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构思

一、前言  

  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化”在今天再次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为了更为全面深入地讨论这一话题，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探索、展望和论争。整体来看，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识之士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亘古未见的大变局，不断回溯既往、求索新知，通过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与世界，探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历史。许多产生一定影响的思想论争，说到底争的就是中国未来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随着内外环境的剧烈变化，随着人们更为深入地剖析各种存在于世间的现象与矛盾，不断有新的学说和概念被人们关注，用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探讨未来发展的路径与趋向。而各种曾在中国大地上此消彼长的域外新知，之所以有些内容热闹一时便黯然退场，至多沦为小圈子里的特定话题，有些内容却能拥有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借由大众报刊的反复提及而不断下沉，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人觉得后者有助于认识中国自身的问题，有助于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衰颓之势，有助于让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曾经深度参与从戊戌变法以来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章太炎就认为：   

  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①   

  与之相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也指出：   

  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  

  理解了这两段话，或许就能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论争与学说互竞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个过去鲜为人所提及的概念——“现代化”，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经常关注的话题。人们就何谓“现代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有哪些，实现“现代化”需要进行哪些工作，以及对于中国而言，步入“现代化”的路径是怎样的等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观点和主张。今日回看这些文献，它们显示了在那个东三省已遭日本侵略、中国面临巨大危机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积极思考，为处在内外困境之中的中国寻找出路的心路历程。而分析这些文献的基本内容与旨趣，则可更清晰地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什么要追寻“现代化”，人们不约而同地构思着怎样的“现代化”图景。③这或许也是今天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前提。

二、“现代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人们曾习惯于用“早期现代化”来描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④而作为一个名词，据黄兴涛考证，“现代化”在1923年已被国人使用。⑤罗荣渠则指出，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及其相关概念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但是将“现代化”作为一种具有较为明晰定义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进行阐述，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是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才出现的。⑥为什么那一时期出现讨论“现代化”的热潮？在笔者看来，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中国国内的状况来看，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共”，国民革命运动以来的国共合作局面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当北伐军决定继续北伐之际，身在东北的张学良面对国仇家恨，决定东北易帜，让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此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清理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分化瓦解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事力量的同时，为了维持统治，还是打算进行一些属于现代范畴的建设活动的。这就引起了时人对于如何通过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扭转近百年来落后挨打、列强环伺、国穷民弱、政治动荡之局面的高度关注。

  其次，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有展开各项建设的意愿，但正如国民党内一些具有批判思想的人士所指出的，由于蒋介石集团厉行“清党”，让国民党内不少具有理想信念、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惨遭“逆淘汰”，那些在北伐时属于被打倒对象的土豪劣绅和原北洋政府官吏纷纷涌入国民党内，成为各级政权的执掌者，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较之先前也有所退步，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风气呈现堕落腐化之象。国民党虽执政不久，但已暮气沉沉。⑦社会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批评之声也从未间断。时人冷眼旁观：“国民党现皆抛弃其党义，借招牌以竞权争利，将来太平时局，必非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借牌号招者所能成功”。“若以现在之国民党之人材治国，则恐国未治而党先崩”。⑧作为老革命党人的章太炎更是直接指出，彼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乃“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⑨这一点，就连当时的一些高官也感受到了。1932年年终，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许多重要职位的邵元冲在日记里感慨：“党内则分子复杂，虽中枢人计，而群盲盈廷，或则别有作用，或则蒙騃无识，成事不足，危乱有余，故设施每多颠倒或拂戾民意，而民生疾苦，自治基础盖漠然焉”。⑩第二年年底，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本党党务，以干部力量之薄弱，内部派别之分歧，过去倾轧分化之结果，精神益见委靡。大部党员除为小组之工具，以换取个人利益外，毫无振作自觉之精神，于智能上稍求进步”。11

