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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主体性·批评空间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译者解说”

石井刚

【内容提要】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近代中国思想の生成』)由日本岩波书店于2011年4月刊行。这是他的第三本日译著作。作为该书“译者解说”,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该书的内容和其作者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性阐释。首先,为了进一步理解作者汪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他在中国学术界、读书界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对该书关于科学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分析加以解读;最后,笔者阐述了对富有学术内涵的批评性对话横跨中国和日本的话语空间能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期待之意。

  本书是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重印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的摘译本。本书以《近代中国思想的生成》为其书名,这样更能适合于日语的语感。modern在汉语中翻译成“现代”,它包涵着日语词“近代(kindai きんだい——译注)”所指涉的时代特征。至于“兴起”,通常翻译为“勃兴(bokkou ぼっこう——译注)”等词(事实上,该书在英语圈介绍时,都译为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其实,正如作者在该书第16页阐释的那样,在作者的心目中,“兴起”一词意涵着《易》中的“生生”观念。因此,本书采用了“生成(seisei せいせい——译注)”这个词语,意在将作者所用“兴起”的微意以更为直接的日语词表述出来。

  该书初版于2004年,由三联书店刊行(以下,初版本和重印本统称为《兴起》)。该书是由上下两卷4部组成的4册本,全书多达1700多页。其中,日文简本选取了“导论”、第15章“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崩溃”以及初版本和重印本的两个前言,以展示全书的要点。此外,本书还增加了一篇“补论——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原书中并没有该篇文章,这是当初我们(我和该书责任编辑马场公彦——译注)请作者作为日文版后记撰写的文章。后来看其内容我们又觉得此篇更适合于单独成章,于是以“补论”的形式收入本书。是文原版已经收在《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0年版)一书中(后来刊行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亦收此文——译注)。

  《兴起》作为汪晖20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初版刊行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目。其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双月刊杂志(现已改为月刊)《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和第2期连载的集中讨论尤为醒目。该讨论会于2005年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作者汪晖也与会参加了讨论。《开放时代》所载文章是在讨论会发言内容的基础上经过增删修改而成的。①另外,中国海内外著名学者所撰的几篇书评论文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在日本国内,应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之邀,汪晖自2005年10月开始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讲授了为期半年的研究生课程。所讲内容以《兴起》有关近现代的部分章节(自第5章至第14章)为主。②同年12月份,学习院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举办了围绕该书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讲演,就近代的部分,尤其是与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后,在村田的组织下,汪晖的第一本日文版专著《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村田雄二郎、砂山幸雄、小野寺史郎翻译)(日文原题为《思想空間としての現代中国》——译注)200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兴起》中的两篇附录(《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和《亚洲想像的谱系》)也一并收入其中(后一篇文章为日文版略加修改而成——译注)。在此意义上,本书作为《兴起》的部分译著实际上是第二本。所以,我希望读者们与本书一起去阅读《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

  关于汪晖的简历,《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的译者解说中已经有详细的介绍,现不拟赘述。但因为本书呈现着作者20世纪90年代思索过来的轨迹,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些背景问题以作本书的解说。下面,从我个人的角度,对《兴起》成书的背景进行一番整理。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称为“学术史热”的学术运动,其势头似乎要打破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学术界的郁闭感。这是以人文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自问何为“学术”,何为“知识分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反思80年代知识界的言论情况,思考如何建立不同于此的新的知识公共空间,便成为了燃眉之急的问题。这里包含着一种判断,即:将1989年政治风波视作80年代后半叶知识潮流的一个重要归宿。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化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呈现了出来。在随之出现的制度改革和教育产业化潮流中,在大学里如何发展学科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作为围绕大学人的共同课题浮出水面。

  汪晖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第一个是推动学术规范化的运动。经历了1989年后在社会上出现的沉抑之后,③他担任了《学人》丛刊的共同主编。④《学人》以学术史研究和学术规范的提倡为其主要任务,致力于改变80年代高昂的求知欲望和启蒙主义激情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当时还有人揶揄地说《学人》在宣扬对“乾嘉朴学”的回归。⑤而90年代后半期以后,在上述体制转化的大潮流中,《学人》所提倡的“学术规范”作为在大学内的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宣称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认可,已经看不到与《学人》的初衷之间的直接的关联了。

