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流动时代背景下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及新趋势*

一、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与流动社会学的兴起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伴随这一新发展，各个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发生了一系列创新性转变，比如已产生广泛影响的“空间转向”（Warf & Arias， 2009），而与之相关的“流动转向”（mobilities turn）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Sheller， 2017）。流动性，俨然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人类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流动时代。尽管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关于社会流动研究不是一个新议题，但是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 1946—2016）所倡导的流动性（mobilities）或流动社会学（mobile sociology）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社会学关于流动的研究，他所提出的“新流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开拓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与方向，从而带来了社会研究所谓的“流动转向”。

　　厄里的学术视野广泛，强调跨学科的知识合作，注重运用新观点去研究一些新议题。其研究涉及社会理论、全球化、环境变化、旅游、消费、交通等当今社会的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他晚年特别关注流动问题研究，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创办了“流动性研究中心”（Centre for Mobilities Research），组建了“全球流动研究网络”，拥有全球数十个国家从事空间流动性研究的学者，并创办了专门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流动性》［Mobilities］）。他们开展了大量广泛的综合性的流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近年来虽然关注到了厄里在旅游社会学、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①，但对其流动研究没有充分重视。厄里的流动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超越社会的社会学》（Urry， 2000a）、《流动性》（Urry， 2007）等，下文我们主要结合他的有关研究成果分析其主要观点及其带来的重要影响。

　　厄里的“流动社会学”旨在倡导发展一种面向全球化的，超越传统所界定之“社会”的新社会学。这种新社会学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在不同时空中的一切人、事物以及信息和观念等方面的流动及其社会结果，把流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些以极其新的时空方式跨越社会界限的各种流动，为确立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新研究计划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关于流动性的研究计划。”（Urry， 2000a：2）因此，厄里所说的流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阶层流动，而是指人们在不同时空的各种移动，以及人们的观念、图像、信息、废物和货币的全球化流动，他关注这些流动对我们的时间、空间、居住和公民身份等方面的影响。他说：“流动可以从水平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不限于垂直流动，且它可以指各种不同的行动主体（actants），而不仅仅指人。”（Urry， 2000b：186）

　　由此，厄里呼吁发展一种“后学科”（post-discipline）意义的社会学，以此表明其观点跟传统社会学的差异和决裂。首先，厄里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做了重新界定。他认为，以往的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作为社会的社会性”（social as society），而不是“作为流动的社会性”（social as mobility）。因为以往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society）的概念，要么是指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要么等同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是，厄里指出，“社会”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其主要问题是一方面“社会”被狭义界定了，另一方面忽视了“流动性”，即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无流动性的”（a-mobile）。他甚至引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根本没有所谓的‘社会’这个东西”来作出解释。他说：“根本没有所谓的‘社会’这个东西，并不在于因为每个人作为主体的力量弱小，而是在于人们面对全球化中‘非人’的流动和移动过程的弱小。”（Urry， 2000a：12）

　　于是，厄里提出建立“超越‘社会’的社会学”，主张社会学应该关注研究各种运动、流动和偶发性秩序（contingent ordering），而不限于研究静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主张由静态研究转变为对流动现象的动态研究，从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对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人、物及人-物混合体的流动进行研究。因此，他所倡导的这种“后学科”意义的社会研究的另一特征便在于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关注由各种“非人类”（inhuman）②事物的流动及其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现象。他批评西方正统的社会学研究要么强调结构因素，要么强调人的能动性（agency），割裂了人跟“非人类”因素的复杂关系。正如他在《超越社会的社会学》中所言：“把这些因素要么描述为‘结构’，要么描述为‘能动性’，都不能恰当地体现这些关系的时空复杂性。因此，本书把社会生活的秩序假定为偶发性的、不可预知的、模式化的，且不可化约为人类主体（现象）。”（Urry， 2000a：15-16）

