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11年第9期 >> 正文

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环境抗争中的都市女性

——以G市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为例

陈晓运 段 然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分析G市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描述都市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轨迹,并指出,从出于风险焦虑走出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垃圾焚烧到退回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抗争中的女性的行动选择是“游走于家园与社会之间”。这一行动选择以保卫家园为情感动力,以社区为进退自如的平台,以对抗与合作的双线并举为依托。文章认为,环境抗争是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崭新领地,在这其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约与女性作为抗争主体的呈现并存,性别角色与抗争的关联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环境抗争(environmental contentions)是城市治理过程的常规现象。它起因于民众反对各种与之毗邻的具有环境污染、有毒物质危害的“危险设施”(hazardous facilities)。这类设施包括垃圾场、变电站、殡仪馆、炼油厂、精神病院等①,由于其潜在的危害性,居民一般希望它“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②)。环境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女性的积极参与,在西方社会,女性参与的环境抗争往往成为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开展的契机。研究指出,这种现象根源于妇女大量从事受薪劳动以及妇女意识改变促成的父权家庭解体,而其驱动力则在于信息与全球经济的兴起、人类生殖科技的变革以及妇女斗争与多面向妇女运动的兴起。③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是因为妇女创造生命与自然孕育生命之间存在本原联系,因而女性对自然往往采取关照和维持的态度。有些研究则认为女性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是长期以来的社会建构并由意识形态所强化的。④类似研究尽管在解释上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识:在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环境抗争中,女性往往处于涉及日常生活、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等斗争的中心抑或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位置。⑤这种观点得到了性别差异与环境关心的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⑥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则指出上述结论未必准确,它还受限于诸多中间变量。⑦本文聚焦于上述争论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如果女性参与环境抗争,那么,她们将如何行动?

  这一询问提出的目的在于把性别带入到抗争研究中。在既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已关注到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之于抗争实践的特殊意涵。如刘能基于参与者在抗争中的积极表现程度、参与动机、行动策略以及对抗争的影响,将参与者分为“领导层和积极分子”与“都市初级社区以及潜在的动员网络”两类,并认为在政治机遇结构对参与水平有所遏制的情况下,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更为明显。⑧石发勇的研究则指出,体制内成员(如公务员、教师、军人)在信息供给、资源获取和策略行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⑨朱健刚和王超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群体是业主抗争中的主要能动者。拥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员经历和实践沉淀所形成的惯习使得老人们在抗争中往往叠加了“人民价值”和“革命逻辑”。它既高于个人日常生活的道德理性,也高于国家意志所体现的法律法规,并让其中的核心分子产生了一种献身感,其影响是都市集体行动中老人的积极参与。⑩然而,学者们大多在“社会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的基础上展开论述,较少考虑社会性别差异对抗争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影响。然而,在个体差异的所有类型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无疑是个体分化性特征中“更深刻、持久且不对称的”。11

  在经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频发的社会抗争中,女性往往站在“面对面式”(face to face)集体抗争的前线。在这其中,女性将如何行动呢?通过对发生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四个案例的分析,董海军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概念。作者指出,以“弱者”身份为武器主要依赖于同情弱者的人类天性。通过弱者(如女人和老人)展示被强者“欺压”的状态,这种行动一方面能够激发社会群体对弱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制度或政策性庇护从而保证抗争者的安全。12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依托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进路,它主要是挖掘女性如何遭受男权的压抑。高焕清和李琴对村级治理中的女干部“去女性化”现象进行考察并提出这一解释。“去女性化”的存在包含三个原因:一是传统观念之下女性的“历史劣势”使得必须“有狠气”才能“压得住阵”;二是制度规范中的“性别平等”被异化为“像男人一样”;三是现实村治强调“力治”(与礼治、理治相区别,指依靠“强力”)。这使得女性不得不“去女性化”以甩开“弱者”的标签。13上述两种解释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女性,缺乏对城市社会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探讨。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城市业主抗争与农民抗争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业主抗争中的参与者具有更多的行动资源和议价能力,它往往可以获得城市中其他群体(如NGO、媒体)的支援,而不像农民抗争以单一阶层的组织为特征。14

  在观察2009年G市P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以下简称“焚烧厂”)建设的环境抗争(以下简称“P区事件”)中,笔者发现,无论是“示弱”还是“耍狠”,都不能完全解释城市社会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笔者注意到,在以商品房小区为边界的“家园”与超出其外的“社会”之间游走,是这起环境抗争中女性如何行动的最明显特点。通过描述和分析这场抗争中的女性行动,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环境抗争中女性以“游走于家园与社会之间”开展行动是如何可能的?它具有何种政治和社会意涵?

