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欧洲*

一、引言

  “国家”是当今政治学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但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经典理论时代，国家研究常常服务于市场发展、阶级斗争等其他重要的社会经济命题。二战以后欧美社科学界普遍对国家研究抱持警惕态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中心论占据了政治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相关学者或对国家持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看法，或认为国家仅仅是政治过程的背景板（Almond， 1956）。“找回国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不再将国家看作工具或场所，而是将其视为有自主性、独立利益和能力的行动者（埃文斯等，2009：2-3）。由此，围绕着国家自主性（密里本德，1997）和国家能力（张长东，2018）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证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关注国家的同时，学界对国家-社会关系有了更长足的认识，这与埃文斯（Peter B. Evans）的嵌入自主性理论相互呼应，即认为国家精英与私人部门需要维持联系网络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Evans， 1995）。在此基础上，乔尔·S·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分析框架对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内部结构的认识更为精进了（米格代尔，2013：4-16）。国家研究近四十年来的发展既反映了此前政治学理论工具的不足，又与70年代至80年代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包括欧美出现的经济停滞，亚洲发展型国家的崛起，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等。

  由于涉及众多研究路径与视角，本文无意覆盖国家研究的所有话题，而旨在回溯历史，探究国家能力的形成过程。近四十年来这一研究路径经历了明显的复兴，至今仍在不断拓展深化。本文主要从国家能力中的财政视角切入，即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资源汲取与动员来巩固其实力，实现各类政治、社会与经济目标。①在比较政治学、财政史、历史社会学与制度经济学等领域，只要是有关国家能力的探讨，财政总处于枢纽地位，在国家行为与民间经济贸易活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一方面，财政可以增进我们对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本身的理解，包括精英合作与斗争（拉克曼，2013：36-37）以及代议制发展（埃特曼，2016：26-32）等。同时，财政也是我们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许多社会经济现象如长期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福利制度建设（Lindert， 2004）等都与财政息息相关。

  财政国家问题的分析路径与理论方法经历了诸多发展阶段，但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仍不够系统，且对近二十年来的前沿文献关注较少。因此，本文拟在对多个领域的财政国家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反思基于欧洲经验的既有财政国家理论的解释力，并为财政国家的全球比较研究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的财政研究提供思路。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家构建研究的两大传统；第三部分介绍欧美历史学界的先驱性研究，包括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开创的德国传统以及新财政史的发展；第四部分讨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史学者如何围绕战争和官僚制等因素来解释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第五部分讨论近年来学者对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灵活运用，进而考察量化方法的兴起，并讨论既有理论是否自洽地解释了欧洲内部的情况；第六部分评价比较全球视野下财政国家理论的外部有效性，针对西欧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本文提出了解决思路，并在文末做出总结性评论。

二、国家构建研究的韦伯传统与马克思传统

  经典理论时代以来国家构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来自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在他眼中，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意识形态冲突、资本主义精神发展以及工具理性的彰显（韦伯，2018：215-240）。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围绕理性化的概念来揭示社会团体乃至政治团体的一般特征（韦伯，1997a：82-84），而对政治团体尤其是国家的考察占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韦伯，1997a：238-332；1997b：217-812）。在广为人知的韦伯对国家的定义中，官僚制（韦伯，1997a：242-251）和垄断暴力（韦伯，2004：197）是两个重要支点，均与理性化相勾连。韦伯尤其重视“合法性”概念并提出了不同的合法性类型与统治的形式（韦伯，1997a：238-242），而现代国家构建则可视作理性国家（包括法理型合法性、形式主义司法与专业官僚等）的形成过程（韦伯，1997b：719-812）。

  韦伯传统极大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现代社会理论建构思潮，其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塑造了冷战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帕森斯，201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行为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 ·宾厄姆·鲍威尔主张用政治系统、功能等概念来代替国家、权力等术语，其国家研究也抽象为对政治系统中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的研究，而结构又由相互关联的角色组成，因而其研究致力于按系统、结构、角色、功能等概念框架去理解政治角色的外部环境、心理倾向与具体行为（阿尔蒙德、鲍威尔，1987：3-28）。因此，他们眼中的国家构建过程即是政治系统功能②的分化与加强的过程。这一脉络致力于对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历程进行抽象化，其研究非常重视理论建构与概念推演。70年代以后，由于他们对现实政治结构的看法比较简单，其理论在政治变迁中解释力较弱，该研究范式有所消退。

