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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构建

刘民权 张玲玉

【内容提要】 生活方式是当人们生活在特定的资源环境约束下,根据一定技术条件和价值取向,为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而做出的消费行为的总和。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相互联系,但并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影响。通过分析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因素、国家间物质禀赋与科技水平不同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由一国或国际社会倡导的主流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回顾了我国居民最近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变化,指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必要性,以及在向该目标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认为,在构建目标生活方式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引导、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公民个人的观念转变三者密切配合,方能切实推动目标生活方式的实现。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我国迫切需要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我国的长期目标。在追求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模式,需要转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逐步降低各种资源的物质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缓解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谓生活方式,泛指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某些行为方式或规范。一般而言,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可以根据一定的文化价值导向,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对周边环境提供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进行一定配置,从而形成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Evans & Jackson,2007)。当前国内外研究主要将生活方式分为物质消费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两大类。①虽然两者在某些方面密切联系,但本文将集中关注人们的物质消费生活方式,即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部分。

  在各类生活方式中,“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是我国自“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提出的一种物质消费方式目标。简单而言,它泛指一切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行为和行为规范;具体而言,它指所有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消费方式。②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其次,探讨影响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怎样看待因国家间物质禀赋与科技水平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由一国或国际社会倡导的主流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分析我国居民最近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分层,以及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必要性。最后,本文指出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要挑战和机遇,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质量,就是人们“生活得怎样”的问题。它根植于每个人所过的生活,是个人或社会对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也可以说是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水平的一种评价。对生活质量一般不能作精确的定量评价,而且在与个人的生活状况高度相关的基础上,生活质量会因为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人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差或其他人的生活不幸而苦恼,或因为个人精神上的某种痛苦而感到自己生活福利大幅下降,而这些变化并不一定降低了这个人的客观生活水准(森,2007)。后者可以通过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居住环境等指标进行量化和对比。

  与生活质量相区别,可把生活方式看作生活在特定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人们根据一定技术条件和价值取向,为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而做出的消费行为的总和。与消费行为一样,它可被看作人们做出的一种选择。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善,经常以追求地区居民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为目标,同时也意味着对资源的某种需要。在全球资源分配不均、地区技术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各个地区居民的物质消费方式也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落后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亟待改善,而这也往往意味着对资源的需求量不断扩张。为了解决资源耗竭加速和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正逐步提倡在保证居民福利水平的情况下,转变物质消费方式以缓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Mont, 2002)。

  如果人们的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是直接由他们的物质消费方式决定的,或者说如果两者间呈一种直接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那么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任何倡导势必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或福利。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对应关系,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倡导某种生活方式时,既要考虑到它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可能的影响,又要充分认识到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同一种或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

 (一)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首先,一个重要的日益被接受的共识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一定需要选择以高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物质消费方式。不同的物质消费方式可以实现相同的生活质量。正如阿玛蒂亚·森所阐述的“福利水平并不能与富裕程度等同,后者最多只是前者的一个影响因素” (Sen, 1999:16),“商品的需求只是通往福利终点的一条途径,但绝不是福利的终点” (Sen, 1999:19)。度量物质产品的消费给居民带来的福利不能仅从被消费资源本身的效用出发,而更需要从物质消费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实际功能出发,从居民消费时所处的状态和物质占有及消费对生活状态改善的程度来判断。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产品-服务系统理论,希望通过增加产品消费过程中的服务体验提升生活质量,作为既降低物质消费又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方式之一(Mont, 2002)。

  具体而言,如果一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以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处在相同人类发展指数水平的国家对各类资源的需求常常是不同的。以燃料供应所需的能源为例,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卡塔尔的人均燃料能源消费量最多,达21吨,远高于1.8吨的世界平均水平。而由联合国测评的卡塔尔人类发展指数为0.85,并不是人类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对照加拿大和卡塔尔,虽然前者的人均燃料能源消费量远低于后者,但人类发展指数远高于后者,表明高水平能源消费与人类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在分析不同种类能源消费的情况时,可以看到人均能源消费量最高的卡塔尔主要以天然气为燃料,石油次之,而加拿大对天然气、石油和水能的需求则占主导,这表明不同消费方式下对各类能源消费的差距可以非常悬殊。进一步比较人类发展指数同为0.913的加拿大和新西兰,其人均能源消费分别为9.44吨和4.66吨,相差一倍以上,这表明即使处于相同的人类发展水平,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各国的特定人均资源消费量差距可以是显著的。