  近年来,围绕邻避设施而产生的业主环境抗争时有发生15,在这其中,女性参与抗争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常见现象。P区事件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本文将以之为例。案例材料来自于2009年10月至2011年3月笔者的实地调查,写作基于四种经验材料:一是深度访谈和集体座谈;二是田野日记;三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公开资料;四是网络在线论坛信息、媒体报道和评论。

二、故事背景

  G市南郊的P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房地产业迅速发展,90年代末期在与市区接壤的地带兴起一个超大规模的商品房小区集群——“南华板块”,几十个楼盘中规模最大的占地近百万亩,居住人口近20万,最小的也有近万住户。业主大多是政府官员、报社记者、企业老板、高校教师以及其他白领阶层,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稳定的事业和不菲的收入。16他们在这块少有工厂和重工业设施、环境优美的地方用不同的风格营造不同的社区文化,使得南华板块异趣横生。然而,这一图景被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划打破。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经济带动了G市人口规模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垃圾产量的日渐攀升。为应对城市垃圾问题,市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规划并兴建了多个垃圾填埋场。随着“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的“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及了这种技术),为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G市政府在2000年前后开始引进垃圾焚烧处理装置。172002年政府在G市北郊的永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工程,该工程被市政府称为“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并于2005年投产。然而,现有填埋场的使用寿命有限,该厂的建设仍然无法消化G市的日产垃圾量,因此,投资建设新的焚烧厂势在必行,日处理能力分别达到2000吨和4000吨的两个焚烧发电厂被列入政府规划,官方预计新厂于2010年建成投产。18按照规划,其中一个新焚烧厂再次选址永村,另一个焚烧厂将在南华板块附近的会村建设。会村周边原先也有一些小型的露天垃圾填埋厂,按照规划将建设一个采用焚烧为主的垃圾综合处理厂,截至2007年政府已完成项目报批、规划选择等事宜,剩下项目的环评工作没有完成。而就垃圾焚烧厂建设的规划信息(包括征地)政府先前并没有向村民做宣传和披露工作,因此,建设前期并未出现村民的抵抗行动。

  2009年9月前后,南华板块的业主获悉焚烧厂建设的消息后,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行动开始上演。在这其中,奔赴在抗争“一线”的女性构造了一幅亮丽的抗争图景。

三、女性的抗争轨迹

  (一)抗争的生发:走出家庭的焦虑女性

  2009年9月前后,政府加快推进焚烧厂建设的步伐。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信息通过该市发达的传媒和网络被业主知晓。部分业主从“零”开始补课,通过互联网搜索“焚烧厂”的有关知识。搜索页面中频频出现的“高致癌物质”、“二噁英”等词汇让之前没有太多概念的业主们“倒吸一口凉气”。部分热心的业主通过互联网将消息发布到所在小区的业主网络论坛,“焚烧厂”、“二噁英”和“癌症”等词汇借助社区网络的散布和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被越来越多的业主了解到,其中就包括女性业主。

  我们去年7月份搬过来住,搬过来就听说呢,要搞垃圾焚烧厂,那时候将信将疑……我儿子上网一查,招标呀什么都出来了,市政府的文件也出来了……(何园,李老太,2010年6月12日19)

  2005年9月我开始在江园住,(20)06年我就开始上江园业主论坛,那个是(知道焚烧厂建设)很重要的渠道。(江园,女青年小萌, 2009年12月13日)

  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老公说的,他是经常上网,去论坛里看各种帖子,然后是他告诉我好像有这么个事情的……我基本上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通过我的老公,他偶尔会在我这里议论一下,哎!现在的政府呀……我老公说这个对环境破坏很大,还有高致癌物质,哎!吓死人了……(江园,女青年蘑菇, 2010年3月28日)

  信息的不断传入使得她们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而她们也不甘无所作为。这样的女性为数不少,譬如何园的李老太、福园的包阿姨、年轻妈妈媛媛等,她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抗议行动。何园的李老太是最早抗议的女性,她同自己的儿子以及怀孕中的儿媳一同起草了《P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起诉书》并在江园的小区论坛上发布,邀请业主参与修改。包阿姨则在自己的小区参与了集体签名抗议。年轻妈妈媛媛甚至着急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她倡导业主在小区公共场所开展“口罩秀”反对焚烧厂建设。部分业主则将印有“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G市”的车贴贴在小轿车上巡游。

  (二)抗争的拓展:冲出社区的“一线”女性

  随着抗议的展开,政府也采取了回应措施。在行动开展的第一个月后,部分积极的业主开始被“请喝茶”,部分则被跟踪或被派出所半夜问询,媒体突然间集体“失声”,这使得部分计划中的抗议表达活动被迫取消。

  与此同时,业主们开展的诉求表达也遭遇“冷处理”。据笔者统计,从2009年9月24日到2009年11月1日,G市政府规划局、环保局在线论坛上有数百条反对垃圾焚烧厂项目建设的意见,但并没得到有效回应。20

  抵制初期,业主们的目标定位于“反对在P区建设焚烧厂”,政府据此提出“P区的垃圾只能在P区处理”,将抵制行动置于业主“自私”、“不顾全大局”等舆论氛围之下。再者,区政府邀请人大代表到现场考察,并由他们做出“焚烧厂是民心工程”的表述。此外,政府邀请专家对焚烧厂的环境威胁提出“科学解释”,并对焚烧发电技术的“安全可靠性”予以论证。其后,政府召开发布会并做出推进焚烧厂建设的强硬表态。

  在“请喝茶”的软暴力、不予回应的冷处理以及加速推进的强硬表态之下,正如江园男性业主巴索所言,部分原先的热心业主开始退出,抗议进入了“最黑暗时期”。在业主们一筹莫展而抗议行动困顿不前的时候,部分女性冲向抗争“一线”,以如下行动打破集体沉默,鼓舞和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到抗议阵营当中,从而使抗议出现了转机。

