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朝鲜半岛的文明等级与中立外交*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Harry S. Truman）指出朝鲜半岛是一个“思想斗争的战场”，①鉴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冷战史中的第一场热战，冷战时期韩国的亚太认知和道路选择意义不凡。晚近三十余年的冷战史研究，已经借助解密档案极大丰富了对冷战中韩国道路的解读，②但公开可见的韩国领导人早期留学经历和著作所透露的政治思想仍被忽视。

  李承晚（Syngman Rhee）于1948年—1960年担任大韩民国总统，因深度参与朝鲜半岛乃至东亚事务而成为冷战史研究不可绕开的人物（下文以“朝鲜”指代1948年之前的朝鲜半岛）。1896年，李承晚参与组织朝鲜独立俱乐部，两年后被捕入狱；随后在狱中编译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蔡尔康辑录的《中东战纪本末》，还着手撰写《独立精神：韩国现代化与改革的入门书》（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 Primer of Korean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以下简称《独立精神》）。《中东战纪本末》事关中日两国，《独立精神》则揪心朝鲜的独立，足见其关心东亚三国的现代化命运。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朝鲜陷入危机，改革派闵泳焕希望李承晚为朝鲜独立寻求美国支持，于是他得以出狱赴美。李承晚原想拜见倡导在华“门户开放”的美国国务卿海伊（John Milton Hay），但海伊于1905年7月刚刚去世，于是他只得转而求见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③当时李承晚不会知道，《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已经秘密签署：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权益，而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处置权，所以，他注定无法使得老罗斯福为朝鲜独立奔走。更甚者，同年9月日俄在美国斡旋下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从此失去外交权。

  李承晚一生为朝鲜奔走的主要切入点是“外交与教育”，④眼看没能完成外交使命，他于1905年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寄希望于学成救国，遂成为朝鲜继19世纪70年代留日学生之后的第一代留美学生。培才学堂的就读经历使他直接进入大学三年级，两年后就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李承晚赴哈佛大学攻读欧洲史硕士，并以意大利统一为硕士论文选题。1908年秋，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于1910年2月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五个月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⑤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朝鲜人士。⑥这一年，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影响下的中立》（Neutrality As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还出版了狱中草创的《独立精神》一书。⑦李承晚留学美国五年，作了两百多场公开讲演，⑧为朝鲜独立呼告，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Woodrow Wilson）非常欣赏他，视之为“未来朝鲜独立的救世主”。⑨

  关于李承晚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其流亡美国的经历（参与独立运动）和朝鲜半岛分裂后任韩国总统期间实施的热战与冷战政策，⑩虽然也有研究关注其早期思想，11政学两界都较少注意他的两部早期作品折射出的基本思想统摄了其毕生的政治实践，本文就致力于揭示这一点。

二、《独立精神》中的文明等级论：从事大主义到亲日、亲美 

  《独立精神》全书立意是朝鲜独立，曾被视作半岛人民的“政治圣经”，12可谓救亡图存的宣言书。该书共52章，聚焦英美崛起和东亚沉沦，其中相当篇幅回顾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三国史，因为正是从此以降，东亚三国巨变而朝鲜问题愈发凸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推动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日本也迎来明治维新，由“锁国”走向“开国”。1873年，岩仓具视率领的欧美考察团返回日本后，“文明开化”作为新词风靡日本。13最初面对“洋扰”，朝鲜出现强劲的“卫正斥邪”论，而受中日“自强”“开化”“开国”等新观念知识迁移的影响，闵妃集团以“国王亲政”为由推翻实际掌权的朝鲜高宗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的统治，推行“开化自强”的国策。

  日本在征韩论的影响下于1875年入侵朝鲜，即江华岛事件，清廷拒绝居中调解，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14结果日朝直接交涉，签订了《江华条约》，这成为朝鲜与外国签订的首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朝鲜开港、开国。其第一款就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将中国排除在日朝关系之外。151882年，汉城（今首尔）士兵因军饷被克扣发动壬午兵变，大院君上台后，清廷派丁汝昌、袁世凯等率军到朝鲜拘捕大院君，闵妃集团借此重新执政。此时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亲日，闵妃集团与之相对而亲华。俞吉浚认为中国借壬午兵变之机有意将朝鲜从仍是“独立国”的“朝贡国”转变为“属国”，16但真正有所图谋的是日本，通过与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日本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还提议朝鲜永久中立，削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两年后，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福泽谕吉亦背后支持），清军再次出兵干涉支持闵妃集团。不过次年中日《天津条约》就规定两国均从朝鲜撤军，以后遇事出兵必须事先照会对方且事毕撤军，日本就此取得与中国在朝鲜的平等权利，为甲午战争埋下伏笔，而甲午战争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条竟是“确保朝鲜独立”。可见，朝鲜“独立的地缘政治学”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事大主义。17