  汪晖90年代在中国扮演的另一种角色也与刊物的编辑有关。自1996年至2007年之间,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时)的黄平一起担任《读书》月刊的编辑。《读书》是一种思想评论杂志,1979年创刊,标榜着“读书无禁区”这一在当时来讲极为尖锐的口号,吸引了对人文知识的广泛需求。⑥在汪黄体制下的《读书》仍然坚持了这一口号的精神。不仅如此,他们积极采录社会科学性质的评论文章,之前的文人色彩随之淡出。《读书》作为讨论并思考现实问题的空间之特色逐渐凸显了出来。《读书》杂志侧重于各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每一个作者从各自的观点提供广大读者可以分享的话题。因此,《读书》所期许的话语是一种“思想评论”型的话语。⑦这与《学人》所追求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学术”是在特定的学科训练和规范之下进行的体制内知识生产,那么,汪黄体制下的“思想评论”可以说是一种展示并追问学术从业人员学术活动背后的前学术思想问题的方法。如果说开端于《学人》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带来了学院知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那么,《读书》的存在则使受到专业化分割的人文知识重新获得了跨学科联接。事实上,在那里,不同专业的众多知识分子反复讨论国内外的重要问题,如:中国法制化社会建设的问题、经济发展种种弊端的问题、与中国周围的亚洲知识分子之间对话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下国际秩序重构的问题,等等。⑧汪晖自己回忆长达十年的《读书》主编经历,说:《读书》不是要讨论正在发生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平台为批判地理解现象给读者提供经过学者思考和雕琢的理论,从而将专业化的学院知识重构成为公共知识。⑨

  《学人》和《读书》,两者性质截然迥异却又有互补的一面。汪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质也有与之类似的地方。他在一方面坚持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受制于学术规范,一方面又对其知识话语的公共性质有着强烈的自觉。这是一种在体制内追求涵养批判性思考的实践。在为开展这种思考提供有效的“场所”这一作用上,《学人》和《读书》是具有共同性的。《学人》促进了体制内环境的进一步完善,《读书》则为理性的公共使用提供了平台。

  汪晖的知识形成于80年代“文化热”和“新启蒙运动”之中。在其早期论文《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艺评论》1988年第6期)中,他曾提出过批评,说:以往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忽略了“追问鲁迅”。这不只是对当时研究趋势的外在批判。在论文的结尾处,他说:

  对我们来说,对历史的批判就是对自我的批判,因为我们不仅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且属于过去——那个漫长的、甚至未曾身历的过去!例如我自己,一面站立在变迁的文化原野中来观察和审视那座古老而庄严的鲁学古堡,另一面又不免从那古堡的窗孔中忐忑不安地理解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原野的混乱、无序和变化;批判的激情与忡忡之忧心缠绕着我的魂灵。

  在学院内部发言的同时,对其潜移默化的各种预设进行追问。这种“解构规范”的实践必然迫使自己的立脚之处动摇起来。他一面得承受由此带来的焦虑,一面又要进行追问。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时候的汪晖已经对他的这种思考方式有了一定的自觉。

  汪晖是以其鲁迅研究成名于学术界的。他在将其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次年,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公诸于世之后,将研究的对象从鲁迅向近现代思想史转移。对晚清时期“公理”和“科学”的长久不懈的研究和论述占据着《兴起》的一半。这些论述大多都以90年代在《学人》发表的文章为其原版。《兴起》中并没有提到鲁迅。不仅如此,初载于《学人》时还有论及鲁迅的地方,但收入《兴起》时反而被删掉了。11《兴起》的撰述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作者刻意抹掉了鲁迅的影子?其实,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汪晖90年代以后的思考是在脱离鲁迅、告别鲁迅的主旋律上走过来的。因为如果不参照他的鲁迅论,汪晖的思考方式就难以理解。汪晖将鲁迅的风格比喻于“游击战”。他在鲁迅的文学实践中所看到的是其充溢于独特批评精神的创作风格。

  现代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有高度的组织性,政党就是这一组织性的最重要的体现,而高度组织性总是意味着压抑和控制。鲁迅并不排斥集团性的政治斗争,但即使在集团性的政治斗争中,他也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就是游击战的意义。鲁迅的杂文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批判空间,它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敏锐的政治介入方式,才能做到。12

