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的驱动模式与内在机制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然而，人口负增长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少85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61年来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国家统计局，2023）。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虽有954万人，但死亡人口有109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依然为负值（-0.99‰）（国家统计局，2025）。尽管“十五五”时期人口增长率会有时点性波动，且近期人口温和负增长，但基于育龄妇女人口规模及主要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研判，内生性的人口负增长将是大势所趋，人口负增长将呈现远期剧烈特征。作为人口大国，人口负增长既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重大的转折性和趋势性变化，也会对全球人口发展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期，人口负增长的步伐会加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会加大，给未来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何在一个新的人口发展态势中谋划全局、筹谋长远，谋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社会各界的深思；而认清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与机制，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也成为摆在学者和政府面前的重要时代议题。

  人口负增长古已有之。小农时代的生育行为多遵从自然法则，人口出生率高，但死亡率也高，出生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短，人口负增长时有发生，故而“人生七十古来稀”。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增速一直很慢，人口发展呈现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的“高-高-低”模式。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人口发展模式的变化，从“高-高-低”模式依次转变为“高-低-高”“低-低-低”和今天的“低-低-负”模式。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可知，学界从发展历程（周长洪、帅友良，2024）、现状特征（原新等，2022）、影响因素（陈卫，2022）、国际视域（陶涛等，2020）、社会后果（蔡昉，2023）等角度对人口负增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基于封闭人口（即不考虑迁移流动）的视角，建构系统性的人口负增长分析框架，利用经验数据得出人口负增长的主导模式，剖析人口负增长背后“生得少”“生不了”与“不敢生”“不想生”等浅表原因和深层机制，回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从人口发展规律看，人口负增长主要受哪些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就经验事实而言，出生和死亡是否、如何共同主导当前的人口负增长？从深层逻辑机制讲，人口负增长与性别角色关系及生育观念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最后，本文对未来如何平滑人口负增长曲线，助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行简要思考。

  作为一项说理和数据事实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本文的逻辑思路是，从理论抽象到数据事实，再从经验事实回归理论，并从三个方面推进现有研究。一是提出综合性人口负增长分析框架，搭建人口负增长与出生-死亡等直接（近端）因素、经济社会地位等间接（中端）因素和宏观外生（远端）因素之间的桥梁，形成一个系统的影响因素网络，考察人口负增长与客观且难以扭转变量、弹性且可调节变量之间的关联路径和机制，从而深化对数据事实的认识，并对未来人口发展态势作出精准预判。二是聚焦出生、死亡两类参数，提炼出新时代人口负增长的双驱模式，突破当前研究多聚焦生育侧，认为人口负增长实现了从“死亡主导”到“生育主导”的转变的局限，提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双低”时代的封闭人口中，因人口惯性作用，只有同时具备出生人口减少而老龄阶段死亡率上升这两个要件，才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思路。三是辨析人口负增长与性别关系之间的深层关联，把脉适度提振生育水平的着力点。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来临，烙上了鲜明的“性别”印记：育龄妇女总量的减少，缩减了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力资源，而其各类资本禀赋的改善又加剧了职育冲突，弱化了生育意愿，改变了生育偏好。该视角有助于辨识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主观和客观、微观和宏观原因，找准急迫且可行之事（如缓解角色冲突），理性认识难以改变之因（如育龄妇女人数减少、高龄人口死亡堆积等），为应对人口负增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一、人口负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活得越来越久，生得越来越少，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基本人口特征。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报告数据显示，全球近一半人口生活在时期生育率低于1.5的超低水平国家或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决于两类要素：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人口增加因素和人口减少因素。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出生率＞死亡率，则人口正增长；出生率＝死亡率，则人口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则人口负增长。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在于增（生）得少和减（死）得多。超低生育率不必然带来人口负增长：若死亡率更低，增多于减，则人口依旧增长。但是，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双低”时代，当死亡年龄延迟带来高龄人口死亡堆积时，人口就可能减多于增，出现人口负增长。那么，哪些因素会造成人们生得少和死亡年龄延迟、高龄人口死亡堆积呢？本节将构建新时代人口负增长的多层次、多维度、多要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对人口负增长更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一）理论渊源

  生育转变作为人口转变的两个核心要素之一，一直是微观家庭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普遍关切。早期的生育转变研究多从家庭经济学视角出发，且该视角在生育研究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Robinson， 1997）；其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如莱宾斯坦的孩子边际效应或成本-效益理论（Leibenstein， 1957）、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互补）理论（Becker， 1991， 1960）、伊斯特林等人的需求-供给理论（Easterlin， 1975； Easterlin & Crimmins， 1985）等，迄今仍有较大影响。除单纯的经济理性外，经济学家还注意到可能影响生育的直接要素，如戴维斯和布莱克提出了生育的直接影响因素论，认为婚姻和性行为是影响生育率的直接变量，包括初婚年龄、终身不婚率、婚姻不稳定时长、丧偶时长、主动禁欲、被动禁欲、性交频度、被动节育、避孕、节育、死胎、流产等11个因素（Davis & Blake， 1956）。