  作为对韦伯传统的回应与对抗，经典理论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源流发轫于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家是代表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b：111），因此在近代欧洲封建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政权采用社会公共权力的形式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a：584）。这一范式塑造了20世纪中叶的左翼研究，尤以巴林顿·摩尔的研究为重要里程碑，他视阶级力量差异为国家现代化路径分野的核心原因，与前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形成激烈交锋（摩尔，2012）。此后，佩里·安德森对西欧绝对主义国家诞生的分析仍沿用了阶级斗争的模式：随着14世纪黑死病蔓延，封建贵族无法控制地方农民，便转而忠于绝对主义国家专制君主，国家由此成为由贵族组成且服务于贵族利益的封建统治机器（安德森，2018）。70年代学界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尚未形成充分认识，但即使是左翼学者如尼科斯·普兰查斯也发现了忽视国家对研究分析所造成的困难，开始主张修正与重建国家理论（Poulantzas， 1978）。

  因此，一批欧美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张“找回国家”（埃文斯等，2009：2-3）的研究转向，学界对国家权力的概念化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都有了极大推进（米格代尔，2009；曼，2015）。查尔斯·蒂利明确了财政在战争与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地位（Tilly， 1975； 1990），从而影响了一大批比较历史分析学者。与前述韦伯传统相比，“马克思-摩尔-蒂利-唐宁／埃特曼”的脉络成为近四十年来国家研究的主流（更加重视实证证据和比较分析），这一脉络既与传统欧洲历史研究相契合，又呼应了更晚近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下文首先回顾欧洲历史研究中的财政国家讨论，再转入比较历史分析方法。

三、财政史研究的德国传统与新财政史的复兴   

  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无疑是关注财政国家历史演化问题的先驱。③他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中界定了欧洲中世纪晚期领地国家与绝对主义初期税收国家的分野。前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封建领主的领地租金以及自然资源收益，15世纪至16世纪间频繁的战争以及雇佣军的兴起打破了领主的财政平衡，迫使统治者引入面向全民的税收制度，税收官僚体系与代议制机构应运而生，昭示了绝对主义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Schumpeter， 1954：3-16）。熊彼特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在一战前后的欧洲学界独树一帜，但他的核心关怀仍是探讨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辉格式发展路径（熊彼特，1999），其国家观并未彰显。同时，领地国家与税收国家的二分法也比较绝对，许多当代政体仍然拥有类似领地国家的收入模式，如通过自然资源或公共事业部门创收。④

  20世纪80年代，财政的重要性得到了一批欧美历史学家的再认识，新财政史开拓者理查德·邦尼（2016，2018）、菲利普·霍夫曼与凯瑟琳·诺伯格（2008）是其中的代表。税收国家的概念也得到了修正与拓展，W·M·奥姆罗德等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财政国家演化路径，包括贡纳国家⑤、领地国家、税收国家与财政国家四个阶段（奥姆罗德，2020：4-8）。最后一个阶段的财政国家概念则用于描述17世纪后西欧民族国家的财政发展。

  在税收国家与财政国家之间做出区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步。引入税收制度本身并不能表明政体具有更强的问责制和回应性，专制政体中不受约束的过度资源榨取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社会经济后果，此外，如果税收官僚专业化程度低，征税成本巨大，税基设置不合理，那么国家能从中获取的财源也十分有限。因此，新财政史学派对现代财政国家的界定更为严格，包括财政收支的货币化（邦尼，2018：481-491），集权财政管理及专业官僚体系（布鲁尔，2024：97-127），代议制机构对预算的批准和限制的权力（邦尼，2018：447-454），以及运用公债等工具创造杠杆，长期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邦尼，2018：527-561；布鲁尔，2024：128-184）。

  然而，上述几种财政政体概念的边界依旧非常模糊和灵活。近代欧洲许多国家在建立税收制度的同时仍从其他渠道（如卖官鬻爵）获取巨额收入（Root， 1994：163-178）。二战以后，在西欧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有企业盈利在政府收入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Floud & Johnson， 2008：84-111）。这些都不符合税收国家或财政国家的特征，但并不妨碍学者刻画当代西欧各国财政实力的巩固。拓展到全球比较研究时，新财政史概念的简单套用同样会带来疑难。例如，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赋役制度与盐铁专卖制度（万志英，2018：74-114），但两千年来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贡纳国家、领地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状态，如果执着于探讨中国古代财政体制的线性演化，很难客观地理解长期历史视野下中国的财政变迁轨迹。