  与鲁迅不属于任何体制独立从事写作工作不同,汪晖一直在学院体制内部从事知识生产。而他有时还显示出他对毛泽东革命的遮盖不住的共鸣,对大学这一制度发出内在批判。

  我并不是反对专业研究,而是说现代大学制度很接近于毛泽东说的那种培养驯服工具的机器——过去是政治的驯服工具,现在是市场的驯服工具。鲁迅在精神上是最反对驯服工具的。13

  在这种意义上极富象征意义的是,汪晖为《兴起》铺垫的90年代一系列的思考都是对中国近现代接受“科学”观念历史的批判性反思。14“科 / 学”,即作为分类型知识的“分科之学”的历史正是中国现代学院体制成立的历史,而追问它本身不外乎是对他自己作为大学人的身份进行反思的行为。

  据说,《兴起》1998年的时候曾经决定要以《科学观念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题出版。我们从这个题目可以知道,汪晖以《学人》为主展开的“科学”观念接受史批判当时组成了《兴起》描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骨架。最终成书之时,增加了《兴起》的前半部分,即分别题为“理与物”和“帝国与国家”的上卷第一部、第二部有关前近代思想史的长篇叙述。这是作者大约从1998年前后开始系统思考的内容。有关科学的问题,重在追问以这一概念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一种现代性制度建构的基础,而不是质问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反思的路径在汪晖的思考过程中无法绕开“现代 / 中国”这一概念本身所隐含的意义问题。他说:

  我从特定视野和方法出发而展开的历史分析本身也是对于许多理论性问题的探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思想史形式”大概不能掩盖它的内在的问题和理论思考。我没有使用“现代中国思想史”这样的概念,而是选取了更具灵活性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为标题,理由之一就是避免将这项研究简单地归结为对中国思想之现代性起源的追溯。从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新的、支配性观念的出现必定伴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化,从而这些特定的观念一定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科学认识论真的成为一种超越所有的文化传统、宗教背景、政治秩序或道德结构的特殊性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原则,我们就不能仅仅在现代知识分类的意义上将科学问题仅仅局限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因此,从这一问题出发而展开更为广泛的历史画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5

  本书以“现代中国思想”为题,却回溯到远早于通常人们认为的“现代”的时代开始叙述。有部分评论认为作者把“现代”的涵义扩张到唐宋转变时期,但依我所看,这里恐怕有点误解。汪晖的目的并不是要追溯中国现代的起源描述“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请参看本书所收“重印本前言”)。他试图在中文话语历史中寻找一种分析概念可以使人们思考主体怎样能够得以存在并面对世界(作为历史性和普遍性的客观呈现)进行认识活动。这里还隐含着一层意思:对自黑格尔继承到马克思的现代目的论的历史观念提出异议。寻求将历史与个人的关系诠释为能动的主体运动之可能性,才是汪晖批判现代性的意义所在。在此意义上,汪晖的现代性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福柯《何为启蒙?》中的现代性界定——“现代性有别于单纯跟随时代潮流的时尚。它是指一种允许人们在此时的每一瞬间中捕捉‘英雄’的态度”16。所以,汪晖在《兴起》中所做的无非是某种意义上的考古学,或者是谱系学。我们不能把《兴起》一书理解为中国现代思想通史著作。

  与之相关,如果有人将汪晖复杂多面的思考之整体面貌简单还原到“(新)左派”范畴,也许容易忽略他在《兴起》中采取的独特进路。本书译出的“总论”可算做对支配20世纪中国话语空间的科学观念(特别是科学主义)的全面反思。要想理解支撑作者撰写《兴起》的动力,它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资料。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他分析哈耶克(F. A. Hayek)批判科学主义思想的论述占据着很大篇幅。我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哈耶克?

