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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生命: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投毒谣言与冤案

李若建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空前的一个转型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谣言层出不穷。本文回顾了当时真真假假的投毒事件,分析了有关投毒谣言和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论文指出自近代中国就形成的投毒恐慌、抹黑对手的政治行为加剧了民众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一些地区“放蛊”的集体记忆,对投毒谣言与冤案的形成有相当的作用;当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饮水来源不卫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谣言与冤案的产生。最后,论文指出,制止谣言更加重要的是信息的公开、真实与及时。

  21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似乎又进入了一个谣言频发的年代。2003年的SARS(非典)事件中各种传闻满天飞,2009年河南杞县核泄漏谣言和2011年江苏响水县化工厂爆炸谣言均引发了大批民众外逃,2011年还发生了因日本核电站事故引发的谣言,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民众抢购食盐。虽然事后对这些谣言可以一笑了之,但是谣言背后的社会存在却值得深思。这几个谣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谣言之所以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相信,至少是将信将疑的重要原因是民众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感觉担忧。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谣言时期,影响范围很大的“毛人水怪”{1}、“割蛋”{2}在这一时期发生,形形色色的“仙水”、“神药”事件在这一时期也特别集中{3}。除了上述一些明确为谣言的事件之外,当年还有一类真假难辨的“投毒”事件,这些事件有真实的,有的很快就被澄清是谣言,还有一些谣言居然演变成冤案,有的冤案甚至延续了几十年。分析当年这类事件,剖析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可以史为鉴。回味这些谣言,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年的社会,也许能够对今后减少一些谣言有一点启迪。

一、引 言

  

  谣言平息后,往往被大多数人视为荒唐的。研究这些荒唐的谣言,也许可以借助于福柯的一句话来说明: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和必要的。{4}

  其实,疯癫的无理性,往往是后人或者旁观者的感觉,当事人一般并不如此认为。相信谣言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状态,对于他们来说,相信谣言的原因都是十分合理的。{5}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谣言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谣言是具有深厚的集体记忆背景,并且深深地受到谣言暴发、传播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有的谣言还可能是由于民众对政治宣传的误读而产生的。不过归根到底,激烈的社会变革是谣言暴发的导火索。从这几个角度去分析投毒谣言,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投毒是一种古老的犯罪手段,直到今天也时常有这类案件发生。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最常用的手段是往水源,特别是井水里投毒。因为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井水几乎是每个人的饮水来源。除了水中投毒之外,食品原材料和食品加工过程中投毒也是常见的犯罪手段。但是判断是否人为有意投毒,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没有现代科学化验技术之前,一般很难把普通的食物中毒,甚至是一些其他疾病与人为投毒区分开来。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乏关于投毒的奇案和冤案。

  在中国著名的古代小说《水浒传》中,最有名的投毒案恐怕是潘金莲勾结奸夫西门庆毒死丈夫武大郎,这一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还有一出著名的戏剧《窦娥冤》,剧中描写了一位被冤屈为投毒者的妇女,不幸被昏庸的官员处死的悲惨故事。最著名的现实版投毒冤案应该非清朝末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莫属,根据这一案件改编的文学作品至今还在流行。在深厚的“投毒”恐慌的传统文化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剧烈社会变革中,投毒谣言与投毒冤案的频繁出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介绍一下当年投毒案件的发案情况,似乎对了解当年的投毒谣言与投毒案件的意义有所有助。图1是1950 ~ 1959年全国刑事案件中投毒案的发生件数,1950年395件,1951年突然上升到1708件,然后1952年下降到1162件,1954年进一步下降到417件,1955年后投毒案件不断上升。本文并不讨论1952年后的投毒案件,只是重点关注为什么1951年的投毒案件会突然上升,是真的投毒案的发案增加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如果翻开这些年新编的各地方志,就会发现许多地方都有关于20世纪50年代坏人(特务、反革命、地主等)投毒的记载,可是绝大多数这种记载都极其含糊,没有时间、地点、投毒者与受害者,因此让人感觉到其中不少记载只是一个传说。

二、真假投毒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中国极为特殊的一个历史转折,也因为这种天翻地覆的剧变,让许多重大的事件留下的记载非常残缺,加上长期对口述历史的忽视,让当年许多事情的真相变得含糊,在各种投毒事件的记载上也是如此。因此本文只能说,许多事情的记载介于虚实之间。

  (一)贵州遵义与其他一些地区投毒案件

  1951年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贵州省遵义县城区五一劳动节发生特务分子放毒案件,并且发表题为“从遵义破获反革命案件中取得经验”的社论。在社论中说,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地,都已发现反革命分子放毒事件,是在美国和蒋介石势力直接指挥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国性阴谋。社论要求全国人民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性,严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这篇社会引起广大基层官员和民众对投毒的警惕,也引发了关于投毒的恐慌。

  回顾一下贵州遵义投毒案件,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后继发生的事情。笔者只能根据贵州遵义投毒案的一些零散记载,努力还原事件的过程,指出其中存在的疑惑,期待后人的澄清。

  《人民日报》和一些后来的描述称,1951年5月1日,贵州省遵义的民众举着旗,抬着标语牌和领导人画像游行。突然,游行队伍中有人捂着肚子蹲坐在地上,有人跌倒在路旁,口吐白沫,手脚抽搐。公安人员与赶来的医务人员对受害者进行了检查,断定有人在附近的食用水井中放了毒。与此同时,全城饮水饮食中毒者已达数百名。{6}5月3日公安机关将主犯逮捕,并在案犯家中搜出毒药2400余克。这一案件破案非常快,5月1日案发,5月3日逮捕主犯,5月13日主犯3人被枪决。

