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想的俄罗斯式演绎与阐释*

  启蒙运动以来，民主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继而又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与此同时，民主胜利说、民主终结论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备受赞赏和推崇。然而，对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来说，民主却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引入的舶来品，并不拥有其在西方世界天然形成的逻辑必然和自然进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了本国思想家和实践者的批判性反思与尝试性探索。自从民主思想传入俄罗斯后，俄罗斯思想界对民主的立场始终分歧严重，除了向往西方、希望俄罗斯以西式民主为模板实施全面变革的激进自由主义和固守传统、坚持俄罗斯保持自身既有发展轨道的极端保守主义外，主张融合外来民主理念与本国民族传统而走中间道路的保守自由主义也有一百多年的思想传承，这对文明史较短的俄罗斯来说已算得上源远流长了，而且，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资源对当代俄罗斯的政体建设实践具有巨大的影响和意义。那么，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如何看待西方民主的既有发展状况及未来前景？在构想未来俄罗斯的政体模式时他们又如何处理俄罗斯君主制传统和外来民主价值之间的关系？契切林①、诺夫哥罗采夫②和伊里因③是俄罗斯思想史上不同时期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在思考民主问题时，他们在保守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思想内容，同时，又由于各自身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拥有不同的民主生活体验而对民主有不同面相和角度的思考。

一、作为历史发展普通过渡阶段的常态民主  

  在俄罗斯政治思想史上，契切林是第一个使用“保守自由主义”④术语的人，也是首个对这一术语的思想内涵进行理论阐释的人，称得上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奠基者。契切林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是俄罗斯政治发展史上极其迂回曲折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围绕着“国家应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接受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反复较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治国方略，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也在开明-专制-开明的模式中反复切换，这使得契切林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深入地思考西方民主价值在具有深厚君主制传统的俄罗斯落实时产生的问题和效果，也使他同时陷入与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斗争的两条战线中：在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他积极肯定强大的国家政权在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中的作用；而在与极端保守主义的斗争中，他则维护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正是在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契切林形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我们知道，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主张国家政权从公民社会中完全退出，以使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受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一切外在力量的非法侵犯。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契切林则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与自由主义的措施同样重要，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对于保守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基本内容，他这样表述：   

  保守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调和自由原则、权力原则和法律原则。在政治生活中，它的口号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大的政权。自由主义的措施可以使社会自主地活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个性，保护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并使一切合法的愿望都有机会得到表达；强大的政权则是国家统一的维护者，可以联接和支撑社会，维持秩序，严格监督法律的执行，制止一切违法行为，使公民相信：带领国家的是可以让人信赖的可靠领导，是能够对抗无政府主义攻击和反动政党叫嚣，从而捍卫社会利益的理性力量。⑤  

  由此可见，契切林力求将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结合起来，主张在保持强大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引入自由主义的措施，对他而言，自由主义措施的引入，目的在于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同时适度限制国家政权的作用范围，消除专制君主制下国家政权干涉一切、掌管一切的弊病；而强大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责则在于保持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等，其目的在于保障自由主义措施的有效实施，避免古典自由主义可能带来的自由泛滥的局面。契切林意图克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极端保守主义的缺陷，又意欲兼采二者的优长，这一思想立场具有坚守中道、避免极端的本质，是思想家根据具体情况专门为俄罗斯设计的社会发展方向，后来也得到诺夫哥罗采夫、司徒卢威、伊里因等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契切林本人及这些后来者思考政治哲学具体问题的思想基础，譬如，他们关于民主的看法，无一不体现着保守自由主义的中道本质。

  契切林的民主观正是建立在保守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对于民主，他既不像当时许多立志改变国家命运又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那样视之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也不像专制君主制的顽固拥护者那样视之为一切社会乱象的生成根源，而是理性地分析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常态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呈现的两面性，客观地看待它对于俄罗斯政体建设的意义，并预言它必将走向衰落的发展前景。