  与此同时，面对革命的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以此为基础，为中国革命制定正确的方针与政策，于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场论战的参与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时还略显生硬，在处理理论与材料的关系时有强行嫁接之弊，但是，由于这两场论战声势极大，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知识界的普及。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积极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苏联、日本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或进步知识分子的著作，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文化组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陶希圣就观察到：“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社会主义左倾的思想广泛的侵润于青年知识阶级之中，达到最旺盛的程度”。12正如其言，大约从1929年起，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者广义的左翼立场的著作。这些著作研究、介绍中外历史与现状，分析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文化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在当时，所谓“社会科学”，很多时候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13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劳动力、生产关系、工业化、帝国主义等问题的深入剖析，无疑丰富了人们思考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视野与深度。

  复次，从国际环境来看，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极具共识性的议题。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严重打击了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经济，造成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剧增，社会愈显动荡，暴露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病，让人们开始进一步反思19世纪以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此之后，旨在矫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逐渐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而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病丛生，苏联的经济建设虽不无代价，但蒸蒸日上，成效良多，同样吸引着人们的目光。14与此同时，和中国同属亚洲、面临相似内外危机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革，也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由日本关东军炮制的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更让人们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企图越发明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加快中国的各方面建设，在短时间内提升综合国力，已成迫在眉睫的大事。与之相关，德意日的法西斯统治，也不时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与国民党政权有着较为紧密联系人士的眼球。凡此种种，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更为深入全面地讨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特别是如何在错综险恶的外部环境下进行建设，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最后，从文化界自身的状况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式高等教育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建立了不少具有现代色彩的高等教育机构，一批具备现代学术知识的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任教。与此同时，在大城市里，知识生产与传播越来越仰赖媒体与出版机构。伴随着这些新机构的出现与普及，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力。他们高度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具有一定的世界视野，擅长用较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撰写各类文章。特别是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与政治经济地位使然，报馆林立，书局众多，大学也有不少，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聚集地，在此处能从各类出版品上观察到各种各样的政治与文化思潮。中国各方势力与团体，也希望通过上海的媒体与出版机构向国内其他地区发声，宣传自己的主张。

  以上几个因素，让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谈及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自然以上海《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刊登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最为著名。不过在这之前，国内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1930年7月7日，《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文章。作者认为：“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15不过，现代化的过程并非一路坦途。作者观察到：“中国国家现方在新旧过渡时期中，任何方面，胥呈混沌矛盾之现象”。16最为明显的便是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往往使用较为先进的武器，使军事的现代化看上去颇有“成效”，然而在这一造成巨大伤亡与损耗的纷争背后，则体现出当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严重不足。比如经济上的“产业消耗”与“农村破毁”，政治上的“素好罔民”与“多行欺伪”，特别是国民党标榜的“党治”，非但未能澄清政治，反而带来不少新的弊病。当然，或许是同样有感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便“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中国军事上畸形的“现代化”妨碍了其他国计民生事业真正的现代化。

  在分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份刊物。《申报月刊》创刊于1932年。在此前一年，史量才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提出要进一步担负起报纸的社会责任，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基于此，以《申报》创刊六十周年为契机，申报馆颁布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其中就包括创办《申报月刊》。史量才希望借助月刊这一载体，刊登更多关于现实问题的、有系统的、较长篇幅的论著，促进人们对国事进行研究。17在《申报月刊》的创刊词里，有这样两段话：

  我们要尽我们文化和经济的使命，都以增进民众幸福为前提。我们意谓现今产业先进各国帝国主义的政府，以扩张并压迫殖民地为手段，图其生存并以救济恐慌，无异抱薪救火，结果非至崩溃不止。世界与中国息息相关。在这样情况之下，中国外祸内忧的日亟一日乃是必然之势。然而，世界和中国的劳苦民众，以及其他被压迫者，在这恐慌和纷乱的情况，衣食住行物质的生活都已发生了问题，个个想求条出路。现状的不能不改进，已成为一件明显的事实。从这事实看，世界与中国其实都同在一个趋于转变的洪流中飘荡，而劳苦民众便是转变情况中能动的分子。

