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施公爱的大同社会：道德理想何以成为现实*

  “博施公爱”而达“社会大同”，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情怀和炽热理想。它不仅反映了近代以来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对于美好社会与生活的期盼，也是先生在致力于拯救民族和民众的革命过程中，用以凝聚民心，聚合民力，组织革命力量，团结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团结受压迫的“弱小民族”，推动国际社会走出“丛林规则”的一面鲜明旗帜。认真研究这份思想资源，对于反思中国过往之路，思考人类未来前景和时人应尽的使命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通过“博爱”而达成“大同社会”，是孙中山先生融汇中外思想文明而阐述的一种人类理想。虽然难以测量中西方思想的影响比重，但他思想的中西方来源是确凿无疑的。孙中山游历过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也曾经信仰过基督宗教，因此不论对于西方，尤其是欧美革命文化中的博爱思想，还是对于基督宗教的博爱思想，他都是了然于心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爱、大同等等思想，他也是熟知的。根据刘望龄辑注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①统计，在其收集的299件孙中山题词墨宝中，“博爱”相关的就有64件，“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和“大同”等等相关的有40件。还有两件是孙中山手书《礼记》《礼运篇》，即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开始，以“是为大同”结束。

  然而，传统资源不论如何耀眼，都只是一种被化用的思想资源。要理解和把握孙中山的思想，需要将其与传统的、历史的资源联系起来，更需要从他所面临的处境、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实际效应等方面入手。

  首先，孙中山继承了博爱思想，但特别强调的是“博施公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者；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仁之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②在这里，“爱”被明确地表达为“公爱”“大爱”，即“其所爱在大”，与所谓“妇人之仁”相区别。当然这里“妇人之仁”的说法，也许听起来有些许性别上不太友好的气息，但其内涵还是十分清晰的。此语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仁”，指的是那种缺乏鸿鹄大志，仅怀悲悲切切，小恩小惠之仁。这对于“救世”“救人”“救国”的“大爱”“大仁”来说，不仅无济于事，还会误事、毁业。所以，“博爱”在他那里，是“大仁大爱”，是“公爱”，甚至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③，唯有这种“大仁大爱”的“公爱”，才能开启“天下为公”的崭新风貌，并达成“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换言之，孙中山通过化用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强调“博爱”即“公爱”，进而把它作为救世、救人、救国的旗帜。显然，这里的“博爱”超越了道德的范畴，更不是教化的空谈，而成为一个革命领袖用以凝聚同志、动员民众投身国民革命的旗帜。

  其次，“公爱”不是也不同于众爱。其逻辑与“公意”不同于“众意”是一致的。“众”是量词，可以“多”与“少”去测量。在这一意义上，“众爱”本质上依然是侧重个体主义的概念，“众”只不过是集更多的“个体”而已，本质上几乎没有改变其“个体”的性质。“公”所相对的是“私”，它们大致上都属于性质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范畴。既然“公爱”非“私爱”，更非“妇人之仁”的那种小恩小惠之爱，而是救世、救人、救国的“大爱”，那么在国家、民族和人民陷入深重危机的时候，在“国权”被奴役而需要实现独立的时候，“博施公爱”时常会表现为宋庆龄先生所言的“国民公意”。在这种情况下，“公爱”也会表现为一部分人的奉献、牺牲，表现为对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舍弃，甚至表现为抑制一部分人的个体利益的膨胀，以确保共同体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普遍利益，需要惩罚危害共同利益的自私自利的行为等等。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呈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情形。因此，“公爱”的应有之义是它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体现为对于普遍利益、公共利益，甚至国家与民众长远利益的呵护。要真正实现道德理想，必须超越道德的范畴，诉诸一系列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方式，去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环境，创造丰裕的资源财富，优化和培育与“博施公爱”相适宜的社会氛围，否则“博施公爱”至多是空泛而苍白的道德呼唤。

  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擎“博施公爱”的旗帜，使孙中山矗立于救世、救人、救国的伟大价值高峰，这也是他作为永不止步的革命家的巨大精神力量支撑。然而，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摧毁。道德理想必须融入并通过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发挥其滋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开展这一系列建设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切实摆脱列强奴役，并有效遏制阻碍社会改造和建设的旧势力。可以说，这是从“博施公爱”到实现“天下大同”，在旧中国的背景下何以可能的重要前提。

二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只能挨打。在列强横行的世界里，落后也毫无资格谈论伟大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唯有与变革历史的行动高度统一起来，并使实践得到强有力的道德滋养，才能成为社会走向光明的根本推动力量。孙中山先生为在中国大地上“博施公爱”的道德理想何以可能，做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外争国权。孙中山对于中国当时受到外国列强控制问题，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从他所使用的“次殖民地”这一概念反映出来。