  其一,行为艺术的创意表达。2009年11月8日上午,一向拥挤的地铁里出现一个身穿环保T恤、头戴防毒面具、手握环保车贴“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G市”的年轻女孩,她在地铁里来回巡游近两个小时,历经15个地铁站并在市区一个繁华的购物广场中展示其装扮半个小时。这一举动吸引了众多路人的围观。其后,她将一天的经历以活泼幽默的笔调风格写下并上传至江园业主论坛。这一帖子随即被顶成“热帖”,这个网名叫“樱桃”的年轻女性就此成为论坛“红人”。业主和网友的疯狂转发使得这个帖子很快就出现在一些更加大众的门户网站上,网民纷纷赞许这名女性的创意行动并称之为“史上最牛环保妹妹”。一个星期后,家住江园的女性业主杨鸟和朋友白雪身披两条环保车贴从江园出发,骑着单车出去到焚烧厂选址附近“郊游”并遭遇当地的警察。她们“调侃”警察的对话也如同舞台剧本般出现在论坛上并被疯狂转发。

  我拗了个特别的造型坐地铁,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环保T恤,有点雷,广告说了嘛,雷雷更健康……但是有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报警说我太雷会引起社会恐慌……下面我仔细说说:早上九点半,地铁三号线的夏滘站,我在车里换上了环保T,戴上了防毒面具,没细想就开门下车,先在夏滘站拍照留念,然后踏上我的壮士之旅。(南园,女性业主樱桃,网络日记:2009年11月8日)

  江园和福园业主论坛上,樱桃的原帖被业主们一路“追捧”,短短两三天,就“砌”起了近40页的高楼。业主们在跟帖上对“樱桃”表示敬佩和感动,盛赞她是“地铁女侠”、“巾帼英雄”。21

  我们都觉得茫然失望的时候,三个女孩子的“行为艺术”,一下子把士气提起来了,对大家鼓舞很大。(江园,男性业主巴索,2010年1月6日)

  其二,女性色彩的悲情展示。2009年11月23日是G市城管委的公开接访日,业主们利用了这一合法的途径表达抗议,女性业主也主动参与其中。当日,随着城管委门口的人群聚集越来越多,几位中年妇女开始面向街道喊起了口号:“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G市”,身边的人群也是一呼百应。随后聚集的人群“散步”前往市政府门口。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最为显眼的是一位七旬有余的老太太。她双手举着“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G市”的车贴,双膝下跪求见市长。面对在场的境外和本地媒体,她泪眼滂沱地哭诉了几个小时。家住秀园怀孕8个月的刘小姐也引来大家的关注。当日,她联络了幼儿园的其他家长朋友一起来参与“散步”。跪见市长的老太太以及孕妇的出现,赢得周围人群的尊重和关注。抗议者在她们的带动下更受鼓舞,也逐渐将当日的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在市政府的抗议现场,笔者记录了下跪老太太的哭诉:

  我们老了,安居乐业,我感谢邓小平,感谢胡锦涛,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政策,我感谢政府,但是政府也该了解一下我们的民意……我在这里跪着几个小时了,市长大人、市长爷爷……我在这里跪着,你难道坐车来都不行吗?

  身边的那几个大姐一直在关注着那个跪着的阿姨,说要拿点面包和水放到阿姨身边,但是阿姨没有接受,依旧在那里跪着。大家跟着喊“阿姨跪着,市长出来!阿姨跪着,市长出来!”

  对老百姓的意见是充耳不闻啊……这个姓X的官员也是出了名的官员啦,雷人雷语啊,没有文化,总是说老百姓是没有文化,现在老百姓的文化都比他们高!(何园,李老太,2009年11月23日)

  (三)抗争的提升:垃圾分类的社区女性

  民众抗议浪潮的高涨使得政府有所让步。2211月份该省环保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P区焚烧厂项目的环评审批要有公众参与。12月10日P区政府发布《创建P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表示将暂缓建设项目,并从2009年12月开始开展为期半年的“全民大讨论”,同月20日,P区区委书记宣布项目“暂时停建”。政府的“让步”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抗争者因行动取得效果而更有信心,二是部分原先以反对选址为目标的民众开始退出。而在此时,政府方面指出,“垃圾围城”危机日重,如不建设焚烧厂,P区的垃圾没有出路。以此凸显垃圾处理的紧迫性与焚烧技术使用的必要性。

  为了使得反对焚烧的行动能进一步维持,具有垃圾减量功能的“垃圾分类”成为业主行动的新指向,宣传和推广垃圾分类成为重点开展的行动。就垃圾分类而言,诸多具体的活动和细节必须回到当地的社区。这是女性们最为熟悉的家园,在此行动的新舞台上她们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经过了“一线”抗争而回归社区的女性们在认识和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表示要继续下去,将“运动进行到底”。受到先前经验的鼓舞,不少女性选择了从自己的生活实践做起,积极地寻找和收集相关环保知识以及垃圾分类的经验。这个时候在江园论坛上也逐渐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环保生活”以及垃圾分类经验的帖子,更有不少女性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做起了“垃圾减量和分类”的实验。樱桃的担忧远大于兴奋:

  一天不停止所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的运动就一天都不会停止。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每当我看到广告牌上的公益宣传画就在想,垃圾分类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南园,女性业主樱桃, 2009年12月20日)

  家住江园的女青年伊伊让我们看了她养的小兔子,按照她的说法:

  它的饭量特别大,全家人的青菜量都不够它自己吃……厨房的垃圾它都吃了还不够,我一天还要买很多番薯叶给它吃。这只鸡是最近才买了养的,家里人吃剩下的小骨头什么的,它是可以吃掉的,起码有它俩几乎没什么厨房垃圾。(江园,女青年伊伊, 2009年12月13日)

  然而,这种零散的分头行动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要想能够持续地推动下去,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寻求一个持久的发展平台。2010年春节过后,在部分业主倡议下,江园、福园以及秀园等几个小区纷纷自发组织了“绿色家庭”的社区垃圾分类回收行动,固定每周日在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和环保宣传的活动,并号召更多的家庭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以“家庭”为单位来参与社区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依旧是垃圾分类活动的主力参加者。她们积极地参与环保宣传材料的设计以及派发,上门分类回收垃圾然后统一运送或处理。每周活动结束之后,就有成员写活动报告以及每次回收废品所得的费用清单一并发布到小区网络论坛中,推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现在政府推广速度太慢,宣传册子一直都没发到南华板块小区居民手中,很多民众都不知道垃圾分类细则。我们的指南比官方的更加细化,图文直白,可以让业主贴在冰箱上看。(江园,女青年珊瑚, 2010年4月2日)

  此外,参与垃圾分类的业主们还积极与政府沟通。江园的珊瑚表示,他们还把“民间版”垃圾分类指南发给街道办,希望街道办也提意见。23

四、抗争与女性的行动选择

  从全职主妇、退休妈妈到行为艺术的女孩们,从举着标语下跪的老太太到“散步”的准妈妈,从反对焚烧到开展分类,女性在环境抗争中成为重要的力量。这场抗争迄今仍未收官,但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从抗争的轨迹看,女性在抗争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作用。当女性所关注的家庭利益受到威胁时,她们会积极“挺身而出”,并在整个事件遇到了较大阻碍而陷入“黑暗时期”的时候以行为艺术打破僵局,让公众为之眼前一亮,并激发更多民众的抗争参与热情。当面对着垃圾围城的危机,互动的民众和政府僵持不下之际,女性又悄悄退回社区,通过“家庭实验”改变着旧有的生活习惯,并尝试着用“最绿色最时尚”(江园女青年伊伊语)的方式消灭家庭生活产生的垃圾。笔者将这种行动选择称之为“游走于家园与社会之间”。下文将对此予以具体分析。

  首先,这一行动选择基于保卫家园的情感动力。抗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社会变迁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不安、孤独甚至怨恨的生产,从而奠定了集体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社会,情感因子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24案例观察中,我们发现拒绝环境威胁和保卫家园是女性抗争行动中贯穿始终的情感线索。

  我两年前在何园买到的房子,当时花了一百多万,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家,你们又要把它破坏掉,我们去哪里,我,我搬不动啦,他一定要建的话,就先把我们这些老的烧了再建,这样我就不操子孙后来的心啦,把我们烧了再建吧……(何园,杨老太, 2009年11月23日)

  在这场环境抗争中,这种情感动力包含了她们对环境风险的敏感性。抗争初期,大多数女性扮演的是“被告知者”的角色而处于焚烧厂建设的信息传递终端。这些信息传递的是“二噁英”、“焚烧技术”等专业性强且与日常生活相去较远的科学知识和语汇。但是,她们吸取的却是诸多词汇和话语背后关涉对家园(生命、财产安全)的风险和威胁的部分。在谈及环境威胁的时候,笔者发现,与男性略显凝重并更多提到政府、政策或国家治理不同,女性经常讲起自己的体验。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环境风险的敏感性。这种因性别差异而在环境感知上的区分在部分研究中已有验证。25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人说,在一个地方建立了垃圾焚烧厂,他的癌症发病率是原来的20倍,那个厂建立了没几年,那癌症死亡率就上升了这么多……(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行动当天所记录下的“散步”群众的讲话)

  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后,都为这个事情惶恐……(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行动当天所记录下的“散步”群众的讲话)

  最初听说政府要在附近建一个焚烧厂,处理城市垃圾问题。后来朋友告诉我是破坏环境并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的时候,才觉得这对于我而言是个不好的消息,当时很震惊,三岁的女儿还在家里,只有婆婆带着,我赶紧从国外回来。(江园,女青年伊伊,2009年11月23日)

  随着抗争的展开,环境风险——是否“受害”的不确定性催生的个体焦虑往往演变为行动上的冲动。相较男性而言,都市女性在信息获取上较为依赖家人、邻里街坊和社区论坛。在家庭或社区内部小范围交流的多为“同质化信息”。在小区邻里的常规交流圈(如“妈妈圈”)中,环境风险所引发的个体焦虑不断积累并塑造出一个“焦虑社群”。26而在本土环境下,女性以他人为中心的压力认知倾向是非常清晰的。27对于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女性来说,当意识到家庭生活会受到威胁、家人会存在风险或者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之后,个体相互感染使得不安以及焦虑很容易转化为行动的冲动,在同质化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女性心中的冲动得到一次次的强化。这种情感上的转变使得更多的女性考虑到家园保卫而无法安心,于是转而选择加入到行动中。对于她们而言,只有行动才能保护家庭。

  不上访,不出来,有一天我会后悔的。(南园,女性业主樱桃, 2009年12月24日)

