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后西方的政治学与世界秩序：朱云汉与中华学术血脉

  2023年2月5日，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朱云汉教授突然离世。朱云汉是资深的政治学者，是在两岸和全球华人世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深刻思想者。①他的职业生涯中，在实证政治学、问卷调查、民主与民主化、国家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他对海峡两岸的经济政治议题、美国和欧洲政治、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诸多问题留下了很多洞见。

　　本文以“学术”和“思想”为两条脉络或两个场域来梳理与总结朱云汉生前的工作和活动。在学术的线索上，本文展示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所做的主要工作，并试图辨析学术与政治的现实张力，以及他在职业生涯后期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在思想的线索上，本文关注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期对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分析、思考与主张。可以说，在这两条线索上，他都将我们引向了“后西方”的前景，即后西方的政治学和后西方的世界秩序。在结尾部分，本文简单讨论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职业与道德理想，提出“中华学术血脉”的概念，用于代表自先秦以来中华知识界与学术界长期形成的一组价值观与信念。

一、从政治经济到政治转型

　　在台湾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学业后，朱云汉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②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承受压力的威权政权：东亚新兴工业体调整的政治经济学》。③所谓东亚新兴工业体或东亚新兴经济体，即通常所说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四个所谓的“东亚四小龙”（英文称为“Asian tigers”，即亚洲虎）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此前的日本一起，这四个东亚经济体创造了全球经济成长的“东亚奇迹”。④应该说，“东亚四小龙”以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由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导，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出口拉动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非常成功的。这四个经济体因此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的佼佼者。这几个经济体的石破天惊的表现，也带来了学术界“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兴起与繁荣，至今仍然占据着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地位。⑤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经过二十来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这几个东亚经济体都出现了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短缺、收入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环境恶化、财政赤字增加等方面。

　　朱云汉博士学习期间的研究即关注东亚这些新兴经济体在面对有关困境与挑战时，试图做出的经济与政策调整及其政治影响。这些调整包括实施市场导向的政策、适当的经济自由化，等等。这些调整对继续保持经济活力是很有必要的，但可能动摇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性，触发社会动荡。事实上，就在朱云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1987年前后，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发生了剧烈的学生运动，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其中，韩国出现了彻底的政治转型，台湾地区也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化。于是，他的研究一方面关注了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如何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而主动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指向了经济发展与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预示了学界随后兴起的“民主化”研究的一条主要研究路径，即经济社会发展对原有政治格局、权力结构的冲击。⑥

　　因此，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朱云汉专攻的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型国家和地区、东亚比较政治这几个领域。⑦与此同时，他也着手关于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东亚国际关系的题目，显示了他多元的学术能力和勤勉的工作状态。事实上，在那些年份里，他基本上每年都发表三至四篇书章和两篇左右的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产量令人钦佩。那个时候，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问卷调查研究的文章，也开始关注台湾的政治转型。⑧总体而言，他在成为学术界成员后不久，即成为英文发表界里讨论台湾政治、美台和两岸关系以及东亚政治的一个重要声音，而他作为东亚政治和大中华地区政治研究者的角色也一直持续于其整个职业生涯中。⑨

　　此后，他主要将学术注意力和能量放在了依托“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项目展开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领域和“民主化”的领域。但是他在博士学习期间和职业生涯早期所专注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为他全面观察真实的世界准备了扎实的学术能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开始全面关注和分析全球的经济政治、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变迁等问题。这个时候，他在博士学习期间和早期学术工作中对于产业经济、财政与金融、国际投资与国际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实证政治学研究与“民主化”：从繁盛到失望

　　朱云汉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界定为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还是“民主化”研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主要阶段，他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在他的工作中，这两者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他关注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其初衷乃是试图发现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这些研究关注的多是何种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于民主有利，民主如何影响大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等议题。后来，当他发现西方政治学的自由主义理念、自由民主范式的巨大局限性后，他所做的就是通过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的实证数据对其进行挑战。