  朝鲜14世纪由高丽王朝转入李氏朝鲜，官方信仰由佛教转为儒教，开始以中国为宗主，奉行亲华的事大主义。事大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华夷之辨，也是一种义利之辨，要求朝鲜在明清易代后坚持尊周复明。然而，明清鼎革的历史局势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功利主义的立场”逐渐占了上风，18朝鲜以清朝为宗主就是对华夷观的某种克服。19世纪后期，朝鲜开化派反华则是对华夷观与事大主义的彻底颠覆，19也反映出朝鲜独立的现代建国之路内在包含新的文明论诉求。朝鲜陆续出现亲俄派、亲日派、亲美派，就与新文明论同朝鲜当局和先进智识者所判定的世界权力格局有关。

  彼时朝鲜亲日势力大增，首先是因为中日易位，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日本要将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国中独立出来，是朝鲜的解放者，殊不知这正是“朝鲜沦亡之始”。20甲午战争后，日本原要割取辽东半岛，遭到俄国联合德、法两国阻挠后作罢，清政府就以为可以联俄制日，不料却“引熊入室”，21竟致俄国独占中国东北近十年（1895年—1905年），22闵妃集团也由亲华转向亲俄。1896年，李鸿章前往圣彼得堡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延续联俄制日的策略，而朝鲜高宗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亲俄派在中朝两国都重回上风。两年间，朝鲜政权由亲日派重归亲俄派之手，仅留日学生一事的兴废便可窥见一二：改革派于1895年与创办庆应义塾大学的福泽谕吉签订留学生委托书，亲俄派重新掌权后该留日学生派遣计划随之流产。

  中国过去虽然不干涉半岛事务，但朝鲜只是对内自决而无对外独立。从《江华条约》到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日本着力推动朝鲜摆脱中华宗藩体系中的附庸地位，在此背景下，1898年中朝建立对等国家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3李承晚发现甲午战争前后朝鲜的亲华派与亲俄派都寄希望于外国，其逻辑与其说是晚清士大夫一般的“以夷制夷”，不如说是“后进”追随“先进”。小国倚仗大国维系权力平衡，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而无法以外交手段实现自立，李承晚对此深有体认。然而，他又认为朝鲜之所以有可能成为独立国家进入由欧美发轫的现代文明国际体系，日本功不可没，所以亲日反华未尝不可。

  李承晚亲日反华不仅是因为日本助力朝鲜独立，更出于启蒙史观的文明等级论，认为日本是西方的优等生，而中国是被先生侵略的学生。24朝鲜半岛当时有一种殖民地近代化论，认为日本“是拯救朝鲜、为朝鲜带来近代化曙光的国家”，25主张通过去中国化和亲日走一条西方化的建国之路。福泽谕吉在朝鲜问题的刺激下发表的《脱亚论》就与之交相呼应，将日本“规定为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嫡传弟子”和“新兴文明国”，“并以文明国对非文明国的关系来说明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的关系”，在这种“文明论的关系结构”中，“日本国与朝鲜国之关系”相当于“美国与日本之关系”。26此时李承晚欣赏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27至于二者实际有虚君与强君的巨大差别，他就无暇顾及了。对他来说，恰恰由于政治制度和文明程度的接近，英日两国才会于1902年结成同盟，所以，中国联俄制日也印证了两国在文明与力量两方面都等而下之，更何况他以为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就觊觎朝鲜，自然就抵触亲俄派。与之相反，李承晚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介入东亚事务是文明世界改变朝鲜命运的难得契机；至于欧洲大国，虽同为西方强国，却并不在李承晚的亲近之列，因为它们往往是东亚诸国的征服者，也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老西方”。

