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社会学家*

  社会学史书写是社会学建构学科统绪、塑造学科形象的重要实践。作为一种历史性质的研究，社会学史著述也具有多种书写体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书写体例，最终无不是以“人”为本，以社会学家为核心依循，通过叙述相关社会学家的思想学说和探索实践，展示社会学的历史演化轨迹、知识传承脉络，进而综合阐明社会学为何、社会学何为等基本学理问题。由此，对于社会学学科而言，社会学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的角色实践决定着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和知识构成，社会学家的群体形象决定着社会学在知识共同体中的地位及影响。不过，在社会学史的书写实践中，社会学家的名实关系却异常复杂。有些学者既非社会学专业出身，也未从事社会学专业工作，甚至对社会学还秉持批判否定立场，但是他们神奇地进入社会学史书写视野，被郑重其事地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这一状况不仅给社会学史书写中的命名表述带来了挑战，而且对准确认识“社会学是什么”造成了困扰。这类学者是社会学家吗？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呢？这是关涉社会学学科原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澄清的基础问题。

一、何为社会学家？ 

  近些年来，“社会学家”一词越来越受到瞩目，并屡屡充当起推广社会学的金字招牌，例如有好几本社会学普及读物的题名就叫《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在这几本简体中文图书中，有的是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其原著标题本来没有“社会学家”这一字眼，但译者有意将原题改头换面，意译为这种聚焦社会学家身份的题名，刻意将社会学家一词凸显为吸引读者注意的亮点。①作为身份形象的认知引导，“像社会学家一样”意在说明，社会学家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方式是独特的②，能够提供独特的知识理念、思考方法和认知模式。作为比喻与比较兼具的修辞句式，“像社会学家一样”也在暗示，社会学家的独特思考虽非人人轻易所能，但通过阅读学习，普通人也可以掌握社会学家的专业本领。于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社会学家既显得不同凡响，又并非遥不可及。

  “像社会学家一样”这种修辞，意在表明社会学家是值得人们效仿的卓异对象，那么社会学家何以与众不同？社会学以研究社会为职责，社会学家则以观察社会为职业。③一方面，社会学家立足社会学学科，以科学家的身份开展研究工作，以客观严谨的方式理解说明人类社会④，而科学家以追求真理为职志、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⑤，所以在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中，社会学家也享有令人敬仰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与其他友邻学科的专家相比，社会学家能够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而“穿透”社会现象的表层而直达本质⑥，进而正确诊断纷繁复杂的社会病症，为解决矛盾冲突提供切实有效的办法。由此，作为科学家的声望地位，“穿透”社会现象的专业能力，既大体勾勒出社会学家的独特形象，也基本阐明了社会学家的身份内涵。

  “像社会学家一样”这种修辞，意味着普通人也具备社会学家的潜质，那么一个人如何“成为”社会学家？众多社会学家的传记资料显示，不论是偶然走上社会学学术道路的学人⑦，还是有意以社会学为志业的学者⑧，他们之所以能获得社会学家头衔，就在于他们的学习或学术生涯与社会学学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要么经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之后，顺理成章地走上了社会学的教学科研道路；要么虽非社会学科班出身，但通过学习掌握社会学的知识技能，从事着社会学的教育与研究工作。换言之，尽管每个人成为社会学家的路径不同，作为社会学家的风格有异，但是他们的职业劳动、学术成就与社会学学科紧密相系。⑨如此似乎可以说，学习掌握社会学知识是成为社会学家的前提条件，生产传播社会学知识是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标识。

  然而，社会学家身份认证的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简明，不仅“穿透”“社会学想象力”之类的思维技艺难以作为厘定社会学家身份的实操标准，而且成为或作为社会学家的那些辨识条件亦远非定论和共识。这在社会学史书写中表现尤为明显。社会学史研究包含学术发展、思想更新、学科演进等多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人物史、学派史、年鉴史等多种书写方法⑩，是我们认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轨迹、思想学说脉络和学人传承谱系的重要窗口。其中，以学人为主线的人物史写法是最为常用的撰述方式，社会学家常常被当作清整学科传统、书写学科历史的经纬线。社会学史书写者往往先开列一个社会学家榜单，然后按图索骥，发掘这些入选者的社会学思想或实践，例如阿隆写作《社会学主要思潮》就是如此这般操作的，“我着手探讨现代社会学的来源，结果列出了一张这方面的学者的名单”。11这种书写方式隐含的前提假设是，该榜单的入选者都是实至名归的社会学家。

  不过，从中外各类社会学史研究实际来看，榜单入选者的社会学家身份并非毫无疑义，尤其是有些学者本是不属于社会学学科的“圈外人”，他们是作为“学科外援”被纳入社会学史书写视野的。“圈外人”以学科外援的角色进入社会学，那么，他们的学科身份是社会学家吗？抑或不是？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学家身份认证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二、谁是社会学家？  

  顾名以思义，社会学史就是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和学术演进史。循名而责实，社会学史应是社会学学科范围内的人物事项与思想学说的逻辑呈现，所涉理论是社会学理论，所涉人物是社会学家。然而，既有社会学史著述，不论是中国人写作的，还是外国人撰述的，它们所呈现的学科统绪与学人谱系远非这般理想纯粹，而是充满矛盾扞格和犹疑反复，不仅一些与社会学学科没有直接关联的外人成为社会学史书写的常客，甚至一些对社会学学科怀有成见的他者也进入社会学史正传。研究者将“圈外人”当作学科外援写入社会学史，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形：

  第一，一些对社会学闻所未闻的往圣先哲被追认为社会学创始人。

  教科书的通常说法是，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家孔德创制了“社会学”一词，并初步规划了这门社会科学的理念原则、方法逻辑和目标对象等12，从而将前贤时彦关于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的自在知识转化为学科自觉。就此而言，孔德应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创始人，应是当仁不让的首位社会学家。

