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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个人同一性的社会学讨论

秦明瑞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社会学关于个人同一性状况讨论的跟踪,展示了现代人在面对外部环境不断扩大的灵活性要求时遇到的自我定义困境。作为一场新资本主义运动,全球化正在冲刷传统工业社会个人同一性的基础——职业的稳定性。它要求人们不断创造和适应新的劳动和生活情景、将自己的时间碎片化、拼凑自己的同一性。这种要求无疑会导致主体性的缺失和干扰同一性的建构,从而影响社会整合。

  同一性(Identity, Identitaet)问题是哲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米德、哈贝马斯、埃瑞克森、贝格尔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设计过不同的个人(自我)同一性方案。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群体、类)的张力关系中,他们试图解释个性(个体性)、自我意识、自我、自我性(Ichheit)等等作为与同一性大致同一的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机制。尽管一些理论家——如马克思、米德、齐美尔、埃瑞克森等——将同一性解释为个人应对自己所面对的危机的产物,但是,社会学的同一性概念却包含着一些比较确定的内容。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同一性被定义为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可和他人混淆的人,因为自己具有自己的生活历史;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在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和“正常性”——即表现自己在规范面前与他者同一、无区别;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意识到自己在个人要求和社会期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同一性意味着关于“自己生平的知识”,意味着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揉进某种有意义的秩序之中,意味着有计划地对待自己的未来——如一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上了大学、获得了很高的学位、知识面宽广,那么,他想完成学业后在大学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这一计划是符合他的同一性的。从与他人互动的角度看,同一性意味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共同性——即自己在规范面前与他人是平等的。从他者的角度看,同一性意味着自己的行动必须是真诚的,必须让他者认为可靠、能够信任。

  也就是说,在社会学中,同一性被看作是某种“内聚的和连贯的”整体,表现为某种“一贯的叙事”。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只有当个人形成了这种清晰的同一性即稳定的个性时,他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种自主的生活。同时,这种稳定的同一性又是构成社会整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中产生面对集体的忠诚和约束的基本条件;只有当单个的人具有忠诚和接受约束的能力时,社会中才会有信任,社会整合才是可能的。{1}

  当然,在强调稳定的同一性的个人和社会意义时,社会学家们并不否认同一性中可能和允许包含非连贯性、断裂和转折。在埃瑞克森看来,同一性是个人在自己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不断面对自我定义的危机时得出的独特的自我定义方式。在人生的几个阶段(哺乳期、幼童期、游戏期、学龄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或择偶期、真正的成年期即婚后期、成熟的成年期),人总会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困扰:我是谁?而当人经过痛苦的挣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时,他自己独特的品德即他的同一性也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在埃瑞克森的方案中,同一性是某种不断变化发展的东西,这种发展过程是个人面对外部环境而不断调适自己的过程。{2}可是,人应对环境、加工环境所包含的复杂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环境要求过多地大于个人的适应能力时,个人往往会陷入同一性危机,无法找到“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本来就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持续困境。可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全球化运动却使这一困境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如果说,在同一性中所包含的非连贯性和断裂对个人来说还是“可读的”、“可透视的”因而有意义的现象时,它们不会危害个人同一性、而是为同一性的发展和保留开辟了其他途径的话,那么,全球化作为一种新资本主义运动却正在破坏个人同一性形成和保留的基础。对传统的工业社会或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个人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的职业劳动为基础的,是某种“职业同一性”。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生成的意识、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掌握的技能最终通过职业的选择和实践决定着个人的生活和意识状况。而在全球化之前,个人通过艰巨的、漫长的准备而获得的职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大部分社会成员几乎“从一而终”,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自己有一种确定的、持续的定义。而全球化以来出现的新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却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它对社会成员的要求是:灵活性。人们长时间内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职场上越来越失去价值,取而代之的是接受劳务市场不断变化的要求的能力:

  “这种新制度事实上并不尊重[这一点],即知识积累所必需的纯粹的时间过程给予个人以地位和权利——直接意义上的价值;它将这类以时间过程为基础的要求看作一种老化的官僚政治体系的又一个弊病,其中,工龄(所包含的)权利会使企业瘫痪。”(Sennett,1998:128。大括号内的文字是笔者添加,下同。)

  对森内特来说,知识和经验贬值,人们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从零开始”、只能在准备自己的职业同一性被取消的前提下建构这种同一性,认同的可能性不断消失,这些情况导致现代人的同一性面临着“流失”的危险。由于不断经历着一种支离破碎的、无内在联系的时间,人们将自己的诸多性格特征形塑成一贯叙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受到威胁。

  如果说在哲学和社会学的现代同一性研究中始终存在两种观点,即一种观点认为稳定的同一性只能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只能在稳定的劳务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和延续下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也可以在灵活性要求下建立起自己稳定的同一性的话,那么,森内特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同一性的担忧则属于第一种观点。来自另一种理论传统的一些学者对他的担忧(不仅)显得满不在乎,而且认为不断强化的“灵活性要求”对现代人建构更高水平的同一性,获得更多的独立性,真正成为自己的生活实践的主人有积极意义。这些学者比较一致地描写了当今同一性所呈现的新状态:同一性处于分解、扩散和碎片化的状态。但是,不同的学者对这一状态中的同一性却设计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同一性或被定义为“拼凑体同一性”(Patchwork-Identities),或被定义为“后现代的、解中心化的自我”,或被定义为“主动的、灵活的自我”。{3}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尔蒙特·鲍曼即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出发,将同一性的分解理解为对一些规范性的同一性强制的摆脱。而在他看来,这类强制对现代性来说具有典型意义。{4}在这一视角下,在当今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建构某种稳定的和内聚的自我同一性,这一点已经被怀疑。相反,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5}恰恰是因为其连贯性和内聚性,以稳定性为特征的同一性形式对当今情景中的主体来说不仅难以建立,而且是具有负功能的。它会导致主体无法适应新的社会情景,甚至影响社会整合。

  另外一些否定稳定的同一性的学者则将当今人的同一性定义为“编导的产物”。他们认为,当今之人是“戈夫曼人”:当今之人总是试图在其日常的互动情景中策划出一种适当的、符合情景的“自我表现”(即戈夫曼意义上的“Presentation of self”);他们要想在社会中成功,甚至必须这样不停地设计自己。这种观点所暗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今天人们所面对的互动空间已经变得纷繁多样。关于这一现象,德国学者希兹勒写道:“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这指的是:制度性地预定的)领域,个体化的人的生活世界典型地是由许多此类小世界构成的。现代人典型地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大众文化性地平整化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大量的由部分时间构成的意义世界中;在其中,他分别同不同的人一道追求不同的目的。”{6}

  认为同一性呈扩散状态的另一些学者则更多地将同一性理解为“属性”和“认同”的结果,即理解为“社会同一性”。在这一视角下,同一性的分解和碎片化意味着当今之人越来越难以具有一种关于自己属于哪一个性别、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哪一个职业群体等等的独特的自我理解。如果说这类经典的给赋同一性的代理机构曾经具有过“霸权意义”的话,那么,在个人化和全球化的当下,它们的亲合力和影响力却已大为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当下之人通过自己选择一些可辞退的、有限期的成员资格(如水上俱乐部成员资格、自行车爱好者协会成员资格等等)以及部分约束(如做无偿献血者、志愿消防员、志愿交通协管员等等)来建构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可以包括多种多样的认同;并且,这些认同互相之间经常可以是矛盾的。{7}

  可以说,以上几种对同一性的新形式(分解、碎片化、扩散)的描写都建基于个人化的预设。这一预设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基于这么一个逻辑,即从社会结构分析的结论中直接推演出新的意识状态和新的同一性模式。在社会结构层面,学者们认为可以确认封闭的社会道德情景之破灭、社会不平等的无阶级化越来越明显、个人风险状况的多元化、个体化的生存境况的形成等等变化。这些变化在他们看来直接导致了一些主观层面的后果出现:个人的意识形式和同一性经历着解常规化和灵活化的过程。

