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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递与党部再起:浙江平阳乡绅与国民党“党治”的推行(1926—1928)*

王才友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的叙述脉络内,我们对基层中共党组织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而对国民党基层党部建立过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本文从地方乡绅“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考察1927年前后国民党县党部再起和“党治”推行的复杂性。从浙江省平阳县党部再起的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乡绅早在清末民初就亲身组织、加入或通过代际传递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并以团练、“政党”、学堂和议会等不同标签与县署进行分权。北伐军兴后,乡绅权势虽受到较大冲击,然党国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乡绅依然有机会共享对地方社会的管理权,只不过当事者由官绅两方变成了党、政、绅三足鼎立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党部依赖绅权发展党权,乡绅借助党权分割地方利益,对于县政府来说,如何处理与党部及乡绅的关系,确是一大难题。

一、前言

  传统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控制体系可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一般来说,“公”代表着国家政权利用各级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和经济等力量对社会进行控制,“私”则是国家依靠乡绅通过宗法与经济等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实际统治。可以说,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在这一“公”与“私”互相冲突与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往复和颠沛的。①然而,清末以来,政党政治开始影响乃至左右近代中国的走向,“公”和“私”两大系统再次发生冲突与交融。②民国初年,各政党开始在基层建立党部,北伐兴起后,政党政治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尤巨。国共两党先后派党员回原籍建立基层党部,北伐、工农革命和国民党“党治”的兴起对地方社会和乡绅的生活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那么,“政党下乡”后基层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地方乡绅又是如何因应这一新型政治呢?

  学术界关于清末民初地方士绅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已有充分研究。早期的西方研究者多关注19世纪士绅类型、人数、分布和收入等,从而考察乡绅与地方社会的关系。③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逐渐认识到其实并无铁板一块的“士绅”阶层存在,并集中探讨下层士绅应对政治鼎革的地域差异性。如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和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在二人主编的《中国地方士绅与社会控制模式》中汇集众多学者对各地地方士绅的个案研究,展现了不同区域地方社会控制模式的差异性。④在相对发达的核心区域,如江浙一带,教育、科举和经济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模式有较大影响;而在边缘区域,受政治或军事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强人政治”对地方社会型塑特征明显。⑤这些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政治鼎革时期地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但多未关注政党政治、乡绅和地方社会的交互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党政治与地方社会变迁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在革命史的叙述脉络内,我们对基层中共党组织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⑥而对国民党基层党部建立过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这一研究进路导致我们对1927年前后国民党基层组织缺乏足够了解,难以看清“政党下乡”与乡村社会变化的关系。

  不过,仍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地方乡绅通过各种桥梁介入国民党的基层“党治”。如沈洁通过考察民初奉化社会发现, 20世纪20年代新式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延续地方自治传统,主动实现与新的党组织接续和“党化”。⑦如果将视线延伸至19世纪5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旧乡绅”在应对政治鼎革时所展现出来的“代际传递”尤为值得重视。旧乡绅从晚清到民初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⑧,在1926年北伐和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往往通过代际传递参与到国民党“党治”之中。与新式知识分子主动“党化”不同的是,旧乡绅未必会对“党治”产生美妙印象,甚至多有“不满感”和“剥夺感”,但他们早已参与或被卷入党治体制。本文考察的浙江省平阳县国民党“党治”即是如此。在1927年“清党”和改组的过程中,以刘绍宽、陈锡琛、王理孚、姜啸樵和黄光等人为首的乡绅依靠过往积累的权力资本在县政实施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亲谊门生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县党部的核心成员,成为影响平阳县“党治”推行的重要力量。本文拟从“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考察1927年前后平阳乡绅在县党部再起中的作用和“党治”推行的复杂性。

二、团练、学堂和政党:地方乡绅权力资本的形成

  平阳县位于浙江省南部,隶属于温州,东面濒海,南邻福建福鼎,西靠文成、泰顺,北接瑞安。平阳于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建县,称始阳,后改名横阳。五代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改横阳为平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县内最大水系为横阳江,又名始阳江、鳌江和钱仓江。县境东北万全平原和东部鳌江中下游平原,为飞云江和横阳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六山一水三分田”。⑨全县共分七区一镇,分别为城区、万全、小南、江南、南港、北港、蒲门区和金乡镇,其中金乡卫所古时多归入江南。县境西高东低,西部群山耸峙,缀以涧谷、丘陵、盆地和平原。其居民除城区多营商外,余皆业农,如万全、小南二区,地多平原,灌溉便利,经济富足,“尤其江南一区及金镇数十里,一望平畴,故产米独最”,江南、金乡所产之米,每年“大约不下百万金”。南港、北港和蒲门三区多山,灌溉多藉山水,“故农人之种田者,仅晚稻一季”,经济相对欠发达。⑩平阳县人口均系历代避乱和海禁由闽省迁入,且多聚族而居,古有“八姓一家”之说,其中陈、林、黄、李、吴、杨、王、郑、张和蔡为最大的10个姓。11到民国九年(1920年),平阳在册人口计67万余人。12明清以来,地方乡绅往往通过向宗族捐赠土地、开办学校、建义仓等方式,获得对宗族和地方社会的控制权。13至清末民初,地方乡绅应对时局变幻的形式更趋多样化,以刘绍宽为首的平阳乡绅的权力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团练、科举和学堂:地方乡绅与清末平阳社会

  团练是清末平阳乡绅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媒介。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在宗族和宗教的激荡下,温州于1859年在平阳钱仓发动了“金钱会”起义。14金钱会会众“对神结盟”,结为兄弟,对抗上层士绅的剥削和压迫。15钱仓和江南仅一水之隔,江南张家堡乡绅杨配籛因不满“郡邑官庇贼,贼且不可制宜”, 急以“团练自守”。杨家“世以赀雄于乡”,故杨配籛联合从弟杨配芝、子杨镜澄,戚友宜山人陈际中、金乡人夏成瑚以减租相号召,办理团练,“率诸富民益出私财、储火药、治兵器、筑土城,沿江数十里”。16在宗族和团练的组织下,江南“数十万人先入会者皆出会为团”,平阳各地“被杀及破家者无虑数千人”,独江南一乡未尝见一兵。乡绅们在办理团练的过程中赢取了声望,并“折节务儒业”,被授以功名,如杨配芝赏加五品衔训导,杨镜澄“遇缺即选”,并赏廪生,陈际中赏增生,后又由廪贡生议叙为训导。17

  杨配籛死后,杨氏、陈氏家族的绅权因其子嗣得以迅速扩张,尤其是刘绍宽和陈锡琛进一步提高了两大家族在平阳社会的影响力。刘绍宽,字次饶,号厚庄,1867年出生于江南白沙里刘店。祖父和父亲皆为县学廪生,曾祖母、祖母和伯母皆娶于张家堡杨家。刘绍宽二岁丧母,少时随伯母住张家堡村,从母舅杨镜澄学文,从杨镜澄高足项雨农学经史,十七岁县试第一,后又从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治考据。二十岁开始教读生涯。二十二岁从瑞安金晦治颜李实用之学,曾师从孙诒让,并向黄绍箕等人多所请益。刘绍宽博览群书,淹通世务,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廪生,二十三年(1897年)考选拔贡。自选拔归家后,即开始“多涉乡里俗事”。18

  陈锡琛,号筱垞,又号少垞,1861年出生于江南宜山,家中富有赀财,父陈际中乐善好施,独资建造江南义冢,并与杨配籛谋设济婴局于平邑城南,救活女婴无数。陈锡琛幼承庭训,1873年随侍其父桐庐县学教谕任内,受到严格训导和熏陶。光绪五年(1880年),陈锡琛以县考秀才第一名入泮。后又从瑞安举人许祝卣学文,1890年陈锡琛与刘绍宽、陈子蕃19同从学于吴承志。1894年和1895年,陈锡琛和刘绍宽皆参加平阳县院试,皆取为一等,1897年7月二人又一同赴杭州参加乡试,落第。陈父殁后,陈锡琛承父遗愿,出资接办济婴局。201900年升岁贡生。1910年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候补议员。陈锡琛、刘绍宽籍源江南,凭借着家资、学缘和自身奋勉,在代际影响上实现了成功的接续。

  义和团运动更使江南乡绅的社会资本急遽提升。1900年5月,郑家墩“神拳”领袖金宗财散发双龙飘布,准备在拳民势力较盛的江南地区起事。面对来势汹汹的拳民,地方官府主张以抚为主,而杨镜澄和刘绍宽认为抚乃“办土匪最下策”,“贻害地方”,因此联络各方绅富办理团练,众推杨镜澄为总董,刘绍宽、陈锡琛和夏仲甫(夏成瑚子)等为副董,各都设都董,配合总董书捐,办理经费由富户每市亩出谷五方,用于置备器械。不难看出,江南乡绅在团练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也正因为此,平阳县令谢焯蓥对团练“颇有诋毁”,“卸过邀功”,认为江南乡绅“非于道府预通声气”,21但江南乡绅在平阳的社会资本已然形成。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教育政策,这就给乡绅积累文化资本和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1886年,刘绍宽开始课馆授徒,他最早的两个门生是表弟杨慕俦和比刘年逊九岁的王理孚,次年,又新增内侄陈仲芸。至1896年,刘绍宽共授徒十余人。同年,刘绍宽参加院试,获选拔贡,学生陈仲芸、白玉振考中秀才。1897年12月,由于历年所授生徒取中秀才较多,刘绍宽于次年在县城设帐授徒。22陈锡琛亦于光绪年间开始设馆授徒,培养了一批人才,平阳清末民初影响较大的汤国琛、陈毅甫和温怡等皆出自其门下。在刘绍宽、陈锡琛二人的众多生徒之中,王理孚、陈仲芸和温怡后来影响最大,而王理孚则因与刘绍宽年龄相仿,更成为刘、陈权力网络的核心成员。王理孚,字志澄,又作志澂,祖籍小南鳌江,1876年生于江南陈营里,父王寿龄系武生员,入赘江南,故王理孚少时长于江南,1884年从学杨镜澄,1886年从学刘绍宽,“先后五十年不易他师”,成为刘最得意的门生。1894年,王理孚开课授徒,专课刘绍宽之弟刘绍瑀。1896年,王理孚举家从江南迁回鳌江,23他的回归促使江南乡绅的权力网络逐步扩大。1897年,王理孚接办鳌江书院,聘刘绍宽为山长,后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创始人范任等人正是在此时成为二人门生的。

