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陈塘关的老百姓?
——《哪吒》的两个口号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林凌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上映后,在国内互联网舆论中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有一种批评很常见,也很苛刻,即认为这部动画的三观有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哪吒这个角色根本无法让人共情。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哪吒是一个“二代”——天生神力,资源充沛,成长环境优渥,连他的师父也身份非凡,种种迹象显示,元始天尊极为偏爱太乙真人。因此,这种批评认为电影中哪吒的遭遇跟我们普通人其实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上层社会的内部权势斗争,而真正与我们有关系的,我们应该与之共情的,是被烧成灰烬的陈塘关百姓,他们是“牛马”,也是代价。然而,在电影中却无人为他们发声。哪吒等主角团在与无量仙翁对抗时,更关注的是自身和家族的命运,而底层百姓的牺牲始终被忽视了。言下之意,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牛马”,那么,你最好知道自己应该共情谁。陈塘关老百姓的生活平凡简朴,可这样的生活会在瞬间被毁灭,和哪吒的奋力反抗及复仇相比,难道我们不应该更感慨底层的渺小和命运的脆弱吗?
然而,这种批评过于政治正确了,以至于它的苛刻不仅针对作品,还显而易见地针对那超过150亿元的票房以及支持电影的普通群众。所以,有必要给《哪吒2》做一次辩护,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重新找到一种方法分析和批评《哪吒2》,以摆脱这一话术的束缚,为普通群众的智识和情感做一次辩护。
一
任何熟悉当下舆论环境的人应该都不难分辨,对《哪吒2》的这一批评及其各种变体已经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话术网络,这一话术通过时刻展示自身“激进”的政治正确,试图笼罩一切议题,要从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为民请命”,给底层讨一个一目了然的说法。比如,它的早期版本“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或者西方媒体热衷于使用的那一句“but at what cost”(以何为代价),或者像“跟我月薪三千有什么关系”这样幽灵般的回帖。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一话术,一方面,它好像是极为“激进”的,涉及了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被压迫者的反抗这一核心问题,但这种“激进”又是抽象和光滑的,它总是在审判现实,却不改变现实,甚至从不沾染具体的灰尘;另一方面,这种“激进”仿佛能吸纳不同的政治立场。蔡翔在20世纪末开启“底层”问题探讨的时候,他恐怕料不到,当年围剿和攻讦他的自由主义者能摇身一变,从歌颂市场经济,认同资本,转向了争夺底层,好像他们是更能共情底层百姓,更强调阶级叙事的。①考虑到连特朗普都宣称自己能更好地代表美国底层人民,情况显得更复杂了。
当然,还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在青年文化中的状况。比如,据说B站②青年提出了四大“反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996”③,主打一个只要躺平,只要对自身所处境况产生自觉意识,只要主观上觉醒,资本就剥削不了我。有研究者指出:“202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受到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在B站上出现数以万计网友自发制作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批判资本家的短视频,比2019年的同类视频增加了7倍。央视2019年的纪录片《资本的力量》本意在于纪念改革开放,总结资本市场建设经验,然而转载到B站后,数千条跟评与弹幕清一色痛批资本。同时,《毛泽东选集》的销量也在2020年暴增。”但该研究同时显示,这“激进”与其说是左翼的回归,不如说更类似福山所说的“怨恨政治”。“这种怨愤的本质,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压榨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熏陶的心灵,因为得不到消费主义满足而产生的挫败感。其观念并不指向阶级叙事或者生产方式叙事,而是指向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叙事。”④其结果是,青年运用理论批判资本越熟练,距离认清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反而可能越远。事实上,当这一套话术被运用得越来越无节制,存在于现实中的正确与谬误、激进与反动、反抗与怨怼就越来越难以分辨,左翼与非左翼,和群众的关系就越来越模糊。所以,我们还不能仅仅通过回答“和你月薪三千是有关系的”来解决这一难题。
有趣的是,阿尔都塞在《怎么办?》中描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意大利电视台对阿尔法·罗密欧独立车间的一些工人进行采访,阿尔都塞说,也许挺出乎意料,这些工人知道这个体系对他们的剥削及产生的后果。对他们自身的劳动条件,对他们受到的剥削,以及这种剥削对其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所造成的后果,工人们显得非常自觉,他们甚至还理解他们的孤立和无知是被剥削条件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工厂生产过程中对他们的剥削。这个状态,与上述的年轻人互联网文化颇有相似之处。但是,阿尔都塞说,工人仅仅有这个意识还不够,虽然显示了如此非同寻常的分析能力,他们却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上绊住了。他们对同一生产部门中发生的事,对国民生产其他部分中发生的事,没有任何观念,对某种投资在资产阶级经济战略整体中的地位,没有任何观念。⑤简单来说,一方面,他们只读了《资本论》的第1卷,没有读第2卷和第3卷,也没有读列宁。另一方面,尽管他们在实践中也可能在做斗争,但这种斗争被拘束在自己受剥削的环境的视野中,他们在禁闭的状态中,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压制和控制。