  人口学家邦加茨在戴维斯和布莱克这一思路的基础上，将上述11个因素进行重组，形成了可量化的决定生育水平的直接因素，包括结婚、避孕和人工流产、不孕、生殖时长等四类要素、八个指标（proximate determinants），提出了决定直接变量的远程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变量（distal determinants）（Bongaarts， 1978）。

  在国内，早在30年前，顾宝昌以上海市为例，指出人口要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从人口因素来说，就要满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结构老化两个条件；从非人口因素来说，要求具备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强力的计划生育（顾宝昌，1994）。笔者借鉴邦加茨和顾宝昌的思路，基于人口发展规律，聚焦人口负增长的主导模式与动力机制，形成人口负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理论框架

  造成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理论框架包括四类要素：外生变量、间接路径，以及两条直接路径（见图1）。它们之间的交织与胶着，共同导致了出生率的持续走低、死亡年龄的不断延迟与高龄人口的死亡堆积，进而使得人口负增长时代提前到来。

  第一，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类似于邦加茨生育转变模型中的间接或远程因素。图1列出了政策（过去的生育控制政策）、结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市场化）、制度（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文化（如生育观念）等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控制性的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别断崖式地降低了生育率和死亡率；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很多传统的家庭功能被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替代；世俗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婚育解放等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性别平等理念和实践从教育、就业、托儿服务等方面赋权妇女，女性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全面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由此对小农时代的婚姻文化、家庭观念和生育行为形成了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低生育文化成为当前主流的生育文化。这些宏观要素的变迁，对出生率、死亡率的作用既相互交叠，也前后交替。生育政策的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之前（直接产生“生得少”效应），而其他因素的作用主要发生在世纪之交及21世纪后。外生变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改善了女性的资本禀赋，提高了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间接因素）；又如，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基本特征，包括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婚姻形态，以及出生预期寿命等（“直接路径A”，见图1）；再如，加大了育龄人群尤其是女性的职育角色冲突，形成意愿性、内生性、普泛化的超低生育文化（“直接路径B”，见图1）。换言之，宏观因素或单独或共同发力，通过直接和间接路径传递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上。

  第二，间接因素。间接因素受制于外生变量，反过来通过“直接路径A”中的在婚比例、婚龄推迟和“直接路径B”作用于生育行为。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与经济社会大变局同向而行。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取得卓然成就，且近年受教育人群的性别结构发生逆转：从2006年开始，大专及以上在校生的女性比例一直超过男性。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改善幅度更大：1982年—2000年，育龄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10％；2010年，20—34岁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10％；2020年，除40岁及以上组外，其余各年龄组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都超过20％，其中25—29岁组超过43％，20—24岁组超过57％。根据第三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持续由“高等教育以下”转向“以高等教育为主”。教育具有赋权功能，会带来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式效应，如职场际遇的改善。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居全球前列，2020年占中国就业人口的40.76％。其就业结构也不断优化，职业地位大大改善：1982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的女性比例仅为12.45％， 2010年该比例超过1/4，2020年进一步增长；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亦由1982年的48.36％上升至2000年的55.04％，且此后一直超过男性。在育龄妇女群体内，1982年仅有0.40％是党政工团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020年该比例上升至1.65％。社会劳动参与的扩大和参与能力的增强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推动了性别平等——收入与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密切相关，而个体所处位置又是教育和职业的函数，因此育龄职业妇女大多获得了经济独立性，减少或摆脱了对家庭中男性成员的依赖，变得更加独立、自信、自强。这既提升了女性追求自身发展的动力，也推迟了她们的婚育年龄，改变了生育观念和行为，带来第二次人口转变。

  第三，直接路径。其一，生得少、生不了。从图1可知，有两条路径直接影响生育，一条路径直接影响死亡。“直接路径A”多为客观因素，包括两类变量：一是从事人口再生产人群的规模等要素。参考戴维斯和布莱克（Davis & Blake， 1956）、邦加茨（Bongaarts， 1978）的理论，笔者认为，育龄妇女总量、年龄结构、在婚比例和婚育年龄等直接影响“生”。人口发展具有长期性，当前育龄妇女人口总量取决于15年之前及更早的出生队列，以此类推。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开始推行以一孩为目标的生育政策，分别在15年后减少了育龄妇女人数，老化了其年龄结构；而政策、结构、制度、文化观念等宏观外生变量，以及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等间接因素，推迟了婚育年龄，降低了在婚人口比例，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向前传递，造成“生得少”甚至“生不了”——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直接拉低时期生育率，初婚年龄推迟也会降低在婚人口尤其是生育旺盛期人口的在婚比例，削弱生殖能力，且最终会降低终身生育率。二是与死亡相关的变量，既包括死亡率，也包括出生预期寿命以及由寿命延长带来的死亡年龄延迟和高龄人口死亡堆积：出生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人活得更久，死亡年龄延迟会增加人口存量。然而，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是缓慢的，也有瓶颈与极限，当它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就会提升高龄人口的死亡率。因此，出生预期寿命对人口增长率具有双向影响：既可能是人口增长要素，也可能是人口减少因素；既可能维持人口增长，也可能导致人口负增长。

