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伙伴情谊*

一、序曲：加里波利战役与澳新军团节 

  每个现代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神话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里波利战役息息相关。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志愿军被编为澳大利亚帝国军（Australian Imperial Force， AIF），远赴欧洲参加战斗。1915年，在埃及完成整编和训练的这部分兵力在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的指挥下投入中东战线，他们被称为澳新军团（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ANZAC），参与登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辖的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的战役。4月25日，澳新军团在黎明的黑暗中登陆，虽然成功建立了滩头阵地，但面对不利地形和敌手的顽强反击，澳新军团在付出了8000余人生命的代价之后，仍未能取得显著进展。在相持8个多月之后，全军成功撤出了战场。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①

  尽管澳新军团此后在西线战场陆续参加了多场战斗，但没有一场像加里波利战役那样瞩目。在随军记者查尔斯·比恩（Charles W.E.Bean）和艾利斯·阿什米德·巴特莱特（Ellis Ashmead Bartlett）传回澳大利亚的报道中，澳新军团被塑造成一群英勇无畏的年轻人，在加里波利遭遇了第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他们的牺牲震撼了全体国民。比恩奠定了这一“神话”的基调，他认为这些澳洲子弟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坚韧自律、互爱互助、重视伙伴情谊（mateship）、热爱平等和自由等品质，皆源自澳洲丛林生活，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独特的“澳新军团精神”（ANZAC spirit）。②

  澳新军团节（ANZAC Day）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6年4月25日，伦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各城镇就有纪念加里波利战役周年的游行仪式。1920年，西澳大利亚正式将这一天设立为法定节日，随后各州纷纷效法，到20年代中期，澳新军团节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正式的公共节日，各大主要城市随之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战争纪念馆。虽然节日的初衷是纪念加里波利战役的烈士，但很快就扩大到纪念一战中牺牲的所有军人。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东帝汶维和行动中牺牲的澳新军人也被纳入纪念之列，当天的游行成为所有退伍军人都有权参与的活动。

二、文献回顾：从一种声音到众声喧哗

  在推行“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③的年代，加里波利神话是属于英裔白人男性的领域，澳新军团的形象几乎是清一色的中青年白人，正如人们在国家战争纪念馆的雕像和玻璃彩画中能看到的那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一样，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随着主流话语的改变，公共领域关于加里波利战役的叙述也响起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族裔的、性别的、阶级的……以往被认为无可置疑的英裔白人男性神话，开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

  俄裔学者伊莱娜·戈娃（Elena Govor）通过分析参加一战的澳大利亚帝国军士兵的名字，找到至少有1000余名俄裔军人，人数仅次于盎格鲁-凯尔特裔。这些志愿兵做出了与他们的同袍一样的重要贡献，但在战争结束后，由于随即爆发的俄国革命带来意识形态纷争，他们的后代多半放弃了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成为一群被同化的他者。④还有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群常被忽视的澳新军团成员：护士。一战期间澳大利亚共有2498名护士在海外服役，新西兰的人数则是610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护士在军舰上承担了繁重的医护工作，但她们长期被忽视，被排除在澳新军团传奇之外，复员后享受的福利待遇也远不如士兵，1916年才被正式承认为澳新军团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直到1999年才在堪培拉为她们设立了第一块纪念碑。⑤

  一战中华人被征兵政策拦在军营之外。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华人设法参加了澳大利亚帝国军。在加里波利战场上有一位传奇狙击手，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⑥这些华人士兵的事迹近年来得到了发掘和整理。

  除了少数群体的声音之外，白人男性士兵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而且并不都符合主流价值观。在伯明翰学派风格的口述史著作《澳新军团的记忆：与传奇共生》中，出身军人家庭的阿利斯泰尔·汤普森（Alistair Thomson）研究了不同类型的退伍军人，揭露了政客对澳新军团纪念活动的操控，展现了澳军中的一些恶习，以及20世纪20年代许多对政府失望的老兵加入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段秘史。这项研究展现出澳新军团传奇中被民族主义排斥在外的一些边缘记忆。⑦