  那个时候我是担心我儿子出事,我是跟着去的……我都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当时是我不知道……我就不想儿子太抛头露面,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我就说算了,你还是好好工作吧,我来弄吧……(何园,李老太,2010年6月12日)

  我早都想好了,我想好了来跪,我要跪见市长,因为我们平时见不到市长,如果我见到市长,我想说很多很多话,市长不见,我就没法说,市长不见,我就要跪,我要见市长……谢谢大家,我要见市长……我宁愿跪死在这里……为了我的子孙后代……我宁愿跪死在这里……(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行动当天所记录下的下跪老太太的讲话)

  男性业主抗争者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得较为“理性”,会事先考虑好行动策略和后果,呈现出“理性思考、谨慎行事、缜密安排”的特征。与此相对的是,女性从情感上的焦虑、不安到实际的行动、表演,这一转变过程中她们更为在意的是情感和感受的直接表达和宣泄,因而在实际行为过程中会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特征,尤其是在抗争的初期,各方行动和观点都不甚明朗、潜在参与者尚未被唤起的阶段。而正是这样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使得女性在初期的行动表现为一种“直接反弹式”的行为,并且对后果和策略往往不做过多考虑,而重在表达自己“愤怒”的感受,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试图通过这种情感的宣泄和感受的外露来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起到“以情动人”的作用。所以,对于女性抗争参与者而言,从“情感上的愤怒”到“行动中的抗议”,情感起到了直接的决定作用。

  女警察的话像铃铛一样在我头顶敲了一下,这真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以为我的行为是温和而没有危害的,但事实上危害确实有可能发生。万幸的是我是在G市,地铁上的人们以G市式的宽容平和都相信我是支持环保的行为艺术……28

  那天行动呀……我前前后后从有想法到准备也就一天吧,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没敢告诉我老公,就自己一个人就出发了……只是后来被警察盯着了以后我有点……就打电话给住在我家里的那个朋友,让她来接我……她一听就不得了了,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结果这个事情就让他知道了,然后他就发火了……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吵了三天架……不过后来还是……他对我后面的行动不支持也不反对……(南园,女性业主樱桃,2010年5月24日)

  我们就想到,我们反对这个垃圾焚烧不能单单限于在论坛上看帖、发帖,我们要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反对的,发出我们的声音。29

  “保护绿色G市!”、“反对垃圾焚烧!”、“反对垃圾焚烧”、“市长出来!”、“市长出来”(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行动当天,一个中年妇女引导大家喊口号)

  其次,社区为之提供了“进退自如”的平台。都市社区为女性提供一个家庭与社区距离合适的参与抗争的空间。家庭交际、邻里互动以及社区生活是一个常规现象,譬如接送小孩上下学、缴纳物业管理费等。男性对家庭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贡献,而较少空闲参与类似活动。如此一来,家庭与社区联系的职责也就交由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女性的家庭职责由家庭的相夫教子向外延伸并与社区生活对接,扮演家庭与社区连接的纽带作用,而社区则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开辟了新的舞台。以江园为例,小区以往的志愿行动和抗争中就有诸多女性的参与。30在反对焚烧厂建设的后期,垃圾分类被作为一项志愿行动而推广,小区中就有女性积极参与到倡导家庭垃圾分类的活动中。这些活动大多局限于小区并符合女性家庭观念的要求,使得女性的生活领域维持在以家庭为中心但距离不远的公共空间当中。

  在小区这个平台中,女性可以发挥强大的社区交际能力并逐渐形成一些非正式网络,例如“邻里街坊圈”、“妈妈圈”等。基于小区这一空间的日常生活实践,女性走出家庭的经验不断积累,并成为日后走出社区进而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基础。案例中,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日常的社区参与为她们参与公共生活培育了基本的意识和能力;对那些走“出”家庭的积极抗争者而言,她们自称“体验”是全新的,有的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人生中最大胆的表现”(如樱桃)。

  今天上午是我这辈子最牛的半天,因为今天我走到哪里都享受到人们阳光般温暖的注目礼,像领导一样走到哪里大家都自觉给我让路,像明星般万众瞩目。今天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我终于有幸被邀请去警察局喝茶了,除了我一开始兴奋激动一些,大家都很耐心温和,派出所的民警问了一些问题,法律顾问向我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两个小时的茶话会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然后我们一一惜别。(南园,女性业主樱桃,网络日记:2009年11月8日)

  这个车贴是朋友买的,所以我还是挨家挨户去送,如果人家愿意接受,我就给他,就不浪费了。(江园,女青年伊伊,2009年12月13日)

  派发车贴和传单是这次行动中伊伊印象至为深刻的,她敲遍了两百多户人家的门,“我对自己的生意都没试过‘陌生拜访’”。

  与依托于现实中的社区日常生活并行的是女性“在线”的网络空间体验,特别是论坛和网络聊天组(例如QQ)等以信息共享和即时沟通为主要功能的网络体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网络空间的体验相较男性并不缺乏,搜索信息的技术也不见得逊色。对女性来而言,网络空间里的体验和交流具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通过信息搜索以及彼此的信息交换提升她们相互“学习”的能力,包括前期抗争阶段网络搜索技术以及对事件进程的关注,到后期开展社区环保分类行动,通过论坛交流环保经验以及对相关活动进展的即时更新拓展了女性的行动空间以及抗争过程中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个体验过程也为她们提供了从家庭以及邻里等较为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出来并结识更多家庭之外群体的机会。例如江园女青年伊伊就指出在网上也结识了一些朋友,而这又能够鼓舞和带动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整个事情,进而培育和强化了她们的公共精神。