  关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发展,在哈耶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殷海光(1919~1969)贡献很大。17在台湾从事学术活动的他的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大陆学界里得到了传播。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在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受到了学术界注目。在殷海光的极大影响下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所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于1988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穆善培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8在20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相对化、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全面推向前进的语境中,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再放眼当时的美国学术界,由于罗尔斯(J.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年)和诺其克(R.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年)的出现,美国政治哲学正呈现出繁荣景象。

  这种知识氛围为中文圈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提供了框架。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被分类到激进自由主义者的学者群中,有些人透过哈耶克观察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将20世纪的米塞斯(L. Mises)及哈耶克的名字与约翰·洛克(J. Locke)、亚丹·斯密(A. Smith)和埃德蒙·伯克(E. Burke)一起排序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系谱。这种做法代表着其中的典型。19

  汪晖自己有时还呼吁人们称他为批判知识分子,而不是新左派。这里包涵着一个意思:他要牵掣商业大众传媒诉诸“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二元论框架进行煽动,使之升级为相互敌对的尖锐对抗。但原因大概不只是这些。汪晖自1992年到1993年间在美国访问时,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论战,对北美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所潜藏的可能性予以关注。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西方政治理论文选《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共同编辑)的目录鲜明表现着这一点。罗尔斯和查尔斯·泰勒(C. Taylor)的名字与汉娜·阿伦特(H. Arendt)和尤根·哈贝马斯(J. Habermas)并列于其中。20毋庸置疑,汪晖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和支持它的各种思想,但其思考的脉络远为复杂。正如本书显示,汪晖凭借着社群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麦金太尔(A. MacIntyre)的观点对马尔库塞(H. Marcuse)进行批判。他在不同于事实与价值、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的地方寻求建立某种公共原理的可能性。其思考的背后,麦金太尔的影子时而若隐若现。将汪晖的思想简单地归类于“(新)左派”的论述有可能会漏掉这些因素。

  我们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对哈耶克的批判在汪晖的论述中为什么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不难想象,有些现实现象不为汪晖所乐意看到,如: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化论证依赖于哈耶克的思想,针对在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主进行体制性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汪晖所说的“通俗自由主义者”凭借着自由主义的粉饰来论证其合法性。21

  但是,这些事情只是说明“总论”中哈耶克论述凸出的外在原因。如果要在《兴起》文本的内在逻辑中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再划一条补助线:汪晖思想的内部确实存在着哈耶克批判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子,我们需要进行追问的就是它。换句话说,哈耶克的思想不只是汪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时的主要批判对象,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与汪晖的批判思想有重合之处,这一点我们尤为不能忽略。譬如,他说:

  值得提出的是,哈耶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及其“必然的无知”概念本来包含着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判,因为按照他的看法“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像这样来赋予。”这一论点不仅构成了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否定,也构成了对于那些崇尚统计的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兴起》重印本,第1461页)

  汪晖也说,哈耶克的局限性在于其科学主义批判始终没能够离开方法论和规范理论的层面。据他描述,哈耶克只是批判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在其方法上预设市场社会的行为者(即经济人)具备着理性的判断能力,而对社会、市场以及国家所发生的历史过程缺乏分析。既然人类活动属于主体性活动,那么,科学语言无法演绎出来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总是作用于人类活动场域的生成。有一种观点支撑着汪晖对“科学”话语和现代性的批判:要把握这种历史中每一个重要瞬间,还有必要建立另外一种不同于自然—社会、主体—客体这种二分化模式的诠释理论。也就是说,从汪晖看来,哈耶克局限性在于他通过设置“自生自发秩序”这一种概念机器,将在一切秩序的背后决定其生成的各种人为动力关系的力学结构遗落在了分析的视角之外。他对哈耶克的这种批判方式与其说要从根本处推翻哈耶克的思想,还不如说部分地接受其思想,甚至要在某些方面深化他的思想。“必然的无知”之所以无法完全排除,不是因为不能不设想一种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在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背后有一股人为的各种要素交错而成的复合力量催生这种现象。

  实际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汪晖对古代思想,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予以重视的原因。在此重要的是,讨论天理的一系列话语在与“势”相关的叙述下出现的历史。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论在汪晖追溯的中国思想史上下文中可以置换为物与理,或者制度与礼乐的两项相关的概念关系。但我们不能忽视汪晖在柳宗元以及其后的儒者思想之中观察到的另外一个概念范畴——“势”。“势”是由“物”的世界——外在的现实关系和制度组成的历史趋势。它同时还会被理解为世界带有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和规范性的“理势”,包容面对“物”的认识主体本身。对“势”的这种判断不只是作为肯定现实的原理起到某种作用,更重要的,可以给主体提供机会从“理”的角度重新辩证地组织其与“物”之间的关系,给处于不同时代情境中的儒者赋予新的实践理论。