  事实最雄辩。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时代潮流，向前进展，不会向后转，开倒车。虽当每时代转变期间，常有抱残守缺者为欲保持或回复原状，不恤挣扎，起逆转运动，但他们的活动总是劳而少功。我们并不过信功利主义，可是不管主观的好恶怎样，认清时代潮流的趋势，以增进最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为目标，向前迈进。我们相信日后当可跳出纷扰烦闷的圈子，达到光明康庄的坦道。18

  很明显，这段话强调了帝国主义侵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造成的危害，提醒人们要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动荡，以及中国国内状况与世界局势的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透露出强烈的关心底层劳苦大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思想。可以说，这就是《申报月刊》的重要底色。它固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刊物，但其基本立场是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站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角度来立言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底色，除了史量才的因素外，还与这份刊物的主编俞颂华有关。俞颂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世界大势，希望借助刊物来刊载那些直面中国社会现状与症结、深度解析国际政治变化的文章。这让《申报月刊》的文章大体具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感与敏锐性，能够涉及那个时代影响中国与世界局势的关键事项。俞颂华交游广泛，在知识界有一定号召力，《申报月刊》编辑部根据需要不定期组织“讲谈会”，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聚在一起，就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进一步扩大了《申报月刊》的影响力，使其刊登的文章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深受读者喜爱。19

  1933年6月，《申报月刊》向读者介绍了下一期刊物将开设讨论现代化问题的专辑。其中说道：

  我们中国生活程度已经低下到大部分人民逗留在半饥饿的状况；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而莫展一筹的地步！究其原因，还不是由于别的国家已经“现代化”了，而中国许许多多地方，仍旧故步自封，未能适应现代环境的缘故？所以近来国人，差不多个个都感觉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而“中国现代化”也已成为一般人的呼声了。

  的确，中国今后在经济上唯一的出路，就是“现代化”。但是谈到中国的“现代化”，就发生了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了。问题是：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的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那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种方式的步骤怎样？

  我们相信中国的前途，有赖于这两项问题的解答，所以特地征求国内若干学者的意见，作一回公开的讨论。

  在国难严重的今日，我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似乎太“好整以暇”了。实则“怎样救中国的危亡？”“中国究竟往那里前进？”乃是一般人心中积蓄已久的疑问……中国的农村，目下已呈濒于崩溃的现象，而工商凋敝，入超统计，去年度又以达到五万五千余万关两的记录。整个国民经济破产的危险，已经迫于眉睫，为什么一时尚无法挽救？换言之，中国产业至今尚未能“现代化”，其根本的原因，究竟安在？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目下急切待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出第一项问题，征求各家的意见。其次，挽近两世纪中，列国先后发生产业革命，经过“现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又因全世界空前的经济恐慌，破绽百出，正在那里发生动摇。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应当姑且走他们的老路，抑另寻新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既然提出了第一项问题，第二项问题，自然也不能不同时提出讨论了。20

  可见，《申报月刊》之所以发起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是其编辑同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于对中国的内外环境的强烈忧患意识，想通过探讨这一话题，给出关于“怎样救中国的危亡”和“中国究竟往那里前进”的比较清晰可行的答案。这表明，时人之所以关注“现代化”这一问题，之所以认为这一问题很重要，绝非为了炫奇斗智、自我标榜，或在知识分子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而是有极强的现实感，是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认真思考相伴而行的。

  在1933年7月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里，《申报月刊》的编辑再次向读者阐明了策划这一选题的目的：  

  “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勿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主张。所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 “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这决不是一种很好的现象。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目的即是在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人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21  

  在这里之所以不嫌其长，大段征引，是想强调，通过这两篇类似于“导读”的文章，可以更为直观地认识到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申报月刊》所期望的开展“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方式、内容侧重与舆论影响。总之，刊物编辑们对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进程与中国未来的前途深感忧虑，对大多数民众的生计与命运深表同情，对当时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政治生态深为不满。很大程度上，这也透露出时人之所以关注“现代化”问题的基本心态。