  有记载称此次投毒案件,从1951年4月27日起,至5月14日止。据投毒犯供称先后多次在15个水井中投放毒药总数达138包。据专署卫生科不完全统计,前后中毒人数多达806人,治愈803人,死亡3人(又据公安部门统计,此案中毒人数为809人,经治疗无一人死亡)。{7}有记载称,从1951年5月2日遵义城区发现数人中毒,中毒人员不断增加,到5月10日,全城中毒人员多达809人。在这期间,已先后抓获投毒的乞丐、游民及被利用的小孩等19人。{8}两个记载明显存在着矛盾,主犯已经在5月3日被捕,为何中毒人员一直延续到5月10日,为何投毒的人多为乞丐、游民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及小孩,人数多达19人?有的记载称,5月6日中毒人数不断增加,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全城区设立18个搭救站,各处设置了太平水缸,供居民正常用水。{9}如果这样,应该中毒事件要结束才对,为何又有人继续中毒?该记载是说有人被特务组织收买利用,破坏太平水缸,投放毒药在食品上。

  据笔者所见,关于遵义投毒案件的资料还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如有没有人中毒死亡(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死亡2人,也有说死亡3人),死的是成年人还是小孩(《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小孩,但是《遵义市志》说明是成年人{10}),大部分中毒者是在5月1日还是在5月1日以后,等等。被毒死的人是谁,笔者仅见到有一记载,说死者分别是因公出差来遵义的绥阳县财政局杨某和仁怀县粮食局于某。{11}因为投毒案而逮捕多少人,一说38人{12},另一说法是65人{13}。

  遵义投毒案件发生并经过《人民日报》报道后,《人民日报》和主流媒体对投毒案件的报道明显增加,同时各地发生的投毒案也明显增加。1951年6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近在蒙自、开远等地先后发现反革命分子放毒杀害当地居民及干部事件。{14}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省零陵县地主雷某收买40名儿童,到零陵、东安、邵阳等县放毒。{15}

  不久后,《新华社新闻稿》报道了广西宜山县(今宜州)破获了宜山中学内的特务机构,特务计划毒死1000人。先后在宜山多处放毒,有11人中毒致死。广西全县(今全州)端午节(1951年6月9日)前后,特务在该县城区各处及部分乡村的井中投毒,中毒者达1077人。除一小孩中毒过重死亡外,其余中毒者全部治愈。该县公安机关迅速捕获了放毒主从犯30名,其中16名伪装成打铁匠和收买鸡毛、鸭毛小贩的特务分子,14名伪装为叫花子。{16}笔者在宜山县的地方志中没有找到有关当年特务放毒的记载,而在全县的地方志中则说明,当年这一案件是个假案。{17}

  根据今天一些地方志的记载,当时许多地区都发生过投毒案件,但是绝大多数的记载非常含糊。下面是几起比较具体的投毒案件,如1951年6月,福建省宁德县发现伪装成商人的特务,沿交通线水井投毒。宁德县饮用井水中毒者4000余人。曾经抓获一人,携带砒霜3斤{18}(笔者查阅了宁德县周边的几个县的地方志,同一时期均没有特务投毒的记载,倒是其北边相邻的霞浦县在同年2月有疫病流行的说法{19})。1951年8月在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捉了一名被认为投毒的乞丐,乞丐承认是受特务分子指使在宁海的水井、池塘等投毒。{20}1951年土匪在广西龙州县投毒,导致当地群众89户、县武装大队一个排、工作队员10名中毒。{21}1951年,洋县反革命分子投毒致死民工17人{22}(但是笔者在《汉中地区志》与《洋县志》中没有查到相应的记载)。1951年7月14日贵州黎平县地主李昌盛纠集多人趁驻村干部到县开会与小孩出天花之机,先后3次用毒药放入红糖内,假称送“仙药”上门为民,毒死贫下中农小孩46名。{23}1952年广西马山县地主杨某雇用二流子把毒药投入饮水码头,使100多名群众饮水中毒,头昏眼花,上吐下泻。{24}当年在昆明市有坏人在水池里投放毒药,在锅内下砒霜,在售油的油桶内下毒,全市8 ~ 10月就发生反革命放毒事件10余起,中毒300余人。{25}1952年2月,福建霞浦县发现国民党特务投毒,居民中毒19人,死亡2人。{26}

  不过有些投毒案件,是投毒未遂的案件。1952年6月,贵州三穗县有人投毒于驻军食用水井内,被发现井内养鱼全部死光,未造成人身伤亡,破案后投毒者被判处死刑。{27}安徽省阜阳县城内的两名女性地主分子于1951年4月18日向水井投毒被抓获,2人均被枪决。{28}1950年陕西陇县有人密谋,欲乘学校上演歌剧《刘胡兰》时,在开水内投毒,谋害前来观看演出的领导干部{29},未见到这些人结局的记载。

  (二)浙江温岭县的投毒谣言

  1951年6月12日浙江省温岭县白石乡民兵发现两个乞丐老妇在井边徘徊,行动可疑,遂加盘查。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步枪弹壳一个,内藏有白色粉末,当时民兵认为她们企图放毒,两老妇开始不承认,后被绑吊刑讯,才供认为放毒,并称此次来此放毒的有13人,均为乞丐、妇女或小孩,每人有手枪一支,系由逃亡地主指使。民兵将所供出之另11人全部逮捕,该11人开始亦不承认放毒之事,经刑讯后承认。说有的毒药服后立即毙命,有的毒药服后烂脑子、脱头发,两三月后始有生命危险,已在二十余口井内放了毒药等。此事引起全县民众,甚至某些机关、部队人员惊慌,大肆抽水掏井,严查行人,大批逮捕乞丐,自12日至月底各区乡先后逮捕解送县公安局的乞丐者七十余人,邻近之玉环、黄岩等县亦由此引起惊慌现象。{30}此事是一个老太太受不了酷刑而胡编的事,居然引起了一定范围的恐慌。