  在联合江南乡绅的基础上,刘绍宽等人开始涉足县城。晚清平阳县城乡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黄光和姜啸樵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他们对革命光复多持同情或支持态度,另一派则是以宋恕之弟宋仲铭为首的保守士绅。同崇颜李实用之学的务实态度使刘绍宽等人与县城开明士绅意气相投,从而促使其权力网络最终形成。1895年,刘绍宽结识黄光。黄光系平阳县城人,1872年生,谱名益谦,字梅生,1895年考取县试第九,得中秀才。241898年正月,刘绍宽在县城授徒,并与县城城东乡绅姜啸樵订交。25是年春,刘、姜二人同往瑞安谒见孙诒让。5月,刘绍宽与黄光同赴朝考,不中,8月一同回到平阳。11月,温州府院试开考,姜啸樵经解正取,王理孚史论次取,陈仲芸、夏国佐经解备取。1899年,姜啸樵考选拔贡。

  刘绍宽等人的权力资本藉由新政兴办学堂进一步扩张。早在1899年10月,孙诒让和陈介石等即有意举办化学学堂,拟由刘绍宽等人董其事,不成,改办凤山书院。义和团运动以后,朝野上下谋求新政,这就为开办学堂提供了条件。1902年,清廷诏令各直省府州、县书院改并为学堂,平阳知县胡为和与刘绍宽商办(二人为同年拔贡),刘建议借陈锡琛之县婴局为校址。是年5月,平阳县学堂开堂,吴承志担任监督,陈锡琛担任堂长,刘绍宽担任教习,主持教务。26

  1904年,刘绍宽携陈子蕃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写就《东瀛观学记》。刘绍宽后曾言,“余此后从事教育,皆基于此行”,温州府学堂亦肇基于此。271905年,温州府筹设“温处学务分处”,是年9月,代理温处道程恩培主持学务会议,平阳县参加会议的有刘绍宽、陈子蕃、王理孚、陈仲芸、项雨农、姜啸樵、黄光和宋仲铭等13人,公推孙诒让为学务处总理,孙推刘绍宽为“两郡教育总会”副总理。10月,温处学务分处开办,刘绍宽任编检,王理孚任文牍。1906年,温州府学堂成立,孙诒让任监督,刘绍宽任副监督。在刘绍宽、陈锡琛和王理孚的推动下,平阳县各乡掀起办学热潮。到1910年,平阳县共创办小学43所,有学生2032人,居温州各县之首。孙诒让曾致函陈锡琛称:“贵邑学堂规模大备,足见两兄心精力果,嘉惠士林,钦佩无量。”28两兄即指刘绍宽和陈锡琛。二人声望由此走出平阳,成为名闻浙南的乡绅。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刘绍宽等乡绅之间结成了重要的姻亲或师承关系。如前所述,刘绍宽、陈锡琛和陈子蕃等皆师承孙诒让和吴承志,王理孚系刘绍宽高足,而刘绍宽的另一门生陈仲芸又系其内侄。刘绍宽于1897年将长女许于王理孚同宗王志云之子王敬孚。1899年,黄光延请姜啸樵在家中试办黄氏家塾,“采用新式教材和新的教学方法,吸收亲朋戚友前来学习”。1904年,黄光出资创设务本学堂和毓秀女校,聘刘绍宽之师项雨农为国文教师。291924年,因“啸樵得末疾,初时甚危”,危难之时,刘绍宽同意将其六女蕙生适姜氏长子姜存松,以为冲喜。30这进一步维系和稳固了刘绍宽等人的权力网络。

  刘绍宽等乡绅预闻地方事务,还表现在其参与地方公款公产,包括学产、书院公产、文成款和捐税款的管理。元代以来,朝廷开始设立学产,以供“学校之经用”,使“师弟子有廪膳”,“士之贫者有养”,明代以后,学校“祭祀及师生廪膳皆给于官,而学田以赡贫寒之士”。至清末,学产由学官和乡绅共同负责。1902年开办学堂后,书院公产拨为学堂经费,成为乡绅办学的重要经费来源。31

  文成款是地方乡绅参与地方事务和兴办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经费来源。文成款亦称宾兴款,缘起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平阳县令周镐“以宾兴之岁寒士无力赴省应试”,倡议募集多金存典生息,给助资斧。至道光五年(1825年)文成款得钱一万六千余缗。金钱会起义后,杨配籛等乡绅因办团练而提文成款以济军需。1894年至1900年间,刘绍宽、陈锡琛、陈子蕃、姜啸樵和黄光等人先后参与“文成会”的管理,他们不但担任文成款的募集工作,还负有集议款项分配之责。同时,刘绍宽、杨慕份(刘绍宽表弟)、夏仲甫和陈彬等人分别组建江南、万全、小南区和金乡镇“文成会”,俗称“小文成”。32一般来说,文成款的来源包括绅董自捐和绅董向各乡绅劝捐。33文成款除资助贫寒学子赴考外,还用于资助办学、内地游学和留洋。34此外,1906年6月5日,全国掀起铁路国有运动,浙人发起筹款自筑沪杭铁路,平阳县在王理孚和姜啸樵等人的推动下变卖文成田产以附股。35

  各种捐税收入是地方乡绅办理教育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以江南、小南一带为例,刘绍宽与同乡鲍竹君1904年筹办刘店白沙小学的经费来自乡里豆麦牙郎捐和谷捐(每市亩一斤),为之不敷,则由刘、鲍等人赔垫,1906年通过整顿守垟谷和园租增加经费,1908年又向南盐场征收厘金四百元,“由白沙小学包征包缴”。王小木1906年兴办四隅蒙学则靠征收屠户肉捐作为常费。小南一带因据鳌江之利商业相对发达,鳌江公学的办学经费则由刘绍宽和王理孚向当地绅富范志泉、金剑波和李旭初(后二人为王理孚亲家)等筹垫,另又由绅富筹“棉花、茶叶、鱼咸抽分”,“商铺乐捐”和“竹屿替船费”,共得一千三四百元。36

  正因为绅权上升,辛亥革命发生后,政权鼎革,但县政管理权仍旧掌握在以刘绍宽为首的乡绅手中。浙江光复后,平阳一片混乱。1911年11月17日,平阳县召开挂旗换印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城区的姜啸樵、黄光等,江南的吴拱宸(陈锡琛门生)和夏克庵(夏仲甫侄子),小南的项雨农和王惺园(刘绍宽门生)等,南港的黄守谦,北港的周幼康(刘绍宽同窗)、陈子蕃、周仲远,万全的尤心兰(刘绍宽挚友)及马翊中(黄光外甥、刘绍宽门生)等人。保守派乡绅宋仲铭有意执掌平阳大权,但遭到江南乡绅群起反对,险激成江南、小南两地“划江(鳌江)而治”。11月20日,陈锡琛和王理孚由温州赶回平阳,率团练进驻县城,秩序得以稳定。11月30日,平阳县成立军政支部,并成立各科办事处,其中王理孚任参事,刘绍宽任民政科长,黄光任财政科长(后由陈锡琛兼任),姜啸樵则任教育科长。37民国改元后,平阳乡绅的权力网络在政党政治的刺激下得以进一步扩张。

  (二)政党、议会和教育:民初平阳乡绅权力网络的延续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11月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汤寿潜任都督,同时设立浙江省参事会,革命大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1912年5月,章太炎组建共和党。8月,宋教仁等联合众多小党派成立中国国民党,参与国会选举。同月,国民党浙江支部建立,褚辅成任支部长。

  时局突变既促使刘绍宽等乡绅合力组建军政支部,同时组党又让我们看到其竞争的一面。1912年7月,刘绍宽草拟《共和党分部章程》,并于是月28日在护法寺召开会议,筹划成立共和党分部。8月7日,刘绍宽亲赴鳌江晤见王理孚,“接洽共和党事”。388月22日,共和党平阳分部召开成立大会,党员共有200人,到会70余人,大会选举王理孚为分部长。23日,公推各部负责人,以夏克庵为文牍,林椿庭为庶务,俞蔚文为会计,姜啸樵为干事,郑梓怀为书记。同年9月,陈锡琛建立国民党平阳县分部,记名党员共有790人。众推陈锡琛任分部长,副部长由陈振洛(陈子蕃兄)和王仲屏担任,评议员由尤心兰、王惺园、项雨农、陈毅甫和陈履玉等16人担任,交际员由张翙、毛春林和王遒等22人担任,文牍由尤心兰兼任,候补评议员由黄光等15人担任,另在金乡设立分事务所,由夏国佐任所长。39