  其次,如果人们适度控制自己的物质消费欲望,或许更能帮助自己实现某种生活质量。仍引用森所列举的事例:如果一个人学会抑制过大的野心,且学会更容易得到满足,在实现维持基础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消费水平前提下,即使比另一个人被剥夺更多的剩余生活资料,他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不一定会比另一个人低(Sen, 1999:15)。将此观点应用到国际范围,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人们拥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时,为确保其消费方式可持续,可以找到一条低资源消耗而又同时提高福利水平的途径。我们所追求的人们生活的改善,不应该仅限于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还应包括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居住环境、社会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享有,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因此,适宜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而应该在拥有适度、实用、舒心的物质生活基础上,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等高尚境界。相关文献也表明,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过量的物质消费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刘敏,2009)。

 (二) 生活质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改善也对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以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为例,该假说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做了诠释,认为后者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常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提高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轨迹。相关文献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环境质量属于奢侈品,只有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才会进入居民的消费选择;其次,经济发展带动的消费转型,即由农产品消费到工业制成品消费,再到服务产品消费的过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最后,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会变得更加低碳和环保(Lenzen, Wier, Cohen, Hayami, Pachauri & Schaeffer, 2006)。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环境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由于居民的消费水平较低,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方式发生变化,物质消费也大幅膨胀。相关研究表明,尤其是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后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加之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使得资源消耗的速度和环境污染的趋势逐步加快,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由低趋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2006)。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生活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居民开始更加注重对优质生活环境的追求。此时,消费方式逐渐从以高耗能的工业和建筑产品为主向低能耗绿色产品和休闲娱乐类服务转变,使得资源消耗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在达到某个峰值或“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而逐渐下降。此时环境污染程度逐步减轻,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Lenzen, Wier, Cohen, Hayami, Pachauri & Schaeffer, 2006)。总之,可以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物质消费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其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所揭示的演变过程。 

三、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根据王雅林(1995)的分析,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是由一定的生活活动条件、生活活动主体和具体生活活动形式组成的。如前所述,可把生活方式看作人们选择的结果,也即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在一定价值观和消费观的导向下,人们利用物质产品和劳务活动追求高生活质量的结果。因此,本节主要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两个方面分析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阐述社会倡导的主流生活方式与实际生活方式的关系。

  (一)资源禀赋

  所谓生活活动条件,指的是生活活动主体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物质条件、生态条件和文化取向,是形成一定生活方式的客观载体。因此,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可直接影响该地区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下面以美国和日本两个发达国家为例。美国国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的少数大国之一,但人口相对较少。基于技术水平上的领先地位、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高需求,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保持着资源的高消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数据统计,美国人均燃料耗能达7.21吨,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8吨。其中,建筑物及建筑业是资源消耗的大户,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以上,同时建筑能耗的总量还在不断攀升。美国商用和住宅建筑正在消耗近40%的总能源、70%的电力、40%的原材料和12%的淡水,而建筑业还会排放出30%的温室气体,并产生1.36亿吨重的施工和拆毁废料(约2.8磅/人/天)。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显现和资源的耗竭,美国开始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对消费水平的控制和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但其物质消费水平仍处于世界高位(Liu, Daily, Ehrlich & Luck, 2003)。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加大的条件下,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已日益受到质疑。

  日本作为岛国,土地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储量少,但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使其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加工和高附加产品的进出口。日本民众危机意识较强,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一直以来坚持选择以海洋捕捞产品为主的饮食消费来降低耕地压力,坚持选择密集型住宅以节约土地,坚持选择绿色消费方式以保证环境质量,坚持选择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好地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发展(Brander & Taylor, 1998;Erickson & Gowdy, 2000)。以产品售后和维修回收产业链为例,由于大型技术设备通常具有技术含量高、寿命周期长、更新速度快的特性,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对其实施售后的维护维修以及回收管理,可以降低损耗和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日本大约每700辆汽车就会设置1家维修和检验企业,汽车制造厂商和日本汽车维修振兴联合会每年定期向各自的维修企业提供检测诊断与维修技术资料。此外,为保证汽车的使用性能、行驶安全性及防止环境污染,日本还制定了严格的汽车检查和维护制度,并建立了汽车检验培训中心,开设各种行之有效的培训课程,以提高检验人员的业务及管理能力。

