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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

张和清

【内容提要】 半个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具体到中国,工业化、都市化、消费主义等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更造成许多灾区灾难的恶性循环。而主流灾害社会工作是方法为本、问题为本、割裂的、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实务,既不能回应灾难的恶性循环,也无法满足社区民众可持续生活的需求。为了揭示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超越灾难的恶性循环,突破专业实践的两难困境,本文提出三种可能的改变途径和策略:一是透过话语(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变革。二是持守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这是推动人与社会结构系统性改变的途径,是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三是通过“改变人”从而改变社会。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民众通向能力建设的自助与互助。

  2008年“5·12”汶川地震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公共灾害频发期。三年间有太多的灾难袭击国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余波未尽,青海玉树便遭遇强震,期间西南干旱持续大半年,去年夏秋甘肃舟曲、四川映秀、广东茂名等地接连遭遇特大泥石流侵害,去冬今春南方凝冻与北方干旱又使国人祸不单行,最近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引发全球核危机……中国连续三个“国殇日”和日本核爆的长鸣警钟,促使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科学界不得不深刻反省学科的社会责任。

  笔者既参与了汶川灾后重建,又扎根云南干旱山区从事农村社会工作,还亲赴青海玉树和广东茂名调研社工介入灾后重建,作为这些大灾难的见证者和灾后重建的社工学人,有责任立足亲身经验深刻反思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

一、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

  凡是进入灾区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灾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豆腐渣工程里的普通百姓是何等的脆弱;面对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久旱的村民“近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望水兴叹;面对“紫金矿业”尾矿溃坝,河流下游的民众突遭灭顶之灾……许多人感叹:人祸猛于虎!记得2008年5至8月间在四川灾区听得最多的说法是:“必须通过地质灾害和环境评估才能重建家园”。但印象中从9月份开始各地民房已经无序开建,当“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变成地方政府的共识后,新城新村建设便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几乎没有人再谈论灾害评估和灾害预防了。如此“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2010年盛夏花费数亿元建成的震中新城(部分)因泥石流和岷江改道而被浸泡在洪水中。众所周知,2009年夏秋至2010年春夏,西南地区的持续干旱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危害,既与老天爷不下雨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大兴水电,失修水利”有关。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我们所在村庄有的水利设施竟然是民国时期的“滚水坝”,看着它还在“抱病工作”,我们感到心情非常沉重。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害也与森林滥砍滥伐、过度修建水坝发电、挡泥坝常年失修、预警机制缺失等有关。①

  下面笔者以三个典型案例进一步揭示上述“天灾人祸”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

  (一)灾区民众心理“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

  众所周知,震后灾区民众普遍的心理反应是“恐惧”,对于这种深层次的精神症状,心理学可能解释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而批判社会学则侧重于探究精神苦痛的社会根源。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凯博文(2008:169-170)对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进行深度个案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力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微观背景可能体现为糟糕的婚姻关系,妻子的自尊遭到文化规范维系的夫妻交流系统和关系不睦的系统性破坏,或者体现为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化的结构辩证法和特定个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体现在学校和其他异化社区中的冲突情景,个体自我饱受攻击。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影响很小;但在其他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

  根据笔者的观察,凯博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适用于深层解读“5·12”震后灾区民众“恐惧”的心理反应。如下图1所示,一方面,灾区民众深层的恐惧感源于“天灾”和“人祸”的双重作用力,这就是凯博文所谓的宏观社会政治根源对地方场景的影响;与此同时,震后一些灾区地方政府治理危机(干群关系冲突等)和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地方场景形塑了普遍紧张的社区政治氛围,从而加剧了个人的心理压力和恐惧感,这就是凯博文所谓权力的地方场景。