  问题是，如果说亲华派、亲俄派都是仰仗外力解决朝鲜问题，那么李承晚的亲日及其背后的亲美主张就是独立自主吗？与其说李承晚批评两派不考虑朝鲜自立，不如说他在指责对方没能跟上历史大势，毕竟中俄两国都迅速失利，美日却蒸蒸日上。李承晚认为亲华派的事大主义伤害了朝鲜的独立，但他依旧是“事大”的逻辑，不过是变了对象而已。林乐知翻译《文学兴国策》的动机就是“让中国效仿日本，采纳美国的教育体制”。28李承晚十分清楚林乐知的目的，而他要做的就是让朝鲜模仿日本以接近美国。

  然而，大致在日俄战争期间，李承晚就由亲日反华（1894年—1904年）转入亲美反日（1904年—1965年）。1904年签订的《日韩议定书》虽说要“保障朝鲜的永久独立与领土完整”，但更像是日本殖民朝鲜之前的权力清场。这一年，梁启超也写出《朝鲜亡国史略》。果然，六年后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视作日本的殖民地而正式纳入日本帝国。日本还立刻推出《朝鲜教育令》，日语成为朝鲜的“国语”，大和民族要将其“政治上的优越性”转化为“语言上的优越性”。29《独立精神》一书正是为了躲避日本的审查而于1910年在美国出版，直到35年后朝鲜半岛获得解放才有更多人看到这本在英语世界出版的韩文书。

  无论亲日反华还是亲美反日，李承晚的政治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都是启蒙史观的文明等级论，以完成启蒙的西方为标准，剪裁非欧美世界的物质力量与民俗风气。这是近代以来东亚政治、军事阵痛在文明层面上表现出的匮乏感。因此，《独立精神》一书就充满了二元论的启蒙术语：“封闭-开放”“野蛮-文明”“黑暗-光明”“愚昧-新知”“附庸-独立”“亚洲-欧美”。30无独有偶，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就称中国实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31李承晚也认为中国在“野蛮”“半文明”与“文明”三级中只是“半文明”国家，而英美才是“文明”国家。在他看来，东亚与欧美不仅有空间差异，更暗含“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古今之变。32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最后一章的核心是“文明化”作为“一国独立”的手段，这正合李承晚的心思，他认为获得“西方文明的道德支持”是朝鲜现代立国的重要内容。33

  因此，李承晚一再强调以“启蒙”来“救亡”，以文明自觉赢得独立自决。他自然不会知道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与舒衡哲（Vera Schwarcz）分别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但我们不了解李承晚等局中人的相关主张及其在东亚世界的代表性，就有失偏颇了。姑且不论这种变奏论能否呈现中国近代以来的复杂思想局面，二者诚为李承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术语。他反复申说自己的启蒙救国论：唯有启蒙，才能救亡，其内在逻辑仍不出朝鲜开化派坚持开化即开国、西方化即现代化的主张，也与中国近代的全盘西化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承晚认为启蒙既然能使欧洲告别“旧制度”（ancien régime），自然也能帮朝鲜这个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国家走出历史的阴霾。34至于如何启蒙，他认为不必再经过“高材生”日本作二传手而可以直接求教“先生”，从而走上亲美之路。35朝鲜独立的前途命运就变成受美国例外论与天命论影响的“美国道德地理学”（American moral geography）。36既然要以启蒙赢得独立而又判定追随美国才可启蒙，那就意味着要以追随，甚至依附美国的方式追求独立，这就存在不可逾越的逻辑与现实难题。

三、《美国影响下的中立》：以中立求独立的外交方略

  《独立精神》表明李承晚赴美留学前就已信奉启蒙史观并持亲美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亲美，李承晚才希望美国抗日援朝，即便求助未果也愿意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影响下的中立》就是要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美国，切入点是美国对国际中立法的影响。这个选题与他关心的国家命运有关，1883年留美的俞吉浚就在《西游见闻》中区分战时中立和永久中立，希望朝鲜以中立逃避日俄的窥伺。1904年1月朝鲜高宗宣布大韩帝国为中立国，但日俄两国2月就在朝鲜海域开战，中立国的声明自动失效。