  (二)科技水平

  如果说作为人们生活活动条件的外界资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一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作为该活动的主体也可通过发展科技改进其生活方式。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可以在生产环节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缓解生活改善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物质生活资料压力,使同等的资源储量可以负担更多居民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创新性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开发新能源,寻找耗竭资源的替代品,并以更低廉的生产成本扩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份额,或通过市场机制进一步引导消费者选择节能环保产品(Lancaster, 1966;Popp, 2001;Dercon & Christiaensen, 2011)。

  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相关研究表明,生物医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及时对疾病进行救治,促使人们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的进步有助于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对废弃物做无害处理,以缓解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负外部性,使居民拥有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更好地开展贸易和互通有无,加深文化交流,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并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促使各国拥有更丰富的消费品选择(Freibauer Mathijs, Brunori, Damianova, Faroult, Gomis & Treyer, 2011)。同时,由商品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也会使不同地区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③

  可以用国内物质消费(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DMC)这一综合指标来衡量一国居民各类消费中所含的来自自然界的物质消费。影响一国国内物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人口、财富和技术水平。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数据(见图1),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范围内物质消费增加了43%,主要源于人口增长(13%)和财富的增加(29%)。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非洲地区,其物质消费水平提高了45%,其中29%源于人口增长,34%源于财富的增加,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则使得物质消费降低了19%。由技术进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尤其体现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北美的物质消费因此降低了30%,东欧降低了33%,西欧降低了18%。然而,图1也显示有两个地区(亚太和西亚)的技术系数(技术进步对资源消费的影响)反而是正的,这主要是因为产能分别在这两个地区的不同国家之间转移造成的。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美和欧洲两个地区保持了高消费的生活,但对资源的消费没有过快增长。相反,在这两个地区还出现了负资源消费增长。

  然而,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科技的发展将是有限的,所起到的缓解作用也是有限的。即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许多国家或地区来说,仍然无法通过发展科技使资源环境的压力完全得到缓解。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对其选择进行的引导,将是十分重要的。

  (三)主流生活方式

  所谓主流生活方式,在一国内是指为其大部分公民所崇尚和追求并被广泛实践的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则可指被大部分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发达国家公民)所崇尚和追求并被广泛实践的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引领下,人们追求和崇尚高物质消费。加上生产工艺上普遍缺乏应有的资源节约和环保意识及措施,各国乃至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环境问题。

  当发达国家仍然不断扩大其消费需求,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生活质量改善要求迫在眉睫时,全球资源消耗不可避免地出现加速的态势。相关文献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全球资源已经无法继续承载粗放的工业生产模式和高能耗消费态势(Leismann, Schmitt, Rohn & Baedeker, 2013)。此外,在人口增长、生活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而节能环保意识未能得到全面推广的当下,环境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2012)。全球范围内主要资源的探明储量与可开采年限如表2所示,充分说明人类所面临的资源限制。按照2010年探明的储量和开采速度,石油的可开采年限仅为之后65年,天然气的可开采年限仅为之后67年,这些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持续发展乃至生存。基于此,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之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使之成为在资源环境压力下全球所倡导的主流发展方向。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到生活方式领域,则要求选择一种既能降低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以保证满足未来各代人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又能确保当代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不断改善的物质消费方式。因此,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已逐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就全球而言,近年来生活方式的转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提倡减物质化,通过降低消费用品上的资源投入,包括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和汽车等,以及提倡循环利用等方式,降低资源消耗;提倡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不可再生能源,包括使用太阳能替代化石能源,以及使用清洁能耗的电气设备代替以煤电为燃料的电器设备等;提倡对空间和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例如提倡节能住宅设计,选择轮耕生产方式等;提倡降低消费的绝对数量,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例如减少生活用水、居住面积、城市土地占用面积以及旅行的公里数等(Newton & Meyer, 2013);选择可持续消费方式,希望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将消费篮子转变为低能源消费和环境友好的消费品组合(Lenzen, Wier, Cohen, Hayami, Pachauri & Schaeffer, 2006),并通过转变消费端进而推动生产端的减量化和资源合理利用。有理由相信,以上这些措施将会在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2011年提出的基本饮食建议,若将目前英国包括肉类、鱼类、豆类等蛋白质的摄取量降低50%,则在保持同等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在世界范围内,若按照该基本生活食谱,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降低70%(Macdiarmid, 2011)。

