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及共同体建设*

  2012年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这三次重要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均是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判断历史方位，提出历史使命，可见其历史论述和理论创新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更是新征程上伟大复兴的历史主体。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

  从主体性问题出发，已有研究关注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等重大论述背后的文化主体性④和人民主体性⑤。但在被比喻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代世界，文化由民族所创造并传承发展，文化的主体性是由民族的主体性实践所体现的；人民具有民族的身份，人民的主体性表现为民族的主体性活动。因此，还需要重视主体性问题的民族向度。但民族的主体性也不能简化为“民族性”⑥，后者将一个民族主体性活动的历史过程简化为某些固定的特征，强调了结构特征而忽视了结构过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基于历史方位自我选择、自我调节的自主性，基于自身利益和命运开展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为了实现自身理想开展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从内涵而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又包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自觉，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选择，对自身各种实践活动的主导。本文以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主体性为中心，理解其生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从自觉、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各阶段的内容和表现，从而尝试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与建设问题。

一、自在转向自觉开启了现代民族转型

  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实现了现代民族转型。虽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存在了几千年，其整体性已有广泛的不同程度的认识，但直到近代中华民族在同域外民族，特别是同列强现代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才逐步形成对于这种整体性、主体性的自觉表达。鸦片战争开启近代历史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⑦都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劫难。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凸显，诞生了表达历史整体性和利益共同性的现代民族称谓“中华民族”⑧。康有为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就提出要注意当时欧美列强的“民族之治”，以“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用“中华”来作国号。⑨维新派的梁启超在1902年试图从五洲中最大洲之“最大国”“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去定义“中华”，并较早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称谓。⑩“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及扩散使用，是自在的中华民族的抽象化，更是这个民族日益自觉的观念指标和外在符号。1903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1立宪派的杨度在1907年强调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合五为一”是“至要之政”。他所提出的方案是“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然后“合五族为一家，并力以向于外”。12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时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强调种族对于“华夏族”形成的作用，夸大了各民族的种族差异。13

  在这些政治实践和理论争锋基础上，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显著提升。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提及“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官方文书，也是对外宣言，更凸显了这一自称的国家民族意涵。14北洋派代表袁世凯1912年甫一上任即以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份发布命令，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因此要“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15袁世凯在处理外蒙事宜时强调“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16他还促成建立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以求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来表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孙中山1912年曾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7他意识到在同西方民族竞争中，如果不能“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18其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融成一个中华民族”19，“完成一大中华民族”20；建设方案是以汉族为中心“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21；建设途径是各民族“合为一炉而冶之”22，“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23。

  中国共产党也参与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自觉进程。早在建党之前，李大钊便提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在种族上“畛域不分、血统全泯”，在文化上“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在政治上隶于“共和国体之下”，因此“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24毛泽东从民众联合的角度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即“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251922年中共二大在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26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应该指导无产阶级领导民族运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不妥协的站在第一道火线上面”，“为全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7中国共产党主动参加民族革命，肩负起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此体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实现完全独立的历史主动。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自觉也直观地体现在政治中心的空间景观上。明清更替之际，皇城正门在1644年由“大明门”改为“大清门”，体现的不过是王朝国家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中华民族的名号被镌刻在中国政治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上。随后在1913年，北洋政府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并将之作为总统府的正门，以彰显中华民族之新。上述名称的变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辛亥前后急速自觉的历史进程。

二、自觉起来团结为一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自觉团结为一体。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反抗侵略斗争中，“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8对于中华民族受外部侵略所激发的空前凝聚与自觉，国民党人也有深刻体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由自成完整系统的地理环境、往来繁密的经济组织、天然的国防屏障和历史上的共同命运塑造为一个整体，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施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建设任务。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成员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近代以来的觉醒，国民党人并未作出准确的把握。蒋介石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如“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29这套论述虽然提出了中华民族要自主把握自身命运的主体性问题，却在根本上否认了包括汉族在内各成员民族的民族地位，因而注定无法把已然自觉的各成员民族凝聚为一体，更不用说激发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推动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为谋求民族解放的主体性。正是在抵抗侵略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强调中华民族的自救。1934年《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已成为“中国人民所公认唯一的”出路了。30基于此判断，为了组织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表明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31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定位也相应作出了调整，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32党的策略路线也调整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33至此，中华民族成为共同承担中国历史和命运的整体，其自救求解放、武装求胜利的民族革命主体意识也进一步觉醒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主体性新发展的把握，也影响了全社会的认识。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抗战“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力量的过程和民族自强的新生命是在生长着”。34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华民族已不同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中华民族。她内部新与旧、进步与传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孕育了“民族自强的新生命”。为发扬这种民族主体性，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国同胞道：“我拥有五千年文化、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伟大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当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畏难、不怕苦、不悲观、不失望，视日寇为死敌，视汉奸为世仇，与日寇作殊死战”。35中共针对性地提出了当时全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包括“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等十五个方面，其中第十三条即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36