  然而，孔德之后的学人在清整学科传统、追溯学科源流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早在百余年前，古典时期的柏拉图，近世的孟德斯鸠、维柯、康德、费希特、圣西门等，就曾分别被欧美学者追认为社会学创始人。13即使在当代，虽然孔德是社会学创始人已被当作常识，但中外学者重新发现社会学宗师的热情仍旧不绝如缕。梁启超曾有“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的说法14，景天魁接续前辈学者的观点，近年来反复重申“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这种看法，并认为中国社会学起源于荀子的群论15。14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曾被当作中古时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16，阿拉塔斯等伊斯兰学者旧话重提，认为赫勒敦是被刻意遗忘的社会学家17，发扬光大赫勒敦的思想学说，将使已然失落的社会学传统重焕生机18。

  毫无疑问，这类排除孔德而另觅宗师的观点和主张都各有理据，只是这些力图正本清源的做法尚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人们对谁是社会学创始人变得更加无所适从，使社会学学科源流变得愈加纷繁难定。19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具有社会学学科自觉的孔德与为社会学提供思想资源的往圣先哲之间的名分关系？

  第二，一些与社会学没有直接关联的思想名家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分。

  在中外社会学史撰述实践中，有一个司空见惯却又解释乏力的学术现象，即有些学者并没有经过社会学专业训练，也没有从事社会学教研工作，甚至其学术研究也并非从社会学学科出发，但这些与社会学“三不粘”的学者常常作为名家耆宿，牢牢占据社会学史叙述之要津。由此，在既有社会学史书写所涵括的学科英雄中，除了那些中规合矩的社会学家，还有一众原本与社会学学科并无直接关联的“圈外人”。

  马克思曾经言辞激烈地批评孔德及其思想学说，显然并不认同孔德倡导的社会学，现今他却被尊为社会学古典“三圣”之一。阿伦特长期言辞犀利地批判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而波及对社会学的整体否定，最近她却被称为“伟大的社会学家”。20马克思、阿伦特在社会学史中的名分获得，代表了相当一批思想名家成为或作为社会学家的状况。与马克思、阿伦特相仿，这些学者的教育背景、职业劳动及学术成就与社会学学科并无直接关联，然而他们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分。梁漱溟自学成才，无论是其思想学说还是其乡建实验，都没有明确的社会学指向和意图。21改革开放之后，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被写入中国社会学史，费孝通也同意把梁漱溟“归入社会学中国化的范围”22，大体是将其看作社会学家的。熊彼特立志成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在经济学界不受欢迎，反而在社会学界口碑不错，于是被写入社会学理论史，最终成了社会学家。23福柯本是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其学术研究并非承续社会学知识传统，而且他对社会学也没有多少亲近感，但他是当代社会学理论史炙手可热的书写对象。

  尽管将“圈外人”当作学科外援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已成为当下学科史书写不言而喻的惯例，这些与社会学关系疏远甚至对立的学者被判定为社会学家，还是颠覆了我们关于社会学的源流脉络、文化时空与生成逻辑的常识印象。因而需要追问的是，将这类学者纳入社会学学科范畴的知识合法性在哪里？将他们称为社会学家的正当性依据又是什么？

  第三，一些与社会学略有瓜葛的专家学者被塑造为社会学名家。

  与前述两种强行认证社会学家身份的情形略有不同，有些学者之所以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在于他们与社会学学科确实存在着某些瓜葛或渊源，而不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硬性建构。这些学者与社会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他们曾对宣扬、壮大社会学做出过一定贡献，于是被当作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的关键人物，甚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社会学家。

  哈里埃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是孔德的同时代人，她选编翻译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并于1853年出版，从而把孔德的社会学思想推向了英语世界。孔德本人对马蒂诺的这项选编译介工作非常欣赏和赞同，瑞泽尔据此认为，就是因为与孔德的这层关系，马蒂诺的名字才在社会学的历史档案中幸存下来，尽管她被社会学史书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她可能是事实上的社会学“创立之母”。24与马蒂诺的角色类似，严复是最早向中国学人引介社会学学科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群学肄言》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正式发端，于是严复顺理成章地被尊为中国社会学的里程碑人物。25特别是严复介绍斯宾塞进化论社会学思想时创制的译词“群学”，于近年来重新进入学科语用视野，在诸多话语情境中被当作替代“社会学”这个外来词的传统标识，进而被视为引领中国社会学回归本土文化根脉的古典象征。梁启超就是在严复所译群学／社会学的影响下，夤缘社会进化论学说阐发其合群救亡的政治主张，并凭借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力而成为鼓吹传播群学／社会学的标杆，也于不经意间成为学科地位堪比孔德的中国社会学奠基人。26

  一个职业的和专业的学人群体，是一门学科之合法性的制度结构要素。27如果以此“职业的和专业的”标准来考核，马蒂诺、严复和梁启超诸人其实很难说是社会学学科“圈内人”。马蒂诺是文学、历史和政论等不同领域的创作多面手，严复的翻译除了社会学之外，还涉及经济、政治、逻辑和法学等诸多学科，而梁启超更是一位纵横捭阖、涉猎广博的综合性思想家。在这些学者那里，与社会学相关的知识实践，只是其学术人生的一小部分，社会学既非其专业所能，也非其职业所系。就此，我们需要斟酌的问题是，社会学家与非社会学家之间身份确认的度量分界在哪里？

  以上三点是“圈外人”被当作学科外援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主要表现情形及相关疑义。实际上，在学科史书写的具体实践中，书写对象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身份勾连关系，要远比以上情形复杂得多。不过，质而言之，社会学史书写关于社会学家身份认证的种种疑义，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问题：谁是社会学家？“谁”——哪个人／哪些人是或者不是社会学家，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合理有据地将其学术身份与社会学学科匹配起来。这一问题的核心要义，不是从理想型或者平均值，来抽象探讨社会学家的学科形象和身份内涵，而是追问特定的思想家何以进入社会学的学科英雄谱，其思想学说何以进入社会学的知识脉络。

