建都时代结束，中国王朝的都城东移。尽管，北宋都城东移是鉴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形势，为保障都城物资供需，只好放弃守险这一建都条件而不得已的选择，但在客观上对经略河西甚为不利。开封离河西约三千里，比关中远一千余里，只能以关中为西边，且馈运艰难，故经略河西远比汉唐时代困难。当然，北宋亦作过尝试，如宋神宗时期，曾大举用兵西夏等地，试图夺取河西，最后仅得河湟等地。整个河西被西夏占据，西夏得以富强，成为北宋长期的西北边患，北宋也因不能控制河西而受制于西夏，在与北方契丹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劣势。

  13世纪至14世纪，乃第三次大冲击时期。其中表现最为剧烈的，便是蒙古人的南下和西征，冲击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东欧和中欧。对中国来说，是蒙元吞并了长期并存的西辽、夏、金、吐蕃、大理和南宋，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北方游牧世界的威胁，对元朝来说，不复存在，且都城定于北方之大都，河西与关中的形势关系因而有所改变。不过，河西走廊对于西域地区的经略仍至为重要——维持西域地区之稳定。故元朝专门设置甘肃行省，以控制河西走廊，正所谓“元置行省于甘肃，而西域诸国悉为附庸”（《读史方舆纪要》）。明初，统治者亦洞悉这一形势。明军攻陷元大都后，即刻进攻山西、陕西和甘肃，迅速掌控河西走廊和西域部分地区，后沿河西走廊设凉州、永昌、甘州、肃州十余卫和数个千户所，并专设陕西行都司领之，又置哈密卫管辖河西走廊以西地区。为防御北边鞑靼等部的威胁，明代又在河西走廊北沿一线构筑长城，驻兵守卫。对明代而言，防御鞑靼进攻，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有西域地区，河西走廊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在平定蒙古诸部叛乱，稳定新疆地区，并抗击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方面，河西走廊仍发挥着关键作用，清朝专置甘肃省以领之。

  今日之科技飞速发展，人们的交通能力已不止于陆海，而战略性武器更能克服天险诸因素，故今日之军事再无骑兵兵种，河西走廊不仅不再充作军马基地，其险要亦不及往时，但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与物货之流通，仍以陆路交通为主，河西走廊依然是中国连通东西的咽喉要道，其军事之形胜亦未可稍减。

祁连山（肃南）

永昌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