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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妇女充权与集体疗伤

——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刺绣小组的个案研究

裴谕新

【内容提要】 妇女是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中心,也是世界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组织工作的重点。本文以四川地震灾区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在震后三年的成长与发育为例,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探究妇女的个人故事,尤其是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困扰着她们的性关系问题,深入探讨妇女小组这样一种草根组织形态对妇女的充权与疗伤功能,对现有的灾害社会工作以及哀伤辅导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挑战与有益的补充。本文立足于灾后重建过程中妇女小组的成长,关注并认可妇女的独特性,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空间的拓展。

一、研究背景

  2008年6月24日,我以广州援建者与社工老师的身份进入灾区第二天,也就是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42天,第一次遇到芙妹。她的两个孩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对此,她愤怒、痛苦,陷入对孩子生前种种的追忆中,食难下咽,夜不成寐。相遇不到一分钟,她就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孩子的照片给我与我的同事们传看,含着泪花不停讲述孩子的故事。吃晚饭的时间到了,芙妹仍然没有停止诉说的意思,反而主动提出送我们回住地,那是离她的帐篷大约一公里之外的临时安置区。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芙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直游移在芙妹与情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然而,在这之后我与芙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聊到前夫,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结婚也不住一套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联系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芙妹痛失两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入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芙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心灵创伤与生计困难,这些都与她的日常生活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

  从遇到芙妹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我们与芙妹以及像她一样的一群灾区妇女,互动密切,来往频繁。借助于“映秀母亲刺绣小组”这样一个平台,我参与并见证了芙妹及其姐妹们如何从丧亲的哀痛中挣脱出来,在废墟上开始一针一线的刺绣,从“啥子都没有”,到成立多达一百多位妇女参加的刺绣小组,开展近千人参加的锅庄舞大赛,举办“广州5·12映秀母亲羌藏绣义卖会”,成立“映秀母亲食堂”、“映秀母亲绣坊”,筹备融合收藏、展览、社会企业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映秀母亲羌绣文化中心”……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见证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诸多变化,比如,芙妹就从一个“屋里人”变成了映秀母亲的代言人,还在小组成立两周年的日子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之后乔迁新居。这些生活、身体、女性身份上的变化,反映了映秀母亲刺绣小组作为一个具有生计建设、妇女充权、集体疗伤等功能的社工项目的成效。然而,本文更想探知的是,当“性爱困扰”与“婚姻关系变化”成为灾区妇女讲述“个人生命故事”是一个凸显的主题时,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她们的经验,深入了解她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改进妇女的福祉,达到女性的充权,实现集体疗伤?简而言之,性、妇女充权、集体疗伤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相较于其他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本研究是在一种更为复杂与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启动的。“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本研究中的妇女不同程度的重创,包括死里逃生(亲历8.0级大地震的身心震撼)、丧亲之痛(失去子女或家人)、生计困难(房屋田地被毁)、身份模糊(家庭社会关系变动)、居无定所(昔日的家园与社区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研究者秉持社会性别的介入视角,努力摆脱那种将妇女看成“无助者”、“被动的受害者”和“依赖者”的片面思维,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为她们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倾听她们,让她们从自己的角度讲出生命体验和故事,尊重她们建构和解释故事的过程,理解她们在生活各个方面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致力于在生活、家庭、社区、政治、经济等各种层面上达到妇女的充权。将性别角色的视角纳入参与式社区发展,由妇女性关系的变化进行社工介入与充权,探究集体疗伤所发挥的机制,可以说,本研究是本土社工实务的有益尝试。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探讨

  (一)社会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

  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将社会性别角度应用在社会工作里(Dominelli,2007),这一取向的社会工作被称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gender-based social work),或简称为“性别社会工作”。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中为什么人要区分为男人女人、何为男人女人、什么是他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观念、角色和身份,进行了一个权力关系的分析。所谓具性别敏感度的社会实务工作(gender sensitive practice)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feminist social work),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觉醒的能力。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换句话说,妇女问题并非妇女本身的问题,而是父权制度对性别带来了生活上的枷锁(梁丽清、陈锦华,2006)。

  在社会性别理论体系中,性别角色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涉及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又是性别分工造成的现象。研究显示,虽然男女性别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与民族、历史、文化、地区、社会阶层等因素息息相关(Da, 2004),但工作与职业被性别所结构化,是所有现代社会很基本的现象,较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男强女弱”的性别定型观念,构成了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社会性别角色。他们的各种性别角色,包括父亲 / 母亲,丈夫 / 妻子,儿子 / 女儿……都来源于性别分工。即使现代社会的性别概念与意识形态已有许多重大改变,性别分工的改变仍是微乎其微。