　　第二，厄里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规则”或“新流动范式”。在对“社会”概念和社会学研究对象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厄里进而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套“新规则”。经典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现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都曾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规则”，显然厄里试图超越以往的社会学方法论，确立一套以关注流动现象为对象的新研究规则或范式，旨在通过对社会世界的物质重构而发展一门“流动社会学”。比如，他除了提出社会学应该关注研究运动、流动和偶发性秩序之外，还提出应研究人们有形的、想象的和虚拟的各种流动，分析它们对工作、娱乐、逃避酷刑、作流民等方面的不同影响程度和范围；研究人们在社会内部和跨越社会界限流动时，网络和流体各自的不平衡状况，以及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关联性；关注解释无序的、非意向性和非线性的社会后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后果具有极为不同和不可预知的规模。

　　其核心观点可以用他们提出的“新流动范式”加以说明。厄里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新流动范式”，这个新范式首先通过强调流动研究而对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挑战。“我们对‘静态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还来自于集中关注后国家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过程和终结把国家当作社会容器的观点。”（Sheller & Urry， 2006：210）其次，这个新范式所关注的流动具有广泛含义，既包括人和物体的运动，也包括意象和信息等流动，需要把这些流动放在一定的时空和网络中加以分析。他们指出，关于这些流动的研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流动方法”要求。当然，流动性与非流动性是相对而言的，这个新范式既强调研究流动性，也研究非流动性。厄里在其《流动》一书中列举出了当今世界十多种主要的流动形式（Urry， 2007：10-11），并且强调由各种人和物、信息等所组成的流动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流动系统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包括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化世界相互依赖，构成了复杂的“全球混杂体”（hybrids）。（Urry， 2003：18）

　　“新流动范式”的提出旨在“通过流动性这个‘透镜’提供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思维，从而形成一些不同的理论、方法、问题和解决之道。”（Urry， 2007：18）因此，它提出后在社会学、地理学、文化研究、交通学、旅游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新流动范式”的提出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讨论③，但是它对社会科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这表现在：首先，它带来了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流动转向被看作是继“空间转向”之后的又一新发展，空间转向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大改善了以往社会研究忽视社会空间问题的弊端。而新出现的流动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与空间转向相关，且特别强调了流动研究所具有的范式意义。正如谢勒尔（Mimi Sheller）所指出的：“新流动范式在许多关键方面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而约翰·厄里关于流动的大量研究及其对无数相邻研究领域的影响，已经将这种空间分析思维传播得更远更广了。”（Sheller， 2017：623）

　　其次，它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和议题，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综合研究新领域。社会学虽然长期以来关注对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而且这似乎成了最具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经典领域，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层出不穷。然而，传统上所研究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指人们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即使涉及水平流动或人口迁移，但总体而言，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具有很大局限性。如厄里曾指出，以往这方面研究的问题是：“关注分析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关注生产而不是消费，关注‘工作’而不是‘休闲’，关注结构而不是流动，关注与工作相关的流动而不是与休闲相关的流动……”（Lash & Urry， 1994：254）故通常社会学所界定的“社会流动”，跟以约翰·厄里为代表的学派所关注的“流动”研究很不相同。

　　厄里明确指出：“这一范式不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可修正学界对人、物、信息和观念各种流动的忽视，它还带来社会科学的变革，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图景。……而且这一范式把研究带入到了以前完全忽视的前沿理论、方法和事例。”（Urry， 2007：42-43）总之，以“新流动范式”为特征的流动社会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学等学科关于流动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流动（或者‘新流动’）研究很可能是厄里迄今为止对社会科学学术贡献最突出的方面。”（Adey， 2011：433）厄里的研究尤其紧跟时代发展脉络，抓住了当今社会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全球化、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等。其中，网络和流动构成其研究的突出方面。他提出，当今世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系统，此系统是高度开放的，“包含着各种各样相互依存、混杂的网络和流动”（Urry， 2003：102）。或者说一切方面的流动构成了当今全球化社会的基本图景，呈现出最复杂的关系，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厄里正是基于对当今全球化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的洞察，对流动性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做了独到阐述。

