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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

张宏卿 肖文燕

【内容提要】 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农民最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由于每个地区农民的需求不同,不同层次人群的基本利益与社会感情大相径庭,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扮演富有创造力和适应力的角色。贫农和雇农是中共需要依靠的中坚分子,妇女和儿童作为一个边缘化群体在革命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共革命的特点。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或利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他(她)们起来革命。

一、越穷越革命——革命动员中的贫雇农

  “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1}革命并不一定和贫穷或悲惨生活有联系,单是贫困事实上也不足以使农民造反,况且,农民对于社会运动有着自己的道德判断与价值选择,只有当社会统治者的腐败得到充分的揭示,这种贫困才变得不可忍受。托克威尔指出:“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2}农民的揭竿而起和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先进的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并且规划美好的未来。没有这个条件,革命不可能成为现实运动,农民也很难奋起革命。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3}在苏区革命年代,导致个体不满与苦楚的因素铭刻在经济与社会的机制之中,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倡导“越穷越革命”的同时,努力构建起个体的苦难经历与宏大的社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苦难就具有社会性,{4}革命就成为解救苦难的义举,社会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

  (一)越穷越革命:中共动员理念中的贫雇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失去的是手铐和脚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中共在把革命引向乡村的同时,第一要务就是寻找最忠实的同盟军——乡村中的无产阶级。中共文件中对雇农和贫农的定义是,打长工的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叫做雇农。自己有少数土地,同时卖短工、做小贩,或佃种人家的田地耕种,受人家的剥削和压迫,一年收入不够穿吃用,这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叫做贫农。{5}雇农因其“一穷二白”等特点成为中共视野中革命的最佳人选。1930年6月2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反富农问题》提到雇农有以下优点:“保守观念少;封建思想比较少;因此容易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社会观念薄弱。”1931年2月的《雇农工会暂行章程》第2章第3条规定:

  

  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是被地主和富农经济剥削剩余价值的一个农村的劳动者,他的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决定了他是农村无产阶级。……他在一般农民运动中,他在土地革命的需要上是居着领导的地位,产业无产阶级要找到他的同盟军——农民尤其是要结合农村中的雇农——农村无产阶级。

  

  中共眼中的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的最佳替代者,中共认为雇农与一般农民的不同有以下几点:

  

  农民中的特性最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者为雇农,他与一般的农民不同的,有以下几点:(1)他是无产者,对革命特别坚决。(2)比较有阶级的意识。(3)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有特别要求。(4)比较没有地主主义和封建思想。{6}

  

  虽然,中共一再强调,要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但同时又表示,工人苦力中的优秀分子,和革命的贫农是党的基础。{7}中共对雇农成分的界定,“穷”是其唯一的标志。如规定那些以前做长工,现在分了田的不得加入,如分了田仍做长工,才可以加入。此外,如果在革命前两三年已脱离雇农生活,并改变了其职业,自己经营土地或做小商贩的,也不能加入雇农工会。同时,早期共产党人也认为,“穷”、“无产”是走向革命的强大动力。据李聚奎回忆:“有的人把烧掉群众的房子当作促使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说只有这样,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农民)变为无产者,迫使他们走上革命。”{8}1930年,中共攻陷长沙之后,“当地人民不得不外出或往亲友家探问者,必须着旧青衣服,装作流氓及无产阶级模样。一时工人衣服大显神通,多有无男工衣服可借者,即借女工之裤穿之。出门时,尚须背负小袋或手提菜篮,间随流氓,向米店拥挤,作籴米状,或菜篮内放一二样小菜,装饰至此,已极周密,然一遇该匪验其手足晳白。”{9}

  贫苦人的衣帽与手足成为革命的通行证。但是中共理念中的贫雇农的数目与中央苏区的现实还存在一定差距。据1931年底统计,兴国全县共有雇农2162人(兴国总人口23万);赣县仅7个区统计雇农1027人,{10}所占七区人口比例不足百分之一。闽西“六县除连城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少至百分之一,永定溪南等处甚至完全没有雇农。”{11}中共为了争取贫雇农,极大打击富农,盲目提高雇工工资,贫苦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还债,但要用不少的钱来雇人割禾,而导致不少地方甚至稻子黄了也无力雇人收割,也不愿意雇人收割。{12}“长工每月涨五元,月工每月至少十元;日工平时三毛起码,忙时七毛,麦秋时要一元五。”{13}雇工工资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共颇为优待的小学教员的收入。

  1930年,为了扩大斗争对象,闽西特委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性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14}实际上,所谓“初期性富农”就是中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1年2月印行《中华苏维埃区域雇农工会组织纲要》,其中规定:“凡雇农工人接受本会宗旨及章程决议者,均可加入本会为会员。雇农工人是农村中专门出卖劳力做农村生产的工人限于现做长工的或卖零工为主要生活的雇工,才能加入雇农工人。”{15}1932年11月27日印行的《永新县第三次雇农大会决议案》确定了阶级工会路线。根据雇农工会组织原则,凡属长年出卖自己的劳力,在农村中替人家做长工短工的雇农、铲山的森林工人、管牛的畜牧工人、牧童、乡村中及小城市中的小车夫、挑脚抬轿的苦力工人,都应一律吸收进工会里来。又有一种自己种了很少的田,大部分时间出卖劳力的,主要生活是靠自己出卖劳力,经营土地是附带的,也应加入雇农工会。