  在类型学的基础上，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财政国家类型的历史变迁。新财政史学派往往从结构性因素出发来发掘现代财政国家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首先，迪克森（Peter G. M. Dickson）率先提出金融革命范式，认为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英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建立为英国武力扩张提供了资金，因而是财政国家构建的必要条件（Dickson， 1967：1）。第二，许多学者观察到，在1485年都铎王朝成立以降，间接税在英国财政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表明彼时英国的国内国际贸易较中世纪晚期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成为国家税收体系运转的基础（Mathias， 1979； O’Brien， 1988）。第三，仍以英国为例，韦伯式的专业税收官僚体系早已开始发展（布鲁尔，2024：97-127），因而提升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效率。最后，少数文献注意到了17世纪英国的内战，认为内战给英国王室带来了筹集资金和练兵的压力，迫使其建设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因而提升了国家的征税能力（Braddick， 1996：16）。

  但是，结构性因素的发掘在解释整个欧洲的财政国家演变时仍有相当大的困难。这类因素往往只是先于财政国家而存在，却难以证实其与国家财政能力强化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镇仍在英国，因此许多解释只能嵌入17世纪英国的国家构建，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解释力则相对较弱。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史研究

  为了克服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缺陷，也为了应对韦伯传统对历史证据考虑不足的问题，许多更加晚近的学者具备了明确的国家研究意识，沿着“马克思-摩尔”的传统来开展比较历史分析，其视野也由单一国家拓展到整个欧洲，通过引入外生冲击和刻画政体内部制度建设来完善现代财政国家诞生的解释框架。地缘政治压力是这一系列理论发展的核心。

  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查尔斯·蒂利提出的“战争形成国家”学说，无疑也是国家中心导向的。⑥他认为，封建主义消亡以后国际战争变得更为频繁，而军事技术进步迫使各类欧洲政体更加积极地动员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来应对战争，民族国家得以同时积聚高水平的资本与强制（coercion），最终在绝对主义末期成为近代欧洲政体形式的主流。随着常备军兴起并取代雇佣军，民族主义情感也得以巩固（Tilly， 1975；1990）。

  与蒂利相比，塞缪尔·E·芬纳具有更强的全球比较和长时段分析意识。芬纳主要关注战争、军事发明与国家构建进程的相互关系，而在国家构建的诸多评判标准（如国防、司法）中财政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芬纳，2014a：83-87）。芬纳认为，国家性质取决于四种力量——宫廷、教会、贵族与广场在政治中的地位，不同的力量交叠可形成不同的政体组合形式（芬纳，2014a：39）。在这些可能形式中，宫廷／广场式政体和广场／贵族式政体在现代社会中更加普遍地出现（芬纳，2014a：53-61）。在西方世界中，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独立城市兴起、资产阶级强大、宗教改革、战争与征服等躁动不安的现象，现代国家随之诞生（芬纳，2014b：217-266）。芬纳致力于将数千年的全球政治史融合到一个简约理论中，提供了一种非常静态的类型学分析，这种分析对长时段下国家兴亡的动态变化缺乏解释力。

  在经济史领域，埃布斯坦（Stephan R. Epstein）试图将欧洲国家的形成与经济变迁结合起来解释。民族国家形态及与之配套的统一财政与法律体系相较于其他政体，可以更有效缓解市场的负外部性，从而促进跨国贸易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繁荣。对于中世纪以降的欧洲经济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国家的过度干预而是国家主权与行动能力的缺乏。契约执行的难题是制约市场扩张的重要原因，而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财政与法律体系，为自由贸易提供保护。民族国家与统一市场协同发展是埃布斯坦提出的欧洲国家形成的核心机制（Epstein， 2000）。

  在这些奠基性工作的基础上，其他学者提出了更为精细的中层理论，将战争本身与战争爆发时机、政体形式选择等联系起来。布莱恩·唐宁认为资源动员的方式是战争压力与政体形式选择之间的桥梁：如果统治者在应对战争时强烈依赖本国财政资源，那么高强度的军事动员极易带来绝对主义王权的强化巩固；反之，如果地缘政治压力比较缓和，或统治者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来筹集经费维持军队，那么中世纪晚期的立宪制度就更容易存续下来（唐宁，2015）。托马斯·埃特曼同样关注战争，他创造性地结合了税收制度（家长制或官僚制）、政体形式（绝对主义或立宪主义）与卷入欧洲地缘竞争的时机来分析国家构建的不同结局：如果一个政权在1450年后才卷入欧洲地缘政治冲突，由于此时税收官僚与代议制实践已经开始涌现，因此政权可以利用这些制度工具来汲取资源应对战争；如果一个政权在1450年前就被迫卷入大规模战争，它在汲取财政资源时则不得不依赖既有的家长制体系，巩固其绝对王权（埃特曼，2016）。贾恩弗朗哥·波齐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强调把对外战争与国内变化联系起来。他认为，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中世纪军事技术水平日渐过时，封建领主与自治城市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无法立足，因而主动诉诸民族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统治者通过颁布法律来保护封建贵族与商人，而后者主动放弃自治权力与集体反抗的能力，因此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Poggi， 1978）。 