二、当今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与流动空间

　　随着现代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进步，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大流动的新时代，每个社会及其成员都融入流动社会之中，或者说全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运动之中”（on the move）。针对当今世界的这一流动性特征，许多著名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突出的社会发展现象，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其特征和影响。其中，既有影响广泛的哲学家如吉尔·德勒兹（De Gilles Deleuze）④，也有很多社会学家，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如鲍曼提出，当今社会已经从沉重的、固态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转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并把流动的现代性出现看作是时空转变的结果。⑤他还从后现代性观点分析了流动对解放、个体性、时间和空间、生活观念、共同体等方面的影响，深入剖析了当今社会的状况，用“观光者”和“流浪者”这两种不同人格类型分析了后现代性的突出特征。

　　但是，约翰·厄里关于当今社会流动性和“流动空间”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者。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厄里通过倡导流动社会学和“新流动范式”，旨在弥补以往社会学忽视流动问题带来的不足，通过“后学科”意义的研究促进知识的发展。另外，厄里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重视社会空间问题，具有突出的空间分析思维。他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空间现象，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四维时空实体（entities）所构成的，但空间既不是绝对的实体，也不是如康德所言先验的知识范畴。他说：“空间是由实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构成，而不是一种物质元素（substances）。”（Urry， 1985：25）厄里强调空间组织的物质基础，但又不把空间简单地等同于物理对象。此外，他不赞成关于空间的主观视角解释，反对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去认识空间现象。“关于空间观念的概念化，应该是非人类中心论的。”（Urry， 1985：23）因此，厄里的空间观属于社会实在论，而不同于社会建构论。

　　从一些具体的研究来看，厄里正是从关系角度把空间跟流动、网络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他一方面认为流动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另一方面又把网络和流体（或流态，fluids）看作是空间的不同形态。他借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做了说明，“‘……当关系发生转变时，自身未出现断裂。因而，有时社会空间就像流体一样’。当这种流体在空间内或跨空间流动时，就会慢慢地改变形状。”（Urry， 2003：41）可见，厄里对流动现象的分析常常是跟（全球）网络社会联系起来。虽然他没有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那样专门论述过“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⑥，但是又跟卡斯特的有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流动空间”是卡斯特对当今社会变迁研究提出的一个创新性概念，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他作为空间社会学奠基人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追随者，从最早受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关注城市空间问题研究，到后来转向对信息化城市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其社会空间理论日臻成熟，既摆脱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决定论色彩，又不同于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派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而变身为一名具有独创见解的社会空间理论家。卡斯特所提出的以“流动空间”为核心的空间理论，既是社会空间概念的突出创新，也为解释当今社会变迁新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概念工具。首先，“流动空间”扩展了空间的内涵，深化了对社会空间现象的认识。卡斯特关于流动空间的界定是：“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卡斯特，2003：505）其次，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概念凸显了信息时代“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流动空间作为信息化社会支配性的空间形式，其要义就在于“流动”（flows）。随着流动空间在网络社会中的形成，“流动”于是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第三，由“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到“流动空间”反映了当代社会的重要变迁。他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也发生重要转变，即“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成为网络社会支配性的空间形式。“我们可以从所有的观察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社会趋势：流动空间的历史性出现，取代了地方空间的意义。”（卡斯特，2006：101）

　　可以说，强调“流动性”是厄里和卡斯特观点的共同特征，但他们二人在理论分析着眼点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关于流动性及空间观的理论解释上。卡斯特深受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观点的影响，非常重视对社会结构的解释，用结构分析贯穿其整个研究，这也是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研究一个新社会的构成、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可行的切入点就是其社会结构——对此我暂且称之为网络社会。”（Castells， 2000：693）卡斯特把支配性的空间形式的转变，甚至身份认同的变化都视为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因此，他把网络化结构看作是信息时代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然而，厄里的研究不具有结构主义色彩，他明确反对社会结构决定论观点，主张社会发展具有“偶发性”（contingent）、非确定性等特征。比如，厄里在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上，非常重视“涌现性”（emergence）这一概念，他把涌现性看作是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世界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中心观点的‘涌现性’，指的就是各类现象形成的集体属性。”（Urry， 2003：24）他认为其关系是非线性的，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涌现效应”（emergent effects）。厄里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就存在着一套非线性的涌现系统。所以，他强调其研究当今社会的着眼点不是社会结构，而是流动。