  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消费方式的转变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以能源为例,根据最新数据统计,1990年至2015年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强度⑤下降了近三分之一。根据预测,可再生能源消费在2012年至2040年间平均每年将提高2.6%,这将大大缓解能源压力(EIA, 2016)。

  (四)一国主流生活方式与实际生活方式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最近三十多年来全球主流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对高物质消费的追求到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崇尚。在此世界潮流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接纳了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然而,各国的实际生活方式往往与之存在明显差别。相关研究表明,一国实际的生活消费方式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源禀赋、历史习惯、经济条件以及政策引导等,其中由全球和国家倡导的主流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影响因素(Lenzen, Wier, Cohen, Hayami, Pachauri & Schaeffer, 2006)。具体而言,主流生活方式与实际生活方式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经济条件而言,尤其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落后地区仍需要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对这些地区的消费品需求无法降低,相反应予大幅增加。在这些地区,消费模式仍需向更宽敞的住房、更充足的家庭用品和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方向转变,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消耗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另外,对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来说,抑制消费也会造成产品供应商利润的损失,且新兴的节能环保型产品的市场利润一般而言较低(郭建清、李孟刚,2016)。受经济利益和企业偏好的影响,消费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就主观理念而言,向全球倡导的主流消费方式转变,不但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在已形成的高消费水平下进行消费抑制,而且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尚未成型的消费方式进行引导,使消费群体自愿地改变他们已有的消费观误区——将占有充裕物资和高消费作为生活质量改善的标准。但相关文献表明,这一过程充满曲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使消费者接受全新的社会标准,并意识到自身消费行为的转变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节能问题和环保问题,最后才可能在具体生活中逐步转变自己的消费方式(Newton & Meyer, 2013)。而具体的观念传导方式有很多,包括基础教育、电视和广播宣传、报纸和电子媒介推广,以及社会民间团体宣讲等,这些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频繁的重复,才能保证新观念最终转化为消费者的行为习惯。

  再次,除观念方面的引导外,消费方式的切实转变还需要政府使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激励手段。例如,对高耗能产品增加消费税,引导消费者需求向绿色产品转移;对公共交通等利润亏损产业进行补贴,引导消费者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对房屋建筑面积和居住条件加以适当限制,对汽车尾气排放和公里耗油量进行管制,以及运用行政法规对其他高能耗消费方式进行约束。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济、行政措施的颁布和实施同样存在时间滞后和执行力度的问题。

  因此,在主流生活范式的引导下,各国仍需结合其自身特点,采取有效的措施建立能够促进居民福利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可持续消费方式。

四、我国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

 (一)我国目前的生活方式

  中国之大,种种制约人们生活方式的因素在不同群体之间往往差异巨大,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缤纷多彩。单从物质消费角度考虑,需要重点关切的生活活动主要包括吃、穿、住、行,以及家庭用品、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从人群层面来分析生活方式,可按照城乡、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等一系列社会标准,将中国社会分成多个不同群体。比较而言,在相同群体里的人们通常有着较为相似的经济条件、生活目标、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共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消费行为(邓琼飞,2015)。正因为这样,不同群体的消费者所选择的消费品往往差异巨大,特别是房屋、家具、衣着等体现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中国在最近三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更趋明显,各类人群的物质消费方式之差异日益显著。下面仅就城乡和收入分层对消费方式的影响做一些回顾。

  首先,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在改革开放后这一特点更趋明显。图2和图3分别列出了近三十年中国城镇和农村群体中各类消费品的占比及其变化。数据表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都经历了逐步调整。总的来说,食品、衣着支出占比都有所下降,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有所增加,且变化速度在城乡之间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85年的52.25%迅速下降到2000年的39.2%,之后则长期稳定在35%—38%之间;与之相比,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占比仅从1985年的57.8%下降到2000年的49.13%,2014年下降到35%左右。在衣着方面,城乡消费支出占比在观察期间均有下降,且两者的下降趋势大致相同,城镇占比比农村占比几乎一直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在住房支出方面,农村居民的住房支出占比长期稳定在15%—20%,而城镇居民的住房支出占比由于近年来城市房价上涨,从1985年的4.8%上升到2000年的11%,之后一直保持在10%左右,长期低于农村地区。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传统的置地建房观念仍占主导,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向住房倾斜(王霞辉、李菲、陈惠芳,2008)。在家庭设备及用品方面,城镇居民的支出占比从1985年的8.6%下降到2014年的7.3%,而农村居民的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提高(从1980年的2.6%增至1985年的5.1%),之后一直保持在5%—6%。在交通通信方面,城乡消费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大致等同(1985年分别为2.1%和1.84%),之后城镇占比迅速攀升,2000年达到7.9%,2014年翻番至15.8%。与之相比,农村占比攀升较缓,2000年为5.6%,之后有所增加,但长期低于城镇占比约3个百分点。在文教娱乐方面,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从1985年的11.1%上升到2014年的12.8%,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1985年的3.9%上升到2013年的7.3%,于2014年跳跃增长到12.8%。最后,在医疗保健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均为2.5%左右,之后两者都有增加,但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变化大于城镇居民,至2014年达到9.2%,而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在新世纪初达到6%以上,之后一直保持在6%—7%。