  应该说,这是完全不同于“科学主义”的一种认识方式。现代“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以事实与价值的二律背反为前提,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创造出一套能够支配事实的知识体系。汪晖并不是为了追溯现代性的起源而回到宋代思想。他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在回溯中文话语史的过程中探索批判现代性所需的思想资源。“势”是不同于进化论自然观的一种历史现实,有错综复杂的人为因素缠绕于此。也因此,“势”又不同于由某种目的组成的理性精神,也不同于在商品的差异和交换之原则上必然开展的异化的历史过程。

  汪晖沿袭着章太炎建立齐物平等哲学描划一种反公理世界观的先例,在一种能够包容无限多样性的解构性区域概念上寻找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性。其实,他对哈耶克思想显现出的矛盾与之有内在关联。章太炎之所以对汪晖来说比较重要,是因为章太炎的“否定性乌托邦”思想为暴露“公”、“群”及“个体”等不同层次主体的临时性能够起到有效作用。这些临时性主体实质上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体的人为建构范畴,但论者经常像对待自然存在物一样对待这些概念。在汪晖笔下的章太炎对这种叙述方式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就这一点而论,哈耶克和章太炎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哈耶克恰恰是依据“必然的无知”来批判理性建构物的非本真性和临时性,也批判其过分的实体化所产生的后果——极权主义。

  但是,对哈耶克的这种矛盾理解会不会在汪晖的内在思路中构成一个难题?比如,汪晖说哈耶克缺乏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的视角,而把自己的方法归属于历史语境的分析。清朝中期以后凸显出来的今文经学以及其帝国观念从而浮现了出来。这标志着《兴起》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发现。22纵贯《兴起》前半部分的有关清朝帝国的叙述不同于一直到内格里和哈特(A.Negri and M. Hardt)“帝国”论为止的任何帝国论述和帝国主义论述,它作为另外一种帝国叙事的尝试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中华民国之后的现代中国在其形式上为什么是在继承清朝领域的方向上塑造起来的呢?是不是有别于民族国家模式的别样国际秩序的逻辑支撑着儒学帝国观念呢?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这种叙事的基调,甚至也构成了《兴起》一书整个“中国思想史”叙述的基础。汪晖对这种叙述方式的局限性应该是有自觉的。正如本书所收的“前言”提及,缺少对“革命”的分析便是在此所说的局限性。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兴起》的学术方式会不会产生不同于其批判对象——科学主义——的某种力量,从汪晖自己当成立脚点的“不停的追问”这一方法逃离出来,反过来不可避免地去支配汪晖的思考?如果更具体地说,得到这种力量的是不是某种历史,以及在历史之名目下获得合法化的某种现在?本书“补论”可以理解为是汪晖对这些疑问的现有答案。其有效性究竟如何?汪晖未来的新思索如何由此发展下去?这些我只能交给各位读者的判断和兴趣。

  还有一点,关于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发生的偶然性事件,我想做一个极其简单的交代。这可以说是围绕汪晖的一种学术丑闻。2010年3月,以其敏锐的社会观察闻名于世的《南方周末》报道说汪晖成名作《反抗绝望》有抄袭嫌疑,引起了轰动。对此,拥护汪晖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通过以网络为主的各种传媒展开了争论。因撼动学术研究权威和诚信的抄袭案经常见于报端而为中国表示忧虑的许多网民对此报导尤为敏感,这个话题一时间仿佛成为了网络空间中的一大学术丑闻,超出正常的批判,甚至呈现出了诬蔑人格之势。《学人》曾经所致力的“学术规范”反过来使汪晖陷入了严重的疑案之中,是有一点讽刺的味道。汪晖一直面对“科学话语共同体”进行理论批判,此次他被迫置身于现实中与之对峙的紧张处境。

  这则“丑闻”既然以“学术规范”为主轴膨胀起来,那么,问题只能是以分享着同一种“学术规范”的圈子能否将汪晖接纳为其成员为主要论题来展开,而在此,必然要问及何为“规范”,尤其是何为“学术规范”这一基础性问题。一一分析批判者所指摘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在汪晖的文章中发现一些引用参考文献不够精确的地方。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作为译者反复与汪晖通信对不清楚的地方和不够恰当的地方进行了有必要的确认和修改。23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是“剽窃”的话,我认为实在是言过其实,批评的主旨并无可取之处。