也就是说,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关键不仅在于无产阶级在斗争时的物质基础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资产阶级主导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这个阶级斗争中的反抗方式,受到了资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限制”。⑥如果做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底层把注意力集中到自身及直接所处的环境就足够了,那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开启和主导的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斗争旧战略的全面改变,是很难充分掌握的,也很难组织起来展开具体斗争。
二
从常识来讲,对《哪吒2》而言,陈塘关百姓的惨状不是什么高明的文本解读的结果,而就是导演赤裸裸摆到你面前的,记住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一方面,导演将之作为一个残酷的现实保留了下来,他并没有遵循惯例,采用大众向作品中一般的成熟方案:复活。比如,想一想《火影忍者》中,当纲手说出“我们大国也承受了伤痛”并导致木叶村被屠村,之后长门是如何被鸣人所感化,施术法复活木叶村全体居民的。如果说和解是复活的前提条件,那么这在《哪吒2》中尚未发生。另一方面,只有陈塘关百姓的死状是被精心刻画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更底层的妖族并不享有这一权利,它们的死亡没有尸体,死状没有交代,或者它们成了一颗丹药,而炼成丹药的画面不仅干净,甚至还有一点萌系。所以,在《哪吒2》的关系结构中,可以说事实上更惨的妖族是难以被共情的,这也侧面显示了所谓共情的限度。如果再略作思考,以这种方式共情陈塘关百姓也存在悖论。这里与其说是一种共情,不如说是一种中产阶级式投射,投射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月薪三千”或“做牛马”的怨怼。但不要忘记,陈塘关老百姓的境况是惨绝人寰的,如果真的谈什么共情,那么能感受到的只应该是滔天的仇恨,没有别的余地,而且这种仇恨当然指向最终的加害者。正因如此,《哪吒2》里的那句最重要的口号——“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才显得合情合理。
从这一句口号开始,《哪吒2》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1》)就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了。毛尖非常准确地指出:《哪吒1》还是好莱坞式的,但《哪吒2》甩开老故事和洋模板,以正常儿童和正常父母的正常情感为情节纽带,让哪吒与敖丙在附身共生中实现阶级大和解,在万众破鼎的瞬间迸发出击碎“照世明灯”的超能量。⑦在《哪吒1》中,哪吒也喊出过一句重要的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口号之间的性质区别事关重大。什么是口号呢?阿尔都塞说:口号是一种回答,就是除了有“长期”性的、关于战略和“路线”的回答之外,还要有对直接的行动的回答,这就是口号。尽管是直接或短期的,但口号的设想和表述也要符合长期性的斗争或战略,应当尽可能考虑到客观局势诸要素的整体。所以,有好的口号,也有不好的口号,有时候提取口号容易,有时候却非常困难。关键在于,战略路线本身是不是正确,以及路线有没有承担责任,有没有认识到客观条件的存在并做出准确的具体分析。⑧显然,“我命由我不由天”是无关客观条件分析的,也无所谓战略路线,这是一种在任何条件下均可突显的主体性诉求。但在第二个口号中,“我只要你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但实则是哪吒在经过对抗和斗争后,对他所身处的局势和各种客观条件准确把握后,才能提取出来的。
两个口号之间的变化何以可能呢?原因就在于,在《哪吒2》里,出现了一个极简的,却是结构性的生产方式的构建,这个世界观设定中有独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结构,因此,具备了政治经济学探讨的可能。为什么说是极简的呢?因为在《哪吒2》中好像没有再生产的问题,妖怪被炼成丹药属于直接剥削到死,这个行为有点像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绝对剩余价值,一天工作24小时。我们都知道,超长时间劳动会引起工人对抗,而且延长工作日不可能是无限制的,所以资本家不会这样做,但无量仙翁好像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有了一个对抗性的结构,正是有了这个结构,“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这一口号才能说是认识到条件的客观性。反过来讲,《哪吒1》的情节俗套就很容易理解,它本来就是情节剧,主角的成长过程是俗套的,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是外在的,关系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哪吒2》的剧情推动则必须依赖内在的矛盾,依赖它自身设定的世界的结构。
同时,还要注意到,再生产问题之所以消失,恰恰是因为无量仙翁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改变了世界原有的规则。在原来的世界中,我们能推理出再生产的问题其实是存在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还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申公豹的父亲培养和训练妖族,是为了让它们能跻身仙族,为仙族服务,增殖仙族的势力。作为“小镇做题家”的代表,他不仅一直生产着申公豹们,而且通过教育,通过塑造申公豹的榜样形象,通过对“考编上岸”“进体制”的推崇,可以说,还维护着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陈塘关百姓的生活也一样,除了虔敬,有特殊才能的人物会被往合格产品的方向培养。