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式主权”降临了吗？*

  尽管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 Jr）早已取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主义”①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白宫。特朗普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突然举起“美国优先”大旗，不仅挑战了人们对美国的许多常见印象，也让不少理论概念的用法进一步“问题化”了，而“主权”（sovereignty）概念即是其中之一。

　　从其诞生以来，“主权”概念与宣称“至大无外”的普世帝国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主权”一词预设了一种清晰的“内／外”区分，指向一片确定的领土之上最高的与永久的权威，排除外部权威的主导与控制。在西方语境中，自命为“至大无外”的帝国，其关键词是“普遍统治权”（imperium）②而非“主权”，前者原来是指古罗马共和国高级官员以及后来的皇帝行使的最高治权，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逐渐获得了空间上“至大无外”的意涵。普世帝国倾向于将种种外部威胁从观念上纳入内部，进而以内政的逻辑加以规训。而“主权”概念，因其对“内／外”的区分，有可能成为附庸国和地方单位对抗帝国权力中心的理论武器。比如说，近代欧洲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正是以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主张的世俗领域的“普遍统治权”和罗马天主教会主张的精神领域的“普遍牧领权”（sacerdotium）为基本前提的。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建国与去殖民化，“主权”从少数自诩的“文明国家”（civilized state）才能享受的特权，变成全球更大范围的政治实体能够获得的政治与法律承认，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纷纷借助以“自主性”（autonomy）为核心诉求的“主权”话语，推进自身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两极国际体系转变为单极体系，美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非正式帝国”的建构。1993年，欧洲联盟正式建立，其一体化进程不断削弱成员国的主权。此外，国际法上“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观念与实践不断加强，“主权”的坚硬外壳在不断“软化”。④在这样的时势之下，许多学者与时俱进，给“主权”加上各种各样的形容词，讨论“关系性主权”（relational sovereignty）、“赢得的主权”（earned sovereignty）、“分享式主权”（shared sovereignty）、“可分的主权”（divisible sovereignty）、“被悬置的主权”（suspended sovereignty）、“转型主权”（transitional sovereignty）或“后国家主权”（post-statist sovereignty）。⑤“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话语的兴起，同样包含着对主权的经典形态的深刻怀疑。⑥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评论认为甚至连中国也软化了其一贯主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⑦

　　后冷战时期的这些变化催生出一种更为激进的信念，即传统主权国家的“内／外”区分正在归于无效。这种想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赞美者与批评者那里同样存在。美国新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在2005年出版以《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为题的畅销著作⑧，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许多知识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想象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会带来一个资本、商品与技术知识自由流动的、日益均质化的全球空间。⑨2000年，西方左翼理论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哈特（Michael Hardt）出版名著《帝国》（Empire），论证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已经使得传统民族国家的“内／外”区分归于无效，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过时了，一个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全球资本帝国正在兴起。两位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诸众》（Multitude）一书中对之前的判断略作修正，认为世界正处于从民族国家向“帝国”转变的“王位空缺期”（interregnum），民族国家并非全然丧失重要性，但已经被纳入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框架之中。⑩2009年出版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重申了“王位空缺期”的判断，并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遭遇失败。

　　奈格里与哈特区分“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帝国”（empire），他们绕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所奠定的思想传统，将“帝国主义”界定为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在超出自身疆域之外空间的应用，但终究以民族-国家的主权为基础；11作为对比，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12两位作者公开使用“帝国式主权”（imperial sovereignty）这一术语，认为这一“主权”的掌控者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13他们所说的“帝国式主权”，事实上是“至大无外”的“普遍统治权”，而不是强调“内／外”之分的“主权”。在2000年的时候，奈格里与哈特当然无法预见到十多年后特朗普的上台，但他们正确地预见到，美国一度大力推动的全球化甚至对于美国自身来说也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用《帝国》的理论逻辑来解释特朗普的执政，产生的可能是这样的观点：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促成制造业向美国回流，这是在“去中心化”的“帝国式主权”时代徒劳地重申更为传统的，基于疆域的“帝国主义”的逻辑。

　　然而，总体而言，《帝国》仍是美式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产物。奈格里与哈特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呈现出来的某些阶段性趋势，但过早地将这些趋势作为已经凝固下来的现实。其后续作品推迟了“帝国”实现的时间，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并无根本改变。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将当下的时代称为“帝国”时代，还是称为过渡性的“王位空缺期”，都是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全球化会不可逆地削弱主权的观念和制度，预设美国会从一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霸权力量，“和平演变”为“去中心化”的帝国秩序的螺丝钉。然而，无论是传统的南北矛盾，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作为全球单极霸权的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与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之需要之间的深刻矛盾，都会不断地生长出“内／外”区分，从而赋予“主权”观念以新的活力。本文试图将时势的变化与奈格里、哈特的帝国理论相对照，探讨其主权理论的内在困难，进而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权理论，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下全球秩序的新演变？