  1912年冬,国会选举。共和党平阳分部推举王理孚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而国民党分部则推黄实为候选人。两党之间相互角力,甚至大打出手,闻悉国民党多以重复投票作弊,王理孚等人“思以计破之”,“遇有重复投票者,当场弋获,宣告作弊无效”,不料王理孚被国民党员群殴,“致起诉讼”。平阳的国会议员终由黄实当选。

  组党经历一方面显示了以刘绍宽、陈锡琛为代表的两党竞争,另一方面又为我们呈现了二人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共享和合作。细查共和党、国民党分部党员名单我们会发现,两党党部基本上是由江南和金乡的乡绅控制,不脱刘绍宽和陈锡琛权力网络之彀。其中的核心成员不少人是辛亥革命后平阳秩序的维持者,如陈履玉和尤心兰。另外,分析这些党员的身份可以发现,他们之间许多或有师承关系,或有亲谊关系,大多与陈锡琛、刘绍宽有着密切的关联。颇为值得注意的是,王理孚还是国民党和共和党的跨党党员。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好地为我们揭示了乡绅在危机秩序下不断变换标签应对时局变化的积极进取之心。而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似也成为民初政党竞逐和地方政治权力斗争的常态。40正因为此,王理孚被殴案亦以刘绍宽和陈锡琛二人出面调解而结案。41

  由此,刘绍宽和陈锡琛成功实现了危机秩序下地方管理权的接续。除军政支部和组党外,民国改元后,刘绍宽等人还进一步掌控了县议会、参事会和教育会。1912年,国会设立,分设参议院和众议院,刘绍宽门生殷铸夫和王仲屏分别于1912年和1917年当选众议院议员,殷铸夫1916年担任财政部次长。省议会规定每14万人口得选议员1名,1912年,平阳汤国琛、黄守谦、周锡经和陈子蕃等4人当选省议会议员;1918年,姜啸樵、陈公翰和黄天泽当选,其中姜啸樵当选省议会副议长;1921年,王理孚和曹维翰当选,其中王理孚为常驻议员。42

  同时,民初人口总数20万以下的县须设议会,额定议员20名,每加人口2万,得增设议员1名,至多以60名为限。平阳共选出项雨农、陈毅甫等28人,由项雨农担任议长。复由议员选出十分之二为参议员,组成参事会,会长以县知事出任,王理孚和陈锡琛先后担任会长。1914年,县议会和参事会随着国会解散而取消。1921年3月,国会重立,按当时的《县自治法》,平阳县国民议会议员额为28名,其中城区、万全各4名,江南6名,小南3名,北港2名,议长为刘绍宽,副议长为汤执中(陈锡琛门生、汤国琛之子),议员有黄光、苏达夫和张翙等人,每年开会2次。参议会由国民议会选出3人,县知事委任3人,会长由知事兼任,参事陈锡琛代掌实权。县教育会则首设于1906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规程,仍遵续办,设有会长、副会长、评议员兼调查员诸职,除1912年黄光曾短暂担任会长外,刘绍宽长期担任会长直至1927年,副会长先后由项雨农、王鼎铭和游越珊担任,主要负责兴办学堂和管理地方公款。

  尤有进者,刘绍宽和陈锡琛等人的权力网络在代际传递中进一步扩大,主要是通过兴办学堂、经营慈善和修纂县志实现的。首先,兴办学堂使学缘不断得以赓续。以鳌江公学为例,1897年,王理孚携陈仲芸创立鳌江书院。此后,陈仲芸在鳌江书院的基础上建立横阳江北乡学堂,招有黄瑾生、范任等三十余人。该学堂先后改名为鳌江小成学院、鳌江公学、鳌江初等小学,校长则先后由刘绍宽、陈仲芸、王惺园、陈楚青和王理孚充任。1913年,陈仲芸受邀办理贫民习艺所,出任首任所长。鳌江初等小学的校长则先后由白性夫、范任(二人皆刘绍宽门生)及黄瑾生(陈仲芸门生)、温怡(陈锡琛门生)充任。43

  修纂县志使得刘绍宽、陈锡琛和王理孚的名望在民国初年达到顶峰。县志作为地方文化资本的重要象征之一,具有极高的地位。1915年4月,姜啸樵、黄光、陈锡琛、王鼎铭、项雨农、杨慕份、宋仲铭、黄守谦和尤心兰等30人发起修纂县志,经开会投票推举修志局主任,王理孚因其财力雄厚、“备资以济”,以24票高票当选。44会议聘符璋为总纂,刘绍宽为副纂,鲍竹君、周锡光(刘绍宽同窗挚友、周锡经之兄)、夏克庵担任纂修。也正是在县志修纂的过程中,黄光、王理孚、姜啸樵、尤心兰、陈锡琛以及县知事郭曾甄举办招会45,帮助刘绍宽当选县议会议长。到1924年,县志始成,刘绍宽等人的影响力也到达顶峰。

  总之,在秩序危机时期,刘绍宽和陈锡琛以政党应对时局的变幻,成功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接续。同时,藉由议会和新式教育等媒介,平阳乡绅实现了权力网络的代际传递。范任、陈仲芸和温怡等人逐渐成长为新一代乡绅,在国民革命蔚然兴起的年代里,成为党部再起的重要人物和影响县政时局的重要砝码。

三、代际传递:地方乡绅与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再起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到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也宣告了国民党改组完成。1926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北伐,为配合军事行动的进展,国共两党先后派员回到原籍,建立党部。不过,相比于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性,地方乡绅对国民党县党部的观感更直接,而党部所提倡的社会革命理念对平阳乡绅从晚清以来建立的权力网络形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乡绅权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北伐军、范任与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建立

  对于地方乡绅来说,秩序和稳定是维持地方社会的重要原则,任何“糜烂地方”的行动都将遭到乡绅的群起抵制和团练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官府存在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述金钱会和义和团运动已清楚地呈现平阳乡绅对地方话语权的维护。然而,当他们面对比此前更复杂的20世纪20年代“党军”(指北洋军阀部队)兵燹时,他们大多只能疲于应付。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平阳因为地处闽浙边界,首当其冲。浙军失败,闽军涌入平阳,大肆洗劫。面对重兵压境,战事一触即发,平阳乡绅团练之议再起,黄光以议员身份联合议长刘绍宽筹组团练200名,同时,陈锡琛与张翙、阮伯陶46、游越珊、王鼎铭和苏达夫等四处募捐,以犒劳军需。此番军事接待,黄光和张翙出力尤多。

  1926年12月,孙传芳部福建督军周荫人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向浙江溃败,消息传来,温州震动。平阳知事傅墨正于14日至15日连续召集城区乡绅商议,决定“各乡办团,并设招待所”,“如闽兵来,即为欢迎”,会议推刘绍宽和陈锡琛为招待员主任,黄光、张翙和姜啸樵负责具体接待,“筹备柴米诸件”。招待费“公署担负一半,绅士担负一半”。此次兵灾持续了半个月,平阳共被索去两万余元。47

  两次兵灾再次证明以刘绍宽和陈锡琛为首的乡绅权力网络的巨大能量,而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就是在两次兵灾之间正式建立的。浙江的国民党党组织早在1923年即设有筹备处,并于1924年2月在杭州设立国民党浙江临时执行委员会。1926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党部正式成立。至是年5月,全省75县中已有31县建有国民党党组织。48平阳县党部则是由县城新式知识分子林骅和余超英于1924年冬建立,不过当时仅有其名。49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派永嘉人萧铮为特派员,整理浙江党务。后来,省党部迁往温州。萧铮之姑丈为温州光复后首任督军徐定超之子,拥有地缘优势,为配合北伐军攻浙,在萧铮的推动下,温州党部得以成立,平阳县党部亦开始筹划。50同时,张植(蒲门马站人)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跨党中共党员施味辛(北港山门人)亦由福建回到平阳,均奉命帮助国民党组建平阳县党组织。同年11月,国民党平阳临时县党部建立。5112月,中共杭州独立支部又派游侠(游越珊之子)和章尚友(鳌江人)等回到家乡,协助张植开展工作。游侠与萧铮原系温州十中的同学,因此被推荐参与筹建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工作。52

  从平阳县党部的发展历程来看,萧铮和施味辛等人更多是依赖刘绍宽等人的权力网络来建立和发展组织的。从地缘上说,江南、小南和金乡等地皆系濒海小平原,语言大体相通,内部河网纵横,交流甚广。相反,三地与南港、北港有横阳支江隔断,蒲门虽也濒海,但以山地为主,与江南等平原地区有丘陵山地为屏障,故交流来往较少。53事实上,从刘绍宽等乡绅的交游来看,他们与南港、北港和蒲门等地乡绅亦往来甚疏。有意思的是,萧铮和跨党中共党员建立国民党组织网络亦是从江南、小南一带开始,范任则成为施味辛和张植最早找到的同盟对象。那么,范任何许人也?

