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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的资本主义、病态的劳资关系

——评《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

林 琳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催生了劳动力的市场化,使生产力得以解放和发展,同时亦重新形塑着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传染性影响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如何通过变化着的劳工政策和劳动实践影响劳动关系。本文从政治变革延缓导致劳工阶层边缘化、资本主义劳动实践的传染过程、劳资关系的病态发展三方面对该书内容进行了评述,并呼吁社会力量参与塑造劳工政治的新格局。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
 

  

  在邓公逝世14周年之际,网络上不出意料地有了一些回忆和讨论,以缅怀、追思和景仰居多,亦不乏“如果邓小平仍然在世,会对现在的中国说什么”此类略带忿恨的质问。诚然贫富悬殊已经是当下中国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不足以成为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由。比起幻想、抱怨和嫉恨,我们更需要反思和行动,思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改善两极分化中弱势一端状况的行动策略。底层劳工群体极其糟糕的生存与权利保障状况是两极分化的突出呈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如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催生了劳动力的市场化,“工农联盟”蜕变为“农民工”,后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然而该群体的地位和力量却日见衰微,甚至连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伴随劳动力规模扩大{1}而来的,是劳工群体的边缘化。

一、被边缘化的劳工和政治变革的延缓

  

  万幸的是,学术界从来不乏对劳工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劳工问题也有着鞭辟入里的洞见——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的著作《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2}(以下凡引用该书,仅标注页码——笔者注)对全球化对中国劳工阶层的影响做出了新的理解,重新强调了劳工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当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关键。

  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相继解体以后,“为什么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稳定得以在中国并存”成为长久以来为西方知识界和政界强烈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传染性影响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如何通过变化着的劳工政策和劳动实践影响劳动关系,包括公司层面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对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运用及其所发挥的三个功能,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它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契约’中摆脱出来,却依然掌控着政治权力”(第1页)的原因。

  具体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三个独立功能——作为竞争压力、作为资本主义实验室、作为意识形态辩护,影响了中国国内发展。对于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成分尤其是国有部门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起着新竞争源泉的作用,迫使国有企业在劳动市场中参与竞争,极大刺激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对于为适应劳动实践变化的劳动改革来说,外国投资部门起着降低改革敏感性的实验室作用;对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起着意识形态辩护的作用,把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重构为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争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首先在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和非核心部门得以实施,所有制多样化的渐进性避免了“对社会主义的正面冲击”(第14页),大大延缓了政治的变革,特殊的改革顺序使威权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同时存在成为可能。

二、被腰斩的书名和资本主义传染的现实

  该书的英文全名翻译过来应该是《传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但诚如读者所见,“传染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非常敏感的提法在中文版中只能退居至第2章作为标题,作者的核心观点也出现在此章。资本主义的传染性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实现的,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外国直接投资至今除了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外,已经对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取向,乃至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外国直接投资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决策是1979年颁布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法时做出的。{3}据加拉格尔的说法,其时中国资本短缺,先进技术缺乏,国内的管理阶层既弱小又缺乏经验,国家领导人最初只是把外国直接投资“视作一个顺从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得到控制并服务于中国领导人的目标”(第38页),这颇有些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意味,作者也意识到上一次西方列强资本输入给中国带来的累累伤痕。尽管历史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外国资本和政权动摇的恐惧却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初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是非常有限的。对痛苦岁月的回忆使得此后中国相对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难以解释。通过首先吸引华侨投资,一种号称“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巧妙地减少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启动前实践的和意识形态的障碍。

  除了限制投资对象外,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适用地区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经济特区政策便是实现外资企业和国内经济相分离的方式之一。与笔者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截然相反的是,加拉格尔认为经济特区政策对于外国投资者控股权和管理权仍然有严格控制,由于国有经济成分掌握话事权,雇佣管理和技术创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投资环境并未对外国投资者产生太大的吸引力,腐败犯罪问题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尽管开放经济特区遏制了当时的“逃港风潮”{4}并且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但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并没有如愿带来高科技产业的茁壮成长,在此意义上确实濒临失败的边缘。然而,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层中的改革派被迫寻求开放政策的新方向,作者笔下的“开放政策的一个彻底扩展版”(第48页)——沿海发展战略由此诞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发展策略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多地是被外国投资者、地方官员以及后来甚至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共同利益推动的。