甚至可以说,申公豹和太乙真人的竞争本来是非常有利于仙族的发展的,它们不仅在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且竞争使其愿意及时调整培养策略,客观上相当于在尝试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可以看到,在上述这种功能性的生产和竞争中,仙族本来是掌握领导权的,它们的统治依赖于“同意”而不是“强迫”。实际上,一旦同意消失,强迫就显得捉襟见肘。可见,资本对生产的安排高度依赖于“认同”。原本,这个世界的规则运转得很顺利,因为没有看到谁挑战这种“认同”,或者质疑现存阶级的划分。然而,一半出于不同仙族之间的竞争,一半由于特定仙族的贪婪和急功近利,无量仙翁竟然决定毫不顾及原有的生产方式,伤害或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通过压榨所有人来获取财富,进而供养自己,保持其霸主地位。这些其他阶级既包括了土拨鼠这样赤贫的底层,也包括了属人和属妖的中产阶级劳动者,同时,还包括了按照原有节奏进行生产、剥削和积累的“工业资本家”。谁会选择这样行为呢?我能想到金融资本,只有金融资本才会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选择颠覆工业资本的驱动力,让利润的攫取更多地来源于非生产经营业务,吞噬工业资本,并为了增殖而无所不用其极。从这个角度来讲,无量仙翁身上的政治隐喻还是自洽的,他不仅害妖、害人、害申公豹和太乙真人这样的生产方,还损害对生产关系再生产至关重要的领导权。所以,他的天元鼎上出现美元符号,他的绿色玉牌上镌刻着白头鹰,这一切隐喻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一点生硬。
当然,我们不能说导演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切,并将《哪吒2》彻底地创作成了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金融资本的全球霸权统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强力。恰恰相反,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一特定的阶段,发生在资产阶级一方的阶级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金融资本对空间的生产、流通的加速和高科技的需求是极为特殊的,也更需要反抗者去做具体分析。尽管,导演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事实:像无量仙翁这样的剥削者,改变旧的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的原貌,除了自身,他根本不在乎新世界的模样。但是,影片最终选择的表达方式,还是停留在99∶1的叙事策略,仍是一种抽象的阶级斗争,最终的反抗也是依靠力量的简单累积来实现的。如果无法理解这一点,可以想一想《龙珠》的大结局,悟空聚起“原气弹”,以“原气弹”这种方式集结了所有人的力量去打倒邪恶势力,这种模式的相似性显示了思考大众力量时的抽象性,因为大众并没有被设想为以某种特殊的政治形式组织起来,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无论如何,从《哪吒1》到《哪吒2》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产生了这样一种对结构的稳定认识,只要对无量仙翁的右翼加速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对他如何针对修炼(即生产)的人和妖进行一种结构性的剥削还有所认识,就能避免陷入被阿尔都塞批评为葛兰西式的绝对人道主义,就不会只把故事讲成上层建筑的历史,而会尝试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具体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进行把握。在阿尔都塞的批评中,葛兰西最终通向了一种通过伦理总体来思考社会的路径,因此,成为一种绝对历史主义,也成为一种绝对人道主义。⑨这不是一种巧合,我们看到,《哪吒1》及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恰恰就是人道主义的,激烈地强调一种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整个剧情的推动和人物的塑造既依赖于某种目的论和起源论(是天地灵气孕育的混元珠炼制成魔丸和灵珠),又依赖于作为精神个体的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哪吒1》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舆论争议是正常的,它的精神内核与20世纪80年代后的主流思潮保持了步调一致,核心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我”。相比之下,《哪吒2》的口号(“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及诞生了这种口号的客观条件(即《哪吒2》的整体剧情和结构设置),就一定会引来更大的争议,因为它更重视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更强调对抗和斗争的必要性,最终引出的是“活不活无所谓”的“我”。
三
现在,对照一下前述的部分,出现了极为有趣的情况。尽管存在大量对《哪吒2》底层叙事的不满,尽管有那么多人嘲讽共情哪吒是一种智力和情感能力的偏差,但批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套话术与《哪吒2》本身其实存在同构性的一面,分享了同一种逻辑。在《哪吒2》中,因为故事设定的单调化,阶级划分的抽象化,结构塑造的简单化,反抗的出现因此根本不需要考察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问题,在资产阶级一方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一目了然的,无量仙翁的手段只不过是一个狡猾的阴谋、一个隐藏的诡计,在揭露这个阴谋诡计之后,压迫者的“恶”自然就显露了,而反抗的目的、手段和路径都将不言自明地清晰,最终的结果是,反抗止于“我只要你死”。所以,《哪吒2》自身也不足以支撑起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解读,在做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上,《哪吒2》与它的批评者是完全共鸣的,《哪吒2》好不容易从《哪吒1》那里迈出的一步,随时也可能退回去,这一危机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潮中最令人遗憾的一个面向。对批评者来说,激进的反抗来自于意识到自己是“牛马”,而“牛马”只应该共情陈塘关的老百姓,只要“牛马”对自身直接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有了被剥削和压迫的意识,反抗就发生了。那么,“牛马”应不应该知道得更多呢?“月薪三千”应不应该关心国际政治呢?无量仙翁和哪吒、敖丙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或合作或斗争,是不是重要呢?如果在一种底层反抗的叙事中,他们都被打包处理成压迫者的一方,而“牛马”是永远的被压迫者,这反抗的姿态倒是不能更激进了,然而反抗本身却也与现实擦肩而过,沦为一种中产阶级式的伤痕的自我舔舐。