　　总结他这段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几条线索。其一，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为两岸及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两岸的问卷调查、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受此推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二，在这十余年的学术与思想路程上，他本人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转型。他对以“自由民主”为基石的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框架以及所谓“民主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其三，结果则是，他的工作为学术社群留下了有益的资产，而他本人则从思想上告别了“民主化”的研究范式，同时也对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范式形成了批判的态度。此后，他一方面继续推动以“亚洲晴雨表”为基础的政治文化、政治观念研究，并试图以实证的资料改变西方政治学中有关“民主”概念的理论与叙述；另一方面，他也对政治学的方法论、认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努力推动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寻找新的突破方向。当然，在这以后，他将主要的精力转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与分析上。

　　本节回顾他的实证政治学研究和在“民主化”范式下的研究与反思。随后，下一节将展开讨论他在思想上从西方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范式脱离后的重大变化，包括他对西方实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议题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民主”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多数时候都会带上双引号，这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民主”与“民主化”是具有非常具体涵义的两个词汇。民主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指的是政治权力属于人民、为民所用的理想及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出现、形成的各种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化可以用来代表任何一个政治社群、政治共同体发生的或尝试的使政治与治理过程更具备民主特征的行动或现象。但是，在西方的政治学里，民主已经被等同于一种以多党选举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而民主化则被等同于从原有的某种制度类型转变成多党选举的政治制度的过程。这事实上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概念进行了非常具体的限定。⑩因此，本文用“民主”指代西方，特别是北美政治学里将民主限定为多党竞选的代议体制含义的民主，而用“民主化”指代以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戴蒙德（Larry Diamond）为主要代表的北美政治学家所描述的一国政治体制向多党竞选代议体制过渡的政治转型。亨廷顿将全球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持续至90年代中期的一波这类转型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11“第三波”或“第三波民主化”这个提法因此在政治学里形成了一种统治性的叙事。12

　　朱云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正逢以西方学术界为主导的全球学术界为所谓的“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而激动的时候。他的工作因此也成了以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全球学术界出现的一波“民主化”研究浪潮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乘上这一波浪潮之后，也就被浪潮所携带，站立潮头而不能上岸，顺势地生产了大量的作品。因此可以说，朱云汉也成为这一波浪潮的助推者。随着台湾地区的政治现实与理想的民主政治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而全球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后新出现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出现诸多治理失效、社会崩坏的局面，他对西方的“民主”与“民主化”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失望。此后，他迅速成为西方政治学范式的重要批评者，同时也成为两岸和全球现实政治的观察者、思考者及意见领袖。

三、亚洲晴雨表与实证研究

　　1991年，亨廷顿的《第三波》出版，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三个南欧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开端，全球进入了新一波“民主化”的浪潮。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台湾地区也经历了解除戒严（1987年）、反对党成立（1988年）、选举新的“立法委员”（1992年）的过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云汉开始发表一些关于选举、政党政治、“民主化”的研究。13到1994年—1996年期间，也就是他博士毕业后十年左右，亦是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直选的前后，他的主要工作均集中在这些议题上。在西方“民主化”研究社群和推动“民主化”的政治力量眼中，台湾地区及韩国是这一波“民主化”转型中的“优等生”，朱云汉也在包括《世界政治》《中国季刊》在内的一些国际重要刊物发表了关于台湾“民主化”的论文。14

　　更重要的是，对台湾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转型的关注，推动了现在一般被称为“亚洲晴雨表”的跨国问卷调查项目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一个以东亚地区民众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为主要测量对象的调查项目。这一项目的诞生，应该放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界20世纪下半叶在实证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方向上向西方学术界学习、追赶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就两岸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由于台湾的学术界更早与以北美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发生接触，因此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台湾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开始了在理论、技术和方法上的学习。以社会心理学领域为例，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等人较早地开启了台湾的实证心理学研究能力的建设，以及实证地对西方的“个人现代性”之类带有宏大叙事特征的理论加以解析、批评，并试图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个人现代性理论的工作。15台湾的“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自1983年起开始进行连续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至1994年已经完成了24次覆盖全岛的调查。在政治学界，胡佛在70年代初从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回台后，也开始推动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方面的实证研究，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16