三、“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主旨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收录10篇篇幅不大的“感想”，作者分别是杨端六、陶孟如（陶孟和）、张良辅、樊仲云、周宪文、李圣五、程振基、吴泽霖、陈彬龢、金仲华，以及16篇专题文章，作者分别是孙静生、谷春帆、郑学稼、诸青来、罗吟圃、戴蔼庐、张素民、陈高佣、董之学、唐庆增、闰年、杨幸之、吴觉农、亦英、郑林庄、顾毓瑔，加上这一期刊物的“随感”栏目里有一篇茅盾的《现代化的话》，一共有27篇与“中国现代化问题”有关的文章。在这里，笔者就不寻章摘句征引，拉开架势详论，仅就自己的理解，试着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参与讨论的作者，都在文章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忧患意识与急迫感。他们和《申报月刊》的编辑一样，目睹中国各方面的弊病，认为尽快实现现代化是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各种危机的必由之路。比如亦英就说：“现在我们中国，破落得不堪，没有一方面不是呈现没落的气象”。22杨幸之也感叹：“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惟其落后，故又显呈江河日下之势，而愈益落后，而构成现在这样一个似乎是站在二十世纪文明圈外的非现代的国家”。23陈高佣则强调：“中国今日的文化既是这样的萎靡，复杂与矛盾，亦无怪乎中国国家之贫穷，衰弱与纷乱也。所以我们今日不欲使中国存在则已，如欲使中国存立于世界，非把中国文化确实改造一番不可”。24金仲华更是直陈：“事实上中国的现状所包含的危机，只有在急速走上‘现代化’的一条路上，才可以解除”。25对于他们而言，“现代化”并非一个空洞的名词与纯学术的思辨，而是体现着探寻能让中国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方案。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作者对于何谓“现代化”，并未像后世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那样，有清晰的、完整的、建立在大量文献支撑之上的定义与论述，而是基本上默认了所谓“现代化”，就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摆脱落后的、封闭的、静止的状态，实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而非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进退失据。总之，阅读这些文章，也许不能秉持当代体制化、小圈子化的学术研究标准。因为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他们参与这场讨论，不是为了因文教体制的量化考核而必须多发热点文章，也不是为了跟同行展开与世道兴衰无涉的纯学术对话，更不是为了凭此获得在所谓国际学术界抛头露面、大展风流的资格，而是想替处于生死关头的中国寻找合适的发展道路，是在与时代对话，与斯土斯民对话。26

  其次，正因为这些作者参与讨论时带有极强的忧患意识与急迫感，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剖析那些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内外因素。换句话说，作者们大多有着鲜明的批判意识。他们谈论“现代化”，不是为了替彼时的统治集团文过饰非、歌功颂德、颠倒黑白，而是剖析矛盾、直指症结。关于中国自身的问题，参与讨论的作者注意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各种弊病，包括人事、制度、军队、政风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揭示了政治上的各种弊病之所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即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地方上随处可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未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而有太多改善，国民党政权高喊的那些政治口号很难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得到落实。与之相关，由于长期的新旧军阀混战，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阻力重重，缺少充足的经费与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导致中国在文化上很难实现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开展也缺乏足够的人才。不少作者都认为，文化上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关乎现代化事业的成败。而在这一点上，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与地方上的支配势力很难说有多少正面的作为。从这些观点中，也能看到《申报月刊》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体现出的强烈批判精神与人道主义色彩。