一、“美国优先”：特朗普的“主权”话语与行动

　　美国的主权建构经验在《帝国》一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帝国》不是从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探索中寻找未来秩序的线索，而是从美国的联邦制宪法中找到了一个不断“化外为内”的非中心化的网状（network）秩序，认为这一秩序可以为构思未来的帝国秩序提供某种线索。14同时，两位作者奈格里与哈特又基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经验，认为当代的战争已经是“帝国战争”而非“帝国主义战争”，原因在于美国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扮演了“帝国”警察力量的角色。15从这些细节来看，《帝国》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仅为“帝国式主权”提供了基础历史经验，而且以类似于“和平演变”的方式融入其运作，以至于其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特朗普政府无情地打破了“美国已经融入全球帝国秩序”的想象。在其任内，特朗普激烈批判“全球主义”（globalism），并不断通过诉诸“主权”观念，重申区分“内／外”的重要性。特朗普对于“主权”的理论阐发，集中出现于其2017年—201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其2017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主权）10次，“sovereign”（有主权的）11次；2018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6次，“sovereign”4次；2019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3次，“sovereign”2次（但其中一次是在“主权基金”这一固定用法中出现的）。16从2017年—2019年的三次演讲来看，特朗普关于“主权”的论述主要包含以下理念：其一，国际秩序的基础仍然是民族国家，美国“拒绝全球治理、控制和支配”17——在此，特朗普明确无误地攻击了奈格里与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浓墨重彩地描绘过的“全球治理”概念；其二，主权负有尊重自身人民的利益，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两项义务，特朗普攻击朝鲜、伊朗、古巴与委内瑞拉等国违反主权义务；其三，美国宪法序言中对“我们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宣示内在要求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不应加入那些无法令美国受益的片面的交易，正是“全球主义”的魅惑使得过去的美国领导人错误地给予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有利地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认为，特朗普的论述乃基于“负责任的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这一理论，并指出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位研究员合著的《权力与责任：在跨国威胁时代建构国际秩序》一书对这一理念有系统阐述。18然而，仔细阅读该书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根本上就是一本主张美国应当在全球化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全球主义”性质的著作。19特朗普团队最多不过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从几位亲民主党的智库学者的“负责任的主权”论述中借用了一些符号，为美国减少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诉求“打掩护”而已。正是这种“减负”的思路，导致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从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中频繁“退群”。特朗普还签署了《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对外国投资的限制，重点在于防止其他国家收购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在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行动中，有两个方面特别能表明其“主权”观念中所包含的“内／外”之分：第一个方面是收紧边境政策。特朗普宣布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筑一道“长城”，还以“国家安全”的修辞，限制了来自若干伊斯兰国家的国际旅行者。特朗普对国际难民更是采取关门政策，大幅减少接纳国际难民。20再结合特朗普在其内阁中对基督教福音派的重用以及其选民结构中欧裔白人的主导地位，可以看到他对于美国“内部”的界定不仅强调物理边境，而且在种族和宗教上都具有狭隘性：种族上的欧裔白人，宗教上的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于美国的“我们”的界定21相呼应。

　　第二个方面是表达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满与攻击。从《帝国》的理论逻辑出发，作为一个国家间（inter-state）组织且奉行“一国一票”原则，世界贸易组织尽管“跨国”（trans-national）的程度不及按照“特别提款权”份额来分配决策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无疑比美国政府更具“帝国性”。22然而特朗普不断抱怨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构成对美国主权的外在限制，进而基于美国国内法发动所谓“301条款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组织的运作。这表现出美国将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视为异己之物的倾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先锋。该办发布《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将“主权”作为关键词，强调捍卫美国对于贸易政策的主权，将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视为对美国主权的限制。该办制定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进一步指责世界贸易组织给予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经济体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但并没有提供清晰的“发展中国家”认定标准，“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可预测性，减损了新自由化协定之下的谈判结果的确定性”。23该报告攻击“中国拥有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其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而且不断扩张的角色”，指责中国“在近年来进一步偏离了市场原则”，并有极大的能力在全球范围造成市场的扭曲。然而，事实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并没有提供任何“非市场经济体”的实质认定标准。各国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国内法出发来认定何谓“非市场经济体”。

　　《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貌似承认主权包含对等的内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偏好的贸易政策。但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可自由作出回应。”24美国“自由作出回应”的方式，就是抡起“贸易制裁”大棒。2017年，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以下简称“301条”）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四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并将其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直至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迹象才做出部分让步。这些加征关税的政策不仅是为了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同时也指向对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引导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搬回美国本土，至少是搬到中国以外。

　　从美国一贯的国际行为方式来看，这些做法并不新鲜。在冷战时期的1974年，当关贸总协定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就在其《贸易法》中规定了所谓的“301条”，进而以单边的贸易调查和惩罚取代关贸总协定的纠纷解决机制，来惩罚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活动。美国此举迫使关贸总协定的其他成员考虑吸纳美国的主张，修改关贸总协定的纠纷解决机制。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终于达成了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争端解决谅解》）。按理说，美国应该全身心拥抱《争端解决谅解》，然而，美国仍然不放弃在贸易争端中使用“301条”，甚至还在最近的贸易战中使用1962年《贸易法》中的第201条与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名发动了一系列贸易调查。美国还在与其盟友协商钢、铝贸易的时候，祭出“自愿出口配额”（voluntary export quotas）武器，而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就已经严格限制的做法。

　　然而，美国会因为这些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受到惩罚吗？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美国有能力阻挠《争端解决谅解》机制发挥作用。美国连续30次利用一票否决权阻止新任法官的遴选，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1日正式进入“停摆”状态。而这也就使得涉及美国的贸易纠纷无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得到及时的处理。拜登政府在话语层面弱化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说法，鼓吹“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25可是在对世界贸易组织如何继续正常运作的问题上，缺乏实质性动作，对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的问题也迟迟未作回应。