  其二，不敢生、不想生。“直接路径A”中的要素带来“生得少”，但只要人们愿意生育，则不必然形成极低生育率或带来人口负增长。在死亡年龄延迟的情况下，只有出生率降到极低水平，且年长者的死亡率提升并出现堆积时，才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是，“能做到”不等于“做到了”。人口负增长意味着，除“直接路径A”中展示的客观原因外，生育行为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也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或是处于职场起步阶段，即在职场站稳脚跟、积累工作经验、奠定升迁基础和提升收入的关键期，或是其职场发展风生水起、前景光明，公域与私域责任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中产阶层女性为防止向下滑落或追求继续向上流动，职育角色之间的张力更为凸显，母职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货币成本进一步提高。如果说职育角色冲突带来“不敢生”的话，经济独立和财务自由进一步重塑了女性的生育观念，驱动育龄妇女“不想生”。换言之，在宽松政策背景下，职育角色冲突和生育观念转变，构成了第二条影响“生得少”的直接路径。其本质是，人类的生育行为脱离了自然法则，从自然生育走向自觉的生育控制，生育的持续走低从强制性诱因转向内生性诱因。

  诚然，宏观外生（远端）变量和微观间接（中端）因素作为人口负增长的要因，其影响并非一蹴而就，通常需要通过与生育、死亡直接相关的机制来介导，生育与死亡、角色冲突与生育观念等在最接近个体的近端层面发挥作用，共同连接着宏观背景和个体地位对生育、死亡的影响。远端、中端和近端因素缺一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都难以对人口负增长的显性和潜在机制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如上所言，综合且同时考察出生和死亡这两个参数及其影响要素在当前中国人口负增长中的作用及机制，是本文核心的研究内容。

二、死亡年龄延迟与高龄人口死亡堆积

  在厘清了人口负增长的理论路径后，接下来本节对人口负增长进行客观事实分析，主要聚焦死亡侧（人口减少）要素。如前所言，无论是在人口发展的“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模式还是在今天的“低-低-负”模式下，死亡率都是其中的一个主导性变量。

  （一）两次人口负增长

  1949年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死亡率下降和出生预期寿命延长。图2展示了1949年—2024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出生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如其所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死亡率高达20‰，此后持续走低，虽然1960年出现过一次死亡高峰，但此后死亡率快速降低并长期保持低水平：1965年死亡率首次低于10‰，1970年降至8‰以下，1976年降至7‰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该水平。2006年后因年长人口死亡率回升，总人口死亡率微弱上升，并于2008年升至7‰以上。到了2023年，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分别为15.1／10万和4.5‰（《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均为历史最低水平。总体而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一直介于6‰—8‰之间，成为一个较稳定、少变动的变量。

  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于1960年跌入低谷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迎来了继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出生高峰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2年—1975年）。由于在第二次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在15年后顺次进入育龄期并逐渐结婚生子，他们又成就了中国的第三次出生高峰（1981年—1997年），年均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尽管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受到严格的生育控制，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2个孩子，但其绝对规模依然带来庞大的出生人口数量。直到1998年，出生人口才跌破2000万。

  与死亡率平稳、出生率波动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生预期寿命的稳态增长。1960年—1970年，出生预期寿命几乎是线性增长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增幅减缓。2024年，出生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死亡率平稳甚至略有上升的情况下，出生预期寿命持续提高。而出生预期寿命“相差 1 岁或每年相差 0.1……对中国总人口的影响每年大概相差 30 万左右”（王广州，2023）。

  如图2所示，新中国出现过两次人口负增长。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7‰。其间，死亡率从前一年的14.59‰升至25.43‰，上升了近11个千分点；而出生率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从1959年的24.78‰降至1960年的20.86‰，降低了约4个千分点。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形成“死亡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2022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与1960年相比，本次人口负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程度较缓，二是其动因从“死亡主导”转向“出生-死亡延迟双主导”模式。实际上，1990年中国的生育率便跌入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负增长惯性开始积累。不过，以往长期的高生育率形成的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意味着育龄妇女规模大而老年人口规模小，形成人口惯性作用，因此出生人口规模一直超过死亡人口数量，使得全国人口保持了近30 年的惯性增长。而在当前少子老龄化的年龄结构中，即使生育率短期上升至较高水平，也未必能扭转人口负增长的惯性。

  （二）死亡年龄延迟与高龄人口死亡堆积

  在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老少倒置的年龄结构和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于人口负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出生预期寿命取决于分年龄别的死亡率，不同年龄的死亡率对出生预期寿命的影响不同；在死亡转变（Omran， 1971）前，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高，对出生预期寿命影响大；在人口转变中，死亡转变先于生育转变，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快速、持续降低并保持低位，由此带来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和死亡年龄的延迟。相对于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而言，死亡率降低和出生率降低会有一个交叉点。一方面，生育率降低使得出生率未能弥补死亡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在生育率下降时，分年龄别的生育率也下降。生育率下降会带来队列累积效应，虽然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下降，但当队列到达高龄阶段时，就会出现老年人口堆积的状况。也就是说，在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高生育率出生队列人群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双下降带来死亡年龄推迟之后的老年人堆积，当高龄阶段积累了更多的老年人口时，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规模就会增大，老龄化程度更为突出。然而，因为寿命不会无限延长，而是有一个极限状态，受死亡率下降极限或寿命增长极限的约束，当高出生率时期的出生队列进入老年尤其是高龄阶段后，其死亡率就会回升且回升速度加快，带来超额的死亡人口。