  复次，晚清以来，随着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在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由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近代世界体系里，思考中国问题，已不能仅局限于中国内部，而应注意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在这样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自身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哪些新的社会经济矛盾。27在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作者们继承了这一分析视野，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虽然这些作者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大多数人都运用帝国主义理论来审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如陈彬龢认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因有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中国关税遂不能自主。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这种控制之下，绝无充分发展的可能，更无充分发展的保护”。28杨幸之指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一面行使炮舰政策，用武力敲破中国的门户，开辟商埠，设立租界，建立了吞吐的根据地，并强迫中国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富源，把持中国的关税，使中国成为一广大的原料场，不能以关税政策保护其民族工业，而同时另一面复利用其庞大的资本实行经济侵略，投货，投资，收买中国的股票，垄断中国的交通，把持中国的工业，操纵中国的财政，使中国成为商品的尾闾，这样，中国自必然沦为殖民地，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隶属”。29罗吟圃也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惨状，只须翻一翻近百年来中国外交的失败史便可以知道了。列强侵略的结果，直接使中国的内政纷乱，经济落后，社会畸形，造成中国现代化最困难的原因”。30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是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命脉长期操控于外人之手，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借助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洋货充斥着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在国内横行无阻，中国农村经济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后者稍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农民生计便受到波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让中国的买办群体坐大，操控中国的金融市场；地方上落后的政治与社会形态，更方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凡此种种，让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难以实现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工业，显得尤其步履艰难。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对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分析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左翼学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他们对帝国主义问题严峻性的揭示，对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的批判，与后来冷战时期由和美国政府走得很近的罗斯托等人推出的，旨在对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有着根本上的差异。31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当代学者的观察：“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32

  最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案问题上，参与讨论的作者多认为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至少不能再步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尘。据研究者统计，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所有文章里，明确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有9篇，作者分别为张良辅、樊仲云、李圣五、陈彬龢、郑学稼、戴蔼庐、杨幸之、吴觉农和亦英；主张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3篇，作者分别是孙静生、陈高佣、董之学；主张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统制经济的有2篇，作者分别是谷春帆、罗吟圃；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的有1篇，作者是陶孟和。33像吴觉农就强调：“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34戴蔼庐也说：“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促进现代化，当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难，然而决不可以气馁，如果已经决定方式，不可仍旧被个人主义所蒙蔽”。35明确主张应采取“私人资本主义”的，大概只有唐庆增一人。可即便是唐庆增，他也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体制是长存不变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伍之国家也。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之问题乃属生产，经济进化有一定之程序，在一贫困之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其富力，财富既多，分配渐形不均，乃由国家设法调剂之，此时方适用社会主义”。36换言之，他之所以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是觉得中国当时应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集聚足够的资本。而在这一阶段完成之后，他其实并不反对采取社会主义政策。

  不少参与讨论的作者认同或主张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第一，社会主义学说内部虽然有不同流派，但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其基本共性，而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深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苦，因此，社会主义是人们剖析列强对华政策基本特征与底层逻辑的重要理论武器。如张良辅强调：“帝国主义者的最初侵略中国的方式是商品输入，现在这时代早已过去了。帝国主义者现在侵略中国的方式是资金的输入，在中国境内建立工厂，利用中国的贱价人工与原料，免避关税的征收与运费的浪费，并可免避外货的名目，而在中国境内畅销”。而他之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展开分析，就是为了证明“至于中国现代化当采取那一种方式，那么第一这当然是社会主义”。37

  第二，晚近资本主义世界的纷扰，特别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暴露于世人面前，令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有了更多的质疑，认为资本主义不但导致经济生产出现畸形化，而且造成比较严峻的贫富不均，少数富人垄断财富，多数穷人饥寒困苦。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重复资本主义国家里业已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比如张素民就认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38与之相关，为中国寻求出路，更不能忽视民众的普遍贫穷状态。陈高佣就说：“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之后，中国民族所遭受的一件最惨痛的事情，就是国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困难。此种情况与年俱甚，降及今日几入绝境，天灾人祸遍地皆是，多数人民皆入饿乡。环观世界各国，人民生活之苦，恐无有过于今日之中国者”。39这表明，对民众生活疾苦的关注，是时人思考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前提，他们对“现代化”的构思，是以消除贫穷，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真正能为多数人所共享为主要目标。