  他认为，国人庆幸自己没有沦为像高丽（今朝鲜半岛）人、安南（今越南）人那样的“亡国奴”，并使用“半殖民地”一词来“自己安慰自己”，但实际上，“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④。这种经济上的压迫，直接根源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⑤由此可见，中国的实际经济境况，比受单一国家奴役的殖民地还要悲惨，“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⑥。“次殖民地”不同于“半殖民地”，其表征的内涵在于实际地位次于“殖民地”，人民所受的苦难更甚于“殖民地”。“外国人那一个不轻视我们呢？那一个不骂我们为亡国奴呢？现在列强都想拿中国来共管，把中国的领土做他们的属地，把中国的人民做他们的奴隶。”⑦

  也正是由于中国处于多国共管之下，列强国家都在中国境内网罗买办，收买和扶植代理人，以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四分五裂。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生政治变故，包括革命与复辟反复出现，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等内乱的重要原因。

  “次殖民地”概念的使用是否准确，人们是可以讨论的，但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实现中国国权独立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知。国权独立无疑对实现国家发展、解决民生问题有着根本性意义。他说：“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⑧虽然他生前并没有实现这一宏愿，却为后续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沿着国家独立，包括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的路子走出来的。

  例如，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炮击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海内河的“炮舰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斩断了与世界列强国家的一切不平等关系；在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新中国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⑨，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海关总署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一个部门⑩，实现了孙中山收回海关主权的理想；更具战略性影响的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新中国的缔造者就明确宣布：必须致力于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11，这意味着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将走上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不二法门。究其实，就是对孙中山争取国权独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内育民权。孙中山认为，实现外争国权的重要前提是民权的发展。何谓民权？“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12。“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13因此，发育民权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民权发育不足，全国一盘散沙，人民无法组织起来，根本无力反抗世界列强的压迫，也无力摆脱国内反人民的恶劣势力的羁绊。

  着眼于历史，孙中山认为，“民权政治”是继“神权政治”“君权政治”之后一种更为进步的“世界潮流”，而且这种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早已有之的。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14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他坚持认为：“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15

  孙中山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有效地发展“民权”，实现“人民的政治力量”，“人民管理政事”，必须避免西方由“争自由”“争平等”而导致的“民主政治”乱象。

  首先，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有着不同的特点。孙中山认为，由于西方人在历史上所受到的专制压迫过于深重，所以把个人自由作为革命的旗帜，长期以来为争自由而血流成河，并留下不断争斗的习性。中国社会则不同，由于人民只管纳税而国家基本不管民众事，中国民众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少拘束而散漫。这种状况使国人普遍“没有团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人民的政治力量”，因而“民权”不振。“民权”不振则“没有抵抗力”：既无力抵御外国侵略，也无力抵御各式各样的大小“皇帝”的专制统治。因此，中国革命不能照搬欧美革命的逻辑。

  其次，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有不同的目标。西方革命以自由为目标，由此导致内争不断。同时，西方采用的是“政党治国”的制度，既有的内争因素加上党争因素，使内争更加复杂。“党争政治”还导致“无能政府”的出现。因此，中国如果盲目采信西方的这套政治理论与制度，也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

  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不同特质的判断，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16

  中国革命首先必须克服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17因此，外争国权需要使人民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8。“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中国现在是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大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19显然，这个逻辑并非个人自由的逻辑，而是“民众大联合”以及“组织起来”的逻辑。

  让组织起来的人民管理政事，又必须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呢？孙中山诉诸历史的考察。他认为，“民权政治”是世界政治新潮流，但它也遇到过一系列的“民权障碍”。民权的第一次障碍是美国革命，主张政府集权派战胜了主张极端民权派，人民得到的政治权力几近于无。第二次障碍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20。第三次障碍是丕士麦（即俾斯麦）的“的独裁政治”，它“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民权政治”再次遭受了极大挫折。历史表明，民权政治虽然是世界上无可阻挡的新潮流，“不过在发达的时候，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21。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22。因此，中国要推进“民权政治”，我们不仅不能把欧美国家的那套理论和办法“硬搬进来”，更要努力结合国情，做出新的探索。历史告诉我们：“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23今天看来，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依然英明、有效！

  针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病，孙中山特别谈及代议制的流弊。他说：“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像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托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24其实，在政治走出城邦政治之后，人口规模巨大、疆域辽阔的国家推行直接民主政治几乎不可能，代议制的出现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代议制不被污染，避免其带来的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流弊，尤其如何实现“人民管理政事”这样的目标，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告诫在今天同样令人深思。

  孙中山的另一个重要思考是提出了关于“万能政府”的“两问”。他借题发挥，指出：“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他还提及一位瑞士学者的观点：“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25问题的焦点就在这个“两问”上：“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