  范任,字介生,鳌江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范任少学于刘绍宽、王惺园、陈仲芸和陈楚卿,后考入浙江私立法政专科学堂。1912年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平阳分部的第48位登记党员。1915年,范任毕业回里,担任鳌江初等小学教师。是年,教育会选举,范任因得刘绍宽提携就任介绍委员,引起城区乡绅不满,藉词攻击其“幼稚”,“不合格”。同年,因校长白性夫辞职,范任得到刘绍宽和鲍竹君的强力支持,“遂推继为校长”。54范任就任校长后,“提倡学生服务”,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温州师范学校师生来参观,归而仿行之”。范任思想开放,不拘一格,为解决学校“校舍迫狭”和“教室不敷设备”的难题,他先后拓杨府庙和太阴后宫之地建造教室,并将所有偶像“悉移前殿神座”,辟地凿池,美化校园。县知事黄夏钧评定鳌江小学成绩为全县之冠。551917年,范任步入法律界,历经几年经营后成为永嘉、平阳一带的著名律师。1922年,范任代表永嘉律师公会与法学家阮性存、大律师王开疆等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司法会议。56是年,范任甚至成为《申报》广告版的明星。571925年8月,王理孚广源商行的货轮在瑞安被河轮撞沉涉讼,范任代理诉讼,并与刘绍宽周旋其间。同年9月,范任当选为平阳县议会议员。5811月,范任经省党部代表蒋本菁介绍加入国民党,恰逢此时县城党干林骅和余超英先后离开平阳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范任又被推举接续常务委员。因此,师出名门,绩冠温州,以及常务委员的身份使他很快融入了乡绅的权力网络,特别受到青年党员的青睐。

  同时,范任的家庭影响力及其耶稣教自立会的背景又成为发展国民党党部的另一重要优势。范任的父亲范志泉以经营渔行为生,其所开办的兴泰渔行为鳌江最大的四家渔行之一。1906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上海成立。1907年,自立会传到温州,设立温州内地会,立即引起黄时中、范志泉、陈楚卿和林溥泉的响应。1910年10月13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会成立,59范志泉被任命为平阳宣教师,后晋为牧师。1912年8月,自立会平阳分会的领导人全部加入国民党平阳分部。60在政党文化的浸淫下,自立会响应孙中山号召,开展禁鸦片、戒赌博、剪发、放缠足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到1913年,经范志泉等人的努力,全县共设分会60所,设总会于鳌江,拥有信徒2000余人。1922年范志泉随林溥泉赴上海参加全国基督教大会,被英国博士季斐理聘为广学会会员,“终身其职”,因此改名“志笃”。此后兴泰渔行的生意全交由范任经营。611924年,范任也加入了耶稣教自立会。

  种种机缘之下,张植等人希望范任能够帮助共同建立国民党党组织;而对范任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十数年前父辈经营自立会和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和经验使得他对重新建立国民党党部充满期待。因此,经范任介绍,施味辛、游侠、张植和章尚友等人分赴平阳各地区秘密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党员,组建区分部。临时县党部成立以后,常务委员由范任担任,组织部长为游侠,宣传部长为施味辛,农人部长为郑士雄,工人部长为章尚友,商人部长为张潮,青年部长为黄钟汉,监察委员为邓越,职员共13人,中共党员实际控制了临时县党部。在中共平阳支部的领导下,国民党成立了县农会及各行业工会。

  (二)“内多坏人”:临时县党部和“清党”

  到1927年4月,临时县党部发展区党部9个,区分部达39个,党员人数434人。目前关于临时县党部党员的信息,笔者没有看到详细的个人资料,但 “清党”后改组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于1927年8月重新登记的196人名单为我们认识1927年5月前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回溯考察的机会。这196人中有178人是1927年4月前入党的。从地域上看,党员人数最多的是北港,其次是江南、鳌江、城区、金乡、南港,最少的是蒲门(见表1);从党员职业上看,教员最多,达118人,商人和学生居其次,分别有39人和20人,农民和工人最少,分别为4人和3人;仅就教员党员而言,占党员总数的60.2%;从年龄上看,政界党员的年龄最大,商人、医生和教员党员的年龄依次递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国民党党部在基层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教员最多,各区分布均匀(见表1、表2)。

  这些教员党员不少是在刘绍宽等人建立的学堂中成长起来的,一方面这是代际传递的结果,另一方面其新式教育的背景也为后来的代际冲突埋下了伏笔。从介绍入党的情况来看,发展党员工作最积极的是范任、张植、施味辛和游馥四人,而范任介绍入党的党员尤多,达122人,其中作为第一介绍人介绍党员107人,作为第二介绍人介绍党员15人,多集中在江南、北港、鳌江、金乡和南港(见表3),张植和施味辛则对蒲门、江南和北港的党员发展贡献最大。62

  就在范任等人秘密组党之际,北伐军过境使得临时县党部合法化,并开始公开活动。这对地方乡绅来说,本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双赢的开始。631927年1月24日,新任知事泰顺人周元善召集在城士绅商议招待事宜时,黄光等人给予了范任的县党部最大支持,他表示,“现既设有县党部,且范君介生极干练,无须再设招待处,致嫌骈枝”。然而,关于军事接待,知事深谙地情,“党部虽胜任,而银钱一节,非老辈信用,亦难筹集”。64众推陈锡琛、刘绍宽、王理孚和姜啸樵等人负责接待。2月3日,县议会和参事会开会,决定成立欢迎联合会,刘绍宽被推举为总主任,筹款划策由王理孚、陈锡琛和姜啸樵负责,买办由阮伯陶负责,同时,沿袭过往向绅富筹措经费办理团练的老办法,推举刘绍宽赶赴温州向道尹借枪自卫。65

  不过,在规模迅速发展之后,党部行事很快超出了范任等乡绅的掌控,青年党员与旧乡绅之间的代际冲突继起。2月6日,北伐军何应钦部前方筹备处处长展国枢先期到县,临时县党部即乘机占领象征乡绅权力资本的议会和同善社,刘绍宽无奈感叹,“县议会从此消失,其会场为党部机关矣”。662月11日,曹万顺军到达温州,游侠就以组织部长的身份向国民党永嘉县党部请示,要求撤换县知事,经永嘉县党部同意,任命永嘉人包彻为平阳县知事。包彻到任后,随即呈请曹万顺军后方留守处处长昝右禾来平阳维持秩序。672月18日,蒲门人张植率领农会会员在江南盐场举行暴动,砸毁盐堆,“到江南各处演说”,宣传废除包括盐税在内的苛捐杂税。68由此,江南各盐场先后加入农会。由中共党员控制的国民党县党部以强势姿态对平阳既有权力网络提出了挑战。

  由于党部势力强大,县知事权力式微,乡绅开始观望。3月,县党部联合昝右禾采取平粜政策,规定城区限定谷价,禁止食米外运,结果引起骚动。乡绅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除盐商损失巨大外,许多乡绅家中什物被毁,刘绍宽欲遣人回乡运谷,被“村村留难”,以致其不得不向黄光粜食。69县知事有意请刘绍宽出面维持局面,被刘拒绝,黄光亦表示“不预闻地方事”。刘绍宽在日记中说:“范介生立国民党部,内多坏人,事事掣肘,且党人多右土匪,无理取闹,乱世小人道长,无可如何也!”70与此前“日盼援师赣与闽”不同的是,乡绅们又纷纷表达了对“党治”的不满:

  党治宣传不惮劳,郢书燕说几朋曹。盐纲议罢仓廒毁,民食图丰里巷骚。总是索途纷适埴,未能制棉学操刀。古来辅世资名德,升木何如竟教猱?71

  尤有甚者,乡绅的权力网络受到了实际挑战。继议会消失后,县党部又“催取议会簿据”,饬令移交。4月2日,乡绅赖以影响地方的教育会亦被撤销,权力移交给县党部新成立的教职员联合会,由鲍希初任会长,温博任副会长。

  县党部的激烈“党治”在4月8日达到高潮。县城士绅、律师吴醒玉因看不惯青年党员目无尊长而起冲突,张植动员“农民协会聚众拥至其家,挟以入公署,胁县长监禁之”。随后,党部揭“醒玉八大罪状,榜之通衢”,是日,“其农民来者,万全、小南、江南,约千余人,江南为最多”。724月9日和11日,宁波和杭州先后出现国民党排斥和清洗中共党员的“清党”反革命事件。4月14日,吴醒玉派人通融,请省防军为其取保,然遭到党部和县署的拒绝。15日,国民党中央命萧铮等人会同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为张静江)改组浙江省党部,成立新的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萧铮、郑异和邵元冲被任命为常务委员,萧铮兼任组织部长,负责“清党”事宜。73同日,温州亦开始“清党”,中共党员陈仲雷、戴树棠和苏中常被逮捕。

  就此,平阳局势大变。4月17日,平阳城乡各地开始“清党”,负责临时县党部的范任和中共党员游侠、张植出逃。吴醒玉乘势出狱,到处抓捕中共党员,原县长周元善回县接篆。74平阳县党部面临重新改组。

  (三)兵灾下的秩序回归:乡绅与平阳县非常执行委员会

  正当吴醒玉乘势“清党”之时,丁振华起事再度使得平阳陷入兵灾之祸。4月20日,国民革命军曹万顺部营长丁振华在闽东拉起200多人的队伍脱离部队,于是日凌晨抵达平阳县城,并包围省防军和县署,令驻地40余人全部缴械,并将入狱的中共党员金恂如和赵石泉等如数释放。覆巢之下,县长周元善无奈只得再度依靠原权力网络中的乡绅。4月21日,县长被胁迫召集在城乡绅进行募款。