  (二)灾难的恶性循环

  2010年9月21日广东省茂名市部分山区遭遇台风暴雨袭击,致使许多乡镇遭受重创。灾后第九天笔者有幸奔赴两个重灾区调研灾情并参与创建社会工作站。当我们进入灾情最严重的一个行政村(以下简称“S村”)时,被眼前的“灭顶之灾”震惊了:河谷两岸的房屋几乎被冲刷干净,大片农田和许多残存的房基被黑色的泥沙和石块覆盖,废墟上除了零星地点缀着摩托车、冰箱、电视机的碎片,还残存着被褥、衣服、拖鞋等生活用品和几根扭曲断裂的发电机铁管。当我们走到河流上游的临时棚屋时,许多人围过来,一位情绪激动的中年男子说:“台风雨到我们这里只有几百毫升,你看看山上都是绿绿的(指着远处群山),我们这里是人祸啊,是上面的水坝垮了,把我们村给冲了。”“为什么冲刷下来的泥沙是黑色的呢?”我询问众人。“水是从上游几十公里的紫金矿业冲下来的,那个尾矿溃坝把我们的水坝冲毁了,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村民答道。

  后来,我们到了另一个行政村(事发点,以下简称“D村”)时,更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许多废墟上悬挂着“紫金矿业,还我家园。坚决揪出事故背后的腐败”等标语口号,一名老人悲愤地说:“这次溃坝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啊!”溃坝几乎使这个村没顶。村民们指着远处的坝址激愤地说:“紫金矿业尾矿坝是豆腐渣工程,修坝就是用大石块和矿砂一层一层堆起来,水泥都没有。每天上千方尾矿砂堆在那里,一场暴雨就把我们淹没了。”

  原来罪魁祸首是紫金矿业。2010年9月20日,超强台风“凡亚比”持续肆虐,茂名市许多地方出现特大暴雨。9月21日早晨,坐落在茂名市D村800米外山坳中的紫金银岩锡矿尾库水量暴涨,汹涌的洪水裹挟着泥石流,冲垮了尾库坝,导致尾库坝下端的D村、S村遭遇没顶之灾——D村死亡5人、S村死亡17人。灾后核定,两村全倒户达523户、受损户达815户。②一瞬间,小康村变成了生态难民村(见图2)。

  震中汶川的H村也是灾难恶性循环的典型案例。位于岷江边的H村曾经是土地肥沃、山场宽广的丰饶山村,但新千年以来,H村不断遭受“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困扰。2004年随着岷江紫坪铺大坝蓄水,H村大量优质农田被淹没,村民只能上山依靠在零星的山地种植经济作物为生。2008年汶川地震时因为水坝蓄水破坏地质结构,H村成为全镇泥石流滑坡最严重的地方,民房和山地几乎损失殆尽。后来几经波折H村人被迫原地重建。2010年“5·12”两周年时,凭借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精神,H村成为全镇最快恢复家园和生产的村庄。但祸不单行,最近当笔者重访H村时,村民们却遭受着新的困扰。在一家刚建好的羌式“洋楼”上,村干部指着紫坪铺水库边一座巨大的矿厂对笔者说:“地震时矿厂刚建好,没生产就垮了,首长一句话——‘一定要恢复生产’——军队马上恢复生产。原来一万吨(产量),现在是五万吨。每天工厂粉子(粉尘)飘过来,家里到处一层灰。去年我们村猕猴桃、包谷长得好啊,但今年树只开花不结果,庄稼也没有收成,老人娃儿病多。但不住这住哪儿哟!”

  最近的东日本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由地震海啸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恶性循环,导致全球性恐慌:地震海啸引发核爆、核污染,人们因此流离失所、惊恐万状。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卡森(2008)在其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就运用大量丰富而鲜活的案例展示了人类的发展计划是如何将生命之网撕裂,从而危及自身生存、形成灾难恶性循环的:

  这个计划(消灭鼠尾草的计划)只顾达到眼前的目的,其结果显然是使整个密切联系着的生命结构被撕裂,羚羊和松鸡将随同鼠尾草一起绝迹,鹿儿也将受到迫害;由于依赖土地的野生生物的毁灭,土地将变得更加贫瘠。甚至人工饲养的牲畜也将遭难:夏天的青草不够多,在缺少鼠尾草、耐寒灌木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平原上,绵羊在冬季风雪中只好挨饿……(2008:67)