三、社会学家抑或不是：名分表述困境 

  从现有学科史研究成果来看，那些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要么生活于社会学学科产生之前的久远时期，根本不可能知悉社会学为何物，要么虽然与社会学学科并世同行，但与社会学并无多少交集，对社会学亦没有多少亲近之感。即使有人对社会学的了解相对深入，然而他们要么对社会学秉持批判否定立场，要么只是充当了移植社会学的“二传手”，并未产出多少原创性知识。这类学者被写入学科史正传，乃是社会学史研究者基于学科建设诉求的事后建构。

  那些社会学学科创立之前的思想启迪者，或社会学学科之外的学说供给者，其社会学家名分是被学科史书写者强行给定的。他们的思想学说原本并不隶属于社会学学科，他们的知识生产实践并不是从社会学学科出发的，也没有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所以这个被给定的社会学家名分与名分所涉的事实之间并不是那么协调匹配。因之，对于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该如何恰切表述他们的身份名号，社会学史研究者其实也充满了犹疑与纠结。

  第一，有些研究者明确把学科外援称为社会学家。

  正如前述三种书写“圈外人”的情形所示，有些社会学史研究者基于名实应当相符的原则，坚定地将纳入社会学范围的“圈外人”称为社会学家，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身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马克思被西方社会学尊为古典“三圣”之一，其实是比较晚近的看法和做法。28孔德主义社会学家早先是把马克思及其学说放在社会思想范畴中加以阐发的29，是把马克思当作社会学学科之外能够与社会学学说形成思想共振的理论家。例如，孙本文认同马克思是“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30，但并未将其视为社会学家。在孙本文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视为社会学中的达尔文，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立场，二者都与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大异其趣31，因而以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为思想底色的马克思，是不能放入社会学家行列的。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开始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无论是普及读物还是大学课程，都把卡尔·马克思纳入社会学的创始人行列”32。尽管马克思激烈批评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思想学说，而且声言不屑使用孔德及其追随者的那一套话语，但是不少研究者还是执著地把马克思视为社会学家，并对马克思何以作为社会学家给出了种种合理化解释。33不过，马克思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联状况，尤其是他对孔德的批评与不屑，始终是横亘在马克思与社会学家名分之间的巨大障碍。研究者在表述马克思的社会学学科头衔时需要面对的修辞困境，马克思被视为社会学家时需要跨越的名实扞格，根本症结就在这里。因此，鉴于这类“圈外人”与社会学之间的种种主客观乖迕事实，在学科史书写中如何恰切称呼他们的身份名号，就成为社会学史研究者不得不审慎深思的问题。

  第二，有些研究者对是否将学科外援称为社会学家秉持谨慎态度。

  本文使用“圈外人”“学科外援”等词汇，乃是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那些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学者，可能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所谓的社会学，或者其思想学说并非是从社会学出发的，也不是为了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这些“圈外人”之所以进入社会学学科史脉络，乃是社会学史书写者、社会学工作者把他们当作“学科外援”而引入社会学学科之中的。面对这一客观事实，研究者不得不审慎对待社会学家这一名谓的指称适配度。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一方面在正文中把孟德斯鸠、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当作社会学家，并且为以往的社会学史研究将他们忽略而打抱不平；另一方面又在完成全部书稿后的补充说明中，颇为诡异地表态说，该书所涉思想家到底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不想讨论。34从此前的观点鲜明到其后的略显狐疑，表明阿隆对于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与孟德斯鸠、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之间的适配性，不再是那么想当然了，而是有了某种程度的审慎与犹疑。不过有些研究者仍旧追踪阿隆的辨识结果，坚持把托克维尔当作社会学家，并发掘出托克维尔在历史社会学35、道德社会学36等分支领域的开创性探索。这种做法所昭示的事实前提是，托克维尔似乎是主动自觉投身社会学事业，明确以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为目标。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托克维尔可能听说，也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同时代人奥古斯特·孔德，他们之间更没有过接触”，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客观事实，周晓虹认为托克维尔是“站在门外的准社会学家”37，用一个修饰语“站在门外”和限定词“准”字，给自己的判断预留了转圜余地。

  第三，有些研究者采取两栖立场看待学科外援的身份名号。

  有的研究者既注意到了这些“圈外人”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学知识之间的相通相似性，当然也非常明了这些学科外援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主客观乖迕。为了调和这种两难矛盾，他们试图对学科外援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勾连关系给出一个两栖说法。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社会学”。为了阻遏读者据其书名“将马克思加工成一个社会学家”，列斐伏尔使用动机指控替代论证说服，强制要求读者接受他所给出的判断和说法，如若读者对此有疑义或不接受，那不是他的观点有问题，而是读者“用心不良”。38“不是社会学家但有社会学思想”这种说法，被一些研究者借鉴化用为判定毛泽东之学科身份的思路。这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不是职业社会学家，也未曾以社会学家自称，但不可否认他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并能够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实现初步中国化。39不过，这种两栖立场其实并不能逻辑自洽，“不是社会学家但有社会学思想”本质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辞，并且潜藏着消解社会学学科自性的风险。在当代知识分化与学术分工日趋精细的情势之下，知识的学科归属与知识生产者的学科身份之间精准匹配，是知识生产的专业分化、精细分工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如若否认某位学者的社会学家身份，则其思想学说就不应归于社会学学科；而若要承认该学者的社会学思想，则其社会学家身份就必须成立。一个人如若不是社会学家却能生产出社会学专业知识，表明社会学家能够被非社会学专业人士轻易替代，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学家可有可无，甚至社会学学科亦无足轻重。