  提及“中立”，人们往往想到瑞士这个永久中立国，但李承晚提示早在1815年诸大国承认瑞士中立之前，美国就已为欧洲中立法注入新元素。《美国影响下的中立》一文，基于李承晚对中国的平行观察和朝鲜自身的问题意识，考察世界历史中的中立与独立问题。关于中立，李承晚指出罗马帝国这个普世政教共同体衰落后出现战时中立，而美国为中立法注入自由贸易这一关键要素；37关于独立，李承晚指出北美独立前人们不曾讨论殖民地独立，而美国不仅为国际法首次提出独立问题，更在1776年至1872年的近百年间推动了中立法的改进，概言之，美国的独立和中立具备国际法的典范意义，值得东亚诸国学习。

  《美国影响下的中立》第一章讲述了1776年之前的欧洲中立外交实践，随后四章分别讲述了1776年—1793年、1793年—1818年、1818年—1861年和1861年—1872年的美国中立外交实践，第六章是总结。从时间节点上看，李承晚显然明白美国的中立与欧洲局势密切相关。1776年是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宣示时刻；1793年英国组建反法联盟，而华盛顿总统发布美国第一个中立宣言；1817年、1818年美国连续两年推出中立法案，避免卷入拉美独立运动与欧洲列强的争执中；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英法等国相继承认南部政权并宣告对南北战争双方保持中立；1871年《华盛顿条约》促使亚拉巴马号事件于1872年告终，英国承认美国的中立权。

  李承晚指出，1776年北美独立引出新独立国家谋求国际“承认”的问题。英国认为镇压北美独立战争是正义之举，法国则基于美国宣布独立并事实上有能力维持统治而承认其独立。对于李承晚来说，能否抵御外侵是判定能否维持统治的标准，38反面案例便是清廷无力抵御外侵，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他当然知道，北美通过军事胜利最终获得与英国谈判的资格与筹码。潘恩（Thomas Paine）就在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甚广的《常识》中指出，美国拥有造船的天然原料，无需进口就可以建造一支舰队。39不过李承晚很快就放弃军事视角而转向外交救国论：北美殖民地除了以《独立宣言》宣告独立，还通过老亚当斯（John Adams）起草的《1776年条约计划》宣告中立，40李承晚认为正是中立的外交战略保障了美国的独立。

  北美独立后“贸易的80%以上都集中在英国及其殖民地”，41经济上对原宗主国过分依赖而政治上又处在对立面，因此面临亲英还是亲法的选择。《常识》最后就警告美国：有人认为法国或西班牙会给予北美殖民地帮助，万万不能以为依靠外援就可以实现国家利益，那很有可能是饮鸩止渴。要实现殖民地的真正独立，不只是免于英国的干涉，也要小心其他任何列强的干涉。独立后的美国只应与欧洲保持贸易关系，中立将是最有效的“护航舰”。42李承晚就此判定北美独立战争开启了“中立法的新时代”，但因为并不清楚潘恩的一番深思熟虑，错误地以为是“条约计划”的中立保障了美国的独立。43

  亲英还是亲法的问题因1793年英法开战而无法逃避。鉴于欧洲反法同盟已经形成，法国希望援引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让美国回报其立国时刻法国的援手。美国形成分别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两种政见。汉密尔顿认为应当解除美法同盟并宣布中立以维系英美贸易；杰斐逊则将法国革命视作北美革命的延伸而主张援助，亦可借机改变对英国经济过分依赖的状态。最终，华盛顿总统于1793年发布了第一个对外政策宣言禁止在欧洲的美国公民卷入战争，并提到美国对战争双方“不偏不倚”。虽然法国曾对北美独立施以援手，但美国认定这只是其制衡英国的均势策略。华盛顿的中立宣言使美国由革命外交转变为中立外交，避免卷入欧洲事务，为宣示独立后保持独立赢得国际契机。

  欧洲国际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斗争时如何保障海洋自由。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李承晚都看到，海洋自由问题的核心是中立国的贸易自由。44《美国影响下的中立》反复申说“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free ship free goods）原则，针对的就是“敌船敌货”原则。英国此时将“1756年规则”，即战时中立国的通商应限于平时的通商范围，否则即视为合法捕获品，延伸为“1793年规则”和“连续航程原则”，以加强对法国的封锁：如果货物归法属殖民地或运往法属殖民地，则该船可以被英国拿捕；只要最终目的地是法国，即便中立船前往中立国港口也可以被拿捕。这显然与美国和欧洲武装中立同盟的海洋自由原则相悖，他们力图推动“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原则，确保中立船的航海自由。45不过，美国还是于1794年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否定中立权利和海洋自由原则，同意中立船上的敌货可以被捕获，从而换取英国1796年6月之前撤出在美军事据点的承诺——李承晚没有注意，这正意味着军事实力比贸易自由对独立更重要。