  蹊跷的是前面提到的宁德与宁海投毒案件与温岭县相邻,发生的时间也相近。宁德地区与浙江省的温州地区相邻,在温岭县的南边,与温岭县相距200多公里。宁海县在温岭的北边,相距100多公里。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出现了这么多的投毒案件,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国民党残余势力有组织的作为,另一种可能是民众的恐慌。同时,投毒者中多为流动人口,甚至是小孩与乞丐,这里又暗藏什么内因?虽然温岭县的投毒事件已经明确是谣言,但是当年还有没有真相没有被澄清?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温岭县的投毒事件早已经被证实是谣言,可是一部2008年出版的温岭县党史还在说,解放初期发现反革命分子利用乞丐对水井水塘等水源进行投毒。{31}

  (三)形形色色的投毒冤假错案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对投毒的恐慌中,诱发了不少投毒假案。笔者见到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有云南盐兴中学投毒假案、河南郏县投毒假案和贵州仁怀三合放毒集团案。

  1951年5月4日,云南盐兴县的盐兴中学发生了一件投毒假案,先后错捕学生60人、教职员17人、机关工作人员18人、工人12人、部队官兵2人、商人5人、其他13人,总计127人。此事源于盐兴中学水池中养的四十余条鱼中死了一条,因此怀疑有人下毒。由于时任盐兴县文教科长(相当今天的教育局长)兼中学校长蒋某等人挟私报复,陷害与其有矛盾的教师,刑讯逼供师生,把藕粉、香水、摆子药、煤石灰等都指认为毒药,致使大批无辜者身陷囹圄,关押期间受到摧残成疾而死2人。{32}

  1950年河南郏县投毒案。1950年2月6日河南许昌专署的郏县一村庄发现井水发浑,当晚有村民肚痛。2月14日井水起沫,基层官员认定是特务投毒,认为该村地主李某有重大嫌疑,将李逮捕送县公安局审讯。李被迫承认投毒,并供出同村医生王某同谋计划配制毒药投毒。于是又将王某逮捕,将李、王二人判处死刑。许昌专署接到此案后,觉得有可疑之处,遂决定提审调查。结果发现:原认定吃水中毒的村民并未吃此井水,且已经医生诊断为霍乱治愈。事实证明井水无毒,被告口供全属虚构。{33}

  三合放毒集团案。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三合区委认为坏人利用开会的时机,要在食物中放毒谋害区委书记,共捕数十人,其中有地主富农,也有贫下中农,甚至有积极分子、农会主席。办案人员逼供审讯,迫使一些人交代,此案历经数年,案犯时而供认时而翻供,疑点甚多,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早就对此案有怀疑。由于当时办理此案的区委书记已担任要职,不便平反此案。后来由法院、公安局联合复查认为“放毒集团”子虚乌有。按错案报请县委审批,县委认为案犯有阶级敌人(地富分子),也有基本群众,为慎重起见,对此案的结论是:既不作错案全部平反,亦不认定原案没有错误,决定将一些涉及此案的基本群众予以释放,对地富分子、有历史罪恶的人,按历史罪恶量刑判决,无历史罪恶的释放。{34}

  除了前面提到的广西全县投毒假案之外,笔者见到的关于这一时期发生的比较大规模的投毒假案还有:四川省古蔺县修建蔺太公路中的“投毒案”。{35}云南双江县小学教师“反革命投毒案”,牵连108人、逮捕9人。{36}云南泸西县1952年 “青年党投毒案”,牵连176人、处死19人、死缓10人、徒刑17人、未判决关押死亡4人、被斗死1人、管制3人。1954年已知是错案,但是到1984年才平反。{37}云南玉溪“大暗害案”,牵连108人。当时痢疾流传,被认为是敌人投毒,将“嫌疑犯”刑讯逼供,被审人乱供,铸成冤案。{38}1951年云南思茅县“妇女放毒团假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39}1951年云南镇沅“放毒案”,在刑讯逼供下,被捕人员大都供认参加了反动组织,1987年平反。{40}1951年贵州省普安县一些工作队员、公安人员吃饭后肚子痛,找来草药服用解毒,引起呕吐,有人揭发说是67岁老妇罗某放毒。便将罗抓来讯问,开始罗不承认,被吊打后承认放毒。法庭便依口供判处罗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检查中发现案件仅有口供而无任何其他证据,并且那天,工作队长亦同桌吃饭,饭后便到区里开会,却未肚子痛。事后平反此冤案。{41}

  关于这些冤假错案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今天已经还原真相。当年对形形色色的案件,处理相当草率,因此发生冤假错案是必然的事情。在1952年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十三区事件”中,基层官员无中生有谎称有匪特,动用酷刑逼供民众,被株连的共有574人,被捕扣押共计133人(随时扣押并作释放处理者不计在内),其中地主成分23人、富农成分8人、贫雇农成分102人。有4人由于受到严刑拷打,被捕入狱后而冤死于狱中。有贫下中农8人(9命,内含一孕妇)自杀身亡。自杀身亡的8人中,两家系集体自杀。事件中枪毙无辜者13人。在这一事件中,有一段情节涉及投毒,基层人员的处理极其荒唐。当时谣传村民林某在各村的水井中投毒,公安人员传讯林某,他开始并不承认,但因逼供被迫承认,并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凑成一包“毒药”上缴。事后有人刑讯者问及这事时,他说投毒的人抓到了,“毒药”也已上缴。{42}这一人命关天的案情,视同儿戏。

