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妖从魔中解放出来

一、神话是政治秩序的原型

  一般认为，《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黑神话》）与《哪吒》系列电影属于神话改编作品，但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看来，神话不存在“改编”一说，因为无论由谁讲出和怎样讲出，改编都只是神话自身不断复制与自我生长的结果。神话与民间故事作为“元语言”，超越于历史之外并规定了世界的基本原则，它的自我展开——那些被改编和创作出来的神话故事——往往正是理解当下事件的结构密码。因为“社会结构是宇宙秩序的人形化形式……所以，主要的文化关系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显著而限定的方式传承下去……宇宙神话的终极形式就是当前的事件”，①而这些“当前的事件”，首先表现为政治。神话塑造了人们对乌托邦的想象，当人们讲述遥远过去或现实之上的宇宙秩序时，表达的是同时联系着现在、过去与将来的稳定结构，即“元结构”。这使得“没有比政治意识形态更接近神话思维的了，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可能正是政治代替了神话”。②可以认为，神话的流行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施洗。

  民俗学最初在欧洲兴起时，曾致力于创造甚至“发明”神话。这些关于宇宙如何形成或祖先如何迁徙的叙事，很快成为欧洲革命的依据与模板。例如，19世纪时，一位叫埃利阿斯·伦洛特（Elias Lönnrot）的医生四处旅行并搜集了各种神话、故事与歌谣。随后，他把这些零散的素材串联在一起，创造出一部史诗性的神话《卡勒瓦拉》。这一作品的问世点燃了芬兰人的民族意识，使得原本零散分布的不同族群被整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芬兰的独立建国。福柯生前最后一次在法兰西公学演讲时也谈到，在启蒙运动与欧洲革命前夕的17世纪至18世纪出现的“新史学”，正是以《圣经》式的神话寓言反对罗马式的国王政治。为了建设“新史学”，更为了革命，特洛伊神话被去价值化，欧洲的凯尔特神话、日耳曼神话与法兰克神话随之兴起，英国革命、法国贵族反对路易十四的革命，以及19世纪初的民族国家革命都从中汲取其合法性。关于遥远过去的神话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制定了模板。

  不仅仅是那些披着“传统”外衣的神话史诗，以流行文化面貌出现的幻想作品也都有此特征。例如，从古希腊到17世纪的欧洲，公开上演并广为流行的戏剧都是在回应公众权力争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总是讲述权力如何被窃取，窃贼如何成为国王，这并非偶然，因为“悲剧与正义之间有本质的关系，正如小说与规训之间也有根本性联系”③。目光回到当下，研究者发现电影《魔戒》对万斯（J. D. Vance）（及其同代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巨大影响，④纯洁无瑕的霍比特人与邪恶无比的恶魔索伦之间的阵营战争，似乎正是这类政治家理解国际关系的底色。《黑神话》与《哪吒》系列电影同样讲述了关乎宇宙秩序的联盟与战争，也同样获得了巨大流行，当然也不应忽视它与当下政治的关系。

  不过，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这类神话研究者不断强调的，我们要理解神话背后的结构，就不能像形式主义者一样只看神话文本，而必须把它置于相关现象及语境中，通过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那个作为政治原型的元结构。如果放眼今天中国整体性的观念领域，尤其是考察普通大众的观念信仰与意识形态会发现，悟空与哪吒的流行不是孤立的，今天在城市与乡村的普通人中大量流行的民间信仰与崇拜仪式，在行为与实践的层面上不断重复着类似的故事和相同的结构。基于这种从文本到行为的普遍相似性，我们可以认为，《黑神话》与《哪吒》系列电影这类神话改编作品如此之轰动，可能正是因为它们基于而且揭示了今天中国某些普遍性的意识形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对《哪吒》系列电影的理解，我想我会选择这句：“生而为魔，那又如何”。电影中哪吒被塑造为魔丸转世，因此，他生来必须承担被毁灭的命运，整个故事就围绕着他对此命运的抗争而展开。不仅是他，《黑神话》也是悟空对天庭的抗争，《哪吒》系列电影也包含了敖丙、申公豹等所有妖魔的抗争。但是，这些妖魔是怎么样的妖魔？哪吒只是样子丑了点，力气大了点，脾气急了点，但他眼中有光，心里有爱，信守承诺，仗义担当。这绝不是《魔戒》里索伦那样纯粹邪恶的魔王，恰恰正是中国民间信仰里常见的精怪形象——电影和游戏中称之为“妖”，民间尊称为“仙家”或“大圣”。我采取中国文献中古已有之的惯用说法，将其统称为“精怪”。