五、财政国家构建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自蒂利以降的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也引入了外生冲击和制度选择时机，因而较早先的研究更为自洽。然而，这一系列文献仍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色彩，对于具体行为者的禀赋、约束与目标讨论较少，因而可能忽略了制度选择的能动性，对制度演化的多重路径与多种均衡的可能性考虑不足（拉克曼，2013：31）。新制度主义就财政国家构建问题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理论解释，刻画了政治精英的博弈及可能的多重制度均衡，因而在讨论财政国家构建、制度存续和变迁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一）道格拉斯·诺斯的开创性贡献

  新制度主义分析（诺斯，1992；诺斯、托马斯，2009）尤为关注财政国家问题。诺斯与威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率先运用制度主义范式分析光荣革命前后英国的财政国家形成，不仅考虑了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与外生冲击，更重要的是勾勒了国王与议会的博弈及制度选择，强调了“宪政与承诺”在财政国家构建中的重要性（North & Weingast， 1989：803）。议会被赋予征税与管理预算的重要职责，辅以司法独立的保障，而国王的专断权力则被大大压缩。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所有的国家债务，国王如希望发行新债筹款来发动战争，必须由英格兰银行批准，英格兰银行通过过往还本付息记录以及政府征税潜力来独立决定是否为国王发行新债。议会与中央银行对王权的制约扭转了1688年光荣革命前国王无休止借款的局面，极大增进了英国公债的信誉，使之成为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有力杠杆，也反哺了民间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战争胜利、贸易繁荣与稳定的税基又为公债提供了担保，从而使财政国家构建和民间经济金融发展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同样的逻辑可用于分析同一时期西班牙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的财政国家（Drelichman & Voth， 2008）。彼时的西班牙已在拉丁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而好战的菲利普二世直接绕过议会的制约，利用源源不断的白银满足其战争需求。白银这一外生因素解释了西班牙为什么没有形成英国式的制衡：国王的专断需求由美洲白银来保障，因而不需要与议会达成可信承诺便可发动战争，但依赖外部白银输入的国家财政模式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这解释了西班牙长期的财政欠发展问题。

  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不仅兼容了结构性因素与外生冲击，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了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在给定信息、资源禀赋、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下所做出的选择，因而更好地解释了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多重走向与多种均衡的存在。同时，这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解释劣制度的存续（诺斯，1994：3-13）。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倡导对统治者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进行模型化探讨，这有助于理解制度均衡结果的产生过程，其先驱无疑是曼瑟·奥尔森，但其“匪帮”（bandit）的隐喻更多是对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推演（奥尔森，2005：5），对财政问题的考虑比较粗略。玛格丽特·利瓦伊则明确强调财政的作用，将收入最大化视作统治者的目标，且认为收入最大化会受折现率、交易成本与议价能力的约束，从而使国家具备不同政体形式与资源汲取方式（利瓦伊，2010）。

  在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成果当属贝斯利（Timothy Besley）与皮尔森（Torsten Persson）发表的四篇系列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将战争形成国家的经典叙事模型化，证明了对外战争将强化国内社会的利益统合，而内战将会导致国内精英内耗，因此前者强化国家财政，后者削弱国家财政（Besley & Persson， 2008）。第二篇文章界定了两种关键的国家能力——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并认为历史上这两种能力的强弱将会约束当前国家对税收水平与法治水平的选择，且这两种能力互补，而其他预设的结构性因素如国民财富、市场依存度等，同样会影响国家投入财政与法治建设的选择（Besley & Persson， 2009）。第三篇文章关注国家能力的经济后果。作者仍假定，现代国家旨在建设财政与法治两方面的能力，并认为一些结构性因素（如国内政局不稳、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等）会阻碍国家的财政与法治能力发展，从而导致投资低效、分配扭曲与国民收入贫乏（Besley & Persson， 2010）。第四篇文章则讨论了政治暴力的逻辑：模型中允许两类政治精英（执政党与在野党）独立建设武装力量，并考虑精英博弈在不同内生条件与外生冲击下带来的不同后果（和平、小规模骚乱、全面内战等）（Besley & Persson， 2011）。这四篇文章对政治精英进行了简化，精英生态主要符合美国的两党制形式，全球史上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形态和内外战争性质并不一定符合文中的情境，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商榷。