  运用性别角色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工具,其主要方法为发现并解构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也就是人们分别划归为两性的那些属性。比如,很多现代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常常被看成分属于两种彼此对立的领域:男性为“理性工具取向”,他们理性,具有领导力、行动力、效能感,属于“外面的世界”;女性为“情感表达取向”,她们感性,天生顺从,适合养儿育女和照顾他人,最好留在家里。这些性别刻板化最早源于婴儿出生之际,而且家庭与学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化媒介。

   性别醒觉是一种意识提升的过程,包括对现存社会性别制度、社会安排的认知程度,也包括参与改变这些安排的可能行动(Longres & Mcleod, 1980)。在参与式社区发展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发现,社工介入所涉及的各项范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活动,往往充满性别矛盾和政治角力,这些性别政治和权力的不平等可以是很平常的,有些却可能对个人成长和社会位置有重大影响。性别政治包括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不单可带来生活中的困难和挣扎,也可以造就性别团结和成为力量的源泉(Connell,2004)。社会工作者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化以及男性的霸权?协助妇女们反省自己的性别位置,并以充权工作为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行动策略。

  (二)妇女充权

  充权(empowerment),这个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充权有很多种诠释,其中接纳度最高的,是指一个人感觉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尊重自己、内心充满自信,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梁丽清,2006)。对于这样一种诠释,有人理解为一种过程,有人理解为一种结果,或两者皆是。这样看起来,充权这个概念,与传统社会工作沿用已久的自我成长的说法颇为相近。关键在于,究竟从何种理论视角看待“充权”与“权力”。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当我们运用充权的概念时,起点是要对权力(power)的定义作出重新的理解。福柯(Foucault, 1984)认为权力是行使出来的而非拥有的。希利(Healy)和福(Fook)认为,引用福柯的权力概念运用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上,对社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Healy & Fook, 1994)。我们不可能帮助服务对象获取权力,更不可能赋予一种权力给她们,而是帮助她们在制度化的压迫下看到权力关系,进行不同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个人构成的影响,并牵动个人内在的反省及对既定的权力关系做出挑战(梁丽清,2006)。

  在有关妇女发展与充权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探讨充权的效果和评估,倾向于从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上进行论述。很多学者注意到,强大的妇女草根组织可以令女性充权。通过鼓励妇女集体行动起来,妇女组织帮助妇女确认她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努力让她们去获取决定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力(Nagar & Raju, 2003)。

  在我所参与的妇女小组发展的两年中,这种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的充权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上,妇女参加刺绣小组,其劳动所得一度成为震后家庭中唯一收入来源,这不仅让她们可以贴补家用,有人甚至用来购买在震前也不曾消费过的时尚衣物,经济上的决定权不言而喻;政治上,由于妇女刺绣小组成了灾后自我救助的典型,成为当地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小政绩,从而让他们破天荒在镇长、村长等村干部那里有了话语权,在社区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具体来说,村委会重建,要考虑妇女们的意见,专门留出一间房子做绣坊;村里镇里赠送援建人员礼物,要请妇女们帮忙设计绣品,将之当成最为贵重和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逢年过节,或者外面有人来采访、参观,村里镇里需要派人与妇女小组商量,能否组织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节目,比如锅庄舞表演之类,作为欢迎礼仪与形象展示。这是因为妇女组织提供了机会,让妇女们获得了领导和组织能力,结成了亲族关系之外最亲密的支持网络。妇女们对政治的介入,最为显著的一个标志是:当社区重修时,建造中的房屋需要监管员随时检查建筑质量,这个职责意义重大,妇女小组的领袖及一些成员却被赋予了这个责任,被推上监管员这个位置。向来,建筑工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担当责任”的女人的。

  然而,单纯从经济或政治等宏观层面看充权的效果,其实存在较多的偏颇之处。一些研究发现,女性经济能力的增长,并不一定构成对既有的社会性别等级的挑战(Johnson, 2005)。她们可能在忙完“外面的”工作之后,仍要完成家务工作,就好像再打另外一份工,只不过这份工一直是没有报酬,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同样,妇女在政治场域里看似有所突破,也很可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她们成为某种政治象征,并没有真正得以充权。正像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现有的充权研究很少提到个人层面上那些纠缠和细节,性别关系内部的张力,还有妇女们如何能够得到最好的支持(Johnson, 2005)。关于充权的分析本来就强调个人的自尊与自信,以及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进行协商的能力,那么性关系与性别关系,应该成为充权研究的聚焦点,而不是一个研究空白。