  在过去70年中，中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持续增长，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总体上呈“慢变量”特征，出生预期寿命的边际增长速度递减，但长期的正向累积，使得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而且，出生预期寿命超过79岁，意味着更多的高龄人口，而高龄阶段更可能产生死亡堆积。因此，若出生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死亡年龄不断延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生得少”对人口增长的削减作用；但是，当死亡年龄延迟达到一定程度时，年长者的死亡率则会提高。该特征若与出生人口减少相叠加，就会带来人口负增长。①

  表1展示了1982年—2020年间老龄人口的死亡率，从中可明显看出死亡年龄延迟与高龄人口死亡堆积的情况。首先，年长者的死亡率持续降低，从1982年的43.65‰降至2020年的24.42‰。其次，各年龄组的死亡率亦随时间的推移持续降低，但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率持续攀升：在所有年份，80岁都是一个分界，死亡率增幅巨大；2020年，85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甚至出现陡增：90岁及以上组与85—89岁组的死亡率相比，增幅几乎达到100‰，远远超过2010年的增幅。

  可见，在封闭人口中，人口老龄化与年长者死亡率的持续增长，尤其是死亡年龄延迟带来的高龄人口死亡堆积，成为新时代人口常态化负增长的重要变量，并与过低的出生率共同构成新时代人口负增长的主导因素，也使得过去“死亡主导”型或突变型的负增长模式让位于“死亡年龄延迟主导”型或长期性的负增长模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些年份因战乱或改朝换代等突发事件，会出现暂时性的“死亡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出现大范围饥荒，死亡率突然快速上升，生育率快速下降，由此带来1960年的人口负增长。对照表1中2020年与2010年的数据并进行研判，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也具有突发事件的痕迹。不过，即便没有突发事件，老龄化、高龄化同样会不断增加死亡人口数量，使得未来中国人口的负增长依旧具有“死亡主导”特征。

  由于女性寿命长于男性，因而她们对出生预期寿命提高的贡献率更大（王广州，2022）。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报告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中国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3.5岁，其中女性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4岁多，超过男性5岁多。这些都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动因，但在边际效应减小的情况下，也会通过死亡年龄延迟带来（高龄女性的）死亡堆积。而且，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时的出生人口相继步入中龄老年期，以及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时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低龄老年期，死亡年龄延迟与高龄死亡堆积会进一步加快。

三、生得少、生不了与“生育主导”

  死亡率长期低位稳定，凸显了出生之于人口负增长的重要性。与死亡年龄延迟相比，出生率变化背后的原因更复杂。本节聚焦图1“直接路径A”中的生育侧要素，利用经验数据进行事实分析，揭示“生育主导”的客观动因。

  （一）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结构老化

  2011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峰。此后，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育龄妇女人口持续减少。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后，相同年龄队列的人口规模随时间而持续缩小；他们的子女在21世纪后渐入育龄期，因人口规模缩小，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群也随之缩小。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一个新的出生队列在15年后成为劳动年龄人口，20年后成为适婚人口，60年或65年后成为老年人口。在过去20多年中，新出生队列规模远小于此前人口出生高峰时的出生队列规模；人口出生的高峰或低谷必将导致未来各年龄段人口，包括育龄妇女人口的规模呈现相应的周期性变化。

  表2展示了1982年以来分年龄别育龄妇女人口总量及同年龄组两性人口之差。由此可知，一是育龄妇女总体规模持续减少。如将表中所有年龄组一起考虑，则2010年—2020年间育龄妇女共减少5748.8万人，年均减少超过570万人。就15—19岁年龄组而言，1982年其规模超过6000万人，2020年降至约3363万人，透视出未来可替补大龄育龄妇女的低龄育龄妇女总量的减少。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减少量很大，构成出生率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使得累积的生育势能在2016年释放完毕后，出生人口出现“七连降”，跌破1000万人。“十五五”时期，育龄妇女人数还将持续、大幅减少，预计2050年将降至2.2亿人左右（王广州，2023）。

  二是育龄妇女数量一直少于男性，适育年龄妇女降幅更大。1982年，15—19岁年龄组女性比男性少约224万人；2020年，这一差距增大至542万余人。2020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而同龄男性与育龄妇女之比为107.83；从绝对量上看，男性比女性多了2522.81万人；仅在20—34岁年龄组，“女性赤字”就达到约1249万人。传统的儿子偏好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育龄妇女降幅大于男性的要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经过时间的积累，在婚育年龄段人口中呈现出来，且随着15岁以下人口逐渐进入育龄期，总人口性别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扩大。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部分男性找不到配偶，难以进入婚姻、组建家庭，从而不得不面临非意愿性无婚的困境，而且直接缩小了育龄妇女人口规模，从另一个层面降低了出生人口数量。“女性赤字”还会降低婚姻的稳定性，如戴维斯和布莱克所言，婚姻不稳定也会影响生育水平（Davis & Blake， 1956）。