  澳大利亚学界对加里波利战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本土经验，他们注意到这场战役对其他参战国也有重要意义。在《加里波利：制造历史》中，多位学者将目光转向澳新军团以外的参战者。他们展示了英军、法军和爱尔兰裔士兵在战斗中的贡献和牺牲。昔日的战场如今充满了各国的纪念物，按照约翰·麦奎尔顿（John McQuilton）的说法，这是一片“被竞争的纪念空间”⑧。作为澳新军团昔日的对手，土耳其人的声音得到了特殊的重视。在由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两国历史学家合著的《加里波利：土耳其的故事》中，土耳其士兵展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英勇品质，恢复了他们作为军人和普通人而非脸谱化的“异教敌人”的一面。⑨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和默廷·古尔坎（Metin Gürcan）指出，加里波利战役在土耳其建国神话中同样占据突出地位。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军官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成为土耳其国父之后，这一战役成为他圣徒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⑩由此可见，各方力量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这段历史。

  在以上这些更具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中，加里波利战役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神圣历史，而更类似历史人类学中的所谓“并接结构”——通过某种跨文化遭遇，不同文化结构做出了大相径庭却又彼此关联的反应。

  从民族军事文化和殉难记忆中提炼民族精神的做法，在各国民族主义建构史上并不鲜见，但在推崇言论自由的西方学界，同样有批判和解构各种神话的传统。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指出，加里波利战役本来是个悲剧，但在政客手中，各种纪念活动成了推销他们政治主张的形象工程，对商家而言则是巨大的商机。他认为与其每年浪费几亿澳元在纪念仪式上，不如将这些经费投入国防。11

  对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各种军事神话抨击最有力者，要数《澳大利亚军事史上的僵尸神话》，书名就透出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书中列出了许多被人忽视的事实，对莫兰特将军、突破兴登堡防线、科科达之战、帝汶行动等澳大利亚军事史上的“神话”大加挞伐。关于加里波利战役，瑞斯·克劳利（Rhys Crawley）认为，当时海军的运力根本不可能保障军队的后勤，“八月攻势”行动事实上是一次彻底的惨败，所谓“差点成功”只是指挥官推卸责任的说辞罢了。12克莱格·斯多金（Craig Stockings）最后总结，僵尸神话的根源是民族主义和集体身份的需要，加里波利神话是澳大利亚人进入国际社会的“过渡礼仪”，澳新军团神话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目的，甚至发挥了世俗宗教的功能。僵尸神话当然有社会公益价值，但本质上是错误的。作者并非蔑视军人，他们相信先烈所代表的价值永世长存，只是想还原他们真实的面貌，以免误导后人。13

  当我们将眼光投向汉语学界，会发现与加里波利战役神话相关的研究并不多。林慧简要介绍了这一节日的由来和其中的民族主义内涵。14陈利宽对战役本身及历史背景做了详尽的介绍。15贾云凤从史学角度较为完整地梳理了澳新军团精神的形成、相关仪式及其争论。16高延对澳新军团在一战中的建制和战史做了较好的回顾。17译作方面，英国作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的《加里波利：一场一战战役》精当完整地介绍了战役全貌。18西澳大利亚大学安德鲁·林奇（Andrew Lynch）的《情感史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活动》以较新的情感史的视角审视了澳大利亚公共战争纪念中纠结的各种社会情感，揭示了其中的政治意涵。19

  综上所述，在西方尤其是澳大利亚学界，加里波利神话是一个得到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视角对这一民族主义神话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汉语学界的研究主要是从史学角度梳理事件，资料来源主要是综述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兼及报刊和网络文献，极少来自亲身的参与观察，对这一议题的讨论还处在介绍其基本面貌和转述已有成果的阶段。材料的局限影响到了汉语学界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对仪式现场的程序和氛围缺乏直观感受，对参与者的心态和意见也没有真切了解，更不用说从内部视角来完整呈现仪式和神话背后的文化逻辑。澳大利亚人民为什么要去纪念一场大败仗？从为英帝国而战的牺牲者到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圣徒，这样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这一神话受到如此多的抨击和质疑，却依然能屹立不倒，反而日见兴盛？

  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的解读，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三、研究框架：从集体记忆看民族主义 