  (三)集体疗伤

  集体疗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包括小组疗伤与社区疗伤,它的出现挑战和质疑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概念(Kemp, 2010)。精神分析学派将个体看成是“病态”的,将治疗师看成是治疗的主体,认为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可消除个体的心理症状,从而达到个体的“痊愈”。集体疗伤不再强调治疗师的功能,而强调小组和社区本身具有的某些治疗性的特性,比如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交流与帮助等,利用这些特性来实现成员的疗伤作用。集体疗伤的理论出发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它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个体之间的疏离感,而小组或社区的一些具有治疗性的特点则可以在此发挥作用。

  坎普(Kemp, 2010)认为,集体疗伤即是对个体的疗伤,也是对社会的疗伤。它关注的不仅是个体的改变,更重要的还在于个体所生活的环境——小组、社区、社会的改变。治疗师的功能之所以没有精神治疗学派强调的那么强大,在于治疗师本人也为他们所引导的小组所改变。这就要求治疗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小组的指导者,必须有能力去适应这些变化,作出有弹性的调整。他们必须经历不断变动、不断拓展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交流,对此进行引导、总结和反思。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交流和帮助,一个新的环境被形塑出来,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而疗伤功能也就此产生。

  在社会工作的传统中,小组治疗比较普遍地被运用在矫治、治疗、人格重建等领域(刘梦、张和清,2003)。这种治疗模式近年来已经为很多社会工作者诟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强调专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非平等的合作关系,这影响了个人的潜能和能动性的发挥。集体治疗则着力于扭转这种倾向,它认为小组治疗成败的关键在于组员是否真正地生活在小组和社区中。所谓的小组,并非专家和权威出于某种“治疗的需要”而将组员人为地限定在一种小组的形式之中,而是小组指导者根据社会的真实环境,推动组员之间的联结和纽带,发挥小组或者社区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疗伤功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纽带和交流发生了变化,自然而然整个社区也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情感、生活节奏、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组和社区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疗伤性的场所。

  在本研究中,映秀母亲刺绣小组的集体疗伤功能已经从多方面得到印证。小组最初组建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像芙妹一样在地震中失去至亲的妇女们可以有一个活动寄托哀思,暂时忘掉悲伤(裴谕新,2008)。在灾区当时的情景下,房屋倒塌,山河破碎,人们栖居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还要腾出空间搭建板房,可以说,连一块栖身之地都很宝贵。同时,水、蔬菜、粮食……一切生活用品全部需要从外面运进,生产活动很难开展。然而刺绣这项生产活动,几乎不占用人的生活空间,只要找到合适的针、线、布,运输十分容易。生产资料的获得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展开生产,妇女们的主动参与更重要。

  当地本来就有做羌绣的传统,羌绣的特点是需要数线子,数错一针花型就不好看,需要拆掉重来。妇女们必须特别专注才可以完成绣品。芙妹就说过,地震过后她什么都不想做,随便做什么都会想起失去的孩子,吃饭想,扫地想,睡觉想,睁眼闭眼都是孩子。只有做刺绣,她才可以暂时忘掉孩子,精力集中于当下的一针一线。刺绣是一种暂时的转移和忘却,同时也是一种长久的纪念:在社工的介入下,芙妹决心将孩子生前的绘画都做成刺绣,让世人知道她曾经有过多么可爱的孩子。刺绣这种兼备凝神与艺术表达的功能,使它成为天然的疗伤工具。同时,在地震灾区,羌藏绣既是传统的手工艺,又十分配合震后的生产条件。以小组的形式展开刺绣活动,妇女们可以坐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互帮互慰。生计建设与集体疗伤,就这样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不单是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在四川灾区,也有不少灾后重建项目选择了刺绣作为妇女的疗伤与生计的突破口,大概都基于比较相似的考量。