  单纯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往往在历史认知上比较薄弱，因此一些学者致力于提供兼具理论推演与历史感的研究。有研究在唐宁（2015）的基础上更精细地讨论了军事革命范式，强化了对制度变迁时机的考虑：1500年前后，当财政尚未成为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时，外部威胁往往会拖延本国国家构建，而此后当财政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内聚国家（internally cohesive state）可以抓住机遇巩固国家能力，而分裂国家则退出了历史舞台（Genniaoli & Voth， 2015）。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构财政国家建设过程时，核心任务仍是设定贴切的博弈形式。让-劳伦·罗斯萨尔在进行英法两国比较分析时将国家构建解构为国内势力在财政事务中冲突的结果，而贵族精英在此间扮演了重要角色（贝斯等，2008：70-121）。国王偏好战争，贵族偏好和平，贵族试图利用财政影响国王决策，而国王又倾向限制贵族行动。在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进一步强化了代议制的效用，某种意义上使国王屈于议会之下。在法国，地方大众在税收问题上长期与国王处于紧张状态，因而国王的统治更加集权和专断，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权力，国王甚至不惜放弃财政效率与经济增长。

  凯泽（Edgar Kiser）与林顿（April Linton）进一步发展了三方博弈，认为西欧国家构建的本质是国王、精英与大众三者在数个世纪里的斗争。斗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表现形式，且斗争策略可以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由此决定了财政制度的走向。1381年英国大众叛乱的成功对国王的专断权力形成了极大威慑，王权因此有所忌惮，很早就接受了代议制的创制和巩固。与此对比，西班牙王权则成功镇压了1520年至1521年间的民众骚乱，其专断统治风格因而得以延续，臣民反抗甚少，税收不断加增，代议制机构则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法国的路线不甚明朗，直到“投石党乱”（1648年—1653年）后才确立了国王路易十四的地位，强化了国家集权专制的趋势（Kiser & Linton， 200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理查德·拉克曼抛弃了狭隘的术语而使用更为宽泛的“精英”概念，认为精英才应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主要分析对象。精英间关系的改变和力量消长解释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国家则是不同精英角力、争夺资源与权力的场域（拉克曼，2013：36-37）。这一观点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类研究框架的长处，反映了美国恒久的权力精英研究传统（米尔斯，2004）。此后，武有祥的亚洲国家构建比较研究即以此作为出发点，探讨精英间关系以及精英-大众关系对国家构建路径的影响（Vu， 2010）。

  （三）历史政治经济学中的量化研究

  量化方法在历史政治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推动了学者用实证数据来检验财政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卡拉曼（K. Kivanç Karaman）与帕慕克（Şevket Pamuk）较早采用量化方法来考虑战争、经济基础与政体选择对财政国家构建的组合效应：面对战争压力，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选择代议制政体，抑或是农村型经济体选择专制主义政体，都有助于财政国家的加速构建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而两种相反的组合，即城市型经济体与专制政体，或农村型经济体与代议制政体，则会对该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Karaman & Pamuk， 2013）。作者的观点融合了蒂利与埃特曼的论点，且强调了城市精英与农村精英在财政国家构建中的不同作用。

  马克·丁契科系统整理了欧洲近几个世纪的国别数据，通过一系列文章对财政国家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了验证。首先，丁契科收集了1650年至1913年欧洲各国政府收入与人口数据，构建了人均税收指标来刻画财政国家能力，并发现财政集权与有限政府这两大特征对财政国家构建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Dincecco， 2009）。此前许多研究都追随诺斯（2008），主张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因此该文的贡献在于揭示国家财政集权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此后，丁契科与普拉多（Mauricio Prado）运用国别数据检验了经典的战争假说，即前现代时期的国际战争带来了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这一提升将会显著影响长期经济发展（Dincecco & Prado， 2012）。丁契科的第三篇文章从财政角度讨论了有效国家的概念，包括其汲取性与生产性（即国家有效率地使用资金）的特征，并认为有效国家是20世纪福利国家诞生的源泉（Dincecco， 2015：901）。随后，丁契科与卡茨（Gabriel Katz）量化验证了近现代欧洲各国财政能力对长期经济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Dincecco & Katz， 2016）。

  （四）当前理论在欧洲内部的解释力

  上述文献就欧洲财政国家构建问题达成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共识：经由频繁的国际战争和国家间的制度学习，在跨国贸易与金融业显著发展，军事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英国在17世纪晚期首先具备了现代财政国家的雏形，此后这些要素（货币化税收，集权财政管理与专业官僚，长期信用工具的应用）逐渐向其他国家扩散。