  其次,中国最近三十多年飞速的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在各类人群之间分配不均使得人们收入分层加深,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又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消费行为和各类消费占比。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消费,在满足了基本饮食开支后,开始由对商品消费转为对服务消费,包括追求更舒适的服装搭配、更宽敞的住宅体验、更便利的交通通信方式和更丰富的娱乐生活。这一阶层包括外企高级经理人、技术专家、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白领等。根据邓琼飞(2015)的研究,高收入群体在家庭设施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方面的支出都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群体,体现了高收入群体追求休闲、高品质生活的特征。低收入人群则更关注解决温饱问题,往往将近一半的收入花费在食品上,而食品的能源消费相较于住房和交通等设施则较低。因此,高收入人群的物质和能源消费都明显高于以食品消费为主的低收入人群(王妍、石敏俊,2009)。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家庭消费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比例不断调整。为满足日常衣、食、住、行等需要的相关物品消费,都可归结为物质消费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物质消费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增长迅猛。有数据表明,1990年我国国内物质消费为51.39亿吨,低于美国的61.24亿吨;2011年我国国内物质消费猛增到249.1亿吨,已是美国物质消费水平的3倍多;1990年到2011年我国国内物质消费年均增长7.9%,其中2000年后年均增长更是达到了10.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如图4所示,在我国国内四类主要物质消费资源中⑥,非金属矿物的上涨幅度最大,化石能源次之,而生物质资源的消费上涨幅度相对较小。首先,建筑业是资源消耗的大户,虽然在能源消费上所占比重不大,但对非金属矿物原料投入的需求较大(王华,2004)。其次,除工业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外,生活能源消费占比最高,达到10.92%,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能源消费占比达到8.3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由此可知,在我国,由于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的资源消耗压力也在不断攀升,远比饮食水平上升带来的生物质资源消耗压力大。

  (二)对当前我国生活方式的评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可避免。相关研究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社会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从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从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刘继同,2003)。总体而言,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其消费支出也呈现由食品向住房、家庭用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转移。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资源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饮食方面,虽然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降低了,但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食品消费种类多样化,人们更倾向于高营养食物的消费。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粮食和鲜菜的年人均消费量,从1990年的269.42千克下降到了2012年的191.09千克,而肉类、禽类和鲜蛋的年人均消费量则从1990年的32.41千克上升到了2012年的46.23千克。⑦这种饮食消费方式的转变直接增加了对各类资源的需求,以及对土地的压力。此外,食品消费也逐渐由家庭内部服务转变为外部服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辅之以铺张浪费的风气,也进一步增加了对各类资源的压力。

  其次,在居住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大幅提高,居民对物质资源的消耗大大提升。

  此外,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就全球而言,由于城市生活的逐步普及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方式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产生于城市生活,而非产生于工业化(TISS, 2010)。根据该研究,当前三分之二的碳排放来源于服务业、住宅和出行。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总体而言,虽然我国民众的物质需求最近有了快速增长并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但居民的生活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关学者(赵彦云、李静萍,2000)所做的中国生活质量评价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总体上仍处于低值。由于生活质量不仅与物质消费相关,也受到环境质量和健康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过度注重物质消费不仅会导致对资源禀赋的过度压力和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也无益于生活质量,相反还会使其下降,而生活质量低也不利于一国的长期发展。比如,它将不利于一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甚至使其面临人才流失的严峻局面,从而使一国继续发展的基础——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侵蚀(风笑天,2007)。

