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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47~1948年华北土改中的工作团和贫农团

——以晋察冀为中心的考察

徐 进

【内容提要】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的主要内容,即中共派驻外来工作团进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斗争村干部。首先外来工作团进行普遍整党,干部数量奇缺,素质良莠不齐就是其一大困难。加之外来干部主导的工作团很难了解基层乡村的复杂情况,因此极易激化其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其次这次整党组织的贫农团往往为乡村边缘人员所构成。他们代替原有村干部掌权,不但未彻底杜绝“贪污”和“命令主义”等旧问题,而且因为其工作能力差还常使村中原本可完成的征兵、征粮等工作“塌台”。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华北各解放区进行了激烈的土改整党。此次土改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共派驻外来工作团进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斗争村干部。既有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为宏观性、通论性著作,侧重于这一整党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缺乏对基层整党的细致考察。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李里峰开始从微观政治的角度考察此次整党中的贫农团。①本文则利用河北省县档案和口述访谈资料,沿着这一主题继续深入考察这次整党中的工作团和贫农团。具体言之,本文要详细探讨的是,首先在整党的过程中外来工作团在基层乡村面临何种困难,他们是如何执行自己的权力的,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面临什么困难;其次分析所谓的贫农团是村中的哪类人,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什么,“贫农团积极分子”为何在斗争中最为积极,到底是何因素引发他们和原有村干部激烈的矛盾。

一、工作团的表现和困境

  组织工作团下村工作是中共经常使用的一种工作方式,希望借此加强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以其达到中共政权上下级之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就经常组织工作团下村调查农村情况,了解农村的基层问题。北岳区党委书记刘澜涛1943年特别号召:

  组织巡视团很好的调查工作——党政军民一部分负责干部要适当的轮流到下面去巡视检查工作,巡视团要派很强的干部。最近区党委派了一些同志出去巡视,使我们得到了一些很好的材料。前些天范同志出去很短的时间就知道了很多支部的问题。去年区党委组织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调查组,得到了二十八个县八十八个村庄的详细材料……地委要全面了解县而且还要了解到区。县委则必须一般了解到村,熟悉支部的情形才好。

  在晋察冀根据地,中共派工作团去农村基层时还经常进行整理支部和改造村政权的工作。从1941年组织会议开始,中共派工作团到农村进行反对新兴黑暗势力的运动,主要就是针对村干部中的所谓“黑暗势力”。③但后来鉴于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方式整顿村政权效果不佳,中共开始减少这种整顿方式,仅仅派工作团到有问题的村庄做有针对性的改造。

  1947年4月,刘少奇针对晋绥的土改情况提出派外来工作团赴村组织贫农团的方式,进而发动群众整顿村干部,排除阻碍土改的因素。这一派出外来工作团的方式与根据地派出工作团的方式不同,前者的一个危险倾向就是彻底抛弃村政权的原有干部系统。当然,刘少奇当时头脑中似乎还只有一个笼统的观念,因为他对利用工作团组织贫农团如何发挥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作用也不甚了了。④

  稍后刘少奇来到冀晋区,开始将这种派出外来工作团的方式付诸实施。实际上这一方式也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工作团自身的问题。中共在发动群众运动之后经常会进行纠偏工作,许多工作积极的干部会在纠偏过程中遭到打击。这样一来,吃过教训的工作团成员考虑到后路,往往不敢放手开展工作。为了打消工作团的这种顾虑,刘少奇在1947年4月30日发表讲话,表示以后决不进行纠偏。或许受此鼓励,5月中旬,冀晋区数县派出干部下村发动土改大复查时发生了过火现象。在此次复查中,村干部采取反国民党方式甚至反顽家属的方式大量杀人。他们提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口号,而且“对中农不是不侵犯,特别是联村斗争中,打击中农甚多”;“百分之九十决定可以杀人”被干部中的个别坏人利用,打击村中的反对派。⑤有鉴于此,中共在1947年6月8日召开的上碑会议上又被迫决定纠偏。但是纠偏工作又导致了新的问题,正如一份报告中所观察到的,以往运动屡次纠偏,让一般干部胆子都变得很小,对政策原则抱怀疑态度,顾虑很多。他们“在思想上很混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着才算正确,弄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在我区历史上已有多次的纠偏,这次开始说绝不再纠偏了,但是又是纠偏,因而致使干部们工作裹足不前畏首畏尾”, 还有的干部“发动群众不敢放手了,一方面表现谨慎小心怕对地主再过了火后来又闹出纠偏,不敢通过扣押地主来增加农民信心与勇气,致使有的地方地主偷偷跑掉;在另一方面则表现的束手束脚,只知走群众路线当人民勤务员,但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怎么走法和怎么当法,致使有的地区任其自流,失去领导,机械的了解群众有办法,群众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团成员的素质问题。一部分工作团干部毫不了解相关政策,“燕赵村工作团的刘同志根本没有听过上级关于土改试点的讲话和政策传达,就糊里糊涂的被调到工作团来了”。⑥即使消除了对日后纠偏工作的顾忌,由于多是外地干部,工作团成员不可避免地有心理负担,“有的干部工作不安心怕远调,有的认为自己是不在职的输出干部。另外还有一些新干部才从本区调出来想家觉得别扭,不如在本区好,工作不安心”。

