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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第三条道路

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

【内容提要】 本文对重庆的“第三只手”模式与东欧社会主义晚期的各种“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比较。“第三只手”被赞誉为一次引人入胜的尝试,在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之手”之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用政府持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盈余来资助公共物品,是一种富有创新性的想法,但是这一主张是否能够得以维系,则尚不清晰。中国也许正在形成一种房地产泡沫,而与其类似的泡沫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已经破裂。关键的问题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是否肯定能够比工资增长得更快。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病入膏肓的时候,一个新的幽灵,“第三条道路”的幽灵,开始在世界游荡。

  “第三条道路”这一想法,并不是多么新鲜。①它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19世纪德国关于“特殊道路”(Sonderweg)的讨论:亦即德国通往现代性的独特道路,既避免了个人主义的 / 无政府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了俄国式的专制。“特殊道路”这一理念的知识和政治史非常复杂。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它主要是民族主义的,甚至给纳粹理论(综合了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启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自由派的德国历史学家使用“特殊道路”这一说法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性 / 资产阶级化在德国被阻断了。“特殊道路”于是被指责要对纳粹主义的兴起负责。最终,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对德国“特殊道路”这一提法进行了部分改造。柯卡提出,德国事实上找到了一条黄金中间点道路,一条在英国和俄国之间通向现代性的道路(Kocka, 1987)。在英国,现代性之路是由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俄国,则是由国家或者国家官僚领导;在德国,现代化的主要领导者们却是“理念人”,亦即“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因此,与英国或俄罗斯版本的现代社会相比,德国的现代性要更多地带有文化或文明色彩,而较少贪婪和官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对他们的国家被强制放置到错误的选择道路上而愤慨:他们要么不得不采纳西欧 /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要么不得不转向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必定存在一种可以超越西方的贪婪和苏联式官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一个集体主义的、平等的、自由的和有效率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体系。

  第三条道路主义者或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是布尔什维克的宿敌②:与成为一名“左翼民粹主义者”相比,成为“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直到这个体系开始瓦解之际,任何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突然冒了出来。在欧洲,这些理论是短命的:到了1990年左右,新自由主义成为霸主。“民粹主义”或“第三条道路”成为一个贬义词:被用来当作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话语的标签。“‘第三条道路’是走向第三世界的道路”——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如是说;亲商业的道路(商业之友)成为唯一的理性态度,而平民主义(人民之友)则是法西斯主义或最好莫过于原始法西斯主义。③

  但是让我先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及那个“第三条道路”的幽灵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欧洲游荡的年代。80年代,我正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书,研究匈牙利重新出现的小家庭农场主(我称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主”)(Szelényi, 1988)。“开放社会基金会”(The Open Society)慷慨资助了两位杰出的匈牙利农业学者巴尔·尤哈斯(Pál Juhász)和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到我这里进行一学期的访问,协助我写作这本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著作。④他们在1990年后都成为(新)自由党的成员,其中巴林特担任了许多年的文化和教育部长,且成为该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是在1985年,当他们在我那里访学的时候,他们属于我称为“社会主义反对派”的阵营。我记得,在他们抵达麦迪逊后不久的晚餐上,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巴尔和巴林特向我描述了正确的农业政策是什么样的,而我则被他们建议中提到的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所应用的程度感到震惊。那个时候,我将自己定位成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于是,也许带着一丝疑虑的语气,我问道:“你们是在建议资本主义复辟吗?”巴尔很沮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分法是多没意思的事情。难道我们不能设想第三条道路吗?”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直到那时,我并没有太多思考“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但他说服了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顺便说一下,以及在中国)的农业部门当时正出现一种看上去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趣混合,这种混合形态用两套竞争性的体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来描述非常合适。请允许我不谦虚地引用一下我自己在这本1986年完成但今天却几乎被遗忘的著作中写过的一段话:

  曾经有一阵子,东欧在1949年的苏维埃化和农业的被迫集体化,看上去已经不可避免地关闭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但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这一理念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到政治和理论议程上来。在波兰,大多数团结运动的理论家们都业已强调,他们在寻求一种替代性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经济体系。尤其在匈牙利,家庭企业的重新兴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证据,这一东欧独有的现象——也许是第三条道路式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梦想,而且是一种不可阻拦的历史趋势。(Szelényi, 1988:17) 

  让我再从这本书中引用一段话,这段话呼应了黄宗智的《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一文中的一些主题。

  政治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都常常假定,(政治)体系趋向于发展成为它们的纯粹形式或理想类型。……混合经济体并不能持续长久:在西方世界的一些福利国家行为是一种“蹑手蹑脚的社会主义”,东方世界的一些市场行为则是一种“蹑手蹑脚的资本主义”。最终,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没有什么替代性的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常常被讥讽为幼稚或者乌托邦。这本书谈论的正是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我们所讲述的故事表明:混合经济是可以再生产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体系,能更为有效率地应对经济挑战……(Szelényi, 1988:5)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便是那些后来成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拥趸的经济学家们,也很少将这个世界看作是由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和表现不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所构成的。当我读到科尔奈那本1980年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著作《短缺经济学》时(Kornai, 1980),我相信我面对的,是一位并不认为市场资本主义强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科尔奈称为“官僚协调的经济体”,参见Kornai, 1984)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科尔奈所描述的,正是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后来称之为“镜像比较”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比较(Stark, 1986)。的确,科尔奈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体系下,会有产生长期性短缺的趋势;但是他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往往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虽然这本书并未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但在我的阅读看来,在1980年科尔奈心许的,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体,两种危机的趋势可以在其中相互舒缓。当我在写作前面引述的文字时,我相信我和科尔奈的立场是一致的。现在看来,要么是我误读了他,要么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Kornai, 1992)。

  和今天重庆“第三只手”的理论非常相像的是——引述一下黄宗智的说法——当时那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和特征”也是“尚不清晰”的。我的“第三条道路”是匈牙利农业改革开展的道路,据说也许是以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业改革为范本。在这里,最初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保留集体农场,但让农民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做任何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家庭工作组织和因此而出现的农民企业家在一夜之间解决了长期食品短缺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混合经济”中,国家再分配部门占据着支配地位,而由一个有活力的、扩张中的小私营部门做补充(在我后来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将这一战略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参见Eyal, Szelényi and Townsley, 1998)。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匈牙利体系并不能等同于1978年后的中国改革,但是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还存在着其他版本的“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一个流行的观点叫做“市场社会主义”(它最终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需要保持公有产权,但另一方面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互动。其中最激进的形式是持股体制(Holding System)。关于该体制的理论出发点是,国有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财产被国有化了,就不可能回到私有产权。正如一位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告诉我的那样——他带着一种悲伤的语气——“我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