　　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象征，然而美国喊出“主权”口号，轻轻一击，就使世界贸易组织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这恰恰表明，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中重视的诸多体现去中心化、去疆域化等“帝国”特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则，从根本上来说仍然缺乏抵御美国霸权及独立运作的能力。而对于那些不奉行“一国一票”原则，更倚重以出资比例来分配投票权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美国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在《大同世界》里，奈格里与哈特对2000年所作的判断做出调整，认为在20世纪末，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但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致力于帝国的形成过程，而是否定和压制新鲜事物”。26他们又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了一场“政变”（Coup d'etat），试图让所有正在崛起的帝国“贵族”权力（其他主导性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等力量）服从于美国的“君主”权力，从而将正在崛起的“帝国”转变为“帝国主义”。27从这一新论述来看，特朗普对“主权”的强调，就可以被解释为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类似的以“帝国主义”来对抗“帝国”的行为。这一新判断无疑比《帝国》中的判断看起来更圆润，但它假定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消极抵制的。然而，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真的可以跟美国的推动作用相分离吗？

　　如果没有美国从外部推动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28很难想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能够覆盖如此广阔的空间范围。冷战的终结确立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在地理空间上为西方资本打开了超额利润的新疆域。美国控制着大多数产业最为尖端的技术，控制着以远程军事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全球运输网络，并拥有金融霸权。正是基于地缘政治层面的巨大自信，美国的统治精英推动了“垂直分工”模式的普遍化——许多产业的制造环节被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价值链利润最为丰厚的技术和销售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加工费和极少量供应链利润。利润不断从全球各地流向跨国企业的美国总部，进而在金融市场上给这些企业的股东带来丰厚回报。29

　　20世纪末的全球化模式本身就是以美国的单极霸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通行的结算货币仍然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发行的美元；没有一支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强大的跨国军事力量，美军可以在美国国内政治需要的时候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奈格里与哈特想象中的那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并没有办法阻止美军的单边主义行动。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绝非对之前某个历史过程的逆转（或者用奈格里与哈特的话说，某种“政变”），这只是美国在充满自信地行使其不久前确立的单极霸权而已。对历史进程更为确切的表述，并不是美国用自己的单边主义“攻击”了一个外在于美国的“全球化”进程，而是美国原本以极大的自信推动的“全球化”脱离了美国自身的控制，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

　　比如说，美国在“垂直分工”模式中原本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安排的只是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然而20世纪中国通过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打造出了强大的国家主权，早在70年代末对西方开放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可观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推行“自主性开放”之后，中国不仅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站稳脚跟，而且不断向高端“逆袭”。而一旦中国掌握了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往往就会凭借其强大的制造规模，将其变成“白菜价”，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失去在全球榨取超额利润的能力。部分跨国公司因此产生了诉诸美国国家政权打压中国相关产业的强大动力。同时，制造业转移和外包带来的本土制造业的衰落和大量工作机会的消失，也使得大量美国中产阶级成员出现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慌，同样产生了诉诸国家政权的动力。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尽管有动力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打击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却很难在没有利益补偿的条件下接受将制造环节转移回美国的要求——这相当于要求它们承担更高的成本，忍受更低的利润。更何况，多年的“去工业化”已经使得美国本土制造业的产业配套水平大大下降，许多行业缺少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再工业化”需要持久的投入，不利于跨国公司背后的金融资本获得短期收益。于是，出选票的主力和出政治献金的主力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值得附带讨论的是，奈格里与哈特津津乐道的西方出现的以“非物质生产”与高度弹性为基本特征的“生命政治”生产方式（biopolitical production），恰恰是建立在上述“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西方正因掌握了价值链的上游，其部分劳动者才得以从枯燥乏味的流水线生产中解脱出来，进入“非物质劳动”状态，产品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似乎聚合为一个过程。然而，这恰恰是以充满枯燥和重复劳动的制造环节已经被转移到亚洲的代工厂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了枯燥乏味的工作，以赚取微薄的工资。两位作者立足于“生命政治”进行理论建构，但未能分析这种“生命政治”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心”对于“边缘”的剥削关系之间的关联，这绝不是发展中国家视角或第三世界视角。30更何况，在“生命政治”生产方式下，成百上千的产业工人在同一个车间进行面对面合作的场景消失了，互联网貌似可以带来更广泛的横向联合，但资本对网络互动的控制技术也已经日趋成熟。奈格里与哈特期待新生产方式下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比传统的产业工人更有战斗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那只能说太低估资本“分而治之”的力量了。

　　美国的执政精英运用“主权”观念重新区分“内／外”，试图重组全球价值链，但又不愿意给予利益受损的盟友以补偿，必然会激发其他国家和区域对自主性的追求。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我们正在迎来一股以“主权”观念重新区分“内／外”的潮流。

二、重界“内／外”的潮流与“主权”观念的复兴

　　在《帝国》一书中，奈格里与哈特认定，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吞噬了资本秩序之外的空间，形成了一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内外界限消弭的结果是，“今天，美国的鼓动家们越来越难以说出一个统一的敌手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躲躲藏藏的小敌手”。31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基于时势的新发展，《大同世界》调整了故事的讲法，认为美国在21世纪初发动了对于“帝国”建构进程的“政变”，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政变”的失败。“帝国”的建构进程继续推进，“在某些方面，在美国政变失败后，集体的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全球治理存在很多极，并且有很多行动正在建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集合，确立新的权力形式，并决定其调节和管理的新规范和实践。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达沃斯，即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所在地，其重要性正在赶超华盛顿……”32