  工作团由外地干部主导,还导致工作团经常和本地县区干部发生矛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工作团到村后未很好与区县干部结合,区县干部很不满意,因此站在一边看工作团笑话。另一方面,某些村干部“自肥”,有时县区干部也有份,因此有些地方县区干部包庇村干部,且鉴于长期上下级的关系一般不予追究。有些村干部则了解区干部的毛病,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干部也就很难采取坚决的态度,加以工作繁重,马上脱离村干部不能完成任务,因此区干部不能改造村干部,甚至有时还怕村干部。另外区干部大多由村干部提拔上来,他们和村干部在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于是在工作团整顿村干部之际,他们与本县区干部的矛盾也就产生了。当然,从中共决策者来看,这也正是他们派外地干部参加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动因。由于双方互不熟识,会尽可能减少因人情关系而包庇纵容的现象。但是,工作团的外来性质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外地干部所主导的工作团固然难与本县区干部沆瀣一气,但是他们毕竟不熟悉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工作成效会因此大打折扣。⑦

  在中共革命史上,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在强调革命意识形态实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时,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本地干部因和家庭的种种联系,或多或少都有反对的行为,因此往往会遭到整肃。对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问题,中共领导层也有自己的认知。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大力倡导发展本地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曾积极鼓励动员华北乡村本地知识青年积极参加革命工作。⑧彭真也曾指出原则上要依靠本地干部,他说:

  所谓本地干部问题,即干部与群众联系问题,即从现实出发的问题,因为他是本地干部,他就不可能把群众的利害,视如“秦人视越人之瘠肥”一样,也不易把具体情况置之度外。1943年八月北岳区党委书记林铁在报告中谈到:现在本区基本上是依靠本地干部的,县级以上党政民80.9%的干部是北岳区本地人,区村级干部的比例无疑是更大于此。曲阳工作坚持得那样好,其重要原因则为党政民负责干部,都是清一色的曲阳土产……

  但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时任中央工委主席的刘少奇开始改变了依靠本地干部的看法,他着重讲道:

  我们现在可以决定一条: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至少在土地改革期间回避在本地工作为好,过去我们强调用本地干部,现在经验证明,用本地干部没有阶级观点就使我们吃了亏,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本地工作麻烦多得很,家庭亲戚朋友哭哭啼啼,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到外地工作为好,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在本地工作为好。

  他还特别强调:

  回避本地工作这个原则在历史上就是有的,前清时候做县长的不准在本地作,做县长的总是外省人……为什么这样呢?大体上是因为有人情照顾耍私情……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刘少奇才决定工作团成员要以外地干部为主。但是采取派驻外来工作团的方式进行土改整党工作时,外地干部虽然不存在本地干部所有的亲情熟人关系,但存在一些其他困难。刘少奇在土地会议上就回忆小时候湖南的县长都是广东人,唧唧哇哇听不懂,现在他倡导派遣外来工作团,其实就忽略了语言问题。有外省干部下村后就发现完全不懂当地语言,根本无法了解村中的情况。另外中共倡导外来工作团要扎贫访苦,不走旧干部圈子,但真正实行起来,外来干部发现很难了解村里复杂的情况,容易导致偏听偏信,比如土改复查时浑源工作团就表示“不走旧干部圈子有时就容易得到片面情况”。11

  更困难的是,全国土地会议之前进行土改复查试点时,可以分配有能力的干部重点进行工作,但土地会议之后由于在北岳区全面开展土改整党工作,干部的数量远远不够,且良莠不齐。平山一区的报告称:

  本区的干部能力很不平衡真正好的干部还少。有些年轻的新干部还真不知做什么怎么做。新来的冀晋中学学生更差,他们自己也觉得无事情可做一样。12

  因此该区只好建议先大家一起工作,然后再慢慢分散。平山另外一区的干部数量也很缺乏,他们给上级的报告称:

  我们全区四十一个行政村,只有三十三个从事土改的干部,除了四个领导核心外,能够单独做工作的只有8人,一乡一个还分不来,很多人都不敢独立工作,也不能主动的做事,因此我们只好先集中在一个村子里,将工作进行一步后,即从各村也串联一些积极分子来开会布置他们去做,我们的同志则抽空去配备。

  彭真也曾发现类似现象,他说有些没有经验的新干部到村后不知道该怎样逐步去做。13

  在曲阳、望都唐县县委会议上干部们通过讨论发现,一个县能下村的工作团干部不超过100人,起领导作用的不过30人;这样的话就需要以小区为单位进行,每区设一个中心组,领导全区土改工作,每3人一组就要负责5个村的工作,可见每个县能下村工作的干部非常之捉襟见肘。14

  工作团中除了外来干部,还有一部分是从本县的其他区调来的区干部。相对而言,这些地方干部对所在的工作区域要熟悉一些,但也存在另外的问题,比如因文化程度低而不了解政策。杨秀峰就说:

  由于干部文化程度低,有的没有做笔记,脑子记得也不多,对会议的准备,进行中该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清楚。因此应将彭真报告三个大会的内容补充些发给各干部。15

  当时区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掌握不了政策的现象比较普遍。土地平分时,贺家庄村长回忆当时他接到土改文件的情形时说:

  我不识字,我说这个东西得让群众知道,我不识字,村上还有个认识字的,得让群众知道。就这样,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村子里的贺玉林二娃娃三娃娃识得几个字,大家聚在一起念过几遍。

  最极端的是县长都不识字,晋绥根据地苛岚县就是一例。因为县长不识字,兴县专区每一次来下达通知,他都以为是要他到区里开会,一接到通知就骑驴换骡子,翻过黑茶山到兴县。一到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是别的什么通知。有一次,正是开会,是正经中央召集的会议,通知送到他那里,他以为又是什么征兵征粮保秋收的通知,就没有去。他知道是开会,会已经结束3天了,据说气得跑到边区政府一直找到李井泉那里,进门便气极败坏地嚷起来:“边区的人死绝了?能不能给我派个识字的人来!”16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的整党中,仍有一部分干部感到迷茫,对政策不知所措。平山李家沟村的工作组组长杨恭德即采取旁观态度,贫农团请求他处理坏干部,他表示“只说听你们的吧,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17

  经过各级土地会议的整顿后,无论是工作团还是县区干部,大多数干部为求自保,唯恐不左,尤其是以前对土改有异议或富裕家庭出身的干部更是主动表现,以表明自己阶级立场的正确。此前封城土改试点时平山县组织部长芦鹤年对工作团斗争郜吉有意见,认为郜吉是因为工作得罪了人,他没什么毛病,不应该让群众斗争他。经过土地会议的斗争和高压,他一改态度,在西回舍主持工作团时,他往往故意很左,说党员是玩意,是屁,不如在押犯人!平分土地时,农民没有说割村干部的地,但他硬逼着村民割地;村民给党员提意见时,他就逼农民提意见,农民不提意见他则自己给村干部提意见。18

  灵寿莫佛塔村工作团负责同志杨开国一到村就开会,假意征询村中哪些人是地主富农,但当支部宣传委员邢斌斌壮着胆子说“我们村里没有地主了,就是刘家过去是地主,按现在的生活不过是个贫农或中农了”,他即勃然大怒,怒斥党员干部都是地主的宣传员。稍后在整党会议上,他大骂该村支部书记邢斌生此前组织的贫农团是“挂羊头卖狗肉,吃人饭,拉狗屎”,接着又武断地说该村是“高家天下邢家党”。19

  当时的井陉县委组织部长李力安后来的回忆就很能反映当时干部的这种心态:

  我下去工作,贯彻政策,也是这么做,也搬了几块“石头”,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上边决定处分的不用说,我也做主解散过一个支部,威州会议上也拍板处分了一些不应该处分的区级干部……这种上行下效,工作中本来就“左”了,还一个劲的批右,造成越来越“左”。作为县委书记,就是怕右,好象“左”比右好。20

  总之,外来工作团在基层乡村整党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工作团着手开展工作时,鉴于以往“纠偏”工作的教训,往往顾虑重重,态度消极。中共有鉴于此要求工作团干部更加激烈彻底地进行整党工作,这又使得干部们为求自保,“宁左勿右”。另一方面,干部数量奇缺,素质良莠不齐,且由外来干部主导,致使工作团难以了解基层的复杂情况,并极易激化工作团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

二、贫农团的形成、困境和结局

  在中共的阶级观念之中,贫雇农在阶级序列中处于优先地位,被视为中共在农村中最值得依靠的阶级。可能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刘少奇认为整顿村干部的最好方式就是派出工作团到农村组织贫农团。那么,在老区根据地所谓“贫农”到底是哪些人,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贫穷呢?首先我们通过中共的农村调查材料来考察。据冀晋二县三村调查,典型贫农有如下数家:

  望都南固城的刘洛义,他老婆是瞎子,家里三子一女,长子斗儿17岁给人打长工。抗战前家里只有四亩坡地。1941年到1942年因生活困难要饭吃。后在1946年春反特斗争中他家分得土地三亩,土地改革中又分得土地三亩,一亩好地二亩坏地。他家是全村最穷的一户,只能吃稀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土地数量增多,但由于缺乏劳力和资金,其中数亩土地并未耕种。比如二亩坏地,临大沟,他家没工不能修。另外土地的虽下种但施肥很少。因为他必须给人打短工,才能不饿饭,因此就没有足够劳动力来种自己的土地。这村另一户贫农郝洛铭,六口人,四子,两个儿子参军。他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三亩地,小车推不过去,太远,劳动力短缺也不愿意种。另外一个村子望都北固城的安四儿家,五口人,原来种七亩半旱地,因为送不上粪土地等于荒废了,经常吃糠,简直吃不上粮食。自己在外当长工,家里吃的都靠要饭吃。21

  通过上面的材料,可看出这些最穷的家庭往往缺劳动力,即使分得土地,因缺劳动力和资金也无法耕种,而且他们往往迫于生计去当长工,比如井陉村有6户贫农就属这种情况。22

  再据板城村典型贫农调查,发现贫穷家庭多为外乡移民。比如张安德,原籍蔚县人,来板城就给地主做长工共19年,随赚随花,没有家产。另一贫穷家庭张海洲1942年由易县搬来,以算卦为职业。抗战后买坡地2亩,好吃懒做,不干正事,地里收成极小,生活主要靠做皮活手艺,每日所获大部分都被自己吃用了,复查前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王玉正也是这种情况,他家原籍宁晋县,1936年迁来板城村,以钉锅为生。李福德则是由附近李各庄搬来的。贫穷家庭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为长工。他们贫穷,多因分家或天灾人祸所致。还有材料指出张安德是个二流子,好吃懒做,不务正业。23