  真正的投毒肯定存在,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各种投毒案中,恐怕有一部分是真假难分。当年正好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对投毒犯处理极严厉,不少被认为是投毒者的结局凶多吉少。

三、被放大的恐慌

  谣言的暴发过程,有点类似于地震的发生。当地表下的能量在积累时,人类并不知道这种能量何时、何地暴发,而有些地震的破坏力相当之可怕。当在民众中,惊恐不安与不满愤怒在平静中不断沉淀时候,也许为一场谣言的暴发做好了准备,这时只是需要一个点燃导火线的事件。地震过后,人类往往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哪些地区比较多地震,哪些年代的地震暴发得比较频密。回味一下历史上发生过的谣言,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发生谣言比较多的地区和年代,这也是要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去探索谣言的最主要原因。

  谣言,特别是大规模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扩散,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恐慌。这种恐慌在投毒谣言中,表现的特别突出,因为民众特别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伤害。害怕是人类的本能,特别是生命有受到伤害威胁的时候。因此从时间与空间的视角,去研究这种恐慌的形成,对了解当年的投毒谣言与假案应该有所帮助。

  (一)近代中国的投毒恐慌

  从时间的角度上看,民众的投毒恐慌由来已久。投毒案件是一个真假并存的社会现象,回顾历史上这类事件可能对了解20世纪50年代众多投毒案件有点启发。

  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各国列强从政治、军事、文化上全面入侵中国,让国家统治者和传统社会精英对他们又怕又恨。怕的是列强的武力,恨的是“洋人”让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权大为削弱,让民众对其神圣光环不再那么崇敬。因此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官员,甚至高级官员和地方士绅对“洋人”的诋毁,大部分民众对“洋人”的心态也是疑惑与恐怖并存。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等一系列动乱之中,战争状态中敌对双方的仇杀,无疑把民众对生命安全的恐慌推向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在这种惊恐的社会氛围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投毒冤案的记载。回顾这些冤案,对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期投毒谣言与假案,应该有所启迪。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关于“洋人”在水井里放毒的谣言,已经在四川和湖北流传着。{43}1900年春夏,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在华北四处流传,这使得老百姓对教民极为愤恨,引起了集体性的恐慌。义和团的首领们多多少少有意制造和利用投毒谣言,并且发布解毒的草药药方,让自己成为救世主。当年也不断流传着“投毒者”被民众处死,甚至是烧死{44}的说法。清朝末年(1902年)的湖南辰州(现属湖南怀化市)疾病流行,正好有一平常与教堂有来往的寡妇被人看到从身上落下一个药包,被人拾到,不知何物,便被怀疑是用做向井中投放的毒药,在众人的诘问之下,她神色慌张,因此更被人们怀疑,她被打后谎称是福音堂教民花钱雇她投药。众人怒不可遏地将她捆起游行,人越聚越多,终酿成群起打教堂的事件。但事后经多人认定,寡妇所带的并非毒药,是包藿香丸。当时瘟疫流行,而民间早有传教士井中投毒的传闻,又有人见传教士往他们汲水井中投药消毒,民众便更加疑忌,各水井都用木栅围护,白夜巡守。据说案发之前就曾打死过认定是受洋人指使的放毒者数人,其实他们都是随身携带藿香丸、六一散等防暑药品者。{45}

  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也发生了投毒谣言。1919年5月底,“日本人投毒”的谣言开始在上海市井中流传。进入6月份以后,上海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类消息。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要么是误会,要么是查无实据,例如将日本人的酱油当成毒药等。从开始的饮用水被日本人放毒,到后来公用水井、河水,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消息传出。谣言迅速波及郊区和邻近的杭州、宁波、苏州、镇江等地。谣言笼罩下的上海市民开始对可疑人员施加暴力行为,6月14日至17日,每天都有日本人被殴打的新闻见诸报端。围殴事件频出后,日本人尽量减少出行,与上海市民接触的机会也大为减少。市民们便怀疑起了操外地口音的中国人,围攻外地华人的事件接连发生,至少有两人伤重不治。人们从怀疑日本人,到怀疑所有不熟悉的外地人,从怀疑水中被投毒,到开始怀疑华人售卖的蔬菜、肉类、米面、糕点,但凡能食用的东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于日本人的华人投毒,部分市民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46}

  1943年河北省武安县解放区的管陶川发生了一起“特务投毒”的冤案,这一年夏秋之季,管陶川等地相继发生了民众中毒事件,当时认为是国民党特务投毒所致,一名被逮捕的人被毒打后招出各村的特务名单,涉及人员126名。同年8月29日,召开公审大会,将供出的特务公审枪毙,当天枪毙和捣死114名。20世纪80年代,重新查此案,结论是:当年有国民党特务,但是并没有投毒的事情,案件严重扩大化了。{47}当地民众也因此冤案,有“管陶川,一河滩(死尸)”的流传。{48}战争状态下,河北省武安县的悲剧并非独有。山西襄垣县解放区在1943年10月开展了反特务斗争。到1944年春,全县共反出“特务”分子7000余人,占根据地成年人口的一半。“特务”们交出上万斤“毒药”,供认投毒一万次。后来冷静下来分析,发现特务这么多,到处下毒药,没毒死一个干部,所以停止了反特斗争。{49}

  1948年2月,山西省汾阳的阎锡山军队造谣说:“八路军在城外组织了28个男女孩子,专门进城投毒”,许多小孩因此死于非命。仅仅在1948年2月26日就被阎锡山军队打死5个小孩,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7岁。5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进城探亲,身上带了几包颜料,被守城门的军人查出,硬说是毒药;另外有两个小孩是乞丐;一个13岁的男孩子,在地里割苜蓿,几个阎军从旁经过,问孩子在地里做什么?孩子开玩笑地说:“撒毒药。”阎军立刻捆上孩子送了特警组,结果送了命。{50}

