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为“一个主要内容”和“七个坚持”，2022年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进而将其概括为“十三个方面”。2023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①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②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必须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落地生根，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本文尝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深入讨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如何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不仅仅是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不能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同层次的重要论述混为一谈。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表明对历史的认识是从事后开始的，只有在更发达的历史阶段才能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更充分的阐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③对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经济规律的认识也总是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充分发展之后才开始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④正如马克思所说，“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⑤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形态，才能立足当下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充分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科学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形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构成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⑦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⑨的近百年时间。但“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仍然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⑩习近平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1意味着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进入更高阶段。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不仅仅是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

  抽象理论体系包含了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嵌入总体并表达了作为总体要素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关系，范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形成前后连贯的整体。12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完成了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的构建。以《资本论》为代表，一系列范畴在确定的序列中组织起来，以商品范畴为开端推演到作为最具体、最复杂的各个经济范畴，形成一套理解“物的依赖性”阶段下既定社会经济体系运动规律的抽象理论体系。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时代仍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市场体系普遍存在，马克思这一套抽象理论体系仍然适用。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真空中的一般性哲学理论，而是扎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现实的经济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而应当是抽象理论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的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大历史时代，需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突破“人的依赖关系”下的根本限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并不在于打破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逻辑，将经济范畴重新排列组合，而在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与抽象理论之间的过渡，并通过不断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抽象出新的理论范畴，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抽象理论层次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三）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层次

  正如《资本论》“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13，学理化体系也应当由几条概括性的思想依逻辑串联起来，“把握事物之间内在联系、揭示客观规律、预见事物发展必然趋势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自然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14

  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习近平既是当下中国治国理政的领袖，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身份对应的论述分别涉及具体历史实际层次和抽象理论层次，必须区别对待。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战略、政策和措施，例如精准扶贫、蓝天保卫战、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包括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涉及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具体的战略政策层次，而有的是抽象的理论分析层次，不能混为一谈、简单并列。同时，这些重要论述之间也具有内在联系，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然而然地阐发出新发展理念；再如，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都是在应对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平衡内容要素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与理论体系的结构性和逻辑性之间的张力，就必须区分不同的研究层次，正确认识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层次内部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二、从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15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的基本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枢纽范畴。

  （一）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曾说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16《共产党宣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的重要材料。《共产党宣言》和《新民主主义论》两大经典文本的共同特点在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明确了社会发展阶段，并进一步分析了现实问题，提出未来革命战略。据此，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能够区分为“一般、特殊、具体”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一般规律和具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

  首先，从“人类社会一般”来看，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探索了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作为“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17，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

  其次，从“资本一般”来看，马克思阐明了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及内在矛盾性，阐释了“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19以及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纯粹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20

  最后，从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其经济运动规律又表现出特殊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不同阶段，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运作，以及内在矛盾。马克思以当时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实践中呈现的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展开了进一步研究，例如列宁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层次学理化体系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划分了一般、特殊、具体三个不同层次，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首先，“一般”即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和共同性，是研究对象深层结构纯粹规律的理论研究，反映着研究对象总体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性，体现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层次立足具体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次，“特殊”即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区别性，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将表现为不同的典型形态，体现着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层次以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为核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运作及其矛盾。

  最后，“具体”即研究对象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现实的、经验的表现，体现着研究对象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层次聚焦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是具体的经验分析，体现着现实逻辑。例如，马克思围绕着工作日的变化这一具体现象全面批判了19世纪英国的工厂法。“一般原理”决定了问题研究的性质和方向，在“特殊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现实问题”，“一般原理”在“特殊阶段”和“现实问题”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与三个研究层次

  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先于其相关概念和经济理论形成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22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23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需要参照马克思对研究对象不同层次的划分，但在此之前还要确定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只有找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枢纽范畴，才能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述区分为三个层次，按照一定的逻辑连接并构成完整的学理化体系。新的社会形态在实践上对应着新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呼唤着新的枢纽范畴，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必然是全新的原创性理论范畴。

  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枢纽范畴，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性质的问题，这是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只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范畴，才有可能内在地蕴含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全部内容，并将该体系的各个方面逻辑一致地串联起来。党的二十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24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建构完成。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构成一个社会形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把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建新社会形态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范畴，能够作为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并推论出理解新社会形态特点的诸范畴和命题。

  结合枢纽范畴和三个研究层次，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枢纽，围绕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能够形成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机统一的三层次结构体系，分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采取的具体战略。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三个层次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不同层次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重新将这些重要论述排列组合，就形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层次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一）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考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适用，具有一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全球扩张带来生产方式的趋同，马克思用生产方式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考虑到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领导主体、发展逻辑、基本经济制度、方法论和世界历史等多个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最本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党在对内的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方法论，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表1）。

  在领导主体方面，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政治和经济的辩证法深刻阐释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对立、互相制约”25的客观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通过国家或政党治理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背景下，“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26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应对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7。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中长期规划和部署实施重大国家战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公有制经济和举国体制分别在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两个方面为党的领导能力的发挥提供现实保障。在此过程中，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8，才能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