  无论如何，“圈外人”屡屡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已成客观事实。即使是在学科畛域分明、学科体制分化相对定型的当代阶段，社会学自有的名家大腕已不再寥落稀有，但社会学史书写所关涉的学科人物，仍旧一如既往地旁逸斜出，将其他学科的名家纳入本学科的英雄队伍。问题是，这样做合适吗？大约正是有此疑虑，才产生了对外援之身份名号的纠结。而之所以纠结外援之身份名号，在于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到底是社会学家抑或不是，不同的看法与说法背后，其实是学科史书写者对社会学学科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知。也就是说，社会学史书写者之所以纠结学科外援的身份名号表述，其深层逻辑在于学科外援的名谓称号关联着社会学学科之实在。

  既有社会学史研究，不论是传统的理论史和思想史，还是新兴的概念史和方法史，大多仍旧按照名录式的人物出场列表展开，于是社会学的学科史呈现，大体如同历史学家葛兆光所说的“思想家的博物馆”40，罗列学科英雄的生平与著作，陈述名家大师的思想与学说。在这种书写方式之下，一个人是否被学科史书写赋予社会学家名分，深度影响着社会学学科的内涵与特质，轨制着研究者对社会学史书写内容的甄选。41因此，社会学史书写旁涉“圈外人”，给我们理解社会学学科本身带来了诸多困扰：既给厘定社会学学科的内容疆界造成很大困扰，也使厘清社会学学科的源流脉络面临诸多困扰。这种状况还给谨遵社会学学科自性，希望通过社会学史知识来把握“社会学是什么”的学习者带来诸多困惑：这些学科名分暧昧的“圈外人”，他们能被称为社会学家吗？如果不能，为何又郑重其事地将他们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呢？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名分或名称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决定着思想主张的正当性和实践行动的合法性。研究者无论是画蛇添足般地一再强调这些学科外援是社会学家，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声称这些“圈外人”不是社会学家但有社会学思想，这种反复纠结的举动本身表明，将“圈外人”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牵涉复杂的名实关系，必须予以澄清才能确立他们进入社会学学科的名分正当性。

四、发明：“圈外人”的社会学家身份建构 

  社会学家是一种职业身份，更是一种专业身份。然而，那些被引作学科外援而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不管是被认定为社会学鼻祖，还是被认证为社会学名家，他们的社会学学科身份，不是他们主观自致或主动追求的，更不是依托其专业和职业而生成的，而是被他人不顾专业屏障或职业分异强行赋予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学家身份，是学科史书写的创制结果，是被社会学史研究者、社会学工作者“发明”的。发明，作为一种建构实践，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非到是的动态演化过程。借鉴发明这一概念，能够较为形象地阐明学科外援由“圈外人”变为社会学家的生成机制。

  第一，发明是一种重要的新知建构方式。

  发明一词及其所指涉的实践行动，其内涵是极为复杂多义的，从古典时期到近代早期，在不同的语境中指称不同的对象内容。一方面，人们常常在发现的意义上使用发明一词，表示将隐而不彰的既存事物揭示出来，并使之以新的面貌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在“重现旧有事物”这个意涵之上，发明一词又衍生出“创造新事物”之意，强调产生或创制某些前所未有的新颖事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现与创造这两种义项在发明一词中一直纠缠共生，人们在用法上也没有对发明与发现这两个词进行严格区分。大致在17世纪，发明一词的词义开始收缩，发现这一义项被逐渐摈弃，规划和创造原本不存在的新颖事物则成为发明的主导涵义，尤其是伴随着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发明的含义倾向于指称“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机械设备”。到18世纪末期，发明概念的使用已主要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专门用来指称通过人们的创造性探索，产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产品。42

  尽管发明一词总是与科技领域的创新或创造挂钩，但是科学技术的创造或创新并不能独占发明概念的使用权。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新知识的建构生产、新思想的创造生成也常常被视为发明，如研究者构造新词汇以概括社会现象的存在实质和运作规律，就被视为发明社会理论的概念43，而思想史上那些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思想家，则被称为“观念的发明者”44。事实也是如此，发明概念同样能够用以指示人文社科领域中知识与思想的建构拓展，如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等人发现，许多貌似古老的所谓传统，其实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不是从前人那里承继而来，而是后人基于特定意图人为发明出来的。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实质上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事物，发明者通过话语建构、意义赋予、仪轨包装、形象塑造等手法，为其营造出一种历时久远的假象，并通过不断重复展示来引导受众认知和接纳，最终那些晚近的事物就被制作成了传统。以发明来标识新知新事的建构生成，这类用法在人文社科领域不胜枚举，诸如人权的发明45、自由主义的发明46、平等观念的发明47、道德自律的发明48，等等。综观这些发明，并不像科技领域的发明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创造性与新颖性，而是与旧事物多多少少保持着藕断丝连的承继性，因而显得不那么新颖，似乎不那么够得上发明。但实际上，即使是科技方面的发明，也并非一下子就产出彻底全新的技术路线或器械实物，大多数发明创造其实是推陈出新，在既有基础上累积渐变最终导致质变的结果。如果说科技领域的发明是创造出新的技术人工物，使其在物质属性与功能属性方面异于并且优于旧有之物49，那么在人文社科领域，发明的典型特质则是，将原有事项赋予新意义，使之旧貌换新颜。如霍布斯鲍姆特别提到，发明传统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使用旧材料来建构新形式、表达新意涵、指向新目标。50

  那些“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被或明或暗地指认为社会学家，其学科身份生成与人文社科领域的这种发明在机制上是相当契合的。所谓“发明”社会学家，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社会身份，而是社会学史书写者以既存的社会学家作为身份参照对象，把原本不属于社会学家行列的学人“说成”社会学家。如同被发明的传统那样赋予旧事物以新意义，这个被说成社会学家的方式和过程，实质上就是“赋予新意义”式的发明。那些被发明的社会学家，本是原属学科领域的名家耆宿，他们及其相关思想学说被平移到社会学之后，原来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等学科身份，在专业分化和学术分工日益精细、学科身份与学科之间匹配精准的现时情势下，已不再适宜继续作为社会学的专业身份。也就是说，“圈外人”被引入社会学，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他们的学科身份则必须是社会学家，如此才能够名实相符、名正言顺。人还是原属学科领域的人，相关思想学说也是原属学科的内容，但是由于学科场域的转换，他们本身被赋予了新的学科身份，其相关思想学说也被赋予新的学科意义和价值。