  关于贫农,苏区中央局第20号通告《贫农团组织法及其任务》说明,贫农团不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因此它并不需要如工会一样严密的组织形式。它不需要一定的章程,不需要缴纳会费(需要时可向会员举行临时募捐),不必机械的定期开会,不要分小组,更不需要全省全县的系统组织,只按乡为单位,即是按苏维埃政权基本单位来组织。贫农会的组织,只有乡贫农会,区以上不要组织。乡以下设小组,雇农另设雇农小组,在贫农团起领导作用。“过去省行委所发的贫农委员会组织法,弄成全省有系统的组织,这是富农阶级很明显的造成两个领导权,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根本否认了工人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国民党式的残余,无疑义的有意来模糊阶级意识,缓和阶级斗争。”{16}其中规定会员资格则为:农村中之贫农,耕种田地、家庭经济不足自给、要受剥削的雇农,专门出卖劳力为生的长工、短工、手工业工人,直接对老板或对包工头出卖劳力的手工工人,如纸场的做纸工人,木匠工人,苦力挑夫推车出卖劳力的及手工业者,有工头有业主不请帮工不带徒弟的手艺匠,如木匠裁缝等,均得加入本会为会员。

  (二)走向革命:贫雇农从观望、质疑到从众的心理进程

  1927年八七会议时中央认为仅凭“耕者有其田”这一的口号,不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17}江西苏维埃时期,为了发动广大民众参与革命,中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土地是贫苦农民的命根子,这个口号可以说抓住了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从最终结果来看也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但革命的进程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无论是本文所关注的江西苏区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以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分田废债,中共认为可以给广大民众带来物质利益和人格尊严的政策,农民对其的反应都存在从观望、质疑到从众的心理进程。

  在江西宁都的珠源,据时任区苏主席的张元标回忆,打土豪事先要做好思想工作:

  

  (1)土豪的东西、钱、粮都是收租、放债剥削我们穷人的,他们吃得好,穿得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2)打土豪可以增加我们革命活动的经费。(3)打土豪来的衣服、粮食可以给你们。(4)现在各地都在开展打土豪的斗争。(5)如果家里的人知道了会骂的话,就跟他宣传革命道理。即便如此,此乡在打了最大的一个土豪谢维山奶奶之后,乡村间还是产生了一种社会舆论,说有什么人抢维山奶奶的东西,而且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压力。{18}

  

  农民对土地改革存在某些模糊认识,比如在后来的赣南土地改革中,农民有的怕“变天”遭报复;有的与地主是伯叔兄弟,内亲外戚,要斗一下子下不了手;有的采取观望态度,等待分配“胜利果实”;唯有受地主剥削压迫最重,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无所畏惧,敢于起来响应,但不知怎么干。{19}

  心理学家认为,预测人们是否采取某种行动,最好是了解其是否有采取行动的意向,而这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主观规范,即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某些行为准则和信念;二是对行为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20}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苏区土地革命时农民的心态具有指导意义。苏区对贫雇农进行动员的基本前提就是:极端不均衡的土地分配制度及其所产生的租佃、雇佣、借贷关系,是农民生活贫苦的重要根源。问题是,革命伊始,这一理论并不为半封闭状态的乡土社会所理解。农民固守着自己的道义观,对地主、高利贷者有着极强的认同与依恋,以至于打土豪时,也不要让对方认出自己。廖焕明回忆:“那时,我们开会、宣传、打土豪,都是半夜出去,打土豪时,我们都用做好的假面具,使土豪认不出来。”{21}有的农协到别的村子打土豪,晚上把土豪抓来,也是蒙上眼睛,拉到深山沟里,要他交钱给农民协会。{22}对于中共的一些活动,江西吉水的农民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从前国民党宣传何等漂亮,而今国民党得到政权,我们的利益又在何处?不理我们,压迫我们!”“共产党也还是一样的宣传,将来得到政权,还是与国民党一样的。”{23}甚至有些地方说中共革命“闹得没有生活或不安宁,而且加增群众的恐怖心理”。{24}而“有些地方失败后,一小部分农民自动捉拿我们同志向反动派献功,以赔罪,并且有些割据区域邻近群众自称我们为土匪。”{25}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明确指出:

  

  应该艰苦的深入群众去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以打破群众的恐怖心理以及对党的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在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的现在,一般群众的恐怖心理仍表现得很利害,虽然是要产生一切不正确的,尤其是和平发展的观念,我们要打破这些观念和群众的恐怖心理,以争得广大的群众,必须坚(艰)苦耐劳的去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这个在各级党部虽有这个观念或许有这个决心,然终缺乏办法。{26}

  

  实质上,要消除农民的怯懦感,孕育一种阶级意识,就必须了解农民的心理。在农民看来,地主、富农或者说土豪劣绅,并非革命者眼中贪婪、腐化的代名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勤俭持家、精明有方的能人。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产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27}对此,傅之因回忆: 

  

  1928年9月的一天,红五军到江西修水渣津,政治部副主任张荣生带领几名战士走街串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抓到一批土豪。这天,把他们带到大屋军部。彭老总听说抓来了土豪,走过来扫了一眼,然后,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又仔细打量着:这些土豪有的只穿短褂便裤;有的不过土布长袍,没几个穿绸着缎,那个癞头土豪一条土布裤,还打了几块补丁。看到此,他不禁皱起双浓眉,心里嘀咕着:“这也是土豪?”张荣生走后,彭老总随便问了几句,便把他们放了。……之后,彭老总感慨地说:“嘿!我差点上当了,原来江西土豪穿的很坏。”{28}

  