　　奈格里与哈特所期待的“拨乱反正”真的发生了吗？《大同世界》的出版正值“中美国”（Chimerica）33概念和达沃斯论坛如日中天之时。然而不久，我们就看到奥巴马政府试图从中东抽调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区域，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上台之后，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错误，希望尽快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直接谈判撤军条件。至于两位作者非常看重的达沃斯论坛，它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全球跨国资本相互协调的象征性舞台而已。特朗普利用达沃斯论坛鼓吹“美国优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的动荡与国际旅行的困境，达沃斯论坛已经陷入低潮。

　　拜登入主白宫之后，更为果断地从阿富汗撤军，而美军的“喀布尔时刻”的戏剧性更是超过了1975年的“西贡时刻”。白宫退出在阿富汗的“治安战”，目的在于集中资源来应对它所认定的，更具传统色彩的“外部威胁”。从奥巴马的“转向亚洲”到特朗普-拜登的“印太战略”，其假想敌就是中国。特朗普政府开启了对华贸易战，更在科技领域进行对华“脱钩”。美国先是制裁中兴公司，继而借助加拿大执法力量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要求引渡，接下来，美国开启了对华为公司的制裁与全球围堵。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限制中国留学生攻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学科的研究生，限制美国科研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继“贸易战”与“科技战”之后，拜登政府正在推动一场全球范围的“规则战”，试图联合一系列所谓的“盟友”，在许多领域重设国际规则，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合围”（如组织所谓“民主峰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规则战”的“动员令”。

　　特朗普发动、拜登继承的对华贸易战并没有达到白宫的预定目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屡创新高，加征的关税甚至成为推动2021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相比之下，特朗普-拜登前后相继的“科技战”目前暂时没有产生像贸易战那样立竿见影的“自噬”效果。但美国政府的种种操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经济主权”观念。仅仅两三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界还在辩论国家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当性。34但美国对中兴公司与华为公司的打击，极大地改变了讨论的氛围。随着美国遏制措施的不断升级，很少人还会相信有可能凭借单方面的善意与美国维持既有的“自由贸易”，舆论界对产业政策正当性的质疑也大大减少，核心的议程变成了“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自主创新”。许多论者直接诉诸“技术主权”这一概念，强调国家必须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美国指责中国政府扶持高科技企业，但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投资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35借鉴美国的经验，打造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成为越来越强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官方采纳了“两个大循环”思路，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两个“大循环”的主体。这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底线思维”：中国不主动与美国“脱钩”，但要为美国单方面“脱钩”做好相应的准备，这样才能够带来事实上“不脱钩”的效果。而这就涉及具有更强自主性，更能够抗拒外部风险的产业链的建设。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积极推动本币结算和“去美元化”。同时，中国也在努力降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行中的地位，从而降低美联储超发美元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风险。36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前所未有地强调了“科技自主创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经济主权”观念的加强。

　　美国以“主权”观念加强“内／外”区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组，激发中国的相应回应，这听起来是一个更为传统的故事。毕竟，自从与苏联决裂，转向“三个世界”划分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一直处于自主性最高的国家之行列。但更具戏剧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在政治上分化欧盟，发动贸易战，制裁同伊朗进行贸易的欧盟企业，反对欧盟监管美国数据巨头，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军费，等等，给欧盟带来了很大冲击。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出现震荡，激发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欧盟精英也诉诸“主权”这个原属于国家的概念，这就让故事变得更具理论上的挑战性。

　　2017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主权欧洲”的目标，并列出了防务建设，应对移民挑战，聚焦重点的对外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数字化欧洲建设，以及经济和货币力量的欧洲这六大关键任务，其中前三项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直接相关，后两项涉及科技主权和经济主权。37尽管马克龙并没有细致界定他所说的“主权”的具体含义，但他的“主权欧洲”主张得到了许多欧盟政治精英的热烈响应。2018年9月12日，即将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向欧洲议会发表题为《欧洲主权时刻》的盟情咨文报告；2020年9月，欧洲议会发布“欧洲战略主权”政策报告，将“战略主权”定义为“自主行动，在关键战略领域依靠自己的资源并在需要时与合作伙伴合作的能力”。38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以及美军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都让欧盟进一步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欧洲主权”话语的热度有增无减。为打消成员国的疑虑，欧盟精英声明，“欧盟主权”并不意味着欧盟要从成员国那里获得更大的主权，而是要从域外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权，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自主性。39但借助“主权”概念区分“内／外”，根本上还是要借助对外部威胁的渲染，扩大自身的权力，推进欧盟内部的一体化。比如说，前述容克的盟情咨文报告就主张在外交领域改变“全体一致”的表决原则。