  第二，资源外取是“发明”社会学家的实践基始。

  在学科外援与社会学学科的本真关系上，有一个事实是毋庸讳言的，即学科外援并未自觉投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他们的思想学说也不是以社会学为学科依循，而是社会学史研究者、社会学工作者从社会学学科出发，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寻绎采撷有益资源，以深化或拓展社会学的知识内容，甚而借助他们的声望影响来重塑社会学学科形象。社会学主动汲取应用“圈外人”的声望影响与思想学说，集中体现了社会学知识及其合法性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资源外取。资源外取是特定学科知识生产的常态形式，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跨领域互学互鉴，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借助理工科的前沿技术手段拓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质量的新文科建设，实际上就是资源外取的典型实践。作为一种在学科分化与学术分工基础上的交流协作形式，资源外取的实质是特定学科突破固有疆界，从自身之外学习引进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甚或问题意识等，把原本不在既有学科范围中的知识、思想和学说“拿来”，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融贯创新、推陈出新，从而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视野和实践内涵，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合法性与社会认可度。

  社会学具有资源外取的天然基因，孔德创立社会学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斯宾塞借用生物有机体及其进化来比拟社会的构成模式与发展逻辑，奠定了社会学的核心范式——结构与功能分析的基本理路。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知识及其合法性生产来说，资源外取的核心要义是以社会学学科为本位，立足社会学既有思想范畴与学理准则，援引本学科之外那些能够担纲权威的思想名家，汲取本学科之外那些能够提供新知的思想学说，以此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应用实践。社会学的一些具体方法就是在学习引进基础上的再创造，如实地调查、田野工作就学自人类学，量化方法则主要来自统计学。至于将既有议题范围之外的社会问题或现象纳入研究视野，更体现出社会学开放包容、善于拿来的学科品格，如费孝通晚年提倡贯通社会学与中国哲学和史学，以天、人、我、心等范畴扩展社会学固有界限，进而铸就独具中国人文精神的社会学学科51；当代美国社会学应对学科危机的重要方式也是突破旧有疆界，引入种族、女性主义等视角，追踪热点现象与热门问题52。也正是在汲纳新知识、旁涉新议题的过程中，一些与这类新知识、新议题紧密相系的专家名家，被跨界引入社会学学科，进而引发了如何恰切定位其身份名号的疑问和困惑。

  社会学汲取外部资源以重构学科的建设实践源远流长，只是我们对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司空见惯，尚未形成足够的自觉意识，因而有必要将资源外取这一发明机制凸显出来。资源外取是“圈外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的第一步，也是理解学科史书写何以能够将学科外援与社会学有效勾连起来的实践枢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援引本学科之外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主要着眼于社会学知识或议题与思想学说之间的联通契合性，是以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及合法性建构作为终极考量目标，是从社会学自身的主体性需求出发所实施的自主选择，所遵循的价值准则是目的合理性，至于被援引者是否出身社会学专业，是否从事社会学的教研工作，被援引者本人在主观意愿上是否认可社会学学科，则并不是这种“拿来主义”建构实践的考量重点。由此，尽管被援引者在起根发端上外在于社会学学科，但是社会学的资源外取实践有效“绕过”了横亘在被援引者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各种主客观屏障，从而使这些“圈外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成为可能。53

  第三，学科史书写者的甄选裁量是“发明”社会学家的建构关键。

  虽然解析社会现象是社会学的学科使命，但是研究社会问题并非社会学的独家专利。社会学关注的那些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在社会学之外同样有人也在思考探究，甚至在社会学学科产生之前就有人在思考探究了。正如张静的观察，社会学提出不少社会议题，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同样可以做到；社会学有大量理论探索，但哲学、伦理学、神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也在这么做。54这就意味着，古往今来的众多思想名家、五花八门的海量思想学说，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外取资源。那么，某位特定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何以能够从诸多外取资源中“突围”，进而被引入社会学既有知识体系并最终实现社会学化呢？除了被援引者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学既有知识之间具有高度联通契合性之外，学科史书写者的裁量甄选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学科史研究并不是对学科发展轨迹、学术研究脉络的实然记录，而是包含着研究者主观甄别与遴选的创造性实践，哪些内容被纳入视域，哪些内容被突出强调，其间无不存在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因素。55毫无疑问，现有社会学史也是研究者根据不同标准与需要予以塑造和再造的结果。在这一塑造和再造过程中，某些社会学家被遗忘了，某些社会学家被发现了，而某些社会学家则被发明了。

  换言之，社会学史书写者常常是以“后知后觉”的见解为依据，按照历史积淀的标准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检阅已是完成时态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于是有些思想家成为诸多社会学史都会书写的“常客”，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只是间或被某部著述偶然提及的“过客”。因而，社会学史既是凝固具体的——学科成长过程中的相关人物、事项和学说都可以入史，“社会学”作为主轴和标准，保证了书写结果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史，又是流动变化的——除了那些“常客”及其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往往还会增加一些新人物与新议题，或者删减一些曾经占据一席之地的理论家。由此，在增加与删减之际，不同的社会学史著述所涉社会学家往往大相径庭。有人曾经是公认的社会学家，只是由于其学术影响不再，于是在新的社会学史书写中被割舍。有人则是由于研究者的犹疑反复，有时被当作社会学家，有时又不被当作社会学家，如阿多诺、洛克伍德在《核心社会学思想家》一书中的遭际。《核心社会学思想家》是一部颇有影响的社会学思想史教程，该书第一版未曾涉及阿多诺、洛克伍德，在第二版中他们被纳入核心社会学思想家行列，但在第三版中他们又被割舍了，理由是“在教学实践中这两位思想家很少被纳入社会学学科”56。由此可见，在社会学史研究写或不写某位思想家的张力之间，显示出学科史书写者的裁量甄选，对于特定思想家能否“成为”社会学家具有决定性作用。