  在中国乡村,农民“除忙于农事外,大抵悠游自得,不识不知,称共匪曰红军(或称红军子),国军曰白军,毫无顺逆观念。”{29}毫无疑问,对于“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乡村各个阶层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对于中共认为属于雇农的手工业工人来说,他们的反应也是大相径庭。如在兴国永丰区手工业工人占总人口的7%,是数量较大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地主和富农的消灭导致对成衣工人和砌砖工人的需要急剧下降(他们是手工业工人中占比重最多的两种),同时对于锡器匠、鞭炮工人、油漆工人和肖像画、宗教偶像绘制工人的工作需要也一下子全部消失。对于这些以全部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具有高度技艺的手工业工人来说,这种转变必然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很多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可以分得土地,因而他们的生计没有受到威胁,对于过去以部分时间从事农作的这些手工业工人来说,从手工业工人向农民的转变可能不会太痛苦。{30}

  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和农民头脑中已有的观念深深影响着革命的进程。随着革命的深入,在打土豪过程中,农民有很强的地方观念,并且由此而产生从众心理。当年苏区的革命老同志回忆:

  

  已经组织起来的地区,开始向土豪作斗争,要土豪劣绅交出谷子给穷人解决生活问题。农民协会的代表带领贫苦工农打开地主豪绅的仓库挑谷。除了在本地以外,还可到别村别堡去这样做,未成立组织的看到这一势头很大,土豪们躲在深山,不敢回来,也纷纷起来了。开始打土豪也和上面一样,先打本地的,后扩展到别村别堡。未成立组织的怕本地的款子被别人罚走,也争先恐后地组织起来。一时各地农民协会,就象(像)雨后春笋般建立,革命的烈火就熊熊燃烧。{31}

  

  对此现象,廖奎也有相关的回忆:

  

  1929年冬,李绍九的部队到这里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当时宣传的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不交租,工人加工钱,穷人跟我走,每月八块钱。这时有些人就露头起来革命,打土豪分浮财,分浮财也是全乡统一,不是谁去打就谁分。那时,有些地方怕本地的土豪被别人打去,也有些人邀拢来说成立一个政府,领导贫雇农打土豪。{32}

  

  面对中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时,从经济理性来说,生活较为贫苦的佃农都渴望充分分享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事实上,面对这种“嵌入性”的革命,乡民首先是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道德和认识来判断、应付着这一社会变动,其中既有人情因素的思想争斗,也不乏切身利益的理性抉择。这既是一种惯习选择,也有理性成分。但是在中共眼中,这种“右倾保守主义”是革命深入的巨大障碍,不解决这一问题,乡村革命就无法顺利开展。

  (三)政治压力的形成:组织性动员与对立面的控制

  显然,如果只有贫雇农的“穷则思变”的愿望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恐怕还不足以使苏区民众在短短几年间就踊跃地加入革命的洪流。虽然“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地主和富农“吃大户”,也可以少交粮,但无论是贫雇农还是中农和富农心里都清楚,革命尤其是在初始阶段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失去安宁的生活甚至付出个体的生命。与贫穷或受剥削相比,对一般百姓来说,这个代价毕竟还是太大了。

  中共认为,要使广大的农民选择革命道路,单是物质方面的动力还是不够的,在经济动力之外,还必须诉诸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安逸、享乐的思想,投身进革命的洪流。 

  1931年3月6日,毛泽东给袁国平的一封信中写道:

  

  分田和废债种种利益,都是没有保障的,红军一退出,地主武装回来,一切组织垮台,一切利益落空,这时候只有有组织的经过我们训练了的打过土豪分过东西和豪绅地主处于势不两立地位的小游击队,可以跟着红军退到红色边界,等待时机作第二次进攻,这才是我们守住的东西,才是使这次工作不成为白费的办法。……你们若计算了那种时候的情况,便知道,组织脱离生产的打土豪的当地小游击队实在是你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了。{33}

  

  毛泽东强调,满足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是第一步,要把革命长久、深入地进行下去,还要让农民加入各个组织性团体。江西苏维埃时期,群众加入团体的比例是极大的。从表1可以看出,苏区四个县的民众加入群众团体的平均数占总人口的70.7%,其中最高的达到94%。

 

  这种组织性动员给了广大农民一种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应该说,大部分农民参与革命是在革命洪流裹挟下的不自觉反应。廖奎谈到当年苏区动员农民当红军的一个例子时回忆:

  

  只要答应去当红军,他家里的什么困难都可以帮助解决。我记得河背(今江西宁都境内)有一个人,名字忘记了。他不愿去当红军,宣传他时,他说去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敢去当兵,因为当兵要打仗杀人,他说我驮铳打鸟都怕,还敢用枪打人?宣传队问他:“你分了地主的田和东西没有?”他说:“分了,家里有许多东西就是分来的。”又问:“你要不要保住这些东西?”他说:“要”。又启发他:“要保住这些东西,假使个个都象(像)你一样不去当红军,怎么可以消灭敌人呢?不消灭敌人,敌人打进来了,你能够保住分得的田和东西吗?”他说:“我不会打枪。”宣传队说:“不会打枪可以学,我现在教你几枪。”他又说还是不去,说老婆还冒娶(本地土话就是没有娶老婆)。宣传队问他:“你要找个什么样的老婆?”他说:“要找个象(像)你的样的人。”恰恰那个宣传队员是县里派来的一个女同志,那女同志满口答应说:“行,只要你去当红军,我就跟你结婚。”他说:“可以。”那女同志说:“行,你去当红军,打了胜仗回来,我们就结婚。”他无话可说了,就捡一下东西到乡苏维埃政府报了名,可是举行茶话会时,他跑了又没有来。这时,再去找他就有点压力了(报了名无故不去就不行),这也不是别的压力,而是问:“你是不是受了阶级敌人的拉拢,还是什么亲戚拉住你的后腿了?”这一问,他就改口说:“没有受阶级敌人的拉拢,也没有什么亲戚拖后腿。我还是会去的,因为要去当红军了,只是到某某亲戚家里走了一趟。”{34}

  