  “我的技术不好”,江园女青年伊伊说,所以她更多的是看论坛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业主QQ群的最新消息,“我让QQ开着,有时候它闪了我就去看,23号那几天很多信息,QQ一直在闪”。她并不会专门去寻找一些其他信息,对小区论坛和QQ群提供的信息更为依赖。

  我们每次活动之后,就会有人专门把这次活动有哪些新成员加入,垃圾分类回收情况以及经费等(进行)总结,然后发布到论坛里面,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江园,女青年珊瑚,2010年4月2日)

  抗争中的女性从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焚烧,再回归社区开展分类,这样一个持续反复参与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社区提供的“进退自如”的平台——包括现实中的社区和网络中的社区。正是社区平台使得她们实现了从缺乏公共事务参与经验向政策倡导的飞跃。

  最后,“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还取决于具体行动上对抗与合作的双线并举。抗争过程中,女性逐渐开辟出了两条战线——反对焚烧的公开抗争和垃圾分类的环保行动。前者主要体现在女性的抗争表演并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31为主要策略。案例中,从坚守抗争一线、身怀六甲的“准妈妈”(秀园刘小姐)到泪眼滂沱、双膝下跪、求见市长的老太太(何园杨老太太),这种“柔弱女子”的形象往往能够引起很强的道德震撼。“弱者”以情动人的温和表达将抗争柔性化并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抗争现场可能的暴力和暴虐。这样会促使潜在参与者的道德情感受到猛烈的冲击,并由此焕发出他们参与的热情。32举例来说,有市民对“樱桃”、下跪阿姨表示赞许:

  在体育西站出站时,一个路过女孩却甜甜地对我说:“我支持你!”(南园,女性业主樱桃,网络日志:2009年11月8日)

  在最艰难的时刻,她(樱桃)像一个大侠一样冲了出来。我一点也不吝啬对这个女孩子的赞美之词,那两天我相信是很多人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感觉到绝望的时候,这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女子的勇敢的举动,极大地唤起了华南人民的勇气和信心。33

  天天在这里坐着,那就问题大了,一天两天还行,反正我们是家庭妇女,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就过来了(一片笑声)……(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行动当天所记录下的“散步”群众的讲话)

  而在城管委的接访处,樱桃向接访领导询问政府的垃圾分类时间表之时,讲到自己看到的“垃圾收买佬”的凄惨生活时,不禁动容而潸然泪下,这个时候坐在他对面的工作人员则默然而无奈,赶紧安慰她别哭了,旁边有人赶紧将纸巾递给她。

  市政府行动当天,大家帮助下跪的阿姨慢慢起身站起来,自觉在队伍里让出一条道欢送阿姨和老伴离开,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着“阿姨好样的!谢谢阿姨!”沿途,不断有人跑出来说,“阿姨好样的!”

  这些女性在抗争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

  作为男人我很惭愧,在反焚烧事件中,女性的推动作用比男性大。(江园,男性业主光头,2010年1月6日)

  女性通过柔软的身教与垃圾分类的力行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源于家园保卫的情感,她们从家庭中走向社区,走向抗争前线,以其创意而勇敢的行动带动了更多的参与者。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大多数女性从抗争的“公开表演”中回归到“家庭”和社区中,从改变家庭生活习惯做起,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环保行动,宣传环保知识,发动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等活动。这些女性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各种环保常识,结合国外垃圾分类经验而精心设计出可读性强的垃圾分类环保宣传单,发起“绿色家园”活动,借此机会影响更多人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的行动中。在整个事件取得阶段性胜利逐渐沉寂之时,女性通过“战线的转换”试图开辟与政府合作与协商的可能空间,并通过发挥女性在垃圾分类上的持续力、创意力和能动力,填补男性闲暇较少而难以持续投入垃圾分类的日常行动的空缺,进而实现社会对整个事情的持续关注以及推动垃圾处理问题的解决。

  只要你不在我们家门口烧,我就给你弄分类,我们就这么个觉悟……(何园,李老太, 2010年6月12日)

  我们要还原垃圾处理的本来面目。第一个就是源头减量;第二个是做垃圾分类,我们要把用最适合的方法去处理对的垃圾。(南园,女性业主樱桃,2010年3月5日)

  这个宣传单是基于城管委的官方垃圾分类宣传册,借鉴外国经验和各方补充资料设计成的。(南园,女性业主樱桃,2010年4月2日)

  希望这样一张“美图”(垃圾分类宣传单),能让每个拿到的人都带回家,每天多看几眼,学习垃圾分类。(江园,女青年珊瑚,2010年4月2日)