  但是,我又认为,问题的本质并不在这里。我们应该更加予以关心的无非是:在异于制度设计和技术论的另外一个层次上,追问汪晖的方法以及立足点在学术圈中的可能性如何。因为,汪晖站在学院体制内部特意要对其成立条件提出质询,而围绕汪晖的这则“抄袭丑闻”恰恰揭示学术批评的语言能否在中文圈生存的问题。汪晖的话语具备着高度学术批评性,我们应该在不同于这种外在批判的层面上把它当做学术评判的对象。

  汪晖的批判者避开回答他的学术批评所提出的问题,专门在技术层面上进行集中批判。但我觉得,即使这种做法万一能够证明汪晖撰述的非学术性(这种证明本身必然离不开某种政治裁决),但也根本不能等同于学术批评的语言。拥护汪晖的一派所需要做的应该是:将汪晖深刻且敏锐的批评精神作为当代中国知识话语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在扎实的学术基本功之指引下继续培育并发展的努力,而不是就让汪晖一个人承担这种批评精神。为了使具有丰富内涵的批评性话语在学术圈中健康发展,汪晖的价值更应该受到重新审视。可以说,2010年7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是分享这种问题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聚集的一次盛会。24

  在高度专业化趋势尤为显著的中国学术界中,像汪晖那样的写作方式逐渐减少。也许他的那种方式是他作为“80年代骄子”的特殊经历所使然的,是这一代人特有的独特品质。即便如此,学术批评精神本身并非定要依赖于跨学科才能够产生。如果有可能超越汪晖的文本的话,不是类似于这次丑闻的“搬弄是非”,而是学术圈内部真正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式。中国从日本看来至今仍然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外部存在,就是投射自我镜像的对象。此次翻译能将这种超越的机会扩大到非中文世界中去的话,就会意味着:中国这个他者的话语为了丰富非中文世界话语将迈出重要的一步。拙译渴望着汪晖的著作能够开启日本和中国知识话语之间良好的批评性互动。

  最后,简单说一说此次翻译工作的经过。我之所以翻译此书,是由于村田雄二郎先生的推荐。2008年4月,我刚刚调到现在的单位没有几天时,村田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场与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一起给我详细介绍了这一浩瀚大作的翻译计划。我并不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他们之所以选中我,大概是因为我几乎每次都参加上述汪晖在驹场讲授的课程,而且多次向汪晖提出过种种不礼貌的问题。当时我已经离开东大,完全没有资格听讲。我暗自认为,或许是村田先生(该课负责人)看到了我的厚颜无耻,才以这种方式叫我交纳学费的。那么,这是他给我留下的作业。也因为是那次的机缘,《思想》杂志要刊载一篇汪晖的论文时叫我担任翻译。25于是,我内心里也有一些自负,以为自己比较习惯于汪晖的思想和文体。

  当初乐观地认为翻译工作不会那么难,但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是事与愿违。汪晖的文章以难读著称,有不少的地方直译出来就变得不知所云。所以,翻译本书尽量采用了平实的日文,有些地方还比较大胆地置换为简明易懂的语言。读者一读便可知道,本书所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既然汪晖本身对自己课以挑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在文献的引用和细节的处理上难免有一些让我产生疑问之处。更何况也有我自己浅薄的知识所不及的地方,以我自己有限的能力为搜罗资料耗费了很大的精力。这样可能还没有做到万无一失。肯定也有一些问题归咎于我自己的误解。只能在此敬请读者们指正。

  翻译原作者引用的部分,尽可能地核对了原文。至于引用中译版日文资料的地方,翻译时注意保留中译文的语感。因此,引文原始文字和我的译文之间字句不尽相同。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处理,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尽可能地保留汪晖所读到的中文版之气息,来为读者展示汪晖阅读的痕迹。