  社会学史研究者增删甄选书写对象，除了使学科史叙事迭代更新，也让学科史叙事形成了鲜明个性。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本身是一种话语建构，其内容“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57社会学史叙事当然也不能排除话语建构，同样既有发现的内容，也有发明的成分，特别是在增加新人物与新议题方面，发现与发明这两种建构方式表现尤为明显。也就是说，社会学史书写的“加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发现社会学家，把学科发展进程中那些被遗忘的隐身者重新发掘出来58；一是“发明”社会学家，突破既有学科界限，将学科之外那些与社会学相契者援引入来。如果说发现社会学家可能招致人们质疑被发现者的实际贡献，那么发明社会学家的首要难题则是被发明者的社会学家名分是否合理正当。前述那些被写入社会学正传的“圈外人”，就并非总是被当作社会学家，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有社会学思想”而将其纳入社会学家行列，有的研究者基于他们的教育履历和术业状况而将其排除在社会学家之外。如在一场关于社会学思想传统的对话中，应星认为梁漱溟是反实证倾向的社会学家，而吴飞认为梁漱溟无论如何算不上社会学家。59然而从既有社会学史撰述来看，应星的看法亦是众多学科史编撰者的主张，梁漱溟不仅被诸多中国社会学史纳入正传，而且被当作乡建派社会学的首席代表。由此，“发明”社会学家这一加法书写尤具革命性影响，它从根本上再造了社会学的思想传统，重构了社会学的知识形态，深刻体现了社会学史书写者对清整学科知识脉络、建构学科英雄谱系的影响作用。

  第四，名分赋予是“发明”社会学家的最终证成。

  社会学史阐述社会学的源流变换与发展进程，是人们认识社会学学科的重要窗口，初学者正是通过社会学史来了解这门学科有哪些学科英雄、有何种经典作品，并在相关的知识脉络和思想沿革中领悟社会学为何、社会学何为。社会学史陈述的内容、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学者，将塑造学习者关于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首要印象。正是由于历史书写具有赋予合法性身份、塑造正统性地位的天然权能，这就意味着进入社会学史正传的思想家就是“社会学的”权威学者，其思想学说就是“社会学的”经典知识。由此言之，既然学科外援已被切实纳入社会学史范畴，那么他们就应当被赋予社会学家身份。如若不然，则会出现名实分离的后果，即那些社会学经典知识竟然不是由社会学家生产创造的。古人云：“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管子·九守》）如果社会学家之“名”与社会学知识之“实”脱钩分离，那么可能导致人们在认知上产生误判，即社会学知识生产无需社会学家。既然如此，还需要社会学家这一角色吗？还需要社会学这一学科吗？这种疑虑的点滴累积，最终会动摇社会学学科的合法性根基。

  社会学史不只是“史”，更是“社会学”。社会学史书写内在地受到“社会学是什么”这一学科本体论问题的规制。一方面，“社会学是什么”决定着哪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而进入学科史范畴，同时社会学史研究通过清整本学科的知识传统与学人谱系，也在逻辑地回应和重构“社会学是什么”。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的思想与实践，就在逻辑地回答“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家与“社会学是什么”互为表里。“社会学是什么”决定着“谁”可以作为学科史的书写对象，反过来“谁”被甄选为学科史研究对象，也关系着对“社会学是什么”的回答。因此，哪些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哪些社会学家被选入学科史书写范畴，不仅决定了社会学史的风格样貌，而且深刻影响着社会学的学科内涵。正如阿隆的主张，对于“社会学是什么”，最好根据自称为社会学家，且彼此相互承认为社会学家的人们的工作来定义。60吉登斯也认为，理解了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也就为回答“社会学是什么”准备了答案。61因而，从社会学家的思想与实践出发，来提炼总结社会学的学科内涵与内容就成为一个创新性思路。英克尔斯在探讨“社会学是什么”这一难题时，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立足历史视野，参照经典社会学家的所思所行，设定社会学的对象、内容与范围。62布东也是通过回溯帕累托和涂尔干的思想，来解答“社会学是什么”的。63

  社会学家与“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史书写，这三者贯通联结、紧密相系，尤其是社会学家的身份合法性，决定了社会学史书写的内涵纯正性。是或者不是社会学家，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对于社会学学科而言至关重要。知识供给者的学科身份合法性，是知识的社会学属性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学科外援必须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号，这是社会学何以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学说当作社会学知识的必要前提，也是回答“社会学是什么”这一学科本体论问题的必要基础。就此而言，学科外援只有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号，才能使其思想学说在社会学范畴具备知识合法性，也才能切合援引这类学者以塑造学科形象、拓展学科影响力的初衷，他们在社会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表述才能辞达理顺，作为社会学的学科权威才能名正言顺。赋予被发明者以社会学家名号，既契合“发明”社会学家的初衷，也契合发明建构而成的客观事实，最终使被发明者的学科身份名实相符。

五、“发明”社会学家的积极成效

  在近两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学说成果，但在不断走向成熟定型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好在社会学学科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善于拿来学科之外的有益资源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发明”社会学家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补足措施。援引学科之外的名家大师，从学者阵容、知识构成、学科原理等方面改变了社会学的学科面貌，并最终推动了社会学知识的再生产。