  经济特区政策(1979 ~ 1984年)、沿海发展战略(1984 ~ 1992年)到国有企业改革(1992年至今),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逐步模糊了中国企业所有制的边界。利用优惠的自由化政策、低成本的劳动力、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潜在的消费市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聚集。产业增长、技术发展和管理优化刺激了保守派的神经,由于缺乏政策优惠和人力资本,内陆省市的领导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支持者,地方官员之间为争夺外资而展开竞争,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开始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挂钩,并带来更多的地方自主和财政独立;另一方面,境外投资者讨价还价的能力提高,对中国的信心得以构建,开始在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中有了长远的计划和目标。

  从合资企业的国内合作者和合资企业类型的多样化,从现有合资企业中外国股权不断增加,从外商独资企业的不断普及中,我们不难预测外国直接投资向国有企业的蔓延。嫁接外资企业{5}和外资参与中国股票市场是外资参与国企重组的常见方式。但是一个悖论出现在中央政府面前——经济发展是改革中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因素,国有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在理论上不能同时刺激经济的发展和保证国有企业不被合并侵蚀。

  在对以上矛盾的追问中,国企改革至今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学界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国资委出台的“办法”不在少数,早些年关于“工资侵蚀”问题和制度性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的讨论{6}发人深省。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指出,国企改革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今后很多的改革思路和改革设计都要根据国企改革的步伐来进行。{7}这在侧面印证了作者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融入中国国内经济过程是“极其动态的、路径依赖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预定的”判断。

  那么,资本主义的传染是不是止于国企改革,止于经济的一体化呢?传染的资本主义是否还会产生法律制度化、劳动实践、政治改革等其他“国家趋同” (第35页)呢?戴建中在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劳工命运”讲座{8}中,根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描述,准确地指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且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体系建立的过程。笔者认为,加拉格尔正是在对全球化持有类似理解的基础上调查著书的。事实上,随着外国直接投资从非国有部门进入国有部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实践的蔓延已成事实。本书译者序开篇提及的“通钢血案”,可以说是中国劳资关系矛盾的极端体现。工人维权诉诸暴力的原因在于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和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不仅没有受益于经济发展,而且基本权利和利益逐渐被架空,话语权被忽视。换言之,国有资产不仅在流失,而且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正如加拉格尔和其他学者,如杨强、李向民和邱立成、常凯、王春光和李天国的研究发现,劳动争议和劳工维权行动已经在中国持续增加,折射出劳动制度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9}

三、被剥夺免疫力的工人和劳资关系的病态

  作者在第5章中指出,由于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竞相满足外国投资者和国际市场对经营自主权和劳动灵活性的要求,使得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劳动实践在企业层面上成功地实现了向资本主义劳动实践的转型。然而,规制劳动实践的法律制度,以及代表工人的有效组织,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首先,管理层享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实质性的管理控制和自主性提高使劳资双方的地位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其次,通过个体劳动合同制度产生了劳动力的原子化和分化,降低了劳工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深化了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最后,对工人组织的管理控制或压制,扼杀了工会作为工人集体组织调节个人与企业不平等协商地位的可能性。

  可以想见,在层层压迫之下,工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已经濒临窒息和绝望之境。但问题在于,工人为何没有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逻辑行事呢?这就涉及到作者重点讨论的意识形态操控问题。

  在第6章中,作者“超越前面各章对经济结构、实践和制度变革的考察”(第10页),探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变——把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重构为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争论,中国意识形态变革走向一种“内嵌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简言之,就是国家通过转变意识形态的导向,包括把竞争、风险和个人责任作为新的国家口号,来达到改造工人以适应市场的目的,为国家与城市工人阶级关系的激烈变迁提供辩护。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经营的管理成就、个人主义和企业内部竞争得到颂扬。在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国家经济改革的顺序首先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然后是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最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私有化。在外国投资自由化硕大经济成果映衬下,工人的利益牺牲和优胜劣汰变得理所当然和无可辩驳。至此,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得以成立。

  不过,伴随着近年来劳工群体性质的改变和意识觉醒,似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也在与时俱进。目前,来自党、政和官方工会的官方话语已经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在我国的国家性质中,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因此,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就是承认农民工是国家领导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仅仅停留在官方话语和政策文本层面,劳动关系的“法外运行”使得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的分离成为常态。{10}国家对底层劳工的“物质仁慈”和“精神安抚”,即使不是一无是处,也是杯水车薪。{11}

四、社会力量与劳工政治的新格局

  