  在本文中我不再继续探究刺绣本身所具有的疗伤功能,而想从刺绣小组说起,从小组所建立起来的“真实生活情景”,来看其对妇女所具有的集体疗伤与充权功能。小组让妇女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和需要,推动妇女建立自尊、自信与自我,提升了妇女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感,化解了一些不必要的性别角色期待,提供了跨越性别定型的参与空间。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过程从2008年6月灾后四十多天社会工作者初步介入妇女的生活直到灾后重建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妇女小组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一个集体疗伤、陪伴同行、生计补贴的项目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培养妇女自主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生计项目(裴谕新,2008,2010;张和清、裴谕新等,2008)。在这个过程中,本文的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行动者,通过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探究妇女小组领袖的个人生命故事,尤其是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困扰着她们的性关系与性别角色问题,关注并认可她们的独特性,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空间的拓展。

  本文资料的获取依赖于一个历时两年多仍在持续进行的行动研究。在这个行动研究中,我与我的同事2008年6月24日进入四川某地震灾区,创设社工站,建立妇女疗伤与生计小组,与妇女们同行。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与妇女们都建立了密切的互动。本文中所用的资料,是根据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所得到的资料综合而成的。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没有录音,这是灾区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的,也与研究者的信念和经验有关。根据我的观察,录音作为一种外来的技术手段,一旦进入到妇女闲聊的场景,往往成为一种干扰和权力的象征,让她们停止交流或不敢随意交流。虽然我本身作为一名研究者,身上带有“大学教师”、“项目负责人”、“城里人”等标记,也会在我与他们之间造成一种权力的不平等,但我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消减这种不平等,包括在共同行动中建立紧密互动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她们的语言、交往方式与生活技能等。在共同行动进行到一年多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妇女们经过各种外出培训对录音、录像、电视采访等交流方式已经不太陌生,甚至她们之中也有人购买数码照相机、可以拍照的手机等记录我们的行动,我开始尝试使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谈话,主要用在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个人长时间口述的场合。这些录音经整理变成文字记录,在灾区的行动和互动也有田野日记,共同构成了分析的原始文本。

  在灾区的背景下与妇女谈论私密话题,包括性关系,并不是我进入灾区的研究预期,虽然我过往的研究让我对妇女的性与社会性别具有敏感性。可以说,性的话题不是研究的预设,也不在大的行动研究框架之中,但是我进到灾区的第二天,就遇到芙妹跟我谈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每一次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这让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回应这个话题,关注这个话题,并且需要将芙妹提到的问题扩充到其他人的生活范围中来,将私人困扰重新界定为公共问题(Dominelli, 2007)。妇女们都理解我的工作,“教书、写文章、拉项目”,在两年多的交往中,我写过不少媒体和研究型的文章。芙妹授权我,只要有利于小组工作,“什么都可以写”,甚至不需要匿名。但是之前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涉及到妇女的性选择问题,这毕竟还是一个被重重社会文化制度约束的话题,是比较犯忌的领域。在几次有录音的深度访谈时,我都向她们解释,她们所谈的这些私人信息我将怎样处理。匿名之外,我还详细向她们解释,这些资料将会用一种怎样的处理方法呈现在学术期刊上。限于她们的文化,不太能明白学术期刊是怎样一个东西,我只能向她们解释,这样一本书的读者大概是哪些人。不管是进程中或者完工后的稿件,她们根本不可能阅读,因为她们没有阅读的习惯,更遑论这样艰涩的学术文章。我采取口述的方法,在见面时向她们复述,我在文章中谈到她们的那些故事,她们是否接受。他们都在听取了我的转述后,表示愿意我这样处理她们的故事,包括我将公开发表的这篇论文。

四、研究发现

  第一次遇到芙妹,她就与认识不到两个小时的我谈起她的离异与前夫的外遇,这让我充分感受到性议题对于芙妹这个生活阶段的妇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普遍的哀痛悲伤情绪下,性关系纠缠仍然是她无法摆脱的生活难题。同样,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灾后重建那样一种特殊氛围。因为广州援建者之前在当地群众中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基础,像芙妹这样的当地妇女,才可能在只知道我是“广州来的老师”、没有更多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就跟我谈起“前夫有外遇”这样的生活细节。在我认识芙妹二十多天以后,映秀母亲刺绣小组成立,芙妹成了积极的联络者与组织者。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在一起交流。以后三年,我一直以社工督导的身份与妇女小组同行,亲眼见证了芙妹在小组中的成长以及她与前夫关系的种种变化,也了解到其他妇女恋爱、婚姻、家庭关系的变迁,对性、妇女充权与集体疗伤,有了更多的体悟。