二、民间仪式中的动物精怪

  作为一位民间信仰研究者，最近十年来，我注意到中国从南到北，从乡村到城市，香火发展得最快的是与动物精怪有关的信仰。中国历来有数不清的“鬼狐精怪”故事。过去，研究者将其视为小说或野史，但如果深入这些故事的产生语境，就会发现它们往往伴随着仪式实践甚至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民众不断协调处理人类与动物、我们与他者、世俗与超越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纯粹的幻想或想象。2020年，我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城市里的邻居们——北京城内“四大门”动物的生活世界》一文，试着解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北京市民对狐狸、黄鼠狼、刺猬与蛇这四种精怪动物的崇拜现象，并提出，不能局限于“民间信仰”的框架理解“四大门”。这四种精怪动物不是幻想的产物，也不是传达神灵意志的使者，它们并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同人类共享伦理原则与宇宙秩序的异类邻居，是人类社会关系网中的成员。对“仙家”（精怪）的崇拜仪式既不是巫术也不是宗教，而更类似于处理人类（我们）与异类（他者）之间关系的礼仪手段。⑤这种崇拜曾一度在北京消失，但近些年在北京发展迅速，许多寺庙中重新出现了供奉狐仙娘娘、胡三太爷或“胡黄白柳”的香火，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现象。

  譬如，近年来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寺庙在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增长。民间信仰与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之一正是在福建、浙江一带香火鼎盛的猴精崇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明代文人谢肇淛说：“（狐魅）北方之人习之，南方猴多为魅。”⑥他还讲了个北京的狐狸精迷惑京城某位缙绅的故事，接着又说，这件事也有可能是猴精干的，被迷住的那位缙绅是他的同乡宁德陈侍郎。在他看来，南方的猴精就相当于北方的狐魅，精怪的世界中也有“北狐南猴”的格局。从当下的田野调查来看，作为猴精的大圣和以狐仙为首的“四大门”都是长期修炼的动物，也都是高度文明化的异类社会，“北狐南猴”的格局更类似于统一王朝国家内部的南北文化差异。

  以福建霍童溪流域的大圣崇拜为例。这一地区的大圣信仰场所非常密集，仅宁德市蕉城区宗教局2017年—2018年的民间信仰普查数据中就记录了269座以齐天大圣为主神的庙宇。我们的调查则表明，实际数量可能是此统计数据的十倍不止。在霍童溪流域一带，每个村落必有一座大圣宫，某些人烟稠密的村落则更多，如霍童镇霍童村内就至少有7座大圣宫。这些大圣宫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作为村落保护神的大圣宫，往往把守于村口、水口处，承担起保境安民的社庙功能；二是灵媒个人牵头修建的大圣庙，“保境”的意味弱化，乩童附体是其创建的主要原因。这两种类型的大圣庙也并非泾渭分明，作为社庙的大圣宫需要借灵媒来证明其灵验，灵媒个人所建的大圣庙亦有可能成为“一境之香火”。