  三是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不断老化。2020年，15—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和45—49岁年龄组女性人口分别约为3363万、3527万、4369万、6027万、4808万、4532万和5603万，其中，35岁及以上大龄育龄妇女占比超过46％。与2010年相比，除30—34岁组人口规模明显增长及45—49岁组人口规模小幅增长外，其余年龄组妇女数量均大幅减少，且15—24岁低龄组的降幅更大。这意味着，未来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会不断老化，而这会让刺激或鼓励生育的政策及相关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进一步降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率。

  （二）结婚率持续降低，离婚率不断升高

  当前，虽然“婚姻-家庭-性-生育”这一完整链条被打破，“性”不必以婚姻为前提，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置条件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在适婚年龄结婚并保持婚姻的稳定性，有助于直接提高出生率。然而，育龄妇女不在婚的比例正持续上升。

  一是结婚率越来越低。2024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10.6万对，结婚率为5.41‰，较2023年下降了20.5％（《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4）。实际上，2010年后结婚率持续降低的原因之一在于适婚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在婚育龄妇女人数的缩减，是生育率降低（姜全保等，2018；原新等，2022）及出生人口减少的最直接原因。

  二是适婚年龄人口的未婚比例持续上升。表3展示了1982年以来人口普查分年龄别育龄妇女的在婚比例。比较2020年和1982年的数据可知，变化最大的是20—35岁所涵盖的三个年龄组：20—24岁组的在婚比例由53.33％降至19.34％，25—29岁组由94.32％降至65.40％，30—34岁组由98.56％降至87.86％。虽然35岁以上的三个年龄组都有90％以上的女性在婚，但与前期相比，在婚比例有所降低，这也对人们的生育行为造成了影响。

  三是离婚率不断上升。近40年，除个别时点外，中国的离婚率稳步上升，2020年超过3‰。除粗离婚率外，时期性的离婚结婚比也随时间大幅上升（杨菊华、孙超，2019）。育龄妇女的离婚率持续增长，且2010年后各年龄组的增幅较大：在1982年和1990年，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离婚率都很低，均未超过6‰；但在2000年，39岁及以下育龄妇女的离婚率随年龄而较快增长；到2010年和2020年，除2020年的45—49岁组外，20岁及以上育龄妇女的离婚率都随年龄而快速上升，且相邻年份的差异持续扩大（见图3）。

  离婚会打乱生活节奏，阻碍生育计划，减少或延迟生育，甚至导致“生不了”。将结婚率下降、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和离婚率快速上升等要素进行综合考量可知，虽然中国人依旧“普婚普育”，但婚姻行为的转变必然会对出生人口带来负面影响。

  （三）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

  上述婚姻特征与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结构老化相交叠，带来“生得少”效应；再叠加婚育年龄的推迟，还可能引发“生不了”效应。表3已然揭示出初婚年龄的推延；另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2020年女性的初婚年龄提高了4岁多；从结婚登记人口的年龄来看，2021年30岁以上结婚人口达736万人，占总结婚人口的48％，较2010年的30.8％上升了17.2个百分点（民政部，2022；民政部，2011）。

  婚龄推迟的原因是多样的，而21世纪后的婚龄推迟属于一种自发性的推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其要因：教育通过形成禁闭效应、提高婚姻成本和改变婚姻品味三条路径，推迟初婚年龄，影响女性的生育观念，进而作用于婚育行为（杨菊华，2023）。图4展示了受教育程度与女性初婚年龄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三个高等教育层级都对初婚年龄带来了推迟效应，形成稳定的研究生 > 本科 > 专科的婚龄模式，且三者的差距均随时间推移而增大。此外，社会、经济等资本禀赋的改善也会推迟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推迟必然带来初育年龄上升，压缩育龄时长，挤压生育空间，进而传递到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2006年—2016年，中国户籍人口平均初育年龄推迟了2.6岁，由期初的24.3岁增至期末的26.9岁（贺丹等，2018）。婚姻推迟会降低女性受孕几率，甚至导致终身不育。尽管中国40岁及以上女性终身无活产子女的比例始终较低，在1982年—2017年间介于0.42％—6.07％之间（翟振武、刘雯莉，2020），但6.07％依然对应着一个巨大的群体，“生不了”会对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形成相应的抑制作用。