  第三，他们多认为中国在此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尤其是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明显的情形下，需要尽快开展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让中国的工业水平得到质的提升，为即将到来的抵御外寇的战争做好物质准备。而社会主义学说主张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国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及时遏制有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很有启发的。如杨幸之认为：“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40郑林庄也有类似的观察：“正当苏联厉行计划经济之时，资本主义各国爆发最近一次空前的经济恐慌。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这样大打击，再与蒸蒸日上的苏联比较一下，顿悟它历来传统观念的基本错误，遂思于不十分变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内，采行计划经济。如今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计划经济虽未完全实行，但已入推进时期，我们可以断定将来的发展是向着这方面走的”。41当然，时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苏联的经验，而是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英国工党的政策，甚至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都纳入社会主义的范围，或视为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样的理解或许并不那么准确，但至少可以折射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正面态度，即相信那些能够取得一定经济建设效果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社会主义式的政策。

四、时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不同回应

  纵览近代以来的思想论争，只要是那些能够引起大多数人关心与共鸣的话题，往往在问世后不久就会引来不同政治和文化立场的思想派别的回应。这既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关乎国家发展与民众生计的话题有着共同的关注，又体现出在不同思想流派竞逐的局面下，能否就关键话题发声，提出观察敏锐、立场鲜明的看法，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关乎己方能否在思想界确立主导地位。由于《申报月刊》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些论者对于何谓“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力是什么，在开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在国难之际，哪些方面需要尽快地“现代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从该专辑收录的相关文章中，可以较为完整地看到他们的思考。如果说在上海的公共舆论界，《申报月刊》堪称翘楚，那么在同一时期的北京，能与之匹配的大概就是由在高校与重要科研机构手握大量资源的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所创办的《独立评论》了。

  作为在清末民初政坛颇为活跃、具有一定政治敏锐性的人，史学家孟森注意到了《申报月刊》上的这场讨论，于是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回应。他认为“现代化”一词并无严格的界说，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与出路也非“现代化”所能囊括，因此主张用“先务急”来替代。而他所谓的“务急”，指的是理清中国亟须面对的事项究竟有哪些，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是否有能够提供给今人参考借鉴的地方。他说：“凡非现代化之界说内所有者，安知不反在先决问题之内？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文字具在，然意该而言简，读之尚不易觉悟。清代档案，真为宝库，其组织政府之机关，多有不与普通人相接，而人不知其所司何事者；一经检阅其档卷，乃知稽察所在，督责所出，恒在此不直接外事之机关。然后返观史志，乃知其寥寥数语之职掌，正历代相沿之精意”。42总之，孟森强调要汲取古人的经验，不能因趋新而忘本骛远。

  孟森的这一略显“保守主义”的观点，自然不会让坚持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洋文明的胡适完全认同。当然，他更不认同的，大概是《申报月刊》的这场讨论中所流露出来的明显的社会主义立场。他在《建国问题引论》中批评时人“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换言之，在胡适的世界视野里，19世纪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有典范意义的。因此，在他看来，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或许是为了“矫正”这场讨论的走向，胡适主张用“建国问题”来替代“现代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在我们这国内，国家还不成个国家，政府还不成个政府；好像一个破帐篷在狂风暴雨里，挡不得风，遮不得雨；这时候我们哪里配谈什么生产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这些话明显是针对《申报月刊》刊登的文章多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而言的。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后，胡适号召：“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当然，关于如何“建国”，胡适依然秉持他向来的观点，强调要“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地改革之全功”。43