  加之,我也不得不为新岗位上应接不暇的各种业务所困,翻译工作的进展比原来的计划远远迟缓,历时两年半之后才提交了初稿,今天总算迎来了完稿之日。在此期间,马场先生以兄长一般的包容一直等待着我的工作。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发现远离东京游荡在中国内蒙古的我。按规矩,不应该把这种过于个人化的内容写在翻译著作的解说中,但如果考虑到我和汪晖的缘分也依赖于马场先生的事实,汪晖也会原谅我这样写吧。我非常感谢汪晖耐心回答我不礼貌的频频提问,也感谢给我推荐翻译此书的村田先生,以及虚怀若谷的此书编辑马场先生。



  附带说明:此译著系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资助的基盘研究(B)“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转型有关话语分析研究”(砂山幸雄代表)的研究成果之一。

  *此文是我为拙译汪晖《近代中国思想の生成》撰写的“译者解说”全文的中译版,由我译成中文。撰拟是文草稿时曾得到了以下各位的宝贵批评和意见:尾崎文昭、村田雄二郎、林少阳、王前、Viren Murthy。尤其是尾崎先生作为《学人》运动的见证人给我赐予了很详细的宝贵意见。借此向各位表示由衷的谢意。


【注释】

①根据《开放时代》所载文章,参加该研讨会的学者有:徐葆耕(清华大学,会议主持人)、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晓明(北京大学)、王中江(清华大学)、罗岗(华东师范大学)、甘阳(香港大学)、邓正来(吉林大学)、舒炜(三联书店,《兴起》责任编辑)、耿传明(南开大学)、赵晓力(清华大学)、彭国翔(清华大学)、谢茂松(北京大学出版社)、杨立华(北京大学)、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毛丹武(福建师范大学)等(所属单位以当时为准)。 ②根据课堂上发布的大纲,除此之外,汪晖还讲过“导论”、“总论”以及“附录一”的内容。 ③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汪晖在陕西南部山村生活的经历使他对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增加了认识,并给他提供了参与实践的方法。 ④《学人》丛刊创刊于1991年,一直办到2000年。除了汪晖之外,还有陈平原(北京大学)和王守常(北京大学)共同担任了主编。值得我们铭记的是,《学人》创刊之时,日本的有志之士与之合作的事实:高筒光义和高桥信幸提供了出版所需的资金,而从事研究中国人文学的学者(伊藤虎丸、尾崎文昭、洼田忍等)在他们和《学人》同人之间进行了中介。他们共同设立“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为《学人》提供了资金来源。在1996年高筒所办的企业被迫倒闭之后,他们在资金方面的协助一直持续到停刊为止。 ⑤“乾嘉朴学”是指清朝时期乾隆嘉庆年间曾兴盛的考据学。宋代以后的理学和心学在研究“性”、“理”等概念问题上富于思辨化的探索精神,与之相对,朴学一派更崇尚对经学文本进行文献学研究。在《学人》同人中,陈平原更代表着这方面的特点。他在推动学术史运动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或许可以说,汪晖和陈平原分别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的典型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⑥《读书无禁区》也是《读书》创刊号首篇文章的篇名。参看李洪林:《读书无禁区》,载《读书》1979年第1期。 ⑦自从创刊号《编者的话》以“思想评论刊物”来自我定位之后,“思想评论”一直以来是《读书》所标榜的话语形式。 ⑧作为汪黄体制下《读书》的集大成,《〈读书〉精选(1996-2005)》(共4本,北京:三联书店)于2007年出版,将十年来刊登的主要文章按照主题重新进行了整理。 ⑨汪晖在辞去《读书》编辑职务之后接受的采访中说:“要想对社会整体进行思考和辩论,必须有理论,必须有理论性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读书》这样介于专业性学术刊物与大众文化刊物之间的文化刊物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即将专家学者的讨论公共化的角色。这是一个特殊的反思性文化的空间。”(《创造独立思考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载《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月9日。内容略有修改。) ⑩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11第十章《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的原始论文为《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后者是对章太炎和鲁迅的研究。其后半部分,即涉及到鲁迅的内容经过修改之后编入修订本《反抗绝望》。 12《鲁迅: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答〈南风窗〉杂志问》,载《别求新声》,第282页。初载于《南风窗》2006年第20期。 13同上,第282~283页。 14只列刊登于《学人》的各篇相关论文,就有:《“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第1辑,1991年)、《梁启超的科学观及其与道德、宗教之关系——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科学与人的世界》(第2辑,1992年)、《吴稚晖与中国反传统主义的科学观》(第3辑,1992年)、《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第9辑,1996年)、《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之论战”的再研究》(第11辑,1997年)以及《严复的三个世界》(第12辑,1997年)等。这些文章后来都吸收到《兴起》下卷的各个章节。 15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答〈书城〉杂志问》,载《别求新声》,第262~263页。初载于《书城》2005年第4期。 