  从奋战在抗争“一线”到退回垃圾分类的大后方,女性在应对压力时更具韧性和弹性34,使得她们既能够通过抗争表演和情感展示等引起大众的共鸣,进而鼓舞和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又能够在抗争平静下来的时候,以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环保宣传和垃圾分类的社区行动,较好地改变对立的姿态,用柔性的方式拟合“邻避”的对抗性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五、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就P区事件而言,尽管环境抗争并非围绕小区内部共有资源权属纠纷(如物业管理费、小区公共设施经营收入等)展开,而是面向小区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公众,但是,女性不仅频繁出场并走出社区,且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环境抗争中女性的行动选择看,游走于以社区为边界的家园与外在于社区的社会之间是最主要的特征。在社区为边界的家园中,女性强大的社区交际能力以及号召能力得以具体的体现,可以说社区已经成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主阵地。女性在社区为基础的环境运动中积极行动的动力基于家园保卫的情结。可以说,家园保卫是女性维护家庭利益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了,女性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不安并付诸行动。在实际的行动中,以社区提供的平台进行“在线”的参与和“线下”抗争,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之间进退自如。不仅如此,她们还越过家庭和社区的这一私人领域空间的地理界限,走入更为广阔更为公开的抗争场景中。

  在此过程中,她们的行动选择既包含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的示弱策略,也包括发挥柔软身教而在垃圾分类中身体力行。与此同时,女性不需要“耍狠”,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行动选择表明了作为抗争主体的在场和立场,同样可以将原本隐匿于家庭的女性角色带入公众视野,将家庭和家园作为一个与国家法规和政策互动的公共空间。女性的弱者展示和垃圾分类的身体力行正如卡斯特指出的,自我牺牲以及许多直接的、伴随着自我约束和非暴力表现的行动,给这个流行玩世不恭的时代带来了一种足以重建信任、弘扬伦理价值观的亲历亲为的态度。35

  都市环境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女性参与抗争的行动选择的差异性部分源于特定结构背景的影响。在农村,妇女大多以局限于家庭、隐藏于男性身后的传统女性形象出现。而在中国城市中,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新的“进步”叙事,女性在经济建设中以“打工妹”、“女强人”、“女富豪”等形象出场,都市女性还被冠以高素质、消费、时尚以及追求生活品质等表述。与此同时,国家对“男女平等”、“妇女权益”和“妇女参政议政”等话语宣导又给女性提供一套关于公共生活的另类想象。36在国家权力强势在场的情况下,都市女性借用了“健康生活”、“时尚”等话语并以“高素质”的形象介入其中(如提供垃圾处理知识、开展垃圾分类等)。她们积极参与,主动表达,发挥女性的智慧和行动力,走在了公共视野当中,寻求展现女性的平台。女性之所以能够在抗争过程中呈现出如此积极的图景,其另一因素是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它们能够将女性在抗争中的作用传播到社会公众,进而扩大女性在其中的影响力。就此而言,环境抗争中的都市女性不是处于公共生活的边缘地位而少有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她们可以在与政府的互动对话中积极争取机会发言和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女性特有的细心特质、对环境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较高以及在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着相对较多的职能,加上投入生活的时间相对较多等特点都使得女性在环境议题下具有天然的能动优势。可以说,依托家庭与社区的私人领域,环境抗争为女性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呈现新的领地和舞台。

  (二)进一步的讨论

  一方面,尽管环境抗争中女性积极参与,然而女性的抗争“在场”仍然夹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规范。传统文化规范对男女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逐渐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规范(如“母”、“妻”、“妇”)。在中国城市中,都市女性仍承载着“男女有别”的文化规范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化过程中,她们被赋予关爱者和养育者的角色,并被期望富有合作精神和同情心。这使得她们非常重视生活和各种关系的维系,且视家庭健康和安全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对关乎此方面的威胁非常关注,尤其威胁发生在当地(local)。37为了“家庭”、“儿女”、“子孙”——这些情感驱动的抗争理据部分地再现中国社会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规范较为根深蒂固,因而,女性会被逐渐强化为以家庭为中心。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然而,吊诡的是,在抗争过程中,女性却是因意识到家庭利益受到威胁而把家庭变成一个与国家政策抗争的战场,并用她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出抗议的声音。这种现象部分地呈现了“以家园对抗国家”38的政治意涵。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规范的影响一定程度约束女性走入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可能。西方女性参与环境抗争最为开端和知名的案例是爱河事件。纽约州尼加拉瀑布的爱河(Love Canal)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被倾倒了大量工业有毒废物垃圾,1978年一场特大暴雨使得居民住所、地下室和学校操场到处渗透出有毒物质,带来树木枯死、妇女流产和新生儿畸形等诸多问题。社区一位名叫罗丝·吉布司(Lois Gibbs)的妇女为了捍卫她儿子的健康以及家园价值带领社区居民展开抗议行动,抗议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吉布司则于1981年创建“市民清理有毒废物之家”(citizen’s clearing 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s)。类似案例并不少见,女性参与的环境抗争往往成为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开展的契机,在西方自由结社的传统之下,政党、NGO及社区组织的介入和生成成为抗争后期的常见景观。39

  在中国城市的环境抗争中,社区同样为女性介入环境抗争提供了理想平台。在这一平台中,都市女性在实际生活中承担三重角色。除了日常的企业或单位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ve work)之外,她们承担着相夫教子维系家庭的再生产性工作(reproductive work);与此同时,在都市社区中,女性的家庭职责不断扩张并从家庭内部向社区延展,女性越来越多地从事社区层级的管理工作(community-leveled management work)40并日益成为维系家庭与社区的枢纽。这给了女性更多的空间参与到社区生活,并很好地培养和提升女性在社区中的交际能力和活动能力。与此同时,女性所肩负的家庭职责以及弹性的时间使其能够更容易加入到社区为基础的环境抗争中,这为其进一步参与到社区及社会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基础。然而,传统文化仍然规范着女性的“务内”品格,尽管案例中女性积极参与到社区志愿行动——开展垃圾分类的“绿色家园”中,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到类似西方社会女性参与环境抗争后期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不断崛起的迹象。这种现象一方面离不开国家政治制度对社区组织生成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建设的约束;另一方面,经验层面呈现的是女性更多乐于在以社区为界限的“家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之间游走。