  (一)生育、性与疗伤:灾区的特殊生活情境

  在映秀,性话题被提及,最常出现的情况是与“生育”联系在一起。小学与中学伤亡比率极高,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父母通常在30~40岁左右,仍然处于生育年龄。因而,失去孩子的妈妈何时再度怀孕,不仅是妇女们聊天的话题,老人、干部、外来援建者等都会自然而然聊到相关的话题。

  妇女小组成立后的一天,芙妹跟我说她想跟前夫再生个孩子:“我们原来的两个孩子,一个像我,一个像他。将来再生一个孩子,不管是像我还是像他,都会像我们原来的孩子。”那些天她正跟前夫冷战,原因是前夫又和离婚前的外遇对象有来往,板房区的老人劝她忍,理由是“你就当他有两个老婆,以前男的不都是两个老婆?不管怎样你是大的,她见了要喊你姐”。芙妹一再强调说,她决不愿意跟别的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宁愿没有男人,前夫必须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的难题在地震前两年就出现了。当老公承认自己有外遇,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时,芙妹就逼他“选一个”,最终两人离婚。离婚后,前夫一直没有搬出去,还是与芙妹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理由是照顾孩子上学。前夫的外遇对象愤怒之下去了外地,大概也是想逼这个男人做出了断。地震当天,芙妹冲到倒塌的小学寻找自己的孩子,小学进不去,她遇到了那个女人的孩子,混乱中彷徨无助。那天晚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芙妹抱着那个女人的孩子在山上坐了一夜。地震二十多天后路才通,那个女人赶回来见到她的孩子。芙妹不想理那个女人,也没有办法面对失去两个孩子的现实,她走出映秀,到外面的朋友亲戚家散心。我见到她的那天,她才从外面回来没两天,却发现前夫又跟那个女人住在同一间板房。

  见到我的当天,芙妹气愤地描述她如何从凌晨1点等到凌晨4点,前夫却还没有从那个女人的板房里出来,迫不得已她去敲门,大喊前夫的乳名,前夫最终还是跟她回到她的板房。虽然已经离婚,芙妹却似乎拥有充分的理由控制前夫的性行为,她这样说:

  

  我说他,你还是人吗?孩子走了几天?你就和女人睡?你一天没有女人不能活吗?你不怕报应吗?他说没有睡,就坐在一起聊天,那个女的不让他走……是聊天,我去的时候还开着灯,我一喊灯就灭了。

  无论是离婚之后依然同居,还是丧亲期间要求前夫“守身”,再到希望和前夫再生个孩子,芙妹始终没有把她的性爱需要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一再强调“亲子之情”。如果我们借用罗宾(Rubin, 1984)的性阶梯理论,就可以理解芙妹的话语策略:在我们的社会中,婚姻内的、生殖的性,占据着性阶梯的顶部,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优势。女人谈性本来是一个文化禁忌,妇女小组中有些人认为即便是婚姻中的性也只能做不能说,只有生殖的性,才具有公开谈论的合法性,可以成为谈话的重点(2008年8月15日,跟妇女小组5人闲聊“跟老公那方面如何”的话题,有1人表示很好,2人表示“不想做那事”,2人表示“这事怎么能说”)。而灾区特殊的社会情境——整个社区亟需新的生命冲淡悲伤,带来希望——更让芙妹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自己。在痛失两个孩子的哀恸期,要求这个从法律上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男人为自己守贞;虽然一直没能让这个男人跟自己保持一对一的性关系,却要跟他再生一个孩子,理由是纪念原来的孩子。一个女人的生育、性与疗伤,就这样纠缠在一起,彼此都找到了出口。

  (二)性、职业身份与妇女充权:小组带来的变化

  从芙妹的案例,也许我们可以注意到,像很多现代社会一样,在当地的性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性别二元标准,那就是男人可以有多个性伴侣,而女人必须守贞,即使是对一个“多性伴”男人。在与妇女小组成员相处三个多月以后,一位在震前开过麻将馆的妇女英红告诉我:“那些在街上混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勾引人家的老婆,还说出来,比赛谁有本事。女的最惨了,名誉不好了,老公知道了要离婚的。”从社会名誉来说,男的在性上主动这件事总是比女性会得到更多的宽容(何春蕤,1994;裴谕新,2011)。