  契切林在民主最本原的意义上理解民主，他认为，“在民主制中，最高政权属于全体公民。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平等”。⑥从理论上来说，民主的优点在于：在民主制中，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都能得到最高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自由；所有人都享有参与国家管理事务的机会，这可以提高人民的尊严感、政治素养、智力发展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也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最高目的；而且，政府由人民从社会中选举产生，政府和人民之间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有利于现行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都由自由平等原则主导，这两个领域主导原则的一致有利于它们的和谐共生。与此同时，契切林剖析民主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常会产生的缺陷：其一，在民主制中，所有公民，不论其自身能力和受教育水平如何，都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这使能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且占社会多数的群体得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有思想、受教育程度高但占社会少数的群体处于屈从者的地位，这是民主制的一个深刻、根本且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二，在民主制下，政党精神和政党利益常处于支配地位，国家的目的和利益总被忽略，党派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利益进行不择手段的斗争，这会使得受教育程度较高、受道德规则约束的群体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政治生活，最终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常是丧失道德底线的蛊惑者和职业政客。其三，在民主制下，国家的负担主要落在富裕阶层身上，过度依赖上层阶级的财富，从而使国家变成穷人的慈善机构，这不仅违反公正的原则，也使国家逐渐背离其本质与使命。其四，单纯的民主制比其他任何政体形式都更容易导致专制，因为它以多数人的名义行使公共权力，不受约束，没有制衡，又无处不在，无所顾忌。其五，民主倾向于不断地寻求改变，缺乏使社会保持稳定的保守主义原则，因此，由单一民主原则主导的国家往往很快会陷入衰落之境。其六，掌握民主政府的多数意志总是变化不定又专横无知，常常使国家的行政权力陷入糟糕的状态。

  在契切林基于保守自由主义立场的分析中，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稳定，也可能带来混乱和暴政，既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也有难以避免的缺陷，鉴于此，契切林对待民主的态度始终是客观的、理性的，不夸大其优势，也不回避其缺陷，而是主张在制度建设中根据现实情况具体地对待民主，积极发挥其优势，有效限制其弊端，对此，他说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民主视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然而，也不能绝对地判定民主有罪。它的好处是巨大的，全部的问题只在于它的两面性中的任何一面都过大，无论是光明面，还是黑暗面。”⑦“当民主制建立起来时，正确的策略就是利用它的优势，降低它的缺陷，使它走上正确的道路。”⑧

  契切林是一个具有黑格尔式辩证思维的学者型思想家，他不仅辩证地呈现民主制的两面性，还明确地预言民主制的必然衰落。契切林曾像分析民主制一样辩证地分析过所有政体形式的优点和缺陷，并且将每种政体形式都看作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阶段。在他看来，每种政体形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都是合理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又都会被新的、更合理的政体形式所取代。民主制也同样如此，它“作为一种一般的现象，只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⑨它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出现，逐渐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同时也慢慢显露出自己的缺陷，当属于自己的时代和条件过去时，它就会衰落和消亡。对此，契切林早在1898年就预言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主已经完成了它的循环，表达出了它所包含的一切。本世纪是民主成长的时期，毫无疑问，未来一个世纪则会向我们呈现它衰落的画面。”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契切林关于“民主必将衰落”的预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契切林不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具有光明的前景，而是预言了它的必然衰落和消亡。不过，契切林没有否定民主理念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将它看作构成完善政体形式的必备元素。

  契切林所谓的完善政体形式是指有限君主制，他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   

  有限君主制是君主制原则、贵族制原则和民主制原则的结合。这种政体形式体现了国家所有要素的充分发展及和谐结合。君主制代表政权原则；人民或人民代表，代表自由原则；贵族式的会议代表法律的稳定性，一方面制约着一人统治的政权模式的任意妄为，另一方面制约着自由的不受约束状态。所有这些因素都进入一个共同的组织中，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共同行动。国家理念在这里获得了最高发展。11   

  在契切林的描述中，有限君主制是一种混合政体形式，强大的政权力量、公正的法律原则、创造性的自由等来自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不同元素在其中有机结合起来，相互制约，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避免由单一原则主导的政体形式的弊端。此外，有限君主制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在近代，它的实现形式是立宪君主制，此时，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辩证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它们各自的构成元素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为这些成熟元素的和谐结合体，立宪君主制“就其理念来说，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安排”。12正因如此，契切林希望未来俄罗斯的选择既不是纯粹的民主制，也不是贵族制或君主制，而是这种整合了所有政体形式的成熟元素的立宪君主制。

  在俄罗斯政治思想史上，契切林是第一个全面研究民主制的思想家，其民主思想大致奠定了此后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民主观的基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得到了他们的回应、继承和发扬。在纪念契切林的文章中，司徒卢威指出，在俄罗斯后来的思想发展史上，契切林有两位最具代表性的继承者，即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师徒，“巴维尔·诺夫哥罗采夫比契切林年轻38岁，契切林向自己法学院的这位遥远的继承者伸出了手。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里因则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是契切林的继承者”。13司徒卢威将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分别看作契切林在法学和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的继承者，然而，他们对契切林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绝不止于他的法学观点和黑格尔哲学，而是全方位的，其中就包括契切林基于保守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民主观，只不过由于身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具体问题有别，作为后来者的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在看待民主问题时的侧重点与契切林有所不同。