  总之，育龄妇女数量、结构的变化，以及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育龄推迟等，都会直接影响出生人口数量。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出现“七连降”，未来还将持续走低。同时，长期的极低生育率既构成当前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因，也会减少未来育龄妇女的替补率，对未来的生育率和出生率产生持续影响，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一个稳定要因，推动人口负增长从“死亡主导”模式转向“生育-死亡延迟双主导”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在戴维斯、邦加茨的理论模型中，人工流产都是生育转变的重要变量。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在执行不同生育政策的年代，人工流产比例都很高，与出生人口数量相差无几。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工流产发生在已婚妇女尤其是低龄育龄妇女中。意外怀孕或其他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都直接减少了出生人口数量，且（反复）流产还有可能降低生殖力，甚至导致不孕不育。

四、不敢生、不想生与“生育主导”的动力机制

  上一节分析了“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的客观原因。不过，我国育龄妇女的绝对数量依旧庞大，有超过3亿人，且35岁以下生育旺盛期妇女超过1.7亿人，即便她们普遍在30岁左右结婚生子，仍有足够时间生育2—3个孩子。那么，是什么原因驱动她们并未如此呢？本节关注图1中“直接路径B”的三个因素。这些（偏）主观的“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变量既是当前“生得少”的根本动因，也通过婚育行为等间接地作用于生育率，促成了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一）职业角色与养育者角色的冲突

  现实世界由相互独立却又彼此嵌入的多面向、多场域交织而成，既有公共领域，也有私人领域，工作、家庭、休闲在特定的时空维度形成各自的空间。个体往往在不同场域扮演多重主次有别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需要投入时间资源。然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顺从一个角色的要求就难以满足另一个角色的要求，因此角色之间存在时间、压力和行为等方面的冲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默顿，2008）。在现代社会，工作与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职业角色与养育者角色是个体最重要的两类角色。二者关涉空间的不共域性、时间的不共时性和心理的不共情性。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人们不能或不应同时踏进不同领域，在工作场域不谈家庭，在家庭空间不问工作。但是，在现实中，个体只要扮演多个不同的角色，就必然会被这些角色所牵扯，由此带来责任冲突。

  角色冲突论为理解人口负增长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解释框架。在小农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工作-家庭责任边界明晰，两性各司其职，满足固定的社会期待。这种普遍存在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分工被结构功能主义者视为理想的工作-家庭平衡蓝图，即“帕森斯蓝图”：成年女性的角色是在家庭内部，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经理，而成年男性的角色是在职业世界中，在他的工作中以及通过他的地位和赚取收入的能力为家庭提供支持（Parsons & Bales， 1955）。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学者强调，社会上普遍认同的男女有别并非纯粹天生，而是后天社会化过程形塑之果；生育这一“自然”本能导致了女性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从属地位，构成妇女弱势地位的四大机制之一（米切尔，1997：18）。“性别之间差异的自然再生产，直接导致了在阶级产生之初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且提供了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范例”（费尔斯通，2005：589）。

  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冲击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Pesando， 2018），女性普遍参与社会生活，主要角色身份在“内人”之外添加了“社会人”的新标签，公共领域发生了“性别革命”（Goldscheider， Bernhardt &  Lappegård， 2015）。但是，现代化进程的压缩性、跳跃式、跨越式等特点，使得精神文明未能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男性并未走进家庭，“女主内”的文化规制与刻板印象依旧稳定且疏于变化，女性依旧是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大多数妇女都是工作-家庭“双肩挑”“两班倒”。一方面，偏离母职规训的女性可能招致惩罚；另一方面，人口再生产功能被雇主视为“孕产成本”。若缺乏足够且能有效缓解这种张力的私域（家庭）支持和公共支持，女性为缓解角色冲突或不得不在职育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与让步。

  图5展示了角色冲突与超低生育率之间的关联路径。如其所示，社会对女性有“理想员工”和“理想母亲”双重角色期待，且这双重期待均为刚性的，都强调其优先权：“理想员工”必须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作为员工，哪怕加班也要完成工作任务；“理想母亲”则必须将家庭置于工作之上——作为母亲，又被要求按时回家陪伴孩子。扮演好一类角色就意味着很难同时扮演好另一类角色。而社会对于男性的主要角色期待是单面向的：做一个理想员工、工作至上，能兼顾家庭责任则更好。相较于“应该性”的“父职期待”（应该演个“好父亲”），“母职文化”使得扮演“好母亲”角色成为一种“必须性”的期待。

  可见，职育冲突、公域性别平等的不完全不充分、私域性别不平等，以及公私领域性别平等的落差与错位（杨菊华，2025），最终通过低生育意愿和极低生育率传导出来——减少生育通常是女性应对角色冲突的重要策略（Matysiak & Vignoli， 2008），近40年发达国家相继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便是明证。当前中国也处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每个孩子都弥足珍贵，母职责任被无限放大，从另一个侧面驱动个体在自我发展与家庭责任中进行取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女性通过减少生育数量来寻找职育之间的平衡点，缓解二者之间的冲突，最终构成人口负增长的生育侧原因。

  （二）生育的成本效应

  新旧并存的性别分工模式，加上私域支持和公共支持的严重不足，使得育儿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货币成本持续上涨，成为女性职场发展的强大阻力，对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尤其如此。而且，在各类资本禀赋大大提升的情况下，女性具有更强烈的职场追求意愿和能力，这进一步激化了职育冲突，形成生育的“成本约束机制”（王晶晶、李建民，2021），让人们“不敢生”。