　　新旧动因叠加的结果是，欧洲国家在2019年—2021年推出或者正在酝酿许多以“欧洲主权”为指导精神的政策，试举其中主要的几项：一是在数据经济和半导体产业方面，欧盟连续发布战略文件，推出“数字欧洲计划”，提交《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部数字法案，准备起草《欧洲芯片法》；欧洲17国还签署了《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这些措施都试图提振欧盟在数据经济和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加强欧盟相对于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产业自主性。二是在药品的生产与加工方面，2020年7月6日，欧盟发布《至2025年的欧洲药品监管网络战略》草案，试图引入更多的第三国作为供应链中的参与者，减少对中国与印度的依赖。三是在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方面，欧盟倡导加强对非欧盟国家企业在欧盟境内投资与收购的审查，并发布《针对外国政府补贴的促进公平竞争白皮书》，主张欧盟委员会应该对获得“不公平”政府补贴的欧盟外竞争者收购欧洲企业的交易和市场行为实施广泛的审查。四是在区域产业链方面，2020年8月24日，欧盟公布“优惠原产地规则”一揽子改革措施，允许货物在欧盟周边20个国家和地区分散生产和加工，最终对欧出口仍可按优惠原产地规则享受关税优惠，这有助于降低欧盟对亚洲和北美市场的依赖度。五是在原材料的供给方面，2020年9月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2020年关键原材料（CRM）通讯》，试图加强稀土和永磁体供应链的弹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的上台并没有减缓欧盟追求战略自主性的步伐。拜登虽然强调美欧共同价值观，但严重受制于国内的政局对立，难以向欧洲盟友实质性让利。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反对欧盟“数字服务税”的政策，以保护美国的跨国数据巨头。2021年8月，美国在没有与北约盟友协商的前提下仓皇从阿富汗撤军，让盟友陷入被动。许多盟友不得不重新审视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究竟有何不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均表态要加强欧盟自身的独立防务建设。针对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形成名为“AUKUS”的三边军事同盟之举，欧盟三大机构均表态力挺法国。

　　推进“欧洲主权”需要克服一系列重大障碍，比如美国对欧俄关系的挑拨，亲美的中东欧国家对深度一体化的疑惧，德国对于自身付出更大财政成本的顾虑，以及欧盟互联网技术能力的滞后，等等。但欧盟精英的政策和表述，可以说明“主权欧洲”正在从口号转化为欧盟增强自主性的一系列实践。“主权欧洲”话语代表着这样一种思路：暂缓欧盟的“东扩”，以当下的边界为基础进行“内／外”区别，借助民族国家的秩序话语，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加强欧盟机构权力，从而促进其内部整合。这绝不是奈格里与哈特讲的“去中心化”“去疆域化”，而恰恰是新的“中心化”“疆域化”。

　　欧盟所关注的亟待加强“主权”的领域中，有一些是相当前沿的空间政治斗争领域。互联网是北约所列出的在海洋、陆地、天空之外的第四个战场（第五个战场是外太空）。但是，由于政治上不统一，语言众多，各国法律差异较大，欧洲无法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单一语言市场，互联网产业发展滞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欧盟民众的日常生活，收割了欧盟民众所生产的数据。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数据的控制正在成为极关键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少数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数据，可能超过世界上绝大部分政府，它们的“数据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40极大冲击了民族国家政府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由于缺乏能够替代美国网络巨头的本土企业，欧盟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遭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计划向美国数据巨头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就因为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暂时搁浅。

　　网络空间的斗争，只是全球化过程中围绕着标准所展开斗争的一部分。在一个产业链越来越长，产品之间的相互配套性日益重要的时代，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市场空间的“入场券”，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形成对市场空间乃至政治空间的分割。这种关键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关系到科技／经济霸权的未来命运，因而经常引发种种政治焦虑。比如说，由于美国最适合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5G”）的无线频谱被军方占用，41错过了5G发展先机，美国的许多执政精英忧心忡忡，他们满世界展开游说，不遗余力地阻止各国使用中国的5G产品与技术。美国政府的焦虑更是非常真实的：一旦一个国家确定遵循中国的技术标准，并以之为基础形成经济社会交往和产业链，美国以后再推自己的技术标准就困难了。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看到全球空间中出现更多更为抽象的，由不同技术标准划出的边界，它们并不与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相重叠，和舆论观念层面既有的政治认同之区分可能重合，也可能发生错位，但边界一旦确立，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进而有可能反过来塑造身份认同。在国际秩序层面，究竟是一个单极霸权设定技术标准，控制数据，还是存在能够相互沟通、协同创新的多个平台空间，这将是未来斗争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伸张。

　　种种迹象表明，后冷战的单极霸权秩序已经处于衰败之中。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减少，在许多领域的技术霸权受到挑战；美联储超量发行美元，向世界各国输出通胀，使得美元的国际声誉不断下降；2021年至2022年初白宫在阿富汗与东欧事务上的表现也引发了“对盟友缺乏担当”的质疑。但是，美国在海外仍然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军事力量在全球首屈一指。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和军事地位的依然坚挺，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美国固然已经很难像以往那样“合诸侯，匡天下”，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强有力的“否决者”，有能力让许多国家间（inter-state）与跨国的（transnational）合作陷入瘫痪，能够运用自己的“长臂管辖”，对许多跨国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迫使特定领域的产业链进行重组。尽管美国霸权获取“同意”（consent）的能力下降了，它的“强制”（coercion）力量仍然相当强大。42与奈格里和哈特在《大同世界》中的论断相反，白宫的政客们仍然证明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达沃斯人”（Davos man）43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三、民族国家模型的持久性与主权理论的未来