  法国不满该条约可能使自己失去借美国商船打破封锁的可能，于是模仿英国在公海拦截美国商船。面对种种变故，华盛顿在1796年卸任总统时劝告后人避免与欧洲发生“政治联系”，对欧洲诸国不分敌友而只保持“商业联系”。美国要做战时中立国，于是就在1800年废除美法同盟。李承晚对美国由亲法转向中立表示理解：亲法是对法国曾施以援手的报答，最后选择中立则是让“新共和”的美国远离“旧君政”的欧洲。46李承晚仍然坚持《独立精神》中已经定型的文明等级论，依循美国国父们的思路，认为北美独立建国是人类自由事业的典范，是世界范围内告别“旧制度”的大革命，而他要破除的“旧制度”正是“老大中国”。不过，他一方面从美国外交中总结出以中立求独立的中立外交救国论，另一方面又反复游说，希望美国干涉东亚事务。以为美国依靠中立才维系独立，这一误解源于李承晚对欧洲国际法和美国中立的政治抉择缺乏认知，而这要从现代空间敞开后的世界历史说起。

四、门罗主义与中立外交的国际法问题 

  1492年，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历史新时代，而朝鲜仍是欧洲人眼中的“隐士王国”。47地理大发现意味着欧洲国家对非欧洲“自由空间”的开发，与此同时，出现了规范欧洲内部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文明等级论勾勒了以欧洲为文明而非欧洲为野蛮的世界图景，由此奠定“国际法的思想基础”，48欧洲发现并征服非欧洲被视作文明对野蛮的军政与训政而具有正当性；至于欧洲内部战争，则是文明世界的内战，是无所谓正义与否的“非歧视性战争”（遂有“正当敌人”一词），“去神学化”带来的是战争的“中立化”和“理性化”，也就有了国际法上的“中立第三国”。49

  李承晚诚然注意到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已经开始讲中立国，但他没有意识到而被施米特点醒的是：全球土地要么属于欧洲国家，要么是潜在的欧洲殖民地。19世纪末，随着欧洲大量占取新世界，欧洲国际法才逐渐成为“普遍国际法”。50即便如此，国际法仍有欧洲与非欧洲之别，非欧洲国家处在文野之间的“歧视性战争”中；中立是独属于欧洲国家的选项，欧洲本土战争要顾及包括中立国在内的所有大国的利益，因为这会影响所谓文明等级论认定的世界权力结构。

  欧洲国际法先后于18世纪、19世纪承认德国、俄国和意大利为大国，此后仅接纳了两个非欧洲国家：内战之后的美国和先后战胜中俄的日本。李承晚基于美日两国的例子，以为学习国际法并实现通商和贸易自由就有希望成为大国。不过，施米特敏锐地发现，虽然美国于1865年被欧洲国际法接纳为大国，但四十多年前的门罗主义本身就是反对欧洲大国机制。51

  从1810年起，拉美殖民地陆续宣布独立建国。李承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国父们会对殖民地独立运动表示“同情”，52俄国驻美公使却表示不打算承认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并劝告美国中立。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回复是不要把“欧洲原则”扩展到美洲，言下之意是如果欧洲涉足美洲，美国就不再中立。欧洲秉持正统主义原则的神圣同盟想干涉美洲事务，英国则邀请美国联合对付欧洲大陆的“大国协调”，在此背景下门罗（James Monroe）接受小亚当斯的提议，于1823年提出禁止欧洲干涉美洲事务。53

  李承晚注意到美国通过中立外交远离欧洲旧世界，却没有细究门罗主义三原则：美洲体系是相对于欧洲体系的新世界，互不干涉原则是孤立而非中立，不准殖民原则意味着美洲现有殖民地将从英国或西班牙殖民地转入美国控制的美洲体系。可见在美洲问题上，美国不再保持中立，而是基于经贸与政治的双重考虑抵制欧洲。然而，随后拉美殖民地的求援被美国拒绝，理由是门罗主义针对的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同盟干涉美洲事务，否则美国不予干涉。随后的1848年欧洲革命，美国也恪守中立。54李承晚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愿承认战时中立的意义是确保本国在其他国家陷入战争时避免政治站队又不失经济利益。