  同日,中共平阳党组织欲以暴动反抗国民党的“清党”暴行。金恂如、赵石泉和张植响应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收编土匪武装的号召,率领江南农民协会数千人准备渡过鳌江,收编丁振华部,举行暴动。在此情形下,陈锡琛和鲍希初“知事不妙,往寻张植、陈味腊,语以利害”,陈味腊等人“亦来鳌江探听,知非正式军队,遂与赵等力劝农民解散,不与勾结”,75且鳌江水警派兵发哨,将渡船多吊集一处,导致农民无法过江。76在这里,我们从反面再次看到旧有权力网络对包括中共地方革命精英在内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影响。

  丁振华起事,历时两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丁以铲除宁温台防守司令王俊之反动分子为名,自封“团长”,并任命吴醒玉之子吴鸿基为县长。后来浙江省防军参谋长、温州戒严司令甘清池率军抵达平阳,追剿丁振华至泰顺,将其包围收编。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临时县党部重新被在城青年党员改组。1927年4月18日,随着临时县党部负责人的外逃,由黄埔军校第三期学成毕业的林骅和黄斌奉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之命接收了平阳县党部,77黄光之子黄弢(刘绍宽门生)则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784月底,临时县党部改称“平阳县非常执行委员会”,林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黄弢任宣传委员,余超英任工人委员,杨杰任农人委员,妇女委员则由刘绍宽的侄媳妇陈云樵担任。79非常执行委员会并未有较多实际的组织活动,至是年7月,共有3个区党部和10个区分部,皆尚处于筹备阶段,登记党员只有93人,相比此前的434人,大大减少。且从党员构成看,大多或系在外地入党回平阳的党员,或系由林骅、余超英等人介绍入党的党员。这些党员入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与范任、张植和游馥等人少有联系。

  不过,从现有史料看来,虽然非常执行委员会急于摆脱与范任等人之间的“匪化”关系,但从其发展历程看,林骅等人还是希望尽早回归平静和秩序,故而选择尊重既有的乡绅权力网络。从刘绍宽和黄光的日记看,党部有活动都会邀请他们参加。与临时县党部观望和拒绝参加不同的是,刘、黄等人虽有微词,但皆会参与,如5月2日县党部请刘绍宽和黄光出席省防军抵御丁振华死难三员兵士追悼会,5月14日邀请黄光参加军民联欢大会并作祝词。80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党部与黄光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执行委员会成立时不仅将黄光直接列入党员名单,还通过其子黄弢盛情邀请黄光担任候补常务委员,黄光于是就职。而到丁振华称乱后,黄光因“有名在新党部”而在中共暴动的“报复名单”之列,且地方权力网络重要成员的身份,更使其一举一动关乎性命。因此,几经思虑并与姜啸樵商议之后,黄光还是辞去了新党部候补常委之职。81

  县党部诸位先生钧鉴:前承大会举光为候补常务委员。革命工作何等尊严,自应力策驽骀,勉为其难。矧此次根本改造,有正确的组织,必有完善的结果。与参末议,实夷我心。唯光孱弱之躯,年来多病,养疴家园,寡过未能。一旦率尔应召,运我旧斤,窃恐伤手贻讥,有辜群望。其当时不即辞职者,以地方秩序关系,不得不暂为维持。兹已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以光之手段软弱,不如从东诸侯作壁上观之为愈也。光之去留,无关轻重,惟贵部接收伊始,应有具体规画,以资工作。内部事宜,如厘订办事细则,添聘人才顾问及助理,组队宣传,说明从前反动份子之错误。此等工作,实为当务之急。时局纠纷,环境恶劣,茫茫后顾,来日大难,请君其勉之!此上。

  黄光的信函反映了他欲司其职而又不能的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国民党“党治”与地方权力网络的重要关联。是故,1930年平阳县党部对非常委员会的评价是,“当时县党部全为腐败投机份子占据,日以勾结土劣敲索平民为能,无事工作可言”,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无事工作可言”和“勾结土劣”大致概括了这一时期党部工作的概况。

  平阳县党部的再起,既包括青年党员与范任之间互为奥援,也包括乡绅对临时县党部的旁观和不满,以及非常执行委员会对既往权力网络秩序的回归。这一回归也基本奠定了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各县党部改组的基调,同时成为我们认识国民党在1927年至1928年“党治”的重要基础。

四、权力资本接续中的党绅共谋:平阳县党部的改组和黄守谦案

  1927年6月,在萧铮等人激进“清党”后,国民党中央下令改组浙江省党部,政策渐趋柔和。6月23日,张静江、蔡元培和邵元冲等9人奉命组织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并成立由沈定一、姜绍谟和张静江等9人为首的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会,所属各县由省派“清党”改组委员1人,举办党员登记。827月20日,省党部派平阳籍党员陈天鸿、徐箴和叶翀三人回到家乡,进行“清党”和改组。

  (一)融入与共存:平阳县的“清党”和改组

  1927年7月27日,陈天鸿、徐箴和叶翀回到平阳,下车伊始,陈天鸿经刘绍宽的女婿李公仪引荐登门拜望刘绍宽。83陈天鸿为金乡人,其兄长陈荣贵是金乡著名绅商,1919年与同乡夏克庵(刘绍宽挚友)共同出资创办同春酱园。金乡靠海,居民喜爱食海鲜,而海鲜需要酱、醋等调料去腥,因此同春酱园生意火旺。是年,凭借与夏仲甫、夏克庵叔侄和刘绍宽的关系,陈荣贵开始担任平阳教育会评议员。到1922年,同春酱园成为浙南、闽北地区实力最雄厚的酿造企业,后来陈荣贵逐步买断了其他几个股东的股份,成为当地酿造业最大的企业家,他也成为地方权力网络的重要成员。1927年3月,陈荣贵由范任介绍入党。84因此,陈天鸿回乡后首先吸纳陈荣贵进入改组委员会。徐箴则系江南钱库人,家境富裕,为当地绅富。其父徐介眉“少负文名,后习刀笔”,1898年至1900年与王理孚等人从学于刘绍宽。1901年考中温州府生员,旋补廪生,后在半浦设帐授徒,民国初年出资创办鹤浦初级小学,自任校长。851921年,徐箴投考明治大学附属中学即系刘绍宽致函请符璋介绍的。86

  1927年7月29日,平阳县“清党”委员会和改组委员会开始筹备。徐箴任改组指导委员兼“清党”委员,叶翀和陈天鸿任“清党”委员,开始选定宣传部和组织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并确定“清党”改组的原则。不过,突如其来的“清党”和“改组”让成立不久的非常执行委员会措手不及。87而对于改组委员会筹委会来说,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又须尽量吸收非常执行委员会时期的党员进入改组委员会,如任命杨杰为宣传部讲演科科长兼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曾咏春为宣传部指导科科长,巫如梅任妇女委员会委员。88

  宣传部和组织部等系要害部门,陈天鸿和徐箴等人从7月29日开始物色人选,从其最终物色的人选来看,改组委员会核心成员与刘绍宽等原有乡绅权力网络关系密切。8月1日,改组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包括叶翀、徐箴、温怡、苏融和、李森和陈荣贵。除原有叶翀、徐箴和陈荣贵外,温怡系陈锡琛的门生,苏融和则是刘绍宽得意门生苏达夫的弟弟,李森亦系刘绍宽弟子,吸收此数人进入党部核心更有利于改组委员会开展工作。会议决定常务委员由徐箴兼任,组织部长由叶翀兼任,组织部秘书由素孚乡望的詹选之担任;89宣传部长则由苏融和担任,秘书处政治秘书由陈荣贵出任,党务秘书由李森担任。“清党”委员会方面,由叶翀担任秘书处主任,陈荣贵兼任情报处主任,徐箴兼任审查处主任。

  大革命时期农民、工人和商民等运动委员会在基层社会产生过巨大冲击,故国民党对这些部门的改组尤为慎重。会议决议由温怡担任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长,陈仲芸担任商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由徐箴兼任,而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融和兼任。90

  针对“清党”和改组的细则,县党部实行新规,与前党部划清界限:一是前党部征求之党员全部取消,须经“清党”委员审查甄别后方可登记;91二是“清党”期间一律以改组为主,不办理新入党登记;92三是拒绝前党部对平阳县中山图书馆馆长的任命,代之以刘绍宽门生陶铸民;93四是改组县党部从重新组建区分部做起,规定全县分设城区、万全、小南、江南、金乡、南港、北港和蒲门等八个区党部,分别派员到各区改组,其中城区派苏融和,万全派黄大良,小南派陈仲芸,江南派李修,金乡派陈荣贵,南港派温怡;94五是在改组区分部、组建区党部的基础上,县党部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在经费方面,改组委员会力求实现经费来源制度化。党部每月定期向县政府请领各乡自治委员经费,共计160元,充党部经费,每区10元,余80元作为农民协会经费;95自1927年10月1日起,县党部议定将鳌江南北埠船捐归工会使用,货捐归商会使用。96同时,为了增加经费来源,党部组建商民协会,并圈定鳌江、江南和城区绅商,如陈超宗、缪一平、张翙、王文川(王理孚次子)、陈倬甫和陈荣贵等11人为商民协会委员。97在徐箴等人的筹谋下,至是年10月底,党部每月经费增至792.5元,总经费达3000余元。98