  卡森(2008)在书的扉页写道:“谨以本书呈现给声明‘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之论的艾伯特·施伟策。”

  毫无疑问,时至今日,卡森的警世恒言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反思和警觉。相反,半个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潘毅,2011)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凭借都市化、工业化、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我们的个案研究(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这种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更造成灾难的恶性循环,导致脆弱的现代生活(陈映芳,2011)。

  由此可见,天灾、人祸肆虐导致现代生活的脆弱性,是“唇亡齿寒”的结果。在卡森看来,人与自然的生命之网原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人类道法自然(或顺其自然),另一方面大自然滋养人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当人类发展计划将生命之网撕裂时,就会“唇亡齿寒”——“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危害性,更加剧了现代生活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面前,人的无力感和易受伤害性尤其突出,这就是灾难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困境

  从2008年6月24日广州社工扎根映秀至今,我们实现了“与灾区民众同行三年”的最初诺言。三年中我们既深层思考了灾害的社会政治根源,也深刻反思了专业实践的局限性。

  近三年来国内灾害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表明(民政部社会工作司,2011;张和清、裴谕新等,2011a),深受主流社会工作专业模式的影响,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模式基本上是功能主义取向的、方法为本的、修修补补的社会实践。灾害社会工作要么被简化为三大方法(方法为本),要么被神化为无所不能(解决问题)。当问及何为灾害社会工作时,不是割裂地强调透过个案、家庭、小组、社区工作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社会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认为社会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似乎“社会工作方法是个筐,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

  如此割裂的社会工作实践,不仅无法践行社会工作原初的精神(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被人诟病为“堕落的天使”(Specht & Courtney, 1994),而且实践的结果很容易变成:强化社区民众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工的无力感。甚至我们提供的服务根本就不是民众所需要的。

  实践证明,社工如果对自己的行动没有足够的反省,实践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如前所述,社工如果忽视灾区民众“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而一味地开展个案辅导,一定会遭遇“防火、防盗、防心理辅导”的尴尬处境;社工如果不是致力于根除灾难的恶性循环,致力于倡导可持续发展,而是一味地开小组举办社区活动,一定会被民众误以为“社工就是做游戏的”;面对持续的干旱,社工如果忽视民众最迫切的生计需求,除了向民众送矿泉水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社会学的想象力。

二、改变的途径与策略:灾害社会工作再思

  如何根治“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如何超越灾难的恶性循环?如何突破专业实践的两难困境?“5·12”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致力于这些全球性难题及其出路的探索,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灾难的社会政治根源。中国台湾学者李丁讃(2010)指出:

  近年来,社会各种灾难频传。以台湾来说,先后就有金融危机、H1N1流感、八八水灾等大型灾难发生,而且,一个灾难可能又引发另一个灾难,如水灾可能引发政治风暴等。灾难似乎逐渐变成人类生活的常态,我们正进入“灾难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灾后重建只看成简单的恢复过去,一定会陷入“重建—破坏”的无限循环中,无法走出灾难社会的魔咒。因此,本文主张,灾难社会的重建,必须从结构面整顿,把那些所有让灾难发生的结构根源彻底解除,才能慢慢缓和灾难的发生,让社会恢复正常,而这个结构性的病根就是“土地商品化”。

  笔者所在的团队坚守汶川灾区从事三年灾害社会工作。下面笔者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应对灾难恶性循环的几种可能的途径与策略。

  (一)话语(知识)生产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变革(transformation)

  发展主义作为一套主流话语体系,“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但却被看作为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许宝强,2001:2)。众所周知,当发展主义成为霸权统识的话语体系时,当经济指标成为唯一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时,“灾难社会政治根源”的话语体系便失语了。因此,笔者认为,要“走出灾难的社会魔咒”,灾害社会工作者应该致力于“把那些所有让灾难发生的结构根源彻底解除”(李丁讃,2010),而“解除”的前提是生产另类话语体系,让世人察觉到灾难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隐秘。作为一名灾害社会工作学人与行动者,写这篇文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发出另类的声音。笔者坚信,话语生产本身就在推动社会变革。

