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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乔昌

王美怡

  啉呱的画坊在广州的同文街上。

  这是一间典型的中国式画坊。左右明窗,花影摇曳,内悬“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屏轴,几案椅杌,箱笼箧笥,钟鼎彝器,骨董炉瓶,满布室内,乍看倒像书香人家的雅室。只墙上挂满镶框的画屏,有水粉画,也有西洋风格的油画,可知这是一间绘制外销画的画坊。近窗口处,正有三位画师伏在画案上,在一张面积不大的通草纸上精雕细描。窗台之上,置盆花数钵,暖日晒窗之时,花香盈室,绿暗侵纱,画师们轻捻画笔,把这暗香空绿也抹在了画纸之上。

  关乔昌,作为一个突出的外销画家,总是被洋人们称作“啉呱”。啉呱的绘画技巧圆熟,也深知洋人们的喜好,他的出品总是很受欢迎,销得很好。但他似乎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画家,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份。

  19世纪早期,广州城里到处都是像啉呱这样安分守己的良民。在广州生活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中国人,至少在条约前的年代,是一个幸福而安分的民族,他们的勤劳,有节制和趣味简朴堪称楷模。就他们的资源而言,他们和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在通过严格的生存考试时,表现得既聪明又成功。在那美好的旧时代,这些与西方相反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成了我们惊奇和取乐的不竭的源泉。”

  1757年广州成为一口通商城市之后,十三行商馆区附近出现了职业化的外销画家,西方人笔下的新中国街和旧中国街,即同文街和靖远街上画室林立,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出口商品中最富有艺术和历史价值,而这些商品的“制造者”之中,啉呱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

  广州这座城市,踞山面海,历来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户城市。1769年8月,一位叫威廉•希基的英国人乘坐“普拉赛”号从伦敦抵达广州黄埔港,眼前的景象让他很是惊奇,“在碇泊处看到了5艘英国船、4艘瑞典船、6艘法国船、4艘丹麦船及3艘荷兰船,所有外国船都运载1200-1500吨的大量货物……河上繁忙的场面如同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

  传教士欧斯贝克曾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航行记》(1750~1752年)中,详细记述了他所乘坐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查尔斯王子号”所运载的货物,大约有123.2万磅茶,4000匹丝绸,5300匹黄棉布,5000磅生丝,4000磅土茯苓(用来填塞在茶箱之间,售卖给药房),2165磅珍珠母,4170磅大黄,9000磅有色纸,约500箱瓷器,6吨烧酒及各种漆器等等。运回的中国商品实在太多,以至于这位教士发出感慨:“每年输入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茶,其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带着中华帝国神秘色彩的各类商品漂洋过海运到了西方,那些有着精美花纹的瓷器、那些飘着异国奇香的茶叶、那些仿佛来自仙境的丝绸织物,把西方人完全迷住了。这遥远的中华帝国到底还藏着多少他们没有见过的宝贝呢?这些精美的器物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在珠江岸边的画坊里,由啉呱们创作的各种外销画,逐渐成为了东方情调的替代物。热闹的黄埔码头上,一批又一批启程归国的西方人将这些带有中国印记的画作带回遥远的异国他乡。啉呱们的画坊日渐忙碌。据记载,最兴盛时整个广州城绘制外销画的画匠多达两三千人。

  啉呱这样的外销画家事实上是应运而生的。日渐繁盛的海外贸易背景和广州特有的务实经商传统,让啉呱们的画作成为了打上某种特殊烙印的商品画。1817年,阿美士德勋爵使团的医生麦克劳德在其著作《英舰“阿赛斯特号”旅行记》中写道:“广州被认为是中国最有趣的城市。……广州的民风至为淳朴,游客也有机会看到当地百姓和欧洲人的友好关系,发现他们将‘模仿’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当地贸易的需求促使他们这样做。”

  啉呱们生在民间,长在民间,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训练,提笔画的都是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小商小贩、杂耍艺人、石匠、写字先生、西洋景、酒窖、磨刀工、裁缝、纸行、弹棉花、打磨工人、玻璃工、饮食摊贩、独角戏、书摊、歌手、算命先生、街头兵勇,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人物和世俗场景,在啉呱们的画笔之下,真实而朴拙,鲜活而有趣。正是这些源自民间的质朴画作,如同生长在历史丰沃土壤之上的野草繁花,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生机,呈现出晚清广州城市生活的原生态立体景观。



花艇


广州商行前广场


广州河南仓码头装运茶叶货箱


广州富商的花园


关乔昌自画像


到永泰兴画店购画的洋人


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