  在市场化情境中，女性尤其是母亲在求职就业、职场稳定、晋职晋升和薪酬待遇等方面面临不平等待遇。2020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日常家务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0—17岁孩子的生活照料、作业辅导和上下学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76.1％、67.5％和63.6％，都远远超过男性（《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2021）。密集母职对其生育意愿造成负向影响，制约了女性的职场发展和晋升机会，带来机会成本。性别之间的薪酬差距亦未消除：有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在业女性的平均工资约为男性的78％，女性管理者的平均工资为男性管理者的93.4％，6.7％的女性遇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赖德胜等，2017）；职场女性月均收入为8958元，比上一年增长3.1％，但与男性平均月薪（10289元）相比，仍存在12.9％的差距（《2024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2024）。母亲的工资低于同工但未育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母亲的小时工资比未育女性约低5％（Staff & Mortimer， 2012）。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内，工资收入降低19％，而十年后，工资收入降低36％（Querejeta & Bucheli， 2023）。1989年，多生一个孩子会使母亲的工资降低9.41％；2015年，这一降幅达到17.47％（申超，2020）。

  可见，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虽已取得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性获得了平等的职场机会。在年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反超男性的情况下，职场的性别歧视除传统观念继续作祟外，更受制于女性的生育功能。笔者于2017年进行的“四省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与供给调查”数据显示，与男性相比，18—44岁曾结婚且有子女的非农就业女性更少让工作责任影响其家庭职责的履行，而40岁以下尤其是25—35岁妇女从未因家庭责任而放弃个人发展的比例更低，即女性更可能因家庭责任而牺牲职场发展。正因生儿育女会给职场发展带来时间挤压以及机会成本和经济上的损失，资本禀赋较高的女性更可能放弃二（多）孩生育。职育角色不兼容，育儿成本高企，故而育龄妇女“不敢生”。

  （三）生育观念的内在变迁

  如果生得起、养得起，人们就愿意多生了吗？未必。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多维且深刻的变化，本质上在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吕红平、李贺平，2021），低生育意愿已从外在的成本约束内化为普泛化、自觉自发、内生性的力量，“主体内力自觉和成本外力约束”双驱动机制下的“底线生育”（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三孩）思维已然形成，换句话说，育龄妇女不想生。

  第一，生育动机从“家本位”转向“人本位”。生育意愿及对孩子价值的认识植根于社会系统中。小农时代的生育观以家庭为导向，而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的生育观更注重生育主体及子女的发展。在家本位思想中，婚嫁、生育既是个体也是家庭生命历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生多育是基本的生育观念，传宗接代、养老送终是生育的主要目的，孩子于国、家和生育主体都至关重要。然而，现代化进程降低了孩子的价值。一是孩子的外显价值多被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等社会功能所替代，二是养育成本的提高和亲子间财富流方向的逆转（Caldwell， 1976）进一步弱化了孩子的工具性价值。继而，比工具性价值更重要、更难以替代的内在价值（Hoffman & Manis， 1979）——如“完整家庭”的标识、新社会资本的积累、心理满足感和内生乐趣（Schoen et al.， 1997）、婚姻关系粘合剂（Fawcett， 1983: 63； Friedman， Hechter & Kanazawa， 1994； Hoffman， Thornton & Manis， 1978）等——也逐渐被工作成就感、网络游戏、虚拟空间互动等替代。数智技术对孩子效用的冲击更难以估量，生育从自然形态转变为个体化理性而非集体化理性的选择，形成人本位的生育导向。当然，无论是家本位还是人本位，母子都是一个共同体，但在家本位的制度安排下，生育动机是“我要生”，“人”服从于家；在人本位的情境下，生育动机变成“要我生”，“人”就是自己和孩子，既不能因生儿育女放弃自身追求，也不能因多生而牺牲孩子的发展，生育行为取决于对各自福祉的考量。80年前费孝通提出的“生育是件损己利人的事”（2021：145）在今天得到了印证。

  第二，数量偏好从“多生”转向“底线生育”。低出生率既是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之因，也是生育欲望降低之果。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表明，2010年，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1.81，2015年为1.87。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2006年—2016年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96，而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2019年，理想子女数继续降至1.73，2021年降到1.64。21世纪后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比较稳定，且都低于更替水平。作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婚育主体的“90后”“00后”人群，生育意愿更低，且相同年龄队列在不同时期存在明显差异：2010年，大学生的理想子女数约为1.69（石人炳、江丽娜，2011），而2021年，该群体的理想子女数不到1.40，体现出队列下降趋势。而且，与理想子女数相比，实际生育子女数更低：最近几年，生育率始终低于1.3。