  板城村还调查了参军人员的家庭状况,结果发现这些家庭通常是富裕中农以下家庭,其中一部分是村中最贫穷的家庭。通常这些人参军后,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仍会下降。24这些军人一旦退伍,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可想而知,无怪乎有干部称有一部分退伍军人在乡村是最贫穷的家庭。除此之外,当时贫农中有一部分为二流子、懒汉和流氓。比如封城村的郜国成,在村民口中就是“操蛋吧唧不干好事”的人。25因此早在土地复查之时,工作团就指出:“由于我区已经经过数次减租减息及去年的土地改革,贫农数量大为减少,现在的贫农户中确有部分为懒汉、流氓乃至破鞋。”26这些赤贫户有些是二流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有些则是无劳动力和无生产技能的家庭。

  另一调查将农村贫农归为三类:祖辈受地主压迫的贫农(老实巴交);好吃好喝,吃喝嫖赌沦为贫农(能说会道);事变后地主富农受减租减息政策影响沦为贫农。第三类由地主富农降为贫农的在根据地中占有一定比例。

  当工作团到来时,在上面数类贫农中,往往是二流子、流氓乃至破鞋最为积极。如望都高昌店土改复查时破鞋郭某等为了掩盖自身问题且多分胜利果实,表现得极为积极。在望都王村则是好吃懒做好赌钱的老先踊跃参加工作;在燕赵村表现积极的则是邴吉的母亲,一个好吃懒做、性关系比较混乱的女光棍。27完县西后兴工作队组织贫农团找到的亦是懒汉、二流子和破鞋。因此早在1947年5月土改复查时工作团中的本地干部就开始提醒“扎根特别容易扎根在懒汉破鞋二流子身上”。 

  并非仅仅望都和完县是这种情况,灵寿县工作团下村成立贫农团时亦有大量农村边缘性群体涌入。比如灵寿县石坎村贫农团即扎根在流氓出身的李风云(外号大老牛)身上。此人四十多岁,抗战前在正定开妓院,当过中央军,事变后回家任自卫队中队长。1940年入党,任民兵连长,因为贿赂、私自放人以及贪污民兵伙食与公粮,各村民兵联合告他,才撤了他的职,党内给了他查看的处分。1944年他又当了游击组组长,向伪村公民索要白面粮食一次就索要100斤,并且经常打人。他曾因偷了18斗粮食被查,并处以罚款,又偷过歌剧团的衣服,被村干部查处。1947年归队工作时他儿子是脱队战士被抓走,他骂村干部,曾被在区扣押。还有灵寿县上邵村贫农团主任杨双林,其为人不正派,“多年在外闯荡,有点江湖味道”。28

  还有些村子的贫农团以退伍军人、抗属烈属和逃亡战士居主导地位。比如灵寿县万里村贫农团代表13人,退伍军人、抗属烈属和逃亡战士就占7个,他们分别是杜老开,其子参军残废后退军回家;杜双福,烈属,其子参军后作战牺牲;杜耳货,其弟到延安去当兵;杜三芝,其兄参军;冯常道,逃跑战士;李全桂,退伍军人,二弟参军,三弟退伍回来;杜近妮,烈属,其子参军作战牺牲。29

  贫农的实际构成决定了贫农团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问题。中共曲阳县委的汇报中称:

  曲阳二十天来近三百个村成立了贫农团,一般来说极不纯洁。如东关街贫农团共六十四户,自报替地主富农当防空洞的就有三三户。二区麦村贫农团向上中农要款每人一万元。显然前者是贫农团的村民是处于亲缘熟人等关系替亲戚友朋藏东西,后者则是边缘化的村民借贫农团的权力获利,向稍富有的其他村民索款。30

  平山县梁家窖村贫农团一部分骨干亦自私自利,要好地,不许中农吃白面,自己却烧猪宰羊。31

  贫农团在执行权力时还要面对一些实际困难。曲阳各村贫农团即遇到三个难题:第一,他们一般不知道怎么划阶级;第二,因为贫穷,他们浪费不起时间,怕耽误生产;第三,因为旧干部都被搬掉,事情太多忙不过来。32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贫农团“因为没吃没喝,明年春短活忙”,就要求尽快完成工作。33还有一些村子的贫农团一旦需要执行上级的任务便消极起来。例如阜平县康家沟村,当上级要求他们完成扩军任务时,他们无法完成,希望推给村里原来的支部。34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利用贫农团整顿村干部,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反对原有村干部闹宗派,但贫农团成立后仍然不能避免闹宗派。比如有干部称“三十个村长就有二十个闹宗派”,因此他号召教育贫农团,让他们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35平山一区的报告亦称:

  北白雁村有村民利用此机会来组织宗派性的贫农团,他们利用钱俊瑞的意见到处招摇影响,影响很多村子老百姓都讲:这是北白雁的根。这个根很坏,在别的乡村里已经拔除,但在北白雁村中宗派现象却愈演愈烈,使原来派去的本区干部无法进行工作,我们没办法只好派冀晋中学的老顾去拔宗派头子……36