  总而言之,从都市女性的环境抗争实践可以看出:传统文化规范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传统文化规范的再现和女性作为抗争主体的呈现是并存的。它们共同塑造着环境抗争中女性的行动选择。就此而言,环境抗争的女性参与是否具有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被压迫”以及寻求解放的意涵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女性在环境议题及社区提供的行动舞台上的展示已是一个经验事实,因此,从经验层面而言,国家治理在政策选择上应该更具性别敏感性。就理论研究而言,性别角色与抗争的关联值得进一步挖掘。本文仅希望达致抛砖引玉之功效。

  *感谢中山大学郭巍青老师、何艳玲老师、陈那波老师及上海政法学院石发勇老师的建议。本文同时获得中山大学211工程培育项目“基于物权的城市社会冲突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8100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SH013)的资助。


【注释】

①Kunreuther, Kevin Fitzgerald & Tomas D. Aarts, “Siting Noxious Facilities: A Test of the Facility Siting Credo,” Risk Analysis, Vol. 13, No. 3, 1993. ②它在英语世界中有一系列家族相似表达,如“not in my term of office”(NIMTOO)、“locally undesired land uses”(LULU)和“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one”(BANANA)等。具体参见Michael B. Gerrard., “The Victims of Nimby,”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Vol. 21, Iss. 3, 1993。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④ 杨玉静:《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妇女与环境关系评析》,载《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4期。 ⑤[美]黛安·罗谢瑞、巴巴拉·托马斯—斯来特:《社会性别与环境: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视野》,胡玉坤译,载《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⑥Lynnette C. Zelezny, Poh-Pheng Chua & Christina Aldrich, “Elaborat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56, 2000, pp. 443-457. ⑦Paul Mohai, “Men,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 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 Gap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Activism,”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No. 5, 1992; Debra J. Davidson & William R. Freudenburg,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cern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vailable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28, No. 3, 1996, pp. 302-339;洪大用、肖辰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⑧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⑨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Fayong Shi &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6, Iss. 1, 2006, pp. 314-332. ⑩朱健刚、王超:《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载朱健刚(主编):《公共生活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加]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12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载《社会》2008年第4期。 13高焕清、李琴:《村级女干部的“去女性化”:性别、社会性别和领导力》,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 14朱健刚、王超:《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 15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16陆晖:《P区人:我们不要被代表》,载《南都周刊》2010年1月4日。 17池朝兴:《G市生活垃圾处理协调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载《城市运行管理》2009年第3期。 18曾文琼:《2010年7成垃圾焚烧发电》,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4日,GA39版。 19文章对所涉及的地名、人名进行了处理,其中“何园”、“江园”是小区简称,2010年6月12日是参与观察或访谈的具体时间,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20G市规划局对业主意见的“通用”回应为:您反映的意见我们已经收到。据悉,P区垃圾焚烧厂正在进行环评的相关工作,建议您把意见同时向建设单位和负责环评的单位反映。感谢您对城市规划的关心与支持。 21肖萍、阮剑华:《有个“防毒面具”在地铁游走 》,载《新快报》2009年11月11日,A18版。 22这并非说P区居民的反抗造成了项目的终止。必须考虑的因素至少还包括G市即将举办亚运会,乃至于官员换届等。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它是重要的“政治机会”,抗争过程中民众借用了这一政治机会。 23许晓蕾、邓靖辉:《业主自制垃圾分类指南:由华南板块多个小区业主涉及,目前还在公示阶段》,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26日,GA21版。 2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5Lynnette C. Zelezny, Poh-Pheng Chua & Christina Aldrich, “Elaborat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ism”. 26[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7徐安琪、包蕾萍:《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8肖萍、阮剑华:《有个“防毒面具”在地铁游走 》。 29《腾讯嘉宾访谈:史上最牛环保妹妹:我们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参见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00305/004377.htm,访问时间:2010年3月5日。 30江园小区有一个“因爱之名慈善基金会”,当初设立是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3岁小孩自发筹款,随后逐渐发展成为“因爱之名慈善基金会”,在江园小区业主论坛上设有专版,具体运作依托于论坛。小区的“抗争史”同样值得一提。举例来说,江园小区业主有多次针对开发商、物业公司的维权实践,在这其中不乏女性的参与。 31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32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 33陆晖:《P区人:我们不要被代表》。 34徐安琪、包蕾萍:《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 35[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07~236页。 36[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7Lynnette C. Zelezny, Poh-Pheng Chua & Christina Aldrich, “Elaborat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ism”. 38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9Robin Saha & Paul Mohai,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Siting: Understanding Temporal Patterns in Michigan,” Social Problems, Vol. 52, No. 4, 2005, pp. 618-648;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3页;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0Caroline O. N. Moser & Caren Levy, “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Gender Planning: Meeting Women’s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Needs,” Gender and Planning Working Paper, No. 11, 1986.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