  当地关于“男人都花心”的说法除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外,还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有关,这一现象在地震前后都特别明显。这里是羌、藏、汉混居区,地震前旅游、水电业发达,成年精壮男人普遍在家庭之外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不管是做村官还是经商(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个体经营、打工,他们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唯一支柱。因为女人,不管是山区还是乡镇,她们婚前有可能在镇上、外面的城市打过工,一旦结婚,立刻回归家庭,做家务、带孩子,山里的妇女往往还要到田里劳作、喂养家畜。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妇女的这些劳动都被看成是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工作,因为并没有可见的收入来衡量这些劳动。妇女们也称自己在家是“耍”,并不像城市里的女人那样辩争“家务也是有价值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让女人也失去性关系上的协商能力。美华,妇女小组里的技术能手,虽然与老公一起创业,但业务上的主要关系都是老公“场面上的朋友”,家庭经济大权也握在老公手里,结婚一年后老公不断出轨,要强的美华选择离婚,“(一)分钱也没带走”。

  地震之后,社区开始政治、经济上的重建,很可惜,原有的政经结构并没有被打破,女人依然不属于重建的主体。从镇到村,重建的领导班子里仍然没有女人;挖河沙、运土方这些主要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归于男人。震前女人们还有去城里打工的习惯,尤其是没有结婚的小姑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她们打破“性别鸿沟”的机会,尽管是暂时的,但足以让她们产生一定的自信。震后家庭照顾的理念更强化,负担也更重,比如家里有伤病人要照顾,家里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她们变成更彻底的“家庭照顾者”,同时也是“经济依赖者”。妇女刺绣小组的成立,被很多参加者当成是为自己充权、改变自己在两性关系、家庭关系中地位的契机,尽管她们并没有适当的语言将这一切勾勒出来。

  芙妹在加入妇女小组之后的变化就非常值得记录。跟大多数妇女不同,芙妹一直强调自己加入妇女小组不是为了钱,因为“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一个人,一个人饱了,全家人都饱了”。我们可以看到,她加入妇女小组,疗伤和纪念孩子是一个最主要的动机,之后,因为成了妇女小组的领袖与代言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一些草根公益组织邀请她到外地参加的一些能力培训项目,让芙妹的责任感与公益心越来越强。每当妇女小组坐在一起议价,商量每幅绣品该定什么价,芙妹总坚持以质论价,而不能利用外面好心人“救援地震”的心理抬高物价;到外面参加活动,有人给妇女小组捐款,现金送到妇女代表的手里,芙妹坚持不能分掉这些钱,而应当做妇女小组发展的基金;小组发展到一定程度,成员达一百多名,受惠一百多个家庭,芙妹仍然不满足,认为应该扩展到更多的乡镇,因为“那里的人比我们更艰难”。芙妹的这种公益心,不仅让她在小组中更有公信力,更让她有信心介入到当地政治权力的运作。比如,芙妹敢于在大街上拦住镇长之类的人物,要求他考虑在重建的政府办公用房里规划一间妇女小组的绣坊。“我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我是为了小组和社区发展。”在外面的参观和培训让芙妹有了与政治话语对话的信心与能力。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芙妹与前夫的关系纠葛中。加入小组没多久,芙妹与前夫的关系又密切起来,板房重新分配时,芙妹和前夫成了紧挨的邻居,那个女人则分到他们前面一排,窗口正对着前夫的板房门。看起来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因为刘老大是村干部之一,分配板房他说得上话。我问芙妹她与前夫是不是住在一起的,芙妹说:“高兴就住在一起,不高兴就各住各的。”被问及那个女人,芙妹说:“她不要他了,见了面也不说话。”听起来好像芙妹赢了。没过多久,一场“家庭暴力”事件却又让我们对芙妹的“地位”产生忧虑。他们因为“跟不跟那个女人说话”的事发生口角,前夫打了芙妹一耳光,住在附近的小组成员听到了,芙妹却不愿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

  随着妇女小组不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芙妹这个小组代言人也忙活起来。香港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省市县各级电视台,都来小组采访,芙妹总是被邀在镜头前讲话,有时还会被跟踪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她也获邀去省里省外一些纪念场合,还经常参加一些NGO组织的培训项目,回来后兴奋地跟小组成员说着见闻,嘴里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比如“NGO”、“项目计划书”之类。她还买了一只可拍照的新手机,一件真丝透明的睡衣,是在高档百货公司买的,价值198元。妇女们都咂嘴说芙妹太舍得花钱了,什么钱都敢花,芙妹有自己的理论:“要钱做什么,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人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最多吗?在床上,睡觉,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个舒服的睡衣?”但芙妹的睡衣可能不止有“睡觉舒服”这个功能,她开始越来越多谈论跟前夫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的确,随着她“社会地位”的提高,芙妹在刘老大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个女人也加入了小组,芙妹跟她有说有笑,看不出从前有过任何瓜葛。据说,前夫已经做出了彻底的抉择。现在不是芙妹担心他出轨,而是他担心芙妹出轨,因为芙妹老在外面跑,圈子大了,眼界也宽了,他担心自己拴不住她了,有时候反而要我们社工出面,向他解释芙妹在外面的工作性质,让他放下一颗忧虑的心。小组成立3年来,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可庆幸的是,现在更紧张的人换成了他,而不再是芙妹。