  曾任乡苏维埃妇女代表的朱兰英也说:“区妇女工作,到县、省受训练,……动员参军的方法:首先由区里派宣传员下乡,反反复复说明当兵的好处和参军的重要,动员妇女不能拉后腿,如有个别较难动员的,就派突击队,专门坐到他家里宣传动员,一直到说通为止。”{35}据记载,罗荣桓等红四军政工干部总结出一套动员方法的“七部曲”: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妆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36}从发动到宣传、组织,再到武装、训练,最后的目标是建立中共的农村基层政权,其中设计之巧妙、程序之细致、考虑之周到、动员工作之缜密,着实令人叹服。在实行强有力的组织动员的同时,能极大地推动民众走向革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通过对对立面的控制,造成对普通民众极强的震慑力和示范作用。革命肇始,有些地方提出“自动的送租者杀”的口号,所以有民众就说:“我的脑壳三个人要,不送租土豪劣绅要,送了租共产党要。”{37}中共也明确宣布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38}

  “越穷越革命”这一认识有很大局限性,贫苦是一种可供利用的有力资源,但在贫苦、悲惨和革命之间找到既有关系并对接起来,需要一种不说自明的论据——“觉醒”一词的革命运用。从所谓“过程—事件”的研究视角来看,{39}与革命活动相关的整个社会动员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双向的过程。应该说,贫困是这一过程得以开始的基础性、普遍性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土地为主要生存资料的经济性资源的调控,从物质利益和生存性选择上直接撬动了农民革命的动机。但是革命活动过程的“完美”实现,还有赖于中共强有力的组织性动员、对社会性或政治性资源的娴熟运用、对阶级的划分、对“革命”和“反革命”的标签式使用和营造一种让人不得不革命的政治压力。

二、 “婚姻自由”与中央苏区的妇女动员

  1935年在招待江西农村视察团的记者会上,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邵鸿基感慨道:“现时所感觉最为困难者,即为土地、婚姻、债务三项问题。”{40}对中共而言,“妇女是男子的灵魂,如果妇女不觉悟,则家庭诟谇枕边怨语,必然要降低男子对革命的热情。”{41}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中共成功地在农民妇女中间开展了革命运动。生活在各个农村根据地的大多数妇女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苏区革命之中。中共正是通过“婚姻自由”这一杠杆,撬动了苏区妇女的革命积极性。{42}

  (一)政策倾斜:杠杆是这样撬动的

  如果说贫雇农多少存在着“越穷越革命”的流氓无产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他们积极参与革命的重要动力的话,那么妇女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则是“婚姻自由”及其相关的革命政策直接撬动的结果。中共认为,“数千年来婚姻的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子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所以现时苏维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的加给了男子去负担”{43}的现状,可以成为妇女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把男女都纳入革命,又规定妇女运动方针是“领导劳动妇女站在整个阶级立场上来参加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战争,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从土地革命与推翻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的积极性,避免男女对抗,以为妇女的痛苦是男子给予的,这就是离开了阶级立场。”{44}

  为了把妇女发动起来,中共苏区先后都提出了“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口号。1930年3月,这一口号由共青团赣西南特委首先提出,在赣西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同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颁发的纲领中再次确立“离婚结婚绝对自由”。{45}在皖西,1930年3月8日的纪念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通过男女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原则”,{46}在鄂豫边,1930年也颁布了“在不防(妨)碍革命进展的条件下,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法令。{47}此前此后,江西苏区各县也相继制定了同样的政策,比如1931年1月的《广昌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通过了“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提案,同年在《兴国行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案。{48}1930 ~ 1934年,各种关于维护妇女权利与自由的纲领政策先后发布(见表2)。 

 

  在“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口号下,离婚数字远远超过结婚数字,其中又以单方面提出离婚的占了绝大多数,许多夫妻甚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离婚或结婚。这种过度“自由”的局面的形成,与中共的相关政策特别是1932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实施有关。其中规定“男女一方坚决离婚的,即行离婚。”离婚、结婚手续非常简便。尤其对妇女实行的是明显的倾斜政策,不仅规定“男女实行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而且着重指出:“婚前所生子女,归男子负责扶养。”“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耕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妇女离婚之后提供了保障,免除了妇女由于经济、小孩等带来的后顾之忧。为了确保女子婚姻变故后的生活,除“女子与男子一样分田”之外,一些区乡还具体规定:凡女子结婚在一月到六月者,应得他(她)分得那份田的本季收获。在七月至十二月者,他(她)所分得之田的本年收获归外家所有。”“妇女离婚已与别人结婚者,其所得之一份田地,应该归妇女所有(由其自耕或出租或卖与人均可),其前夫家不得强占。”“凡在一月至六月离婚者,女子所分得那份田本年收获应归女子……离婚后女子归夫家养育。”{49}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妇女的解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男女格局可谓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根据中共干部在江西苏区两个县的调查显示:在三个半月内,就有4274人登记离婚,其中80%是由单方提出离婚申请,而同一时期有3783人登记结婚。其中有9对是在一天内完成离婚和结婚的手续。{50}而据邓子恢回忆:“龙岩白土的盂头乡只100多户人家,在婚姻条例公布后一个月之内便有36对夫妇离婚,同时又有36对新夫妇结婚。”{51}在赣西苏维埃成立的会议中提出男女婚姻年龄的限度,如男大于女八岁者不准结婚,残废者得自由离婚,婚姻绝对自由,打倒三角恋爱,男子出门一年未归者,女子得自由嫁人等。{52}而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的瑞金壬田区也一度成为“老公介绍所”,因为本区妇女与丈夫离婚后,就到区政府去住和吃饭,找到新丈夫后,由新丈夫到政府来算饭钱。{53}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区革委会三四个女同志,乡革委会六七个女同志,坐在机关中吃饭,不做事专找爱人的情形。{54}其实,在婚姻条例颁布不久,就有人质疑:“目前群众教育还很薄弱的时候,朝秦暮楚事,必然要发生出来。”项英则回应说:“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婚姻条例,正是站在彻底解放妇女,消灭任何束缚女子的方面,来规定的一切条例。”{55}