  主体性的进一步自觉，推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内涵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自然资源、国土、人口、历史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系统、直接提出本党的中华民族观。在“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37中华民族身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她反对外来压迫的革命传统。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38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的革命传统，可以视为毛泽东为了呼应时代需要的民族主体性所发掘的历史资源。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中国社会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39因此，“中华民族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是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40

  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共同敌人的明确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升华。体现在各派政治力量不再依靠简单引入外部理论来构建救国方案，而是回归到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如蒋介石提出，中国社会的改造要建立在“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之上，否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41立足于对中华民族主体意识强化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造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组织中国化议题应运而生。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2，张闻天提出“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43。

  这一时期，顾颉刚等在1939年进行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1943年发布《中国之命运》，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意识高涨的反映。但从国共两党相较来看，国民党人方案的问题在于忽视内部的多元性，不能从整体性转而激发主体性。通过指明中华民族的前途、道路、内涵和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在整体性的基础上激发了民族自救求解放的主体性，并推动以此去改造共产党的理论和组织，乃至中国社会、民族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播到全国，为各地人们所接受并传唱，便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自觉的证据。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共同命运的声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对共同行动的呼吁，是激发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号角，更是这种历史主动的洪声。

 三、站起来建立现代国家

  中国共产党等各派政治力量唤醒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全社会逐步确立，由其先锋队引领战胜了外部的民族敌人。在寻求自身解放过程中，自然需要建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来承担这个主体性，来支撑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它是在尚未实现民族独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也注定无法完成中华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其他各派的政治方案或超前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成熟，或受限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独立，均未使中华民族站起来。

  中华民族站起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控制“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因此只有“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44在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强调新中国必须适应即将解放的中华民族，“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5到当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更是感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使中华民族“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46

  中华民族建立了主权完整的现代国家。政治协商会议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建立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权力机关、政府机构、基本法律在这次会议上都得以制定。会议还确定了现代国家标志性的符号，如首都、国旗、国歌，使得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有了具体的直观的形象。4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华民族披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外衣。中华民族经历近代以来的民族自觉和解放斗争，由一个自在了数千年的古老民族转变为具有现代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一个兼具历史文化内涵和国家民族内涵的坚实主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落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上。《共同纲领》从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进行了规范。定义现代国家的主权、领土和人口三要素在《共同纲领》中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主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48领土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49人口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50至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通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历史性呈现，也同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代表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群体有了明确的政治身份，即“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主动推动历史进步的实践中，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政治上、法律上的明确身份。《共同纲领》规定了“人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的政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在这样的“新国家”内部，“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还表现在“新国家”做到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51“人民”边界的厘定与主人地位的确立，使得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主体角色首次有了明确的人群基础。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人口多数和政治主体，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代表了中华民族推动历史的主体性，中国人民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翁，体现了中华民族建设自身现代国家的主体性。

  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彻底巩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部宪法。《宪法》规定，在权力归属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权力机关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民族关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52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通过“人民”由人民代表大会所保障，“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通过“人民”由各级国家机关贯彻，“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地集中到国家机构里去，使国家机构成为一个坚强的武器”。53正是通过根本大法上的这一系列规定，“人民”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共同利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制度和机关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中华民族发挥主体作用的政治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的主体“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法律和政权体系，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建设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便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3年完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54在此总路线指导下，我国于1953年分别启动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5年全面加速。至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5中华民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属性，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中华民族发挥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中华民族发挥历史主体性的经济基础。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站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中华民族求解放的主体意识，成功动员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力量，建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一系列建设，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华民族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单一制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结构。赋予中华民族主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并将其意志和利益贯彻到制度、法律、政策的各个方面。最终通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巩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在此制度、法律和政治经济基础上，中华民族主体“人民”可以把自身的利益和意志充分地集中起来、表达出来，从而为发挥中华民族主体性奠定最为根本的政治基础。

四、富起来积累物质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曲折探索，但为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民族正在经历技术革命兴起、全球化加速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华民族需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来保障其实践主体性的能力。