  如果说前面几个冤案是敌对双方互相猜疑造成的恶果,那么1949年海南解放区发生的冤案则是同志之间的残杀。1949年夏天琼崖纵队总部,一位女干部因腹泻呕吐身亡,于是怀疑是特务下毒所致,怀疑的焦点首先落在一位13岁负责端茶送水的小勤务员身上。{51}在刑讯逼供下,小孩胡乱招供,当时他指着一名归国侨学生说,是那学生指使他放的毒。由于这学生是由琼崖地下学联介绍进解放区的,于是牵涉到绝大部分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地下学联成员及外围有关320人中,被施肉刑拷打重伤者,以及坐牢患病者共283名,被枪毙者21名,在牢中病死者4名,牢房失火不救而被烧死者3名,逃出监狱后被国民党捕杀者1名,案件一直延续至1953年初才被中共中央派员纠正。{52}另外根据当事人的检讨材料称,据不完全统计,共牺牲31人,全案牵连216人。{53}与此类似的还有,1949年2月间,滇桂边区纵队怀疑群众在给部队慰问食品中放毒药,有12人因此被关押,1人被处死,此案1985年才平反。{54}

  把19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投毒冤假错案梳理一遍之后,大体上可以推断,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投毒谣言与冤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历史前进的惯性,如果套用一点学术话语,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二)抹黑对手

  从鸦片战争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与外国的战争中,中国均是失败者,因此想从抹黑对手中得到一点点虚假胜利的意淫,于是开始是抹黑外国人,后来扩展到政客与民众都习惯于抹黑对手。可以说,当年的中国已经没有古代中国那种尊重对手的大国气魄了。

  抹黑对手会有一定的效用,但是其副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抹黑对手的最大副作用之一是造成民众的恐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主要是抹黑“洋人”和顺从“洋人”的教民,因此引发了关于“洋人”的千奇百怪传说,如挖眼珠配药,割男人的发辫、女人的乳头和男孩的睾丸,投毒,迷拐孩子,等等。{5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对“洋人”的猜疑并没有结束。在1958年四川省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苏联专家的到来,并且与中国妇女一起跳舞,引发了“苏联人要来与本地女人配种”的谣言,成为局部叛乱的导火线之一。{56}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988年在贵州省毕节县有村民听信“外国人割小孩苦胆卖”的谣言,持锄头、扁担等将3名旅游至毕节城郊观景的外国人打伤(其中2人骨折)。{57}

  在战争状态和阶级斗争的话语下,有意无意之间都会从最恶毒的角度去想象对手,因此煽动民众仇恨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法,然而这种宣传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投毒也是一个集体记忆,因为抗日战争而得到加强。对于饮用水源被污染、投毒的恐惧是一种战争时期的心态。抗日战争前的北平市公安局曾经分别于1932、1934年两次通知有关部门,防止日本人雇用汉奸往水源、水井投毒。{58}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各地就广泛流传汉奸向水井投毒,浙江青田县的说法是:小汉奸活动猖獗,有在水井投毒的。{59}福建漳浦县的说法是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导致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60}福建省云霄县抗战期间,据称捉到放毒乞丐一名。{61}无锡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经捉到两名衣衫褴褛的投毒犯,虽然没有什么证据,却被就地正法。{62}

  为了抹黑对手,有时的政治宣传就不太科学了。抗日战争期间,山西省壶关县为了让民众提高警惕,让学生伪装成汉奸特务,往井里投放假的毒药,故意让民众发现后将他抓获,这时立即召开群众开会,说明是抗日宣传,提醒民众要注意汉奸特务的活动。{63}1943年陕甘宁辖区创作的一部戏剧《血泪仇》,其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一名国民党特务潜入边区投毒,结果反而让自己的儿子中毒,因此悔恨交加,坦白自新。{64}1946年《人民日报》有一篇关于国民党投毒的报道中,还匪夷所思地称,国民党派出大批年青女特务,以女色诱杀,她们各带美式电刀一把。被刺者流血即死,据不完全统计被杀者达近300人。{65}1950年初《人民日报》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刊登了河南扶沟县发现国民党特务在井内放毒事件多起,并捉住放毒犯3人,然而并没人遇害。放毒犯3人中,乞丐2人。{66}一些地方报纸也加入了这种报道,如宁波就报道说,一个驻有解放军的居民大院发现有陌生人在水缸旁边走动,事后化验出水中含有亚硝酸。一所小学附近有陌生人给一名小学生一块糖,发现糖中央有白色粉末。{67}这类宣传报道,未必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但是多多少少有点臆想夸张的成分,无疑会起到增加民众对投毒恐慌的效果。

  事实上,当年官方对投毒犯罪是高度警觉的。在不少地方,解放军进城后发布的布告中,往往有一条,对投毒者一切军民人员均有权将人犯当场扭送我军警公安机关法办。{68}当年有的地方规定,城市乡村要加强水源管理,井水加盖加锁,防止特务放毒或污物混入。{69}有的地方发动儿童站岗放哨、看守水井,防止坏人放毒。{70}在50年代初期的治理淮河工地上,医务人员投放漂白粉给井水消毒时,有民工怀疑“放下药还能喝吗?”因此,防疫大队有这样的规定:给井水消毒后,医务人员要立即取一点水,当众喝下去,用此打消民工的疑虑。{71}