  然而,婚姻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或政治问题,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妇委扩大会出席代表报告大纲》和兴国妇委会的《兴国各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工作报告大纲》这两个报告中,可统计出苏区妇女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还是在政治方面(见表3),可以说,这多少符合中共号召妇女革命的初衷。

 

  从表3可以看出,妇女问题中的政治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当长期在乡村受到压抑的农妇,其解放的需求被大大地调动起来后,妇女运动就犹如决堤之水,中共要把其汇成革命洪流,决非一时之力。

  (二)婚姻自由与阶级斗争:积极性孰大孰小?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在种种主客观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妇女为反抗旧的封建等级制度中男尊女卑的附属地位而进行斗争,是进行社会革命动员的极可利用的因素。“革命前,瑞金盛行童养媳,有90%以上的妇女都是由童养媳结婚的。”{56}由于妇女较为特殊的社会角色,这些斗争也被当作是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一种手段。中共也一再向农民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彻底了解“这个斗争不是妇女起来反对男人的、男人和女人的斗争。”相反地,这个斗争集中在妇女压迫的阶级基础上,是给土地革命增加力量,从而获得更多民众投身革命,最终是男男女女都参加进革命行列。中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确提出“婚姻自由”,指出要“站在革命上面,如在革命有损失时可不要离婚。”{57}

  中共妇女政策的初衷和最终目标都是与阶级斗争息息相关,“妇女要和革命的人结婚,不要与富农结婚,如有和富农结婚的,就是她的认识不真(正)确,可以看她和富农一样,至于和雇农离婚,而与富农结婚的可以认她是反革命。”{58}1933年李富春还批评:“我们党员在群众中的口头宣传,还是很机械的简单的三年以前的‘分田地’、‘打土豪’的老调。”{59}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的提案就规定:“未满十八岁的而身体发育较早的可以结婚”,“党团员与地主富农女子结婚问题,分两方面解决,如果已结了婚,这女子如果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又不妨碍丈夫的一切革命行动,可以不离婚,如未结婚的党团员应教育他不能同地主富农结婚。”{60}可以看出,这些政策中革命话语、阶级斗争的导向性非常明显,中共希望妇女们都像兴国大多数妇女一样,“他们只知有革命只知有扩大红军,而打破了一切狭窄的个人的家庭关系,热烈的鼓励督促其丈夫、兄、弟、儿子到前方去!自己在后方努力的慰劳红军,优待红军。”{61}

  然而,在革命与妇女解放之间总是难以找到平衡点。正如当时一些基层干部所言:“我们觉得敢说敢干的女子并不是贞洁的,而保持贞洁的女子又缺乏胆量。因而,我们虽然懂得应该吸收一些妇女成员进入支部,但是,未能找到似乎很合适的人。”{62}显然,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其中的过程与行动绝非中共所能完全掌控。张启龙就讲到还有这样一些现象:

  在安福近来每个女子,特别是所谓开通的都有三个男子,一个是丈夫两个是后补,两个中有一个半公开,一个秘密,将来,现在的丈夫合不来离了婚即以公开的递补,另一个秘密的。在西区每个男同志有一个老婆一个爱人一个?菖老婆共三个等的古奇事。{63}

  

  妇女有了单独组织之后,闹离婚案更是特别多。{64}为了引进阶级观念,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通告撤销妇女工作委员会,建立妇女部女工部。{65}中共也一再号召妇女同志“在革命上去恋爱去结婚去自由”,批评许多妇女工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非常浪漫,甚至无原则到连工作都浪漫了,引起群众讨厌甚至反感。而且现实中是“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甚至“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一些地区“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66}面对如此多的状况,平民百姓只能发出“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的叹息。{67}政府面对此情形也是有点惊慌失措,要么是粗暴干涉,要么是求助于传统,当然其中都会是“以革命的名义”。永丰有妇女坚决要求离婚,政府不准许外,还勒逼女子如离婚就要交大洋几十元。胜利江口区某妇女与男子吵架后要求离婚,隔两日又不想离了,当地政府竟把女子关禁闭,罚苦工,还是逼迫其离婚。{68}

  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以致很多基层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没有办法教育妇女”的感叹。{69}妇女运动总是难以按照中共设计的轨道运行,以婚姻自由为核心的妇女解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中共的应对:心理基础与制度保证

  苏区动员妇女革命的《革命歌曲》中唱道:“我本是一女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深锁闺阁中,好似犯罪人。教育莫问,经济无枢,更有吃人旧礼教,一切自由都丢掉。斩断礼教束缚,打碎封建道德,若不这样永做奴隶。”{70}国民党收复农村时,进入当时记者眼中的是这样的情景:

  

  入瑞金境界后,情形又大有差异,归来人民较多,而妇女亦似较宁都境内为解放,短发天足,所在皆是。盖因匪化较久,且瑞金地邻闽粤,妇女多与男人同样在田间操作,故天足原来即多。……妇女短发天足,勤于操作。惟男女厕所不分,此恐为他省所少见少闻之特种习惯。{71}

  应该说,长期以来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妇女具有较为强烈的解放渴望,这一地区男女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都为妇女动员奠定了心理基础。但是要真正发动妇女参与革命,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

  首先是扩大妇女的群体力量,提高妇女参与意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区妇女与男子一样,凡年满16周岁以上,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召开各级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妇女代表都占有一定份额。苏区时期女党员的比例可见表4。