  从欧美的政治逻辑看，这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恶”似乎就是政府性质的基本标定。孙中山却大不以为然：革命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要革除“恶”的政府。这就决定了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恶”政府，否则革命就是一种争权夺利、毫无进步意义可言的恶劣游戏。当然，他提出的“权能分开”的具体方案，也不一定就是多么有创建的好方案。这一方案基本建立在“精英史观”基础上，由此把治国理政当做少数“先知先觉”的政治精英的事情，而把群众当做“有权无能”的“阿斗”。这也就限制或降低了接纳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愿。然而，孙中山所提出的关于“万能政府”的“两问”，确实直指西方民主政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在逻辑冲突。中国如何既能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防止能力退化，又能确保“民权政治”即“民主政治”不变味变质？尤其随之提出的“人民要怎样管理政府”的问题，可谓是走出西方民主政治致命泥淖的重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就是在这一逻辑上不断探索、前行的过程，而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枫桥经验”等等，可以看作这一逻辑的探索性新经验。

三  

  外争国权，内育民权，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这些重大问题的根本解决，“博施公爱”则根本不可能，“大同社会”更是遥不可及。然而，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治建设的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促进民生事业，尤其是国家实业的发展。唯有发展国家实业，进而巩固国家的政治独立，实现经济独立，推助文化独立，民生事业才不会陷于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道德理想才能高扬。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实业，是实施“博施公爱”、促进“天下大同”的又一个根本性建设。

  基于对资本主义尤其帝国主义的基本认知，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多有亲近之感。他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26，“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27解除社会问题的纷乱，就“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28甚至说：“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9

  解决民生问题，消极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通过这种办法，使全国人民都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

  “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30“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31“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32

  在上述节制私人资本、大力发展国家实业的思路下，孙中山提出了宏大的实业计划，涉及交通，如铁路、运河、大港，还有矿业、工业（包括造船业）和农业、水利等等，当然也包括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内容。时至今日，看到如此宏大的实业计划，我们都无不为他的实业中国的伟大构想感动不已。

  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现代教育基础极其薄弱，如何才能实现实业计划？孙中山的答案是明确的：“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33他甚至还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所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34

  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孙中山过于乐观。他说：“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门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赞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也。果尔，则此后只须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亦。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35又说：“余以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36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外开放之策。

  以这种方式真能实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吗？列强国家会真心实意支持中国吗？孙中山说：“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37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38当然，他在世时，实业计划仅仅是一个计划，而实践问题还是属于未来的。实业计划的价值就在于提出发展经济对于国家独立、民生改进的重大意义。或者说，他提出了实现“博施公爱”“天下大同”的物质基础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这里仅仅呈现几组数据，以告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殚精竭虑的孙中山先生。2023年，我国钢铁产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18.92亿吨的53.9%39；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50.2%、66.6%和55.0%40；铁路营业里程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4.5万多公里，公路总里程543.6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8.36万公里41；互联网接入端口11.36亿个，5G移动电话用户8.05亿42；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其中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43；人均粮食占有量约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44；居民人均预期寿命78.6岁45。这些数据非常实在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实业发展今非昔比，中国的大国地位真正奠定了。

  孙中山也说过：“所谓世界大国其福民往往多于富民。”46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的成功范例。可以说，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实业发展，才使中国百姓成为“福民”，“博施公爱”才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呼唤。

四

  孙中山“博施公爱”“天下大同”的理想，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我们不仅没有重蹈他所提防的西方政治的覆辙，而且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让中华大地快速地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国家走上复兴的快车道，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全面实现这一理想依然任重道远。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虽然整体上实现了“脱贫”的目标，但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有些地区脱贫、增福、致富的基础需要进一步筑牢，事关国家发展的某些关键性环节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一些地方面源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社会政治生态尚待进一步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必定包含孙中山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目标。中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不断拓展人民共同的利益基础，这也是“博施公爱”最深厚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快速崛起、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等重大战略性部署的有效推进，中国一定会更加欣欣向荣。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孙中山一直追求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促进“天下大同”。他告诫后人：帝国主义专讲强权，不讲公理。他“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47。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力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积极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些举措，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对孙中山伟大道德理想的继承，更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当今世界面临大变局。就世界整体而言，“西强东弱”“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强权乃至霸权所主导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然羁绊着“全球南方”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受到某些国家和集团的“小院高墙”的逆流干扰。在改变世界既有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前提下，“天下大同”还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历史长河中出现某些逆流倒转是难免的，但终将无法阻挠奔腾向前的大势，人类终究会在“博施公爱”“天下大同”的道德理想的鼓舞下，通过不断变革而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们一定要谨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努力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谨记孙中山先生所钟爱的古训——“兼相爱，交相利”，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纪念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最好的方式就在于两岸人民携手前行，相匡相扶，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博施公爱”而达“天下大同”，永远是我们珍视的美好理想和前行的精神动力。因应国情与世情的变化，始终不渝地推进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则是让道德理想变为现实的根本动力！

  *本文初稿系2024年11月14日在台北举办的第九届孙中山与宋庆龄研讨会（主题为“孙中山与宋庆龄：博施公爱的大同社会”）的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