  广义而言，以上研究都可以被归入广义的“集体记忆”领域。早在20世纪上半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指出一个社会的记忆行为与现实需要互相形塑的过程，并以圣地耶路撒冷的例子阐发自己的这一主张。可贵的是，这位先驱在当时就注意到了集体记忆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亲族中的差异。20此后，各种记忆研究开始大行其道，并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民族主义作为近代新兴的政治思潮，是塑造集体记忆、发明公共仪式和推广纪念活动方面的重要推手。可以说，它是特别适合记忆研究的一类议题，也因此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最早提出“民族主义”的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就曾指出，民族的产生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过去，开始接受民族国家认同的时候，民族才得以产生。因此，民族认同本身就是一个“记忆／遗忘”的双重过程。21哈布瓦赫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得到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响应，他考察了华盛顿和林肯在美国民族记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22法国是记忆研究的发源地，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记忆之场”研究计划，意在从新的视角考察那些对法国民族认同有特殊意义的场域，例如法国大革命、圣女贞德、《马赛曲》和埃菲尔铁塔等等。23这一取向在德国得到了大规模响应，成果是三卷本的《德国记忆之场》。24还有学者将集体记忆研究模式应用到了意大利和中欧。25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取向。

  我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田野工作于2005年到2006年之间展开，为期整整一年。虽然研究主题是当地社会组织，但为了体认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我积极参加当地繁多的节庆和公共仪式，参观各类纪念馆和博物馆，并常与当地朋友讨论本地历史和文化。出乎我意料的是，与中国相比极为“年轻”的澳大利亚，其公共文化的根基却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明。这个诞生才不过一百多年的民族，其节庆和公共仪式却蕴含着极为丰沛的文化意涵，这既脱胎于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也是国民积极营造的成果。“多元文化”的新颜掩盖不了厚重的底色，万里之外的欧洲文明才是澳大利亚公共文化的母体。

  本文的经验材料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民族志提供的现场报道，由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生发了新的思考。其次是仪式中的致辞，呈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主流意见。历年的官方致辞与上文中的学术研究形成了有趣的互文，一篇篇精心构思的赞词将加里波利战役与今日的民族精神勾连了起来，有力地影响着公共舆论。最后是学者关于这一议题的争鸣，代表着与强调“认同”的主流话语相对的“求异”。

  那么，集体记忆是如何被民族主义所征用，最终成为共同体意识核心和民族感情源泉的呢？本文追随人类学家布鲁斯·卡普弗勒（Bruce Kapferer）的思路，从宗教和神话入手，进一步提出“殉难／见证”这一语义转换机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视角借鉴西方古典学。所谓古典学，指的是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及其艺术作品的研究，26是一门“存在于我们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之间的距离之中的学问”。27“classics”来自古罗马公民的“classicus”阶层，指的是“典范”，本身并没有“古”的意思。28在西方历史上，它教授成年人必备的技能和美德，使其成为城邦和国家的合格公民。古典教育曾经是西方各国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29加里波利战役成为神话，正是因为边远的殖民地文化渴望融入西方文明的古典源头，期盼获得独立完整的民族身份。用古典学概念来解释这一公共记忆，既有文本依据，也能贴合经验材料。

  简言之，本文以古典学视角来分析三类材料中的集体记忆，意在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来展现这种古今一脉的民族主义神话建构如何可能，从而将对澳大利亚这一“异文化”的考察上升到研究西方“异文明”的高度。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民族志资料，近距离观察真实的典礼现场。

四、澳新军团节仪式  

  每年的4月25日是澳新军团节。澳新军团节的公共纪念仪式包括黎明仪式（dawn service）、国家典礼（national ceremony）和老兵游行（veteran parade）这三项。其中黎明仪式特地选择当年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的拂晓时分举行，纪念意味最浓，也是民众参与热情最高的一个环节。国家典礼和老兵游行则在上午举行。

  2005年的这天，我凌晨4点起床，4点半在正门口等到了房东艾伦夫妇。艾伦自幼参加这一节日，已经轻车熟路，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头灯，我们就在南半球的夜色中出发了。

  首都地区的纪念仪式照例在国家战争纪念馆前举行，人们多半在一公里以外停下车，步行前往。一路上影影绰绰都是人，却很少听到交谈声，给人一种行军般肃穆的团队感。我们5点零6分到达战争纪念馆前面的空地，周边设立了一圈看台，座无虚席，台上许多人手里拿着蜡烛，外面罩着一个防风的白色纸筒。