二、作为历史多岔路口的危机民主

  诺夫哥罗采夫是契切林保守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之一，他从契切林开创的保守自由主义出发研究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并在这方面写了许多出色的作品。20世纪初是诺夫哥罗采夫创作的鼎盛时期，如果说对于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契切林来说“民主的衰落”还只是个预言的话，那么，对于诺夫哥罗采夫来说，“民主的衰落”就已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诺夫哥罗采夫认为，曾在18世纪、19世纪焕发勃勃生机，并向世人许诺光明前景的民主，到了20世纪初，已经处在全面的危机中，与它相伴而来的不再是人们澎湃的激情和对未来确定的信心，而是人们的彷徨、迷茫和对政治的漠视，对此，他这样说道：“18世纪末，民主时代的来临曾唤起过无限的希望、如火的敬仰，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政治运动对邻国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敬仰、这样无限的希望、这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了。”14正因如此，诺夫哥罗采夫的民主观重在呈现西方民主的危机面相，他批判性地分析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意在证明西方民主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同时深陷危机，似乎是对契切林“民主必将衰落”预言的具体展开、论证和阐释，在此基础上，他将民主定性为可以走向无限可能的多岔路口，以此凸显民主的不确定性和危机状态。

  诺夫哥罗采夫选择从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入手挖掘西方民主的危机面相。人民主权原则虽自古有之，但直到经过卢梭的重新阐释，才获得强大的时代力量，卢梭“采用一种出色的、吸引人的、能够点燃人心灵的方式，将这个和政治科学一样古老的理念呈现出来，赋予它一种注定要改变世界的、庄严的、神圣的口号所具有的魔力”，15从而使之“成为自己时代的政治信条，成为19世纪政治理论的基础”，16对整个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然而，卢梭的魔法赋能并未消除这个原则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通常固有的缺陷，那就是，一旦涉及它在实践层面上的操作问题，人们就会陷入思想上的争议和概念上的模糊不清，虽然卢梭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实践困境，并曾给出过解决方案，但他的方案并不成功。诺夫哥罗采夫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提出了批评。

  首先，卢梭人民主权原则的核心是公意理论，然而，其公意理论与现实中的人民意志状况不符，很难在实践层面上予以落实。在卢梭的表述中，公意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一致的意志，它是统一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目标、价值观和意志常常极不相同，也极不明确，变化不定，所谓的公意从来都不曾自然地生成过，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民主政治实践还进一步表明，很难通过人为的方式达成公意，因此，诺夫哥罗采夫认为：“这个意志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自足的量，它是易变的、流动的，它摇摆不定，破碎不堪，总是处在形成的过程中。”17这就使得对公意的寻找无从着手，退一步来讲，即便是找到了或通过人为的创造达成了公意，那么，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它，同样是一个难度级别极高，甚至是不可能解决的政治哲学问题。总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公意的寻找和实现”绝非易事，只有盲目乐观的旧政治理论才会轻率地认为这个问题容易解决。

  其次，卢梭为人民主权原则设计的理想实践方案是直接民主，对于卢梭来说，“公意的表达既不需要中间人，也不需要代表，它就像白昼一样，总是直接地表现出来”，18然而，直接民主的实施需要极其苛刻的前提条件，这使得它的现实操作几乎失去了可能性。直接民主只有在“小国或城邦国家的狭小疆域”中才能有效地运行，因为在这里，人民的生活习俗基本一致，人们的意愿和利益相差不大，公意容易达成和实现，正如诺夫哥罗采夫所言：“在卢梭看来，意志的统一是以意愿完全一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意愿的完全一致则是由生活的完全一致保障，由不受任何东西激怒的简单情绪和情感保障。”19一旦超出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国土面积庞大、人口构成复杂、各种利益冲突难以调节的大国中，公意的达成和实现就无法保障，直接民主的运行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无论是在卢梭的时代，还是在当代社会中，卢梭设想的理想小国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也意味着，作为卢梭人民主权原则理想实践方案的直接民主，在现实中根本没有适宜的实践土壤。