  胡适的这些观点，如果“去语境”地看，自然很容易觉得并无言外之深意，但是置诸当时的思想界，他的话是有明显所指的，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极有关系。因此，左翼知识分子旋即撰文批评，强调胡适的主张本质上是想“以全民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走美国的路”，同时指出：“当前中国底问题，是要建立独立的新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一问题之解决，只有改变现状，这现状的改变，只有前进的人的集团以其前进的主义来实行彻底的改革运动才行”。44这里的“前进的人的集团”与“前进的主义”，只要对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状况稍有了解，不难明白指的是什么。而更为完整地呈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是如何构思“中国现代化”，或可参考出版于1938年，由钱俊瑞、王亚南、徐雪寒、姜君辰等人合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眼于剖析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的金融、财政、贸易、工业、农业及交通状况。通过揭示这些问题，该书强调：“民族革命与社会改造两者之间，有其有机的不可分的联系”。“社会改造一定要跟着民族革命向前迈进；同时民族革命一定要社会的改造来充实它的内容，保障它的胜利，因为脱离社会改造的民族革命只是殖民地一部分有良心的统治阶层的幻想；它是得不到大众的参加和拥护的，因此也就是没有动力的死东西”。45如果要说这本书的主旨与《申报月刊》的作者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更为明确地主张要进行“民族革命”与“社会改造”，更站在工农大众的角度分析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家冯友兰在当时用一种颇具个性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现代化”讨论。他认为，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是“乡下人”，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城里人”，“乡下人”常受“城里人”的剥削与欺负。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在冯友兰看来，只有迅速完成工业化这一条路，因为“只有经济的力量，才是最后的，决定的力”。“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都由于经济落后，故必于经济上平等，不受压迫，才算得到真的自由平等。……能有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自然就有。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是根本的”。“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世界。现世界的文明是工业文明”。“照我们的说法，我们要‘工业化’，即与工业化有关者皆要；否则不要”。“我们说的工业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基于此，冯友兰回顾历史，更同情清末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声称“如果当时没有政治上的其他变动，他们成了功，那就和日本一样”。46这些观点，在后来收录于《贞元六书》的《新事论》里有进一步的阐述。在他看来：“如果东方底乡下人，想不当乡下人，他必须有这种产业革命。英国先有这种产业革命，最先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苏联现在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能在世界上有发言权者，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底国家，而是因为它是曾经有产业革命底国家”。47人们或许会疑惑，为何强调“为往圣继绝学”，长期关注儒家义理的冯友兰，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会有如此“物质本位”，类乎今之“工业党”的看法。其实，只要阅读《新事论》中的“辨城乡”一章，就会发现，冯友兰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其实是为了凸显认识到工业化重要性的“清末人”较之“民初人”更能洞悉世界大势。而所谓“民初人”，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者。48换言之，冯友兰或是在提醒人们，相比于那些“民初人”，他构建的新理学体系其实更能和工业化建设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胡适这篇《建国问题引论》引起的另一波回应，就是关于“民主与独裁”之争。49胡适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国”，这一点在被今人归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恐怕无人反对，但是，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建国”，这批人中间出现了彼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熟悉世界近现代史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士，如钱端升、蒋廷黻等，认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大多有一个“集权”甚至“开明专制”的阶段，而从一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来看，古典自由主义日渐失效，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政治实践反而看起来更有成效。因此，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也需要采取类似的举措。用钱端升的话来说，就是“造成一个中心力量以发动领导此全国之大众”，50“我们要在这中心势力的领导之下，众志成城地将国家推向近代化的路径”。51

  对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颇为熟悉的蒋廷黻则通过鸟瞰世界近现代史，认为：“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因此，对中国来说，“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末，我们落伍的途距就不能追上了”。52而在著名的《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开宗明义：“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起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53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蒋廷黻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54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不同，蒋廷黻在这里承认帝国主义是在侵略中国的，并且希望通过研究历史来找到抵抗侵略的方法。55

