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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蔡翔

  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在许多老师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发展。简要地说,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努力,使得我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以往那种过于率性、过于随意、过于表面的言谈,而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理性,谨慎地处理各种材料,并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种种学科性问题也逐渐形成,并进入研究的过程之中。学科化的发展,有赖于学科性问题的提出并形成,因此,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这些学科性问题不仅使得学科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开辟了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所谓的精细化,往往和这些学科性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使学术研究因为精细而要求学科内部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年,当代文学学科化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崛起。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许多史料陆续被发掘。所谓当代文学的陌生化,正是依赖这些被重新发现的史料,才有可能逐渐形成。而在这一陌生化的过程中,改变,有些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当代文学许多既有的印象。同时,经过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开始初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有理有据,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的言说风格。当然,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使得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地不妥。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可以改变我们的浮夸之气,学术研究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工匠”精神的。因此,离开学科化,有时候,所谓“问题性学术”反而会流于空疏。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离开问题性学术的介入,学科化,尤其是过度的学科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当分工越来越细致,某种整体性的视野可能也会逐渐丧失;职业习惯的养成,依赖于某种“工匠”精神,但是,对技术的过度推崇,则往往意味着技术背后的动力的丧失。学科化,一方面是精耕细作的学术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人力投入,因此它往往会造成学科的“内卷化”倾向。学科的内卷化,形成的结果,是叠床架屋,而不是学科的创新,扼杀的,是思想的创造力,以及探索的冲动。因为学科化,而会形成许多成规,这些成规,包括方法,极端者,则会形成所谓的“家法”。许多学者,以挑战学科的成规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可是当他们逐渐被学界所承认,并成为自己所在学科的“立法者”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制定所谓的学科成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知道的是,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趋势,一种学科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学科化的极端发展,所导致的,大致就是一种文胜于质的趋势,是几近呆板的学科秩序。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下的学术体制内,学科化很容易被体制所吸纳,并进一步被异化。这时候,学术不仅仅是职业,更会成为一门“生意”,学者成为商人,追求丰厚的利润回报。又有谁能始终抵挡这一丰厚的利润回报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学科过于成熟,过于学科化之后,一定是逐渐衰弱,当蓬勃的创造性逐渐退去,留下的,有可能是满地的平庸。我想,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学科化。

  因此,在我们强调学科化的同时,可能还要强调并寻找一种反学科的动力;在我们强调学科性问题的同时,可能还要继续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而这一视野,曾经是我们,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

  文学乃是一种追寻并呈现真理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实际上很难被所谓学科化完全驯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如此。当然,什么是真理,很难说清,言人人殊,但正是关于何谓真理的辩论,恰恰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用力之处,可能就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言说被认为是真理,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真理又遭遇到了挑战甚至颠覆。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质疑和追寻,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代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历史,和社会,和我们的存在,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当代文学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僵化的大学体制,这是它的特点。它一直在发展,文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并由此被不断激活,意义被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匆忙地给中国当代文学划定下限。这对学科也未必见得有利。让当代文学始终对我们存在的当下语境开放,让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不断地涌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代文学是一门活着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学科的根本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这一特点,而不是匆忙地把它变成一门死的学问。当我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活着的艺术的时候,那是因为,“当代”一直活着。

  因为“当代”一直活着,我们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脱离我们始终鲜活的经验和感性,更无法脱离缠绕着我们的各种问题。如何面对并解释这些问题,才构成我们工作的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当代文学?而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之中,我们始终追问的,是我们的“当代”,我们的共和国,从哪里来,又可能到哪里去?所谓古今中西之变,正是构成“当代”,构成这七十年的全部发展。而当代的特点,也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更需要谨慎处理的,是挫折。这些挫折,有些来自外部,有些则根植于它自身。

  在这一意义上,反学科的驱动,恰恰是为了学科更好地发展。文学研究,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仍是怎样面对文学文本,史料文献的征集,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开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强调学科向外部开放,向问题性学术开放,实际上,也正是努力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而文本的开放,才可能引申出无数值得讨论的话题。坦率说,由于大学的出现,经典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百读不厌”,更有可能的,或许是“百说不厌”了。解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当我们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深刻地解读文本,不仅解读它写出来的,还要解读它没有说出来的,但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部分。比如说,当我们思考这个时代,也即我们生活着的“当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就是所谓的阶层流动了,严格来说,这个流动,指的是向上的阶层流动,而不是相反。这一流动,激发出野心和欲望,也引发焦虑和沮丧。延着这样的问题思路,当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有些问题就可以重新讨论。比如,四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80年代和“五四”相提并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呢?“五四”推动的中国知识阶层的向下走,为什么并没有在80年代重新出现,相反,所谓个人,所谓个体优先,实际上却在悄悄地阶层化。一些阶层通过“个人”这个概念,表达强烈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阶层的声音,却在文本中消失。个中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这并不是说,文学导致了社会的实际发展,文学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文学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形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往往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因此,问题性学术的引进,打破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乃至学术惰性,所要重新建构的,是新的学术范式。

  但是,这一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移植,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都隐藏在文本之中,是在文本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学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种感性的范式呈现真理,这就使它的形态斑斓驳杂。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观念先行,人云亦云。这四十年,学界已经形成诸多新的学术常识,而这些新常识,很多是我们亲身参与建构的。质疑并打破这些新常识,可能是我们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论引导我们进入文本,但文本呈现的问题,却可能挑战我们既有的理论,只有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一挑战,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反复不已。

  而我们的方法论,也只有在这种问题性学术的关照中,才可能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重新建构。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学科永远朝气蓬勃。比如说,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讨论文本,那么如果我们进入80年代,这一方法是否依然可行?因为恰恰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开始呈现挑战社会史的姿态,隐藏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呈现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支持或者反对的又是什么?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缠绕和纠葛中,才可能调整或重新创造我们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挑战和反对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打开两扇门,一扇门通向学科内部,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而另一扇门,通向学科外部的世界,我们要把那一束光,引进我们的学科。因此,学科化和反学科,并不矛盾,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它统一在我们对真理的追寻之中。在这方面,洪子诚老师起到了典范作用。

  对我们来说,学术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尤其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所谓学术,不过是追寻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的写作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对真理的追寻。我们永远都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一生跋涉不已。


责任编辑: 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