  李承晚看到美国中立外交与国家上升的前后关系，误以为美国凭借外交周旋赢得国际契机，却没有看到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计谋造成“引熊入室”的新困境。要害恐怕不是外交技艺，而是独立自主的实力能否提供施展外交技艺的资格和筹码——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内治派与征韩派之争：西乡隆盛提出征韩论，遭到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内治派的反对。内治派看到1872年正是《日美通商条约》规定的14年约满修约之时，希望借此与美国交涉删除其中否定关税自主权等不平等内容，因遭拒绝而大为触动。内治派意识到日本虽已维新却仍与欧美列强有很大差距，当务之急是优先处理改革与开放问题。

  其实李承晚也注意到，美国承认拉美国家独立的“政治正当”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这些国家免于外国力量干涉的独立事实。55然而，他更多的时候只是以美国独立为成功榜样，而忽略了美国对待其他独立国家的方式，更一厢情愿地以为朝鲜要对标的并非美洲后起国家而是美国。《美国影响下的中立》的研究分期基本对应美国的时代主线：第一，1776年—1818年，美国的首要问题是面对大西洋-欧洲方向保持独立（向东），在反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又在本土与英国开战（1812年—1814年）以捍卫独立；第二，1818年—1861年，美国的主要问题是拉美国家纷纷独立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列强干涉（向南）；第三，1861年之后，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又通过向西挺进开拓大陆边疆和海洋边疆，最终于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逐渐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太平洋-亚洲方向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考量（向西）。

  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领了关岛和菲律宾。若没有这些背景，很难想象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深度介入东亚事务并在此后五十年逐渐成为决定东亚命运的关键大国。朝鲜半岛、菲律宾和台湾地区串成一线恰好构成对中国东部从北到南的三个封锁基地。这一局面至1948年李承晚就任半岛南部政权总统时愈加明显，否则美国也不会在朝鲜战争刚一开打就抛出台湾问题。可惜，李承晚的亲美立场只帮他选定了美国论题，却没有引导他思考美国的帝国走向。本以为他的政治抱负会促使他更关注1898年之后的美国与东亚，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北美独立以来的中立外交之上。李承晚一直亲美，如果说留学美国后有什么智性变化，恐怕是大韩帝国监狱中的他主要考虑朝鲜独立，而留学后的他沉迷于美国外交手段的高妙，倾心于以中立赢得独立，却想当然地忽略北美中立正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

  美国案例恰恰说明外交是战争的延续。李承晚不知道他倾心的中立法是欧洲国家间的游戏规则，所谓文明国家间的“形式化”战争意味着无所谓正义与否，只是“国家主权的逻辑结果”，一国不能成为另一国正义与否的裁判者。56然而，李承晚为朝鲜的独立奔走，最需要的恰恰是反抗欧美列强的那个“正义”。李承晚个人的基督教信仰或许会让他以为朝鲜可以在放弃佛教和儒教后转信基督教而重新立国，建立“东亚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跻身文明国家之列。他具有较为深刻的中国认识，但熟悉近代史的中国人很容易教诲他：美国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却没有支持名义上以基督教立国的太平天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宣布在英法等侵略者与中国之间保持“中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认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会支持中国“效法美国”的革命，美国却保持了“中立”……

五、朝鲜独立问题与中国镜像  

  李承晚认为美国主张的中立有三个要素：承认美国独立、中立领土不可侵犯、中立国自由贸易。他认可美国前国务卿福斯特（John Foster）的说法，认为美国一开始就基于“自然权利与正义”追求“自由贸易”。正因如此，美国的中立不是永久中立，而是根据国际局势做出的特定选择，《美国影响下的中立》就是探讨国际背景下北美外交立国的成功之道。此后他却亲眼见证：美国还在频频上演或中立或干涉的外交戏码，朝鲜的独立与统一却一再延宕。

  1815年，“大国”（great power）一词写入欧洲国际条约。1914年，欧洲“大国”不再延续百年的“协调”，转而开启“大战”。威尔逊总统于战争初期（1914年8月14日）就宣布美国中立。虽然他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就指出美国已成长为大国，应该放弃中立原则，承担世界历史使命，然而，作为总统，他主张美国保持中立以避免敌我立场的束缚而与欧洲诸国继续通商；毕竟1856年《巴黎宣言》已确认“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原则，有利于中立国维系其国际贸易。