  仪式在凌晨4点28分开始，这是当年澳新军团发起登陆的时间。在嘹亮的军号乐曲《最后一站》沉寂后，全体默哀两分钟，然后唱赞美诗。随后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三个教派：圣公会（英国国教）、澳大利亚联合教会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相继上台为阵亡将士祈祷。献花、赞词环节之后，时任澳大利亚国防军圣公会主教和战争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神学家汤姆·弗雷姆（Tom Frame）致辞。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他的演说将澳新军团精神与基督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加里波利半岛上，当战友们死去，胜利显得渺茫无踪时，他们的精神——一种共同的集体品质——同时诞生了，这精神揭示了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独特性格。它同时反映了每个人身上的神圣印记——上帝仁慈之手的触摸，使男人和女人超越自我，伸出手拥抱他人，就像上帝慈爱地伸出手拥抱我们一样。通过澳新军团，我们纪念一些指点我们超出人性的东西，它让我们看见正义，让我们能在上帝眼前与我们的邻居一起正当地生活。   

  主教的致辞不过10分钟，之后又是赞美诗，在《天佑女王》的小号乐曲声中，不到6点，整个仪式便结束了。其间，场中军服笔挺的四人扶灵队始终肃立。

  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但这一天参加的纪念仪式才刚刚开始。老兵们一般是一大早先去酒吧喝朗姆酒，然后参加黎明仪式。在俱乐部吃过早餐，玩一会儿掷硬币游戏（Two Up），之后回到战争纪念馆前参加国家典礼和老兵游行。

  典礼在9点正式开始。新西兰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凯特·雷基（Kate Lackey）应邀致辞。她首先回顾了在1915年的这一天发生的惨剧：在准备不足和指挥失当的情况下，为英军效命的澳新军团将士向驻扎在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攻击，数千名热血男儿为国捐躯，却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战绩。她话锋一转：   

  因此，我们今天纪念的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关于人类勇气的更为谦卑的胜利。那些在加里波利尽忠职守的人的勇气和坚韧仍然留在每个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生动记忆之中，成为自豪的源泉……   

  她指出了加里波利战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加里波利战役之前，我们是殖民地，在加里波利战役中，我们与那些最优秀的人并肩，与那些同样优秀的人作战，且毫无愧色。据说，因为加里波利战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才变成了民族……

  澳新军团精神的基石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过去和今天都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其中包括伙伴情谊、勇气、平等、自我牺牲和忠诚。  

  游行以澳大利亚总督、堪培拉市市长和战争纪念馆馆长的演讲开始，然后按照服役先后顺序，老兵们跟着各自军团的旗帜走过，有的旗帜还绣上了部队曾经参战的地点：列姆诺斯、越南、婆罗洲、马来西亚等等。领头的士兵牵着一匹战马，表达着对死去战友们的哀思。战士们身着军服，佩戴勋章，但阵形和步伐都非常随意，不时与两旁的观众互动。游行结束后许多人选择参观战争纪念馆，向阵亡将士的纪念墙献上一朵虞美人。现场还有志愿者向大家分发花语为“永志不忘”的迷迭香。

  这一天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城市基本都有纪念活动，人们会选择在这一天宴客，或去俱乐部里与亲朋好友相聚，直到扶醉而归。以上是笔者对2005年澳新军团节的记录，刚好是加里波利战役90周年纪念，全市共有2.5万人参与了拂晓仪式。30此后民众参与规模持续扩大，在2015年的百周年纪念仪式上达到了顶峰12万人，之后人数递减，2019年是3.5万人。31

  与澳大利亚本土纪念日遥相呼应的，还有在加里波利半岛举行的纪念仪式。200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都参加了在土耳其举办的仪式活动。每年都有大量的澳新背包客前往战场故地凭吊先辈，沿着先烈的足迹重走进军之路。可以说，澳新军团节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纪念日，而是牵涉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英国等四国，地跨欧洲、亚洲、大洋洲的国际仪式活动。

  每个澳新军团节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故事。许多人有军队的家庭背景，例如我的房东艾伦和苏这对夫妇，苏的前夫的祖父曾经参加过澳新军团，艾伦的祖父也在海军中服过役，他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军人。当然还有很多参与者只是出于爱国热情，并没有行伍背景。

  一周后，我跟一位流浪汉朋友保罗谈起澳新军团节。保罗是爱尔兰裔，1957年出生，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常在澳大利亚联合教会活动。他并未参加那天的任何仪式，因为他觉得一战中的澳新军团其实是个悲剧，澳大利亚人在英国人的指挥下进攻土耳其人，结果大败而归。战争中结下的伙伴情谊固然可贵，但是事件本身实在是个愚蠢的错误，没什么可值得纪念。

