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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政治学

熊易寒

【内容提要】 政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命运却游离于主流政治学的视野之外。本文通过对《城市化的孩子》一书的反思,试图说明: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一、人生的岔路口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约一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地相似。

二、命定的博士论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要问我是谁 /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 因为我怕 /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 送他们上学 / 不是开着本田 / 就是开着捷达 / 而我 / 坐的三轮大板车 / 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城市中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尽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三、城市化的孩子

  当我把新出版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①送给一位朋友时,她脱口而出:“城市化的孩子?应该是城市化的私生子吧?”这句犀利的玩笑话让我在错愕之余倍感贴切。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②;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③——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鲜亮丽的数字;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④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

四、相交的平行线

  如果说我研究农民工子女是依着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惯性,那么,张轶超投身农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则似乎是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持久激情所支配,与身份无关。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张轶超,与农民工子女的生活轨迹原本是两条平行的直线;然而,却偏偏相遇了。

  2001年,尚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张轶超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有着办报经验的他(张时任复旦学生报社《常识》的主编),敏锐地意识到上海肯定也有这样的学校。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在复旦周边地区调查起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便发现了一片民工聚集区和四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张轶超回忆说:

  在杨浦区江湾新城民工聚居区里,有两样东西总是那么突兀地出现在来访者面前。一是这里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的集装箱大卡车——晴天,它们意味着尘土飞扬;雨天,它们意味着泥浆四溅。二是这里随处可见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垃圾堆,或盘踞在路边散发臭味,或漂浮在水面染黑溪流。四年来,这些始终没有变过。

  六年前,我第一次踏进江湾新城,目睹这一切的同时,我也认识了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当时我带着一丝歉疚的心情问一个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要当老师。”“当老师干嘛呢?”“我要教出一群医生、歌星、作家、博士和老师,为祖国作贡献。”天啊,我在心里想,可怜的孩子,祖国又为你做了什么呢?

  可是当我的目光接触到孩子那清澈的眼睛和坚定的神情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那点自私来,意识到他给我带来的希望和勇气,于是便有了持续到今天的“久牵”……⑤

  随后,张轶超与《常识》的同事开始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采访、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五年级的孩子大半ABCD都背不好,由于历史课没有胜任的老师就让孩子们自修。张轶超等人很快在复旦大学拉起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服务对象是复旦周边地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承担英语、自然、电脑、体育等科目的教学。

  2002年7月,张轶超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继续负责这支志愿者团队的运作,除了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英语、电脑等教学活动外,还在暑假为农民工子女组织夏令营活动。2006年3月,在上海根与芽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来自美国的志愿者柯慧婕的协助下,久牵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艺术教育开始成为久牵的一项基本服务内容。2008年5 月,在浦东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支持下,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获浦东新区民政局批准,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机构。久牵的目标是消除教育不平等,让那些外来工子弟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服务;同时将社会责任感、志愿者服务意识植入到那些农民工子女心中。

  久牵的服务对象为10~16 岁的在沪农民工工子女,服务内容是为这些农民工子弟免费开设艺术、电脑、英语、自然科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条件限制无法正常开设。除此之外,久牵还会不定期组织各种外出参观、调研、演出等活动来开拓农民工子女的视野,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从一开始,张轶超就不满足于“献爱心”,而是把目标定位于“塑造新公民”。所谓“献爱心”,就是侧重于物质层面和情感层面,譬如通过捐款、捐物和慰问来表达社会或个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大多数献爱心活动都是一次性的;所谓“塑造新公民”,就是侧重于价值层面和理性层面,向农民工子女传播知识和价值观,将其塑造为具有现代公民人格的新一代。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主页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自身不同于慈善活动的性质:

  久牵不是一个慈善项目,而是一个公民教育项目。

  作为这个项目的运营者,我们始终难以忘记的,是我们初次看到这些孩子时他们的腼腆、胆怯,和现在他们面对陌生人所展现出来的笑容、自信。正是这样强烈的对比,支持了一些志愿者持续了6年,从兼职到全职,去运作这样一个为一群特殊的孩子带来快乐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们的理念,正是要为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的民工子弟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让他们除了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在大城市“打工”之外,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意义上的辅助性教育机构,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掘和发挥个人天赋的优秀学园。⑥