  除了从公意理论和直接民主方案两个方面批评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外，诺夫哥罗采夫还对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提出了批评。在西方的民主实践中，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诺夫哥罗采夫认为，在代议制民主的所有环节中，人民的普遍意志都未得到真正的表达。选举前，对选民资格实施审查，这使得并非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无权参加选举的那部分公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都是缺位的，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选举过程中，只有表现最积极的那部分投票群体的意愿才能得到体现；进而，在行政决策的形成环节中，因受政党支持而当选的议员或国家管理人员会更多地受制于政党内部纪律，以政党的利益和意志为先，而不以人民整体的利益和意志为先；此外，少数人还会通过操纵社会舆论的方式影响选举进程和政治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投票结果和政府行动反映的也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少数舆论操纵者的意志。总之，在代议制民主中，代表们与其说是在理解和寻找人民的意志，不如说是在建构和创造人民的意志，甚至是将自己的意志伪装成人民的意志，其真正目的是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意志，因此，诺夫哥罗采夫指出：“代议制机构……很容易会变成一个特定的阶层，一个不是维护社会利益，而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等级。”20鉴于此，关于代议制民主，诺夫哥罗采夫总结性地批评道：

  在民主形式最发达的国家中，人民意志实质上是由少数上层人士的意志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民主权理论在此来到了自己的出发点，绘制出了自己逐渐演化的循环圈。它的出发点是少数人的统治意志与人民的最高意志、所有公民的意志对立，但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力量，全体人民的意志被多数人的意志取代，多数人的意志又被那些敢于迫使人们承认他们是多数的积极公民的意志取代，最终，这些积极分子的意志被几个执掌政权并引导政治生活进程的政治人物的意志取代。21 

  诺夫哥罗采夫关于西方民主的上述批判，在契切林的“民主必将衰落”预言中已经初露端倪，只是在契切林的时代，西方民主还显现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与其相伴而生的各种问题尚未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因此，契切林并未展开阐述这些问题；到了诺夫哥罗采夫的时代，由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探索俄罗斯独特政体模式的需求日益凸显，曾经笼罩在西方民主之上的光环又逐渐褪去，对西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就成了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诺夫哥罗采夫全面分析和批评公意理论、直接民主理论及代议制民主等18世纪、19世纪西方主要的民主理论及实践，意在表明，在18世纪、19世纪为西方法治国家奠定理论基础的民主思想并不像其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一旦落实就可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相反，它们在思想层面和政治实践上均已陷入深深的危机中。当然，诺夫哥罗采夫并未因此否定民主理念和民主价值本身，以至于持虚无主义的民主观，而是主张从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创造性地思考民主，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奠定在新的哲学基础上，以保障其本质的真正实现，正因如此，他认为，“从前以其名义发起运动的基本原则、个性概念、平等和自由原则仍然有效”，仍然可以和从前一样充当“推动性的、指导性的原则”，22但是，在新的时代中，需要从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对它们的本质和内容重新定义，而且，“现在也只有新的政治思想才能真正理解民主的本质”。23与此同时，诺夫哥罗采夫指出，当从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理解民主时，立即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并不是一条明确的、笔直的道路，而是一个多岔路口，与其说它是对问题的解决，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项任务”。24在此，诺夫哥罗采夫得出了他关于民主的总体看法，即民主不是一条通向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可以通往多个方向的多岔路口。

  诺夫哥罗采夫关于民主是多岔路口的看法，不仅建立在其民主危机论的基础上，还源于他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和契切林一样，诺夫哥罗采夫也从民主最本原的定义出发来理解其本质，他认为，自古以来，“民主首先被界定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在其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形式”，25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为人民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性保障的政体形式，而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容纳所有力量与可能性的相对主义政治制度。与排他性的绝对主义政治制度不同，作为一种相对主义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一种宽容的制度，它不承认任何绝对的秩序、信念和观点，对它来说，所有政治流派和经济思想都有权得到关注、尊重和发展，每个个体都可以在无限开放的空间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自由地安排其生活，因此，民主制度可以成为各种思想流派及制度安排自我呈现的自由舞台，可以成为人类鲜活的生命力量自我创造的广阔空间，而不可能是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民主制可以接受一切，容纳一切，允许一切发生，却不会确定地成为这“一切”当中的任何一种东西，这就决定了民主绝不会是问题的答案，而只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身，正如诺夫哥罗采夫所说：