　　在胡佛的推动下，以朱云汉为主要负责人的跨国、跨地区的学术合作团队，包括著名的旅居美国的大陆政治学者史天健等人，在2000年前后启动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17第一波次调查于2001年—2003年间完成，涵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泰国等共8个国家和地区。至2021年，该项目一共完成了五波次的调查，涵盖了东亚和东南亚共14个国家和地区。东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除了澳门、文莱和老挝以外，都包括在这个调查项目中。全世界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特别是进行比较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研究的学者，都可以免费获得该项目的数据供研究使用。单就这一点而言，该项目无疑是对全球学术界的巨大贡献。

　　无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研究，还是“中研院”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在理论关怀上均来自西方当代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前者的“个人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后者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理论。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学领域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也是在美国政治学的“公民文化”和“现代化”“民主化”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如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维巴（Sidney Verba）、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的工作，注重探索什么样的大众观念与政治文化对“民主”或“民主化”有利，而一些相反的视角则强调——如亨廷顿等人合编的一本书《文化问题》（Culture Matters）——在世界各国中，一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不利于“民主”的。还有一个源流，如诺里斯（Pippa Norris）和道尔顿（Russell Dalton），则是探讨在“民主”的政治环境里公民的观念与行为，包括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投票行为等。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北美政治学中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理论线索。18

　　“亚洲晴雨表”的问题构成也反映了这些理论直接和全面的影响。各组问题意图测量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居民的政治信任、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治理绩效的满意度、“民主”支持等变量。同时，问卷也受到“个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影响，包含了一些试图测量“传统”与“现代”观念的问题。问卷的构成与各个板块具体内容的设计、取舍，也在历次调查前后得到仔细的讨论，并加以适当优化和调整。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该项目获得了连续性的，几乎覆盖全东亚地区的无比丰富的数据资料。

　　毫无疑问，“亚洲晴雨表”项目对东亚的政治研究，特别是对东亚民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及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与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所产生的推动力是无比巨大的。可以说，过去二十年来，许多关于东亚政治的论文、专著、会议等等，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亚洲晴雨表”，是不会出现的。与此同时，以“亚洲晴雨表”为基础的许多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政治研究在当代全球政治学中的主流化。朱云汉的主要合作者就有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包括长期主推“民主化”的戴蒙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这极大地拓展了台湾乃至东亚学者在北美学术界、政策界的网络，扩大了东亚议题在北美学术界、政策界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亚洲晴雨表”与“拉丁晴雨表”等其他几个大洲的类似的跨国问卷调查项目还组成了“全球晴雨表”网络，在共享数据、学术交流以及共同推荐全球政治文化、政治态度的研究上相互助力。19

　　这一过程中，大量以“亚洲晴雨表”数据为基础的论文、专书在主要的国际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围绕着“亚洲晴雨表”，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社群。这个社群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联合创立了该调查项目的朱云汉、史天健、申道哲（Doh C. Shin）、朴忠明（Chong-Min Park）、黎安友等当时已是资深教授的学者；二是张佑宗、黄旻华、吴亲恩、吕杰以及笔者等当时刚刚开启学术职业生涯的学者；三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即在朱云汉的带领下，张佑宗、黄旻华、张传贤（Alex Chang）以及后来的黄凯萍、张振嘉、潘欣欣等一众年轻学者，构成了“亚洲晴雨表”的“总部”研究队伍。这个团队是“亚洲晴雨表”科研以及事务性工作的主力军。就内地而言，在“亚洲晴雨表”实施过程中，也催生或推动了南京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政治学与问卷调查研究的发展。20“亚洲晴雨表”的网站记录显示，以这些学者的工作为主，至2022年年末，“亚洲晴雨表”项目的成员一共发表了147篇工作论文、24本专著、57个书章，外加自2001年起每年若干篇期刊论文。而这些应该还是不完全的统计数据。21