  这类逻辑推演虽然给人一个明了的感觉,但是一些学者却认为它们过于简单。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名著《风险社会》中即已指出,个人化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建构物的流失和融化,而应更多地理解为日常世界的归咎模式的某种变换。他写道:“在非传统化的生活形式中,出现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的直接性,即此类意义上的危机和疾病的直接性:社会的危机表现为个人的[危机],并且其社会性只能非常有限地和间接地被知觉。”{8}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趋向于绘制一幅个体化的现代人作为“意义拼凑师”的精确图像。在这幅图像中,现代人自由地组装自己的生活、感受、意义性的取向。希兹勒列举的一些现象比较清晰地勾画了这幅图像:“他[现代人]在结交,在接触,在建立联系,在加入[组织],在与他人、与‘同类’重新联合成各种类型的(部分时间)共同体,并且(在某地)又(不单是自愿地,而是有时候非自愿地)成为成员:在某个失业者自助体育协会中,在某个施虐——受虐——网络中,在某个老年健身房中,在某个暴力型的足球迷俱乐部中,在某个登山自行车俱乐部中,在某个残疾人倡议[组织]中,在某个自卫委员会中,在某个自然食品合作社中[成为成员]。这里仅仅是举了一些通俗的例子。”(Hitzler 1999: 236)

  而恰恰是这些通俗的例子所包含的内容似乎很难被一个人——即使他是现代人——所接受和加工。现代人如何能够在他的一生中、甚至同时将如此多样的取向整合在一起?这既是现代人本身的困境,又是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现代人作为“意义拼凑师”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或者绘制这幅图像的学者认为这种真实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真实,那么,现代人的境况是堪忧的。{9}作为“意义拼凑师”,现代人变得既无历史、又无布迪厄意义上的惯习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同一”的主体了;他不再能够以自己的独特的、一贯的方式加工自己所面对的多种多样的情境,用自己的方法解释自己所处的各种真实,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在社会和心性层面,他变成了齐美尔意义上的“陌生人”,是失根的、无家可归的个体。对他来说,要生存和生活,并不需要具备家庭、不必具备生涯和社会化的起始条件。他不再是某种特有的生活方式——比如韦伯意义上的新教徒的生活方式——的承担人,而是许多生活风格的特征的载体。“意义拼凑师”之理论方案关注的也不是人们实践活动之日常组织的总和,而是现代人的美学风格化以及他们追求与众不同的自我表现的热情。在此意义上,这一方案中的人已经不再具有任何主体性或个性。

  有趣的是,这一新方案中的主体性缺失恰恰又是与这种方案的设计者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初衷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悖论的结果。以希兹勒为代表的“灵活的同一性”主张者认为,传统的社会学视角过于强调客观性,强调社会真实对主体行动的限制和导向功能,因此,在这一视角下得出的主体图像必然是呈稳定、连贯态式的人的图像。希兹勒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传统社会学的同一性研究之“客观主义”特征作了如下批判:“典型的社会学思维和观察方式——如果它尚未将主体(有行动能力的个体)完全理解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个体]的话——主要关注这一问题:社会真实是怎样的?并且,它怎样提供和限制个体的行动机会?而什么是主体的本质特征——假如它是大于社会历史情境的(无助的)产物,即为一个行动的和互动的、一个思考的和感觉的、一个提问和评价的实存的话——[这一问题]一直未被主题化。”{10}

  在这种理解的支持下,希兹勒主张社会学应该从关注个体的生活取向和生活表现转向关注现代人的经验相关物的质量。后一种关注具有现象学的合法性,因为它更能揭示变化中的社会真实。

  可是,现代人在构建其碎片化的真实、灵活的同一性时的感觉如何?他们真正愿意具有这样的同一性情景吗?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也应该是强调主体性的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Baumann, Zygmund 1991, Moderne und Ambivalenz. Ffm.: Suhrkamp.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fm.: Suhrkamp

Erikson, Erik H. 1950, Kindheit und Gesellschaft. Stuttgart: Klett 1974. Ders. 1959, Identitaet und

  Lebenszyklus. Drei Aufsaetze. Ffm.: Suhrkamp 1974.