  有一位学者认为,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之前已有的想法。{72}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刚结束,原有的对敌人投毒的担忧还没有消失,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制造出一大批“阶级敌人”,因此又产生对这些“阶级敌人”报复行为的戒备心理,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些臆想中的“投毒”事件产生出来也不足为奇了。

  (三)“放蛊”引发的恐慌与冤案

  从前面几小节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有关投毒的真真假假案件中,大部分发生在西南地区,这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流传于这一地区的所谓“放蛊”。“放蛊”是一个至今都有点扑朔迷离的事情,“放蛊”是中国的一种古老巫术,施放者出于某种目的对他人“下蛊”,使其遭遇不幸和伤害,或者被施放者控制。“放蛊”的巫术,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和湖南的湘西,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对“放蛊”将信将疑。实际上在一些边远山区,过去农村确实存在放毒恶习,传说能放出毒,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放不出毒,人畜不安,庄稼失收。{73}这种伤害他人来保佑自己的习俗,最典型的就是在西南地区个别民族中曾经存在的“猎人头”祭祀的恶俗。

  对于这一地区“放蛊”的传说,曾经让一部分被派往西南地区的干部们害怕。在一些干部集训中,就有人认为贵州是南蛮之地,语言不通,苗人要“放蛊”,{74}甚至认为少数民族会“放蛊”,射弩箭,得罪了他们没有活路,贵州有瘴气,碰上了,死不了也要瘫痪{75}。经上级动员宣传,干部们才安定下来。干部们的心态如此,“放蛊”导致的冤案也在所难免。

  贵州省高级院调阅基层法院1950 ~ 1954年处理的放毒案件中的50件“放蛊”案件研究,认为除对31名被控“放蛊”者宣告无罪,处理正确外,其余19名中,判处管制1名,1年以上有期徒刑10名,死刑8名(呈报复核被发回重审)均属错判,冤狱好人。其中1951年大定县人民法庭处理郑唐氏“放蛊”案,仅根据揭发和刑讯逼供的材料,认定被告在最近十多年中致使民众中毒而死的达数十人之多,判处死刑。{76}1955年9月贵州省高级法院对水城县“放蛊”案件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了三个乡,查明三个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被认为是“放蛊”的妇女达58人之多,其中被打死3人,自杀5人,被赶出家门2人。经对“毒药”进行化验及鉴定,这些“放蛊”者纯属无辜被害者。其中最残酷的是1955年7月贵州省水城县一群村民,对一所谓“放蛊”的妇女施酷刑,将她绑在树桩上,强令其丈夫首先开刀,在场的人每人割一刀,该妇女被活活杀死。{77}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1951 ~ 1954年共受理“放盅”案件25件,全部错判,均为审理过程中逼供、诱供等错误审讯方法所造成。判决结果是14人中死刑2人,有期徒刑10人,释放2人。{78}

  对于“放蛊”的恐慌一直延续到今天,以下是笔者从官方的新闻网站上看到的最近几年的几条报道:2004年广西柳城县一村民怀疑邻居妇女往他家的饭锅里放了“蛊”,导致他和父亲近年来经常神志恍惚,结果将该妇女杀死。{79}2006年广西柳江县一村民因怀疑遭人“放蛊”,与邻居发生斗殴,结果被捅身死。{80}2009年广西忻城县有一村庄,4名村民被认为是“放蛊”者,被要求跪着爬出家门,在36天内不得回村。{81}2010年居然在广西平乐县发生有人因怀疑有人对其“放蛊”而杀人的恶性事件。{82}直到2011年初,在广西河池市,居然还有人因怀疑有人对其“放蛊”而杀死4人。{83}

  笔者比较倾向于用“集体记忆”去分析一些无法准确定量计算的社会现象,其实集体记忆会让人们产生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对于一些自然灾害,特别是危及身体健康的灾害,会遵从传统的思维去寻找答案,在西南地区深厚的“放蛊”记忆中,动辄把中毒事件归因于投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放蛊”的传说有上千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会大量成为冤假错案?贵州的情况应该是答案,贵州在当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往往根据村民的揭发斗争材料,将所谓“放蛊”者移送法庭。如果案子碰巧遇到一个,或者一群糊涂官员,冤案也就产生了。

四、原来如此

  

  如果把许多社会事件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离真相往往就不远了。从当年中国民众的一些生产和生活方式去分析,不难发现许多“投毒”事件,未必就是坏人干的。有些中毒事件是偶然的,是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居住环境的结果。

  (一)毒药与生产方式

  当年的广大中国城乡,获得剧毒的砒霜(三氧化二砷)是相当容易的,因为可以在一些药店买到。在农村普遍有用砒霜拌种的传统,这种做法的作用是防止地里的害虫和天上的飞禽吃撒播在地里的种子。同时广大城乡有用毒药毒杀老鼠的习俗。由此可以认为,家里头有一点毒药并不一定就会去投毒杀人,同时也因毒药分布到千家万户,很容易因为保管不妥而引发意外中毒事件。由于砒霜成为一种流通的商品,因此商贩带着砒霜也不一定代表他投毒,所以今天看到一些资料说,抓到身上带有毒药的坏人时,也许此人真的是有作案动机,也许他只是一个不幸的倒霉蛋。

  (二)生活方式

  20世纪50年代初期投毒事件引发的谣言或者冤案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年广大民众依然生活贫困,食品短缺,一些变质食品还被食用,由此引发了一些食物中毒事件。而当年的检测水平有问题,相当一部分地区根本无法判断一般的食物中毒与人为有意的投毒。