  更有甚者,建屏三区西漂村东西两头宗派头子都混入了贫农团。西边宗派人数多,他们趁着工作团同志去分区开会打了东边的宗派头子一顿。东头宗派不甘屈服,跑去邻村东漂村联合东漂村民一起和西头宗派抗衡。37朱坊村大发动前没有弄清该村宗派。此村芦姓一百一十多户,比白姓村民多;贫农团中芦姓占6个,能说会道的结成一气。1947年征公粮,他们曾经开秘密会,没当作宗派。该村贫农团实际受该姓领袖芦仁寿控制,他告诉贫农团说以后粮食按乡分配,咱们粮食多田兴粮食少,分的时候咱村吃亏,结果贫农团开会希望瞒着工作团分掉粮食。38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强调要对贫农团加强整理。他们教育贫农团的农民“天下穷人一家,不分王李赵前后街南北头”。但是在整理过程中却又发生另一偏向,有的村查三代,好多穷人三代成分稍微不好就被清理。而北南京村把贫农分成8等,只有最好的一等才能加入贫农团。39刘少奇后来评价这一现象时说:

  老区斗争出来的东西不多,所以贫农团就不想人多了,不愿很多人加入贫农团,怕人多了分财产,所以他们就利用纯洁贫农团的口号,搞关门主义。40

  显然这样的整理会进一步限制贫农团力量的壮大。

  实际上,随着种种实际问题的暴露,中共对贫农团的认识逐渐加深。1947年5月冯文彬开始领导工作团来平山进行土改复查时,本地干部就提醒他贫农中的上述分类,当时冯文彬不以为然,说:“贫农乱搞男女关系是因为没有老婆,偷东西是因为穷,赌博是社会因素,他们爱好这个。你们认为贫农不好是阶级观点模糊的原因。”41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渐熟悉农村情形的冯文彬发现所谓“贫农”经常会先去斗干部而不是斗地主,他把专门与干部作对的这些人命名为“反干部宗派”。某区委便针对反干部的问题报告说:“温汤村清算户王庆详专门反干部,河西等村也发生了捆绑紧闭干部的问题,但贫农团中讨论我问先斗地主还是后斗地主,他们还是觉得后斗地主。”42

  有鉴于此,冯文彬专门发表讲话,要求把先斗干部转到先斗地主上来。他认为每村都有斗争干部积极的“民主人士”,他们分为下面几种人:被清算户、戴着特务帽子的、受过气的、退伍军人和相当数量的中贫农。这些人单纯反干部缺乏阶级觉悟,有报复思想,并且能说会道。据他的判断,大部分的领导权掌握在能说会道的中农手里,所以先斗干部不是地主从中挑拨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冯文彬认识到,先斗干部会使阵营混乱,会让地主富农混进来,他们与农民建立了感情以后农民再斗争地主时便不坚决。因此他主张把被清算户孤立起来,同时把村子中的坏干部“搬石头”送到训练班去。43显然冯文彬是以阶级观念来为村民分类,其实“地主”和“农民”如果存在宗族亲情等纽带,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有之,并不需要通过斗争干部来建立。在冯文彬发表相关讲话后,各区开始特别注意防止类似反干部人士进入贫农团。平山三区给冯文彬的汇报中特别提到,不许有毛病的人加入贫农团,比如被清算户和退伍军人等。44但问题是老区贫农团的构成主要就是依靠上述这些人,现在反干部宗派又要防止这些人加入,这必将使得贫农团无法继续发展。有材料称贫农团人数经整理越来越少,比如贯男京村19户贫农,经整理只剩下2户。

  随着对实际问题了解的增多,刘少奇也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贫农团往往难以达到既定目标。1948年初,他讲道:

  现在的贫农团还不健全,根据材料三分之一是不好的,(二流子好吃懒做的,地富下降的),新中农绝大部分是好的,也是老贫农上升的,现在主要依靠这些人(不是地富下降自肥的)现在完全让贫农领导一切,一定会犯错误(因为不纯)所以要改办法是:以后不单组织贫农团,组织新农会,农会领导下贫农小组,使他得到翻身,新中农在农会代表及委员中要占多数,要达到三分之二。扩大贫农方式新中农老贫农参加,这样实际就会让新中农领导贫农团了。(作用大就这样搞,没作用就不要这样搞)老区组织贫农团都是暂时的,是帮助整党的,整完就没用的。45

  受上述认知的影响,1948年8月,赵振声在整党总结会议上表态:关于老区贫农团问题,如乡村土改基本完成无纠纷的地区,可以取消。46这一指示宣告贫农团基本退出乡村的权力机构。