  根据森的观点(Sen, 1999),居民个人消费是出于满足其实际功能的考虑,但如何使消费转变成生活质量还要基于居民消费时所处的状态,以及消费能改善其生活状态的程度来判断。因之,消费与生活质量改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仅用一个人消耗的物质数量来度量其生活质量,再加上消费上的盲从和超前消费的压力,使得人们仅仅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同于消费的增加,由此形成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

  (三)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国,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消耗速度加快,环境质量下降明显。根据目前的消耗速度,我国当前的资源储量已经无法支撑经济的长久发展。虽然借助国际资源和产品贸易或许可以维持我国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⑧但也会受到我国国家资源安全和他国资源战略部署的制约。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环境的追求也要求我们更好地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此外,全球范围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措施已逐步从注重生产环节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消费端环境污染的治理,转变为以预防为主,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控制。从生活端转变消费方式,再通过市场引导至生产环节,是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促进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

  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居民的消费已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具体到衣、食、住、行等方面,居民已能逐渐承受“中高端”消费,并追求更便捷的生活和更舒适的享受。饮食方面,高端消费和铺张浪费现象往往十分严重;生活用品方面,追求高档品牌的风气相当普遍;居住方面,房屋建造面积过大和追求豪华装修常常造成空间浪费和建筑物资的过量消耗;出行方面,家庭购买私家车比例逐年上升。相对于公共交通出行,后者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道路拥挤和高能耗、高尾气排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以上消费方式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如要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就需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之朝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转变。生活方式上的转变还可以直接带动生产过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消费上注重节约资源。在保障满足人们生存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避免奢侈性消费。第二,在物质消费不减少的前提下,增加服务消费的比重,以形成资源节约型的消费品组合和层次。例如,大力发展汽车租赁业务和城市公共交通,以减少私家车的拥有数量和使用频率。第三,实现消费方式可持续性。在消费过程中,不管是对何种类别消费品的消费,都应选择既不危害环境又不损害后代福利的理性消费方式。

五、我国转变生活方式的挑战与机遇

  虽然我国资源种类丰富,但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低,人均主要资源(包括耕地、淡水、能源、铁矿等)占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使得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而在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将出现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更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推动我国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应逐步成为我国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存在诸多困难。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源消费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在这一情况下转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以节约资源将异常艰难。这里,挑战主要在于政府和民众是否愿意接受因环保和节能造成的短期福利减少。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显示⑨,我国愿意为环境保护承担更高税率的居民占比仅为33%,愿意为节约资源而降低生活水平的居民比例仅为31%(见图5、图6)。与发达国家在其消费方式转变时期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且人们的生活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相比,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已经无法享受先前发达国家率先发展时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民众又不太愿接受由于资源限制而带来的较大幅度的生活水平下降。

  其次,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环境资源禀赋不同,且各地文化和价值取向差异较大,加上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生活方式,转变难度较大。因此,在转变过程中,需要密切结合各地不同的资源环境背景和人文社会背景,以找到适合各个地区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和各阶层收入上的差异性,需要转变消费方式的主要群体应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中高收入人群。而对低收入和贫困民众而言,其收入水平还不足以允许其自由地进行消费选择。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满足其基本衣、食、住、行需要后,就已接近上限。因此,在我国倡导推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时,应主要从中等收入及以上人群的消费方式转变着手。

  我国转变消费方式的机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观念上,我国有崇尚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和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不能“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观念,为树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念奠定了文化根基,使其易于在民众中推广。此外,同样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数据,我国近七成的居民认为国内环境问题非常严重(见图7)。对环境污染的不容忍和对自身健康的关心,已成为民众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重要推手之一,也为转变消费方式提供了价值认同。

  第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国家发展目标更加注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提供了契机。在转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推广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包括清洁能源模式。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相关数据也体现了民众对清洁能源的强烈偏好,有54%的被调查居民认为太阳能、风能和水能是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见图8)。在民众对清洁能源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下一步转变消费方式的措施或许可以包括要求我国电力市场对民众上述能源结构偏好做出反应。以美国为例,民众可以通过勾选家庭用电来源(不同来源有不同电价)以支持清洁能源的发展,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

  第三,随着全球各类环境问题的爆发和世界范围内已探明的资源储量的急剧下降,国际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已开始提倡低碳生活和节制消费,为我国转变生活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参照。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虽然受到空间和资源的限制,却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绿色发展的道路。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在资源利用上的“零废弃”成就和两国的垃圾分类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参照的。通过与民众合作,两国很好地解决了家庭厨余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既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又通过循环利用节约了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此外,在城市交通方面,日本更多地选择了公共轨道出行方式和小排量私家车,以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在住房方面,日本的密集型住宅也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地节约了能源。这些都为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教训我们应积极吸取,其先进的节能工艺和环保技术更值得我们学习。