  中华民族的主体实践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国家局面稳定后，中央安排领导人密集地访问其他国家，并接待外国政要访华，以了解世界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1979年“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56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坦率地指明了这种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57发展问题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包括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其他工业门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以及严重的劳动就业问题。58这些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同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规模、地位不相称，限制了中华民族主动创造历史的能力。邓小平判断：“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59正是基于对前一阶段曲折发展、国内发展困境、国际发展差距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中华民族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步伐。1978年12月18日，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0这次会议启动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1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华民族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华民族的开放“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62改革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的系统改造，开放是中华民族对外学习对外交流的主动交往。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实践。

  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历史和发展成就，中华民族的主动创造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讲话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63党的十三大准确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64，党的十四大首次系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等九个方面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65“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的实践具有了更加突出的历史主动性和理论自觉性。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理论成就先后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创造不仅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有了更为主动的理论力量。

  “一国两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在富起来的同时，中华民族发挥主体性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实现自身的团结统一。1984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念。66在“一国两制”政策指导下，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完成国家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67香港与澳门的分离与回归，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发展历史的缩影。中华民族从古代迈入近代，民族主体性受到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制，受到内部政治和物质条件的限制。20世纪末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其民族主体性受到外部世界各国的尊重，得到内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力支撑，两地成功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提出并实践“一国两制”的创造性制度设计，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主动创新，是中华民族创造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生动体现。

  中华民族进一步推进了自身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身建设也进一步提升。在内部的民族关系方面，1982年《宪法》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681984年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法治保障。在区域发展方面，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发达地区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机制，逐步发展出东西协作、援藏援疆等各种区域发展协作机制。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中央提出东北振兴战略，2006年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推动东北、中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在港澳台和海外中华儿女方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为面向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69。1990年李瑞环面向台湾同胞、海内外中华儿女提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议题70，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升为统一战线的工作目标71。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富起来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意识到物质条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制约后，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主动实践。中华民族的主动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逐步推进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的系统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华民族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逐步推进各层次各领域的对外交往，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对内对外的主体性实践让中华民族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浪潮，并赋予中华民族创造世界历史更强的主动性。更多参与创造世界历史，又需要中华民族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明确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区域发展战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等方面的努力，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五、强起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从自在转向自觉，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拥有了坚实的主体力量，确立了明确的主体道路，获得了充分的主体自信。

  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擘画蓝图的立足点。习近平在提出中国梦时，系统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展望了中华民族的明天；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时，强调各个时期最终都体现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时，首先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在阐述文化思想时，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特性、必由之路和时代使命。归结起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道：“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72这里的“自己”正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中华民族”、“两个结合”之“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强调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主体性。

  正是着眼于更好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作用，习近平适时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73，并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74，后来在不同场合又提出作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工作主线。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75的重大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面貌。铸牢其意识，推进其建设，就是要在中华民族成员中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76；推动中华民族成员树立关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正确认识；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国家、公民和法律意识；推动中华民族成员坚定对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先锋队和道路的高度认同。归于一点，便是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强的凝聚力、一体性、自信力来应对风险挑战，发挥其历史主体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7经过新时代以来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和探索，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体系、显著优势，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目标。78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中华民族明确了制度发展的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79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80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华民族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物质限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更为自信地创造历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习近平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并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81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部署，提出各项工作的目标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8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目标，使中华民族掌握了理论和文化主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更为主动地开展理论和文化创新提供了理论力量。

  立足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征程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历史创造主体；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制度条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条件，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文化条件；其主体性实践主要集中在创造自身历史以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世界历史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领域。基于中华民族主体性创造的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中华民族发挥主体性的新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正是要巩固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主体自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新国家”“新社会”和“新文化”的目标。立足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建设面向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新形态，同样需要系统把握这三个领域的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实践提供了社会条件，建设坚实的物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创造提供了文明指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局限于民族工作领域，而是要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统筹各方面的建设工作。

六、结语 

  中华民族历史主体性的生成、发展到自信贯穿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从自觉、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开启自觉之际，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竞争和压迫催生了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的主体性，启动了中华民族从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从文化共同体向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转型。中华民族加速转向自觉之际，世界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涨，凝聚了追寻民族解放建设自身独立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华民族从自觉转向站起来，世界正在经历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浪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反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世界正在经历国际化、全球化潮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反映为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当前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民族、制度、社会和文明，以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主体性彰显的每一步，都是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改造和建设自身的主动选择。

  经过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不再仅是各民族的总称，而是反映了全体中国人近代以来共同命运、共同道路的实体。其主体性实践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过去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富裕，在未来实现民族复兴仍然必须坚守、发扬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能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核心正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主体力量，保障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团结的百年历程研究”（项目批准号：20AMZ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