  当年全国各地的食品卫生水平不高,食物中毒经常发生,甚至到了1955年广州市驻军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先后有24个伙食单位1500多人发生中毒,当时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有的是因反革命分子投毒所致,有的是因食物腐烂所致。{84}陈毅在1962年谈论一部电影时开玩笑说:那么多人搞到一起劳动,厨房里面没有一点卫生工作,无怪乎中毒,结果说是地主放毒,我很怀疑,是不是地主在那儿放毒,我看就是不讲卫生。{85}

  许多冤案只要当时检验一下,原来是可以避免的。1954年端午节湖南隆回二中师生会餐后食物中毒,当时上级随即派来工作组调查。有的说是特务放毒,也有的说是出身不好的教师搞阶级报复,等等。校长主张把剩下的鱼化验一下。当时县里不能化验,就派人拿到长沙去化验。化验结果是食物腐烂中毒。原来是当时物资缺乏,食堂工作人员舍不得丢掉腐烂的鱼,油炸后给师生食用。食堂的工作人员成分好,被认为不存在投毒的动机。真相大白后,成分不好的教师自不免唏嘘,不然恐怕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86}

  有些中毒事件是自然的产物,有时是生产工艺的问题。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六盘山时无缘无故地一夜间死去了300多名官兵,当时认为是敌人投毒所致。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曾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但始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证据,反倒把一些人冤枉为“特务”、“反革命分子”。1989年某给养部队奉命到该地进行给水条件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中纯钾、钠含量高,同时还发现这一带有些地方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这些气泡若带有氰气时,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皆为剧毒物质。无论哪种,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死去。至此红军官兵死亡才真相大白。{87}

  过去四川省乐山地区生产食盐的工艺有问题,它含氯化钡较高,氯化钡对人畜均有害,对人的致死量为0.8克。中毒后的症状大多是在饭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全身乏力、行动不便、四肢麻木、心律不齐,甚至呼吸麻痹,昏迷不醒等。有民众错认为是“坏人投毒”、“鬼怪作祟”,以致延误抢救或不治而亡者无计其数。1950年当地解放军驻军发生过几起严重集体中毒事件,最初以为是“敌特投毒”所致,后确定为“毒盐中毒”,及时组织抢救方幸免死亡,但在军队中已造成思想混乱,闹得人心惶惶,使当时军务工作受到较大影响。该年前后在其他地方发生过多起集体“毒盐”中毒事件,人数有达数十人的,最高达二百余人左右。{88}

  (三)水源

  如果了解清楚当年中国广大民众的饮水状况,应该可以对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中毒事件有进一步的认识。贵州是当年投毒事件比较多的省份之一,因此剖析一下其饮用水源非常重要。

  20世纪40年代后,省会贵阳市才有一供水能力为2000吨的小水厂,市内供水普及率21%。{89}对贵州民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当年的地方政府已经有所担忧,1932年贵州省建设厅的一份文件称:

  吾黔各城镇,均无有自来水设备,市民饮用之水,非井水即河水;幸地居高原,不惟井水纯洁,河水亦多清冽,饮料水不良之害,年中尚不数见。然此不过交通蔽塞时之一种普通现象。一旦交通发达,人口增多,此等水源,难免无恶化之虞。就最近之事实而论,上流某地发生赤痢霍乱等症,三数日内,下流各地,无不传染殆遍。交通便利后,旅客带来之一切奇病,立可由水源传播全黔,此中危险,不堪设想。故各城镇应速审察情况,除保护原有之良好水井外,并筹设大规模之沉淀池及沙滤池,改良水质,以供取汲。{90}

  当年贵州居民饮水的水源如何,没有见到详细的记录,不过一份近半个世纪后的调查可以给人足够的想象空间。1983年10月到1984年3月,贵州组织1.5万多名技术人员,对全省饮用水源进行普查。饮用地下水(井水、泉水、溶洞水等)的人口占79.57%,饮用地面水(江河水、湖水、塘水、水库水、田水)的人口占20.43%。水源中,地下水源被污染的占地下水源总数的86.3%,地面水源被污染的占地面水源总数的91.2%。其中经过处理,以自来水方式饮用的人口的仅占总人口的10.35%。{91}

  历史让1932年的这份文件不幸言中,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战乱和动荡,军队与民众的流动,难免影响水源的安全,由此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当年贵州的投毒事件中,有没有一些是水源污染造成的,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答案了。

  江南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但是其饮水卫生水平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1940年8 ~ 10月一些日本医学专家对苏州城内221口公共水井进行了包括物理、化学、细菌学在内的20个项目的调查。结论是:按照当时日本的卫生标准,能生饮的仅2口,降低标准后适合生饮的6口(包含前述2口),煮沸后适合于饮用的64口,过滤煮沸后适合于饮用的30口,不适合饮用的121口。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亚硝酸含量达检测水平的水井占总数的27.15%。{92}这就要回到前面提到的浙江省宁波的报道,有陌生人在水缸旁边走动,事后化验出水中含有亚硝酸。这个亚硝酸是水中本来应有的还是真的有人投毒?