 

  可以看到,当时妇女在党员中占有一定比例。1933年8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时,特别指出:“至少要使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72}同年,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培训计划中规定:“三百六十人中,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73}在1934年的“三八”妇女节后的一个月内,据江西省苏区的七个县的统计,发展女党员2544人、女团员2233人、女赤卫军10771人、女少先队10743人。{74}在永新,妇女大多数均能参加作战;在安福,一部分妇女还能参加武装斗争。{75}

  其次是提高苏区妇女的文化水平。据当年曾任闽赣省苏维埃教育部长的邵式平的爱人胡德兰回忆,苏区开晚会时,妇女同志们都会唱两首歌,其中一首唱道:“开晚会,开晚会,许多妇女来到会,从前妇女不出门,如今妇女参加会,她跳舞,更有味。”{76}妇女们能够走出家门参与革命,首先就要打破常规,接受新的东西,而这些都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中共十分重视组织妇女学习文化知识,1932年6月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

  

  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体部应设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日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的干部来担任。要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77}

  

  苏区劳动妇女大部分都参加了识字班。“如在兴国,夜校学生有15740人,女子有10752人,占了69%。识字组组员有22519人,女子有13519人,占了60%。学龄儿童有20969人,女童有88913人,已入到小学的有39811人。”{78}兴国等地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也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成为小学与夜校的校长,或是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此外,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关注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体利益,妇女教育当然也是他们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79}

  最后是提升苏区妇女经济状况和家庭地位。土地改革初期,中共强调妇女得到一分土地的意义在于妇女经济地位的独立。福建才溪乡就明文规定:

  

  由各区来本区各乡的妇女,应向该区将妇女原分得的土地带来,本区各乡不另分配土地给他(她)。本区妇女与各区人结婚的应该把他(她)的土地任其带去。如有各区未带来有田地的妇女可以分配田地给他(她)。{80}

  

  在保证土地这一妇女主要生活来源的同时,婚姻政策也向妇女倾斜,如1931年婚姻条例中涉及经济自由的原则,就是把沉重的经济负担推向男方。其目的在于“最主要的还是使女子不受经济上的束缚,而得真实的解放”,政策还限制“男子随便离婚结婚的办法,而在这种限制中,无形就可减少乱结乱离现象。”{81}

  中共能够将其很大一部分精力致力于妇女运动,是其民众动员的一个成功之处。苏区妇女革命运动是在中共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妇女运动的发动与“婚姻自由”政策息息相关,更有赖于中共一系列政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运动的成功与持久,就在于中共革命理想与妇女解放要求的结合。

三、 “时刻准备着”:小学教育与苏区儿童动员

  (一)小学教育:国共两党争取民众的重要策略

  国民党“围剿”苏区偏重军事力量,而忽视民众教育,蒋介石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

  现在的情形,我们军队无论到一个什么地方,首先就把地方好点的教育机关学校占来做司令部,还有,一个地方只要军队一到,教育经费就没有了,所有的教育机关都是要停顿起来,一般学生因而失学,他们的父母,即城乡一般农工商人,看到我们军队如此摧残教育,表面上虽然不敢公然与我们为敌,心里却已经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仇敌了,这样一来,哪里还能运用民众来帮助我们剿匪呢?以后凡与教育有碍的一切行为,再不许发生了。{82}

  

  在国民党的“剿匪”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小学教育多受共产化,因现在各校教员多由中学生充当,教育前途,殊为危险”,“我们可以消灭共产党势力,无法消灭共产党的宣传”。{83}国民党逐渐感觉到红军的产生与民生状况紧密联系,而教育与民性的养成息息相关。因此,1933年,“南昌行营第四厅及政训处会同江西省教育厅各派职员组织江西省会特设中山民众学校管理委员会,办理省会民众教育事宜,月需经费,由本行营按月发给。……第一、二期毕业生共4000余人,第三期于本年9月1日开课,在校学生共2200余人。”{84}在南昌,在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同时,“第一期办有儿童训练团二十团,训练期间两月,计训练儿童1582名,后又办第二期六团,训练儿童750人。”{85}此外,“每中心小学校长,均兼保联主任,各保均设有保学一所。”{86}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夕,国民政府更是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政令。1933年9月6日,“蒋委员长通令各剿匪部队对收复区县份,应尽力协助地方兴办学校,务使匪区教育得以充分发展。”{87}不久又下令“赣教厅体恤省立各中学匪区学生经济困难,准免其学费,正调查被匪县区受灾情形,以作免费标准。”{88}9月13日,“经呈省政府在廿二年度教育经费收入预算内,减列学费收入一项,计二万四千元。”{89}9月26日,再令赣、湘、鄂、皖等省,兴办收复区农村教育,推行识字运动。{90}在江西,1933年国民党教育部通令:“教育部因准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函,为据何代委员长电,转请注意中小学教育之言行,以防赤化一案,昨日已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仰即转饬遵照。”{91}当时在赣南负责“剿匪”的余汉谋则与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商定,“赣南的钨砂税款收入不解省库,用于赣南地方建设,创立赣南师范,训练师资,以推行小学教育。”{92}红军撤离后,长汀一度实行“特种教育”,1935年春在县内公路沿线及较大村庄开办12所中山民校。{93}1935年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创办中山民校17所,学生1150人;小学200所,教师357人,学生15699人。{94}1935年,国民党在于都县推行保学制,全县有公立小学312所(含保学252所),学生14156人。{95}

  小学教育是国共两党争取民众的重要策略,国民党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曾说:

  