　　同样重要的是，在两岸、北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还有许多不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工作，但是使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的学者，历年来也发表了大量的作品。22事实上，该数据库为从事政治信任、民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不仅许多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是使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写成的，还有许许多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是使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来写的。最新的谷歌学术数据库显示，用“Asian Barometer Survey”（亚洲晴雨表）进行搜索，列出的学术成果达到五万多条。单是以“political trust， China”（中国的政治信任）与“亚洲晴雨表”联合搜索，就呈现了两万三千多条记录。以“中国民主价值观”或“中国的政治参与”等关键字结合“亚洲晴雨表”进行搜索，也都会呈现两万余条的记录。23同样，从事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国家政治态度、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也同样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发表了许多成果。24

四、“民主转型”范式的失落

　　朱云汉依托“亚洲晴雨表”，与戴蒙德等人紧密合作，成为东亚“民主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25但是，随着2000年以后台湾地区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出现严重的社会撕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经济治理水平下降等局面，以及“第三波”之后全球诸多国家均出现类似的治理失效、社会动荡的局面，26朱云汉对“民主转型”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在这期间，他围绕“亚洲晴雨表”项目进行的研究和会议、发布会等学术活动依然以“民主”作为核心关注对象，继续发表了许多以“民主支持”“民主价值观”“民主政治参与”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27与北美的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开始强调“民主”或治理的质量（quality）相类似，“亚洲晴雨表”在第二波（2005年—2007年间完成）的问卷里增加了对各国各地区治理质量的测量，并引导了这方面的分析。28与此同时，在实证研究上，他也开始着墨于“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议题。29在这个阶段，朱云汉已经意识到，一方面，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明显无法在台湾等亚洲社会形成良好有效的治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得的发达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状况，并非其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观点，朱云汉无法用英文写成论文发表，因为这样写出来的论文是无法在西方的刊物中发表的。30他能做的，只是在以自由民主为一种理想政体的框架下，对现有的主流民主理论加以修正。一方面，他强调多党制选举的“民主体制”并不能自动获得有效的治理。通过对台湾地区以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三波”过程中的政治发展的讨论，他强调在实行选举以保证公民参政权利的基础上，还需要从责任政府、社会公平与公正、包容性、透明性等方向上加强政府能力和程序的建设。根据世纪之交全球各国各地区政治发展的表现，他不禁担心，对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而言，所谓的“第三波”转型所带来的是治理失效、社会崩坏、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十年”。31而将海峡两岸在世纪之交的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绩效加以比较后，他也认为“民主”并不能解决治理的问题，而在大陆的体制下则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长足的发展。32另一方面，他着重强调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指出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对个人利益的神圣化，实际上损害了群体共同发展和社会整体获得进步的条件。33在他的支持下，专门研究东亚政治文化的学者已经就东亚民众对民主、理想政府的理解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强调东亚民众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民主观。34朱云汉与他的合作者张佑宗、黄旻华也直接使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呈现了东亚民众关于民主与政府正当性的观念特征，强调当代治理应当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社会福利，以及公众参与、协商与审议等领域共同发展。35而在另外一篇论文里，以及若干次公开讲座中，他更是强调中国社会的“民本”文化与中国政府的“民享”（“for the people”，亦可以理解为“为人民服务”或“为民政府”）实践带来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36这事实上已经标志着他彻底地否定了西方将以多党竞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体制传播或嫁接到东亚或世界其他地区的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也可以说，在从事十余年的“民主化”或“民主转型”研究后，朱云汉拒绝了所谓“民主转型”的范式。37史天健是较早专注于对东西方社会“民主”理念区分之人，并在临终前完成了他的政治文化理论论著。38为纪念史天健去世十周年，朱云汉与吕杰合作完成了一本专著，全面探析东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民主”理解的差异。这可以算是朱云汉在民主价值观研究上的收官之作。39