  我的另一位朋友朗生于1951年。他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澳大利亚人，曾入伍，并在日本驻扎过。朗年轻时也曾入伍两年，退伍后他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拿到了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在政府机构工作。作为思想左倾的工党支持者，他不太热衷于参加澳新军团节，反而有点反感政府借这个节日鼓吹军事文化：  

  那些鼓动青年从军的说客，你只要用一个问题就可以试出来他的诚意。你就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如果他说不，那他是个政客，只想牺牲别人。如果他说愿意，那么我很为他的孩子遗憾，但是我会尊重他，至少他是诚实的。相信我，只有老兵才会问这个问题。要知道，等你到了战场上以后，什么鲜花、荣誉、军衔，都是废话，你才想不起来！那时候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敌人和你谁去死罢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送年轻人去国外送死。

  可见，澳新军团节既是一个体现公民参与和民族团结的日子，同时也是一片充满争议的领域。对于那些为国牺牲的将士，人们都致以崇高的敬意，但与之相关的其他部分，就见仁见智了。诸如加里波利战役的意义、国家的军事文化、纪念的必要性以及倡导者的动机，这些都在可争论的范围。上文提到学术领域的众声喧哗，可以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意，折射出不同阶层和人群的相关记忆。

五、殉难记忆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伙伴情谊 

  澳大利亚人关于加里波利的集体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年参战的澳新战士其实各有打算，有的想外出见见世面，有的寻求冒险经历，有的纯粹是因为生计无着，要说有什么认同方面的因素，那也是因为当时的澳洲子弟以英国移民自居，将为母国牺牲视为一种荣耀。32其实澳新军团在历史上不乏破坏社会稳定的阴暗面，例如在一战后期国内民众反战情绪高昂，有大批退伍军人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极右翼组织，冲击各类移民社区，另一些退伍士兵则加入了左翼工人运动，增加了罢工风潮中的暴力因素。33但在战后渐渐成为主流的民族主义叙事中，这些不和谐的侧面都被蓄意遗忘，纪念的内容很快变成了澳大利亚民族的诞生。故事的重点在于，澳大利亚人成为与英、法、德等“老牌民族”同样优秀的一群人。

  在这套民族主义的叙事中，军事方面的象征价值争议最大，但是由于澳大利亚军队在海外与美、英等国有持续军事合作，还是会有人提及加里波利战役的军事意义，哪怕只是间接的，正如时任总理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所言：“很久以前，我们就不再视不列颠为母国了，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34

  空军中将马克·宾斯金（Mark Binskin）在2012年的纪念仪式致辞中说道：  

  今天，勇气、团队协作、坚韧面对逆境、公正和同情等澳大利亚精神仍然闪耀在我们部署在全世界的水手、士兵和空军以及女兵们的身上……

  许多在全国各地出席仪式的人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国防军中服过役，可能甚至连一个穿军服的人都不认识。我相信澳新军团节能不断吸引广大人群的原因是，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整个社群都能够与军事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些价值观相联，还因为他们承认，与战争有关的所有牺牲都巩固了今天成为澳大利亚的那个稳定、成功的现代国家。35  

  又如，国会议员布兰登·尼尔森（Brendan Nelson）在2013年的致辞中说道：   

  无论是生来就是，还是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只要能感受到与这些无名士兵、这些墙上的名字和一个世纪以来穿过三军制服的大约两百万人之间的联系，那他就是个完整的澳大利亚人。36   

  这些将澳大利亚民族特质和公民身份与军事文化相联系的努力，既体现了军队和右翼对于民族认同的看法，也与澳大利亚当时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参与军事行动的现实需要相关。政府需要借助加里波利神话和澳新军团精神来赢得国民对海外驻军的支持。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时任总理霍华德在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亚历克·坎贝尔的葬礼上，刻意没有提及他是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37

  更为民众所认可，也是各类演讲强调最多的，就是加里波利神话中体现的澳新军团精神对于陶冶公民美德的意义。演讲者从不吝惜篇幅来罗列其中体现的珍贵的价值观，加里波利战役由此实现了从“战败”到“考验”的语义转换。军事失利变成了对国民素质的一次检验，最终彰显出澳大利亚民族的可贵品质。