  然而，这一财政国家理论即使在欧洲内部也面临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首先，除民族国家外，近代欧洲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其他政体，其在国家体量、经济结构、精英组成等方面与民族国家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其财政国家构建路径不一而足。在瑞士中部，伯尔尼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1589年至1798年间幸运地躲过了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战争，其财政常年保持盈余。伯尔尼在国防领域的开支极低，因此既没有扩张税基，也没有发展债务市场，而是把盈余投入产权保护、法治与再分配领域，以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相较民族国家在战争压力下的财政扩张，这种“不加税国家构建”同样为伯尔尼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局面（Altorfer-Ong， 2007：10）。其次，许多研究在关注西欧国家时假定它们的财政制度是独立演化的，制度学习尤其是后发国家的赶超效应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少数的相关研究来自埃特曼（2016：72）和埃布斯坦（Epstein， 2000：147-174）。第三，现有的财政国家理论对宗教涉猎甚少，但在封建主义消亡后的欧洲，实际上宗教势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Tawney， 1998； Gorski， 2003），更不用说宗教改革所引发的纷争以及新教兴起后欧洲北方各国的崛起。第四，现有理论压倒性地关注财政国家构建的收入端，对公共支出的关注则非常有限。在近代欧洲，军事支出无论是规模还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都非常惊人（邦尼，2018：416-431），但是，长期的巨额军费支出既没有促进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增进大众的福祉。事实上，欧洲的公共支出扩张，再分配意识空前强化与福利国家的诞生都是更晚近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现象，这一趋势由其他政治经济机制如民主化（Lindert， 2004：24-25）来解释更为恰当。目前，主流的战争机制在这一点上解释力非常薄弱。⑦此外，欧洲国家财政能力增强与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机制也尚不清晰（Johnson & Koyama， 2017：8）。

六、走出欧洲：财政国家构建研究的全球视野

  对既有的财政国家理论而言，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走出欧洲，在全球比较研究中应用其解释框架。财政国家构建问题的根基是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当其应用到历史上的其他政体时可能无法自洽地解释和评价不同政体的财政能力演变过程：亚洲的大型分封制帝国或“大一统”国家如奥斯曼帝国、明清中国等的地缘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与西欧民族国家迥异，⑧非洲和东南亚等地的近代史则笼罩在殖民史的阴影下，其所面临的环境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和西欧本土也截然不同，很难想象远在西欧的政府官员为广袤的非洲大陆制定财政政策时会遵循与本土治理一样的原则（Van Waijenburg， 2018）。因此，下述讨论旨在跳出既有的财政国家理论，考虑一些普适性的问题。

  （一）内外战争与国家财政

  既有理论在走出欧洲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战争的作用。频繁的国际战争对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其他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家间战争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在印度半岛，前殖民时代的战争显著加速了国家构建，这与欧洲经验相一致（Dincecco， et al.， 202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际战争显著抑制了现代财政国家的构建进程（Dincecco， et al.， 2019）。又如近代日本的财政能力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1894年以前的数十年，对外战争并不是日本国家构建的首要动力（和文凯，2023：38）。

  明清中国亦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反例，无论是内战与对外战争都拥有截然不同的形式。明代中国的主要防御焦点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此后，清代不仅实现了内地十八省的“大一统”，更实现了东北、蒙古、西北与西藏的领土整合，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大大克服了明代游牧民族侵扰与海患的问题。18世纪，清代步入长期承平时代，并没有像西欧的诸多政权一样处于连年战争之中。即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国际战争的压力也主要来自东部沿海与西北边疆，其涉及疆域与动员规模尚不足以推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做出根本性改变。然而，西欧研究中着墨较少的地方叛乱，在塑造明清中国的国家财政军事体系上却发挥了重要作用。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义是清中期由盛转衰的标志，嘉庆、道光两朝不断调整财政军事战略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地方危机（Wang， 2014），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督抚兴起并主导了财政军事体系的重大变革（魏光奇，1986；孔飞力，1990）。李怀印注意到中国国家构建模式与西欧的不同之处，认为地缘政治、财政军事与政治认同是推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三个核心因素，他对地缘政治的考察没有拘泥于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是考虑了各种国内危机对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影响（李怀印，2022）。

  总之，通过全球比较将研究视角从对外战争放宽至各种形式的内战，对既有理论将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然而，目前已有的着眼于内战的国家能力研究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理论模型认为内战会削弱国家财政能力的发展（Besley & Persson， 2008），这得到了来自哥伦比亚的证据支持（Ch， et al.， 2018）。其提出的核心机制是精英内耗与政府俘获：与中央相左的地方利益集团容易在当地垄断暴力，截留、侵吞正式财政资源。同时，内战本身也会带来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凋敝和税基紧缩（Centeno， 2002：33-100）。

