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走廊的城镇道路与人群交往

  从中国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看，中原、华北与蒙东、东北的人口迁徙通道包括燕山走廊、渤海走廊两部分。穿越燕山的道路包括通往蒙东地区的正北向通道（驿道-御道）和通往东北地区的东北向通道（卢龙-平冈-无终道），渤海沿岸的道路包括辽西傍海通道和渤海海上交通线。其中，燕山走廊是历史上连通中原、华北与蒙东、东北时间最早、线路最短、经验最丰富、条件最成熟的通道。可以说，燕山走廊是中原文化充实东北边疆文化、东北边疆文化洗练中原文化的重要交通空间。

  燕山走廊内独特的山水地形为其人文交通提供了地理基础。燕山横亘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蒙古高原与渤海之间，其内部东、北缓，西、南陡，成为人们进出上述平原、高原的重要区域。同时，发源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滦河，大致呈西北-东南流向，贯穿东西向的燕山山脉，注入渤海，使燕山内部形成了诸多河流滩地和山间盆地。河流形成的低缓谷地、滩地与山间盆地，成为生活于此的人们从事农牧业生产、修建道路、筑城定居的主要地点。这些依河汊沟谷、山脚平地而建的通道，既将燕山以北的广袤草原、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衔接起来，又将燕山内部的各个山间小盆地串通起来，发挥着汇疏人口、商贸往来、促进民族与文化交融的主要功能。

  燕山走廊的人文建筑以长城和避暑山庄为核心，分别代表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不同政治主张。从农耕民族来看，先秦时期，燕国于燕山北部草原“筑塞却胡”，直到秦汉时期仍在使用。经过数百年的北方民族融合，到了明代，为防蒙古人南下，戚继光率将士在燕山南麓陡峭处筑长城。对农耕政权来说，长城始终作为“御外敌”的重要军事设施而存在，其从燕山北部到南麓的变化，表明了燕山区域农耕交错地带的属性。从游牧民族来看，自魏晋时期开始，随着北方民族不断南下中原，长城逐渐由防御功能转向通道功能。宋辽时期，辽人占据燕云地区后，修建了燕京通往上京临潢府的驿路，穿燕山而过。元代，朝廷又修建了上都至大都的巡幸道路，从燕山西侧穿行。清代，皇帝出于肄武绥藩、怀柔外藩等政治目的，圈建木兰围场，修筑御道及沿线行宫，兴建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其放弃历代修长城、御外敌的做法，结汉满蒙疆藏之族心、民心，使避暑山庄成为一座象征着统一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副都。

  避暑山庄的修建直接推动了以热河行宫为中心的商贸往来、民族互动与交通发展，特别是热河行宫逐渐成为清朝的夏季办公场所，使口里的满、蒙古、汉、回等各族人口大量迁徙至此。朝鲜人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承德街里便有满洲人、蒙古王公及蒙古民、西番僧人、回子、俄罗斯人经商、居住，他们与民家（汉人）生活习俗、衣着长相各异，却生活在一起。其中，满洲人“胞养水土、培习风气”，已无异汉人。《滦阳录》也记载，朝鲜使节进京朝觐，路过朝阳“蛮子村”时，见到“岭底居民百余户，谓之蛮子村……亦皆裹脚，似是汉人之裔也。元号汉人为蛮子，口外为蒙古地，故尚有此称欤”，“满洲、蒙古、蛮子面目相似，衣帽一样”。

  除了避暑山庄，在北京-热河-围场的御道上，清朝还修建了31座驻跸行宫，供皇室成员使用，其中古北口内10座、口外21座。它们以喀喇河屯行宫（前期）和热河行宫（后期）最为重要。在开辟道路的基础上，清朝还在沿线设置了驿站、卫所、营汛等军事、交通设施，并修建了行宫、寺庙、考棚等皇家与官方建筑。这些设施与建筑多半建于地势开阔的山间盆地、河流沿岸或交汇的平地以及河流出山的冲积扇上，既为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交通联络与通讯提供了便利，也成为内地加强对边疆地区行政管理的重要支点。

  燕山走廊内的官方建筑还成为不同民族迁徙汇聚，从事农牧生产与市场交换，以及朝廷促进主流价值传教的重要据点。依靠这些军事设施和官方建筑，到口外、关外谋生的官民逐渐定居在这些建筑周围，从事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这些定居点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成为燕山区域内的城镇、乡村，比如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市、木兰围场所在的围场县、喀喇河屯行宫所在的双滦区等，促进了燕山区域内部的城市发展与文化交融。

  燕山地区的行政治理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多民族汇聚交融的制度体系。为了进一步弥合民族间的实在差异，朝廷相继设置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与文教性质的机构，以发挥道德教化功能。这些机构通过带有国家性、地方性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以符号再现的象征方式，凝聚了各民族共处共生的基本观念。同时，仪式活动也带来了一些临时性的物品交易，进而形成了围绕官方节庆、市场交易而展开的民间交往活动。不同文化习俗的民族会在这些活动中接纳差异、相互融通、增进理解，实现文化习俗交融。因而，官方所表征出来的文教交融也在民间得以扩展，促进了包括节庆习俗、生活生产技术、医疗、诗词歌赋等技艺融合。

  在自下而上的民间整合措施中，最突出的是民间寺庙及庙会。中国传统社会讲究“有庙就有会”，因寺庙而形成的庙会是官员、商户、僧侣阶层、知识分子与百姓进行互动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庙会借助神仙信仰、佛道教义、宗祖崇拜等超越性神意，以表演性、在场式、互动化的仪式表现，沟通国家主流大价值与地方民间小传统，使人们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传教中理解社会规范，遵从道德秩序，树立忠孝节义的个人理想。庙会是官绅僧民范畴的“阈限”地带，其主导结构在于以地方官员、民间士绅、僧侣阶层、商业精英为核心的组织实体，使组织者、参与者、在场者三方的界限在庙会欢庆中先打破、后重塑。这一组织主体既传递着国家标准化的价值体系，也以民间社会的结构力量重塑了国家价值在地方的呈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互动下，庙会活动以另一种微缩的方式构建起具有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观念。

张百湾村

燕山走廊中的“旱地梯田”

围场塞罕坝的敖包祭祀

松亭古道上的“非遗”景区展演

张百湾村的省级“非遗”——十番乐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