  严国萍在评论该书时不吝赞美地指出,作者成功地在“资本—劳动—国家”的框架下把握了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的政府、包括华侨和非华侨在内的外资企业主、包括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在内的工会,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制衡和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12}的确,加拉格尔的洞察力是令人佩服的。“国家并非铁饼一块”,即使同样是谈论“国家”这个概念,也应该区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改革派和保守派。他们对于经济建设和劳动改革的立场和态度都并非完全一致。另外,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论证的,不同“国籍”的企业中工会成立的数量、处理劳资关系的策略各自有异,而来自外资企业的工人和来自改制国企的工人对待权益受损的反应形式也有不同的特征。尽管书中牵涉到的问题极其庞杂而繁复,作者仍然能够在“资本—劳动—国家”的框架下做出清晰明确的描述。

  然而,在复杂的劳资关系博弈中,身处底层的工人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出路究竟在何方呢?作者似乎没有在分析和结论以后一如既往地给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其框架下顺藤摸瓜地找到一些端倪。既然是发展主义模式——国家主导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导致了法律制度和工会组织都不能有效地保护工人的权利,那么解决劳工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国家的选择:是继续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掩护下缓解合法性危机,任由经济发展的代价无限膨胀,还是亦步亦趋地推动艰难的政治改革,释放而非控制不仅限于劳工群体的公民意识和力量,真正实现从“革命合法性”向“公民合法性”的转变?无论是从加拉格尔的书中,还是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的类似经验中,我们均可以推测,当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与国家经济增长无关,上述选择之后者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当然,这一愿景有时候未免因为过于宏大和美好,而显得令人“无从下手”。

  不仅全球化下劳资关系的构成是多样和动态的,参与劳工政治和劳动改革的力量也是形态各异的。劳资关系格局的变动从未停息,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其迥异的群体特征为劳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近年来“民工荒”、“用脚投票”等现象的出现,似乎成为了改变“强资本,弱劳动”局面的契机。郑广怀认为,在国家控制的工会体制以及资方主导的劳资关系以外,借助社会力量——如学界和媒体对“血汗工厂”中劳工权益严重受损的报道和披露,消费者责任意识的提升和合理抵制行动的产生,NGO和企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倡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下而上地弥补目前劳动法制和工会体制发展中的种种缺陷和滞后,改善工人尤其是底层劳工群体的生存状况。{13}从国际层面来看,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支持的劳工充权,也在建构着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格局。{14}

  在笔者看来,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即使不成为其反对者,也应有着成为全球化批评者的自觉和意识。如果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果真如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说,将推动政治变革和民主发展,那么公平正义应该首先体现在生产领域,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细胞——流水线上每一位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劳动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本文基于笔者选修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企业社会工作”课程论文修改而成。笔者谨在此对郑广怀老师的指导与各位同学的分享致谢。


【注释】

{1}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仅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人,更遑论整个劳工群体之庞大。法律快车网,http://www.lawtime.cn/info/laodong/ldxw/20110302100335.html。 {2}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4}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因为贫穷和饥荒,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经济特区的思路,缘于1977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广东的一次视察。广东省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邓的反应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后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推动下,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80725/n258377745.shtml。 {5}作者认为,实际上嫁接外资是并购类型的一种,“可以用来描述一个广泛系列的行为,从一个外国投资者购买受到控制的国有企业股份,到外国投资者100%买断企业股权”。见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第59页。比起一般合资企业,嫁接外资企业需要必须在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场所中开展工作,其对中国母公司内部管理的影响比较有限。 {6}详情可参见2004年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担忧,在学界、企业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 {7}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11/22/content_2244976.htm。 {8}2007年1月28日下午,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戴建中研究员做客乌有之乡网站,做了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劳工命运”的讲座。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202/article_4418.html。 {9}杨强:《从权利到利益:我国劳动争议的新特点及其应对》,载《中国劳动关系学报》2010年第6期,第63 ~ 67页;李向民、邱立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劳资关系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第42 ~ 51页;常凯:《是谁引发工人集体行动?》,载《管理人》2009年9月号,第40 ~ 42页;王春光、李天国:《转型中的中国劳资关系研究——以温州为例》,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第13 ~ 21页。 {10}常凯:《劳资关系“法外运行”必须终结》,载《中国经济报》2008年4月7日;和讯网,http://news.hexun.com/2008-04-07/105051911.html。 {11}徐贲:《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34 ~ 45页;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载《开放时代》2010第5期,第27 ~ 38页。 {12}严国萍:《在资本、国家与社会之间——〈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读后》,载《党政论坛》2010年12月号,第58 ~ 59页。 {13}郑广怀:《社会力量推动劳资关系转变》,南方网,http://view.news.qq.com/a/20110116/0018.htm。 {14}岳经纶、庄文嘉:《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65 ~ 169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