五、思想家宏大尖锐的现实关怀

　　在十余年勤勤恳恳地推进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深入观察真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后，朱云汉对西方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意识到西方政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已经深陷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窠臼，而在价值观上则陷入其自身建构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虚幻世界，无法准确全面地认识真实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他因此将西方政治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称为“国王的新衣”（皇帝的新装）。40时刻关注真实世界的他，目睹西方式代议制无法提供良性治理的现状，目睹西方国家在东欧和其他以“民主化”和“颜色革命”推翻了原有体制的地方，不以当地人的福祉为念，而是各种巧取豪夺，控制当地的政治与经济的种种作为。与此同时，他看到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独霸天下，恣意妄为，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草菅人命的现状，也看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自殖民时代起在世界各地的种种恶行。2008年美国引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震荡，更使他看穿了二战以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所造就的极度不平等，以及美国霸权的虚伪与残酷的本质。这些都促成了朱云汉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使他迅速成为一个为现实问题不断发声的思想者和意见领袖。

　　（一）西方政治学批判

　　在从事了二十余年的实证学术工作后，朱云汉对以美国政治学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等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性缺陷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最近十多来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主流的西方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一篇评论中，他指出了当代西方的实证政治学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五个巨大缺陷：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将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限定于经验世界，而没有认识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同样地认为知识活动的目的是发现经验性规律，而不是去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四是不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不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改变和影响行动的作用。41

　　朱云汉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进入后逻辑实证（post-positivism）的阶段，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方法论一直还锁死在逻辑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道路上。实证主义使政治学研究将对象限定在可以观测、可以测量的经验现象上，并以“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否证主义）作为检验研究设计的科学性的黄金标准。在朱云汉看来，这些都是方法论上的陷阱。实证主义坚持经验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但是所有的观察以及记录观察的叙述都是受理论框架引导的，因此对经验现象的描述或测量与研究者理论框架所夹带的理论是无法彻底区分的。这就说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是无法获得客观或科学的测量的。类似的，可证伪性的前提是事实命题与理论命题可以明确作区分。但是，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识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哲学将当代西方的政治学限定在了非常狭小的理论与发现的空间里。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研究就像黑板经济学一样，成为偏离现实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知识活动。42

　　朱云汉认为，西方主流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方法论上掉在了实证主义的陷阱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所关注的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经验，在当今世界已经出现大变局的情况下，难以在学术与思想上实现突破。一方面，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偏差与谬误；43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则受限于三个意识形态框架，即自由主义偏差、历史终结偏差与西方中心偏见。自由主义偏差，即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的；历史终结偏差，即认为西方所展示的代议制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正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西方中心偏见，即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44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下，过去一百来年中，西方学术界就西方世界的兴起，描绘了一个美好、浪漫的故事。例如，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编造西方崛起是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制度，将经济增长的秘密解释成产权保护和交易成本控制。而新一代学者如阿切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也同样不遗余力地鼓吹西方的兴起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对的政治体制，如所谓的“包容性制度”或“民主”，以及像英国这样的殖民帝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等遗产。朱云汉认为，西方的主流学界都忽略了西方崛起过程中的弱肉强食、奴隶贩卖、种族屠杀、殖民掠夺，以及透过战争扩张领土与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残暴行径。同样，在他们编织的故事中，对军事革命、频繁的战争及战争动员在带动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轻描淡写。而事实上，“西方崛起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的历史，西方崛起的道路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45

　　总而言之，朱云汉看到了大变局时代下西方社会科学的空洞与无力。他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无法接受、理解正在发生的全球秩序的变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46也无法理解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面对发展中国家，而是真诚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无法理解中国和亚洲经济发展，无法理解中国经济模式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制度与绩效、效率与公平等复杂关系的。西方的政治学者无法解释和接受那些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以及拒绝了西方的多党竞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却能形成良好的治理能力，实现国家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