  张轶超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久牵”孩子们的命运。他每年组织“音乐回乡之旅”,带着放牛班的孩子们到农村地区巡回演出,从帮助孩子们“寻根”,到“寻找幸福的青鸟”,张轶超带着放牛班的孩子不断地寻找着;他让孩子们自由地选课,在给予他们自由的同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企业的资助下,他领着孩子们办了一份名为《小草要唱歌》报纸,编辑、记者和撰稿人都是这帮孩子,他试图让孩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张轶超的理念是“为改变而教育”(Education for change)。虽然有时我也能感觉到他骨子的悲观和失望,但那是一种的“不妥协的悲观主义”(uncompromising pessimism)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张轶超是否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但孩子们改变了张轶超的命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与农民工子女的相遇,因为久牵这项事业,他没有按照父母的设定,考取公务员,然后进入规范而安稳的生活角色——立业、买房、娶妻、生子。十年前的张轶超是家族里学校最好、学历最高者,父母乐此不疲以此作为亲友间的谈资,而现在两位老人却时常回避小区邻里的询问。“最害怕被问到现在儿子在做什么”。⑧有人说张轶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疯子。

  张轶超试图通过教育方式的改变,最终实现对农民工子女灵魂的改造。但张轶超也意识到,这种改变必须得到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将希望寄托于精英的自尊、自信与自觉:

  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地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⑨

  与张轶超相比,我总是有一种道德上的自卑感。他为农民工子女付出甚多,得到甚少;我为农民工子女付出甚少,却得到甚多。我对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让我得到博士学位、大学教职、学术声誉、科研经费,似乎我的好运气正是建立在他们的不幸之上。

五、命运的共同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 / 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⑩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六、正义的成本

  为什么我要讨论命运的问题,是因为它关乎正义。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11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类似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12我们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深圳速度,却没有看到因赶超进度而缺乏劳动保护的风钻工,他们因此而罹患尘肺病。13

  2009年,有两条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一条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而非肺结核;另一条是中国农民工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表面上看,这两则消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第一个故事里,农民工扮演了一个凄惨无助的受害者角色,张海超胸前的绷带是最有力也最无力的控诉;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中国农民工则成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平民英雄,6张青春快乐的面孔,成了美国版“劳动光荣”的最佳注脚。

  其实,这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农民工为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的代价,现在,他们开始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他们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不公正的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为改变而教育,行动就意味着改变。2011年4月,张轶超最早的学生、2001年就加入久牵的新月,收到了联合世界书院(United World College)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免两年学费和膳宿费),获得去加拿大分校学习大学预科课程的机会。新月来自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负担三个孩子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拿到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她就读于上海郊区一所成人高中,学校环境非常糟糕。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张轶超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考托福,学音乐,最终突破了外部环境的限制。张轶超以一己之力,十年之功,可以创造这样的传奇;如果整个城市社会都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出一把力,共同推动制度的变迁,那么,将会有多少孩子因此而改变命运呢?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ZZ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09YJC810006)、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0CG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③在王春光那里,“半城市化”指的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参见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本文所说的“半城市化”有所不同,主要着眼于政治、政策层面,即城市把乡城迁移者作为劳动主体、消费主体而不是政治主体、权利主体,用“流动人口”而不是“城市新移民”来指代这一群体,这种对乡城迁移者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城市化道路,笔者称之为“半城市化”。 ④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⑤引自《久牵志愿者服务社2007年宣传手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是一所以在沪农民工子弟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机构,主要致力于为外来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和免费的课外教育,创办人为张轶超。关于久牵的事迹,参见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第5章。 ⑥《久牵合作伙伴计划》,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官方网站,http://www.jiuqian.org/html/juanzengyucanyu/20080504/3.html。 ⑦Michael Burawoy, “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 1, Issue 2, 2010, pp. 301-313. ⑧赵一海:《张轶超:让白天懂得夜的黑》,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1日。 ⑨张轶超:《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2007年11月25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⑩唐世平:《社会流动、地位市场和经济增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1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12Deborah Davis & Wang Feng(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蓝方:《职业病防治:监管不如赋权》,载《新世纪》2011年第26期。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