  第一，“发明”社会学家将会增强社会学学科英雄的阵容。

  虽然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不算短，但是似乎尚未生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64，而且社会学学科英雄的阵容不够强大，具有跨领域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并不多见。这种状况与社会学自身的雄心抱负、人们对社会学的期待并不匹配，严重影响社会学学科在知识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形象，所以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学家多次警示社会学面临发展危机。而中国社会学先天发育不良、后天成长不足，在当代知识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同样有限。65由是，汲取外部有益资源，拓展界限，创新发展，社会学学科建设一直在路上。引进学科外援，将会有效充实社会学的学科英雄队伍，增进社会学学科的社会合法性和影响力。从中外社会学史书写的实况来看，那些被发明为社会学家的“圈外人”，大多是在其原属学科或领域中声闻卓著的名家大师。他们的思想学说能够提升社会学的知识合法性，声望权威能够正向影响人们对社会学的认可度，人们会在景仰名家大师的同时爱屋及乌，连带着认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学学科。如马克思及其批判性学说被引进社会学之后，不仅拯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学知识再生产66，而且一度使社会学课程备受青年学生的青睐。

  第二，“发明”社会学家将会拓展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范围。

  “发明”社会学家之所以有助于壮大社会学的声势，有益于提升社会学的影响力，根本在于被发明者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学学理是相通相契的，具备社会学知识的特性，能够有效嵌入社会学知识系统，成为社会学学科的有机构成。由此，“发明”社会学家的根本要义，在于扩充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完善社会学的知识构成。要么预先判定某个“圈外人”是社会学家，然后从其思想学说中寻绎与社会学既有知识或议题相契的内容；或者先在“圈外人”的思想学说中，发现了与社会学既有知识或议题相通相契的内容，于是将这类思想学说认定为社会学知识，然后据此将“圈外人”追认为社会学家。因此，“发明”社会学家与拓展学科范围是一个双向建构：从社会学既有知识议题出发，把学科外援的思想学说中与之相契的内容拿来，以深化既有知识议题；或者是把学科外援的经典思想学说拿来，作为社会学的新知识新议题，以拓展既有知识范围。无论哪种发明方式，都将极大地影响社会学的内容疆界与知识构成。如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深刻影响了当代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和本土方法建构，而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相结合本身是以革命为最高目标，则又为社会学“把革命带回来”67这一研究新视野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发明”社会学家将会再造社会学学科原理或范式。

  社会学主动引进的学科外援及其思想学说，既有与已有社会学知识较为接近的同质性思想，也有与已有社会学知识大为不同的异质性学说。引进异质性较强的思想家及其学说，除了同样可以拓展社会学的固有视野，还会从根本上触动既有学科原理。社会学原理是从对象议题、宗旨目标、视角方法和理论学说等诸多学科要素出发，多层次多角度系统揭示“社会学是什么”的综合性内容。社会学引进学科外援及其思想学说，特别是引进与既有学科风格差异较大的思想学说，将会促使既有议题、宗旨、方法和学说出现明显变化，最终势必传递到学科原理的更新变换。如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及时调整阶级分析与社会调查的目标，由服务革命斗争转向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转变，对后来中国社会学重新设定宗旨目标和对象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郑杭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兼具革命批判与维护建设两种形态”68，就是在整合社会学既有理念与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学学科原理进行的创新性再造。

六、“发明”社会学家的意外后果

  “发明”社会学家的本意是促进社会学自新自强，本质是扩充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引进原本不属于本学科的名家大师及其相关思想学说。不过，扩充社会学学科界限并非总是成效喜人，而是利弊参半的。69因此，“发明”社会学家也并非无限适用，而是可能导致学科畛域无节制膨胀，可能导致学科英雄泛滥，最终导致“社会学是什么”繁复无解，更加难以形成共识。

  第一，“发明”社会学家可能导致学科畛域无节制膨胀。

  “社会学是什么”是初学者就需了解的简单问题，却又是迄今仍未达成共识的复杂问题。通过追踪社会学家的思考与实践来提炼“社会学是什么”，这一路径固然别开生面，但也潜藏着被无关联内容羼入的可能，即把社会学家出于个人情趣而非遵从学科原理所进行的问题研究当作社会学的自有内容。如潘光旦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所做的冯小青研究，在他成为社会学教员并跻身知名学者后，就被贴上了社会学标签，似乎它起始就是一项自觉的社会学工作。这种窜寄情形在被发明的社会学家那里表现更为突出。当某位“圈外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时，往往会产生连带效应，他的所思所说都极易被视作社会学的固有内容。毛泽东被发明为社会学家之后，除了阶级分析和农村调查，研究者在其思想学说中还发现了属于社会学的其他内容，如群众路线、革命动员、世界体系等。问题是，由于研究议题包罗万象、分支领域层出不穷，社会学本身已是不折不扣的学科群，其似乎无所不能的百搭品性也严重伤害到了学科声誉。70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行收编那些与社会学原本无涉的议题，可能导致社会学学科畛域无节制膨胀，进一步使本就边界模糊、中心不清的社会学疆域更无涯际，使“社会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更难达成共识。

  第二，“发明”社会学家可能导致学科英雄泛滥。

  前文曾述及，由于孔德社会学与既往社会思想之间多有承接关联，使得后来者在前代学者那里发现了与孔德社会学颇多相似相通的思想观点，于是有些研究者倾向于把社会学的起源和创始人推向往古，远远早于社会学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点，溢出了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自觉的时间线。尽管目前这种发明无上限的做法由于缺乏理据逻辑而曲高和寡，但是当发明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合法机制时，它就有可能被用作将这类前贤追认为社会学家的强辩论据。实际上，概念与命题承载着高低强弱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关联着复杂的知识思想、历史文化与时空情境等限制性因素，如若罔顾这些特殊性和限制性，则会导致概念或命题的误识误用。71社会学家就是文化特殊性较强的概念，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确定学科出现之后才有的概念，所以某些学者被发明为社会学家的建构机制，虽然能够推及于解释其他类似的思想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推及可以无限延伸而将任意思想家都囊括其中，特别是那些与社会学学科并无时空交集，且不可能知悉社会学为何物的思想家，他们能否被追认为社会学家其实是一目了然的。由于社会学极易成为“圈外人”寻找学科依傍的挂靠对象72，特别是由于社会学史正传的传主必须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号，所以必须强调“发明”并非无极限，否则既可能导致“时代误植”的历史错讹，也可能出现“人人都是社会学家”的竽滥局面，最终销蚀社会学的专业水准，消解社会学的学科自性。