Fechhof, Wilfried u. a. 1997, Patchwork-Jugend. Einfuehrung in postmoderne Sichtweisen.

  Opladen.

Hitzler, Ronald 1994, “Sinnbasteln. Zur subjektiven Aneignung von Lebensstilen”, in: Moerth, Ingo u. a. 1994: Kultur und soziale Ungleichheit. Ffm.: Campus

Ders. 1999, “Die Entdeckung der Lebens-Welten. Individualisierung im sozialen Wandel”, in: Willems, Herbert u. a. (Hrsg.) 1999, Identitaet und Moderne. Ffm.: Suhrkamp

Keupp, Heiner u. a. 1999, Identitaetskonstruktionen. Hamburg: Rowohlt. 

Krappmann, Lothar 1997, “Die Identitaetsproblematik nach Erikson aus einer interaktionistischen

  Sicht”, in: Keupp, Heiner u. a. 1997, Identitaetsarbeit heute. Ffm.: Suhrkamp.

Oevermann, Ulrich 1991, “Genetischer Strukturalismus und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

  der Erklaerung der Entstehung des Neuen”, in: Mueller-Doohm (Hrsg.) 1991, Jenseits der

Utopie. Ffm.: Suhrkamp

Sennett, Richard 1998, Der flexible Mensch. Die Kultur des neuen Kapitalismus. Berlin: Berlin Verlag


【注释】

{1}Sennett, Richard 1998, Der flexible Mensch. Die Kultur des neuen Kapitalismus. Berlin: Berlin Verlag {2}Erikson, Erik H. 1950, Kindheit und Gesellschaft. Stuttgart: Klett 1974. Ders. 1959, Identitaet und Lebenszyklus. Drei Aufsaetze. Ffm.: Suhrkamp 1974. {3}比较Keupp, Heiner u. a. 1999, Identitaetskonstruktionen. Hamburg: Rowohlt. Fechhof, Wilfried u. a. 1997, Patchwork-Jugend. Einfuehrung in postmoderne Sichtweisen. Opladen. 等等。 {4}Baumann, Zygmund 1991, Moderne und Ambivalenz. Ffm.: Suhrkamp. {5}如Krappmann, Lothar 1997, “Die Identitaetsproblematik nach Erikson aus einer interaktionistischen Sicht”, in: Keupp, Heiner u. a. 1997, Identitaetsarbeit heute. Ffm.: Suhrkamp. {6}Hitzler, Ronald 1999, “Die Entdeckung der Lebens-Welten. Individualisierung im sozialen Wandel”, in: Willems, Herbert u. a. (Hrsg.) 1999, Identitaet und Moderne. Ffm.: Suhrkamp, S. 241. {7}Wagner, Peter 1998, “Fest-Stellungen. Beobachtungen zu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Diskussion ueber Identitaet”, in: Assmann, Aleida u. a. (Hrsg.) 1998, Identitaeten. Ffm. Suhrkamp, S. 44-72. {8}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fm.: Suhrkamp, S. 118. {9}Oevermann, Ulrich 1991, “Genetischer Strukturalismus und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 der Erklaerung der Entstehung des Neuen”, in: Mueller-Doohm (Hrsg.) 1991, Jenseits der Utopie. Ffm.: Suhrkamp. {10}Hitzler, Ronald 1994, “Sinnbasteln. Zur subjektiven Aneignung von Lebensstilen”, in: Moerth, Ingo u. a. 1994: Kultur und soziale Ungleichheit. Ffm.: Campus, S. 81.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