三、贫农团与村干部冲突之原因

  在整党过程中,贫农团与村干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双方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贫农团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乡村社会原有矛盾的继续。这其中有一些冲突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所致。比如灵寿县卢家窪村村干部芦老运,抗战时他家有一掩蔽洞,敌人来了,邻居老万家儿子钻了一次洞,敌人走了,他说在洞里丢了两个包袱,要老万赔,打官司到县,判其赔了4500元。另一干部孙梦振,二十多年前给杜苍卖过一头驴,得洋22元,此次杜苍提出这钱没给他。究竟给没给,闹不清。另外抗战时期孙梦振丢了一头猪,调查时有村民指证看到了芦锡达吃掉了这头猪,因此村干部就让芦锡达赔偿孙梦振600元,并对芦锡达处以罚款500元。47灵寿县莫佛塔村邢斌功,小时候要过饭,事变后劳动起家,“一辈子老好人,不闹态度”,入党四五年,任水泉窪自然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和合作社主任,因为以前贫农团团长吴疤子的老婆到他家要饭,他不但不给饭,而且不允许她在家中草棚睡一下。于是土改整党开始后,贫农团团长故意夸大他的“罪行”,说在土地法公布后他赶集时一顿吃了20根油条,八九月卖了十几只羊,夜里杀羊吃。这样划成分时,结合他的思想将其定为富农,开除了党籍。邢斌功一时惊恐,竟然上吊自杀。48

  除此之外,贫农团和村干部之间更多的冲突则发生在村干部执行公务的过程之中。中共农村基层政权汲取资源的能力空前强大,村干部处于中共政权的末梢,直接面对面和村民接触,因此在诸如征收公粮、征兵等事务中非常容易与村民发生冲突。尤其是中共村政权中往往有一类所谓“恶人干部”,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喜打骂村民,于是整党运动来临时,他们往往首当其冲受贫农团打击最重。比如灵寿县卢家窪村的村干部芦老运,过去强迫命令较严重,这次贫农团将其呼为恶霸,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调查贫农团殴打芦老运原因时,贫农团说:“过去他打人最多且好打黑棒,此次打他是还他的。”49平山封城村郜吉也是一个例子。村民石喜栓因为交公粮掺沙,被郜吉用大棒猛打,而王寿子和狗妮因有男女关系,“郜吉把他俩在冬天的大雪里,绑在寺院的柱子上,打了一顿”。郜谷成的老婆和人搞男女关系,郜吉“用棒子打了她三顿”。50平心而论,整党运动中把上述过错一边倒式地归咎于村干部并不公允。易县北淇村一村干部在训练班上申诉:

  在大会上贫农团给我提意见,说我押起来他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不说我为什么押他,那时候勤务队长派他出夫他不去,他把人家扎了一剪子,我当治安员,不把他押起来能行吗?另外有一些矛盾其实是中共制度的不当所造成的,比如中共发动反特运动,向下级规定数字指标,这无疑为冤假错案的发生制造了可能性。整党中一被整顿的村干部就埋怨说:这时候特务们成了贫农骨干,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给叩上的,我也知道有些人叩的不对,可是那时候区里向我要数字,反不出来就不行,只好乱戴帽子凑数,现在一下把责任弄到我头上,难道上级就没责任。51

  征兵一直以来都是中共乡村政权需要处理的一大难题。在征兵过程中村干部经常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家属、亲戚来规避征兵任务。比如平山县封城村的村干部郜吉,“有一次,该他弟兄三个中出一个,干部决定他弟弟去,他不让他弟弟去,干部动员也无法,他说:我弟弟不去我去吧。他去当了三个月的游击队就又回了家”。52而村中下一次征兵时,村干再动员他弟弟去参军,郜吉索性让自己的弟弟跑到获鹿亲戚家藏了起来。无独有偶,当支部决定动员该村另一个干部王禄子的侄子参军时,王禄子也坚决否决了支部决议。另外一村的村长杨海扩军时把杨姓青年送到工厂去做工,动员其他姓子弟去当兵。而且村干部常常强行征募村中弱势家庭的子弟参军。邓拓在涞水板城村的调查就发现中农以下家庭知识分子极少,当干部的也不多,而抗烈与荣军却多是他们。53

  村干部在动员村民参军时许以利益,但当村民参军远离家乡后,村干部又不兑现自己的诺言,这就为退伍军人与村干部的对立埋下伏笔。灵寿二区七油沟村付忆生因自己保存的公粮被敌抢去,不得不将3亩水地典给村干部。后村干部为了动员付家次子参军,许诺如付子参军则将3亩水地还给付家。当付子参军走后村干部却不兑现承诺。54还有一些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兵任务,强迫一些犯有错误的村民参军。浩然在家乡担任村干部时,因受民兵中队长宋文怂恿,动员调戏过妇女的村民金凤林参军。当时浩然所在的许家台村征兵遇到困难,中队长宋文想起村上有个叫金凤林的,有天跳进人家院子,趁男人不在,纠缠那家小媳妇的事。宋文提议拉他游街然后再开大会斗争。显然如果金凤林在斗争大会上一旦坦白自己调戏妇女一事,作为一个光棍以后再想成亲就十分困难了。因此作为免除大会斗争的交换,要求金凤林参军。55有干部在报告中总结这些现象时指出:

  除去花钱雇兵外,农村的扩军方式不民主,变相的强迫命令,某些村干部不愿意自己子弟去,只动员别人。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参军的农民家庭往往和村干部有矛盾。56

  更糟糕的是,村干部只要坚决完成上级任务,即便是公正的态度,也必然会得罪一部分村民。比如灵寿万里村村干部冯志积工作积极,坚决完成上级的扩军任务,因此村中的抗烈属退伍军人家庭对他都很有意见。57