  民主是一种自由的制度，是一种政治相对主义的制度……任何政治可能性、任何经济制度，只要它不违反自由原则，都会被容许，民主也就永远是一个岔路口。没有一条路在这里是预定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向在这里是被禁止的……民主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有开放大门的体系，向着道路的未知方向散开。26  

  曾经，民主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而广受欢迎，在民主的狂热追随者们看来，民主及其价值理念是终极追求，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是宗教，但在诺夫哥罗采夫看来，“民主和任何其他国家形式一样，只有在它之上有正义的时候，在人民还没有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人民的意志必须服从的最高意志时，它才有力量”。27这意味着，对他而言，民主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身；与民主相伴的不是确定的目的性，而是无限开放的可能性；民主自身已深陷危机，不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而只能带来迷茫与彷徨；民主更不是救世主，只是在等待拯救的对象，在民主之上，需要有最高意志的指导，对于民主，需要从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予以反思，为之奠定新的思想基础，使其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也唯有如此，才能祛除近代以来民主被赋予的超自然地位，使其回归自然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形式，获得真实的力量，并摆脱自身的危机状态。

三、作为构想未来俄罗斯政体形式思想基础的创造民主   

  如前文所述，对于民主，诺夫哥罗采夫重在批判性地呈现西方民主的危机面相，而对于批判后的民主建设问题，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建议，并没有给出相对具体的规划，这一欠缺在伊里因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足。作为诺夫哥罗采夫的学生，伊里因在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成长起来，他延续了其导师对西方民主的批判态度，认为西式民主“把一切都归结为选票的公开和票数的计算”，这样的民主“什么都保障不了：不能避免普遍的贪污腐化，不能避免叛变的阴谋，不能避免骗子对弱者、善良之人、愚昧无知之人的压榨，不能避免无政府状态、暴政和极权主义”。28显然，在伊里因看来，西式民主只是民主理念落实在实践中的一种形态，而且还是一种不甚成功的形态，它只拥有民主之名，却未实现民主之实，是虚假的形式化民主，是处在危机之中的没落民主。和契切林及诺夫哥罗采夫一样，伊里因也不否定原初意义上的民主理念，甚至可以说，原初意义上的民主理念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他关于理想社会的制度构想，只是为了区别于西方流于形式的、失去内在本质的民主，伊里因称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民主为“创造民主”29。因此，创造民主不是伊里因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而只是一种他希望回归民主原初意义的价值指向及相应的制度追求。伊里因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虽然于他而言君主制一直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政治传统和具体国情的理想政体形式，但是，在思考未来俄罗斯的政体形式时，他始终主张应根据未来俄罗斯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利益适时调整国家的政体形式，不能用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等抽象概念预先框定未来俄罗斯的政体建设方向，鉴于此，伊里因在瑞士时期构想未来俄罗斯的政体模式时，着重提出并详细阐释了创造民主思想。

  根据伊里因的创造民主思想，民主不是自足的、绝对的抽象价值，而是一个需要特定生长土壤和前提条件的有机体，只有当所需的前提条件全部具足时，它才会创造性地、鲜活地生长起来，进而才能实现民主先驱者们畅想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和由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本质，故此，伊里因又称创造民主为有机民主，并将民主创造性地有机生长的前提条件总结如下：人民要拥有自由的技艺、高水平的法律意识、经济独立性（即拥有通过诚实劳动养家糊口的能力及机会）、最低限度的受教育水平、政治常识和参与国家管理的丰富政治经验，以及独立的精神个性、对祖国的忠诚、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被收买的品格、责任感和勇气等道德素养。30可以看出，对于伊里因来说，创造民主的前提条件主要体现在公民的个性、素养、能力和品格等方面，真正民主制度建设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主体的综合素质，只有在社会主体具备这些素质的前提下，民主才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才会实现其由人民管理国家的本质，反之，民主则会陷入形式化、虚假化的境况。在伊里因看来，拥有民主所需素养的公民主体与民主国家之间是一种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关系，对此，他曾用生动的语言描述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不是站在岸上看着自己国家的大船如何航行，而是站在船舵旁，和它一起航行，他分担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与危险；无论是在欢乐的胜利中，还是在历史的斗争中，他都不会对它置之不理；他始终与它在一起，因为他忠于它”。31伊里因关于创造民主的实现取决于社会主体的素养这一观点，与他关于国家政体形式实现条件的论述完全一致，在《论国家的形式》一文中，他写道：“国家的形式主要取决于人民的法律意识水平，取决于人民获得的历史政治经验，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民族性格。”32这一论述的通俗表达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强调人民的素养对国家政体形式的决定性影响，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普鲁士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时表达的观点一般无二。