  《申报月刊》发起的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可以说触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弦，因此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回响，吸引着不同政治与文化派别人士的关注。1937年，中国青年党的主要理论家常燕生发表《什么是现代化》一文。他开篇即言：“中国现在举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目标是要把这五千年的古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才能解救当前的国难，树立国族复兴的基础”。随后，他以“文化形态”为尺度，审视西方历史流变，认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是西方历史的两个重要源头，二者互相交替，晚近的欧美世界，主张改革、集团主义、统制经济的“新希伯来主义”又在兴起，此乃西方现代化的新形态。对于中国的启示便是，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需从机械化、科学化、组织化、教育普及化几个方面着手。56此文发表不久，就得到了回应。一位署名“彦兴”的作者承认实现现代化是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却对常燕生秉持的历史观深表质疑。这位作者更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根据这一历史视野，作者认为：“现在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超过了私有财产和一切社会上不合理的制度，要走向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新社会制度，这个制度，要清算眼前溃烂的旧社会的残渣，而把人类社会，要牵引到一个极合理的境地去”。“现代化根本消灭侵略主义的存在，把世界上被侵略的国家和弱小民族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尽了侵略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几乎断绝了生存的路线，他们亟向帝国主义者奋斗，把宰制大众的一群魔鬼，干脆的踏出了世界以外”。57必须承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这位作者或许并非名冠一时之人，但他所阐述的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超越“一切社会上不合理的制度”与“消灭侵略主义的存在”，却是值得人们珍视的。而这两点，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知识界讨论“现代化”问题时绝大多数人所秉持的基本立场。

五、余论

  在20世纪，对于“现代化”其实有着不同的定义。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按照冷战时期由美国政学人士构建的现代化理论来进行思考，甚至将这一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想象内化为自身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如此这般，自然有其时代的缘由，但这也许遮蔽了“现代化”话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流变与主旨。为了丰富今天的理论视野，需要重新回顾。将九一八事变之后这场关于“现代化”的讨论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进程中来考察，可以看到，这场讨论是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知识界进一步普及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多注意到中国内部不合理的政治形态与社会结构，揭示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惨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运用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对中国的侵略。不少参与者并非共产党人，但他们多将社会主义学说作为剖析社会矛盾、挽救民族危机的利器。这既彰显出彼时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带有极强的左翼色彩，又体现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改造中国社会与抵抗列强侵略是一体之两面，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而言，是实现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目标的重要思想资源。总之，20世纪中国人较为详细且深入地讨论“现代化”问题的起始，与思考如何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步进行，是直面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经世之学。正所谓“现因后创”，这一历史遗产值得人们珍视。58

  进而言之，正如前文提到的，冷战时期美国政学两界的“现代化”论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当时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行。因此，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极力强调现代化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它的特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样板，主张后发国家要主动融入由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后者的“指导”对前者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突出本国资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对当地现代化建设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强调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思想利器。当然，或许是有感于社会主义阵营依然蒸蒸日上，美式现代化理论常常宣称社会主义道路中强调平等与福利的一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已具备，彼时的资本主义，较之19世纪的资本主义，更显温情脉脉，更为重视劳工阶层。或许是为了凸显这一点，美国经济学界甚至发明了“人民资本主义”一词。59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二战后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越来越遭到批判，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以全盘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在本国大力推进经济私有化的撒切尔与里根成为不少东亚地区政学精英眼中的当代圣人。只要愿意直面现实，那么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政治寡头与经济寡头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传统的社会纽带越来越趋向解体、金融逻辑越来越支配日常生活，是不难看到的。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有不少反思这些现象的声音。有论者甚至直言：“自由主义那套好听的说辞现在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虽然那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坚持和维护它，但对于自由主义带来的新底层人民来说，它越来越像是一个谎言，而且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谎言”。60而回顾历史，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构思从来就与对世局的观察和思考息息相关，是一种体现出极强家国情怀与世界视野的“忧患之学”，那么，面对今天的世界，需要在丰富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内涵的同时，提出有针对性、有学理性的发展构思，为中国与世界呈现出不同于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由主义利维坦”及其各类衍生品，61更能凸显公平、尊严与道义的发展方案。

  这也是对在那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年代里，努力思考救亡图存之道、探索未来发展道路的前贤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