  参加妇女小组,对妇女们来说,最直观的收益是经济收入增加了,这是充权的一个着力点。更重要的是,妇女小组还为妇女们带来她们最为看重的一种身份——家庭之外的工作,也就是职业身份。虽然把在家的劳动称为“耍”,妇女们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性别分工。我们接触到的妇女,几乎每个人都曾试图打破这种性别分工,将自己从“家庭照顾者”变成“家庭经济贡献者”,或者变成一个彻底的“职业女性”。参加妇女小组是尝试为家庭经济作贡献的一个例证。而之前,很多女人,尤其是那些好强的女人,几乎都在外面打过工,那些打工经验往往成为她们“不靠男人”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在城市里也访问过少数民族的女性打工者,她们总抱怨城里的工作“累”、“苦”,或者“没意思”,但在灾区,那些妇女们提起自己的打工经验,总有一种美化那些经验的倾向,并特别愿意突显自己的“成功”。跟她们聊起那些卖保险、开火锅店、做饭店领班等打工经历,我常有一种感觉,她们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得到的肯定,鼓舞着她们的自信心,让她们充分感受到自主权与选择权,某种程度上是对“不忠男人”所带来的自我贬损力量最强的抗衡。而妇女小组所作的刺绣工作,震前并不受年轻小姑娘的青睐,因为在“在家刺绣”象征着“家里的”、“女人的”、“没有价值的”工作;地震后,刺绣小组成立,妇女们乐在其中,连在外面读大学的女孩子回家来也向老人们学习古老的羌藏绣法,这与刺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关,更与妇女小组所携带的“自强自立”、“公益心”、“社区形象代表”有关,这些信息意味着刺绣不再是一种“家里的”家务工作,而是一种有尊严、有地位的职业生活。

  (三)性、妇女充权与集体疗伤:社工的介入

  西方学者贝文(Bevan)和汤普森(Thompson)在回顾有关失去与悲伤的关系研究时发现,尽管失去与悲伤是西方学界广泛被关注的主题,但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聚焦在心理上的、个人化的方面,只有极少一部分研究开始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进行初步的探究。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学层面上的研究,追随着反歧视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关注阶级、种族与性别等分析模式,却没有关注年龄、身体残疾、异性恋霸权等方面,这种忽略其实很不应该,因为后面的这些分析层面是反歧视社会工作近年来发展的重点(Bevan & Thompson, 2003)。

  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的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十分短暂。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给社会工作一个被政府和民间认知的机会(王曦影,2010),被看作可以用来填补政府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缺漏之处。但是即使是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工作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境的尴尬:自己很难以“救助”的方式解决社区的关键问题,反而要回避那些关键问题才能够留在社区(朱健刚,2011)。对于这些具有强烈的实践感的转型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向社工原初的精神及其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张和清,2011)。而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Browne, 1995)。这也许就是不少灾害社工项目都选择弱势群体(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原因。对于致力于社会平等与发展的社会工作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不可或缺,但以妇女的性关系与性别关系作为社工充权的场域,关注到她们的迫切需求,关注失去与疗伤,对社工而言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灾后三年,无论是有关灾害社工的报导、调研报告还是学术文献,这一领域至今无人涉及。

  我们的社工实践让我们意识到,亲密关系中的纠缠,尤其是性的关系与性别角色的关系,是妇女们难以摆脱的日常生活困扰。妇女们期待一个“忠贞”的丈夫 / 男人,一对一的亲密性关系,男人们却感觉自己很有理由“花心”或者“表现花心”,这影响着妇女们的情感、心理、生活安排,也是小组发展一个不能忽视的干扰因素。如果妇女们在性的关系里感到自己被贬抑,这会影响到她们的性自尊,继而影响到她们的个人自我定位。也就是说,即使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得以充权,她们最为关切的,同时也切实影响到她们个人福祉的,仍然是更为微观层面上的性关系平衡问题,是影响到她们作为女人的核心价值问题。这是以往的妇女研究中几乎未曾涉及的主题,却也是生活中妇女最切肤的烦忧。