  同时,县党部还充分吸收刘绍宽等人进入地方事务的管理核心。1927年8月5日,徐箴和苏融和就改组平阳县党部事宜登门拜访刘绍宽。998月底,浙江省开始在各县建立公款公产委员会,管理公款公产,党部参与其中。1008月30日,浙江省政府同意由刘绍宽、陈锡琛、陈仲芸、俞蔚文和李公仪等7人组成平阳县公款公产委员会。9月26日,该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党部除陈仲芸作为委员参加外,另派陈荣贵和黄大良出席,负责监察,叶翀和陈荣贵负责审查军事用款等,最终刘绍宽被选为常务委员。101

  到1927年10月,平阳县党部改组正式完成,陈天鸿调任泰顺,叶翀赴省党部工作。102改组后平阳共有7个区党部,25个区分部,党员196人,由陈荣贵担任常务委员,温怡担任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长,陈仲芸则逐渐退出党部核心管理层,与陈锡琛被选举为常务委员,专门负责公款公产委员会的事宜。103至此,平阳县党部渐入正轨。

  与其他地区的党部一样,在“清党”后的一段时间内,基层党部仍然在地方从事激进的社会改革工作,如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提倡“二五减租”等。104平阳亦是如此,南港则成为包含代际矛盾在内的各种矛盾的汇聚地,而“铲除大土劣黄守谦”便成为其“成绩之尤著者”。105

  (二)“甚可怜也”:绅权和“党治”暗合的黄守谦案

  黄守谦,字慎甫,或信甫、申甫,1879年生于南港灵溪街。1899年10月参加县试,列前十名,故而有资格参加次年3月举行的院试,不中。106科举废后,黄守谦弃文从武,于1906年2月赴杭州投考浙江陆军小学。不料该年陆军小学停招,故转而投考浙江弁目学堂,后转入浙江武备学堂。1071912年加入共和党,1913年当选为第一届浙江省议会议员。108省议会解散后,黄守谦又于1918年任省立第十中学教师,1921年任南港自治委员,1925年加入平阳县议会。109可以说,黄守谦是南港当地较有影响力的乡绅。

  然而,从刘绍宽、陈锡琛、黄光和姜啸樵的交游网络看来,黄守谦与他们交往甚浅,即便是1913年黄守谦代表共和党当选省议员一事,刘绍宽在日记中亦只字未提。个中缘由,既与代际差序及其长住杭、温有关,还可能与南港、江南和小南之间自古以来的水利矛盾休戚相关。

  平阳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北港为南雁荡山主脉,南港有南雁荡分支玉苍山,群山之水支流众多,尤以南港源出泰顺,纳群山之水,汇而为灵溪、藻溪,水至下游不足以蓄之,“非得江南之尾闾,直无水利可言”。宋元之际,南港、北港和江南三地合筑凰浦埭截断众流,使南港之水分两条流入江南,一条西出灵溪,由流石入江,一条东出藻溪,亦汇流石入江,并在下游别建六陡门、十湫以宣泄之,于是两乡各享其利而无患。110其后十湫淤塞,宣泄不灵,江南乡民乃增高西江土塘以防南港之水,于是凰浦埭废,“隔江士绅以利害不同与之争”。尤其埭头、屿兜等地适夹在东、西两流水之中,水泛溢时决堤而入,两地皆成泽国。屿兜人横筑一塘,以捍决入之水,而埭头在屿兜上流,水决入时,为屿兜横塘所捍,不能下流入江,而埭头稻田被淹,又掘横塘以泄之。为此两地经年械斗不息。111

  南港与小南之间也有水利矛盾。鳌江至灵溪水程约40里,须过沪山陡门,陡门上为灵溪,下为鳌江,各约20里,客船航行至此,须“待潮水涨至溪水平”,方可“放闸通过”。然而,下游鳌江民众皆以“泄水有妨农业”而请官府禁之,因此,“船至此者,皆须负以过坝,舟人惮于纤船,船往来行者,彼此将客货换船而行,以上、下道里均,船价同也。其来往船多少不相抵,无船可换者,乃始撁而过坝,行旅颇为不便”。112

  1919年3月,县议会为求根本解决,刘绍宽与陈毅甫、陈瑞五、王理孚、阮伯陶等人商议,黄守谦未闻其事。直到1921年,刘绍宽等人才开始与黄守谦真正产生交集。刘绍宽召集黄守谦、陈瑞五和陈毅甫商定,由黄守谦和陈毅甫分别担任正副董。113江南、小南和南港三地乡绅多次参与其间。最终议决造新陡门以彻底解决疏江,而屿兜则造坝三十八丈,以减轻屿兜和埭头两地损失。114而从此次议商水利到党部“铲除”黄守谦,二人在日记中再无交游和晤面。在水利传统结构矛盾和新旧代际冲突下,黄守谦便成为众矢之的。

  第六区党部设在平阳第六小学,校长陈毅甫对区党部的组织发展庇护甚多。1927年8月21日,平阳县“清党”委员会收到第六区“清党”改组委员、教员许世芳、叶申和萧骥的举报,言黄守谦任南港自治委员数载,“扰民榨财”,尤其自县区党部成立以来,“以事事不得包办,其仇视党员,破坏党部,无所不用其极”,举报呈信中还告发黄守谦在丁振华陷城时,“竟逞其狡猾卑鄙之手段,贿赂财物,假藉南港公民代表名义贡献锦幛,书以‘前途胜利’四字,而毫无忌惮”。许世芳等还附以乡民向前知事告发黄守谦之“十大罪状”,包括吸食鸦片、藉威浮征、包办选举、吞食供应款、恃势害良、疏江吞款、贿保村警、助劫分肥和包庇烟赌等。黄守谦之罪过,可谓“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第六区党部甚至称:“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此恶不除,吾南港民众永无解放之日矣!”115

  接到举报后,徐箴和叶翀对此事迅速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函请县政府和驻守平阳的省防军捉拿,一方面电呈省“清党”委员会请示办法。然而,不等省“清党”委员会的回复,徐箴和叶翀即带同驻平阳的省防军警于9月2日驰抵黄守谦家,将其“当场拿获,送县暂押”。1169月4日,黄守谦向省政府控告平阳县改组委员会“明目张胆”,“混乱是非”,“横加诬蔑”,对党部所加之“十大罪状”一一予以辩驳,并要求切实指证,“按名传讯”。117

  9月8日,省政府接到黄守谦的控词后,即要求省改组委员会“切实查明具覆”。1189月15日,县改组委员会要求第六区分部具覆,9月18日,第六区党部常务委员林祐更是据南港旅杭党员黄钟汉的证词以十四条罪状呈覆,条条皆附证人和证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祐首要突出了黄守谦“反对党军”“构陷党员”“捣乱党部”和“勾结丁匪”的“恶行”:

  反对党军  本年二月间十七军入浙,平阳为进境孔道,各界民众经党员多方宣传,载道欢迎,该劣绅竟敢造谣污蔑,嗾使无赖(张炳昭)撕毁各种标语及欢迎旗,经该地区党部呈报十七军曹军长及第一师政治部并报告周前知事案。

  构害党员  当十七军未入浙时,平阳全县尚受恶势力统治之下,宣布戒严,活动宣传之党员范任、游侠先后被其告密,亡至福鼎,其余诸党员因此而流离失所者,时有所闻。

  捣乱党部  该劣绅以境内各级党部成立,事事不得包办,反乘清党时机,逞意报复,勾通伪党部接收员章腾于四月十九日纠集恶党三十余人,因区党部附设在第六小学,竟敢公然闯入校内,声称要捕在校诸党员而置之死地,甚至捣毁桌椅,抢夺党部文件及党员行李,党员梁超尹、许世芳、萧汉杰、陈炽、林祐五人已先知其阴毒之谋,事前遁至古鳌头鳌江公学,蒙该校长温怡收容款洽。该劣绅复遣其子同恶徒赶到,要行逮捕,许世芳等再逃至蓝田小学校长曾月溪家,可质,其他诸党员当时均外避,始免于难,曾由第六小学校呈报周前县长有案。

  勾结丁匪  丁匪陷县城时,该劣绅逞其狡猾卑鄙之手段,贿赂财物,假藉南港公民代表名义,贡献锦幛,书以“前途胜利”四字。及抵林溪,勒去大洋三千元,该劣绅不惜潜与勾结,故得有利润。119

  颇耐人寻味的是,黄守谦两次呈诉,皆对党部指控其“藉威浮征”“包揽诉讼”等经济罪状予以一一辩驳,惟独对党部重点指控的“反对党军”“构害党员”“捣乱党部”和“勾结丁匪”等罪行缄口不言。故而实情如何,我们无从知晓。12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阳先后经历的三次兵灾中,地方士绅,尤其是刘绍宽、陈锡琛、黄光、王理孚和姜啸樵等作为头面人物皆参与和周旋其间。刘绍宽和王理孚亦曾遭人呈控,然而结果却有天壤之别。1927年8月3日,听闻有人在省政府控告刘绍宽和王理孚“勾匪”,省政府饬令省、县两级党部查复,然而此事并未在平阳县城激起任何涟漪。是日,刘绍宽之女婿李公仪和门生郑梓怀即告知刘绍宽“诉者为陈阿忠”,是夜,门生亦即党部核心人员陈仲芸来,“亦言党部查案事”。1211928年3月,控案再起,有人向省政府控告县长陈哲(陈介石三子)、刘绍宽、姜啸樵和王理孚。然而,同月28日,永嘉县公安局长马振中、平阳县公安局长倪锡侯和警察所长陈哲人登门查案,此案亦不了了之。122