  在发展逻辑方面，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资本主义以攫取剩余价值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必然会造成贫富分化、生态破坏、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使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抽象的价值的无限增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29其中，为了维持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但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才会强调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劳动分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然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的是，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国有经济在重要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形成协同竞争格局，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充分结合起来。

  在方法论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从客观世界的实践出发，指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了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论，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才能真正掌握规律、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不能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工作中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31。坚持系统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前提，从毛泽东的“弹钢琴”，到邓小平的“两手抓”，再到习近平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32，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项事业。

  在世界历史方面，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是一种崭新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在当代的现实形态。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扩散到整个世界，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核心-外围”的等级制体系。列宁和斯大林提出以无产阶级共同体消灭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人类共同体，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交往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实践中，认识到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发展了马克思的利益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帝国主义论。习近平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阶级利益共同体，强调利益共同性，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朝着人类共同体迈进。33

  （二）历史逻辑：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逻辑考察的是新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定。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出发，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同一社会形态也是由不同发展阶段构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形态概念刻画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借以研究那些缓慢变化的、历时百年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形态。而任何社会形态内部都能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较短时段的研究则有利于探索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经济社会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即“发展阶段”。毛泽东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由于基本矛盾的长期稳定性，同一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定具有不变的连续性，但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并根据这种变化性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35“新发展阶段”表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新发展阶段下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6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37在经济新常态下，从需求侧来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相应的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38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上限，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高杠杆、泡沫化等问题和风险，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同时“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9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40

  第二，为了适应新发展阶段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41只有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生产力体系实现整体的质的跃升，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破解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根本问题。

  第三，新发展阶段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制定了新的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整体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部署上，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者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新的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整体部署既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贯性、整体性，又符合实践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时代性。

  第四，为顺利地向更高级的阶段迈进，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发展和运用。“稳中求进”中的“稳”指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进”指的是社会主要矛盾有着向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43在新发展阶段下，党在经济工作中要稳住大局，不改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推动主要矛盾的转化，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

  第五，从国内、国际历史方位来看，新发展阶段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国际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44两个大局蕴含重大机遇和挑战，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必然需要进行伟大斗争，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不改变的底线，并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三）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

  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带来的新问题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解决。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现实逻辑就是要回答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的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问题为导向，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的高度推进解决主要矛盾，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基础。此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的实质也都旨在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使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依赖持续稳定的国外需求和技术资源供给。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外需疲软直接冲击了我国企业出口，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加剧了全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同时，中美贸易争端等事件频发，我国企业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大量的资源、能源需求使我国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45

  大国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但当前我国企业在生产阶段采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国内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不适应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定资本投资规模庞大，一旦改变将使企业付出重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怎样组织，如何向新生产方式转型都是需要企业不断探索并回答的重要问题。供给不适应需求导致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抑制了实体投资，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加剧了金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各个环节相互联系，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的高度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统筹兼顾、协调各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要形成“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46的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不同战略措施之间互相配合，系统推进。在此过程中，必须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

  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品、技术和组织创新并建立新产业体系，从根本上提高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的能力。在产品创新上，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丰富和发展人民的需要，提高有效需求。在技术创新上，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关键核心部件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制定自主开发战略，融通资金获取财务支持，组织协调人力资源，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掌握关键核心部件的设计规则，促进技术突破性变革。在组织创新上，推动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围绕产品开发和生产，突出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其他协作企业共同生产，借助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按需匹配和调用各种生产资源，推进社会化协同生产，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国内生产网络，提高制造业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和服务质量能够满足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在产业体系上，打破企业间旧有的稳定分工和技术经济联系，建立新的更高水平的动态联系和平衡，使企业之间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方面相互协同，又围绕中间品价格、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进行有效竞争，形成高效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47

  第二，以乡村振兴破局，形成“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48，恢复经济循环的动能。“千万工程”建设农村新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突破点在于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现代化。以县域为切入点，协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和以县域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利用城市发展的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通过重塑乡村人居环境，吸引劳动力和现代生产要素流入，重新整合资源，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出有利于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形成初具规模的具有现代分工的县域经济，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49

  第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缩短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以乡村人居环境工程建设吸引劳动力回流，形成县域相对于城市的成本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县域转移，为核心城市重点打造创新型领头核心企业，从而为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创造条件。

  第四，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一带一路”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连接点，“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50把握关键核心技术迭代期间的标准制定窗口期，制定高水平的国际标准体系，满足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要求，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的同时，以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

  第五，在工作方法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针对当前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对重要关系，51这既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表现，也是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律。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性质，发现了世界体系不平衡发展规律，创立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一国内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并付诸实践，开创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正确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两重任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52习近平集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智慧，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正确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突破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论断，厘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阐明了其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回答了新发展阶段下具体问题如何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解决，这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容。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典作家没有回答、前人没能解决，但现实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符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新阐释和新说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述构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层次有机统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把共产党人探索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开创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了适应新情况的新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不断结合、发展和创新的经济学，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从理论推向实践的经济学，是阐释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学，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思想体系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表明它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新飞跃，为构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体系提供重要范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1&ZD07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