  正如“四大门”是北方常见的四种动物一样，大圣崇拜也与当地多猴的环境有直接关系。霍童溪流域有多处猕猴自然保护区，人们长期以来与猴子共同生活，不仅有丰富的与猴共处的实践技能，也形成了一整套“猴学”知识。对当地山民来说，猴子是人类的老师，它教会人们如何在山间安全行走，辨别可食用的野菜野果。南方山林极为复杂，充满了众多未知性，而猴子是探路者，人们观察并跟随它们，就能大大降低试错成本。猴子教会了人们众多技能。霍童镇上有一位畲医雷阿臭，他家祖传治跌打损伤的草药传说就是从猴子那里学来的秘方。《闽产录异》中亦提及，猴子把猴盐柴（一种植物）的果实加上黄土，和猴姜（槲蕨的块茎）一起藏在洞里储存，人们看见后从此学会了腌菜。⑦我们甚至还听说过不少猴子教会人们对付蛇虫猛兽，或买彩票中“六合彩”的故事。事实上，早在宋代，淳熙《三山志》就认为，猿是有情有爱的义兽，像人一样疼爱和保护自己的孩子。猴子最主要的特征是群居、团结，像人类一样由老者掌握智慧。⑧今天的山民仍津津乐道于猴群秩序分明、道德高尚、友爱团结。这种种说法都清楚表明，即使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普通的猴子本身就是充满灵性的生物。当然，猴子也会破坏农作物，时时与人类抢夺食物和领地，为此不断与山民群体之间爆发“低烈度战争”。不过，它们掌握大量人类并不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也是与人类共享同一套天道伦理的生灵，因此，人们必须与这些“山中大王”好好相处。这种既敌对又协作的人猴关系，与两个相邻村落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区别。齐天大圣的信仰以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都与这种人猴关系有关。

  不难看出，无论是“四大门”还是猴精大圣，这些动物精怪与哪吒、敖丙或孙悟空都有相似的命运轨迹：生而为异类，但因其天分，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自我修行，获得了比普通人类更大的能力。随后，它们致力于与人类交流，通过帮助人类而获得“香火”供奉（民间称之为“催香火”）。当香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动物精怪可以超越自我而成仙。事实上，这也是人类成神或成圣的必经之路。《庄子》中，仙人还是四海之外缥缈无迹的存在，但至少从《后汉书》和《神仙传》的时代起，甘始或东郭延年这些普通人就可以通过艰苦的学习掌握方术，随后回到家乡为人治病、驱鬼，最后登山成仙。从这一意义上说，动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存在，它（他）们都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而实现自我超越。也正因如此，自古至今常见人类知识分子与动物精怪“斗法”的故事：人类通过读书成为圣贤，动物通过修行成为仙家，一个积累学识与道德，一个积累法力和崇拜，方法虽异，但路径实同，且都以无限接近天道为终极目标，故而可以相互比较，甚至竞赛。

  “催香火”的动物精怪并非神灵，而是与人类平等的存在。它们会与人类协商、联盟、讨价还价，也可能与人类反目成仇、互相争斗，这和人-神关系完全不同。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福建，无论人们是去求狐仙还是求大圣，其逻辑都是一样的：供奉给动物精怪的香火不是祈求赐予，而是攻守同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出于正当理由的祈求，如求子、求健康、求平安，应该去求神灵保佑，因为这是每一个好人理应得到的，但如果出于比较贪心的理由，比如说求发财、斗争胜利、额外的好运等，那就应该去求动物精怪。例如，某位北京灵媒的客人中常见演艺界名人，这可能与演艺行业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关。而在福建沿海地区，偷渡之前则必求大圣。因为偷渡是不对的，妈祖不会保佑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大圣作为精怪，并没有那么在乎道德，更有可能给偷渡客提供保护。打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如果信众是郭靖的话，妈祖这样的神灵是他的母亲李萍，对孩子既充满慈爱，同时也会在道德上严格要求。动物精怪则是黄蓉，和人类一起犯错，给人类各种法宝，甚至鼓励人类通过“歪门邪道”获得胜利，前提是人类得到了她的喜欢。根据我个人观察的经验，这种差异在灵媒附体时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神明附体时，灵媒常表现为召唤者，召唤信众躬行正道，为善积福，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当精怪附体时，灵媒则表现为带有一丝讨价还价意味的帮助者，只有信众拿出足够的诚意，才能结成同盟关系，这一过程中并不太在乎信众要做的事情本身是否合乎道德。