  华康德(2004:1)介绍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时首先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

  洞见或透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现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由此可见,当我们将隐藏于社会现象背后的隐秘,诸如灾害的社会政治根源等连根拔起时,就是在生产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我们一旦采用新形式表达观点、付诸实践时,对社区民众就具有意识提升和增权的效果。

  陈映芳(2011)在讨论日本抗震救灾经验时说道:

  面对脆弱的现代生活,这几十年中日本人对于脆弱性之源的认识,对于灾害预防及灾害救济系统的建设,是由难以计数的各种社会抗争运动和政策参与行动来推进的。不是国民的隐忍,而恰恰是国民的奋起,推动着国家 / 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专家集团逐步正视并落实国民的生活安全需求。

  当底层民众遭遇天灾与人祸的双重打击时,我们看到了他们极度脆弱与无助的一面,也目睹了他们极其坚强与不屈(自助与互助)的一面,这使我们在心痛并立志改变不合理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从优势视角看到了“希望的社会工作”。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广东茂名“9·21”台风灾害中的人祸问题,社区民众并没有隐忍,广州的媒体人也履行了话语生产的社会责任。在民众抗争和媒体争相报道下,广东省委、省纪委向全社会公开了“紫金矿业溃坝事件调查始末”,“揪出溃坝事故背后的腐败”,“民众向紫金矿业索赔金额超过3亿元”,还社会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清白。③

  笔者认为,尽管灾害社会工作在中国已经推进了三年,但社会工作者在话语生产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学科的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

  (二)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④

  除了话语生产,灾害社会工作实践应该持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社工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深刻洞见和透视灾害的社会政治根源;与此同时,社工还要突破方法为本、问题为本等割裂的社会工作实务,采用整合社会工作策略,通过城乡社区再造和社区支持网络建设,推动从微观的个人、家庭到宏观社会环境的系统性变迁。

  如上图3所示,社会工作的核心是“社会”,从微观之个人 / 家庭和宏观之环境的接触面(interface)而言,“社会”意指社区,一方面作为结构的社会 / 自然环境是通过社区社会文化或生活氛围对个人 / 家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个人能动性(主体性)又深刻地塑造社区文化氛围乃至社会环境(包括国家政策和全球化等)。因此,笔者倡导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立足社区日常生活,尤其是社区支持网络,社会工作既能够透过改变社区氛围(如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从微观层面推动个人、家庭和社群(社区中的个案、家庭、小组工作)摆脱困境,也能够通过个人、群体的改变(社区意识提升等)推动宏观社会政策、社会结构乃至全球生态政治的转变。

  以灾区民众的心理“恐惧”为例。笔者认为,要想彻底根除“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必须持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一方面,透过再造城乡社区社会文化氛围,为个人和家庭提供良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另一方面,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社区成为生计—社会文化—环境良性循环的可持续社区时,才能改变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社工应该借助各种意识提升和增权的社区行动,推动社区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确信:当社区民众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和过度消费的生活习惯,选择可持续的环保低碳生活时;当社区民众疏离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大家选择邻里互助时;当社区民众不再一味地崇洋媚外,而去选择尊重并传承本土社区文化时;当社区民众公开反对“暗箱操作”的潜规则,积极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时……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就会有安全感、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就会逐渐消失。长远而言,当越来越多的社区民众选择可持续生活方式时,那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政策、发展计划,包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才有可能逐步得到改变。

  (三)通向能力建设的自助与互助⑤

  在早期的抗震救灾阶段,我们的团队主要扮演救助者的角色,将最宝贵的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但当国家将灾后重建的目标从紧急救援转向社区重建时,当社工站屡屡遭遇单方面救助的困境时(强化了社区民众的依赖性,弱化了受助者的能力,增强了社工的无力感),当社会工作者不断被社区民众质疑时,社工必须改变自己的角色,致力于激活社区民众自力更生的精神与互助能力,从救助通向能力建设的自助与互助。