  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在匪徒自己检阅其文化教育,尚系认为失败。但其匪化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足惊人。据匪之统计,在十三县中已设三千余所列宁学校,入学儿童五万余人,成年人补习班者六万八千余,在人口百五十万中,受教育者已达百分之八云云。我们要真正消灭共匪,更应来树立起教育基础。{96}

  

  作为无党派人士,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要员李明叔曾说:

  

  时有别动队长康君在座,据谈匪之势力,不但有军队组织,民众组织尤密,壮丁抽为红军,又有所谓幼童军,妇女壮者令其放足耕田,老弱亦所谓组织看家队。民众只知有红军,不知有中华民国,只知有列宁,不知中国有先圣后圣数千年之历史。去岁中央军不利,匪更夸大谓红军如泰山石头,永久不会移动,白军如水软弱,一过而已,故民众受其麻醉更深。别动队之组织,属于军事者半,属于政治者半,其任务者有通信、宣传、民众教育、医疗、保甲长训练等。其组织有知识充分之军官千余人,有任劳任苦之党员五百余人,现已设民众学校六十余所,以军官党员为教师,儿童视教师为家人,不但可以教育知识,且可宣传中央剿匪之用意,且可利用得匪方之情报,不但学生可用,其父兄亦可为用。{97}

  

  为了与中共争夺民众,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各地开办学校,到处网罗师资人才,对教职员作出以下规定:

  

  教职员除聘请合格教员外,应充分利用下列人员,一、当地师范或乡村师范学校已届实习之师范生;二、已受相当训练,可为代用教员之私塾教师;三、当地公务人员;四、当地具有相当程度之人员;五、志愿担任教员并尽义务者,将教员资格特别放宽。{98}

  

  国民党在重视师资人才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学生、小学教师对党应付的责任,在国民党规定的十五类人员对党的责任排名中,学生和小学教师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

  (二)中共在苏区推行的小学教育与儿童动员

  苏区时期,共产儿童团的团歌这样唱道:“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员,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中共在江西苏维埃运动时期善于发挥儿童在民众动员中的特殊作用,对小学教育工作非常重视。1933年,仅长汀县所属八个苏区,计办列宁小学100余所,有教师400余人。1933年,于都县有列宁小学110所,胜利县有列宁小学166所。在瑞金,到1934年,全县有列宁小学258所、学生15000多人、教师360余人。{99}1933年《中共胜利县委工作报告》统计显示,有小学222所,男学生6410人,女学生2456人。{100}总的说来,中共采取了以下举措对小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同时也大力网罗小学教员。

  1. 阶级意识极强的教育方针

  1933年8月30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少年共产主义中央局联席会议明确指出:目前教育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教育工作的中心是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功联系起来。”{101}

  1932年《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文字第一号)》中明确了苏区小学的教育方针:

  

  以教育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造就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等技术专门人才。培养儿童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集团的思想,劳动的身手,革命的热情。创造阶级斗争的战士,以推翻反动统治,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慢慢进步到使人人自幼至老享受最完全的共产社会教育。{102}

  

  苏区当时推行的小学教育,还特别以“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童子军、列宁青年会……为组织青年群众最好的方式”,并一再强调教育与教学的目的:

  

  我们的教育是为着革命的需要,因此丝毫不能脱离目前的政治环境与政治任务,应该打击忽视教育分子,我们要有经过教育的扩大红军。经济动员,查田运动与拥护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显著成绩,这些成绩应作为测量各级教育部工作的尺度之一。{103}

  培养苏维埃底下的公民和战斗员,天真烂漫的儿童脑筋纯粹吸引力强,教学要从课材周围给与政治认识,革命需要养成其阶级意识,斗争情绪,使得个个学生都是将来的革命战斗员。{104}

  

  苏区小学教学要旨,第一为“坚定儿童阶级意识”,要教员在注意儿童衣、食、住、自由与读书的迫切要求中,认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阶级斗争。小学教育以全体儿童为对象,然而在个别文件中则规定“列宁小学的学生是贫苦工农的子弟”,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的子弟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外。第二是彻底肃清国民党的党化教育、“AB团”、改组派的政治理论。第三是生活团体化、行动纪律化。第四是适合某一时期的政治情形与任务。其中可以看出当时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强烈色彩。 

  苏维埃政府文委会还特别指出,一乡办一平民学校、一区办一列宁学校、一县设一列宁师范。平民学校以识字为标准,列宁学校以懂浅显的革命理论为标准,列宁师范以能担任学校教师,熟悉教材、教法为标准。各级学校教师身兼双职,教学生,又教平民;办小学,又办夜校。

  2. 严格的学校管理模式

  各级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制定了学校管理办法,这对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规定“凡是无故不到的逃学学生,必须发动学生群众及儿童团去劝告他或他的父母,以儿童群众的‘归校运动’来肃清逃学现象。”{105}在闽西龙岩的龙池区(即小池区),对无故旷课的日校生和夜校生,作出严肃处理,“自7岁以上至14岁的男女倘若一次无来,警告;二次无来,示众;三次无来,罚大洋十元。夜校学生一次无来,警告;二次无来,示众;三次无来,罚洋油三斤。”{106}

  苏区学校校长由乡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主席团委任之教员采取聘任制。学校下设训育主任、教务主任、事务员。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皆由乡文委会委任或由校长提名报苏维埃政府审核。龙岩县文委会还要求区、乡文委必须兼任学校教员并培养教员。另一方面,县文委会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对教师要求考核登记、培养训练、奖励优待。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决定开办教育巡视员训练班,各县选送三五名受训。{107}7月,在松涛小学开办列宁师范暑期学校,培训师资。训练合格者发给证书,方可任教。龙岩县经考试,录取了28名教师。1930年8月6日龙岩县文委会决定对教员履行登记,凡审查及格的发给登记证,分配任教。对乡村中的私塾先生,实行改聘。闽西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对教员提出一定的要求,如有多数学生反对的腐败教员应立即撤换。