对《哪吒2》本身来说,所有人都应该站出来反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到底反抗的是什么,谁是反抗者,如何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这些难题都被简化处理了。现在,再回忆一下影片,真正长期处于底层的妖族,连想象它们的苦难都是一件难事,谁配有“人权”,“人权”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成见和规定,所以,在当代舆论场中讲什么“兴亡都是百姓苦”,不过是不知道真正的“百姓苦”是什么样子。同时,陈塘关百姓惨状的另一面是,惨状对应的是无量仙翁的阴谋诡计,但是无量仙翁在常态中进行剥削的对应物,他们的苦难却没有画面。如此看来,选择陈塘关百姓来进入《哪吒2》的分析还是很有好处的,这也许触及了我们思考政治的无意识层面。最终,如何实现被压迫人民的大团结,反抗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哪吒2》叙事中最欠缺的部分。考虑到庶民理论与葛兰西的紧密联系,一种文化研究式的底层理论,或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式的关于领导权的理论,最终几乎沦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来并不意外了。
至此,我们要对《哪吒2》做出一个不甚严谨的判断。尽管,许多研究者都希望今天的哪吒与20世纪70年代的哪吒在思想谱系上建立关系,但是在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意义上来讲,《哪吒1》和《哪吒2》的思想资源是彻底来自于当下的,是和这个时代的脉搏共振的。《哪吒2》与它的批评者一样,都不能设想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反抗。想一想近年来世界电影产业似乎越来越热衷于拍摄“反英雄”“反文化”“反体制”“反社会”的作品,像《雪国列车》《小丑》《寄生虫》《狩猎》《饥饿站台》等,它们在反抗意识上似乎都特别激进,着力于揭露贫富差距的悬殊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缺陷,但坦率地说,这种反抗非但无效,而且反抗本身都生产出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影片的制作非但不可能是革命性的,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输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哪吒2》的反抗也仍然处于这条线索的延长线上,人们已经很难构想一种具体的反抗和总体的解放了。想一想“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和《雪国列车》结尾中宁可接受世界末日也不接受统治和维系规则,是不是极为相似?追问这种文化状况是何时以及如何形成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简单来说,它恐怕与冷战后美国转向“帝国”,并在文化中重新定义支配、征服和从属的模式有关,帝国对欲望、反抗和差异的追求与表达早就有了免疫力,甚至,反抗、差异以及对人的内在性的极致开拓(“我命由我不由天”)本身就是帝国得以维系和运转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部中国电影,《哪吒2》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之处,这一特殊之处就在于,既然它的思想资源必然来自当下的中国,那么它在讲述反抗的叙事时就一定会受到另一条线索的影响,我们不再过多赘述,但作为结果,它一定是反美反帝的。《哪吒2》最大的优点恰恰就在于此,即便还做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却十分清楚自身叙事上的反抗对象,并且牢牢铆住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所以不妨说,《哪吒2》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谈论反抗和解放的困境,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在一个伟大斗争的历史时刻,仍在摸索一种具体的反抗,也在寻找一种解放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哪吒3》无比期待,又充满担心。
①林凌:《我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走出——关于蔡翔散文〈底层〉的再思考》,载《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②哔哩哔哩(bilibili)网站,被网友们称为“B站”。
③“996”,指国内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④余亮:《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
⑤[法]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陈越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3页。
⑥姚云帆:《从“工程学社会主义”到“斗争型社会主义”:读阿尔都塞〈怎么办?〉》,载《东方学刊》2024年第3期。
⑦《毛尖谈〈哪吒〉:从全家桶到全民桶》,微信公众号“亚洲雷达”。
⑧[法]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29—31页。
⑨同上,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