  相比之下,黄守谦不在刘绍宽等人织就的权力网络之内,就成为党部铲除土豪劣绅和“党治”的重要对象。1927年9月15日,黄守谦再度呈诉,并乞求省党部,因其闻县党部有人主张对其“先决后报”。因此,省党部要求县党部再度“详密具报”。9月20日,县党部再度强调“所控各节,悉属实情”。12310月26日,围绕此案,省党部再次发文:“黄钟汉控土劣黄守谦各节,既据查明属实,仰即转函县政府将该土劣黄守谦即行移送,就近正式法庭,依照土劣条例讯办可也。”124

  而实际上,黄守谦早在9月29日即染疫殁于狱中。县党部常务委员陈荣贵分别在11月10日和11月13日向县长和省党部的函呈中详述:“该被告黄守谦前据管狱员林璇报称,于九月二十八日在押,身染时疫,病势危急,当经医救无效,至二十九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染疫身亡在所。据经会同贵党部前‘清党’委员及饬知该家属到场,眼目相验,结领尸棺埋葬。”125而刘绍宽在日记中则曰:“黄申甫染疫殁于看守所,家人未到,看守所不能留,外间亦无可安置,因以棺送归南港,甚可怜也。”126

  对于此事,刘绍宽此后还曾两次提及,对于案件双方——徐箴和黄守谦,他皆无好感,尤其对黄守谦的品行,刘绍宽认为其“贪黩于财”,其乡县议员之选举、村警之保荐、学校校长之绌陟,“皆在其掌握”,因而不得民心,“孤立无援”。至于徐箴,刘绍宽则认为其以剪除土豪劣绅之名“擅逮黄某置之狱”,致黄守谦冤死。冷眼旁观,不屑之色尽显。127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刘绍宽虽对徐箴等党干不屑,然终究并未对其阻滞。也正因为此,刘绍宽等乡绅在党部“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中不仅得以身免,还受到了党部的特别优待。一定程度上说,黄守谦案是“党治”和绅权暗合的产物,这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乡绅和代际传递在党部再起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五、结论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军事化直接导致了国家权力逐渐下移,从而也使清末民初权势阶层的构成与此前大不相同。就高层来说,掌控武力者显然拥有最高的权势地位,并且构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军事首领群体;128而在地方,掌握团练和教育资源的乡绅则分享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平阳地方社会亦是如此。杨氏、陈氏和夏氏三大家族凭借金钱会起义时办理团练而名甲一方,后又依靠杨镜澄、刘绍宽和陈锡琛等人参与地方社会管理而实现代际传递和权力资本的有效接续。民国初年,刘绍宽等人更是依靠参加政党、兴办教育和主持议会等方式强化了他们的权力网络,并与县政府共享对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

  国民革命兴起后,为了配合北伐军事的进展,国民党派党员回到原籍,重新组建国民党党部。1927年国民党党部再起与党权扩张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平阳,我们看到由刘绍宽等人织就的权力网络对范任组建县党部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国民党“清党”的过程中,刘绍宽和陈锡琛等人尤可依赖其个人势力对欲图暴动的中共地方革命精英施加影响。“清党”之后,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立即强调秩序回归和对既有权力网络的尊重,这也奠定了此后平阳县党部的发展基调。陈荣贵和陈仲芸就是既有秩序结构和权力网络的建构者和维护者,所以,即便是口含“天宪”的徐箴和叶翀,面对于此,也选择与刘绍宽等乡绅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实现了分割地方权益的共谋。

  不仅于此,乡绅的权力资本在1928年后仍然得以延续。1928年12月,浙江省政府聘任陈锡琛、王文川和陈荣贵等人为平阳县建设委员会委员,129温怡亦于1929年继陈荣贵之后成为平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刘绍宽于1928年一再请辞公款公产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然而,1930年5月,省政府再次将其请回了县政实施和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力网络。130可以说,绅权藉由代际传递在与国民党和县政府的博弈中实现了延续。

  诚然,党国政治兴起后,一方面,与中共组织的严密性相比,国民党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确显虚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渗透造成党权扩张和绅权受冲击亦为地方政治发展的重要面向。不过,通过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再起及权势扩张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关于江浙地区国民党基层“党治”虚化或党绅对立的观点可能难以完全概括这一时期国民党基层政治发展的复杂性。131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地方乡绅早在民国初年就亲身组织、加入或通过代际传递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虽然民初政党在基层社会并无实际作为,但是他们以“政党”、议会和教育等不同标签与县署进行分权。北伐军兴后,乡绅权势虽受到较大冲击,然而党国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乡绅依然有机会共享对地方社会的管理权,只不过当事者由官绅两方变成了党、政、绅三足鼎立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党部依赖绅权发展党权,乡绅借助党权分割地方利益,对于县政府来说,如何处理与党部及乡绅的关系,确是一大复杂的难题。厘清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国民党基层政治发展和党国体制崩溃之关系的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社会史视野下的浙江革命史研究(1927—1937)”(项目编号:13CZS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得到张莉彬的帮助,并曾在“第一届新革命史工作坊”等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幸得到王奇生、冯筱才、张侃、李世众、应星、侯俊丹和孟庆延等学者的赐正,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参见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7页;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57页。

②邹谠:《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载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Chung-Li Chang,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④这一研究受到了施坚雅的“核心-边缘”理论的影响。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Joseph W. Esherick & Mary Backus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⑤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⑥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史料征集部门调查了大量中共组织史料,最具代表性的可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西方学界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可参见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8期(2010年),第143—180页。

⑦沈洁:《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1—42页。

⑧“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两大社会学理论概念。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的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社会资本就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和共通,都与个人特质有关,但是文化资本强调文化因素,社会资本更关注社会网络。参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将二者概括为“权力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特指乡绅从事教育文化等活动所带来的收益,而社会资本指乡绅在维系地方社会时所结成的权力网络。

⑨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平阳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⑩詹选之:《平阳(浙江省)》,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第130—132页。

11据1990年的统计,以上10姓皆超过2万人。徐宏图:《平阳县、苍南县概述》,载徐宏图、康豹(主编):《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2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平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25年版,第123页。

13李世众:《晚清温州权力关系格局透视——以士绅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9页。

14罗士杰:《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1850—1862)》,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5期(2012年),第159—202页。

15马允伦、蔡启东、周干:《浙南金钱会起义》,《平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35页。

16杨慕良(主编):《苍南杨氏通志》,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701—702页。

17同注12,第397—399页。

18《刘绍宽日记》第1册,1896年,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8页。

19陈振椒(1873—1921),学名慕琳,字子蕃,浙江平阳北港山门人。少时分别师从陈际中和吴承志,1893年补廪生,1906年入日本法政大学修业,1909年2月温州府中学堂毕业式授予优等衔;1910年恩贡生,曾任会文书院山长;1912年任平阳县民政科科长,同年当选省议会议员;1918年—1921年任平阳第三高等小学校长。吴良祚:《陈振椒传略》,载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第10辑,1992年,第111—114页。

20陈后强(主编):《苍南县陈氏通览》,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398页。

21即由业主每市亩减收租谷二十五斤。《赵钧〈过来语〉辑录》,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陈镇波:《刘厚庄年谱》,载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文史资料》第16辑(刘绍宽专辑),2001年,第397—398页。

22陈镇波:《刘厚庄年谱》,载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文史资料》第16辑(刘绍宽专辑),第395页。

231901年王理孚先后考取南洋公学和浙江武备学堂;1904年改组鳌江公学,任堂长;1905任平阳劝学所总董;1908年兼任平阳县学堂校董;1909年夏担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是年秋,当选为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浙江会议厅议员,因办理平阳劝学所成绩为全省之冠,被荐任提学使司专门科长。《王理孚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47页。

24《刘绍宽日记》第1册,1895年5月25日,第120页。

25《刘绍宽日记》第1册,1898年1月8日,第177页。

26《刘绍宽日记》第1册,1902年5月,第327—330页。

27同注22。

28浙江省苍南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苍南县教育志》,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29《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0《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4年1月,第763页。

31平阳的书院公产主要包括龙湖、昆阳两所书院以及没收金钱会田产965市亩,地租银钱50元。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平阳县志》卷11,《学校志》,第119页。

32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平阳县志》卷11,《学校志》,第120页;《王理孚集》,第182页。

33关于温州宾兴款的运作,可参见陈明华:《清中后期宾兴款的设置与下层士绅权力的扩张——以温州为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92—100页。

34《刘绍宽日记》第1册,1906年3月15日,第429页。

35《刘绍宽日记》第1册,1906年6月4日、6月5日,第445—446页。

36王惺园(遗作):《鳌江公学大事记》,载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第32—41页。

37黄光:《辛亥光复日记》,载《黄光集》,第368—369页;姚亦菲:《辛亥革命在平阳》,载《平阳文史资料》第9辑,1987年,第24—33页。

38《刘绍宽日记》第2册,1912年7月28日、8月7日,第539—540页。

39《平阳分部职员姓名》,1912年9月,平阳县档案馆藏,8/1/13。

40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

411913年1月,该案在永嘉开庭,但刘绍宽和陈锡琛很快进行了调解,最终“该案经徐慕初等出洋银二千圆,讲和了之”。《刘绍宽日记》第2册,1913年2月9日,第552页。

42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平阳县志》卷31,《选举志》,第305—306页;王兆骧等:《王理孚年谱》,载《王理孚集》,第247页。