　　在这种大背景下，朱云汉对中国的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抱有很高的期许。在他看来，大变局的时代为中国学者创造新的理论和范式提供了机会。他认为，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应该转向科学实存论（scientific realism），特别是批判实存论（critical realism），对社会事件的发生机制形成结构性的解释。同时他也认为，西方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对客观世界采取的是原子主义（atomism）与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宏观回溯（macro‑regression）而不是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微观回溯（micro‑regression）。他很称赞赵鼎新在《儒法国家》中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做的结构性解释。他也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说明为何需要从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与机制。47他认为西方的多党竞选代议制已经陈旧如石器时代的遗留物，完全无法为信息化、大数据化的时代提供良好的治理与决策机制。中国学者应该扎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当代实践，在探索何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平衡程序、能力和结果，如何实现良好治理上努力做出贡献。48

　　（二）通往后西方的世界秩序

　　朱云汉在悼念他的老师胡佛时说道，胡佛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者必须完整地对待。不讲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讲个人自由的学者，是脱离历史现实的虚无主义者，甚至不自觉地会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胡佛也认为，第三世界的民主运动如果缺乏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基因，就很容易成为霸权体系与前殖民宗主国的战略、经济和文化附属品。与此同时，缺乏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政策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选与多党竞争，民主迟早也会沦为资本家支配的政治游戏。49朱云汉引述其老师的这些思想，或许可以用来代表朱云汉本人对于台湾地区“民主化”政治历程的评价，以及他本人认为在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霸权的世界秩序下，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对民主、爱国主义、民生（社会主义）所应该采取的立场。在进行实证政治学研究之外，朱云汉还关注台湾的政治和两岸的未来，而这需要对全球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特征形成全面和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学者不能光坐而论道，更需要起而行动，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为国家、社会、人类的福祉做贡献。50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这成了他全力付出的工作。

　　2001年，朱云汉在中国大陆的期刊发表论文《中国人与21世纪的世界秩序》。51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下，中国和东亚在全球化中的出色表现将如何推动全球秩序的重组。今日看来，该文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朱云汉从关注“民主化”、政治文化、实证研究（问卷调查）重新回到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世界政治经济的领域。第二，它标志着朱云汉开始认真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他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中国经济与国家能力增长的巨大潜力，中国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秩序的潜在影响等议题上。200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出版，朱云汉在书中发表了“中国模式与全球秩序重组”一章。52这篇论章成体系地展示了他对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的判断和他对中国崛起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思考。此后，他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作的诸多学术报告、公开讲座，以及在诸多杂志、报纸所写的专栏与评论，均是在这一书章所建立的体系中展开、发展的。53

　　近年来，在报刊的专栏文章和在大学等学术机构发表的公开演讲与学术报告中，他不知疲倦地分析、讲解全球格局的变化，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重塑，美国霸权及其衰落，全球地缘经济政治的风云变幻，台湾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等问题。他的两本专著《高思在云》和《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以及与郑永年等人合编的英文专书《西方中心世界的衰落与新全球秩序的形成》，则是他关于全球秩序深刻重组与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及对全球发展的突出贡献之论述的集大成者。542015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的文章，摘发《高思在云》一书的主要观点，也即朱云汉自21世纪初起逐渐形成的思想体系。55这一体系有好几个层次，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近代以来全球发展历史的“五个思考”。

       “思考”是朱云汉谦虚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关于近代历史与全球发展的五个方面的论断或判断。它们包括人类社会正经历的“四大趋势”，对西方的市场与民主意识形态的“四个反思”，以及中国模式的“三大优势”和中国崛起带来的“三大变化”等内容。这一体系对世界格局及其重大发展趋势，人类社会面对的严峻挑战，以及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与全球未来等议题给出了整体性的分析与论述，值得在此处完整地呈现。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人类正经历四大趋势性改变，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西方主导的“民主化”运动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的世界格局日益没落。第二个基本判断涉及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迷信的衰落，即“市场”与“民主”的价值霸权受到冲击。朱云汉认为，首先，西方鼓吹的“民主”与“自由”正成为世界秩序动荡的根源，应重新审视；其次，作为“民主”的最主要推动者的美国，自己的治理与政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法实现为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功能；第三，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在改善国内治理上困难重重，而西方推动在第三世界新建立的“民主”国家则纷纷呈现“劣质民主”的特征；第四，市场化与“民主化”一起作用，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建设良治政府、改善国计民生的能力；最后，鼓吹“市场”，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张目，而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朱云汉这样批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最浪费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和没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虚荣的价值观。……全球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物质需求，有限资源不断被转换成垃圾，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人群被挤压到边缘……美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推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生存威胁。56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冲击乃至碾压下，第三世界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驾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风险，避免资本对国家的治理、国计民生的发展、国家主权形成压迫性乃至毁灭性的冲击，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与社会必须努力应对的课题。