  谈到退伍军人和村干部发生矛盾的原因,还应注意这一群体的自身特点。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于1943年建立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它由正规军、地方部队、游击队以及民兵与自卫队在内的人民武装构成。也就是说,在抗战初期乡村民兵往往是中共正规军的源泉。这批地方武装人员中有一部分为农村中的边缘性群体。陈赓日记谈到民兵多是二流子,其特点是爱面子,交朋友,散漫,说二话,自私自利,吊儿郎当,不愿意去就不去,爱埋怨,要出风头。58平山西回舍材料中的张云锡抗战前即是负责该村看青的流氓。59灵寿石坎村曾任自卫队中队长和民兵连长的李凤云也是一“流氓”出身的村民。这些人由民兵进而参加正规军,从一般村民的心理而言,颇有一种“送周处”般欢天喜地的感觉。还有一些参军人员是农村中不事劳动者,万里村的退伍军人冯佳妮兄弟即是一例:

  冯佳妮从小不劳动,因为不做活与父闹别扭,自动离家到田营参加国民党军队,事变后回村,因为与冯七妮的妹妹搞男女关系发生纠纷,因此冯七妮要活埋他,他因此自动八路军。据说他在军队上强奸妇女被开除军籍回村。回村后不劳动吊儿浪荡,后到平山回舍走生意。三弟冯山林因不劳动与父亲发生矛盾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四弟冯吉庆参加八路军被打死,五弟冯梅子参加八路军,现复员回来,人很不正派,劳动不积极。60

  可想而知这批退伍军人在一般村民心目中的印象。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道:

  这一地区(晋察冀区)退伍军人荣誉军人为数不少,旧观点看他们是流氓兵痞,新观点是应该尊重的,但现在社会上还有鄙视他们的心理,固然他们中也有坏的,但是否都让他们像从蒋介石的军队中也养成二流子呢?61

  接着朱德以苏联退伍军人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为例,又谈到希望社会上一般村民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并强调:

  退伍军人是有用的,在军队中一切不良习惯都改了,是不是这些人回来管不了呢?管得了的,如果帮助他们搞生产,娶老婆,荣誉军人,只有一腿一手,帮他给一腿一手可以做的事。

  在这里朱德提出“管得了”退伍军人的看法,针对的恰恰是“管不了”退伍军人的实际。当时冀晋区党委的一则归队运动的指示就描述了这一群体在乡村社会的“破坏性作用”:

  由于兵役动员的频繁和数额巨大,以至发生不少恶劣现象如收买和强迫命令;很多士兵政治觉悟不高,出现大量逃亡现象。这一庞大的军人长期分散在村中,尤其是三分区东半部最严重,如聚众赌博、随便打骂区村干部勒索路费和退伍费以及凭个人喜好改组民主政权干涉行政,个别地主出身的还阻碍土地改革。因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62

  再举一具体例子:

  安三哇,流氓出身小商人,曾在村中任青救会主任抗先队长财政等及中心干事。四一年入伍,一年后退伍。他经常受贿匿藏和放跑逃跑战士,在辛庄和西沟挑起宗派甚至打架;他和附近得坏干部等都有联系,因此横行在这一带。63

  如果是外乡退伍军人,在村中地位则更低。康生在陇东即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讲道:

  还有一种是复员军人,但是他们也把他忘掉了,特别是没有家的,外省籍的,如四川江西等等,这样的复员军人住在那里,那就根本没有的,因为他们不上花名册子。64

  这里面所说的“外乡人”其实关涉村民非常看重的村籍观念,费孝通就曾提到外乡人获得村籍的难度之大。这些外乡人在村子中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村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信托。65

  康生虽然偶尔“口吐真言”,不自觉地看到农民村籍观念的作用,但在中共领导人的思维世界中往往是阶级观念压倒这种乡土观念。比如康生在土改讲话中提出:如本村地主土地不能解决本村问题时,则要与附近富村联合斗争,或让贫雇农移到富村去住。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为了解决一个自然村土地分配无法满足贫穷农户的需要,要土地多的富裕农村与土地少的贫农农村联合分配,甚至地少人多的村民移民到其他村子获得土地。66但是在村籍观念作用下,村民甚少愿意主动迁移的。梁家窖村在土改激烈时期决定迁移陈庄的村民一遇适当时机就坚决不走。67

  上述情况体现在整党工作中,便是加入贫农团的退伍军人的异常活跃。灵寿万里村的退伍军人冯佳妮殴打村干部冯老积。石坎村的退伍军人家庭李凤云也激烈斗争该村支书樊英树,并对樊英树罚款,让其赔偿给他。灵寿县卢家窪村的退伍军人芦锡建外出参加八路军时即因代耕问题就对村干部有意见,此时遂加入贫农团积极斗争原有村干部。68据笔者的访谈,平山东街村中殴打村干部最凶就是外乡退伍军人。69平山南庄访谈中,村民亦表示外乡退伍军人在整党中表现活跃,经常充当打手,以致于整党后无法在该村立足,被迫搬走。70

四、结 论

  首先,外来工作团在基层乡村整党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工作团着手开展工作时,鉴于以往“纠偏”工作的教训,往往顾虑重重,态度消极。中共有鉴于此要求工作团干部更加激烈彻底地进行整党工作,这又使得干部们为求自保,“宁左勿右”。另一方面,干部数量奇缺,素质良莠不齐,且由外来干部主导,致使工作团难以了解基层的复杂情况,并极易激化工作团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