三、人妖共处的世界

  对人类而言，动物精怪的确是异类他者，与“我们”根本不同，既不可能同化，也不可能消灭。人类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对精怪而言，“我们”（人类）也是异类。就像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控它们一样，它们对我们也存在戒心、防备与不理解，这是双方都必须小心与对方相处的原因。灵媒附体、烧香祷告、酒食供奉，这些被学者视为“巫术”或“宗教”的手段，在信众看来只是差异极大的两个族群之间沟通交流与礼尚往来的必要方式。

  总之，无论是在神话游戏还是在民间仪式中，精怪都和人类一样必须通过不懈努力和自我提升才能获得权力。同时，大家也都有各自的家庭、亲人与社会关系，因此也都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和“它们”之分。这种差异当然会造成不确定性、冲突甚至战争，但也为世界带来新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精怪必须依靠人类的香火才能成仙，人类也需要借助精怪的协助才能冒险。正是在人类与精怪相遇的边缘（即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所说的“阈限”［marge］）之处，于世界的裂缝中生发出勃勃生机。

  还应特别强调的是，民间仪式中的精怪世界是高度复杂的，每一个个体、每一类族群都彼此不同，绝不能将其同质化。在北京，享受香火的动物精怪不仅有“四大门”，还有诸如兔儿爷、龙王这类似乎更偏向神灵，而少有精怪气质的动物。它们各个不同，并与人类保持不同的关系。

  兔儿爷大概是北京城里最家喻户晓，也是人们最亲近的动物精怪。至少从16世纪开始，每年中秋节时北京市民就习惯在家中供奉兔儿爷的神像。人们认为，兔儿爷就是月宫中捣药的玉兔，它会在瘟疫流行时来到人间，为人类送来月宫灵药。但兔儿爷并不是医生，它总以人类将军的形象（“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眉、三瓣嘴，身后一杆靠背枪”——民间口诀）出现，这一形象与兔儿爷的成神经历有关。像“四大门”动物一样，兔儿爷也不是生来就会捣药，它同样经历了艰苦的学习过程。民间传说中一般认为，兔儿爷学习的地方是在金光洞，它的师父是太乙真人，师兄是哪吒。北京是八臂哪吒城，哪吒是北京的守护神，所以，兔儿爷也和它的师兄一样，承担着守卫北京的重任。正因如此，兔儿爷与人类尤为亲近。除了中秋节家家户户供奉兔儿爷，北京城里还有两座寺庙尤与之相关。一座是花儿市皂君庙，传说每至中秋前夕，兔儿爷就会装扮成不同的人，在皂君庙里为穷人送药。清代、民国时期，花儿市皂君庙常于中秋节前举办庙会，这是兔儿爷泥像的主要交易市场。另一座是东直门内南新仓的仓神庙。东直门内是北京仓库最集中的地方，人们相信仓库的保护神就是兔儿爷，因为兔子爱吃毛豆，而南新仓正好就是存放毛豆等杂粮的仓库（即使每家每户供奉兔儿爷时，神坛上的一把毛豆总必不可少）。总之，哪怕兔儿爷有一位很厉害的人类师父和一位神仙师兄，又常年以人类的形象出现，为人类送来灵丹妙药，但本质上，它还是只兔子，永远逃不开毛豆的诱惑。