  正因为创造民主的实现需要很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伊里因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预言式地发出警告：如果有一天苏联解体，俄罗斯不宜立即追求民主价值的实现，更不宜直接移植西方的民主模式，因为长期在非民主政体下生活的俄罗斯人民不具备民主所需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地追求民主价值，强行引入民主制，只能给俄罗斯带来毁灭和灾难。33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立即引入民主制造成的混乱和失序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伊里因预言的正确性。不过，伊里因从不反对俄罗斯在具备民主所需前提条件时实施民主制，也不反对，甚至是积极倡导俄罗斯在不具备民主所需前提条件时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自主地引入民主制的元素以弥补自身政体形式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创造自己独特的政体形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说：

  现在俄罗斯……既不能也不应该“模仿”任何国家的任何东西。它应当创造和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国家形象，在这个时刻，这个形象是合乎历史需要的，是只适合于它的，也只对它有拯救意义。它应当做到这一点，不需要任何监护者、诱惑者或收买者的许可。34

  伊里因认为，未来应当从自然条件、民族特点、人民的法律意识水平、经济发展模式、人民的道德品质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创造一个真正适合俄罗斯的政体形式。伊里因充分意识到了俄罗斯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俄罗斯具有辽阔的国土面积、复杂的民族构成、自由放任的民族性格、法律意识水平和政治素养均很低下的人民，这决定了俄罗斯需要一个力量强大的权威主义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俄罗斯具有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为防止强大的国家政权滑向极权主义的道路，未来俄罗斯需要引入法治精神和民治原则，在保持强大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适宜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完善的行政制度，确保优秀的治国精英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家的管理层，从而逐步祛除俄罗斯传统政治制度中固有的法治精神缺乏、官僚主义和集权主义等弊病，使现代民主制度的优长逐渐在俄罗斯社会生根发芽。正因如此，在构想未来俄罗斯的政体形式时，伊里因秉承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前辈的立场，希望将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与保守主义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为对方设限，从而使未来俄罗斯的新宪法“结合权威制度的优点和民主制度的优点，消除前者的危险和民主制度的缺陷”。35他认为未来俄罗斯的政体形式应当是这样的：  

  在这个制度中，君主制最优秀、最神圣的基础会汲取共和制法律意识中一切健康的、强有力的东西……真正贵族制的天然的、宝贵的基础会充满真正民主制中的健康精神……一人掌权的制度与多个独立意志的存在和谐共生；强大的政权与创造性的自由结合在一起；个性自愿地、真诚地服从超个性的目标；统一的人民找到了自己人格化的领袖，通过信任与忠诚与他联系在一起……这将是新的俄罗斯政体、新的俄罗斯国家。36

  伊里因的创造民主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俄罗斯政体形式的构想体现了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的惯常立场，对伊里因来说，纯粹的、单一的民主制度与当下的甚至是近期的俄罗斯状况不相宜，但俄罗斯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状况，逐步引入民主制、贵族制的元素，将它们与传统的君主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混合政体形式，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动态调整各种元素的比例，以求国家随时都处在最优的政体形式下。可以看出，伊里因打破了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等概念通常造成的思想壁垒，于他而言，无论何种政体形式，只要它始终能使国家政权掌握在最优秀的人手中，并达成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得以自由生活和创造的社会境况，就是对未来俄罗斯具有拯救意义的政体形式。 

四、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民主思想的当代意义  

  回溯俄罗斯的政治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具有保守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很多，除了契切林、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外，还可以提及司徒卢威、弗兰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名字，甚至还包括号称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改革家的司托雷平。毫无疑问，契切林、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契切林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开创者，诺夫哥罗采夫算得上是契切林开创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者，而伊里因则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的发扬者。从契切林到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跨度长达百余年，正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在西方民主理念冲击下频繁变动的时代，他们对民主的思考反映了民主理念在俄罗斯政治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也包含着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解决。