　　第三个基本判断是美国霸权正在衰落。这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治理出现严重的衰败与混乱，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总体经济、政治、文化（软实力）统治力的相对下降，世界逐渐进入“后美国时代”的结果。与此相应的是第四个基本判断：中国崛起将引发世界秩序重组。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出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危机。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带来正面的效应。中国的成就和中国对世界的正面贡献，愈加弱化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等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使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真实的治理绩效，而不是以一党还是多党等具体政治制度选择学习或借鉴的对象。朱云汉这样概括中国崛起的特点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冲击：

　　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讯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础设施超级供给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瓶颈的强烈意愿……（中国——引者注）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的考虑……（中国——引者注）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内政，更不搞政变。57

　　这就引出朱云汉的第五个基本判断：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反过来说，此前西方鼓吹的西方式的“民主”和西方“民主阵营”已经胜利之说不再成立。今后的竞争不再是以是否有多党竞选体制作为“民主”的标准，而是以一国是否能实现社会治理良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是否真心实意支持其他国家发展为标准。

       近年来，朱云汉在报刊等公共空间，在他这五个基本判断的框架里，分析和解读现实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等议题。他发现，解决全球治理、地区安全中的种种问题，其障碍往往是美国——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和全球治理与地区安全问题的来源。因此，朱云汉许多时间都在批评和揭露美国危害全球秩序、损害全球利益的作为。58在这一方面，他与美国著名批判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不久前去世的著名活动人士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等人一样，直面强权，以自己的智慧擦亮大众的双眼。

七、结语：朱云汉与中华学术血脉

　　朱云汉过早的辞世，是全球政治科学界、全球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海内外华人社会和华人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本文总结和归纳了他的学术与思想。他的工作再造和发展了延续数千年，而且也应该延续下去的中华之学术血脉；而他留下的学术与思想遗产在不短的未来，仍然会是学术界、思想界、公共讨论空间的重要部分。

　　可以看出来，朱云汉一直追求和践行中华知识分子对学术、思想、现实关怀的道德理想与情操。他的学术、思想与他职业生涯里的种种努力和贡献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及人生实践，可以称为中华之学术血脉。他的深切的关怀、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锐利的眼光、不知疲倦的工作，具体地体现了张载为中华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归纳的学术和思想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云汉本人也曾在多个场合引述这四句话。

　　中华之学术血脉，似可以用张载这四句话简单加以概括。为天地立心，即是体会、理解、把握人类漫长文化与历史之精神和意义，准确认识时代的潮流，理解人类社会存在与活动的意义。为生民立命，即是将自己的一生与精力献给于民众福祉有益之事业。为往圣继绝学，即为了延续、扩展人类的思想与知识而毕生追求学术和思想的卓越。为万世开太平，即是努力将学识运用到各种经世济民的领域中，为人民和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朱云汉认为，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即包含在这四句话中。可以说，这四句话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

　　本文对此无法展开论述，但从古至今，中华学术史上璀璨的繁星，一直延续和传递着这样一种学术血脉。这些思想，是先秦思想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更具体、更完整的表述，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伟大理想一脉相承。朱云汉即是当代人中用心领悟与实践这些精神的代表之一。中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中这些优异成分，历经几千年而连绵不绝，值得每一代学人用心领悟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