  与兔儿爷特别喜欢打扮成人类不同，蛇虽然也是“四大门”中的一种，但它们更愿意以自身的动物形态出现。早在14世纪早期，北京就已经出现关于蛇神的记录。据《元史》记载：吕思诚，元代著名儒士，因母丧授景州蓨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尹。州中天旱，有道士持青蛇而来，声称此乃卢师谷小青，为龙子，只要祈祷即可下雨。卢师谷即今北京西山秘魔崖，曾为永定河出山口之处。明代前期，这里是皇家求雨的圣地（至今供奉卢师谷小青），但在明代中后期，卢师谷大青、二青的故事转移到了潭柘寺。潭柘寺为京城名刹首重，始建于约公元4世纪到5世纪，是北京最早的寺庙，民间历来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传说，潭柘寺的寺基原本是青龙潭“海眼”，与东海相通，潭中有一老龙盘踞修炼。后来，老龙被僧人感化，一夜之间让潭水干枯，建起寺庙，并让它的两个孩子（被称为大青、二青的两条青蛇）跟随僧人学习。这两条青蛇住在潭柘寺偏殿中，与寺僧相熟友好，进香之人常常可见。关于潭柘寺青蛇的传说、诗文不胜枚举，明清时观佛蛇的活动盛极一时，从明代到今天留下无数的记录与见证。这些记录足以说明，人们从来不认为大青、二青是想象中的动物，他们所祭祀与崇拜的，就是真实的、活着的青蛇。值得注意的是，陈怀宇曾研究了佛教文献中的蛇，他认为对中古时代的僧人来说，蛇是被驯化的毒物或野蛮自然的象征。⑨但潭柘寺的情况不同，青蛇在这里一直被视作僧人的朋友和保护神。16世纪末的高僧紫柏真可曾长期驻锡潭柘寺，其撰写的《送龙子归潭柘文》⑩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与潭柘寺青蛇的一段缘分。他受青蛇保护，亦以蛇为友，并没有早期印度佛典中的毒蛇观念。直到今天，潭柘寺偏殿中仍供奉青蛇香火，甚至可以说，青蛇对信众的吸引力甚至大过了佛教本身。围绕着青蛇如何显灵，如何与人类打交道，不仅有大量的口头故事，也有物质性的遗迹以及实实在在的香火。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今天的潭柘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一座寺庙。不过，因为青蛇还在，人们便相信灵气还在，潭柘寺作为一座寺庙还没有完全死去。

  2023年6月间，北京大旱，房山区蒲洼村的村民们决定向龙王爷求雨。求雨曾经是整个北京山区中最重要的乡村仪式，但随着村落的空心化，近年来已经很少举行。这次在蒲洼村，当人们向龙王爷祷告，并宰杀奉献了一头黑色的羊羔后，突然有人大叫：龙王爷显灵了。大家发现，就在龙王庙的山墙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条青蛇，全村人沸腾了，但惊喜之后，有人开始隐约觉得，可能需要小心今年的雨水。果然，7月21日北京经历了1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蒲洼村的龙王庙却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当然是因为提前做了很多抗洪准备，但人们还是相信，这是龙王显灵的结果，而那条青蛇就是龙王的孩子，是龙王派来报信的使者。

  总之，蛇这种动物被认为是龙王的孩子，它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山川灵气，意味着在一切主体意志之上仍有天道在运行。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和其他精怪动物一样需要大量地学习和修行，甚至还必须娶一位人类的女儿，并与人类结盟，才能最终成为自己的父亲——龙王，否则就没有变化和下雨的能力。11

  更有趣的是，在北京的民间观念中，不同的动物精怪自成一体。蛇与狐仙互不统属，正如刺猬和兔子从不往来一样。不同的妖族各有其“方国”，但也共同尊奉碧霞元君为总体协调者，类似今日地球上各主权国家的关系。福建霍童溪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当地人认为，齐天大圣孙悟空乃万妖之王，统领千千万万徒子徒孙。当地大圣宫以大圣为名，供奉的正是在本地修炼的这些小妖。无论它们从何而来，也无论身为何种异类甚至鬼魂，只要通过修炼获得法力，拥有帮人解惑纾困的本领，皆可拜入齐天大圣的门下，从此在大圣宫内接受香火供奉。如果说北京的精怪与人类在碧霞元君的领导下共同组成了“联合国大会”，那么福建的精怪则在大圣的领导下，形成神灵世界之外的“精怪无国界组织”。