16ミシェル·フーコー「啓蒙とは何か」、石田英敬訳、蓮實重彦·渡辺守章監修、小林康夫·石田英敬·松浦寿輝編集『ミシェル·フーコー思考集成 X 倫理 / 道徳 / 啓蒙』、筑摩書房、2002年、p. 12。 17殷海光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在台湾大学讲授哲学的同时,参与了胡适和傅斯年等人所办的《自由中国》。随着《自由中国》1960年被封禁,他的著作多被禁刊。殷海光为自由主义在台湾学术界中的形成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他的主要思想资源便是哈耶克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1953年,《通向奴役之道》的第一个中文版由他来翻译,连载于《自由中国》。 18该书英文原版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日文版有:『中国の思想的危機-陳独秀·胡適·魯迅』、丸山松幸·陳正醍訳、研文出版、1989年。 19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北京:中国军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0汪晖在为《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序言中曾对泰勒和哈贝马斯各自不同的交往理论进行比较,说:“泰勒对权利理论采用了一种历史分析或思想史的方式,而哈贝马斯则采用规范式叙述。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对权利理论的基本命题的分析意味着,这些基本命题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无法分割。……相反,哈贝马斯的分析方式完全是规范式的,他要确认的是这一普适性规范是否确实受到了挑战,而不去考虑规范的历史性。”(《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第22页)作者对泰勒和哈贝马斯的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于他对哈耶克的批判的逻辑:他认为哈耶克的局限性在于其始终坚持规范主义,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分析这一点上。 21比如,下面的文字较为典型: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掩盖了中国的市场形成与国家改革计划的关系,创造了作为一种自然范畴的“市场”概念,却丧失了分析市场关系内部的那些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的能力。(《現代中国の思想状況とモダニティの問題》,砂山幸雄译,《作为思想课题的现代中国》,第43页。中文原版为: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在汪晖的内在逻辑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在这种限定的脉络中展开的。就此而言,他的逻辑很清晰。但一旦把他的讨论放置于“左派与自由派”的两项对立框架之中,它只能被当成政论变得尖锐起来。在这个看不到融和迹象的对立结构中,汪晖被迫扮演核心角色,其原因也在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对此不无自觉。 22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答〈书城〉杂志问》,载《别求新声》,第259~260页。 23顺便说明,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这个“丑闻”。当要翻译出版一本学术著作时,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诸如要精查原作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就疑难问题与原作者确认之类,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环节。我只是在常识的范围里履行了译者理应被要求的职责而已。 24这是北京大学的戴锦华发起的学术研讨会,题为“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在那里,以中国国内学者为主的与会人士进行讨论,重新思考汪晖的思想意义。这是一次在学术语言的内部的尝试,重新审视了汪晖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站在中国批评话语中心位置的思想意义。从其召开的时间,我们容易想像得到,这个会议不言而喻的旨趣是:要牵制在网络空间沸沸扬扬的批判汪晖宣传。但重要的不是这种只是引起好事者兴趣的背景,而是每一个与会者都站在自己的立脚点就学术批评的方式问题开展讨论的事实。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著名知识分子参加的这个讨论的详细内容,可以在《超越“左”与“右”》(《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和《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天涯》2010年第5期)上看到。除了戴锦华外,参加讨论的至少还有:张志强、赵刚(台湾东海大学)、章永乐(北京大学)、蔡翔(上海大学)、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杨念群、贺桂梅(北京大学)、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强世功(北京大学)、于治中(台湾清华大学)、姚洋(北京大学)、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罗岗、季建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Theodore Huters(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立华、刘复生(《天涯》编辑部、海南大学)等。 25汪晖《中国における1960年代の消失-脱政治化の政治をめぐって-》,载《思想》第998、999号(2007年6、7月号),原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