  第三，性别诉求从“儿子偏好”转向“无性别偏好”。在生育文化向人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儿子偏好大大削弱。研究发现，理想子女性别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先是经历了30年的上升期，近10年则处于下降期；其均值从1979年—1988年的107.4上升到1999年—2008年的112.1，后于2009年—2017年间回落至101.6；理想男孩数从1979年—1988年的0.6人减少至2009年—2017年的0.4人，且男孩和女孩偏好都在减弱（侯佳伟等，2018）。总体来看，“生儿生女一个样”等长期的高调宣传，加上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对家庭贡献的增大、养儿成本的高企，使得生育主体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发生了变化：从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偏好，甚至女儿偏好（罗阳、秦思，2021），并逐渐走向无性别偏好。三四十年前，儿子偏好直接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有强烈儿子偏好之人生男方止，由此会增加子女数量、提高生育率；性别偏好的淡化则会减少子女数量、降低人口出生率。

五、总结与讨论

  前文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构建了理解人口负增长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人口负增长主导模式的变化，并从社会性别角度讨论了“生得少”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在人口负增长的远端，是政策、结构、制度和文化等要素的嬗变；在其近端，则是生育和死亡模式以及生育意愿和行为的表达。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口规模依旧巨大，但育龄妇女人口将持续减少，死亡年龄继续延迟并出现高龄人口死亡堆积，而角色冲突和观念变迁将继续维持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水平，分别构成人口负增长的显性和潜在机制。

  具体来说，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近期人口负增长或有波动，但一个长期、稳定、内生、难逆且以极低生育率和高龄人口死亡堆积为特征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然开启。育龄妇女人口持续减少与老化，婚龄推迟与婚姻失稳，必然削减出生人口数量；而出生预期寿命是一个慢变量，对人口增长的边际效应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且粗死亡率主要取决于高龄者的死亡率。二者叠加，再加上其他不利于生育因素的共同作用，驱动人口发展模式从此前的“低-低-低”模式转向未来的“低-低-负”模式。

  人口负增长已由过去的“死亡主导”转变为“出生-死亡延迟双主导”模式。双主导模式同时受制于过低的出生率和较高的老（高）龄死亡率，在生育侧是“生得少”甚至“生不了”，在死亡侧是“死得晚”和“高龄人口死亡堆积”——死亡模式由幼龄堆积转向高龄堆积，从过去金字塔底部的高死亡率转向当下金字塔顶端的高死亡率。小农时代的人口增长取决于自然因素，工业化时期的人口增长主要受年轻型人口结构和死亡率速降的影响，而在数字时代，主导人口负增长的依然是生与死，但二者的呈现样态与此前全然不同。

  人口负增长与公域-私域角色冲突所致的“不敢生”，以及内生性低生育文化所致的“不想生”密切关联。一方面，公域的性别平等不完全、不充分，个人努力和资本禀赋的作用受制于市场要素的干扰，且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尚未完全转变为“家策”，“父职”履行严重不足，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存在明显落差。劳动力市场按照资本禀赋配置资源，企业将女性的生育视为发展障碍，当公共支持严重不足时，市场对公域角色的高期待使得作为母亲的女性和作为员工的女性面临更大的职育平衡困境，部分职场女性（尤其是中产阶层女性）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并调整生育预期，甚至可能通过减少子女数量来应对角色冲突。另一方面，即便生得起、养得起，人们也未必多生。主导人口负增长生育侧的本质因素在于自觉性的低生育文化及其惯性力量。“优生优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宣传倡导影响至今；现代化压缩性发展形成的高资本禀赋与市场化带来的高生育成本，以及网络媒体就生育对个体发展成本效应的炒作，极大地弱化了生育价值，生育阻力由“成本外力”驱动向“主体内力自觉和成本外力约束”双驱动机制转变，低生育惯性在全社会弥散。

  行文至此，笔者不妨作一个大胆推测：因为经济结构变了，婚育的替代性强了，孩子的价值低了，生儿育女的动机弱了，所以数智时代将不仅是一个“长寿时代”，而且必然也是一个极低生育率时代。在内生性低生育时代，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增加育龄妇女数量，也不能人为干预出生预期寿命的增速，因此任何努力可能都难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公共政策应做和能做的是，提供充分性高、质量性高、可选择性高、可负担性高（“四高”）的家庭服务与支持，解决年轻夫妇“不敢生”的急难愁盼问题，提振部分年轻人“不想生”的低生育欲望，以总和生育率提升替补出生率下降带来的“生育赤字”。重新认识人的价值，重视生育之于个体、家、国的意义，摒弃视对人的投入为成本而非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前期投资的旧观念，既不焦虑，也不懈怠，增强家国利益的同步性、一致性和契合性。重视人口政策对生育文化的导向作用，引导媒体对生育价值进行公允、客观的宣传；继续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助力育儿责任由“家庭专责”转向“家国共育”；持续推进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助力育儿责任由“母亲主责”转向“夫妻共责”。营造尊重生育主体权益、尊重人群差异、尊重个体选择的社会环境，当生育主体愿意少生／不生时，她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少生不育，而当她们有育儿支持需求时，就有“四高”服务予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生育率的高低不仅与政策刺激或技术支持有关，更取决于结构要素和生育文化，而这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助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ZDA019）的阶段性成果。王金营、王广州曾对本文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特致谢忱！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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