  1915年，德国推行无限制潜艇战，不过在美国这个最大经济中立国的抗议下被迅速取消。1916年，面对英国的封锁，德国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击沉英国客轮并造成美国公民遇难，交涉之下提出只要英国解除禁运封锁，德国就取消无限制潜艇战。1917年，德国再次采用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两艘美国商船，破坏了“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原则，美国才与德国断交。李大钊当月接连发表《中国与中立国》《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威尔逊与平和》，指出美国已呼吁各中立国与德国断交，而德美决裂之下只有中国继续中立。

  李大钊提醒人们注意去之未远的两场国际战争——日俄在东北开战（1904年—1905年）和日德在青岛开战（1914年），但中国均宣布“局外中立”，甚至专门划出“交战区”。这种情境下选择中立的中国已非中央之国，而成了“中而不立之国”。57他提醒人们，无论欧战结局如何，中国都无法自外其中，以往的所谓中立之举苟且偷安于一时，终会自取灭亡：  

  惟自海禁大开以来，我国地土日削，国势日蹙，国际外交遽成片面之折狱。盖每出一事，无论彼屈我屈，概由我称罪道歉，让人权利，赔人损失……以为中国外交之政策，莫善于清静无为，任他列国相残，而我皆一视同仁、无偏、无党、无德、无雠。58

  1918年，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李大钊寄希望于此，认为“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59他还发表《极东们罗主义》，以为东亚和平端赖美国的门户开放，而东亚门罗主义要将东亚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与之相悖。60在这一背景下，长期受日本“武断统治”的朝鲜人于1919年3月1日趁高宗国葬契机发布独立宣言书，呼吁“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人为自由民”。陈独秀更称三一运动“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61不过三一运动只是抗议，并没有化作军事革命，真正改变朝鲜的殖民地命运。在三一运动中，朝鲜人“期待依靠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列强的同情和援助实现独立”，所以对威尔逊颇有寄托，在这一时代精神下，“主张亲美外交论的李承晚”才可以屡屡居于要职。62

  朝鲜流亡人士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63一个月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李大钊看清局势，撰文《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批评威尔逊书生无用，提出“三大信誓”，即“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又在《真正的解放》中指出唯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64

  李大钊已经意识到自力更生才是根本；此时李承晚虽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任命为国务总理却仍滞留美国，直到1920年年末才到上海就任，次年5月又返回美国。他坚持希望威尔逊介入朝鲜事务，将朝鲜从日本的殖民中解放出来，最终未果。65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李承晚还积极奔走，希望所谓文明世界用国际法手段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虽然他在美国的外交努力引起媒体的注意，但最后甚至没能为朝鲜争得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资格。66当时美国将朝鲜视作日本帝国的内部问题，不愿因此触怒日本；然而，哪怕如此小心，以华盛顿会议维系的东亚秩序最终还是在十年后被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打破。九一八事变后，长期滞留美国的李承晚前往欧洲，申明若要遏制日本就要让朝鲜独立，希望国际联盟介入。随后李顿调查团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都默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满洲国”的建立，而李承晚又返回美国。

  然而，美国国会于1935年至1937年通过一系列中立法，禁止与交战国从事军需品和物资交易，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思路一样，尽力避免卷入欧洲战争。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启全面侵华；三个月后，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发表“防疫演说”，指出一系列侵略行为就是“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确实在蔓延中”，而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无法避免任何灾难。67不过，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美国才真正参战。

  其实在1939年，李承晚就用英文写作《日本内幕：当下的挑战》（Japan Inside Out： The Challenge of Today），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出版，向英语世界预言日美战争。他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听说日本的大东合邦论，随后又读到日美必战论的相关书籍，知晓日本不仅要称霸亚洲，还会剑指全球。他认为“东京-莫斯科-柏林-罗马”将构成一个巨大的轴心同盟，不过他也预判苏德开战势所难免，这一同盟构想就不复可能，日本便会转而开启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对决。68

  李承晚以外交方式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知道老罗斯福和威尔逊都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贡献，然而，每每寄希望于他们支援朝鲜都未能遂愿，而今终于在小罗斯福这里达成夙愿。他念念不忘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贡献，却忽略了若非珍珠港事件，美国会出于“兄弟”之情伸出援手吗？