  首先,从救助者到同行者的角色转变逐步激活了社区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能动性。不同于紧急救助阶段的“求—助”关系,在漫长的社区重建阶段,社工以同行者的姿态与民众互动。2008年年底我们提出:“重建的希望来源于优势视角和能力建设,社工必须致力于提升灾区民众的能力和创造力……我们还要善于从民众潜藏的资源和智慧中发掘力量,从他们面对困境时的抗争精神(抗逆力)中看到重建希望。”从那时起,社工在与民众同行的过程中,一方面致力于意识的提升,转变其“等”、“靠”、“要”的灾民形象,发育自助团体(妇女小组);另一方面与民众一起盘点社区的资产和优势,共同启动新计划。

  在“编织毛衣”,“映秀母亲”绣坊、食堂、民宿及农副产品交易等计划实施过程中,社工以同行者的姿态具体扮演着协作者(facilitator)、中介者(mediator)、监督者(supervisor)的角色。以“映秀母亲”羌绣项目为例,社工深入帐篷、板房,通过与丧亲妇女深度访谈,从她们刺绣的优势和意愿出发,发育妇女小组,一起启动并持续推动该项目。项目的主体是“映秀母亲”。作为协作者的社工主要协助(而非代替)小组领袖做好组织、生产和交易等工作。作为中介者的社工主要扮演资源链接者、平台搭建者和中间人的角色——及时链接妇女小组急需的启动资金(收购资金等)、必备物资(针线布料、缝纫机等)和技术培训等;致力于搭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开拓市场,寻找订单等;将外界的各种社会资源和信息(另类游客、公益组织、销售信息等)及时转介给“映秀母亲”。作为监督者的社工主要监督妇女小组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使其形成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规矩),壮大和合理使用公益金,使更多人受益。总之,在同行过程中,一旦社工与妇女的互动关系发生转变,小组妇女不再感到社工是救助者(或领导者、扶贫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协助者、支持者,妇女们的自信心、能动性、互助精神及主人翁意识就会不断增强。

  其次,社区民众在实践中不断改变。当社工逐渐转变高高在上的救助者身份,以平等的姿态与社区民众同行,具体扮演好协助者(主体性回归的前提)、中介者(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平台)和监督者(使主体相互制衡)的角色时,主体的实践与自我改变能力会被立刻激活,从而使他们不断创造出奇迹。在与“映秀母亲”同行过程中,妇女一旦组织起来(形成自助团体),她们的热情还会反过来推动社工往前走。例如,“映秀母亲”的代表们赴广州参加“5·12”羌绣拍卖,又参观了广东的农村合作社,这些活动对她们的启发很大,使她们感受到羌绣是有价值的,合作社是有力量的,广东人民是真心支持汶川的……意识提升了的“映秀母亲”返回家乡后,就组织姐妹们共同启动“映秀母亲”绣坊、食堂等生计计划。她们的首创精神和行动力是社工始料不及的。

  在“映秀母亲”的推动下,社工协助妇女们启动了民宿及农副产品交易项目。这些计划的主体是乡村妇女,社工在其中扮演协作者的角色。例如,在最近一次(2010年12月27日)为期五天的乡村生活体验游中,社工只是将来自城市的40名游客带进村里,余下的体验活动都由妇女们安排。那天下午客人一进村,就受到了村民欢快山歌和熊熊篝火的欢迎,之后,早已分好工的民宿小组妇女将客人分别带到自家食宿和体验。第二天,妇女们分小组有条不紊地带领游客生态远足、探访农户、与妇女小组座谈、参观养鸡场、兰花基地和菌子厂废墟等。体验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妇女组织的藏羌锅庄联欢会上。在寒冷的夜晚,上百名村民与远方的客人围着篝火跳锅庄舞、吃烤羊肉、点燃烟花,寂静的山村沸腾了……在后来的分享会上,客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感动”,工作员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村民们给我很多惊喜,对客人的热情,接待方面的细节做得非常好,并且我再次体会到村民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情。客人离开的当天,一大早,村民们主动走山路下来到绣坊,等客人开完两个半小时的分享会后送大家离开。我被触动了,被这种短暂时间培育出来的那份感情所触动。我享受这种感觉,享受村民和体验者带给我的那份快乐。所以,我愿继续努力,继续来享受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不同感受,在此愿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来享受其间的所有情绪。⑥