六、政策建议

  生活方式层面的转变是一种艰巨但重要的转变,它可让一国在有限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实现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技术水平的发展则可在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在全球主流可持续发展观念下,我国需要大力倡导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与自然和谐的双赢局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要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

  需要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推进这些变革。一是作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政府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要结合宣传和规制手段,广泛开展对消费方式转变的引导工作。二是市场也可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以引导消费者选择更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三是消费者个人的观念转变至关重要。没有消费者个人对生活质量和合适的生活方式的观念转变,单靠市场抑或政府的激励措施,收效将是非常有限的。四是群众团体也能起到动员督促公民响应政府号召切实改变自身消费行为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后者起自基层,如果能与政府的正面引导结合起来,必能起到全面推动居民消费方式改变的作用。总之,如要在我国切实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迫切需要市场、政府和基层社会团体三者紧密配合,相向而行,方能取得所希望的效果(宋德勇、杨柳青青,2017)。

  具体而言,首先,基于我国目前可持续消费观念淡薄和过度消费现象严重的问题,政府可以制订有效的行政规制,为消费方式转变提供制度基础。可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德国率先通过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办法》以规范废弃物的管理,并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和消费者负担的原则,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另外,政府及公共部门可率先成为消费方式转变的表率。政府不但应该鼓励、引导和劝说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采用可持续消费方式,还应在此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Teixeira, 2014)。在这方面,我国中央政府近期颁布的节俭令和不断增加的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场地和家具配备标准、配车使用规范等要求,以及在具体的行政生活中倡导的节俭消费方式,为普通民众改变消费观念和转变生活方式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其次,在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进程中,为提高政策的效率和减少监管成本,还需要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与强制性的政策相比,经济激励手段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经济链条中产生连锁反应,从而避免政策的直接干预对经济正常运行产生的碰撞。尤其是通过引入各种财税政策,能使强制性政策与经济激励手段充分结合起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不当消费方式的问题往往与资源的定价不合理有关。资源价格过低常常使得降低物耗和推广采用再生资源的努力难以奏效。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价格体系中,最终消费品的价格并不能很好体现其所包含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对当前市场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高的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是刻不容缓的。比如,可考虑引入燃油税和碳排放税提高高能耗产品的消费价格,从而抑制其消费,同时支持对低能耗和绿色产品的消费,引导消费方式的转变。

  然而,要根本转变消费方式还需要对消费观念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的引领和大众传媒能起到对新的绿色生活方式进行宣传的重要作用。另外,应积极鼓励社会团体组织的参与。由于来自基层,社会团体能深入基层网络与生活,推动形成居民自己的动员和监督机制,通过社区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潜移默化,影响居民生活和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邓琼飞,2015,《中国社会分层与消费行为关系研究》,载《商业经济研究》第20期。

风笑天,2007,《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载《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

郭建卿、李孟刚,2016,《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难点及突破策略》,载《经济纵横》第6期。

刘继同,2003,《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载《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

刘敏,2009,《低碳经济背景下构建湖南低碳消费生活方式研究》,载《消费经济》第5期。

王华,2004,《建筑节能亟待解决八个问题》,载《建筑》第9期。

王霞辉、李菲、陈惠芳,2008,《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载《经济研究导刊》第2期。

王雅林,1995,《生活方式研究评述》,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王妍、石敏俊,2009,《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源消耗》,载《资源科学》第12期。

阿玛蒂亚·森,2007,《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宋德勇、杨柳青青,2017,《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新进展》,载《经济学动态》第9期。

赵彦云、李静萍,2000,《中国生活质量评价、分析和预测》,载《管理世界》第3期。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中国发展报告2017: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2012,《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2006,《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

Brander, J. A. & M. S. Taylor, 1998,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Easter Island: A Ricardo-Malthus Model of Renewable Resource U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Iss. 1, pp. 119-138.

Dercon, S. & L. Christiaensen, 2011,“Consumption Risk,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overty Traps: Evidence from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6, Iss. 2, pp. 159-173.