43同注36,第32—41页。

44民国改元后,王理孚曾担任浙江都督府秘书,主管财政事宜。凭借1908年以来积累的省政和县政人脉,王理孚于1912年集资2万元,开发南麂岛,创办南麂渔佃公司,置船护航,招募渔民垦殖;1916年先后担任浙江都督府民政秘书和鄞县知事;1918年后,先后投资办理红皮厂、碗窑和钱庄等。可以说,政商两栖使得王理孚成为刘绍宽权力网络中财力雄厚的核心人物。王栻:《我所知道的父亲》,载《王理孚集》,第211—241页。

45招会,亦称呈会,是一种民间的小规模经济互助形式,入会者按期平均交款,分期轮流收款。

46阮伯陶(1874—1953),字定钧,浙江平阳城关西门人,清金陵陆师学堂毕业,曾任清陆军巡防统领、陆军第八镇参谋官、湖北督练公所粮饷科科长。1914年,阮伯陶回浙,任第五区参谋官兼第五区统带等职。辛亥革命后,他辞官回里,与刘绍宽、陈锡琛和黄光等人过从甚密,先后担任县济婴局总董、县商会会长,1925年又担任县参议会参事。刘绍宽于1933年曾作《阮伯陶六十寿序》和《阮伯陶事略》。阮珍生:《阮伯陶与辛亥革命》,载平阳县文物馆(编):《平阳历代名人选录》第3册,2000年,第41页。

47《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6年12月14日、12月15日,第842页;黄光:《丙寅兵事日记》,载《黄光集》,第405—421页。

48《浙江省党部报告》(1926年6月6日),载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49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浙江省党务概况》,1928年1月,第5页。

50《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版,第11—17页。

51中共平阳县委党史办公室:《平阳县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84年,第2页。

52卜金池:《游侠传略》,载《平阳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29页;李成廉:《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组建前后的活动》,载《平阳文史资料》第11辑, 1993年,第65—66页。

53刘小京:《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以浙江苍南县为个案》,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83页。

54《刘绍宽日记》第2册,1915年4月18日、12月20日,第578、590页。

55同注36,第32—35页。

56《全国司法会议之进行观》,载《申报》1922年4月29日,第14版;《全国司法大会今日开谈话会》,载《申报》1922年5月1日,第14版;《司法会议谈话会纪》,载《申报》1922年5月2日,第13版;《司法会议筹备处谈话会纪》,载《申报》1922年5月4日,第13版;《全国司法会议筹备处纪事》,载《申报》1922年5月5日,第13版;《全国司法会议筹备处昨讯》,载《申报》1922年5月6日,第13版;《司法会议筹备处谈话会纪》,载《申报》1922年5月9日,第14版。

57《发热便闭时时夜啼及服婴孩自己药片始获全愈》,载《申报》1924年3月21日,第11版;亦见《申报》1924年3月23日,第11版。

58同注30,第791—792页;《浙江民会初选当选之续讯》,载《申报》1925年9月8日,第10版;王载纮、王象明:《王广源与王文川》,载《平阳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第76页。

59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1922年第3期,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22年3月。

60同注39。

61孔光望:《翁奇玉居士》,载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130页。

62考虑到“清党”因素,与跨党中共党员相关的人员可能在“清党”中遭到很大程度的清洗,故以上统计数据与1927年4月党员数据应有所出入。如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加入国民党最多的地区是江南地区。参见李成廉:《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组建前后的活动》,载《平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65—66页。

63正因为如此,刘绍宽和黄光等先后在诗文中表达了对北伐军期盼之意,如刘曾作“西望赣江急星火,南瞻民峤切云霓”之句。参见陈镇波:《刘厚庄年谱》,载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文史资料》第16辑,第446页。

64黄光:《丙寅兵事日记》,载《黄光集》,第420页。

65《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2月3日、2月15日,第848—849页。

66《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2月6日,第848页。

67黄光:《丙寅兵事日记》,载《黄光集》,第420页;卜金池:《游侠传略》,载《平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29页。

68《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2月20日,第848页。

69同注65。

70《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2月15日,第849页。

71同注22,第446页。

72《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4月8日,第857页。

73同注50,第18页。

74《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4月18日,第859页。

75《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4月21日,第860页。

76黄光:《丁冬记》,载《黄光集》,第426页。

77同注49。

78据黄光日记记载,黄斌系“近为派往福建宣传党务,道出故乡”,听林骅告知城内县党部有风潮,故特意扶助解决。参见黄光:《丁冬记》,载《黄光集》,第422页。

79《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6年2月22日,第813页。

80《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5月2日,第862页;黄光:《丁冬记》,载《黄光集》,第432页。

81同注76,第425—426页。

82袁成毅:《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下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83《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7月28日,第873页。

84《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党员名册》,1927年8月,平阳县档案馆藏,8/1/14/30。

85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页;杨慕良(主编):《苍南杨氏通志》,第235页。

86《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1年2月15日,第685页。

87非常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为林骅,宣传部长为黄弢,农民部长为杨杰,工人部长为曹品英,商人部长为余超英,青年部长为俞爽迷,妇女部长为巫如梅,监委为曾咏春,候补监委为陈襄。李成廉:《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组建前后的活动》,载《平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65—66页。

88《聘任各部职员案》(1927年7月2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1/1;《下设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及有关委员长委员名单的安排》(1927年7月2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1/14。

891930年,刘绍宽侄儿刘詧生迎娶詹选之之女。

90《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一号》(1927年8月1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2。

91《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一号》(1927年8月1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1-4。

92《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二号》(1927年8月8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5。

93《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十五号》(1927年9月24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32。

94《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十号》(1927年9月5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22-24。

95《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五号》(1927年8月15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11-12。

96《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十四号》(1927年9月1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30-31。

97《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九号》(1927年9月2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19-21。

98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浙江省党务概况》,第6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各县党务沿革一览》,载《浙江党务》第108期(1930年9月),第115页。

99《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8月5日,第874页。

100《平阳县党部改组委员会记录第八号》(1927年8月2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3/16-18。

101《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9月26日,第882页。

102陈天鸿在1927年8月离开平阳赴泰顺,任改组委员会常务委员。《泰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泰顺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103《刘绍宽日记》第3册,1928年2月23日,第899页。

104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95页。

105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各县党务沿革一览》,载《浙江党务》第108期,第115页。

106《刘绍宽日记》第1册,1899年10月11日、1900年3月11日,第268、278页。

107《刘绍宽日记》第1册,1906年2月18日、11月15日,第424、451页。

108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8页;《刘绍宽日记》第2册,1913年2月2日,第551页。

109《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1年3月2日、1925年5月29日,第688、785页。

110王理孚:《周君仲祥先生家传》,载《王理孚集》,第136—138页。

111《刘绍宽日记》第2册,1915年4月8日,第576—577页。

112《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8月3日,第874页。

113《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1年3月2日,第687—688页。

114《县改组委员会据第六区党部查复黄守谦种种不法举动确系实情给县府的函》(1927年9月1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37-38。

115《第六区改组委员许世芳等请求惩治南港镇前任自治委员黄守谦告发十条罪状事》(1927年9月3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13-15。

116《常务委员徐箴查复劣绅黄守谦案》(1927年9月20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41-42。

117《黄守谦关于被指控十条罪状请求抄示原状答辩及徐箴的批办》(1927年9月4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18-24。

118《省党部改组委员会令查黄守谦案详密具报以凭核办》(1927年9月17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39-40。传言时任省军事长周凤岐、民事长斯烈皆为黄守谦之友。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第643页。

119《县改组委员会据第六区党部查复黄守谦种种不法举动确系实情给县府的函》(1927年9月19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34-35。

120时人多有为其鸣冤者,如南港旅瓯学生联合会即谴责平阳县党部办案“未查明即行锁拿,迹近代人报复”,“青天白日之下,岂宜有此冤黑”。刘绍宽虽亦对黄守谦颇有恶感,但提及此事,亦言“人颇冤之”。《省党部临时执委会令迅将黄守谦捕拿原由详细具复以凭核办》(1927年11月1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47-48;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第643页。

121《刘绍宽日记》第2册,1927年8月3日,第874页。

122《刘绍宽日记》第3册,1928年3月28日,第904页。

123同注116。

124《常委王讷言据呈黄钟汉控土劣黄守谦各节确属实情转函县府移送法庭讯办》(1927年10月26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45-46。

125《黄守谦在押染疫身亡呈报省府在案函请核转》,1927年11月10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49-50;《常委陈荣贵呈报省党部黄守谦在押染疫身亡》(1927年11月13日),平阳县档案馆藏,8/1/6/45-46。

126同注112。

127徐父在1938年被三青团擅捕自缢而死,刘绍宽视为“报应”。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第643—644页。

128冯筱才:《1911:革命、秩序与社会各阶层之异动》,载《文史知识》2011年第5期,第18页。

129《平阳县政府建设行政实施表》(1928年12月9日),载《浙江民政月刊》第16期,第14页。

130《刘绍宽日记》,1928年2月6日,第897页;《指令》(1930年5月),载《浙江省民政月刊》1930年第31期,第210—211页。

131可参见Bradley Kent Geisert, “From Conflict to Quiescence: The Kuomintang, Party Factionalism and Local Elites in Jiangsu, 1927-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8 (December, 1986), pp. 680-703;何志明:《权力重构与利益抗争:国民党江浙党部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1928—1931)》,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责任编辑: 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