  无论如何，在民间信仰的世界中，与当下流行的神话文本《黑神话》《哪吒》一样，妖（精怪）的世界始终是一个高度复杂，又有着自身内在秩序的世界。每个妖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原则和个性，与人类维持不同的关系。它们绝不像魔鬼一样是同质性的邪恶，而是有着鲜明的“非人类的人性”。妖和人乃是天生万物，在天地间分别占有自己的位置，形成自己的社会，并组成一个类似《山海经》中万千方国并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根本没有魔的位置，也根本没有那种绝对邪恶的、完全对立于人类的存在。此时，再看《黑神话》和《哪吒》系列电影这两个作品，会发现它们不仅像《卡勒瓦拉》一样是全民性的神话，也同样表达了对某种国际关系的想象，都传达出我们对“世界理应如何”的理想，那就是：万妖共处，天下无魔。我们的确彼此不同，有亲疏远近之别，矛盾冲突或许不可避免，但无论如何大家还得共处下去，共同分享这个世界。世间固然有神灵代表的绝对道德原则，但不能以“原则”的名义抹杀个体与族群自我实现的权利。

四、人类共有的世界理想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对异类和他者的平等想象，不只存在于中国，在欧洲民间也同样如此，只不过长期以来一直被正统的基督教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所压制。

  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曾研究过法国南部著名的塔拉斯克（La Tarasque）传说与仪式。塔拉斯克是欧洲最著名的恶龙之一，传说它有狮子般长鬃毛的头，乌龟般鼓起的身体，六条像熊一样粗壮的腿，一根像蛇一般有鳞片的尾巴和人类的脚，还能喷出有毒的气息。它栖息于罗纳河沿岸的森林沼泽中，吞食来往的行人。圣玛尔特（Sainte Martre）和其他圣徒自海上登陆，路过此地，决定留下来帮助当地居民。圣女带着圣水和十字架，来到塔拉斯克的巢穴，通过吟唱圣歌和祈祷，并用圣水熄灭它喷出的火焰，成功驯服了这只怪物，小镇从此改名为塔拉斯孔（Tarascon）。从1461年起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在以圣灵降临节和圣玛尔塔节（7月29日）为代表的当地节日上，人们每年都会制作塔拉斯克的木像游行，伴随着盛大欢乐的表演与追逐。

  杜蒙的研究发现，关于塔拉斯克事实上存在三种不同的传说。其一 ，与仪式相伴而生的当地传说，讲述塔拉斯克与本地社区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游行仪式而得到赐福。其二，11世纪至12世纪开始出现的圣玛尔特行传，故事内容与其他圣徒行传本没有本质差别，但为了突出圣玛尔特的功绩， 塔拉斯克被描述成恶龙。而正是这一版本成为教会接受的主流，也就是前述的圣女制服恶龙的故事。其三，最晚出现的神学作品中， 塔拉斯克被视为利维坦家族中的一员，被认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法国南部海边居住。这一版本的改编，是为了符合一个更大且更广泛的传统，但影响力和生命力也最小。事实上，游行仪式才是这些故事的起源，所有的神话都不过是对仪式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不管教会神学中如何讲述塔拉斯克的故事，游行仪式中的塔拉斯克始终是城市的象征及保护神。它追逐陌生人以保护市民，将暴力整合于欢乐之中，动员起所有身份、阶级与职业的市民和周边农民，形成同时包含善与恶、危险与保护、死亡与新生的整全性集体行动。为此，当地人把塔拉斯克称为“我们的老奶奶”，游行时控制着它的神像与勇敢的年轻人进行象征性搏斗，这正是将生命力与繁殖力赐予年轻人的行为。在完成塔拉斯克的民族志三十多年后，杜蒙重新回到这一主题时特别强调，塔拉斯克启发我们思考人类婚姻与男女两性的神圣本质——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集合，而是基于差异、对立、依赖与从属的“涵育”。12

  多个世纪以来，塔拉斯克一直被教会描绘为恶魔的代表。然而，即使经过基督教上千年的“教化”，民众仍在举行自己的塔拉斯克游行，仍相信善与恶绝非截然对立。只有接受异类，容纳他者，正邪共存，生命才会循环流动，世界才能生生不息。在欧洲民间信仰的世界中，同样没有魔鬼般的恶龙，只有作为异类的妖龙。把妖从魔中解放出来，或许也是解放全人类的题中应有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