  中共甚感“因人才缺乏,小学教员及群众教育几乎等于零,知识分子忙于当秘书”的困境,{108}因此对教育事业有成效者,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1932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就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依照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一个教员连续获得一等奖的按年增加原来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109}教员应该给奖的由区教育部会同当地乡政府将该教员的成绩查核登记,经过县教育部与省教育部报告教育人民委员部审查给奖,同时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由省教育部审查给奖。经过奖励的学校,区教育部须发动群众团体给该校以名誉上的奖励。

  中共也对教员的薪金实行优待政策,如福建上杭县明令规定县教育经费至少占全县收入的20%,同时,教员薪金最低限度照政府办事人员发给。{110}在永定则规定:“小学教员月薪规定大洋六元至八元。比较政府职员增加,以示优待。”{111}在龙岩则“划一教员薪金——全县教员薪金约定每年大洋100元。”{112}

  3. 强调革命意识的教学方法

  苏区兴办小学教育,克服了缺教材、少师资、没经验等困难,动手培训教师、自编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保证了教学的顺利进行。列宁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是新编的《三字经》,其中第一页的内容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又如,《共产儿童读本》中的《氏族观念》一文是这样表述的:

  

  氏族观念,是地主豪绅用来欺骗和压迫工农的武器,我们苏区内,还有氏族观念的残余。不久以前,在博生县青塘区发生大姓分好田,小姓分坏田。瑞金黄柏区,也有这样的情形,并且强房分好田,弱房分坏田。博生县还有大姓的富农,领导同姓的人,反对政府土地委员,因为土地委员是小姓,是土地革命的坚决分子,这样就可以知道氏族观念,是豪绅地主反对革命的武器。{113}

  列宁初级小学适用的国语读本中一篇名为《童养媳》的课文,这样表述:

  打扫堂前地,放出笼里鸡,煮熟三餐饭,要洗半天衣。做了许多事,还遭打和骂。这般可怜儿,就是童养媳。大家要禁止,解放她出去。{114}

  

  即使是在有关自然常识的教学中,这种敌我对立、阶级分明的革命意识也充斥于课本中。小学一年级《空气》一文中有:“早起吸新鲜空气,反革命的毒气炮是放毒气,在空气中来杀害群众。”小学二年级《洗换衣服》中有:“衬衣用棉布做的是适宜,尤耐洗,用篙灰汁洗衣节省肥皂钱,帮助节约革命经费及买革命公债。”小学三年级《中国的山脉河流》一文则言:“国民政府的卖国,帝国主义的镇压和进攻中国革命。”{115}

  1930年7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召开各县区文委联席会,对课程设置、教材编辑、教授方法等作了明文规定,明确指出教材应富有革命性、科学性、生动性,编写原则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教授方法采取课堂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主要有发问式、对谈式和课题式三种形式,提倡启发式教授法。

  当时苏区推行的小学教育,从教材编写与设置上都体现了强烈的革命意识,许多课本都通过描绘广大工农群众生活的痛苦,以激发人们与敌对势力作斗争,创造美好社会制度的热情。儿童因为其“生活所过的期间短,脑筋非常纯洁,各种意识薄弱,便于训练,而且封建观念也较没有影响”,{116}而备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这种阶级意识明确的小学教材,让苏区儿童耳濡目染于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之中,为中共进行的儿童动员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与精神准备。

  由此,苏区儿童被极大地组织与调动起来(见表5)。1932年苏区儿童参加儿童团的比例在兴国县高达98.4%,而在万泰,甚至出现全体儿童均参加儿童团的情况。为了对儿童进行革命的洗礼,儿童团要求三天开会一次,每日要游艺一次,每半月全乡儿童团会操一次。{117}

四、结 语

  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乡村社会传统格局中潜在的革命因子,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贫农、妇女、儿童在内的乡村社会的边缘化群体。由此,在中共“边缘化”的动员策略下,贫农、妇女、儿童这一群体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人既能关注这些边缘化群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又能通过揣摩不同群体的内在心理而采取具体入微的动员策略,充分调动这些边缘化人群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将整个乡村社会纳入革命化的轨道。


【注释】

{1}[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同上,第746页。另外,托洛茨基认为:“事实上,仅仅存在贫穷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 {3}[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4}关于苦难的社会性和社会根源的分析以及普通农民的自身经历如何能成为历史的问题,可参见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5}《怎样分配土地》,载《石叟资料》第20卷第2号。 {6}《赤匪机密文件汇编》第2辑,载《石叟资料》第20卷第1号。 {7}同注{1},第304页。 {8}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9}梅岩:《长沙共祸纪》,载《中央日报》1930年8月25日。 {10}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赣南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1}《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 ~ 49页。 {12}邓子恢:《邓子恢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 ~ 75页。 {13}《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与各项文件》(1930年7月8日 ~ 7月20日),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1982年,第399页。 {14}《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石叟资料》第17卷第1号。 {15}同注{6}。 {16}成圣昌:《赤区土地问题》,载《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 {1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 ~ 297页。 {18}曾庆圭(整理):《张元标同志的回忆》(1971年11月12日),载江西省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赣州:赣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藏,第189页。 {19}王启明:《忆南康的土地改革运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南康文史资料》第3辑,第108页。 {20}章志光(主编):《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21}《连陂大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一些斗争史实》,载江西省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第291页。 {22}钟昌涛:《兴国的土地斗争》,载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23}《中共吉水县委书记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1987年,南昌:江西省档案馆藏,第157页。 {24}《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沈建华关于江西政治概况与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21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