  这里仅以芙妹为例。因为芙妹,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亲密关系对于妇女充权的重要性,只是具体的介入过程漫长而艰巨,还需要更多的摸索与经验积累。跟芙妹相熟后,她曾多次提出:“你们也跟他谈谈嘛。”她想让我们更多帮助她去做前夫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去找芙妹,也特意跟她前夫海阔天空地聊,增进感情。这让她前夫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不反对”,甚至“间接帮助”小组工作的过程。其他妇女也遇到或多或少感情、性、婚姻的困扰,我们在与她们一起面对这些困扰时,也会尽量把她们的伴侣、家庭包括进来,这让我们的工作顺利了许多。地震后两周年,芙妹的生活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她跟前夫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3个人住在一起,尽管芙妹仍然不想结婚。

  在与妇女小组同行的三年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个项目的集体疗伤功能不是体现在“社工如何治愈妇女的心灵创伤”上,而在于小组本身的治疗性功能。它不是凭空制造出一个脱离妇女日常生活的“治疗性环境”,而是从她们的传统与社会现实中来,以刺绣作为一个平台,让妇女们组织在一起,彼此帮助,沟通,充权。小组给了她们一个充分表达自我的空间,刺绣以外,她们彼此之间可以闲聊,有机会给外面的人讲故事,无形之中起到了一个叙事治疗的作用;小组作为一种妇女组织,使她们得以举办各种活动,包括进行刺绣展览、跳锅庄舞,这些或多或少都带有艺术治疗的功能。尤其重要的是,小组的参与和各种回报,让她们建立自信,得到充权,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让她们感觉自己有能力进行各种选择,包括性关系的选择。社工在其中,始终没有扮演一个治疗者的角色,而是陪伴者、同行者,这也挑战了传统的社工治愈性小组的理念,对集体疗伤是一个实践意义上的有益补充。

五、总结与反思

  相较于其他领域,性这个话题更能体现社会性别制度对男女两性双重的评判标准。在性这件事上,中国人的看法总是认为,男赚女赔(何春蕤,1994)。那么女人为什么谈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们会谈性?谈论自己的性关系、性故事能够给她们带来什么?对生活在上海的70年代的女性性故事的研究发现,那些可以自如谈论性的女性,对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评价,她们的性知识与探讨自我的勇气成了她们自信的源泉,女性的自我诉说其实是一个自我形象的创造(裴谕新,2011)。

  作为一名对性议题、性别议题具有特别敏感度的学者,我在全程参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的发展进程中,一开始并没有预期我将遭遇这样一群陷入性关系困扰的女人们。或者说,在“灾害”、“伤痛”、“生计”等重大主题之下,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性”太琐碎、私人,不是普遍问题,即便像我这样具有足够的“性知识储备”和“社会性别意识”的社会工作者。而在实践过程中,“性问题”凸现出来,成为我们难以回避的实务需求。三年的小组同行,我们有很多机会验证自己的观察,小心尝试介入,也积累了一点粗浅的经验。

  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Browne, 1995)。社工实践让我们注意到,当服务对象缺乏能力的时候生活如何被影响,但社工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充权,特别是在个人的实践中。对于女性在性方面的决定权如何成为充权的介入点,更是缺少文献。本文从性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立足于灾区妇女的现实生活,尝试填补这一研究的断层。

  妇女们受惠于草根妇女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令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自信心增强。通过解决问题,获取经验,协同工作,妇女们认识到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服从性的位置,同时也有更多能力去挑战这种地位。小组带给妇女的变化是显著的,权力是从互动关系中摸索出来的(梁丽清,2006)。妇女们在小组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提出质疑与挑战。这是她们重新反思自己的过程。本研究运用生命故事的聆听,借助社区发展工作,包括其中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等,对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生活层面予以关注,给性别角色、性别分工、性别期待、性别关系带来了一些改变,对于集体疗伤的概念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补充。

  *本文资料收集得益于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坚守汶川灾区三年的努力。感谢同事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闫红红、卢芝、康进、聂正江、余长芳、黄艺等的共同行动,感谢文中被访妇女的无私分享。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得到香港择善基金会三年运作经费的支持,得到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总结评估课题资助。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学三期“211”经费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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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