　　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44进而勾勒出一幅跨国资本征服全球，完成联合，将主要民族国家纳入自身统治机器的图景，并论证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和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已经成为过去。45也许两位作者所描绘的图景在未来某个时刻有可能出现，但从当下的历史阶段来说，即便跨国公司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某种“内／外”之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而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恰恰通过其对于垄断利润的追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的阻碍力量，抑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列宁所描述的资本集团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帝国主义逻辑，以及弱小国家和民族反抗这种逻辑的斗争，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恐怕远未到给出肯定答案的时候。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对于民族自决的支持，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是有相当大争议的。罗莎·卢森堡认为“民族自决”从根本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主张，在现实中也为无产阶级的联合制造了额外的障碍，使得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无产阶级脱离俄国并受到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摆布。46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中将卢森堡的观点表述为：“民族”意味着“专政”（dictatorship），因而与任何创制民主组织的努力存在深刻的矛盾。47这绝非对卢森堡观点的准确表述，因为卢森堡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反对“民族”，而是担心反动势力利用“民族”的名义来反对革命。但列宁的“民族自决”主张是否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列宁受到比十月革命更早发生的亚洲革命（波斯革命、土耳其革命、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对于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全球意义有着比卢森堡更为深入的思考。在列宁看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关系到反帝统一战线的建设大局；亚洲各民族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资本主义，进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48西方殖民宗主国一方面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带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超级利润，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跨国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了锁定，将它们变成原料的供给地和商品的倾销地。殖民宗主国通过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主和贵族结盟来维持政治稳定，并培育起强大的买办资本集团，这些都会压抑本地民族资本引领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成为本地推进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基本前提，最终指向突破殖民宗主国在跨国价值链中所指定的位置。由于本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工农为主体，采用列宁主义组织方式的新式政党，往往在这些国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捍卫“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斗争，是否已经耗尽其进步性呢？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民族的建构过程更新了主权的概念，给予它新的定义，但很快在任何一个历史语境中都演化成一场意识形态梦魇”，这其实已经给出了相当肯定的回答。49而“人民”也被他们视为一个追求同质性，具有法西斯主义潜质的概念。50鉴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反抗往往借助“第三世界”的话语来展开，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中做出回应，宣布传统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过时了，因为大量“第三世界”的工人进入第一世界，而“第三世界”也同样发展起了股市、跨国公司等第一世界的因素，因而传统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拉平了。51《大同世界》则提出了“帝国的贵族”这一概念，作为帝国“混合政体”的三个要素（君主、贵族与平民）之一。“帝国的贵族”中包括了全球主要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具有重大实力的跨国公司。放在这个框架里看，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被解释成“帝国的贵族”集团内部的冲突，相比于全球“诸众”的反抗，并没有多少进步性可言。

　　这样的“趋同论”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说服力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在疫情期间仍然可以享受到拜登政府的疫情补贴——而这从根本上是建立在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从全球汲取的财富基础之上的；同时，即便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也无法避免美联储滥发美元造成的“输入性通胀”——这实质上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对其他国家财富的收割。不分析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我们就很容易被“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同样存在摩天大楼和贫民窟这样的表面现象所误导，得出世界已经“均质化”的简单结论。

　　毋庸否认，民族国家的“同质化”逻辑在过去的两百年之中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乃至悲剧。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的领土型殖民帝国固然已经成为过去，“非正式帝国”仍然生机勃勃。被压迫者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而有效组织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新式的“非正式帝国”并不需要占领附庸国的领土，甚至也不需要将其变成法律上的保护国（protectorate）。它完全可以在形式上承认后者的独立主权，并通过貌似平等的条约，以建立共同防务的名义向海外投放军力；“非正式帝国”可以凭借自身货币的全球霸权，并通过技术霸权，紧紧掌握产业链中的超级利润环节，而将成本高、利润薄的制造环节大量外包，通过跨国的产业链实现对不同国家经济地位的分配。即便是美国霸权体系中的盟友，在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上攀升，开始挑战美国的技术霸权的时候，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进行打击。20世纪80年代美日签订《广场协议》，21世纪美国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以及芯片制造头部企业金普斯公司的打击，52都是这样的事件。至于那些工业化刚刚起步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面前的地位更加脆弱。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削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支配，将更多经济剩余保留在本国，有助于加快自身的工业化进程，进而为实现国内的社会经济平等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只要存在这种谋求自主性的需求，以“自主性”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即便已经不能准确描述既有的主权形态，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政治动员话语发挥作用。

　　要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权理论呢？《帝国》在“民族国家主权”与“帝国式主权”之间制造的二元对立，可能具有政治象征符号的意义，但这种符号本身就是有待剖析的对象，而不是可以被用来剖析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工具。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对未来的主权形态的某种先入为主的想象，而是一种更具有描述-分析性的主权理论。更确切地说，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能够告诉我们“主权”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用法，能够展现“主权”的政治符号功能与其实际的实践效果之间的落差。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主权理论的研究者们主要讨论全球化是否在一般意义上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斯坦福大学的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提出，必须要对主权做进一步的区分，探讨削弱的究竟是哪一种具体的主权。他的研究进路是区分主权的话语表达与主权的具体实践，并寻求一种解释现实的理论语言。他将主权的实践划分为四个维度：“国际性法律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y）、“针对相互依存关系的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和“对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ty）。53对我们当下研究的主题而言，这是一种具有较强分析性，不会陷入“民族国家主权”与“帝国式主权”二元对立的主权理论，因而值得讨论。