  区结莲(2009:5)反省道:“我开始觉醒到,若要让对方变得有能力自助,应该从对方自己的觉醒开始:觉醒自己身处的困境,觉醒自己在生命中有选择的可能,觉醒自己想要些什么、不想要些什么。”只要社工在与社区民众同行的过程中把握好协作者的角色,社区民众就会朝向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2008年年底,几百辆汽车被暴雨阻挡在映秀板房区三天三夜,许多人乘机向司机高价出售盒饭,这时,“映秀母亲”小组领袖立刻发动刺绣小组成员连续三天免费为司机送饭。她们说:“原来都是别人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帮助别人了。”她们还说:“‘映秀母亲’项目不是我们一个村的,也不是我们映秀一个镇的,它是我们整个汶川母亲的……我们应该帮助更多的母亲们。”妇女们说到做到,这之后,她们与社工一起将妇女小组扩展到汶川的其他乡镇,惠及了更多的社区民众。

三、结 论

  基于学科的社会责任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透过三个典型案例,得出以下结论:半个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具体到中国,都市化、工业化、消费主义等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更造成许多灾区灾难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主流灾害社会工作是方法为本、问题为本、割裂的、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既不能回应灾难的恶性循环,也无法满足社区民众可持续生活的需求。

  为了根治“恐惧”的社会政治根源,超越灾难的恶性循环,突破专业实践的两难困境,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三种可能的改变途径和策略。一是透过话语(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变革。笔者认为,当我们将隐藏于社会现象背后的隐秘,诸如灾害的社会政治根源等连根拔起时,就在生产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我们一旦采用新形式表达观点、付诸实践时,对社区民众就具有意识提升和增权的效果。这样做无疑能够推动宏观社会结构或社会政策的改变。

  具体到社会行动层面,第二种改变途径和策略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这是一种推动人与社会结构系统性改变的途径,是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立足社区,社会工作既能够透过改变社区的社会文化氛围,从微观层面推动个人、家庭和社群摆脱困境,也能够通过个人、群体,尤其是社区生活氛围的改变,推动宏观社会政策、社会结构乃至全球生态政治的转变。

  第三种策略是通过“改变人”从而改变社会。社会工作“改变人”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民众通向能力建设的自助与互助。笔者将自助与互助能力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指主体的觉醒能力,即主体觉醒到自身的困境并有强烈的改变愿望;二是指主体的实践能力,尤其是主体的组织与合作能力;三是主体的改变(成长)能力。三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主体意识觉醒—积极付诸实践—实现自我改变(自助与互助)的循环往复。

参考文献:

[美]凯博文,2008,《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

[美]蕾切尔·卡森,2008,《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潘毅,2011,《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载《南方都市报》4月3日,第TM02版。

陈映芳,2011,《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载《南方都市报》3月20日,第A03版。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2011,《灾害社会工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张和清等,2011a,《灾害社会工作:中国的实践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和清,2011b,《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未刊稿。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丁讃,2010,《重回土地:灾难社会的重建》,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6月号。

许宝强,2001,《前言:发展、知识、权力》,载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华康德,2004,《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载[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区结莲,2009,《我只是做自己相信的事》,载曾加达等:《微光处处:28位社会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Specht, Harry and Mark E. Courtney, 1994,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注释】

①参见《南方周末》2010年8月12日,第 B9版。 ②参见《这是天灾,更是违纪违规导致的人祸》,载《南方日报》2011年2月24日,第A12版。 ③同上。 ④关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参见张和清,2011b。 ⑤参见张和清等,2011a:35-42。 ⑥这次体验行的资料来源于映秀社工站工作员余长芳撰写的工作过程报告。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周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