  军中牧师马克·威利斯（Mark Willis）在2011年的致辞中说道：

  不用说，战争不是好事。胜利是空洞的。那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有种说法是“澳新军团传奇有助于将我们定义为澳大利亚人”，它伴随着我们珍视的那些品质——比如说决断、勇气、同情和机智。38   

  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2010年的致辞中说道：   

  它（澳新军团——引者注）深深地塑造了我们民族的记忆，它深深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100年后，它同样塑造了我们在世界上行动的方式。澳新军团的故事是什么？它的价值在今天如何向我们诉说呢？

  勇气、牺牲、伙伴情谊、同情和我们共同的人性纽带，这些好的价值观，重要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39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澳大利亚英勇勋章获得者本·罗伯特-史密斯（Ben Roberts-Smith）在2014年的致辞中说道：   

  我们是澳大利亚人，我们诞生于澳新军团。我们是他们的精神的受托人和守护者，现在和永远。我们必须看顾好它。40  

  勇气、坚韧、牺牲精神和伙伴情谊是演讲者最常提到的品质，其中伙伴情谊又是最核心的。

  少将比尔·克鲁斯（Bid Grews）在2006年的致辞中说道： 

  他们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旗帜，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家庭而战。但尽管这些理念如此崇高，他们在战斗中的责任感，他们生猛的勇气，他们在面对绝境时的自我牺牲，很大程度上却是被那些离他们最近的伙伴们所激发的。伙伴情谊居于我们所说的澳新军团价值的核心：它推动着忠诚、勇气、忍耐和牺牲。

  伙伴情谊从来不局限于我们的国防事业，它体现在我们的社会里。41   

  官方发言人如此推崇小群体内部的“兄弟义气”，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来说颇为陌生。伙伴情谊是连接历史上的加里波利战役与今日澳大利亚社会团结的核心纽带。这种发轫于囚犯之间的相濡以沫，成长于澳洲丛林生活，被澳新军团精神发扬光大的品质，早已是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最为珍视的精神财富。伙伴情谊将军队中的袍泽关系扩展到了全社会。通过“价值观”“民族特性”等话语，百年前的一场战役与今日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会质疑伙伴情谊所代表的公民友爱的重要性。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断拂拭这上面所蒙受的各种灰尘，并将其扩展到更多人身上。

  官员们承认，伙伴情谊并不局限于白人男性，故而同样适用于多元文化的今日社会。克鲁斯直言：“伙伴情谊没有边界。”42甚至可以推及曾经与澳新军团作战的土耳其人，我们在陆克文关于人性的话语中已经见到这种价值观。这是一种蕴含于所有文化和人群中，但特别受到澳大利亚文化推崇的品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就是这样解决了提倡文化独特性与包容他者的事关现代公民身份建构的重要问题，既维持了文化主体性，又通过开放和甄别来吸纳各种亚文化群体。这或许可以部分回答澳新军团精神为何屡批不倒的问题。不过，要彻底了解其中的预设和逻辑，我们还需从澳大利亚文化的更深一层入手。

六、“殉难／见证”的神学转换逻辑

  让我们回到加里波利神话本身。从受难的烈士到体现伙伴情谊精神的圣徒，对殉难士兵的这种转化之所以能成功，还有更深的宗教背景，基督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自从在1923年西澳城市阿尔巴尼的澳新军团节上，怀特牧师主持了第一次黎明仪式，宗教仪式就成了节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这种必要性不仅仅是体现在祈祷和唱诗等仪式环节，更体现在演讲词的神学内涵中。在军中牧师科林·阿克顿（Collin Acton）的致辞中，我们能看到他如何处理至关重要的受难问题：

  在这种可怕的野蛮和人性苦难中，我们瞥见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能够转变那种肮脏、混乱的大屠杀的恐怖。澳新军团的故事与伟大的宗教故事下面潜伏的强大戏剧共鸣。牺牲、爱和希望的珍贵线索被编织在整个澳新军团的故事中。43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耶稣受难被解读为一种最高级的献祭。神为了拯救人类，不但道成肉身、降生为人，而且将自己放到十字架上，洒下宝血洗净了人类的罪孽。在成熟的神学思想中，受难具有不同寻常的宗教意义，是从此生到永生，从世俗到神圣的一个关键环节。在遭受罗马帝国迫害的三百多年里，千万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投入斗兽场，或被百般凌辱后处死，教父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将他们的死亡称为“血的洗礼”，坚信“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44苦难和死亡因此具有了崇高的宗教意义。