　　克拉斯纳所说的“国际性法律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实体被其他国家或实体承认为国际法主体，其基本规则是，只有在法律上独立的领土性实体才能够被承认为国际法主体。“国际性法律主权”是有和无的问题，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对大多数政治实体而言，一旦获得承认，其法律地位通常会一直保持下去，不管这个实体内部是如何统治的。因此，全球化无论是涨潮还是退潮，基本上都不会触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性法律主权”。

　　克拉斯纳界定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本质上是“对外主权”，它指向的是国内权威结构相对于外部权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外部权威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内部的权威结构时，我们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受到了限制，而这种情况不仅源于强力干预（如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也可能源于统治者形式上自愿（voluntary）的行动——他们出于种种考虑，加入了具有限制国内权威结构效果的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比如说一系列欧洲国家加入欧盟，这当然是削弱了自身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但它们这么做是为了获得预期的某些好处；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也会对国内权威结构构成约束，但统治者这么做是为了获得预期的某些利益。但是，当统治者没有获得其所预期的利益的时候，“主权受损”的抱怨就有可能出现。

　　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的受限程度其实是所有国家中比较弱的。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发起和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而这带来了一些国际法上的义务，对其未来行动构成约束。一位继任总统完全有可能感觉被上一任总统签订的某个条约束缚了手脚，但这并不改变美国自愿参与这些条约和组织的性质。如果形势需要，美国也可以退出这些条约和组织。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在几年之内频繁“退群”和“重新加群”的操作，正好表明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高度自主性。但是对很多国家来说，“加群”本身往往是形势所迫，“退群”的代价更是极其昂贵。

　　全球化对主权的第三个维度，即“针对相互依存关系的主权”，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克拉斯纳将其界定为一个国家的政府规制货物、资本、人员、信息乃至污染物跨境流动的权力。当代各国政府所关心的“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据主权”等概念，均与这一维度有着密切关联。但在这个领域，冷战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未必在任何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说，在19世纪，跨大西洋移民比当下活跃得多，而美国那时候的边境管理水平肯定与今日无法同日而语。54最大的差异在于，19世纪的美国欢迎欧洲移民，而在今天，特朗普政府认为具有特定国籍、族裔和宗教背景的移民无益甚至有害于美国。今天的货物、资本与信息的跨境流动规模，从总体上要远远超过19世纪，这跟科技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今天很多商品的制造依赖于高度国际化的产业链，许多进出口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家跨国企业内部不同分支之间货物的流动。没有国家能够掌握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的产业链，即便是中国这个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产业部门的国家，仍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遭遇“卡脖子”的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球产业链的震荡更让许多国家的执政精英和产业精英产生了一种失控感。这也是“全球化”削弱“主权”这一判断的重要经验来源。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美国甚至还通过全球化削弱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针对相互依存关系的主权”。比如说，美国的跨国互联网巨头掌握外国民众的大量数据，对于外国民众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比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更为了解，而这又可以很快转化为美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根据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动制定的《云法案》（即《澄清数据在海外合法使用法》），任何拥有、监管或控制各种通信、记录或其他信息的公司，无论是否在美国注册，也无论这些数据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只要这些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与美国发生足够的“联系”，就可以由美国进行“长臂管辖”。55正如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其对美国“棱镜”计划的揭露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与美国数据巨头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密切。晚近的时势也一再表明，美国精英能够很容易地运用美国跨国公司建立的信息基础设施来影响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比如说，组织反政府抗议，或者通过某些关键信息的传播来影响选举或政局走向。但是其他国家很难对美国有同样的影响。

　　克拉斯纳界定的“对内主权”指向一个国家内部权威结构的自主性，以及国家的有效性或控制力。由于内部政治整合尚未完成，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都比较弱，我们可以说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乃至缅甸这些国家的“对内主权”是比较弱的。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针对相互依存关系的主权”较弱，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其自身的权威结构，但极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控制力。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互联网领域基本上被美国数据巨头所控制，这对该国政府的控制力一定是有影响的。互联网巨头掌握着所在国大量重要数据，其在网络平台上设立的规则对于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如果发生网络攻击，就有可能让一个城市的电力系统陷入瘫痪。互联网巨头推特（Twitter）既然能够让特朗普这个现任总统在其平台上“消声”，要在自己平台上屏蔽其他国家政府声音的能力就更加不在话下。这种数据封建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威胁到“对内主权”的完整性。

　　以上对克拉斯纳“主权”理论框架的应用，可以表明其对于许多现象具有描述和分析的能力。克拉斯纳拒绝“全球化削弱主权”这一笼统的结论，而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并不存在一种凝固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主权”的话语表达和行动-实践之间从来都是存在张力的。克拉斯纳将“主权”概念称为“组织化的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这种“伪善”尤其发生在与“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相关的实践上：统治者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运用自己的“国际性法律主权”，加入某一个国际条约或组织，从而对国内的权威结构形成某种约束，但当自身在这些条约或组织中遭受不利的时候，就抱怨主权受到了侵犯。56