  然而，亦有学者指出，内战如果可以重塑国内精英的团结意识，增强其行动的正当性，则可正面促进既有政权的财政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国内与国际危机对国家构建的正向动力是一致的，即本国精英感受到潜在威胁，从而强化团结意识、认同感与爱国主义（Slater， 2010：145-196； Rodríguez-Franco， 2016）。鉴于内战影响财政国家构建的机制比国际战争更复杂，因此利用欧洲以外的实证材料考察内外战争对财政国家构建的作用机制是一项极有前景的工作。

  （二）政权形式与精英结构

  基于近代欧洲历史的理论往往把代议制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唐宁，2015；埃特曼，2016），即探讨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的议事机构如何与统治者议价，如何对权力实现约束并使其遵守可信承诺，如何建立预算制度并促进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⑨沿着这一逻辑，代议制机构是政治剧目发生的重要舞台，见证了统治者与精英如何对抗、合作或妥协。在立宪政体中，资产阶级精英可以制度化地参与政治事务，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与资产阶级精英相比，行政官僚则处于工具性地位。此外，这一逻辑暗含的假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即倾向于假定国家与社会互相独立，再分析其交织互动的模式，这反映了迈克尔·曼（2015）与乔尔·米格代尔（2013）的研究传统。

  然而，对代议制与资产阶级地位的假定在欧洲以外不一定适用。在中晚唐以降的古代中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贤能政治得到了充分巩固，几乎成为阶级流动的唯一有效形式（张仲礼，1991）。因此，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是，通过各级考试获得头衔与为官资格的士绅阶级成为历代政治精英的主流形式。在理解中国历代制度变迁时，官僚便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扮演着推进国家构建的核心行动者的角色，未在任或已致仕的士绅也同样能在地方治理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成为解决地方危机、缓解社会矛盾的中流砥柱（萧公权，2018）。此外，大量仅通过了低等考试的生员、监生等则构成地方政府中衙役、胥吏的来源，是地方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爪牙”（白德瑞，2021：1）。即使明清时期显赫的商帮如晋商、徽商，也处于国家的恩惠-庇护关系之下，其见长的业务如盐业、汇兑业也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关联（蔡洪滨等，2008）。明清时期的宗族是地方治理的一种常见形式，宗族有意识地平衡子嗣经商或从政的选择，商业精英与士绅精英因此呈现出高度的交织、重合，鲜有独立商人阶级存在（Mann， 1987：12-28）。

  总之，以明清中国为例，精英从未与国家形成对立关系，而是相嵌、融合，可以说，财政国家构建与基于贤能政治的士绅阶级密不可分。如果参照西欧的路径，试图以代议制的萌发壮大及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作为中国明清财政变迁的研究起点，将很难得出有意义的创见。因此，对既有理论走出欧洲的一个重要修正方向是探讨不同历史情境下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精英参与运作国家财政体系的具体形式和途径，摆脱既定的思维惯性。

  （三）税基差异与经济生态

  既有理论走出欧洲的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与税基的差异。17世纪至19世纪西欧各国税收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是间接税，其前提是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的繁荣。此外，各国公债市场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邦尼，2018：527-561）。因此，在衡量欧洲各国财政表现时，间接税与公债规模便成了一条客观历史标准，常为实证研究采用。20世纪初，随着左翼政党兴起和福利国家观念萌发，欧洲各国的再分配理念与制度经历了很大变化，直接税尤其是所得税逐渐成为主流的财政收入形式，其规模成为评判国家财政能力的当代标准（Scheve & Stasavage， 2016）。从欧洲经验来看，税收支柱体现出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转变，即历史与当代标准间存在重大差别。但是，这一跨时规律在其他历史情境可能并不适用。

  在漫长的明清时期，以田赋为代表的直接税是中国国家财政的支柱，间接税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占据了更大比重（万志英，2018：267、271、327），这一转变与近代西欧的历程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直接把当代欧洲标准（直接税比例越高，则财政能力越强）接榫到中国明清时期，则可能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如认为18世纪中国的财政能力已经强于许多欧洲民族国家。

  殖民体系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以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为例，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各国税收均以间接税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税收为大宗，而公共开支皆有赖于此（Gardner， 2012：63-91）。英国殖民者在非洲的“治理”以成本与抗税纷争最小化为目标，因此，既无法面向大众收取所得税，亦需要拉拢联合当地精英，避免在不动产等领域征税（Gardner， 2012：92-125）。由于殖民者无力在非洲建设再分配与福利国家制度，在直接税征收方面自然相当落后，棚屋与人头税仅占政府收入的极小比例（Gardner， 2012：94-100）。如按欧洲的历史标准来判断，非洲殖民地的间接税占政府总收入比例很高，俨然是财政强国，这一论断显然有悖事实。