  概而言之，“发明”社会学家带来的意外后果表明，发明这一建构机制并非无限适用，并非任何与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有瓜葛的思想家都可以被赋予社会学家名号。尤其是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那些思想家，无论他们对社会学的相关思想学说有过多大影响，也不应被称为社会学家，甚至不宜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这类学者及其思想学说属于社会思想史范畴。73因此，“发明”社会学家是一柄双刃剑，在推进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同时，也潜伏着消解社会学的学科自性的风险。如何既使发明合乎逻辑理据，又规避发明带来的意外后果，其间的度量分界与力道拿捏，是仍需深入探索的严肃议题。

七、结语  

  作为学科史书写的核心线索，社会学家名分的正当性决定了社会学史内容的合法性，所以“谁”被当作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史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社会学家的名实关系异常复杂，尤其是那些与社会学学科没有直接关联，甚至批判否定社会学的“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他们是社会学家抑或不是，这不仅给社会学史书写的名谓表述造成相当困扰，而且给厘定社会学的内容疆界造成很大困难，不仅使厘清社会学的源流脉络面临诸多异议，而且连带着使学科史内容的纯正性遭到质疑。

  从名实相符的原则来说，这些被当作学科外援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既然他们的思想学说被视为“社会学的”，那么他们自身就应当被称为社会学家，只不过其社会学家这一名分不是他们自主获得的，而是被社会学史书写者、社会学工作者发明的。首先，“圈外人”之所以被发明为社会学家，肇源于社会学汲取外部资源以推进知识生产的学科秉性。资源外取是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以社会学自身主体需求为本位的目的合理性行为，侧重社会学与“圈外人”之间在知识层面的关联契合性。其次，“圈外人”是否被发明为社会学家，社会学史书写者的筛查甄选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学史书写者筛查那些可能成为学科外援的“圈外人”，尽管不同书写者的甄选标准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是以他们各自理解的“社会学是什么”为参照基准的。如若“圈外人”不太符合书写者所理解的社会学，那么该学者就极可能被排除在发明行列之外。再次，“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社会学家是其最为契合逻辑理路的学科名谓。就目前社会学史的写法及结果来说，对于进入社会学史正传的“圈外人”，应当赋予其社会学家名分，如此才能使他们在社会学中的学科身份名正言顺，才能使学科史的叙述辞达理顺。最后，“圈外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能否最终成为普遍共识，还需要社会学史的接棒书写者的后续认证。“圈外人”被发明为社会学家，最初可能只是个别研究者的尝试，然而当众多研究者遵循先行者的辨识理路，将发明结果当作确信不疑的常识继承下来，不断发掘其所谓的社会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佐证其社会学家名号并非妄言，并经过反复叙述和持久传播，那么与社会学本无直接关联的“圈外人”就被接受为社会学家。总之，发明作为一种创造性、创新性实践，同样可以表征人文社科领域新知识的生产与新思想的建构。某些对象被人们有意识地从庸常间突显出来，并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意义，最终修炼为新的发明之物，而“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即是如此。“圈外人”的思想学说及他们作为自然人本身已然是完成时态，但在后世社会学史书写者的重思与再造实践中，其思想学说被赋予了社会学的学科意蕴，思想家本人被发明为社会学的学科英雄。

  实事求是地说，“发明”社会学家，将学科外援称为社会学家，在相当程度上乃是权宜之计。只是由于社会学学科自身的思想学说还不够宏富，学科英雄也不够盛多，无法使社会学在学科集群中获得优势竞争力和强势话语权，于是学科史书写者不得不别求他途，把其他学科或领域中的耆宿名家及其相关思想学说援引过来，由以增强社会学的学科实力，进而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是，社会学如若总是倚赖学科外援，总是仰仗“发明”社会学家，除了上文已经揭示的可能弊端之外，这一实践取向也会令人以为社会学自身的原创知识乏善可陈，更会让人怀疑社会学是否具有良好前景和发展潜力，长此以往势必严重影响该学科的合法性和生存空间。因此，社会学若要切实做到独树一帜，切实建成自主知识体系，那么“发明”社会学家这一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必须被彻底终结。尤其是当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取得长足进展，拥有丰富的思想学说可供呈现，拥有众多的学科英雄可供甄选之时，学科史研究就不再需要处心积虑地去向“圈外人”借势取用，去刻意“发明”什么社会学家。当此之际，在社会学学科本身的范围内，书写者就能够从那些真正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专家学者之中，从容优裕地甄选出符合研究口径的学科英雄及其社会学思想学说，从而书写出以社会学家创造的“纯粹”社会学知识为主体内容的“纯正”社会学史。

  需要明确的是，终结“发明”社会学家这一学科知识生产方式，不再借力学科外援为自己助威造势，这并不是说社会学要固步自封，断绝与友邻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是说不必勉为其难地把原本不属于社会学学科的耆宿名家强行说成社会学家，也无需将他们在其他学科名目下提出的思想学说硬性贴上社会学的学科标签。实际上，汲取本学科之外的有益资源，借鉴友邻学科的思想学说与方法视角，是社会学学科永葆生机的重要渠道。由此，那些能够启迪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外部思想学说，仍旧是社会学学科需要关注的宝贵资源，只是我们不再强行将其楔入社会学学科史脉络，不再刻意将其混同于社会学自创知识，而是另辟蹊径，将其置于社会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叙述。用社会思想范畴来统摄社会学学科之外的相关有益资源，既切合实际状况，也能逻辑自洽。如此一来，在社会学史书写中出现的那些困扰，如表述上的扞格、名实上的乖迕等，亦都将迎刃而解。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与历史性成就研究”（项目批准号：21BSH0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