  卡普弗勒曾试图从本体论和宇宙论角度来考察加里波利神话、澳新军团精神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他强调了加里波利神话连接澳、新两国与欧洲文化母体之间的特殊意义：  

  澳新军团在地中海和巴勒斯坦的事件，很容易被解释为对西方基督教文明至关重要的神话事件的代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澳新军团并不是第一支参与外国冲突的澳大利亚军队。澳大利亚军队曾在德国占领的新几内亚作战。英国曾在布尔战争（Boer War）中派遣澳大利亚士兵，这场冲突为澳大利亚向民族独立过渡起到了桥梁作用。但这种接触在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意义有限。澳新军团成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想象的至关重要的载体，是因为他们在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意识形态和本体论根源的背景下建构了澳大利亚的身份。当时人们认为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反基督教力量（德国人）和来自基督教和西方的传统外敌（土耳其人）的威胁，这就是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时代背景。45

  显而易见，德国与英国同属基督教国家，但在英国的一战动员宣传中，德国人变成了信奉异端的渎神者，威胁着纯正的基督徒群体。至于在1915年悍然参战的奥斯曼土耳其，更勾起了“东西对抗”的漫长历史记忆。澳新军团在埃及整编出发的经历使人联想到《旧约》中走出埃及的上帝选民，登陆加里波利半岛的壮举好似荷马史诗中围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面对异教徒大军的勇气则堪比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入侵者的斯巴达三百壮士。澳新军团后来在一战中参与了解放犹太-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使他们更有理由被看作投身圣战的现代十字军战士。在所有这些神话光环的加持下，澳新军团在中东的战史仿佛将这两个民族投入“政治民主肇始，理性思想植根，经典文献繁荣”的西方文明源头的熔炉中淬炼了一番，意义绝非其他军事行动可比，46哪怕他们在西线战场的伤亡其实更大。因此，在各种战争纪念碑和塑像上面，烈士们的身姿和表情如此接近受难的耶稣——关于澳新军团的意识形态需要将他们想象为民族主义和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圣徒——一点也不奇怪。

  卡普弗勒敏锐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加里波利神话的特殊之处打开了一扇窗户，但他未论及关于加里波利神话的争议，也没有对其中的古典学意涵做进一步的申发。笔者不揣固陋，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烈士”的英文是“martyr”，又译“殉道者”，它来自古希腊语“μάρτυς”（证人），动词形式是“μαρτυρέω”（作证），本是一个法庭用语。47《旧约》七十士译本中的相关用法非常平实，并没有什么神学上的奥义。例如在《箴言》中，用到相关词汇的段落，只是告诫子民不要在法庭上作伪证罢了。48基督教出现之后，古希腊教父将受难者称作“μάρτυς”，本意是赞美他们为神的大能做了见证，追随基督为世人舍生的榜样，坚信这些受难者必将永生。在基督教逐渐主导欧洲之后，以生命为信仰作见证的“殉道者”之意变成主流，“μάρτυς”逐渐演变成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证人”的含义反而逐渐隐而不彰。

  即便如此，受难者（殉道者、烈士）与见证者（证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亲缘性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古典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场合，例如教会。“为主作见证”（witness for God）依然是许多信徒述说自身宗教经验的常用术语。牧师的演讲（sermon）在汉语神学中被译为“证道”。南岸教会曾举办过一次名为“见证如云”（Clouds of Witnesses）的旗帜展览，49当地教友们将自己制作的反映宗教故事和教义的一批锦旗放在各个教堂巡回展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与耶稣殉难有关。事实上在宗教语境中，信徒们坚定的信心、言语、行动都是“为主作见证”的方式，而最高的“见证”则无疑是为信仰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一用法溢出宗教语境，在英语中应用很广，如在澳新军团纪念活动的文案中比比皆是，“每个人都躺在那里，静静地见证着他们所给予我们的未来”，50“他们见证了恐怖，见证了英雄主义，见证了在面对羞辱和绝望时的幽默”，51诸如此类。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将加里波利战役中的烈士视为圣徒，以其苦难“见证”高贵的民族特质，并通过与圣徒同悲、同情、同功而得到精神升华，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一个类比。