  其次,由农村边缘人员组成的贫农团情况也并不理想。贫农团除了对较富裕的村民进行勒索外,还将与生俱来的宗族亲情观念引入整党工作中。其行政能力也往往逊于原有村干部,甚至因基本业务能力超差而使村中工作“塌台”。 随着贫农团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暴露出上述问题,中共逐渐从倚重贫农转变为信任中农,显赫一时的贫农团也因此退出了乡村权力机构。

  最后,贫农团的积极分子与原有村干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往往是乡村社会原有矛盾的继续。这些矛盾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和外,还是中共对于农村社会的强大资源汲取能力的副产品。这种资源的汲取很容易将乡村中的基层干部置于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之中。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革命、乡村社会与党组织:1947年整党运动研究”(10XNF068)的成果。


【注释】

①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②《战线》第108期(1943年4月2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36-4,第87页。 ③杨春茂:《四分区组织工作的总结与今后努力的方向》(1942年3月3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④《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年4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492页。 ⑤《少奇同志对晋冀土地报告》(1947年5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36-2。 ⑥《工作团的领导与工作方法问题》(1947年7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20-1。 ⑦同上。 ⑧陈云:《华北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0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4页。 ⑨林铁:《从组织上巩固党的几个问题》(1943年8月),载《北岳抗日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6~697页。 ⑩《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下)》(1947年8月21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35-1。 11《浑源县三区郭家庄发动群众的报告》(1947年5月12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108-1-30-1。 12《各区通讯》(1948年12月18日),平山县档案馆藏,4-1-1-8。 13《土改中的几个问题》(1947年12月26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81-1-9-11。 14《三分区定北定市完县小组讨论会摘要》(1947年10月17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117-1-17-7。 15《关于农村情况调查向林铁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3-1-160-3。 16鲁顺民:《唐家会村土改纪实(1947年)》,载《天涯》2005年第5期,第83页。 17同注12。 18《西回舍支部材料》(1948年1月),平山县档案馆藏,4-1-1-9。 19《莫佛塔事件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2-1。 20中共井陉县委史志办公室(编):《中共井陉史话》,2004年。 21《冀晋区二县三村二十个农户的调查》(1947年7月),载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编):《冀中冀晋七县九村国民经济人民负担能力调查材料》,1947年。 22《井陉县四区西村土地工作复查总结》(1947年6月24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578-9。 23邓拓:《板城村调查》(1948年1月19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81-5。 24同上。 25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盖姓村民访谈,2006年于盖姓村民家中。 26《土地复查材料之四:土地复查工作进行的方法问题》(1947年5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114-1-23-4。 27同上。 28《灵寿上邵村初步整党的情形》(1948年11月21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0-8。 29《万里村的调查材料》(1948年5月1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0-3。 30《二十天来的曲阳贫农团——中共曲阳县委向四地委的报告》(1947年12月3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0-24。 31《关于整党(九)——梁家窖整党》(1948年),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52-16。 32同注30。 33《贫农团整理队伍的经验——张冲同志在七区贫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83-1。 34《阜平四区康家沟土改整党调查资料》(1948年7月7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34-1。 35同注33。 36同注12。 37《建屏三区西漂村闹宗派的材料》(1947年12月30日),平山县档案馆藏,4-1-1-10。 38《平山土改简讯第三号》(1948年1月2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50-1。 39同注33。 40《刘少奇讲话》(1948年1月19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35-3。此讲话同1948年1月18日刘少奇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内容相同。 41《曹维屏谈话》,平山县档案馆藏,4-1-1-11。 42同注12。 43《土改通讯》(1948年3月17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81-1-10-1。 44同注12。 45《少奇同志讲话纪要》(1948年2月22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35-4。 46《赵振声结论》(1948年8月19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30-7。 47《灵寿卢家漥问题调查》(1948年10月16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50-2。 48《莫佛塔事件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2-1,第7页。 49《灵寿卢家漥问题调查》(1948年10月16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50-2。 50《封城土地复查材料之九:郜吉及其自杀》,平山县档案馆藏,4-1-1-1,第1页。 51《易县六区旧干部训练班总结》(1948年2月1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32-3。 52同注50,第6页。 53邓拓:《板城调查资料》(1948年1月19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69-1-81-5。 54《中共灵寿县委关于对二区七油沟村抗属付忆生问题处理的决定》(1945年),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1-4。 55郑实(采写)、浩然(口述):《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56胡振泽:《望都在军民关系上发生纠纷的原因及解决的几种办法》(1947年4月18日),载中共冀晋党委研究室(编):《工作研究》1947年第12期,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108-1-28-12。 57《灵寿万里村的调查材料》(1948年5月1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40-3。 58《陈赓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59同注18。 60同注57。 61《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43-1,第26页。 62《关于大力进行归队工作严整部队纪律改善军民关系问题的指示》(1947年2月12 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108-1-10-4。 63《关于人民法庭——六区公审破坏土改犯安三哇等的初步总结》(1948年3月20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652-10。 64《康生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35-1,第20页。 6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66《在土地改革实际工作中的两种不同做法(康生致中央并朱刘的报告)》(1947年5月21日),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藏,572-1-66-1。 67同注31。 68同注49。 69平山县南庄村王姓村民口述访谈录,2006年4月于王姓村民家中。 70同上。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