  在契切林的时代，虽然民主正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契切林以一个严谨学者的客观态度理性地分析了民主的利弊；到了诺夫哥罗采夫和伊里因的时代，民主在作为其发轫地的西方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显现出了许多制度性的缺陷和各种现实困境，因此，与契切林不同，诺夫哥罗采夫聚焦民主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危机面相，而伊里因不仅承袭诺夫哥罗采夫对西式民主的批判性态度，还提出了避免西式民主缺陷的创造民主思想。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思想中都包含着他们作为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一脉相承的内容：首先，批判西式民主是他们民主思想的共同基调。民主自古有之，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民主本身与西式民主区别对待，认为西式民主只是西方国家实践民主理念时呈现的一种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它充满危机和弊端，并未真正实现民主的本质，不是其他国家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万能灵药，也不应成为其他国家进行民主建设的制度模板。从契切林在分析作为历史发展普通过渡阶段的常态民主时表达的“民主必将衰落”的预言，到诺夫哥罗采夫对民主危机面相的突出呈现以及伊里因表达的克服西式民主缺陷的创造民主思想，无一不显示出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民主在西方国家既有发展状况的批判及对西式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看法。第二，民族有机体论基础上的独立民主发展观是他们民主思想的基本特征。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民族有机体论者，认为每个民族都是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特性的有机体，这使得他们思考民主理念在俄罗斯的落实问题时，历来都主张应根据俄罗斯自身的情况寻求本民族独特的民主建设道路，既不机械地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也不允许他国干涉自身的民主建设之路。第三，强调社会主体素质对民主建设成败的决定性作用是他们民主思想的共同内容。依据契切林的分析，民主制缺陷生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体的受教育水平低、道德素养差及自我管理能力弱；而诺夫哥罗采夫明确指出过民主制对人民素养的基本要求，认为“人民要足够成熟，才能够自我管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理解自己的义务且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37伊里因的创造民主思想则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主体各种能力、素养和品质的明确规定上。他们共同认为，民主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体的素质；然而，对社会主体素质的培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俄罗斯来说，民主制的建设只能是渐进的、谨慎的、长期的，而不能是激进的、休克式的、一蹴而就的。第四，混合政体形式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未来俄罗斯政体形式的共同构想。他们一致表明，未来俄罗斯的政体形式应当是结合自由主义制度和保守主义制度各自优长的中间道路，即在强大国家政权的保驾护航下，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建立公平自由的社会环境，确保社会治理的权力合法地掌握在各行各业的精英手中。这条中间道路就像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在现代化语境中尝试提出的一种非西方化的俄罗斯民主方案，既包含他们对俄罗斯政治传统和历史现实的尊重，也包含他们对人类社会普遍理念的接纳。

  参照同时段的西方学界，与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相同，一些思想家也在以批判性的进路从事民主问题的研究，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前者的关注，比如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密尔和詹姆斯·布莱斯的相关成果，都曾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对于这些西方同行的民主思想，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基本态度是：不认同他们在民主问题上的根本主张，但认可他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比如契切林，作为一个混合政体的拥护者，他一直都激烈地批评托克维尔对民主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方法论上与密尔截然不同，也不看好密尔完善民主制的方案，但是，在呈现民主制的缺陷时，他还是会选择引用他们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谈到民主制的缺陷之一“不受制约的纯粹民主更容易导致绝对暴政”时，他写道，在纯粹的民主制下，“所有的独立都遭到无情的压制，所有的独特性都消失了。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迫害延伸到了一切领域——包括思想和良知、家庭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所有善于思考的民主观察家，即使是最同情民主的人，首先是托克维尔，其次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斯宾塞、梅因……都同意，这正是民主最痛苦的地方”。38此外，对于托克维尔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中寻求弥补民主制缺陷的尝试，契切林也予以高度评价，且在这方面有引之为同道中人的意思，他指出：“在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中，除了法律约束外，还需要道德约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在这里，一切都由人民的共同精神维系，由人民在没有任何外部监督情况下的自我管理能力维系。宗教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曾坚决肯定宗教在美国社会中具有的重要意义。”39除了托克维尔和密尔，布莱斯对西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也受到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高度关注：不仅契切林多次引用布莱斯对西方民主制的批判性描述，诺夫哥罗采夫的文章《处在岔路口上的民主》及其关于“民主正处在危机之中”的结论更是直接源于布莱斯的相关研究成果40，在此不再一一引述。可以看出，虽然西方思想家与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都批判性地对待西式民主，二者的理论底色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原因在于：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思想家认可西式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框架，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建设性的方案修补西方民主社会的制度性缺陷，从而使之得到完善和发展；而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则生活在一个有着漫长的君主制传统且仍在君主制治下的国家中，他们考虑的是俄罗斯应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民主价值，他们对西式民主的批判具有彻底否定其基本理论及具体实践的理论底色，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探索适合未来俄罗斯的独特政体模式。然而，正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立足本国现实、批判性地对待西式民主从而探索本国独特政体模式的理论方向，使之在当代俄罗斯社会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和意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式民主虽然在思想层面上不断受到质疑，但在社会现实层面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拥有强劲的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往往会不加辨别地将西式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西方国家由此也理所当然地以民主的合法拥有者和天然榜样自居，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不断指责其他国家的民主探索道路。在这方面，同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俄罗斯，常常和中国面临同样的处境，需要为自己的政体建设道路做出合法化的解释以应对西方的舆论压力，同时也要使本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树立坚定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民主思想显然可以成为当代俄罗斯争取民主话语权、反对西方民主霸权、解释其自身不同于西方的政体建设模式的恰当理论资源。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自21世纪以来，当代俄罗斯领导层开始有意识地大幅提升以伊里因为代表的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地位，对他们的思想高度重视、大力弘扬并积极借鉴。比如，普京曾三次在年度国情咨文（2005年、2006年、2014年）中引用伊里因的话，在其他重要发言中也多次提及伊里因的文字，这大大增加了伊里因的社会影响力。俄乌战争爆发后，伊里因的受重视度再次得到提高，2022年9月，普京在短短一个月内两次引用伊里因的话；2023年8月，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成立高等政治研究院，由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杜金任院长，为增加学院的威信并表达对伊里因的敬意，学院被命名为伊万·伊里因高等政治学院。虽然在俄罗斯所有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中，只有伊里因得到了如此高的受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但作为一个在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成长起来，思想中携带着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文化基因，其主张又体现出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典型特征的哲学家，伊里因的思想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整个演绎过程的当代体现，是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当代俄罗斯领导层归于伊里因个人名下的积极评价可以为这一流派的所有思想家们共享。