五、前车之鉴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因此一些社会变革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进行暴力反抗,也有一些人则采取其他的报复方式,投毒也是常见的一种。在当年五花八门的投毒事件中,可以肯定有一些是失败者的恶意投毒,不过也有一些是荒唐的悲剧。今天回顾当年的投毒事件,不是猎奇,而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一)告别丛林法则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大部分真真假假的所谓“投毒者”是社会底层的人,特别是以乞丐、小孩、妇女、外来的陌生人居多,他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种现象足以让人们反思。当一个社会处于恐慌之中,经常会产生“替罪羊”,找到一些最底层的人充当牺牲品,用他们的血泪,甚至是生命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这种时刻,最弱势的人往往成为祭品。因为社会最底层的人,被冤枉时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辩解。

  小孩子往往比较好动,而且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甚至不被成年人相信,容易被冤枉。有时小孩被成年人一哄吓,会随着成人的意愿胡乱说,一些冤案也由此而生,最典型的是1949年海南解放区发生的冤案,居然由一个13岁小孩的胡乱口供引发。传统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妇女的地位相对低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妇女污秽之物的习俗千奇百怪,因此关于妇女投毒似乎也顺理成章。在“放蛊”巫术流传的地区,“放蛊”者也以女性居多。浙江温岭投毒谣言,就是从怀疑老妇人开始的。与“毛人水怪”、“割蛋”等许多谣言一样,外来陌生人(大部分乞丐是外来的)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在恐慌中,他们最容易受到迫害。

  伤害弱者,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可悲的是这种法则在法制不存在或者不健全的年代,表演得淋漓尽致。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制,保护各个阶层民众的合法权益,那么丛林法则依然会卷土重来。

  (二)谣言靠什么制止

  有些谣言是可以靠“智”平息,比如“放蛊”这类谣言,因此通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局限。制止谣言更加重要的是信息的公开、真实与及时。

  用人治的方法防止谣言,是把民众的命运交给少数官员手中。有时一位好的基层官员可以将一场灾难消除于萌芽,但是谁能够保证所有的官员都如此?1950年三四月间云南楚雄谣言四起,说特务在井里投毒,后果如何厉害云云。楚雄中学一天有学生称“头晕”、“拉肚子”,有人起哄说“特务投毒了”。个别领导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反映。几个学生干部,在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揭发斗争一名“特务学生”,将“特务”捆绑,压杠子,好在其他领导制止了事态发展。{93}云南盐兴中学的情况则不同,官员居然能够将死了一条鱼的小事,变成多人冤死的大案,肇事的官员自己后来也因此被处决,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位官员也是一位可怜者。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如果当年能够有更多的信息公开,让投毒的嫌疑者有申诉权,许多悲剧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也许制止谣言的最根本方法是信息的公开、真实、及时,有一位研究谣言的学者给出的观点,可能值得参考:如何将人民接受错误信息的风险降低呢?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的答案是:设立言论自由的机制,把人民至于均衡的信息中,让人们的接受到知情者发布的更正确的信息。{94}

  *本课题由中山大学三期“985”专项基金资助。


【注释】

{1}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李若建:《谣言的建构:毛人水怪谣言再分析》,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2}李若建:《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研究》,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李若建:《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李若建:《民间宗教的挽歌:20世纪50年代初期形形色色“水风波”研究》,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0年10月号。 {4}[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7页。 {5} [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6}李长久等(主编):《在特殊战线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页。 {7}张炎、涂德浩(整理):《抢救治疗1957年敌特投毒后中毒群众的经过》,载《遵义文史资料》第12辑,1987年,第124 ~ 125页。 {8}贵州省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地区志·武警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9}李春银:《遵义市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与稳定》,载《遵义文史资料》第15辑,1989年。 {10}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遵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26页。 {11}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地区志·公安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12}同上。 {13}遵义地区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地区志·党派群团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14}《严防反革命残余报复 云南破获放毒案多起》,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9日。 {15} 《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零陵县不法地主收买儿童放毒》,载《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 {16}参见《新华社新闻稿》1951年第387期。 {17}唐楚英(主编):《全州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页。 {18}宁德市卫生局:《宁德市医药卫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9}陈永庚(主编):《霞浦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0}宁海县公安志编纂委员会:《宁海县公安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页。 {21}龙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州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2}陕西省志检察志编委会:《陕西省志·检察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23}吴德海(总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24}覃东楼(主编):《马山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25}昆明市公安局(编):《昆明公安志》,2005年,第241页。 {26}陈永庚(主编):《霞浦县志》,第32页。 {27}黔东南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黔东南州志·公安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28}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页。 {29}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陇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30}《华东公安部关于浙江温岭县发生扩大“放毒事件”的通报》,载《华东公安》1951年第11期。 {31}叶海林(主编):《中国共产党温岭历史》第2卷(1949 ~ 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32}完绍龙:《盐兴中学“五·四”投毒假案始末》,载《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92年,第101 ~ 104页。 {33}陈绍禹:《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摘录)(1950年7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北京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民诉组(合编):《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页。 {34}臧学龙:《回忆仁怀工作时的二三事》,载《仁怀县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第51 ~ 52页。 {35}许廷碧:《古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载《泸州文史资料》第34辑,2002年。 {36}双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双江拉枯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 {37}泸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泸西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页。 {38}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玉溪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8页。 {39}思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思茅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55页。 {40}镇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41}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审判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 ~ 208页。 {42}文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昌县土改“十三区事件”始末》,载范基民、杜汉文(主编):《海南文史资料》第18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43} [美]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7页。 {44} [美]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 ~ 142页。 {45}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46}李远江:《“五四运动”中的投毒谣言与反日风潮》,载《看历史》2010年第8期。 {47}苗午时(主编):《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 ~ 46页。 {48}《武安县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49}张林源:《襄垣县几个重大政治运动纪实》,载《襄垣文史资料》第5册,1996年。 {50}张雅资:《我在汾阳“三自传训”中亲见的几件惨案》,载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1998年,第892 ~ 893页。 {51}蔡葩:《风从南洋来》,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52}琼崖地下学联史编委会:《椰岛学海洪波:琼崖地下学联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 ~ 127页。 {53}《冯白驹同志在海南公安总局会议上的检讨》,载海南省青年革命运动史研究会:《琼崖地下学联史补充资料专辑》,2004年。 {54}广西那坡县志编纂委员会:《那坡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55}[美]柯文(Pau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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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