EIA, 2016,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6: With Projections to 2040, Washington, D. C.: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rickson, J. D. &  J. M. Gowdy, 2000, “Resource Use, Institu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A Tale of Two Pacific Island Cultures,” Land Economics, Vol. 76,Iss. 3,pp. 345-354.

Evans, D. & T. D. Jackson, 2007, “Towards A Sociology of Sustainable Lifestyles,”RESOLVE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 3.

Freibauer, A., E. Mathijs, G. Brunori, Z. Damianova, E. Faroult, J. G. Gomis,  & S. Treyer, 2011,“Sustainable Food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A Resource-Constrained World(Summary Findings),”EuroChoices, Vol. 10, Iss. 2, pp. 38-43.

Lancaster, K.,1966,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the Technology of Consump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Iss. 1/2, pp. 14-23.

Leismann, K., M. Schmitt, H.  Rohn & C. Baedeker,2013,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Towards A resource-saving Consumption Culture,” Resources, Vol. 2, Iss. 3,pp. 184-203.

Lenzen, M., M. Wier,  C. Cohen,H. Hayami,S. Pachauri & R. Schaeffer, 2006, “A Comparativ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Household Energy Requirements in Australia, Brazil, Denmark, India and Japan,”Energy, Vol. 31, Iss. 2, pp. 181-207.

Liu, J., G. C. Daily, P. R. Ehrlich & G. W. Luck, 2003, “Effects of Household Dynamics on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Biodiversity,” Nature, Vol. 421, Iss. 6922, pp. 530-533.

Macdiarmid, J., J. Kyle, G. Horgan,  J. Loe, C. Fyfe, A.  Johnstone & G. McNeill, 2011, Livewell: A Balance of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Food Choices, London:World Wildlife Fund UK.

Mont, O. K., 2002,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Product–Service System,”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10, Iss. 3, pp. 237-245.

Newton, P. & D. Meyer, 2013, “Exploring the Attitudes-Action Gap in Household Resource Consumption: Does ‘Environmental Lifestyle’ Segmentation Align with Consumer Behaviour?” Sustainability, Vol. 5, Iss. 3, pp. 1211-1233.

Popp, D. C., 2001, “The Effect of New Technology on Energy Consumption,”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Vol. 23, Iss. 3, pp. 215-239.

Sen, A., 1999,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eixeira L., 2014 , “Securing the Future: Delivering U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ises, Actions and Challenges,” Bakhtiniana, Vol. 12, Iss. 7, pp. 37-53.

TISS, 2010, Conference on Global Carbon Budgets and Equity in Climate Changes, Mumbai, India: Tata Institution of Social Science.


【注释】

①如果将生活狭义地限定在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几个方面,则可将其简单分为物质消费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两类;如果将生活的定义范围进一步扩大,生活方式的更广义范畴可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和休闲生活方式等(王雅林,1995)。

②《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指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塑造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③一方面,全球商品贸易使得一地区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多样化,但同时却会导致消费方式方面的贫富分化加大。例如,中国高收入人群因此而有机会接触和消费欧美的奢侈品,但低收入人群则未必,从而使得两个人群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异。另一方面,生活消费方式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出现全球范围内消费方式趋同的现象。例如,世界范围内的富裕人群都会因此而倾向于消费更舒适和更有“品位”的同类消费品。

④技术系数具体由物质强度(material intensity)决定,后者用DMC/GDP来衡量。由技术进步导致的产品物质消耗的降低,能使生产某一产量(从整个经济来说,则是生产某一量的GDP)的物质强度相比于没有该技术进步时下降。其下降的程度用百分比来表示,即是上述技术系数,一般为负。亚太和西亚地区分别显示了28%和26%的正技术系数,主要由于在这两个地区产能分别从一些低物质密度经济体转移到了另一些高物质密度经济体。在某些条件下,即使一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物质密度因技术进步而下降,这种经济体之间的产能转移,还是能使整个地区的技术系数转负为正。

⑤能源强度即每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

⑥四种主要的物质资源分别为:生物质(包括木材、食物和饲料生物质),化石能源,非金属矿物(包括建筑矿物和其他非金属矿物),金属。

⑦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⑧例如,我国对化石能源和金属类资源的大量进口,支撑了国内目前对能源和住房两大方面的消费需求,为确保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

⑨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完成,对全国各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得到,包含关于收入、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居民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数据,样本数为11783个。2010年的调查问卷特别添加了环境保护部分,回答该部分问卷的样本数为3672个。


责任编辑: 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