　　“组织化的伪善”这一概念暗示了认识者的清醒态度，然而，这种自我标榜的清醒，也可能带来某些遮蔽——这终究是一个过于聚焦于法律形式的概念，它并不包含对于霸权力量与反霸权力量的实质斗争的考察。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自愿和胁迫的界限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形式上的自愿背后，可能是某一种时势的胁迫。而“非正式帝国”的特长，恰恰是承认相关国家的“国际性法律主权”，进而利用这种主权，让相关国家“自愿地”同意各种各样不平等的利益和制度安排。一旦我们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去分析发展的不平衡和实际的支配关系，法律形式上的意思表示是否属于“自愿”，就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形式上的“同意”的生产，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本来就是司空见惯之事。如果我们接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于“霸权”（hegemony）的界定，我们也有必要接受，制造“同意”本身就是霸权的能力之一。

　　被许多研究者作为起点的所谓“民族国家的主权”，也许从来没有完全变成现实。然而，在一个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全球秩序之中，霸权的行动和反霸权的行动都需要一个具有政治动员力的能指符号，因而，建立在“内／外”区分基础上的，以“自主性”为诉求的，自我证成式的“主权”话语，会是一种持久的存在，甚至连作为“超国家”组织的欧盟，也没有找到比“主权”更具动员力的政治符号。只有理解并把握“主权”话语本身的政治性，我们的描述和分析才能同时在社会科学理论和政治行动的世界里获得相应的位置。克拉斯纳自己并没有完成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结合，而这正是中国的研究者可以继续推进的研究议程。

四、余论

　　在21世纪之初，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中断定，全球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至大无外”的帝国，“帝国式主权”取代民族国家主权已成定数。然而，时势的变迁方向与他们的判断相抵牾。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抛弃“全球主义”的话语，重新祭起“主权”话语，试图重界“内／外”，对国际秩序的规则进行修正，以重新打造美国可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在诸多领域的政策基调，实际上推行了民主党版本的“美国优先”战略。无论是在全球贸易、疫情防控还是气候变化等领域，美国都已经不再是强有力的领导者，但仍然是强有力的否决者，在其“战略收缩”的过程中，仍有能力在相关区域中造就“溃疡面”，阻碍新的有效秩序的形成。

　　特朗普-拜登政府重界“内／外”，并将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攻击的武器，激发的是其他国家与区域组织区分“内／外”的自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更是让流动、接触和相互依存关系都具有了潜在的危险性，各国不得不加强对物理边界的管控，同时思考如何通过加强自主性来降低风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整的世界，而是一个在不断建立和加固围墙的世界，在这一背景之下，想象一个“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帝国的“帝国式主权”的兴起，或者想象“主权”观念的消亡，都缺乏现实基础。57

　　因此，民族国家的主权／帝国式主权这一对概念，远远无法满足对现实的历史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需要，当代世界需要更为精细的，能够对“主权”概念使用的不同场景进行描述和解释的理论话语。借助克拉斯纳对主权实践的四个方面加以区分的框架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民族国家主权”模型，其实主要是一种观念建构。然而，无论是传统的南北矛盾，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作为全球单极霸权的美国之间的矛盾，抑或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与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需要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仍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内／外”区分，从而需要通过“主权”符号进行政治动员。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与欧盟都借助了这一符号，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围绕“发展权”的国际规则斗争中更是不可能抛弃这一符号。

　　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式发展道路保留一块美国无法控制的“根据地”，使得探索的实践不至于被打断。中国道路的探索，已经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其所指向的全球秩序，也不会是一个“一马平川”的秩序，而必然是一个在不同国家、民族与文明之间存在边界的秩序。这些边界既是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风险的“隔离带”，也是承担共同命运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在这样一种全球秩序中，我们必然需要继续探讨和界定民族国家的主权。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奈格里与哈特奔向“帝国式主权”这一现象背后的思想路径。在20世纪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探索中，列宁的思想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薄弱环节”的思考，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将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后来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列宁奠定的思想底色。奈格里与哈特看到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曾经出现的曲折与困难，于是质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开辟的道路，认为先锋队政党和民族国家作为具有强烈“同质化”倾向的力量所制造的问题有可能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大；两位作者认可的反抗的主体，是“诸众”（multitude）而非“人民”（people）或“民族”（nation），他们认为“人民”或“民族”经过了某种“同质化”的组织化进程，已经抑制了“诸众”身上的奇异性（singularity）和创造力。58

　　于是，在“告别列宁”之后，奈格里与哈特也毫无意外地落入了列宁在《怎么办？》里所批评的对“自发性”的崇拜，59低估了压迫性力量的强度和斗争的烈度，寄希望于在新的“生命政治”生产方式（biopolitical production）内部自发地产生冲决资本主义的力量，并在“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在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类似于1927年中国革命局势中的上海、武汉、长沙这些中心城市）展开的街头运动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60而非深入思考全球性的压迫体系中真正的“薄弱环节”究竟在什么地方。61他们看到具有高度流动性和灵活性的“生命政治”生产方式在欧美的兴起，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全球价值链上枯燥乏味的制造环节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才得以在局部地区普遍化的现象，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生命政治”生产方式因为缺乏传统产业工人在同一空间内的面对面互动，有可能更有利于压迫力量“分而治之”，各个击破。长期关注亚洲革命的列宁是在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思考压迫的体系和反抗的可能性，这种视野无论在当代西方还是当代中国都是非常稀缺的。当代的“主权”研究应当如何重建这种全球性的视野，正在重新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汪晖、中岛隆博、石井刚、项飚、国分功一郎、殷之光、李放春、王钦、张政远、雷少华、刘晗等师友的讨论以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一如既往，本文的一切错漏概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