  因此，欧洲财政国家构建存在一条有共性的税基变化路径，因而也有一套财政国家强弱判断的历史与当代标准，但欧洲以外的地区面临着迥异的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其政体的合法性与问责制多有不同，税收体量与结构在不同时代表现出迥异的发展规律。单纯使用某类税收的体量和比重来判断一个近现代国家的财政强弱，具有极强的误导性。⑩

  （四）国家体量与集／分权问题

  财政国家理论走出欧洲的第四个问题是不同政体的规模差异与国家内部各层级政府的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如前所述，基于欧洲经验的研究通常认为集权程度是评价国家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其出发点是国家内部财政集权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而税制透明、官僚行事准则统一可以大大提高税收效率。11明治时期的日本走上了财政现代化的道路，集权改革为其财政扩张与令人瞩目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Johnson & Koyama， 2017：7）。

  集权作为强国家能力的象征，其分析对象大都是民族国家，同样地，这在其他一些历史情境并不适用。例如，清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迅猛增长，官僚制发展早熟且完备，国家权力体系始终维持了自上而下的集权，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权对官员的统辖管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孔飞力，1999：244-291），但这种集权并未带来财政管理水平提升与规模扩张，反倒使整个制度始终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巨大困扰，信息不对称，官员激励不得当，央地权责分配不清等问题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曾小萍，2005：247-282； Sng， 2014）。反而，在晚清督抚权力强化的分权时代，财政现代化（间接税增长、外债扩张、洋务兴办等）始有明显加速的迹象（哈尔西，2018：93-262； Deng， 2021：46-193）。

  类似地，近代非洲殖民体系同样需要考虑财政集权的必要性与实际效果。如果肯尼亚的日常财政运作需要由英国本土发出指令，一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极高的管理成本。因此，尽管西欧民族国家纷纷在本土建立了集权的财政体系，但出于成本与效用考量，其对海外殖民地的管理通常采取外包模式（Gardner， 2012：19-20）。

  总之，对于幅员辽阔的政体而言，处理央地关系始终是财政国家构建的重要挑战，尤其在18世纪至19世纪，现代通讯手段尚未普及，高昂的通讯成本使央地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过度强调集权或分权都有可能损害国家财政能力发展。在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财政分权作为地方社会善治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了充分考察，是改革开放“中国奇迹”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柱（贾俊雪，2015；吕冰洋、台航，2019；吕炜等，2019），但在历史视野下的财政国家比较研究中，集权和分权的张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许多研究仍以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为中心，一味强调集权的优势。在欧洲以外，单纯地将集权程度作为判断财政能力的标准，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考察和比较形形色色的国家和地区的财政能力强弱。集权与分权会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与抑制财政能力发展，会如何促进财政运作中的集分权平衡，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七、评论与展望   

  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研究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财政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回顾了相关研究的发展阶段，包括国家构建研究的经典理论传统与历史研究起源，围绕战争、官僚制、代议制等的比较研究与机制讨论，以及近三十年来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和多种方法对财政国家研究的推进。本文认为，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财政国家理论在欧洲内部的解释力仍有缺陷，更重要的是，为了构建财政国家发展的一般理论，走出欧洲，开展全球比较财政国家研究或可成为一个的新的方向。目前的理论在外推延展时仍有诸多困难，为此本文结合全球比较研究的实际，提出了多种理论更新路径。

  第一，既有理论以国际战争作为财政国家构建的核心变量，但对于形式多样的国内冲突的讨论比较缺乏，其对财政的作用机制存在许多混沌与矛盾的理解。第二，既有理论尤其强调代议制的作用，但忽视了西欧以外的国家-社会关系存在诸多不同形态，因而精英政治参与和推动财政变革的路径也有较大差异。第三，既有理论基于欧洲经验，对国家税收类型的跨时变化提出了线性解释，却忽略了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别，不同国家的税收类型在历史上存在着相异的发展规律，需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来具体讨论。最后，既有理论尤其强调西欧民族国家的财政集权，但未来的全球比较研究更需关注历史情境下央地财政之间的集／分权平衡问题。本文利用大量实证证据讨论了财政国家理论走出欧洲的可能路径，希望为未来的研究推进提供思路。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的央地关系与国家能力变迁：基于财政的视角”（项目编号：72403055）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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