  事实上，也正是在伊里因思想地位日渐提升的过程中，普京团队关于当代俄罗斯政体模式的理论表述日益清晰，并得以广泛传播。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这样总结俄罗斯的民主建设之路：

  俄罗斯按照本国人民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它遵守所有通行的民主规则，走上了民主之路。它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做出独立的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他国情出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但要在俄罗斯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必须依法而行。为维护民族、宗教或是其他方面利益而采取的非法斗争手段，是与民主自身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国家将对此采取法律的、严厉的应对方式。41  

  普京这篇国情咨文的讲话精神迅速引起俄罗斯政论家和政治高层的积极响应，并被概括为主权民主思想，而主权民主思想很快又被统一俄罗斯党确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成为普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复兴俄罗斯战略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时至今日，主权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体现普京执政理念的本质，是其执政实践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普京及其政治团队的公开表述中，可以梳理出主权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俄罗斯的民主是俄罗斯人民自主意志的选择，不受他国和外来力量的强迫与干涉；第二，俄罗斯的民主是俄罗斯人民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探索出来的独特民主实践模式和实践节奏，不是对西式民主的照搬和机械模仿；第三，俄罗斯的民主遵行的是普遍通行的民主规则，是真实的民主，不是徒具民主之名却有专制之实的专制制度；第四，俄罗斯的民主是与俄罗斯社会当下发展阶段不断适应着的渐进式民主，不是激进式的民主；第五，俄罗斯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行，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第六，俄罗斯的民主由受法律限制的强大国家政权保驾护航。

  主权民主思想的内涵与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民主的思考要点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伊里因作为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继承者，其思想又在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和推广期间开始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团队的高度倚重，这些线索基本可以勾勒出俄罗斯政治精英们面对国内外的舆论质疑，力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形象。21世纪以来，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恢复及与西方关系的逐步恶化，俄罗斯迫切需要打破西方定义民主范畴、评判民主制度是非优劣的垄断权，以伊里因为代表的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民主思想充分满足了俄罗斯领导层的这一理论需求。可以看出，主权民主思想继承了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的文化基因，赓续了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关于民主的思考要点。经过主权民主思想的阐释，当代俄罗斯被呈现为将现代法治与强大国家政权有机结合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形象，而不再是西方国家话语表述体系中的专制的落后国家。正因如此，主权民主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表达自身政体建设模式、对抗西方民主霸权思想的有力理论武器，对内力求为自苏联解体后就一直饱受“俄罗斯该向何处去”困扰的俄罗斯社会解惑，对外则给了俄罗斯自我审视和直面西方舆论攻击时的理论自信。这一切都应源于以俄罗斯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民主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给予当代俄罗斯政界和文化界的理论底气。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11）资助，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8ZDA0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