  1943年二战正酣，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就提出边缘地带论，强调占据陆海交界带对封锁大陆国家的意义。美国战后的遏制战略即本于此，朝鲜半岛和日本注定成为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前线。当年12月发布的《开罗宣言》提出，“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69美苏倾向于朝鲜中立化和国际托管，李承晚认为这是朝鲜难得的独立契机，坚决不同意中立。此时他终于明白：中立要为独立服务而非相反；若不能如美国一样成为独立国家，这种中立国只可能是容许列强随意进出的“门户开放”。在大国纵横之间，小国可以选择中立吗？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墨罗斯（Melos）试图在斯巴达和雅典两极之间选择中立，自以为对雅典人的中立算是雅典人的“朋友而非敌人”，却遭到雅典使节强硬拒绝，70古今何所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朝鲜半岛解放。美军和苏军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此背景下，半岛南北于1948年先后成立政权，划分南北双方的“三八线”就成了美苏两极格局对垒的前线，虽然南北双方的共同点是希望朝鲜独立和统一，但因加入两大阵营而使半岛统一无解。李承晚有意忽略三一运动内含的民主诉求，突出强调其反抗意识，将其历史上的反日符号转换为二战后的反共符号。他一方面欣赏美国政制，另一方面又因人改制统治韩国长达12年之久，与其说李承晚推行美国化，不如说他在相当程度上要步明治天皇的后尘，以独裁推行西方政治理念，最终却宣告西方政治理念韩国化（Koreanization）失败。

  1955年，李承晚发表光复后的第十个独立日纪念文章，美国方面传神地将其标题译作《美国，再多自信一点》（America， Trust Yourselves a Little More），肯定美国参战是为了理想和自由，毫不自私而充满兄弟之情。他道明“亚洲人可能比美国人更理解美国人”，劝美国更加自信，希望美国能担负起在东亚的领导责任，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李承晚坚信美国介入菲律宾和朝鲜半岛，都是为了使他们得解放以自由，忽略了两者与台湾地区一道连成封锁新中国的边缘地带。71

  李承晚曾在《独立精神》中感慨“我们已错过太多良机”：1636年应当趁明清易代之际请求中国对等承认；19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英、美等国，应当立刻开国通商，进入欧美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1896年高宗逃亡俄国使馆，当时应该保持对日俄中立，他认为这样日、俄两国就会彼此制衡，其实仍是李鸿章联俄制日或联日制俄的思路，并相信英、美两国在此时不会偏私。72

  种种感慨诚然可见其爱国之心，但始终受困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论，并坐实为启蒙救国论和亲美救国论，在“独立式依附”和“依附式独立”之间游走的李承晚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国际契机确乎重要，但不从自力更生处着手，纵是良机也难以把握；若看到列强“先生”们不肯施以援手甚至“侵略学生”却仍幻想外交救国，未免太过荒唐。这一点，中华儿女有惨痛教训：一战后中国积极支持国际联盟的筹建，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寄希望于李顿调查团能够主持公道，用国际的正义力量收回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北领土，最后发现所托非人。可惜因为政治立场的偏见，李承晚不去思考国际大背景下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最终将朝鲜半岛问题遗留至今，今天分隔半岛的“三八线”正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日俄瓜分半岛确立的分界线。73

  从大韩帝国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半岛南部政权大韩民国，李承晚的政治思想折射出19世纪以来朝鲜独立、统一梦想的破灭和“走向世界的挫折”，此番艰辛不尽然出于国际力量的算计，也包含了诸多他本人或自觉或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选择。“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道理，李承晚终身不解，而21世纪的韩国领导者仍在附属关系的前提下展望美韩同盟的蓝图，当真缘木求鱼。如果撇开李承晚之为美国“走狗”的意识形态表述，74今天韩国要摆脱这种寄生的命运，值得重新返回、反思并超拔李承晚以及那一代人心服的文明等级论。循此平行历史重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奋斗历程，更能感受今日中国成就来之不易，也值得重申：不以自力更生为前提的启蒙救国论与外交救国论终究只会奏唱一曲“嫦娥应悔偷灵药”的民族哀歌。由此，中国发展对东亚以及世界的意义也愈发彰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矜尚远西’到‘祖国风教’：中外会通下的梁漱溟政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4FZZB012）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