  “殉难／见证”的核心，在于相信天地间有一种不朽不灭、不容置疑的绝对精神，人们凭借自己的感官和理性，不可能领会其至善至真，遑论质疑。凡人只能竭尽所能，见证其伟大。这与中国文化以人间的善恶来判断神鬼的好坏，在思路上刚好背道而驰。52通过“受难／见证”的语义转换，再惨烈的失败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成功，因为它见证了一种精神和真理，其标准超越世俗的“生死为大”。基督教崇拜至上独一的神，民族主义崇尚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其事虽二，其理则一。

  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以下两方面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是中世纪欧洲宗教共同体的崩溃，民族主义接替了教会成为共同体神圣记忆的来源。53另一方面，在各国建构“公民宗教”的过程中，又大量借鉴宗教符号和象征，以民众熟悉的方式来塑造民族共同体记忆。54研究基督教国家的学者不能只注意欧洲文明历史上世俗政权与宗教教权之间的斗争，更不应该被“政教分离”这一表面上的解决方案所迷惑。应该注意到，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基督教国家，民族主义神话和公共仪式在民众心目中最直接的相似物，依然是他们经常参与的教会生活。国家在建构民族主义神话和仪式时最擅长比附的，依然还是基督教。出席澳新军团节仪式的基督教各大教派神职人员，战争纪念馆的各种绘画和造像都是明证。当我们理解这层关系之后，便不会对更深层的“殉难／见证”神学逻辑出现在民族主义中感到惊讶了。加里波利神话不断将新的事实和诠释纳入“兄弟情谊”框架，正如教会不断将新的“启示”整合进既有的教义体系。55加里波利神话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七、结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潜能与局限

  首先，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虽然历史短暂，但它建立在深厚的西方文明基础之上。澳大利亚至今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奉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总理代表其行使权力。相比许多已经实现共和制的国家，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但孕育了它的西方文化背景并不幼稚。加里波利战役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子弟带回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诞生地，使他们自我感觉参与到了西方文化的再造与重生中，由此创生出来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充满了欧亚古典时代的符号和风格。我们在理解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不能因为它属于一个年轻的民族而忽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

  其次，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并不乏保守和狭隘，也不乏被权力所操纵的黑暗面，但是在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中，人们有许多接触异文化的机会，在言论自由的国内大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声音来挖掘、呈现事实，这些机制都能有效平衡民族主义神话中的排外和荒诞，最终使其民族认同走向理智和稳健，一步步包容更多的人群。正如诺拉在推动“记忆之场”研究几十年后感叹的，本来意在发掘不同声音的记忆研究，结果却与正统的民族史观越来越接近。56不同人群的经验如果都能被编码，纳入同一套民族主义的神话逻辑中的话，最终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巩固主流的民族主义话语。

  再次，这种包容与开放有个前提，就是认同民族主义神话的文化背景和核心价值观。人们通过论证与加里波利战役和澳新军团精神的联系而参与澳大利亚身份的建构，这是一种普世主义，但每种普世主义都会造成不平等，因为它能包容他者（other），却不能真正地包容他性（otherness）。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倾向一直饱受批评，近年来在西方国家泛起的“白人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也影响日彰。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澳新军团节黎明仪式上，甚至有新纳粹分子挑衅正在发言的土著长老。57正如本文所揭示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能接纳认同其文化和价值观的人群，但这种接纳的潜力和限度何在，“伙伴情谊”是否真的“没有边界”，未来依然面临考验和不确定性，希望与风险同在。

  后现代社会说和多元文化论曾经统治西方社会科学领域30多年，不料西方社会在最近20年一个接一个地转向了保守主义，甚至是极端保守主义。个中原因，引人深思，如何探究，更费思量。每一个民族都有特定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一种民族认同走向开放还是封闭，背后的因素千千万万，但反映在集体记忆上，肯定不会没有脉络可循，也不会是一日之功。在全球背景下，了解支撑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情感要素、历史脉络和信仰源泉，探明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其意义自然不仅限于区域国别研究。沿着“殉难记忆”的脉络，探究西方民族主义的构造机制，考察其经验和局限所在，不仅可以作为跨国民族主义文化比较的一个框架，也有利于建设我们自己的民族共同体。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果，曾于2023年3月在“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殉难记忆与当代政治”专题分论坛上宣读，成文过程中得到高丙中、杨渝东和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和指正，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