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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新实验:中西方学者对话(四)》导言

黄宗智

  这个专题讨论——《重庆的新实验》是我编的《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四辑,在《开放时代》和美国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同时发表。首先是我自己的和高原博士(以及合作者)的两篇论文,旨在系统总结重庆经验的相关材料,并提出作者的初步理解和分析。我文章的重点在重庆之凭借(被初步概括为)“第三只手”和“第三财政”,来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即(我称之为)“公平发展”,其主体是地方政府和其公益性国有公司。在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重庆的第三只手既挑战又借助国内外的私有公司,并且必须和全国其它地方以及别的国家竞争。高原等论文的重点则在重庆的农村,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的,要求三年之内做到家家农户“万元增收”的工程。文章强调的是政府+农户个体(家庭农场)的模式,和近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产业化”模式颇为不同。第三篇是崔之元教授的,他已经发表了多篇关于重庆的文章,这里是他对重庆经验中关键性的土地、国资收益和增值以及文化霸权三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并借助西方的一些“另类”理论来对其进行阐释。

  第一篇点评文章是研究传播学的吕新雨教授关于重庆卫视改革的文章。她借鉴全球各地经验,论证重庆卫视取消商业广告和建立“公益电视台”,是对现今由盈利资本主宰的传媒体制的重要挑战,是试图建立新模式的第一步。她指出,具体如何反映民众心声和纳入民众参与则尚待摸索和观察。

  第二篇是转型社会学理论大家塞勒尼(Iván Szelényi)教授的点评,其中回顾塞勒尼本人三十年来,试图在二元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之外,探寻诸种“第三道路”的经历。基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失败,他质疑重庆经验的可持续性,认为其所尝试的第三道路最终也会失败。

  最后是我对塞勒尼提出的两个主要意见的简短点评。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