三、新趋势：社会空间研究的拓展

　　约翰·厄里关于流动性和“流动空间”的新理论已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是，首先通过研究“流动转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学等学科对当今流动性现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与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快速而广泛的流动已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及社会生活，当今人们不但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出了“动态性”：既包括地域空间上人员、物质、信息等流动越来越频繁，也包括思想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更新和传播。当然，大流动不但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问题，而我们对于大流动所导致的一些不确定结果尚不明确。例如，前几年出现的“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20年春大规模暴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都跟全球性大流动密切相关。因此，这需要社会学等学科关注这些新的流动现象及其社会后果，加强对相关问题的前瞻研究。厄里及其团体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先行研究，关于流动及其影响的认识提供了诸多新洞见，因此值得国内学者加以关注。

　　其次，在厄里以及其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扭转了社会科学研究“空间缺位”现象，拓展了社会空间理论。目前，学界关于空间与社会、空间与流动、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关系解释上，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和有待于探讨的问题。我们应从社会理论的层面，重视研究大流动时代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厄里和卡斯特关于（社会）空间的界定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而且他们都强调空间构成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解释之路。但他们对社会空间的变化偏重于物质技术决定论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空间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空间的社会建构机制来说，尽管空间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支持，而且随着技术化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技术性因素对社会空间拓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其中必定涉及主观性因素和社会文化符号意义。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话语或符号等都发挥着重要的建构功能。

　　目前关于社会空间的研究中，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甚至后现代主义观点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取向（林聚任、申丛丛，2019）。自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Lefebvre， 1991：26），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生产与被生产的观点之后，社会空间研究者对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如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在列斐伏尔观点的基础上，专门用“空间性”（spatiality）这一概念强调说明了空间的社会生产性。他得出：“假若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假定，即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偶然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这种双向关系界定了——或者也许是重新界定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苏贾，2004：196）苏贾对以往把空间看作是一种抽象的物质形式或“容器”的观点做了批评，明确肯定了空间的社会建构性特征。

　　把空间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已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或者说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空间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或理论范畴（林聚任，2015）。按照社会建构论观点，空间性与社会性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实践活动而建构的。在空间生产或建构过程中，社会实践者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地实现空间的建构与重构。由此来说，社会空间的建构因受社会文化因素差异以及行动者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社会空间的差异和不平等。

　　例如，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学者非常强调空间的社会建构性和空间的差异性问题。福柯在关于《不同空间》一文中，一方面突出了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分析视角，比如他关于“圆形监狱”（panopticon，又称“全景敞视监狱”）的阐述。另一方面，福柯用“异托邦”（heterotopias）⑦这个概念深刻论述了空间的异质性问题。他说，“异托邦”不同于虚构的“乌托邦”，即“在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文明中，都可能也存在着真实的地方（places）——它们的确存在且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这些地方像对立的地点（counter-sites）一样，作为一种有效确立的乌托邦是真实的地点，而存在于这一文化中的其他真实的地点，会同时得到表征、相对立及被颠倒。……因为这些地方完全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和论及的所有地点，于是相对于乌托邦，我称之为异托邦”。（Foucault， 1986：24）福柯关于不同空间的解释既说明了空间所体现的权力性，也说明了空间的社会性意义。

       总之，厄里的一系列新研究成果表明，流动性和流动空间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前沿性新课题，值得我们加以充分关注。社会空间概念实际上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的，“流动空间”突出反映了当今大流动时代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新特征，它也被看作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我们对社会空间现象的认识也远未终止，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发展更具时代意义和社会解释力的空间理论。

  *本文系林聚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空间社会学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ASH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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